09回国点滴 越来越多朋友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回国?”
10几年前回国,几乎没听到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回国?”。而今年听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亲朋好友发自内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回国?”。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问者,包括一位正在给儿子准备留学美国费用的老同学。
为何现在大家会提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变富裕了,变强大了。生活在中国变的越来越舒服。
打个比方说,在Rondo所在的老家城市,开车外出很方便。早上如果想起来去钓鱼,约上几个朋友,半个多小时就来到专门人工养育的鱼塘。一人一顶大太阳伞,钓鱼免费,连鱼饵都免费(钓到的鱼也不过十几元RMB一斤)。坐在碧波荡漾的鱼塘边,和朋友聊聊天,几小时下来,最大钓到10来斤的大青鱼。鱼塘边上就是像电视剧<<刘老根>>一样的农家菜馆,土色土香。里面聘请最好的厨师和亭亭玉立的女招待,钓上的新鲜鱼儿,或红烧,或清炖,翡翠鱼片,水煮鱼片,应有尽有。
再比如说,就在今年夏天,一些朋友们一起结伴去西藏旅游。10来天的旅行,包火车,包住宿,包导游,一人才4000多人民币,除了有些高原反应,每人都玩的兴致勃勃。
就是工作,强度也不是很大。一个活动,一通电话就能把众多兄弟从上班中拉出来,还感谢拉他出来的人,给他个机会和理由放松一下。
正因为大家都过的越来越好,开始为我们这些在外洋插队的同胞们抱起同情心来,“现在国内那么好,为什么不回国?”。
问题问的很自然,也很真诚。而要回答这个问题,还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对付的过去的。
80年代,许多留美台湾学者就开始返台。当时也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回台湾,因为台湾经济越来越发达。而现在轮到中国了,海归的人员也越来越多。相对来说,出来早点的人,回去的比例就不如后来出国的人高。一来,出来久了,事业上,工作上都比较适应国外的方式,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吃穿住不愁,所谓的“美国梦”也算是园了。二来儿女也在国外生根发芽,要把这些苗儿换块土地养养,也是工程巨大。不说国内的贵族学校,学费惊人,就说考重点高中,那是绝对考不上的。好的重点中学,面向全国招生,没有连续几年评为三好学生,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很绝。国外长大的孩子,中文水平更是问题。所以,把这些苗再带回中国养殖,也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不确定。此外,我们这些在国外有丰富工作经验,但年龄已经已经是“爷爷”,“阿姨”级的人物(不好把lady说成奶奶级,不然就是自取灭亡),无论是自己再创业,还是进入公司高级管理层都有一定的困难。就算找个混饭吃的工作,报纸上说的清清楚楚,人家只收30以下的,哪怕31岁(美国实习医生刚刚结束的年龄),已是人老珠黄,老也老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外的航空小姐其实常常有航空奶奶,而国内的航空小姐,个个青春亮丽。就连国内的火车小姐,现在也长的和模特似的。
怎么对朋友回答这个问题呢?有些难度。说心里话,留在国外,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更喜欢国外轻松的人际关系和请闲的生活。但是如果这样回答朋友,也觉得不妥。反是为“帝国主义”歌功颂德的都应该避免。好在Rondo年龄大了,就利益年龄的优势回答:“唉,都快退休了,还是等退休以后再回国吧。”
自然,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几岁退休?”。
“要想拿全部退休金,大概67岁吧。”。
众兄弟们听了齐晕,67岁才能退休,这活生生,血淋淋的阶级斗争教育课,让国内的朋友,对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人民的本质又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也应该让大家完些退休。。。。”到底是多年改革开放,国内人脑子转的快。兄弟们把注意力从原来的问题上转移开了,对退休年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Rondo此时才静下心来,品一口200多元RMB一杯香馥若兰,汤色杏绿的龙井茶,真是清香溢口,沁人心脾。
“又喝到家乡水拉”。
09回国点滴写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各位宝贵的时间。
2009年9月18日金曜日
(组图)山西兼并所有中小煤矿 再无煤老板
(组图)山西兼并所有中小煤矿 再无煤老板
南方周末 2009-09-17 15:23:33
煤老板嫁女的豪华场景。
谢正义在煤矿前。
过颊即空。
不惑之年的煤老板迟章如此感慨。9月12日,凌晨两点,汾河之滨。他取出一小片沉香木,掰一丝碎屑嵌入中华烟里,一种据说能镇定安神的暗香随烟雾浮动在酒店房间。
平素很不喜欢出门的迟章已经3个月不曾回家,终日奔走在山西、北京等地。手机不时会响起,有陌生人问价:“帮你搞定,出多少?”迟章和其他煤老板一样,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今年4月,山西出台“10号文”,为了消除此起彼伏的矿难,保护资源,一轮历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推进,三晋大地上所有登记在册的两千多家中小煤矿,将逃不过被国有化的命运。
这几年不断撩拨人们神经的“煤老板”,会不会随着整合的进行而成为正在消失的历史?
这是一个空前但难以绝后的群体,他们中有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民,有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博士,有远道而来的冒险者,有转身下海的教师与机关干部,有各种背景各种身份的淘金者。
命运让他们中的一些从石头中淘出了金子,命运又把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
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消失。记者在山西采访近两周,无声的博弈正在当地低调却激烈地上演。而经由一次次“火焰山”之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正在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摇身变成以十亿百亿计算的煤大亨。
最后时刻
这是决定每个煤老板命运的最后时刻。
9月初的山西,虽然秋雨乍寒,却从白天到夜晚都四处升腾着一种隐秘的热气。
按省政府的计划,以7家山西省国企为主的大家伙们将在这个月接管煤矿。而眼下,意向性的框架协议才基本签订完,真正谈成价格的,100个矿中摊不到1个。
与煤有关的政府官员们几乎天天下乡。在一些基层,着急的官员们将兼并主体和还没签订框架协议的煤老板们拉到一起,不签不让走。还有的地方,谁不签,税务局就马上出动去查账。
国有煤炭企业的人每天早上7点就忙着给雇用的律师们打电话,催问头一天的谈判进度。猛然吞下太多煤矿,以至一时之间找不到人管理的国企开始登报招聘矿长。
一场大规模的煤焦反腐也在同时进行,一批官员受到处理,据闻还要一个一个项目地查,官员们从此再无人敢出头替煤老板们说话,无论是利益攸关,还是出于同情,或是为了反映现实以推进工作。
而煤老板们,从浙江、福建、海南、云南等四面八方飞回山西,没日没夜地投入这场决定他们命运的谈判。
他们每天穿梭在各个豪华酒店,挨个与各色人士会面,随时打算奉上礼金———担心有时太厚不便携带,有些车的后备箱里会备着面值是人民币十倍的欧元。他们的电话时不时会响起,不断会有自称谁家亲戚的神秘人士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一轮轮谈判,正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会议厅、酒桌或KTV中进行:有和评估公司谈的,希望能被评估得尽可能地高一点;有和外资谈的,希望借着外资的身份获得某种庇护;有人和国有企业谈,希望能早点见着现金;有人和兼并主体谈,乞求被对方整合;有的在和村里谈,捣鼓着村民上去跟国有矿闹腾;有的在和其他煤老板谈,希望能将产能迅速提高到90万吨,再去整合别人(10号文规定只有产能达到90万吨/年的矿井,才能去整合别人,整合兼并完成后单井产
能也必须达到90万吨/年);有的在和周边的小煤矿谈,希望能借机抄底收购一些小矿,再打包卖个更好的价钱……
此时的山西,一位煤老板如此形容:“从桌上谈到桌下,从这张桌子谈到那张桌子,从这个屋子谈到那个屋子……”有人喜气洋洋告诉记者“这下好了”,也有人连声长叹甚至想自杀。能想象或者难以想象的各种花样,都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关闭的大门也在被一点点地挤开。有人跟兼并主体签订了阴阳协议,可以在大企业正式进驻改建矿井前继续开采,所获利润算作对此前低价的某种补偿;在有的地方,达不到90万吨/年的矿井地方政府也允许保留。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在死命扛着,尽管不卖就不能复产,不能复产每天至少要花费一两万———“停100天也就是百来万,但合同一签几千万可就没了!”
一些煤老板不光要为谈判花心思,还得为此刻的每一个晚上动脑筋,“开工的开关一拉,就是白花花的几十万。”山西绝大多数煤矿停产已久,以致连当地企业都不得不去外省买煤,煤老板们早就已心急难耐。在煤矿就要转手的前夜,开工成了心照不宣的隐秘号角。“白天不行就夜里,前半夜不行就后半夜。”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如果每天能出3000吨煤,每吨赚100块,就是30万,“只要能让我开工,什么条件都好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风云跌宕之后,他已如惊弓之鸟,只敢相信眼前的东西,只想拼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
未出生,便死亡
没有谁能比迟章更能体味人生的无常和诡异。他以为每年至少能赚几千万,却在转眼间就从暴富的美梦直接跌进破产的现实。
一切从2005年进行的矿权改革开始。
那一场“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规定只要交一笔买资源的费用,矿井的储量和生产达到一定要求,个人就可合法拥有。这是许多煤老板梦想开始的时刻,他们闻风而来,丝毫没有想到四年后的另一个结果。
在此之前,采煤只需向国家缴纳每吨几毛钱的费用,沉睡地下的煤田相当于不要钱的宝藏。
突然要交数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采矿权价款,让那一场改革搅起翻天波澜,也给了迟章们一个顺利进入的接盘机会。那年春天,迟章花了近5000万,买下晋北几个连在一片的小煤矿,他以为从此拥有了一大片宝藏。
自称“既识时势又懂政策”的迟章,深知要跟上资源安全有效开采的大势,要跟着政策走。他打算封住几个小矿,重新改建成一个30万吨/年的矿———当时,如此规模的煤矿在山西并不多见,在迟章所在的县,“我这个矿可是牛皮烘烘的”。
交完两千多万价款,拿到了煤矿指标,他正式开始“跑手续”———也就是煤矿生产或建设所需要的证件,前者是六证,迟章申请的基建矿则需要四证。“手续”一跑就是三年,迟章已记不清花了多少费用,“光是规划图就花了几百万”。一批批人来矿上检查,通常要给领头的准备2000元红包,其他的1000元或500元。如果检查完了去吃饭,有的不参加饭局的人就会问:“不去吃的多给300吧?”2008年初夏,复工卡终于批了下来,规定了工期为14个月,也就是说,2009年夏天这个煤矿将可以从基建矿转为生产矿,正式产煤。
整个家族抵押上房子东拼西凑,不算利息,迟章又花了七千多万,按照30万吨矿井的建设要求,上了机械化设备,盖了百人会议室、食堂、澡堂、矿工活动室等。
至此,投资已超过1.5亿元。
眼盼着生产的日子就快到了,不料“横生剧变”:今年4月,县里传达了省里的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改革的消息,今后单井产能必须达到90万吨/年,迟章的30万吨的矿要么被整合,要么被关闭———一天都未曾生产,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血本无归。
迟章并不是惟一的不幸者,同样命运的煤矿,光在当地就有二三十个。他们中的许多,都是贴着政策要求的底线,从9万吨到15万吨、21万吨、30万吨。“小孩还没生出来就被枪毙了,你知道那种感觉么?”9月12日,迟章回忆。那个星期,他瘦了十多斤,“我想过死,可是死不能解决问题,整个家族面临破产,我必须绝处逢生。”
少收了一两亿
离心神憔悴的迟章百里之外,临汾煤老板黄永顺正在为签不签眼下的合同而发愁———这份合同会让他损失一个多亿。
他所在的临汾,既是上一轮矿权改革最先试点之处,也是这一次兼并重组的发源之所。煤炭这种黑色燃料曾经施展魔法让他点石成金,然而命运的风云变幻有时候也能让金子变成石头。2008年4月15日,在能容纳1400多人的临汾剧院,黄老板和全市煤老板,加上各政府部门官员挤在一起。临汾宣布,要通过“收购、控股、租赁、托管”等手段,让国有大煤炭企业在3年内整合全市年产30万吨以下中小煤矿。
这时候距上一轮矿权改革不到4年,方向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因为原来带有私有化色彩的改革被认为没能救得了临汾,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个煤矿爆炸,105名矿工死亡,市长丢了乌纱帽。
继任的官员如履薄冰,苦苦思索后提出了这条国有化新路。
消息一出,黄永顺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煤矿不保,喜的是坐地起价。
那时候煤炭价格涨出“天价”,河北、山东、东北、安徽、广东,大大小小的煤炭电力企业闻风而来,争相圈地。临汾这座千年尧都古城车水马龙,各大宾馆纷纷爆满。
几乎每个煤老板都同时谈着好几家,有一“女”许了好几家者怕被同住一家宾馆的企业们发现,只好掩着面进出;也有年产十几万吨的小煤矿老板,强悍地向年产几千万吨的国有大矿扔出通牒:20天签完合同交出钱,不行就免谈。“那时候可是别人求我卖。”谈起那时,黄老板言语之间依然难掩得意。他的矿当时已跟一家省外国有煤炭企业谈好,价格是2.8亿元。
但是,合同卡在了省里,因为这家省外企业不在省里预算的兼并主体之中。
临汾的新思路,虽然在大方向上得到了省里的认可,但不仅具体手段———比如托管、租赁———未得到批准,而且在兼并主体上发生了大分歧。
与谁来整合都欢迎的临汾截然不同,山西省希望将整合的权力主要控制在省属国企手中。2008年9月2日,山西发出“23号文”,“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专门对以省属煤矿企业为主的兼并主体作了详细规定。
同时,为了改变现有小煤矿四散开花的状况,让成片资源得到统一规划和开发,文件提出要按照矿区进行规划,“一个矿区尽可能由一个主体进行开发”。
六天后,临汾襄汾“9·8”溃坝,265人死亡,时任省长孟学农去职,大同矿务局出身的王君从安监总局局长任上调任山西新省长。襄汾事故尚未处理完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煤价急转直下,而今年2月山西最为先进的焦煤集团屯兰矿又瓦斯爆炸,死亡七十余人。
小煤矿于是集体停产,煤矿兼并重组一度悄无声息,黄老板过了一个平静的安稳年。
波澜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发“10号文”。
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省长为组长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工作组规格之高甚为罕见,足见山西之决心。
这份文件要求,哪一片哪几个矿由谁整合,统统划分清楚。
这份文件一出,黄老板们再也没了当初左挑右选的神气。两个月前,他被规定由一个省里的大集团进行整合。
这时候已是时移世易。价格评估几乎没有了多少谈判余地,因为国土厅早先已发文规定好了采矿权价款的统一补偿标准,需要评估的只是有形资产,比如房子和设备。“一夜之间,我必须卖企业,又一夜,我从卖企业变成了卖设备。”他说。上次作价2.8亿元的煤矿,在经过无数次讨价还价之后,这次的评估价是1亿元出头。
他庆幸的是自己进入的时间很早。虽然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但此前石头变给他的金子更多,从2001年买下煤矿开采到2004年,已经赚得“差不多了”。
受伤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响,降临在后来者身上。
他们中有许多是从福建、浙江远道而来的冒险者,年纪大的五六十岁,年纪小的还是“80后”———在山西,当地人管他们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经试图对此次改革施加影响。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兴采煤区忻州朔州一带,刚刚回乡过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板们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莫测的未来。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市苍南和平阳两县井巷工程公司的职工,当时山西的矿井大多都由他们来施工。后来,煤炭不景气,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矿就抵债给了井巷工人们。
好不容易熬到市场回暖,包工头们苦尽甘来,引来亲朋好友“一起发财”,1990年代末,平阳、苍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与温州官方机构出台的一份报告披露,当时温州人在山西有300多个煤矿,比如,原平市长梁沟矿区62个矿中就有59个被他们承包。
这一数字在随后的矿权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矿权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盘机会,摆脱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拥有产权的诱惑,再加上山西当时高调招商引资的姿态,让嗅觉灵敏的南方人蜂拥而至,不能来的也入股踊跃。
参与聚会的二十多位煤老板多数都是在那时来到山西的,他们在当地的投资超过30亿元,几乎每个矿后面都有数十个南方家庭,和百万千万计的银行贷款———据说仅平阳县水头镇,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银行,换作真金白银砸在煤矿上。
当时煤老板给人们留下的多是狂买名车豪宅的形象,这些南方人提起来便愤怒而委屈。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低调,许多人都将陆虎宝马奔驰们开回老家,只留下帕萨特们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从矿权改革时开始,山西就矿难不断。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矿就连片停产,加上一些重大节日时自动停产,有煤老板统计了生产记录:三年来,即使六证齐全的煤矿,正常生产的时间也不足4个月,而那些基建矿则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产过。
在屯兰矿难后长达两月的停产整顿之后,省内的长治等地已渐渐开始批复复工,他们所在的地区不仅毫无动静,而且前所未有的严格:就在聚会的前一天,县里统一行动,除国有煤矿外,各个煤矿井口传送设备的皮带机头或绞车都被强制拆除,拉回政府贴上封条。
平素并没有多少往来的煤老板们,纷纷赶来,第一次开始开会。
会议从他们飞回来的当天晚上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尽管试图联络更多的当地煤老板,但最后来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乡们,闽南话于是成为会议的官方语言。
一些人情绪激动,中午就跑出去买回来几卷红布,一枝毛笔,当场外套一脱袖子一撸就开始写起标语“矿工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更多的人,则始终很沉默,只是听着,看着,没有太多表情。
煤老板试图让矿工们拿着标语去反映情况,但最后没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板们一起来到县长办公室“要个解决办法”。记者发现,在进门那刻,即使在门外群情激昂的煤老板,也都马上低下头,陪上了笑脸。直到听说县长不在,才重新活跃起来。
惟一的一次集体行动,就这样三三两两地散了开去。
在接下来的兼并重组中,南方人鲜有能成为兼并主体的,却几乎没有人只停留在发牢骚上,每个人都在各显神通,都在这场隐秘的谈判中比着将聪明、灵活与胆色发挥到极致。
煤老板的死与生
两个世纪前,在英格兰斯塔福德郡,一个债台高筑的工程师通过燃烧煤炭来带动活塞,抽出了深井里的水。那是人类第一次自由地驾驭能源,也是煤炭头一次向工业世界展示它的魔力,点燃工业革命。
两个世纪后,这种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黑色燃料,却在财富世界里施展魔法,让众生颠倒。
一些南方人心碎神伤、黯然离去。背靠庞大而灵活的民间资本,他们并不缺少不断投入建造现代化大矿的资本,但在他们头顶划了一道红线,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机会。离去的时候,有人发誓,“再也不踏进山西”。
而莫名其妙发了大财的金玉一家,心满意足地卖了煤矿。
1990年代,煤炭低迷,吕梁山沟里,镇上将一个煤矿抵债给了金玉家。没想到他们却一脚踏进了富贵门。
煤炭后来吹着气样的涨价,金玉家的资产也吹了气一样猛地膨胀到近亿。她的丈夫从没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清银行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只相信现金,但从不会写收条,即使收人家上百万。
他们从不知道这逼人富贵怎么突然就从天而降。2005年盛夏,金玉曾经问记者,“为什么前几年我们家门外总是堵着要债的人,这两年每天早上醒来窗户外头就有人排着队拎着钱买煤?”当时,四十多岁的金玉烫着发,化了妆,大花短裤盘着腿,问着话就将嗡嗡的苍蝇一只只拍死在家里崭新的真皮沙发上。
像金玉一家这样撞中大运赚得盆满钵满的人,大多都选择卖掉煤矿,过富贵生活。现在,她将两个孩子送到国外,全家搬进了城,据说丈夫最近新迷上澳门,已经输掉了几百万。
黄永顺也厌倦了有煤矿的日子,要整日陪着笑脸,要整夜担惊受怕地对电话铃声过敏,一忙起来整个月都顾不上换衣服。
尽管少了一两亿,他心里已经打算接受那个国有大矿开出的价钱。办了健身卡,雷打不动天天锻炼。
说起未来,他一脸神往。他打算物色几十亩地,种些菜和果树,“过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担惊受怕的太平日子”。
而沁和能源集团董事长吕中楼,却打算在他10年前发现的财富巷道里继续掘进。
1998年春节,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国家科委工作的山西沁水人吕中楼回乡过年,县里的官员们找上门,希望他能想想办法帮助解决企业改制问题———那时候刚开过“十五大”,国企改制吹响号角,沁水县却怎么也卖不动。
吕中楼挑了一个煤矿企业,他的判断依据有两个,一是国外取得资源都需有偿,但中国当时全都是无偿,升值空间广阔;二是他查了统计数据做了个模型,“煤价连续10年低迷,接近谷底”。
黑金的光泽渐渐闪耀,吕中楼看见机会在闪闪发光,他辞了国家公职,专心做起了煤老板。第一年,连年亏损的这个煤矿就实现盈利,因为过去国营时每吨煤的成本要七八十块,吕接管后马上降到了30元。
待售的煤矿马上接踵而来,吕中楼开始使用财务杠杆加快买煤矿的速度,到现在,公司一共拥有10个煤矿。
股东中除了吕中楼之外,还有像老虎基金这样声名赫赫的外资机构。在新的整合中,他是极少数幸存者,同时拥有兼并主体的资格,按当地政府的规划可整合周边的4个矿井。
现在,他正忙着穿梭在北京、香港等地,跟不同背景的外资进行谈判,以吸收更雄厚的资本,来沿着煤炭延伸,进入煤化工领域。
这样极少数的幸存者,极有可能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变成以数十上百亿计算的煤炭大亨———兼并主体整合后每年的产能至少要达到300万吨,即使只卖煤炭,即使按每吨煤赚100元粗略计算,一年的利润就是3个亿。
煤老板数量在此次改革中会大幅度减少,但可以预见的是,超级富豪将越来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诞生。
煤炭大亨,正是迟章的梦想。尽管在山西已经难以实现,但他相信其他地方,黑金的大门正在向他敞开。
其实没有人真正清楚迟章付出了怎样的三个月,尽管亲友股东们都不断给他打电话。所有人都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他终于跟一家国有矿谈妥被其整合,价格也令人满意,基本收回投资。“带着这一个多亿,我就能东山再起,再打一仗。”他雄心万丈地告诉股东们。煤矿依然是他不变的目标,黑色燃料仿佛在他的血液里开始燃烧,他认定,这些东西可以让人破产,就一定能让人暴富。“只要地下还有煤,只要地上还有人买煤,煤老板就不会消失。”
一处理完山西的“后事”,迟章就马不停蹄地向着更广袤的西北奔驰,他要抢在时间前面,抢在下一次风云变幻前到达那里。
南方周末 2009-09-17 15:23:33
煤老板嫁女的豪华场景。
谢正义在煤矿前。
过颊即空。
不惑之年的煤老板迟章如此感慨。9月12日,凌晨两点,汾河之滨。他取出一小片沉香木,掰一丝碎屑嵌入中华烟里,一种据说能镇定安神的暗香随烟雾浮动在酒店房间。
平素很不喜欢出门的迟章已经3个月不曾回家,终日奔走在山西、北京等地。手机不时会响起,有陌生人问价:“帮你搞定,出多少?”迟章和其他煤老板一样,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今年4月,山西出台“10号文”,为了消除此起彼伏的矿难,保护资源,一轮历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推进,三晋大地上所有登记在册的两千多家中小煤矿,将逃不过被国有化的命运。
这几年不断撩拨人们神经的“煤老板”,会不会随着整合的进行而成为正在消失的历史?
这是一个空前但难以绝后的群体,他们中有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民,有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博士,有远道而来的冒险者,有转身下海的教师与机关干部,有各种背景各种身份的淘金者。
命运让他们中的一些从石头中淘出了金子,命运又把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
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消失。记者在山西采访近两周,无声的博弈正在当地低调却激烈地上演。而经由一次次“火焰山”之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正在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摇身变成以十亿百亿计算的煤大亨。
最后时刻
这是决定每个煤老板命运的最后时刻。
9月初的山西,虽然秋雨乍寒,却从白天到夜晚都四处升腾着一种隐秘的热气。
按省政府的计划,以7家山西省国企为主的大家伙们将在这个月接管煤矿。而眼下,意向性的框架协议才基本签订完,真正谈成价格的,100个矿中摊不到1个。
与煤有关的政府官员们几乎天天下乡。在一些基层,着急的官员们将兼并主体和还没签订框架协议的煤老板们拉到一起,不签不让走。还有的地方,谁不签,税务局就马上出动去查账。
国有煤炭企业的人每天早上7点就忙着给雇用的律师们打电话,催问头一天的谈判进度。猛然吞下太多煤矿,以至一时之间找不到人管理的国企开始登报招聘矿长。
一场大规模的煤焦反腐也在同时进行,一批官员受到处理,据闻还要一个一个项目地查,官员们从此再无人敢出头替煤老板们说话,无论是利益攸关,还是出于同情,或是为了反映现实以推进工作。
而煤老板们,从浙江、福建、海南、云南等四面八方飞回山西,没日没夜地投入这场决定他们命运的谈判。
他们每天穿梭在各个豪华酒店,挨个与各色人士会面,随时打算奉上礼金———担心有时太厚不便携带,有些车的后备箱里会备着面值是人民币十倍的欧元。他们的电话时不时会响起,不断会有自称谁家亲戚的神秘人士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一轮轮谈判,正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会议厅、酒桌或KTV中进行:有和评估公司谈的,希望能被评估得尽可能地高一点;有和外资谈的,希望借着外资的身份获得某种庇护;有人和国有企业谈,希望能早点见着现金;有人和兼并主体谈,乞求被对方整合;有的在和村里谈,捣鼓着村民上去跟国有矿闹腾;有的在和其他煤老板谈,希望能将产能迅速提高到90万吨,再去整合别人(10号文规定只有产能达到90万吨/年的矿井,才能去整合别人,整合兼并完成后单井产
能也必须达到90万吨/年);有的在和周边的小煤矿谈,希望能借机抄底收购一些小矿,再打包卖个更好的价钱……
此时的山西,一位煤老板如此形容:“从桌上谈到桌下,从这张桌子谈到那张桌子,从这个屋子谈到那个屋子……”有人喜气洋洋告诉记者“这下好了”,也有人连声长叹甚至想自杀。能想象或者难以想象的各种花样,都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关闭的大门也在被一点点地挤开。有人跟兼并主体签订了阴阳协议,可以在大企业正式进驻改建矿井前继续开采,所获利润算作对此前低价的某种补偿;在有的地方,达不到90万吨/年的矿井地方政府也允许保留。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在死命扛着,尽管不卖就不能复产,不能复产每天至少要花费一两万———“停100天也就是百来万,但合同一签几千万可就没了!”
一些煤老板不光要为谈判花心思,还得为此刻的每一个晚上动脑筋,“开工的开关一拉,就是白花花的几十万。”山西绝大多数煤矿停产已久,以致连当地企业都不得不去外省买煤,煤老板们早就已心急难耐。在煤矿就要转手的前夜,开工成了心照不宣的隐秘号角。“白天不行就夜里,前半夜不行就后半夜。”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如果每天能出3000吨煤,每吨赚100块,就是30万,“只要能让我开工,什么条件都好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风云跌宕之后,他已如惊弓之鸟,只敢相信眼前的东西,只想拼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
未出生,便死亡
没有谁能比迟章更能体味人生的无常和诡异。他以为每年至少能赚几千万,却在转眼间就从暴富的美梦直接跌进破产的现实。
一切从2005年进行的矿权改革开始。
那一场“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规定只要交一笔买资源的费用,矿井的储量和生产达到一定要求,个人就可合法拥有。这是许多煤老板梦想开始的时刻,他们闻风而来,丝毫没有想到四年后的另一个结果。
在此之前,采煤只需向国家缴纳每吨几毛钱的费用,沉睡地下的煤田相当于不要钱的宝藏。
突然要交数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采矿权价款,让那一场改革搅起翻天波澜,也给了迟章们一个顺利进入的接盘机会。那年春天,迟章花了近5000万,买下晋北几个连在一片的小煤矿,他以为从此拥有了一大片宝藏。
自称“既识时势又懂政策”的迟章,深知要跟上资源安全有效开采的大势,要跟着政策走。他打算封住几个小矿,重新改建成一个30万吨/年的矿———当时,如此规模的煤矿在山西并不多见,在迟章所在的县,“我这个矿可是牛皮烘烘的”。
交完两千多万价款,拿到了煤矿指标,他正式开始“跑手续”———也就是煤矿生产或建设所需要的证件,前者是六证,迟章申请的基建矿则需要四证。“手续”一跑就是三年,迟章已记不清花了多少费用,“光是规划图就花了几百万”。一批批人来矿上检查,通常要给领头的准备2000元红包,其他的1000元或500元。如果检查完了去吃饭,有的不参加饭局的人就会问:“不去吃的多给300吧?”2008年初夏,复工卡终于批了下来,规定了工期为14个月,也就是说,2009年夏天这个煤矿将可以从基建矿转为生产矿,正式产煤。
整个家族抵押上房子东拼西凑,不算利息,迟章又花了七千多万,按照30万吨矿井的建设要求,上了机械化设备,盖了百人会议室、食堂、澡堂、矿工活动室等。
至此,投资已超过1.5亿元。
眼盼着生产的日子就快到了,不料“横生剧变”:今年4月,县里传达了省里的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改革的消息,今后单井产能必须达到90万吨/年,迟章的30万吨的矿要么被整合,要么被关闭———一天都未曾生产,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血本无归。
迟章并不是惟一的不幸者,同样命运的煤矿,光在当地就有二三十个。他们中的许多,都是贴着政策要求的底线,从9万吨到15万吨、21万吨、30万吨。“小孩还没生出来就被枪毙了,你知道那种感觉么?”9月12日,迟章回忆。那个星期,他瘦了十多斤,“我想过死,可是死不能解决问题,整个家族面临破产,我必须绝处逢生。”
少收了一两亿
离心神憔悴的迟章百里之外,临汾煤老板黄永顺正在为签不签眼下的合同而发愁———这份合同会让他损失一个多亿。
他所在的临汾,既是上一轮矿权改革最先试点之处,也是这一次兼并重组的发源之所。煤炭这种黑色燃料曾经施展魔法让他点石成金,然而命运的风云变幻有时候也能让金子变成石头。2008年4月15日,在能容纳1400多人的临汾剧院,黄老板和全市煤老板,加上各政府部门官员挤在一起。临汾宣布,要通过“收购、控股、租赁、托管”等手段,让国有大煤炭企业在3年内整合全市年产30万吨以下中小煤矿。
这时候距上一轮矿权改革不到4年,方向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因为原来带有私有化色彩的改革被认为没能救得了临汾,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个煤矿爆炸,105名矿工死亡,市长丢了乌纱帽。
继任的官员如履薄冰,苦苦思索后提出了这条国有化新路。
消息一出,黄永顺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煤矿不保,喜的是坐地起价。
那时候煤炭价格涨出“天价”,河北、山东、东北、安徽、广东,大大小小的煤炭电力企业闻风而来,争相圈地。临汾这座千年尧都古城车水马龙,各大宾馆纷纷爆满。
几乎每个煤老板都同时谈着好几家,有一“女”许了好几家者怕被同住一家宾馆的企业们发现,只好掩着面进出;也有年产十几万吨的小煤矿老板,强悍地向年产几千万吨的国有大矿扔出通牒:20天签完合同交出钱,不行就免谈。“那时候可是别人求我卖。”谈起那时,黄老板言语之间依然难掩得意。他的矿当时已跟一家省外国有煤炭企业谈好,价格是2.8亿元。
但是,合同卡在了省里,因为这家省外企业不在省里预算的兼并主体之中。
临汾的新思路,虽然在大方向上得到了省里的认可,但不仅具体手段———比如托管、租赁———未得到批准,而且在兼并主体上发生了大分歧。
与谁来整合都欢迎的临汾截然不同,山西省希望将整合的权力主要控制在省属国企手中。2008年9月2日,山西发出“23号文”,“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专门对以省属煤矿企业为主的兼并主体作了详细规定。
同时,为了改变现有小煤矿四散开花的状况,让成片资源得到统一规划和开发,文件提出要按照矿区进行规划,“一个矿区尽可能由一个主体进行开发”。
六天后,临汾襄汾“9·8”溃坝,265人死亡,时任省长孟学农去职,大同矿务局出身的王君从安监总局局长任上调任山西新省长。襄汾事故尚未处理完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煤价急转直下,而今年2月山西最为先进的焦煤集团屯兰矿又瓦斯爆炸,死亡七十余人。
小煤矿于是集体停产,煤矿兼并重组一度悄无声息,黄老板过了一个平静的安稳年。
波澜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发“10号文”。
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省长为组长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工作组规格之高甚为罕见,足见山西之决心。
这份文件要求,哪一片哪几个矿由谁整合,统统划分清楚。
这份文件一出,黄老板们再也没了当初左挑右选的神气。两个月前,他被规定由一个省里的大集团进行整合。
这时候已是时移世易。价格评估几乎没有了多少谈判余地,因为国土厅早先已发文规定好了采矿权价款的统一补偿标准,需要评估的只是有形资产,比如房子和设备。“一夜之间,我必须卖企业,又一夜,我从卖企业变成了卖设备。”他说。上次作价2.8亿元的煤矿,在经过无数次讨价还价之后,这次的评估价是1亿元出头。
他庆幸的是自己进入的时间很早。虽然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但此前石头变给他的金子更多,从2001年买下煤矿开采到2004年,已经赚得“差不多了”。
受伤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响,降临在后来者身上。
他们中有许多是从福建、浙江远道而来的冒险者,年纪大的五六十岁,年纪小的还是“80后”———在山西,当地人管他们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经试图对此次改革施加影响。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兴采煤区忻州朔州一带,刚刚回乡过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板们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莫测的未来。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市苍南和平阳两县井巷工程公司的职工,当时山西的矿井大多都由他们来施工。后来,煤炭不景气,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矿就抵债给了井巷工人们。
好不容易熬到市场回暖,包工头们苦尽甘来,引来亲朋好友“一起发财”,1990年代末,平阳、苍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与温州官方机构出台的一份报告披露,当时温州人在山西有300多个煤矿,比如,原平市长梁沟矿区62个矿中就有59个被他们承包。
这一数字在随后的矿权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矿权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盘机会,摆脱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拥有产权的诱惑,再加上山西当时高调招商引资的姿态,让嗅觉灵敏的南方人蜂拥而至,不能来的也入股踊跃。
参与聚会的二十多位煤老板多数都是在那时来到山西的,他们在当地的投资超过30亿元,几乎每个矿后面都有数十个南方家庭,和百万千万计的银行贷款———据说仅平阳县水头镇,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银行,换作真金白银砸在煤矿上。
当时煤老板给人们留下的多是狂买名车豪宅的形象,这些南方人提起来便愤怒而委屈。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低调,许多人都将陆虎宝马奔驰们开回老家,只留下帕萨特们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从矿权改革时开始,山西就矿难不断。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矿就连片停产,加上一些重大节日时自动停产,有煤老板统计了生产记录:三年来,即使六证齐全的煤矿,正常生产的时间也不足4个月,而那些基建矿则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产过。
在屯兰矿难后长达两月的停产整顿之后,省内的长治等地已渐渐开始批复复工,他们所在的地区不仅毫无动静,而且前所未有的严格:就在聚会的前一天,县里统一行动,除国有煤矿外,各个煤矿井口传送设备的皮带机头或绞车都被强制拆除,拉回政府贴上封条。
平素并没有多少往来的煤老板们,纷纷赶来,第一次开始开会。
会议从他们飞回来的当天晚上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尽管试图联络更多的当地煤老板,但最后来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乡们,闽南话于是成为会议的官方语言。
一些人情绪激动,中午就跑出去买回来几卷红布,一枝毛笔,当场外套一脱袖子一撸就开始写起标语“矿工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更多的人,则始终很沉默,只是听着,看着,没有太多表情。
煤老板试图让矿工们拿着标语去反映情况,但最后没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板们一起来到县长办公室“要个解决办法”。记者发现,在进门那刻,即使在门外群情激昂的煤老板,也都马上低下头,陪上了笑脸。直到听说县长不在,才重新活跃起来。
惟一的一次集体行动,就这样三三两两地散了开去。
在接下来的兼并重组中,南方人鲜有能成为兼并主体的,却几乎没有人只停留在发牢骚上,每个人都在各显神通,都在这场隐秘的谈判中比着将聪明、灵活与胆色发挥到极致。
煤老板的死与生
两个世纪前,在英格兰斯塔福德郡,一个债台高筑的工程师通过燃烧煤炭来带动活塞,抽出了深井里的水。那是人类第一次自由地驾驭能源,也是煤炭头一次向工业世界展示它的魔力,点燃工业革命。
两个世纪后,这种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黑色燃料,却在财富世界里施展魔法,让众生颠倒。
一些南方人心碎神伤、黯然离去。背靠庞大而灵活的民间资本,他们并不缺少不断投入建造现代化大矿的资本,但在他们头顶划了一道红线,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机会。离去的时候,有人发誓,“再也不踏进山西”。
而莫名其妙发了大财的金玉一家,心满意足地卖了煤矿。
1990年代,煤炭低迷,吕梁山沟里,镇上将一个煤矿抵债给了金玉家。没想到他们却一脚踏进了富贵门。
煤炭后来吹着气样的涨价,金玉家的资产也吹了气一样猛地膨胀到近亿。她的丈夫从没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清银行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只相信现金,但从不会写收条,即使收人家上百万。
他们从不知道这逼人富贵怎么突然就从天而降。2005年盛夏,金玉曾经问记者,“为什么前几年我们家门外总是堵着要债的人,这两年每天早上醒来窗户外头就有人排着队拎着钱买煤?”当时,四十多岁的金玉烫着发,化了妆,大花短裤盘着腿,问着话就将嗡嗡的苍蝇一只只拍死在家里崭新的真皮沙发上。
像金玉一家这样撞中大运赚得盆满钵满的人,大多都选择卖掉煤矿,过富贵生活。现在,她将两个孩子送到国外,全家搬进了城,据说丈夫最近新迷上澳门,已经输掉了几百万。
黄永顺也厌倦了有煤矿的日子,要整日陪着笑脸,要整夜担惊受怕地对电话铃声过敏,一忙起来整个月都顾不上换衣服。
尽管少了一两亿,他心里已经打算接受那个国有大矿开出的价钱。办了健身卡,雷打不动天天锻炼。
说起未来,他一脸神往。他打算物色几十亩地,种些菜和果树,“过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担惊受怕的太平日子”。
而沁和能源集团董事长吕中楼,却打算在他10年前发现的财富巷道里继续掘进。
1998年春节,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国家科委工作的山西沁水人吕中楼回乡过年,县里的官员们找上门,希望他能想想办法帮助解决企业改制问题———那时候刚开过“十五大”,国企改制吹响号角,沁水县却怎么也卖不动。
吕中楼挑了一个煤矿企业,他的判断依据有两个,一是国外取得资源都需有偿,但中国当时全都是无偿,升值空间广阔;二是他查了统计数据做了个模型,“煤价连续10年低迷,接近谷底”。
黑金的光泽渐渐闪耀,吕中楼看见机会在闪闪发光,他辞了国家公职,专心做起了煤老板。第一年,连年亏损的这个煤矿就实现盈利,因为过去国营时每吨煤的成本要七八十块,吕接管后马上降到了30元。
待售的煤矿马上接踵而来,吕中楼开始使用财务杠杆加快买煤矿的速度,到现在,公司一共拥有10个煤矿。
股东中除了吕中楼之外,还有像老虎基金这样声名赫赫的外资机构。在新的整合中,他是极少数幸存者,同时拥有兼并主体的资格,按当地政府的规划可整合周边的4个矿井。
现在,他正忙着穿梭在北京、香港等地,跟不同背景的外资进行谈判,以吸收更雄厚的资本,来沿着煤炭延伸,进入煤化工领域。
这样极少数的幸存者,极有可能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变成以数十上百亿计算的煤炭大亨———兼并主体整合后每年的产能至少要达到300万吨,即使只卖煤炭,即使按每吨煤赚100元粗略计算,一年的利润就是3个亿。
煤老板数量在此次改革中会大幅度减少,但可以预见的是,超级富豪将越来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诞生。
煤炭大亨,正是迟章的梦想。尽管在山西已经难以实现,但他相信其他地方,黑金的大门正在向他敞开。
其实没有人真正清楚迟章付出了怎样的三个月,尽管亲友股东们都不断给他打电话。所有人都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他终于跟一家国有矿谈妥被其整合,价格也令人满意,基本收回投资。“带着这一个多亿,我就能东山再起,再打一仗。”他雄心万丈地告诉股东们。煤矿依然是他不变的目标,黑色燃料仿佛在他的血液里开始燃烧,他认定,这些东西可以让人破产,就一定能让人暴富。“只要地下还有煤,只要地上还有人买煤,煤老板就不会消失。”
一处理完山西的“后事”,迟章就马不停蹄地向着更广袤的西北奔驰,他要抢在时间前面,抢在下一次风云变幻前到达那里。
2009年9月14日月曜日
房子是好是坏?为婚房的名字,我们离婚了!
房子是好是坏?为婚房的名字,我们离婚了!
康宝盼
强和燕恋爱8年了,分分合合实属不易。燕是家里的独女,为了燕强不顾父母的一再反对在大学毕业后跟随着燕来到了她所在的城市。两个人相亲相爱,一同努力工作现已双双老大不小了。强的父母终于抗不过儿子的决心,最终被他们俩在一起的坚定态度所打动,于是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在他们订婚领证那一天老人给出40万元让他们暂时买个小房子或者二手房结婚过渡,钱虽然不多,但已经是老人倾其所有了。得到老人的认可同意自然是值得太高兴的事情了!于是燕对他们的婚姻和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她跟强商量,她可以用自己公务员的身份再贷一些款,一步到位买个大一点的新房,然后好好装修打扮,然后好好过日子。强同意了,于是燕又贷到了50万,他们可以买一个价值近百万的房子了!婚房的名字写谁?这个问题竟然一下子懵住了他们。
强认为理所应当写他的名字,男人嘛,都是理所应当的户主呀。燕认为贷款是以她的名义,而且男方家出的钱并不多,房子应该写她的名字,这也是燕的父母一再提醒她的。强犯难了,多有犹豫之后也想随她去吧,可是强的父母也提醒强了,他为了燕跟去了她的城市,如果房子再写女方的名字,那么不明摆着强是倒插门吗?强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强的父母说,如果强连这个问题也争取不过来,那么强就断绝跟他们的关系吧!父母的最后一句话跟一声震雷一样,雷倒了所有的当事人!燕知道后真是新仇旧恨一齐涌上来了,燕也封了门,你们家一直就这样态度,那么这婚房非写我名字不可了,如果不写,那么我们离婚!强也苦辣酸甜汹涌澎湃了,我为了你已经伤了我父母一次了,你和父母之间我选择了你留在这个城市离他们远不能及时尽孝我已经做到家了啊,你还这样不领情!离就离!于是就这样,为了婚房的名字问题两个相爱了8年的恋人分手了!现如今燕痛不欲生,强则是神情恍惚……房子,现如今都市人的痛,更是这一群年轻的婚中人的痛。无房,他们苦,有房,他们哭。难道真是房子的错吗?
想当年我们的父辈闹革命那会儿,新婚燕尔有一个暖水平一把手电筒就很富裕了。如果两个人能有一床新被褥就更是锦上添花地幸福人了。他们无需为财产去伤心,无需为财产去计较,他们把他们的结合看得比什么都重,他们无产着却结合得那样紧密。这样看来,还是房子惹的祸。房子是财产,是权利,是都市人的心理安全和自卫的武器。
婚房名字之争,无需细想,作为心理人一看就清楚地看到了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争,从婚姻的开头就争起来,即使这次不离婚,那么他们的婚姻也可以说走不了多远多久的,因为这场争说白了不就是对自己恋人的不信任对婚姻没有信心吗?为什么争房子名字啊,不是为了离婚时候分财产所打下的伏笔吗?有着这样消极心结和悲观心理的恋人即使这次不离婚,他们的未来日子也同样会是凄风苦雨的。这样说来,他们那时所谓的相亲相爱不过是为了跟强的父母争,强的父母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于是他们两个人开始争。这样看来,房子是无辜的。
婚姻本来该是两个人的事情,可是这个婚姻里面竟然有两个家庭的人来共同经营。难怪,也用不上什么竟然了,现在孩子的事情哪一项不是做父母的事呢?又哪一项能缺少父母的参与和支持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父母不是为了孩子呢?燕的父母为了孩子不吃亏,强的父母也同理,于是都是为了孩子好,于是父母的插手帮助竟然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吃尽苦头!是的,竟然!做父母的如果能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们还能这样做吗?这样看来不是房子惹的祸。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过去房子确实差不多都是写男人的名字,确实基本上是男人该多考虑筹措的事情。现如今,男女平等了,现如今房子得需要购买了,得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了,于是乎男女平等了,男人女人都一样了,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女人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房权,男人也气壮理直地要房权,于是房子身不由己又卷进了是非之境地。
嗨,房子啊,房子,是好是坏?房子是一个家的成立,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家的解体。
康宝盼
强和燕恋爱8年了,分分合合实属不易。燕是家里的独女,为了燕强不顾父母的一再反对在大学毕业后跟随着燕来到了她所在的城市。两个人相亲相爱,一同努力工作现已双双老大不小了。强的父母终于抗不过儿子的决心,最终被他们俩在一起的坚定态度所打动,于是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在他们订婚领证那一天老人给出40万元让他们暂时买个小房子或者二手房结婚过渡,钱虽然不多,但已经是老人倾其所有了。得到老人的认可同意自然是值得太高兴的事情了!于是燕对他们的婚姻和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她跟强商量,她可以用自己公务员的身份再贷一些款,一步到位买个大一点的新房,然后好好装修打扮,然后好好过日子。强同意了,于是燕又贷到了50万,他们可以买一个价值近百万的房子了!婚房的名字写谁?这个问题竟然一下子懵住了他们。
强认为理所应当写他的名字,男人嘛,都是理所应当的户主呀。燕认为贷款是以她的名义,而且男方家出的钱并不多,房子应该写她的名字,这也是燕的父母一再提醒她的。强犯难了,多有犹豫之后也想随她去吧,可是强的父母也提醒强了,他为了燕跟去了她的城市,如果房子再写女方的名字,那么不明摆着强是倒插门吗?强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强的父母说,如果强连这个问题也争取不过来,那么强就断绝跟他们的关系吧!父母的最后一句话跟一声震雷一样,雷倒了所有的当事人!燕知道后真是新仇旧恨一齐涌上来了,燕也封了门,你们家一直就这样态度,那么这婚房非写我名字不可了,如果不写,那么我们离婚!强也苦辣酸甜汹涌澎湃了,我为了你已经伤了我父母一次了,你和父母之间我选择了你留在这个城市离他们远不能及时尽孝我已经做到家了啊,你还这样不领情!离就离!于是就这样,为了婚房的名字问题两个相爱了8年的恋人分手了!现如今燕痛不欲生,强则是神情恍惚……房子,现如今都市人的痛,更是这一群年轻的婚中人的痛。无房,他们苦,有房,他们哭。难道真是房子的错吗?
想当年我们的父辈闹革命那会儿,新婚燕尔有一个暖水平一把手电筒就很富裕了。如果两个人能有一床新被褥就更是锦上添花地幸福人了。他们无需为财产去伤心,无需为财产去计较,他们把他们的结合看得比什么都重,他们无产着却结合得那样紧密。这样看来,还是房子惹的祸。房子是财产,是权利,是都市人的心理安全和自卫的武器。
婚房名字之争,无需细想,作为心理人一看就清楚地看到了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争,从婚姻的开头就争起来,即使这次不离婚,那么他们的婚姻也可以说走不了多远多久的,因为这场争说白了不就是对自己恋人的不信任对婚姻没有信心吗?为什么争房子名字啊,不是为了离婚时候分财产所打下的伏笔吗?有着这样消极心结和悲观心理的恋人即使这次不离婚,他们的未来日子也同样会是凄风苦雨的。这样说来,他们那时所谓的相亲相爱不过是为了跟强的父母争,强的父母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于是他们两个人开始争。这样看来,房子是无辜的。
婚姻本来该是两个人的事情,可是这个婚姻里面竟然有两个家庭的人来共同经营。难怪,也用不上什么竟然了,现在孩子的事情哪一项不是做父母的事呢?又哪一项能缺少父母的参与和支持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父母不是为了孩子呢?燕的父母为了孩子不吃亏,强的父母也同理,于是都是为了孩子好,于是父母的插手帮助竟然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吃尽苦头!是的,竟然!做父母的如果能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们还能这样做吗?这样看来不是房子惹的祸。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过去房子确实差不多都是写男人的名字,确实基本上是男人该多考虑筹措的事情。现如今,男女平等了,现如今房子得需要购买了,得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了,于是乎男女平等了,男人女人都一样了,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女人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房权,男人也气壮理直地要房权,于是房子身不由己又卷进了是非之境地。
嗨,房子啊,房子,是好是坏?房子是一个家的成立,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家的解体。
朱镕基这样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
朱镕基这样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
中评网 2009-09-13 16:56:16
日本《日本新华侨报》9月13日载文《朱镕基亲自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摘要如下:
铮铮风骨,掷地有声。读着《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有关中日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的回答,一种敬佩感油然升起。
2004年10月14日,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日本,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并在该台与100名日本民众举行电视对谈。当著名的TBS新闻节目主持人筑紫哲也针对历史问题提出“中国一再要求日本道歉,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的问题时,朱镕基这样回答:“我这一次就没有要求日本人民道歉。我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当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当时的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没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同样是在这次电视对谈中,一位日本中年男人提问:“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请问总理对此有何看法?”朱镕基的回答是这样的:“南京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我不愿意提这个事,你要提这个事,我就告诉你,那完全是事实。”
2天以后,也就是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读卖新闻》记者在会提问:“在TBS电视台的市民对话中,你提到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中国今后是否继续要求日本在正式文件中就历史问题向中国道歉?”朱镕基面对这种带有挑衅色彩的问题沉稳地回答:“我在TBS电视台的采访中确实指出过,在任何的中日历史上的正式文件中,日本没有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道过歉,这是事实。但我也指出,中国一贯高度评价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对亚洲人民做出的正式声明。‘道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都要以史为鉴,创造世世代代友好的明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显然,朱镕基并不回避历史,而且还在讲述着历史的真实。曾有人说,与日本人谈论这段历史,要么不谈,要谈就不要谈概念,一定要谈出一段真实,让其无法回避、无地自容。对于这个“道歉”的问题,包括中国“对日新思维”倡导者等的文章中,都替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是日本至少已经在不同场合向中国进行过21次道歉了。很是显得有些委屈。但是,在朱镕基的“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的结论面前,这个“21次”就显得有些苍白和诡秘了。
朱镕基是大国总理,一句“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尽显泱泱大国总理的胸怀。更让人感怀的是,朱镕基在一次又一次地教着日本人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2000年9月21日,朱镕基在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学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时表示:“日本方面有些举动引起了中国人民感情上的强烈反应。比方说参拜靖国神社,你们也许认为这不违反宪法,但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甲级战犯,这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所有日本国内的舆论都应该考虑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不要做刺激或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2000年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上又指出:“我们双方都避免做刺激对方人民感情的事情。”
就是这样,朱镕基苦口婆心地一次又一次地教给日本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回望中日关系发展史,如此从感情的角度唤国、唤人、唤心的中国政治家恐怕还是不多的。
再看日本政治家当中,并不是没有人懂得尊重中国人民感情的重要性的。日本已故政治家宫泽喜一在担任官房长官期间就通过自身的的努力为确立日本历史教科书检定制度中的“考虑邻近国家感情的原则”奠定了基础。当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宫泽喜一公开提出批评,指出他“没有考虑到那些被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知识,这样的政治家在日本显得凤毛麟角。
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事实也证明,当中日关系发展顺利的时候,一定中日两国领导人都非常关照对方国民感情的时候;当中日关系发展不顺利的时候,大多是日本政客忽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肆意妄为的时候。因此,“感情”已经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一把关键的钥匙,日本政治家应该学会如何使用它。
中评网 2009-09-13 16:56:16
日本《日本新华侨报》9月13日载文《朱镕基亲自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摘要如下:
铮铮风骨,掷地有声。读着《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有关中日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的回答,一种敬佩感油然升起。
2004年10月14日,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日本,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并在该台与100名日本民众举行电视对谈。当著名的TBS新闻节目主持人筑紫哲也针对历史问题提出“中国一再要求日本道歉,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的问题时,朱镕基这样回答:“我这一次就没有要求日本人民道歉。我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当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当时的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没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同样是在这次电视对谈中,一位日本中年男人提问:“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请问总理对此有何看法?”朱镕基的回答是这样的:“南京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我不愿意提这个事,你要提这个事,我就告诉你,那完全是事实。”
2天以后,也就是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读卖新闻》记者在会提问:“在TBS电视台的市民对话中,你提到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中国今后是否继续要求日本在正式文件中就历史问题向中国道歉?”朱镕基面对这种带有挑衅色彩的问题沉稳地回答:“我在TBS电视台的采访中确实指出过,在任何的中日历史上的正式文件中,日本没有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道过歉,这是事实。但我也指出,中国一贯高度评价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对亚洲人民做出的正式声明。‘道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都要以史为鉴,创造世世代代友好的明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显然,朱镕基并不回避历史,而且还在讲述着历史的真实。曾有人说,与日本人谈论这段历史,要么不谈,要谈就不要谈概念,一定要谈出一段真实,让其无法回避、无地自容。对于这个“道歉”的问题,包括中国“对日新思维”倡导者等的文章中,都替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是日本至少已经在不同场合向中国进行过21次道歉了。很是显得有些委屈。但是,在朱镕基的“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的结论面前,这个“21次”就显得有些苍白和诡秘了。
朱镕基是大国总理,一句“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尽显泱泱大国总理的胸怀。更让人感怀的是,朱镕基在一次又一次地教着日本人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2000年9月21日,朱镕基在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学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时表示:“日本方面有些举动引起了中国人民感情上的强烈反应。比方说参拜靖国神社,你们也许认为这不违反宪法,但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甲级战犯,这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所有日本国内的舆论都应该考虑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不要做刺激或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2000年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上又指出:“我们双方都避免做刺激对方人民感情的事情。”
就是这样,朱镕基苦口婆心地一次又一次地教给日本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回望中日关系发展史,如此从感情的角度唤国、唤人、唤心的中国政治家恐怕还是不多的。
再看日本政治家当中,并不是没有人懂得尊重中国人民感情的重要性的。日本已故政治家宫泽喜一在担任官房长官期间就通过自身的的努力为确立日本历史教科书检定制度中的“考虑邻近国家感情的原则”奠定了基础。当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宫泽喜一公开提出批评,指出他“没有考虑到那些被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知识,这样的政治家在日本显得凤毛麟角。
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事实也证明,当中日关系发展顺利的时候,一定中日两国领导人都非常关照对方国民感情的时候;当中日关系发展不顺利的时候,大多是日本政客忽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肆意妄为的时候。因此,“感情”已经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一把关键的钥匙,日本政治家应该学会如何使用它。
专家:中国不是为出一口恶气而发动贸易战
专家:中国不是为出一口恶气而发动贸易战
文汇报 2009-09-13 14:20:11
中国商务部贸研院专家梅新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实施贸易反制不是为出一口恶气而发动全面贸易战,而是要遏制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倾向,从而为国际贸易创造更加平稳、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反击形势急迫 申诉耗时效果差
梅新育认为,中国应当将贸易报复等反制措施纳入贸易武库之中,正如维护和平需要有打击对方的能力作为保障,贸易报复也是减少贸易争端、为国际经贸创造平稳环境之必不可少的工具。虽然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理论上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反制措施,中国亦有信心在轮胎特保案中获得胜诉,但争端解决程序旷日持久,因而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威慑不足,故采取能立竿见影的其它措施更为可取。
据梅新育介绍,从既往历史看,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民族传统信仰以及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中奉行的“韬光养晦”策略,让中国这个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同时也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成为名列前茅的贸易报复小国。
梅新育说,从轮胎特保案到今年六月份的10天内便对中国钢铁产品连续发起3项“双反”调查,充分说明中国遏制美国保护主义势力的紧迫性,而其他一些国家亦在酝酿对华贸易限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警诫各国保护主义势力的必要性。
尚属狭义反制 未用“报复”一词
此外,还有两个原因强化了中国强力反击轮胎特保案的必要性。梅新育认为,首先中国需要向国内外投资者显示保护中国境内制造商合法权益的决心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正在考虑向中国转移生产能力、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投资者们下定决心,中国也才能抓住先进制造业生产向中国转移的机遇。其次,中国需要在奥巴马执政初期及早遏制其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据梅新育介绍,贸易报复措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进出口贸易领域的措施,后者则包括金融、财政等其它领域的措施。迄今中国采取的还仅是狭义贸易报复措施。
这位专家分析称,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政府力图将争端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因为官方声明中并未使用“贸易报复”一词。希望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能够清醒认识到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可能对自身造成何种损害,从而采取理性措施。
文汇报 2009-09-13 14:20:11
中国商务部贸研院专家梅新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实施贸易反制不是为出一口恶气而发动全面贸易战,而是要遏制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倾向,从而为国际贸易创造更加平稳、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反击形势急迫 申诉耗时效果差
梅新育认为,中国应当将贸易报复等反制措施纳入贸易武库之中,正如维护和平需要有打击对方的能力作为保障,贸易报复也是减少贸易争端、为国际经贸创造平稳环境之必不可少的工具。虽然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理论上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反制措施,中国亦有信心在轮胎特保案中获得胜诉,但争端解决程序旷日持久,因而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威慑不足,故采取能立竿见影的其它措施更为可取。
据梅新育介绍,从既往历史看,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民族传统信仰以及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中奉行的“韬光养晦”策略,让中国这个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同时也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成为名列前茅的贸易报复小国。
梅新育说,从轮胎特保案到今年六月份的10天内便对中国钢铁产品连续发起3项“双反”调查,充分说明中国遏制美国保护主义势力的紧迫性,而其他一些国家亦在酝酿对华贸易限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警诫各国保护主义势力的必要性。
尚属狭义反制 未用“报复”一词
此外,还有两个原因强化了中国强力反击轮胎特保案的必要性。梅新育认为,首先中国需要向国内外投资者显示保护中国境内制造商合法权益的决心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正在考虑向中国转移生产能力、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投资者们下定决心,中国也才能抓住先进制造业生产向中国转移的机遇。其次,中国需要在奥巴马执政初期及早遏制其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据梅新育介绍,贸易报复措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进出口贸易领域的措施,后者则包括金融、财政等其它领域的措施。迄今中国采取的还仅是狭义贸易报复措施。
这位专家分析称,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政府力图将争端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因为官方声明中并未使用“贸易报复”一词。希望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能够清醒认识到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可能对自身造成何种损害,从而采取理性措施。
2009年9月13日日曜日
中国经济实力比美国仍然差太远了
中国经济实力比美国仍然差太远了
胡星斗
全球金融危机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国内外学者一片欢呼与称赞,什么中国GDP今年或明年超过日本,很快赶上美国;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世界第二,即将成为世界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而中国企业500强的利润超过美国500强和世界500强……给人的感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了,很快超越美国了。
但是,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还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表面的数据所迷惑,应当看到:中国比美国甚至比日本仍然差太远了。
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确可能很快超过日本,但是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却与日本相差甚远。中国的GDP远远超过GNP,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产值算进了中国的GDP,如果只算中国国民创造的GNP无疑将减少一大块。2008年,中国GDP为33700亿美元,GNP只有 17000亿美元。而日本正好相反,由于日本人在全球生产与销售,其GNP远远大于GDP。比较两国的经济规模应当比较国民创造的GNP,否则给国人以中国超越了日本的错觉。
所谓“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有问题,只能说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民间几乎没有外汇,而日本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一万多亿,但其民间还有两三万亿美元,日本才是真正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所谓中国的进出口世界第二,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即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那是因为美、日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生产,在当地销售或向第三国销售;他们为了保护本国资源,减少了从本土的出口。而中国在海外生产很少,只能廉价出卖本国资源。如果美日将从国内海关的进出口与海外购买及销售加总,那么他们的广义进出口总量仍然远远超过中国。
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我们必须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都是垄断国有企业!这决非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中国人民之祸。这些垄断巨头对于民营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导致民营企业哀鸿遍野。而垄断的国有企业低效率、高浪费甚至高腐败难以避免,譬如中石油、中石化的效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 1/23,中石油团购住房,中石化一盏灯156万,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平均每天消费4万多元,挥金如土,腐败不堪,等等。所以,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现代化的,相反,斯大林和希特勒虽然通过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经济超高速增长,但是他们最终不但与现代化无缘,而且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祸害。要知道,现代化国家无一不是具有强大的竞争性的私人企业,中国也不可能违背经济学规律如科斯定律而创造另类的奇迹。目前我们只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而且由于人口众多、经济规模非常大的情况下,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GDP增长而已,而经济结构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国有企业没动力创新、民营企业被挤压没资金没能力创新、特权垄断造成腐败与两极分化、没有核心技术、缺乏品牌等问题将永远困扰中国。
且不说美国垄断了世界最好的大学、研究所,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具有自我调适、自我纠错、不断创新、不断改善的能力,单从经济维度来看,中国离美国也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1962年生)
胡星斗
全球金融危机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国内外学者一片欢呼与称赞,什么中国GDP今年或明年超过日本,很快赶上美国;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世界第二,即将成为世界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而中国企业500强的利润超过美国500强和世界500强……给人的感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了,很快超越美国了。
但是,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还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表面的数据所迷惑,应当看到:中国比美国甚至比日本仍然差太远了。
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确可能很快超过日本,但是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却与日本相差甚远。中国的GDP远远超过GNP,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产值算进了中国的GDP,如果只算中国国民创造的GNP无疑将减少一大块。2008年,中国GDP为33700亿美元,GNP只有 17000亿美元。而日本正好相反,由于日本人在全球生产与销售,其GNP远远大于GDP。比较两国的经济规模应当比较国民创造的GNP,否则给国人以中国超越了日本的错觉。
所谓“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有问题,只能说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民间几乎没有外汇,而日本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一万多亿,但其民间还有两三万亿美元,日本才是真正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所谓中国的进出口世界第二,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即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那是因为美、日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生产,在当地销售或向第三国销售;他们为了保护本国资源,减少了从本土的出口。而中国在海外生产很少,只能廉价出卖本国资源。如果美日将从国内海关的进出口与海外购买及销售加总,那么他们的广义进出口总量仍然远远超过中国。
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我们必须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都是垄断国有企业!这决非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中国人民之祸。这些垄断巨头对于民营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导致民营企业哀鸿遍野。而垄断的国有企业低效率、高浪费甚至高腐败难以避免,譬如中石油、中石化的效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 1/23,中石油团购住房,中石化一盏灯156万,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平均每天消费4万多元,挥金如土,腐败不堪,等等。所以,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现代化的,相反,斯大林和希特勒虽然通过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经济超高速增长,但是他们最终不但与现代化无缘,而且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祸害。要知道,现代化国家无一不是具有强大的竞争性的私人企业,中国也不可能违背经济学规律如科斯定律而创造另类的奇迹。目前我们只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而且由于人口众多、经济规模非常大的情况下,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GDP增长而已,而经济结构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国有企业没动力创新、民营企业被挤压没资金没能力创新、特权垄断造成腐败与两极分化、没有核心技术、缺乏品牌等问题将永远困扰中国。
且不说美国垄断了世界最好的大学、研究所,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具有自我调适、自我纠错、不断创新、不断改善的能力,单从经济维度来看,中国离美国也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1962年生)
德工程师:印度坦克和中国的一比吓一跳
德工程师:印度坦克和中国的一比吓一跳
新浪博客 2009-09-11 20:32:17
艾伦纽墁(德国MTU机械动力联合企业公司发动机整体部原设计工程师,2006年移居美国):在我的工作经历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国家,并不是我的祖国,而是印度与中国。
这两个国家,我都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早期,我负责协助中国引进MTU公司的坦克系统柴油机动力。在那里时期,我与我的当时的中国同事。一起为中国引进生产线工作,而每日忙碌着。我并不是一个军事战略学家,但是,我是一名技术设计工程师。我知道也很清楚我的职责。中国人的发动机工厂,制造与生产模式,甚至他们的起居生活,都具有十分的严格地军事化色彩。我们在生产或者研制过程中,速度并不是很快。我们需要在几乎每一道关键部位时期停止下来,等待1名佩戴上校军衔的解放军监督人员的审核与验收他的话可以说"是最终的命令"。但是,他并非一名普通的军人,他与我一样,是一位坦克柴油动力系统专家。
在这里工作被安排的很严谨,但是你不必为明天你需要作什么?而去苦恼。工作流程的日志表单,会在当天晚间休息之前,发到你的手里。准确很有很有效率。我知道中国人聪明的特性,在车间内,他们无需我自己动手去制造,而是充当一名说教主义者。由7名年轻的中国技术人员,在听从我的指令。我可以做第一道检验。中国人在军备生产方面,以前比现在要严谨,谨慎。甚至有些局促不定。年轻者必须按照我的指令去完成他们的被安排的工作。这给我的压力很大。我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并不是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因此,在"指挥"期间,我总是出现一些令我自己遗憾的错误,而他们似乎没有任何不满的意见。
中国人的保障体系,在军工设备中,十分得当。他们的零部件具有与德国本土一样的完善的管理制度,当时缺乏的仅仅是计算机太少,人工很多。在当时中国人操作与管理记录中,很多是依靠人的手写来完成。虽然我不太懂得那些方块字体(中文)的含义。但是,前面标注的是按照德国规格的零部件编号,后面签注由工位编号,生产人姓名,日期,放置库内位置编号。在最后空格内,写有管理人员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几乎连一颗螺丝钉都有他严格地编号系统。库房管理人员,必须知道那些编号,那些库房存放编号。而这一切早期都是依靠人工。
在后期中国在军工企业大批使用了计算机系统。人员劳动程度似乎得到改善。但是他们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们似乎可以找寻出计算机录入人员的错误。他们脑子里面记录的数据,比DBASIII数据库系统还要准确。几乎没有错误。而在每个月中期,他们要进行比赛,项目主要是攀比记录能力。1个人说一个零部件编号,被考察者必须在几秒内回答他的编号,生产日期、工位号码、引进或者国产来源、签署人。等等!我的脑子可没有那么丰富。
总体上,中国军工给我的印象是,客观,严谨,正规。这十分复合我们这些被欧洲其他国家称作:"呆板的德国佬"的德国人的工作习惯。这是我最大印象。另外,落后对于中国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名词,而不是动词。因此,中国制造的首批MTU885A柴油机,经过双方检验试验,是完全合格的优良产品。
在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哈立德"的前期,印度就开始申报研制"阿琼"主战坦克。印度人采取了与中国人一样的手法,近乎是模仿,一切零部件需要印度本国可以生产。在后来印度研制的1.1兆瓦柴油机,没有成功。因此,不得不选择我们的MTU883B。而MTU883B是我们给予中国人生产线的原始型号。MTU883B性能上不如中国人引进的MTU885A。
但是,我们达到那里以后,我看到的几乎是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场面。印度人做事情,太过于张扬与表面化。他们没有中国人那种严谨的谦虚的工作习惯,他们习惯于赶超,而且没有任何实际的能力。他们委派的技术人员,实际上技术能力低下,这与中国人给我的印象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对比。
印度人管理模式是照搬欧美形式,但是混乱与失误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代名词。他们没有严格地保障,管理体系。似乎根本没有人去关心零部件的研制。而且最大的不同是,印度人与我似乎难以沟通他们对我们的戒心比合作的心态要大很多。我们被安排在高档住宅区,这里根本不再场内。我们只是被命令低头去生产某个部件或者研制某个产品,而我们不知道他会用于"坦克"的那个部位。一些都是猜测。我的以往工作经验几乎,都在荒废。工作对于我来说,就像执行指令DB语言。
我们动力机械,是与印度联合生产的。在多次反复的试验,测试中,动力系统根本就是存在极大严重问题。MTU883B是一种中型柴油机,他并不适合安装在战斗全重超过45吨级的主战战车上。而中国人使用这种发动机,是安置在总重 40吨级的T79/69战车上。十分合理。但是印度军方提交的阿琼最初数据是45吨。已经超出了MTU883B动力承载能力。
最令人无奈的是印度所谓生产监督。他们可以蒙混与潦草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对于扭矩力度不足问题,似乎是视而不见,根本没有作出相应的说明报告。这样的机器拿出来,安置在重达50吨级的战车上,战车的车体是由克劳马菲公司协助设计的。战车试验行动仅仅进行了1次,加力启动速度时间,接近 15分钟,战车几乎没有任何机动可以说明。MTU883B是一款优秀的动力,但是首先他被赋予了超越自己的能力的车体上,其次,与他配合的传动方式,因该采用我们的MTY12型动力传输。但是,印度人盲目追求所谓"全先进"。而且面对中巴"哈立德"的进展速度,因此又大大缩减试验时间。
当我听到印度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研制主战战车的消息以后,我认为他们的决定是正确地,但是是来的很晚的一个决策。在一个几乎没有研制2代战车能力的工业基础上的国家内,首批自行研制起点,就定位与赶超德国"豹IIA4"主战战车。还要兼顾全部的先进与车体比重。这是不可想象的愚蠢。豹式战车,自重远远超越中国与印度甚至俄罗斯的。因此他可以获得如此防护。
德国与印度不同。在我们那里,我们的普通道路与铁轨,桥梁与涵洞承载60吨级战车,是可以的。德国设计师就是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的。但是,在印度,他们的桥梁承载42吨级战车就是危险程度了。怎么可以把豹II的身躯,拿到自己本土来?
org 在中国,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基础工业,包括建筑。他们十分清楚。中国南北跨度幅度相当大。气候随之不同。因此,中国人生产了2种适合中国不同地区的战车。但是即便中国最重99战车,今天也没有达到58吨级这个德国界限。而中国南方使用的快速轻型战车T1962型。仅有20吨级。
但是,中国人是依托自己建造T54/T55的成功经验走出来的。他们的基础设备,远比印度要完善,体系更加接近我们,更加优越。技术人员的特点,是精明而且忍受力很强。接受与融会很好。他们可以随意塑造自己的战车。自由度很大。这与中国人性格与印度人性格是一定关系。
中印两国在战车研制上,一个是迈着稳健,沉重的脚步,缓慢而又不失步伐的前进。另一个则是,盲目的胡乱的向前奔跑,结局自然很清楚。中国目前研制的99型战车,总体性能上,可以攀比欧洲战车。而印度的自主战车,却在今年终止了。这就是稳健与乱跑的根本区别!
新浪博客 2009-09-11 20:32:17
艾伦纽墁(德国MTU机械动力联合企业公司发动机整体部原设计工程师,2006年移居美国):在我的工作经历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国家,并不是我的祖国,而是印度与中国。
这两个国家,我都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早期,我负责协助中国引进MTU公司的坦克系统柴油机动力。在那里时期,我与我的当时的中国同事。一起为中国引进生产线工作,而每日忙碌着。我并不是一个军事战略学家,但是,我是一名技术设计工程师。我知道也很清楚我的职责。中国人的发动机工厂,制造与生产模式,甚至他们的起居生活,都具有十分的严格地军事化色彩。我们在生产或者研制过程中,速度并不是很快。我们需要在几乎每一道关键部位时期停止下来,等待1名佩戴上校军衔的解放军监督人员的审核与验收他的话可以说"是最终的命令"。但是,他并非一名普通的军人,他与我一样,是一位坦克柴油动力系统专家。
在这里工作被安排的很严谨,但是你不必为明天你需要作什么?而去苦恼。工作流程的日志表单,会在当天晚间休息之前,发到你的手里。准确很有很有效率。我知道中国人聪明的特性,在车间内,他们无需我自己动手去制造,而是充当一名说教主义者。由7名年轻的中国技术人员,在听从我的指令。我可以做第一道检验。中国人在军备生产方面,以前比现在要严谨,谨慎。甚至有些局促不定。年轻者必须按照我的指令去完成他们的被安排的工作。这给我的压力很大。我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并不是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因此,在"指挥"期间,我总是出现一些令我自己遗憾的错误,而他们似乎没有任何不满的意见。
中国人的保障体系,在军工设备中,十分得当。他们的零部件具有与德国本土一样的完善的管理制度,当时缺乏的仅仅是计算机太少,人工很多。在当时中国人操作与管理记录中,很多是依靠人的手写来完成。虽然我不太懂得那些方块字体(中文)的含义。但是,前面标注的是按照德国规格的零部件编号,后面签注由工位编号,生产人姓名,日期,放置库内位置编号。在最后空格内,写有管理人员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几乎连一颗螺丝钉都有他严格地编号系统。库房管理人员,必须知道那些编号,那些库房存放编号。而这一切早期都是依靠人工。
在后期中国在军工企业大批使用了计算机系统。人员劳动程度似乎得到改善。但是他们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们似乎可以找寻出计算机录入人员的错误。他们脑子里面记录的数据,比DBASIII数据库系统还要准确。几乎没有错误。而在每个月中期,他们要进行比赛,项目主要是攀比记录能力。1个人说一个零部件编号,被考察者必须在几秒内回答他的编号,生产日期、工位号码、引进或者国产来源、签署人。等等!我的脑子可没有那么丰富。
总体上,中国军工给我的印象是,客观,严谨,正规。这十分复合我们这些被欧洲其他国家称作:"呆板的德国佬"的德国人的工作习惯。这是我最大印象。另外,落后对于中国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名词,而不是动词。因此,中国制造的首批MTU885A柴油机,经过双方检验试验,是完全合格的优良产品。
在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哈立德"的前期,印度就开始申报研制"阿琼"主战坦克。印度人采取了与中国人一样的手法,近乎是模仿,一切零部件需要印度本国可以生产。在后来印度研制的1.1兆瓦柴油机,没有成功。因此,不得不选择我们的MTU883B。而MTU883B是我们给予中国人生产线的原始型号。MTU883B性能上不如中国人引进的MTU885A。
但是,我们达到那里以后,我看到的几乎是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场面。印度人做事情,太过于张扬与表面化。他们没有中国人那种严谨的谦虚的工作习惯,他们习惯于赶超,而且没有任何实际的能力。他们委派的技术人员,实际上技术能力低下,这与中国人给我的印象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对比。
印度人管理模式是照搬欧美形式,但是混乱与失误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代名词。他们没有严格地保障,管理体系。似乎根本没有人去关心零部件的研制。而且最大的不同是,印度人与我似乎难以沟通他们对我们的戒心比合作的心态要大很多。我们被安排在高档住宅区,这里根本不再场内。我们只是被命令低头去生产某个部件或者研制某个产品,而我们不知道他会用于"坦克"的那个部位。一些都是猜测。我的以往工作经验几乎,都在荒废。工作对于我来说,就像执行指令DB语言。
我们动力机械,是与印度联合生产的。在多次反复的试验,测试中,动力系统根本就是存在极大严重问题。MTU883B是一种中型柴油机,他并不适合安装在战斗全重超过45吨级的主战战车上。而中国人使用这种发动机,是安置在总重 40吨级的T79/69战车上。十分合理。但是印度军方提交的阿琼最初数据是45吨。已经超出了MTU883B动力承载能力。
最令人无奈的是印度所谓生产监督。他们可以蒙混与潦草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对于扭矩力度不足问题,似乎是视而不见,根本没有作出相应的说明报告。这样的机器拿出来,安置在重达50吨级的战车上,战车的车体是由克劳马菲公司协助设计的。战车试验行动仅仅进行了1次,加力启动速度时间,接近 15分钟,战车几乎没有任何机动可以说明。MTU883B是一款优秀的动力,但是首先他被赋予了超越自己的能力的车体上,其次,与他配合的传动方式,因该采用我们的MTY12型动力传输。但是,印度人盲目追求所谓"全先进"。而且面对中巴"哈立德"的进展速度,因此又大大缩减试验时间。
当我听到印度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研制主战战车的消息以后,我认为他们的决定是正确地,但是是来的很晚的一个决策。在一个几乎没有研制2代战车能力的工业基础上的国家内,首批自行研制起点,就定位与赶超德国"豹IIA4"主战战车。还要兼顾全部的先进与车体比重。这是不可想象的愚蠢。豹式战车,自重远远超越中国与印度甚至俄罗斯的。因此他可以获得如此防护。
德国与印度不同。在我们那里,我们的普通道路与铁轨,桥梁与涵洞承载60吨级战车,是可以的。德国设计师就是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的。但是,在印度,他们的桥梁承载42吨级战车就是危险程度了。怎么可以把豹II的身躯,拿到自己本土来?
org 在中国,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基础工业,包括建筑。他们十分清楚。中国南北跨度幅度相当大。气候随之不同。因此,中国人生产了2种适合中国不同地区的战车。但是即便中国最重99战车,今天也没有达到58吨级这个德国界限。而中国南方使用的快速轻型战车T1962型。仅有20吨级。
但是,中国人是依托自己建造T54/T55的成功经验走出来的。他们的基础设备,远比印度要完善,体系更加接近我们,更加优越。技术人员的特点,是精明而且忍受力很强。接受与融会很好。他们可以随意塑造自己的战车。自由度很大。这与中国人性格与印度人性格是一定关系。
中印两国在战车研制上,一个是迈着稳健,沉重的脚步,缓慢而又不失步伐的前进。另一个则是,盲目的胡乱的向前奔跑,结局自然很清楚。中国目前研制的99型战车,总体性能上,可以攀比欧洲战车。而印度的自主战车,却在今年终止了。这就是稳健与乱跑的根本区别!
2009年9月11日金曜日
他101岁还在上班 思维敏捷工作勤奋
他101岁还在上班 思维敏捷工作勤奋
广州日报 2009-09-09 22:45:27
101岁的杰克·波顿现在每天早晨6时30分上班,每周工作40个小时。今年8月,他获得美国2009年“最老杰出工作者”称号。
尽管年事已高,但波顿仍然像年轻人一样思维敏捷。而且,他至今还没有退休的打算,因为在他看来,辛勤工作就是长寿的秘诀。
杰克·波顿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威瑟福德市的一名律师。与众不同的是,他今年已经101岁高龄了,堪称是美国年龄最老的“上班族”。
1908年8月5日,波顿出生在威瑟福德市一个贫寒家庭。从5岁开始,他就能用一把锄头帮父亲在玉米地锄草了。
大学毕业后,波顿成了威德福地区的一名助理检察官。几年后,波顿在威瑟福德市当起了律师。
思维敏捷侠肝义胆
如今,波顿主要帮客户打房地产和遗嘱检验方面的官司,他不仅是得克萨斯州律师协会年龄最老的执业律师,甚至可能是全美国年龄最老的执业律师。每天早上6时30分,波顿就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波顿现在的生活由一位看护者来照料,但除了做饭和开车之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自己来做。他的听力很好,至今未戴助听器。
他的记忆力惊人,不仅将一些法律条文烂记于心,甚至还能一字不差地记起数十年前的谈话内容。在同事和当地法官看来,波顿是法庭上最聪明、反应最敏锐的律师之一。
波顿平易近人,还经常帮助那些付不起律师费的穷人免费打官司。有时候,他甚至会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人支付法庭费用。波顿称,工作让他由衷地感到快乐,而他之所以选择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这份工作能够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每年都要去度假
去年,波顿获得得克萨斯州年度“最老杰出工作者”称号。今年8月,波顿又荣获美国年度“最老杰出工作者”称号。尽管医生多次建议他退休,但每次都遭到拒绝。波顿称,只要身体允许,他就是坐着轮椅也要来上班。在波顿看来,辛勤工作正是他长寿的秘诀。
据悉,波顿结婚66年的妻子已先他离开人世,两人没有儿女。在他们结婚的66年中,几乎每年都要到新墨西哥州的红河胜地去度假。妻子去世后,波顿每年仍然一人孤零零地去红河胜地度假钓鱼。不过每次度假之后,他就会迫不及待地重返律师事务所上班。(阿南)
广州日报 2009-09-09 22:45:27
101岁的杰克·波顿现在每天早晨6时30分上班,每周工作40个小时。今年8月,他获得美国2009年“最老杰出工作者”称号。
尽管年事已高,但波顿仍然像年轻人一样思维敏捷。而且,他至今还没有退休的打算,因为在他看来,辛勤工作就是长寿的秘诀。
杰克·波顿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威瑟福德市的一名律师。与众不同的是,他今年已经101岁高龄了,堪称是美国年龄最老的“上班族”。
1908年8月5日,波顿出生在威瑟福德市一个贫寒家庭。从5岁开始,他就能用一把锄头帮父亲在玉米地锄草了。
大学毕业后,波顿成了威德福地区的一名助理检察官。几年后,波顿在威瑟福德市当起了律师。
思维敏捷侠肝义胆
如今,波顿主要帮客户打房地产和遗嘱检验方面的官司,他不仅是得克萨斯州律师协会年龄最老的执业律师,甚至可能是全美国年龄最老的执业律师。每天早上6时30分,波顿就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波顿现在的生活由一位看护者来照料,但除了做饭和开车之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自己来做。他的听力很好,至今未戴助听器。
他的记忆力惊人,不仅将一些法律条文烂记于心,甚至还能一字不差地记起数十年前的谈话内容。在同事和当地法官看来,波顿是法庭上最聪明、反应最敏锐的律师之一。
波顿平易近人,还经常帮助那些付不起律师费的穷人免费打官司。有时候,他甚至会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人支付法庭费用。波顿称,工作让他由衷地感到快乐,而他之所以选择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这份工作能够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每年都要去度假
去年,波顿获得得克萨斯州年度“最老杰出工作者”称号。今年8月,波顿又荣获美国年度“最老杰出工作者”称号。尽管医生多次建议他退休,但每次都遭到拒绝。波顿称,只要身体允许,他就是坐着轮椅也要来上班。在波顿看来,辛勤工作正是他长寿的秘诀。
据悉,波顿结婚66年的妻子已先他离开人世,两人没有儿女。在他们结婚的66年中,几乎每年都要到新墨西哥州的红河胜地去度假。妻子去世后,波顿每年仍然一人孤零零地去红河胜地度假钓鱼。不过每次度假之后,他就会迫不及待地重返律师事务所上班。(阿南)
中国已有能力“搞垮”美元
中国已有能力“搞垮”美元
星岛环球网 2009-09-09 06:43:23
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网站9月6日文章《中国将予以反击》的文章,并起标题为《中国已经有能力“搞垮”美元》,内容如下:
世界金融危机是大规模损失和全面机遇并存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个别奉行明确和深思熟虑经济政策的国家有可能实现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挤占传统金融世界“统治者”的位置。
中国无疑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追求者,现在,中国已经有能力破坏美元地位,搞垮美国长期债券市场,挑起美元恶性通胀。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中国当局从美国国债市场撤资的任何举动都会引发金融世界的恐慌情绪。
当然,近期内中国政府还不会这么做。因为美元崩溃会导致国际贸易骤减,这对世界最大出口国来说将是极为不利的。但中国并不愿安于现状。因此,该国当局正在寻求不同途径,以实现外储多样化,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中国与阿根廷、印尼、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和白俄罗斯的央行签署了总额9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外,还与巴西就研究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的问题签订协议。中国计划增加对实物黄金的投资,购买500亿美元以特别提款权标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在储备管理方面,中国还将重心放在购买国外原料资产(公司和资源)上。
数月以来,中国的集团公司在海外收购跌价的开采企业,签订巨额原料供应合同。光向俄联邦就贷款250亿美元,以换取对华供油20年的保证。中国还和巴西伙伴签署了金额为100亿美元的类似协议。与委内瑞拉也签订了40亿美元的合同。这三份文件是在一周时间内签署的。前不久,中石化以75亿美元并购瑞士阿达克斯石油公司,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一宗海外油气资产并购案。
中国今后收购资产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那么除了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外,中国要这么多原料储备还有什么原因?
倘若拥有庞大的战略储备,中国就能启动自己的原料商品交易所,并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用中国钞票进行原料贸易将使人民币接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真正的人民币债市的出现将最终为替代美元奠定基础(已有数家外国银行获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这样,如果上述情况成为现实,中国就能着手去做现在已经可以办到的事情——“搞垮”美元。届时,相比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获得的好处(有数据显示,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每年的铸币收益为5000亿美元),损失1.5万亿——2.1万亿外储中美元资产的数量——只是很小的代价。此外,中国还将获得全球定价权,控制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料价格。
星岛环球网 2009-09-09 06:43:23
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网站9月6日文章《中国将予以反击》的文章,并起标题为《中国已经有能力“搞垮”美元》,内容如下:
世界金融危机是大规模损失和全面机遇并存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个别奉行明确和深思熟虑经济政策的国家有可能实现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挤占传统金融世界“统治者”的位置。
中国无疑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追求者,现在,中国已经有能力破坏美元地位,搞垮美国长期债券市场,挑起美元恶性通胀。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中国当局从美国国债市场撤资的任何举动都会引发金融世界的恐慌情绪。
当然,近期内中国政府还不会这么做。因为美元崩溃会导致国际贸易骤减,这对世界最大出口国来说将是极为不利的。但中国并不愿安于现状。因此,该国当局正在寻求不同途径,以实现外储多样化,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中国与阿根廷、印尼、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和白俄罗斯的央行签署了总额9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外,还与巴西就研究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的问题签订协议。中国计划增加对实物黄金的投资,购买500亿美元以特别提款权标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在储备管理方面,中国还将重心放在购买国外原料资产(公司和资源)上。
数月以来,中国的集团公司在海外收购跌价的开采企业,签订巨额原料供应合同。光向俄联邦就贷款250亿美元,以换取对华供油20年的保证。中国还和巴西伙伴签署了金额为100亿美元的类似协议。与委内瑞拉也签订了40亿美元的合同。这三份文件是在一周时间内签署的。前不久,中石化以75亿美元并购瑞士阿达克斯石油公司,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一宗海外油气资产并购案。
中国今后收购资产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那么除了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外,中国要这么多原料储备还有什么原因?
倘若拥有庞大的战略储备,中国就能启动自己的原料商品交易所,并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用中国钞票进行原料贸易将使人民币接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真正的人民币债市的出现将最终为替代美元奠定基础(已有数家外国银行获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这样,如果上述情况成为现实,中国就能着手去做现在已经可以办到的事情——“搞垮”美元。届时,相比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获得的好处(有数据显示,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每年的铸币收益为5000亿美元),损失1.5万亿——2.1万亿外储中美元资产的数量——只是很小的代价。此外,中国还将获得全球定价权,控制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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