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购铁矿石的幕后卖家竟是日本 已布局30年
青年参考 2009-08-05 09:08:27
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表示，中外铁矿石谈判仍在进行，希望得到合理结果，建立双赢的定价机制。当被国内媒体记者问及是否坚持约４０％的降幅时，他表示：“我没有这么说，我说的是合理的结果。”
这意味着，随着日韩欧２００９年铁矿石价格陆续达成，以及钢铁企业盈利状况的改善，中国可能不再坚持原定的谈判底线。而就在此前，三大矿山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与亚洲、欧洲等主要产钢国家达成长期协议价格后，只有中国仍在坚持谈判，要求比日本新日铁（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价格更低的降幅。
７月２９日，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公布了其２００９年铁矿石价格谈判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称，其铁矿石销量的２３％已确定年度合同价格，和２００８年的合同价相比，此前与亚洲和欧洲钢厂达成的粉矿售价降价近３３％，块矿降价近４４％。另外，还有３０％将按季度谈判、现货和指数定价的混合定价方式来出售，而余下的４７％仍在进行谈判。
而在此前，三大矿山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与亚洲、欧洲等主要产钢国家达成长期协议价格后，只有中国仍在坚持谈判，要求比日本新日铁（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价格更低的降幅。
在近几年中国钢铁企业与国际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中，日本钢铁企业在其中扮演了某种特殊角色。今年５月２６日，力拓发布公告，称与日本最大钢铁企业新日铁公司，已达成新财年铁矿石合同价格降价３３％的协议，而此时中国企业正谈判要求降价４０％。日本企业为何愿意接受高价格，而不和中国一起联手争取一个低价格呢？这里边有什么“深意”吗？
当日本财团３０年前就开始在全球布局上游资源时，国人还陶醉在“地大物博”的自我宣传中。如果有人对你说“日本不是资源匮乏国，中国才是”，你会不会大吃一惊呢？说这句话的人，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
白益民先生于１９９３年底进入日本三井财团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株）北京事务所工作，一干就是１２年，著有畅销书《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白益民非常了解日本的资源状况，他对《青年参考》报记者说，３０年前日本的确资源匮乏，然而日本大型财团中的综合商社与钢铁公司互相持股，结成利益联盟，早早着手海外资源布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抓住良机，低价大举投资海外矿山。３０年后的日本，已在全球拥有了大量资源，在上游产业链建立了稳固基础，而中国钢铁企业海外资源开发力度已大大落后于人，“中国反而成为了缺资源的国家”。
在２００２年之前，中国国内自产的铁矿石基本能满足钢铁行业的需求，每年只需从国外进口少量铁矿石。“那时候卖资源的澳大利亚和巴西求着中国买，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访华时都带着铁矿石厂商。”白益民说。情况自２００２年以后改变，加入ＷＴＯ的中国开足马力，开始成为全世界的生产制造商，对铁矿石需求大幅飙升。
白益民认为，供需关系变化固然是铁矿石价格连续５年飙升３９７．８％的重要原因，但日本大财团对铁矿石国际游戏规则的娴熟操控，也在相当大程度上起了助推作用。当日本财团３０年前就开始在全球布局上游资源时，国人还陶醉在“地大物博”的自我宣传中。
随着日本对全球矿产资源长达３０年的“布局”，今天日本拥有的铁矿石资源不但能完全满足本国钢铁企业的需要，而且还出口韩国和中国。据白益民介绍，韩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浦项制铁，可以说已被日本企业“绑架”----从铁矿石的供应、运输到定价，都由新日铁说了算。事实上，韩国浦项钢铁的全套设备都是从日本新日铁引进，而且它们之间有相互持股的关系，同时浦项制铁还与日本三菱财团在能源领域有密切关系。
提到“新日铁”，就不得不提到它的一个“利益共同体”----白益民的“老东家”三井物产，它和新日铁之间存在相互持股和共同投资的关系。在铁矿石上游的资源布局，使整个三井财团获得了更大利益。三井物产的官方网站上显示：“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就积极参与投资开发铁矿石资源，长期以来稳定供应铁矿石。２００３年收购了世界最大铁矿石生产销售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母公司Ｖａｌｅｐａｒ公司１５％的股份，并且还持续扩大了与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之间共同合作的铁矿石事业。基于三井物产拥有权益比例的铁矿石控股产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年开采权益已超过４０００万吨。”
中国劳动力成本明显低于日本，为何中国在压价日本却率先同意涨价？２００５年２月２２日，日本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单方面达成协议，将铁矿石价格涨幅定为７１．５％。随后新日铁与另一铁矿石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也达成类似协议，之后中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了这一价格。至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８日，新日铁又与淡水河谷率先达成了涨价６５％的协议，再次逼迫中国企业接受了如此巨大的价格升幅。
中国劳动力成本明显低于日本，可在铁矿石谈判中，为何中方要一再压低价格，但日本却总是率先同意将价格上涨呢？白益民告诉《青年参考》报，在资源领域要获得竞争优势，不是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主要是靠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在这两点上，中国没有多少竞争优势”。
另外，日本企业情愿高价买入的更关键原因，是日本企业与三大矿山巨头存在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日本企业同时拥有巴西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的股份，表面上看日本接受了比中国钢铁企业要价更高的价格，但它却可以通过持有的股份对冲这一损失，甚至获取更大利益。这也就意味着铁矿石价格上涨，日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拥有巴西淡水河谷股份的三井物产会多赚一些，然后在铁矿石贸易时让利给新日铁。另外，日本和韩国钢企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也都是卖到中国市场，涨价的部分自然也都被转嫁给中国用户了。”白益民解释，这正是铁矿石谈判中为什么新日铁总是率先达成涨价协议的原因所在。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另外两家财团住友财团和三菱财团，也和力拓、必和必拓有密切合作关系。
根据１９８１年确定的全球铁矿石定价机制，每年第四季度开始，由世界主流铁矿石供应商与其主要客户进行谈判，决定下一财政年度铁矿石价格。只要其中任何一家矿山与钢厂达成买卖合同，谈判即宣告结束，其他各家谈判均要接受。结果不难想见，一旦作为主要谈判参与方之一的新日铁率先接受涨价，中国钢铁业只能被迫接受。
除了以上这些因素，白益民还认为“日本企业更善于谈判”也是原因之一。和中国企业更多体现的是“政府身份”不同，日本企业的谈判人员对整个市场非常了解，是一群“职业商人”。为了提高谈判取胜的机会，日本企业甚至会聘请专业“谈判专家”搜集情报、制定谈判战略，并参与核心谈判。“财团模式”是日本制胜关键。中国这方面应从“学习美国好榜样”，转到“学习日韩好榜样”
在向《青年参考》报记者讲述日本如何“布局”控制全球铁矿石贸易的过程中，白益民反复提到了“财团”一词，并表示这是日本屡屡得胜的最关键因素。日本是从 “二战”后的废墟上经过集体意志的努力而获得新生的国家，这种集体主义观念成就了日本独一无二的财团体制，而财团体制也成为日本贸易和产业立国基本国策的物质基础。同样，和日本在矿产贸易中关系紧密的韩国，奉行的也是这种“财团模式”。
日本财团的核心企业----综合商社又在其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在日本企业海外扩张过程中，其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重要职能就在于打通当地“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日韩式”的综合商社牢牢控制了金融企业、商业和产业，将三者紧密结合；而“美国式”的经济制度将金融和产业分离，讲究的是“钱生钱”，导致大量产业流向别国，因此容易产生“产业空心化”和失业问题。
据白益民介绍，“日韩模式”其实源自中国古代的晋商和徽商，那时候的“钱庄”就是如今的银行，而“商会”就是综合商社，因此他认为“财团”与其被称为“日本模式”，不如被称之为“东亚模式”。
白益民建议，在现在的形势下，中国在这方面应从“学习美国好榜样”转而“学习日韩好榜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市场一片空白，很多产业还未发展起来，当时学习“美国模式”是必要的，而现在则应学习“日韩模式”，从“做大”（万马奔腾）转向“做强”（综合集成），通过增强全产业链的综合效益，而达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的，这样才能应对外国垄断资本的盘剥，而“不会沦落为外国企业的提款机”。
2009年8月6日木曜日
看看 中国留学生对美国大学的四大误解
看看 中国留学生对美国大学的四大误解
佚名
高考的硝烟尚未尽散，出国留学的热浪已然掀起。
出国留学的诸多选择中，美国大学往往是国内学生家长们关注的焦点。
不仅是因为美国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更是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确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而远隔重洋，以“中国眼光”看待美国大学，却难免种种的想当然乃至误解，这其间的差异引人思考。
这也正是《解放周末》日前独家专访正在北京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的缘由。
一、关于文理学院和职业教育
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可能非常出名，但走进美国校园，你会发现，它们都处于校园的“边缘位置”
解放周末：美国高等教育和中国高等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您1990年获得哈佛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您感受到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刘禾：说到不同，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文理学院”的理念和建制，它在美国高校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毫不夸张地说，文理学院是美国教育最引以为豪的精髓。
比如，我们走进任何一所美国研究型大学，一进大门，首先看到的重要建筑，往往就是文理学院。比如伯克利加州大学，大门一进去，正对的楼，是文理学院下属的英语系，斜对面的楼是历史系、比较文学系，还有文理学院其他的系。无论是在哈佛，还是在其他常青藤大学，文理学院都占据校园最中心、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解放周末：在人们的印象中，哈佛法学院、商学院在世界排名数一数二，哈佛应该也以它们为荣。
刘禾：哈佛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和政府学院都非常出名，但是当你走进哈佛大学的主校园时，就会发现，上述学院都处于主校园之外或“边缘位置 ”。很少看到美国的哪一所研究型大学，一进主校园的正门就是法学院的大楼，新闻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职业学院等也从来不会占据校园空间的中心位置。
解放周末：这和我们当前不少高校，法学、工商管理、金融等热门院系的建筑十分突出形成了对比。美国大学的空间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
刘禾：没有任何条文规定，这是在历史的传承中不约而同、自然而然形成的。文理学院的英文是liberalartscollege。这里的 arts指的是欧洲中世纪教育传统中“七艺”概念———即文法、论辩术、逻辑学、算学、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美国的大学承续了欧洲大学的传统，重视广义的现代版的“七艺”，也就是文理双修，同时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
其实，把liberalartscollege翻译成“文理学院”还是不太理想。我个人倾向于把它译成“开明文理学院”，liberal在这里含有“开明”和“开智”的意思。在香港，它被译成“博雅教育”，从字面上看好像主要指文科方面的教育。
解放周末：在中国大陆，通常被称为“通识教育”，台湾也有称为“全人教育”。
刘禾：不管被译成“博雅教育”还是“通识教育”或其他，liberalartseducation强调的是通过教育把“人格”树立起来，塑造一个完整的、大写的“人”。这个教育理念，其目标不在于让学生掌握一些具体的谋生技能，也不提供职业方面的训练，而是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使他/她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的文化背景，高度的教养，道德、文化水平和判断能力的人。
解放周末：文理学院是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这一培养目标的？
刘禾：开明文理学院的本科教育内容有三大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通常不设“职业”性的专业。学生要在三大主要领域里各选一定的学分，才能完成大学本科的学习。大学四年，首先是对知识的没有界限的学习，经过一个阶段后缩小兴趣范围，对专业方面开始有一定的了解。也就是说，开明文理教育不等于是在职业教育之外再添一点文史知识，更不意味着能搞点音乐、聊点艺术，就是完整的人了。
二、关于办学规模
在美国，许多小小的文理学院声誉不亚于哈佛、耶鲁等名校
解放周末：美国大学的空间布局，无声地折射出它的教育理念。而理念是制度设计的基础。
刘禾：对。开明文理学院的另一重要性，便是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大学的建制。美国的大学，从教学和研究的体制上看，基本上有以下几类。综合大学（四年大学学制，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开明文理学院(四年大学学制，只授学士学位)，和公立社区学院（两年制，授结业证书或转学的副学士学位）。其中，四年制的综合大学里面还有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之分。
一流研究型大学，除了本科生的开明文理学院，通常设有文理研究生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经管学院等研究生院。开明文理学院承担了培养本科生的任务，文理研究生院负责培养博士生，因此两者的规模比那些以培养硕士生为主的职业学院都庞大。需要强调的是，博士生的培养和学术研究主要是由文理研究生院的教授承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多数都执教于文理学院的经济系，而不在商学院或经管学院。
解放周末：文理研究生院培养的人才和其他学院培养的有何不同？
刘禾：法学院、医学院、经管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等培养的主要是硕士，提供的是某个具体行业所需的职业和专业训练。文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如果有志于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可以申请到经管学院或商学院攻读硕士，如果想今后在大学或科研机构专事研究工作，那么通常选择攻读文理学院的经济系博士学位。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文理研究生院培养的主要是研究型人才。而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研究生院并不培养科学家，也不培养思想家，而是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岗位。
刘禾：是的。层次不同、分工不同。
解放周末：大量具有职业技能的硕士生，是否会给一般本科毕业生造成就业压力？
刘禾：事实并非如此。文理学院的教育，已经给学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能够满足大多数岗位的需求，是名副其实的“通才”教育。不少学校的本科毕业生，因为优异的综合素质、巨大的潜力，在毕业时十分抢手。
现在，在本科生阶段想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日益增多，许多中国家长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名牌大学。但我在前面提到的第二类学校，即四年大学学制、只授学士学位的开明文理学院，由于规模小，因此经常被广大的中国家长所忽略。
解放周末：在中国的许多家长看来，“学院”比起“大学”，总是等而下之。教育界似乎也有这种心态，因此近年来，许多“学院”都努力提升硬件，升格成为大学。尤其是前几年风靡一时的高校大合并，几乎让所有的“学院”都消失殆尽。
刘禾：在这点上，美国的教育理念有着很大不同。在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独立的开明文理学院尽管规模小，但往往代表着最经典的、最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在美国，独立的本科生学院，且不说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现代工科学院，传统的开明文理学院如安姆斯特学院、威廉姆斯学院、韦尔斯利学院都是一流的，声誉和学费往往不亚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名校的本科生文理学院，因而成为很多美国精英阶层的首选。
解放周末：有一句西方谚语是：小的往往是好的。
刘禾：对。通常这样的学院只有两千多名学生，正因为小，教师才能够集中精力进行教学，不必花费大量的精力从事科学实验和论文发表。同时，由于规模小，师生间互动密切，这对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都非常有帮助。
解放周末：可以这么说，“小”并不意味着弱，相反，一窝蜂地求“大”，反而会造成虚假繁荣的局面。
刘禾：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扩招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开明文理学院有4000多个在校本科生，如果想要扩招50－100个学生，就必须进行慎重的考虑，因为一旦把入学门槛降低，声望也会随之降低。所以，我们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几所大学的开明文理学院都相互攀比，都不敢轻易扩招。
三、关于教师考核标准
在美国高校，我们不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的标准为标准，而是以自己的学术眼光为唯一标准
解放周末：近年来，中国高校的管理模式引起许多议论。比如，有学者呼吁：延续了多年的大学教师选留和升等制度弊端日益严重，需要反思。在这方面，美国高校有何可以借鉴的？
刘禾：在这点上，美国的终身教授制度不得不提。
美国大学教授的聘任，基本上是以教学年限与学术成果为考评标准的。教授每隔两三年应在学术方面上一个台阶，如果到了规定的年限，通常是任教职的六七年之内，还达不到取得终身教职的要求，这个人就会被解聘。这个制度，一方面能保证人才的流动性，同时又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留住真正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教授。
解放周末：“终身教授”意味着十分稳定的“铁饭碗”，它的好处在哪里？
刘禾：终身职位是美国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终身职位制度，那些发表不受社会欢迎的观点的教授，就很有可能被解雇；而一些教授会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去取悦于上级或者公众。因此，终身教授制度能保证学界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高校自由批评的空间，发挥大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批评功能。
解放周末：但“铁饭碗”也可能导致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滋养惰性，不思进取。
刘禾：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但就我的观察，这样的人是极少数。对绝大多数终身教授而言，工作本身就是对他的激励。从整体来说，终身教授制度还是利大于弊，当然可以作进一步完善。
解放周末：对教师的具体考核是怎样的？近年来，中国高校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让学生给老师打分等等。
刘禾：美国大学也让学生给教授的教学打分，但这是考核的一小部分。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对学者的考核，主要是同行考核。通常是，系主任任命三名终身教授组成委员会，对某学者提交的所有学术成果，逐一仔细研读，得出独立的判断，展开讨论，同时也会邀请校外的专家评估这位教授的学术成果。随后，学术委员会提交一个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必须在全系的资深教授当中经过讨论和表决，然后和系主任的独立报告汇总，提交院一级的评审委员会，院级的评审委员也通常由三人组成，会进行新一轮的阅读和辩论，然后再对当事人的续聘、是否晋升为终身职的教授等提出建议。这其中的关键是，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都是保密的，保证专家进行独立、公正的判断。
解放周末：在中国教师的考核过程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发表于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的论文。
刘禾：我认为，考核不应该简单地看看统计数字，这是没有学术自信的表现。在美国高校，发表论文的刊物的名声，是一个参考因素，但即使是名声极好的刊物，我们仍然不以它的标准为标准。我有一位同事，他从事的是一部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注释工作，工程巨大，花费了十几年。虽然很长时间都看不到成果，但所有的同行都知道这个工作的价值，因此尽管当时还没有多少文章发表，但他仍然获得了名校的终身教职。
解放周末：不看资历看能力，不看文凭看水平，不看数量看质量。
刘禾：是的，所以，这样的评审工作量非常大。但是，了解本专业的同行在研究什么，达到何等水平，有哪些学界新动向，这对于自身的研究也是大有好处的
解放周末：同行评审，不仅能保证专业性，还能够促进整个行业研究的发展。但是，同一专业的研究者毕竟人数有限，低头不见抬头见，如何避免人情的作用？
刘禾：假如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被人泄露出来，那么谁泄露了名单，谁就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学界，大家都十分爱惜自己的学术名声。硬性的法律规定并不能约束所有事情，口碑的影响力也很大。
四、关于博士的培养
在职攻读博士，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事。博士期间，并不需要急着发文章、出成果
解放周末：学界的学术生态是至关重要的，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手段来正本清源？
刘禾：保持健康良好的学术生态，我的建议是，首先是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而不受外界干扰的学术界。首先必须从博士生教育这一环节开始。
还是以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为例，一个学生攻读博士，其求学费用都是由学校的研究生院负担。因此，每年每个专业的博士生招收的数量并不多，一般文科需要7－8年，毕业后，基本上都是当教授或专家。如果拿着博士学位去社会求职，许多机构、公司不可能要你———因为学历过高，成本也太大。
解放周末：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的失业率也上升了，高校是否会扩招？
刘禾：最近申请高校的人增加了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会扩招一点，因为这两类学生的教育是收费的，学校出于利益考虑会有限度地扩招。博士生不但不会扩招，还在缩减名额。博士生扩招，它会破坏生产学者和教授的体系，导致培养出来的人鱼龙混杂，“学界”的这个概念就模糊了。
解放周末：美国高校里的硕士、博士是不是有发表论文的压力？
刘禾：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导师说，你不要急着发文章、出成果，你现在就是要好好接受学术训练，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写论文。况且博士的课程要求十分严格，压力很大。
解放周末：在美国，是否也可以在职攻读博士生，甚至可以读在职博士后？
刘禾：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它怎能保证博士教育的质量呢？美国文科的“博士后”经常是为短期内无法找到正式工作的博士提供的学术交流或专业训练的岗位，不是正式学历的一部分。自然科学的“博士后”意味着加入某个大学或研究部门的科学研究或实验小组的工作，从事一段专门研究，同样也不是正式学历的一部分。同样，我也很诧异，我们中国有“博导”这一称谓，这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是闻所未闻的。只要是博士毕业，进入了研究领域，就都可以担任“博导”。博导并不比副教授和教授更高级。
解放周末：最后还想问一下，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大学搞不搞“创收”？
刘禾：这要从美国大学的经费来源说起。除了公立大学有州一级的政府拨款外，美国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除了一小部分为学费，还有大量的社会捐款，这就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作。此外，美国有种类繁多、来源不一的科研基金，研究者可以提出申请，用这些钱来增设博士生、博士后的位置，吸引人才，完成项目研究。这些基金的独立运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大学教授和某些利益集团的直接挂钩。
解放周末：会否出现一边担任大学教授，同时又是公司董事长的情况？
刘禾：这在美国叫做conflictofinterest或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大学教授是全职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不允许公私兼顾，而出现利益冲突的。这是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大学教授当公司的董事长或一个公司的全职雇员就必须离开大学岗位。不过，研究型大学的理工科、法学院、经管学院等职业学院中，经常有教授被聘为某些专业方面的“顾问”，其收入必须向大学上交一定的比例，可是一旦出现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此人就必须做出选择。2008年，哈佛医学院的著名儿童心理学权威彼得曼教授利欲熏心，模糊了纯科学研究和他在某制药公司的“顾问”身份，误导公众，立刻被视为丑闻。假如这种事情不再被当作丑闻，而被习以为常，那么学术界和科学家的公信力就会消失殆尽，这对全社会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佚名
高考的硝烟尚未尽散，出国留学的热浪已然掀起。
出国留学的诸多选择中，美国大学往往是国内学生家长们关注的焦点。
不仅是因为美国拥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更是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确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而远隔重洋，以“中国眼光”看待美国大学，却难免种种的想当然乃至误解，这其间的差异引人思考。
这也正是《解放周末》日前独家专访正在北京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的缘由。
一、关于文理学院和职业教育
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可能非常出名，但走进美国校园，你会发现，它们都处于校园的“边缘位置”
解放周末：美国高等教育和中国高等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您1990年获得哈佛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您感受到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刘禾：说到不同，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文理学院”的理念和建制，它在美国高校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毫不夸张地说，文理学院是美国教育最引以为豪的精髓。
比如，我们走进任何一所美国研究型大学，一进大门，首先看到的重要建筑，往往就是文理学院。比如伯克利加州大学，大门一进去，正对的楼，是文理学院下属的英语系，斜对面的楼是历史系、比较文学系，还有文理学院其他的系。无论是在哈佛，还是在其他常青藤大学，文理学院都占据校园最中心、最引人注目的位置。
解放周末：在人们的印象中，哈佛法学院、商学院在世界排名数一数二，哈佛应该也以它们为荣。
刘禾：哈佛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和政府学院都非常出名，但是当你走进哈佛大学的主校园时，就会发现，上述学院都处于主校园之外或“边缘位置 ”。很少看到美国的哪一所研究型大学，一进主校园的正门就是法学院的大楼，新闻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职业学院等也从来不会占据校园空间的中心位置。
解放周末：这和我们当前不少高校，法学、工商管理、金融等热门院系的建筑十分突出形成了对比。美国大学的空间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
刘禾：没有任何条文规定，这是在历史的传承中不约而同、自然而然形成的。文理学院的英文是liberalartscollege。这里的 arts指的是欧洲中世纪教育传统中“七艺”概念———即文法、论辩术、逻辑学、算学、几何学、天文学、音乐。美国的大学承续了欧洲大学的传统，重视广义的现代版的“七艺”，也就是文理双修，同时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
其实，把liberalartscollege翻译成“文理学院”还是不太理想。我个人倾向于把它译成“开明文理学院”，liberal在这里含有“开明”和“开智”的意思。在香港，它被译成“博雅教育”，从字面上看好像主要指文科方面的教育。
解放周末：在中国大陆，通常被称为“通识教育”，台湾也有称为“全人教育”。
刘禾：不管被译成“博雅教育”还是“通识教育”或其他，liberalartseducation强调的是通过教育把“人格”树立起来，塑造一个完整的、大写的“人”。这个教育理念，其目标不在于让学生掌握一些具体的谋生技能，也不提供职业方面的训练，而是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使他/她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的文化背景，高度的教养，道德、文化水平和判断能力的人。
解放周末：文理学院是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这一培养目标的？
刘禾：开明文理学院的本科教育内容有三大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通常不设“职业”性的专业。学生要在三大主要领域里各选一定的学分，才能完成大学本科的学习。大学四年，首先是对知识的没有界限的学习，经过一个阶段后缩小兴趣范围，对专业方面开始有一定的了解。也就是说，开明文理教育不等于是在职业教育之外再添一点文史知识，更不意味着能搞点音乐、聊点艺术，就是完整的人了。
二、关于办学规模
在美国，许多小小的文理学院声誉不亚于哈佛、耶鲁等名校
解放周末：美国大学的空间布局，无声地折射出它的教育理念。而理念是制度设计的基础。
刘禾：对。开明文理学院的另一重要性，便是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大学的建制。美国的大学，从教学和研究的体制上看，基本上有以下几类。综合大学（四年大学学制，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开明文理学院(四年大学学制，只授学士学位)，和公立社区学院（两年制，授结业证书或转学的副学士学位）。其中，四年制的综合大学里面还有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之分。
一流研究型大学，除了本科生的开明文理学院，通常设有文理研究生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经管学院等研究生院。开明文理学院承担了培养本科生的任务，文理研究生院负责培养博士生，因此两者的规模比那些以培养硕士生为主的职业学院都庞大。需要强调的是，博士生的培养和学术研究主要是由文理研究生院的教授承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多数都执教于文理学院的经济系，而不在商学院或经管学院。
解放周末：文理研究生院培养的人才和其他学院培养的有何不同？
刘禾：法学院、医学院、经管学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等培养的主要是硕士，提供的是某个具体行业所需的职业和专业训练。文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如果有志于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可以申请到经管学院或商学院攻读硕士，如果想今后在大学或科研机构专事研究工作，那么通常选择攻读文理学院的经济系博士学位。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文理研究生院培养的主要是研究型人才。而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研究生院并不培养科学家，也不培养思想家，而是直接面向社会，面向岗位。
刘禾：是的。层次不同、分工不同。
解放周末：大量具有职业技能的硕士生，是否会给一般本科毕业生造成就业压力？
刘禾：事实并非如此。文理学院的教育，已经给学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能够满足大多数岗位的需求，是名副其实的“通才”教育。不少学校的本科毕业生，因为优异的综合素质、巨大的潜力，在毕业时十分抢手。
现在，在本科生阶段想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日益增多，许多中国家长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名牌大学。但我在前面提到的第二类学校，即四年大学学制、只授学士学位的开明文理学院，由于规模小，因此经常被广大的中国家长所忽略。
解放周末：在中国的许多家长看来，“学院”比起“大学”，总是等而下之。教育界似乎也有这种心态，因此近年来，许多“学院”都努力提升硬件，升格成为大学。尤其是前几年风靡一时的高校大合并，几乎让所有的“学院”都消失殆尽。
刘禾：在这点上，美国的教育理念有着很大不同。在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独立的开明文理学院尽管规模小，但往往代表着最经典的、最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在美国，独立的本科生学院，且不说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现代工科学院，传统的开明文理学院如安姆斯特学院、威廉姆斯学院、韦尔斯利学院都是一流的，声誉和学费往往不亚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名校的本科生文理学院，因而成为很多美国精英阶层的首选。
解放周末：有一句西方谚语是：小的往往是好的。
刘禾：对。通常这样的学院只有两千多名学生，正因为小，教师才能够集中精力进行教学，不必花费大量的精力从事科学实验和论文发表。同时，由于规模小，师生间互动密切，这对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都非常有帮助。
解放周末：可以这么说，“小”并不意味着弱，相反，一窝蜂地求“大”，反而会造成虚假繁荣的局面。
刘禾：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扩招的问题。哥伦比亚大学的开明文理学院有4000多个在校本科生，如果想要扩招50－100个学生，就必须进行慎重的考虑，因为一旦把入学门槛降低，声望也会随之降低。所以，我们和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几所大学的开明文理学院都相互攀比，都不敢轻易扩招。
三、关于教师考核标准
在美国高校，我们不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的标准为标准，而是以自己的学术眼光为唯一标准
解放周末：近年来，中国高校的管理模式引起许多议论。比如，有学者呼吁：延续了多年的大学教师选留和升等制度弊端日益严重，需要反思。在这方面，美国高校有何可以借鉴的？
刘禾：在这点上，美国的终身教授制度不得不提。
美国大学教授的聘任，基本上是以教学年限与学术成果为考评标准的。教授每隔两三年应在学术方面上一个台阶，如果到了规定的年限，通常是任教职的六七年之内，还达不到取得终身教职的要求，这个人就会被解聘。这个制度，一方面能保证人才的流动性，同时又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以留住真正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教授。
解放周末：“终身教授”意味着十分稳定的“铁饭碗”，它的好处在哪里？
刘禾：终身职位是美国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终身职位制度，那些发表不受社会欢迎的观点的教授，就很有可能被解雇；而一些教授会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去取悦于上级或者公众。因此，终身教授制度能保证学界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高校自由批评的空间，发挥大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批评功能。
解放周末：但“铁饭碗”也可能导致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滋养惰性，不思进取。
刘禾：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但就我的观察，这样的人是极少数。对绝大多数终身教授而言，工作本身就是对他的激励。从整体来说，终身教授制度还是利大于弊，当然可以作进一步完善。
解放周末：对教师的具体考核是怎样的？近年来，中国高校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让学生给老师打分等等。
刘禾：美国大学也让学生给教授的教学打分，但这是考核的一小部分。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对学者的考核，主要是同行考核。通常是，系主任任命三名终身教授组成委员会，对某学者提交的所有学术成果，逐一仔细研读，得出独立的判断，展开讨论，同时也会邀请校外的专家评估这位教授的学术成果。随后，学术委员会提交一个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必须在全系的资深教授当中经过讨论和表决，然后和系主任的独立报告汇总，提交院一级的评审委员会，院级的评审委员也通常由三人组成，会进行新一轮的阅读和辩论，然后再对当事人的续聘、是否晋升为终身职的教授等提出建议。这其中的关键是，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都是保密的，保证专家进行独立、公正的判断。
解放周末：在中国教师的考核过程中，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发表于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的论文。
刘禾：我认为，考核不应该简单地看看统计数字，这是没有学术自信的表现。在美国高校，发表论文的刊物的名声，是一个参考因素，但即使是名声极好的刊物，我们仍然不以它的标准为标准。我有一位同事，他从事的是一部古代经典著作的翻译和注释工作，工程巨大，花费了十几年。虽然很长时间都看不到成果，但所有的同行都知道这个工作的价值，因此尽管当时还没有多少文章发表，但他仍然获得了名校的终身教职。
解放周末：不看资历看能力，不看文凭看水平，不看数量看质量。
刘禾：是的，所以，这样的评审工作量非常大。但是，了解本专业的同行在研究什么，达到何等水平，有哪些学界新动向，这对于自身的研究也是大有好处的
解放周末：同行评审，不仅能保证专业性，还能够促进整个行业研究的发展。但是，同一专业的研究者毕竟人数有限，低头不见抬头见，如何避免人情的作用？
刘禾：假如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被人泄露出来，那么谁泄露了名单，谁就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学界，大家都十分爱惜自己的学术名声。硬性的法律规定并不能约束所有事情，口碑的影响力也很大。
四、关于博士的培养
在职攻读博士，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事。博士期间，并不需要急着发文章、出成果
解放周末：学界的学术生态是至关重要的，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手段来正本清源？
刘禾：保持健康良好的学术生态，我的建议是，首先是要保持一个相对稳定而不受外界干扰的学术界。首先必须从博士生教育这一环节开始。
还是以美国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为例，一个学生攻读博士，其求学费用都是由学校的研究生院负担。因此，每年每个专业的博士生招收的数量并不多，一般文科需要7－8年，毕业后，基本上都是当教授或专家。如果拿着博士学位去社会求职，许多机构、公司不可能要你———因为学历过高，成本也太大。
解放周末：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的失业率也上升了，高校是否会扩招？
刘禾：最近申请高校的人增加了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会扩招一点，因为这两类学生的教育是收费的，学校出于利益考虑会有限度地扩招。博士生不但不会扩招，还在缩减名额。博士生扩招，它会破坏生产学者和教授的体系，导致培养出来的人鱼龙混杂，“学界”的这个概念就模糊了。
解放周末：美国高校里的硕士、博士是不是有发表论文的压力？
刘禾：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导师说，你不要急着发文章、出成果，你现在就是要好好接受学术训练，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写论文。况且博士的课程要求十分严格，压力很大。
解放周末：在美国，是否也可以在职攻读博士生，甚至可以读在职博士后？
刘禾：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它怎能保证博士教育的质量呢？美国文科的“博士后”经常是为短期内无法找到正式工作的博士提供的学术交流或专业训练的岗位，不是正式学历的一部分。自然科学的“博士后”意味着加入某个大学或研究部门的科学研究或实验小组的工作，从事一段专门研究，同样也不是正式学历的一部分。同样，我也很诧异，我们中国有“博导”这一称谓，这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是闻所未闻的。只要是博士毕业，进入了研究领域，就都可以担任“博导”。博导并不比副教授和教授更高级。
解放周末：最后还想问一下，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大学搞不搞“创收”？
刘禾：这要从美国大学的经费来源说起。除了公立大学有州一级的政府拨款外，美国的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除了一小部分为学费，还有大量的社会捐款，这就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作。此外，美国有种类繁多、来源不一的科研基金，研究者可以提出申请，用这些钱来增设博士生、博士后的位置，吸引人才，完成项目研究。这些基金的独立运作，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大学教授和某些利益集团的直接挂钩。
解放周末：会否出现一边担任大学教授，同时又是公司董事长的情况？
刘禾：这在美国叫做conflictofinterest或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大学教授是全职工作，这个工作的性质是不允许公私兼顾，而出现利益冲突的。这是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大学教授当公司的董事长或一个公司的全职雇员就必须离开大学岗位。不过，研究型大学的理工科、法学院、经管学院等职业学院中，经常有教授被聘为某些专业方面的“顾问”，其收入必须向大学上交一定的比例，可是一旦出现公私之间的利益冲突，此人就必须做出选择。2008年，哈佛医学院的著名儿童心理学权威彼得曼教授利欲熏心，模糊了纯科学研究和他在某制药公司的“顾问”身份，误导公众，立刻被视为丑闻。假如这种事情不再被当作丑闻，而被习以为常，那么学术界和科学家的公信力就会消失殆尽，这对全社会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2009年8月3日月曜日
海外商业纠纷华商如何突围：别只闷声发大财
海外商业纠纷华商如何突围：别只闷声发大财
中国侨网 2009-08-02 20:27:48
随着海外经商的中国人日渐增多，中国商人与所在国发生商业纠纷在所难免。最近发生的莫斯科突然关闭切尔基佐沃大市场事件，就是典型例子。本文作者曾作为国家商务部派出人员在国外工作多年，作者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国商人在海外应怎样面对和规避商业纠纷。
开放国门30多年来，中国商人的海外足迹已无处不在。据中新社课题组今年2月发布的《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的数据，目前海外华侨约有4800万人，其中改革开放后从大陆移居海外的新华侨华人约600万人。截至2008年，世界华商企业资产总值达2.5万亿美元(包括港澳台，不含中国大陆内)。中国人与外界进行投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流，为自己带来了巨额财富，其成就也让世界瞩目。与此同时，世界各地与华商有关的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中国商人，在海外打拼的同时，也不得不开始重视来自当地政府、行业竞争者、媒体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风险，也要熟悉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中国商城海外生存不易
中国商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在进军海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商业或法律纠纷也是各种各样。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纯粹商业纠纷个案 一般来说此类纠纷是最好解决的。笔者在海外曾接手过一起这样的案例：中国的A公司是生产电子产品的，一直通过北欧的B公司向埃及的C 公司出口商品。A公司在多年贸易中，逐渐开始打破协议，想与C公司直接交易，跳过中间商B公司。B公司发现后，压住了A公司在之前贸易中的 100多万美元货款迟迟不付。A公司于是找到我驻外使馆商务处要求调解，最终两家公司回到谈判桌上，签署了还款协议，并且保证继续合作。此类纠纷，完全是个案，与所在国的法律、社会和经济等大环境无关。
引发当地竞争者敌视和围剿 中国商人的商业成功，自然会引起当地竞争者的不满甚至敌视。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商城在海外的遭遇。自2000年来，中国商人在世界各国纷纷建起了中国商城，把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轻工业品带到所在国市场。有些产品与当地的主要行业形成直接竞争关系，自然会引起反弹。例如自2001年以来，在意大利、罗马甚至东欧的几个国家，都发生了袭击中国商城的“烧鞋事件 ”。这些国家有着传统的制鞋业和制衣业，而且多数是中小企业，为当地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一些国家的传统行业竞争不过来自新兴国家的同行们，日益败落下去，于是很自然地把气撒到中国商人身上。于是在政府纵容、媒体挑唆和当地行业竞争者的鼓动下，一些攻击中国人并造成财物损失甚至人员受伤的案例，时有发生。
在瑞典被工人围困一天
不了解当地法律和商业环境 中国商人在海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对当地法律和商业环境了解不足，也会造成误解和纠纷。
举个例子。北欧是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国家，生长在森林中的蓝莓产量丰富，但需要人工采集。每年夏季，瑞典、芬兰等国都要从亚洲地区进口廉价的短期劳动力，集中采集蓝莓。一些旅居瑞典的中国人也看到了这一商机，开始组织中国工人赴瑞典采莓。但在操作过程中没有仔细调研，第一年组织了上百人的队伍，收益良好；第二年组织者盲目扩大规模，号称要组织一万人赴瑞，结果因为气候原因，当年的蓝莓收成欠佳，加上其他准备工作不足，酿成了劳资冲突。每个蓝莓采集工人的收益，是所采蓝莓的总值减去机票、食宿和付给劳务公司的手续费，工人的熟练程度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产量。
由于中国的劳务公司没预料到各年蓝莓产量不同的风险，也没预料到汇率变化和油价上涨导致交通成本的大幅提高，同时也没有对工人进行统一培训，结果是很多中国来的工人在辛苦一个夏季之后，获益极低，于是直接在当地爆发群体性事件，将组织方围堵在办公区达两天之久，中国使馆商务处的官员前往调解，也被围困了一天多。此事自然惊动了瑞典媒体，给中国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警察为何喜欢敲中国人竹杠
受所在国政治、司法腐败困扰 还有一类商业纠纷，是更深层的原因造成的，如所在国政治腐败和司法系统有问题。
这样的案例多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刚转型的东欧等国。这些地方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很多时候可以通过向政府官员和警察行贿来“疏通关节”。或许是中国几千年来抑商的结果，中国商人尤其“怕官”，因此在海外也是一旦有了问题，就希望花钱免灾。这反而造成当地的不法官员和警察越发喜欢敲诈中国人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喜欢随身带现金是出了名的。
笔者2003年去匈牙利考察当地中国企业生存状况时，就听到过一个荒唐的故事：一名中国商人在打烊回家的路上被当地警察拦住，以证件不齐为由罚款，双方“协商”好了一个价格：500元。中国商人给了警察一张面值1000元的钞票，警察没零钱找，于是建议说：“要不我开警车送你回家，那500就算车费吧。”在俄罗斯、南非和其他一些国家，我们也不断听到类似故事。此次俄罗斯关闭“大市场”事件所牵连出来的“灰色清关”贸易，其实也是俄罗斯不完善的法律制度、腐败的执法部门和反覆无常的政策造成的。中国商人不应单方为此负责任。但我们在赴海外发展的同时，应该注意长远的发展，规避政策和法律风险，不要一味因利益驱动去钻空子。
不能只是“闷声发大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人在海外发展时，往往由于在国内的思维定势，过于崇拜权力，而忽视了平民社会的力量。我们看到，典型的中国商人在海外往往喜欢一掷千金结交权贵，遵循的还是“衙门有人好办事”的传统思维，而缺乏对社会和媒体的正面公关能力。在国外很多国家，媒体拥有强大的舆论导向力量，可以借由事件动员社会民众。海外很多针对中国人的攻击事件，往往是由媒体报道和舆论攻势挑起的。中国人喜欢“闷声发大财”，面对海外媒体的攻势往往选择沉默，认为只要不点名道姓说自己就无所谓，或者认为文字上的攻击算不了什么，岂不知，舆论攻击是可以酿成实质性的攻击事件的。
纠纷并非都涉及政治和国家
同时，我们的国人在遇到商业纠纷的时候，也应该采取理性和开放的心态，很多纠纷案不一定和政治以及民族问题有关。
湖南神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宏伟，因知识产权纠纷曾与美国爱宝工业有限公司(ABROIndustries，Inc)发生纠纷。2004年 10月爱宝公司在中国起诉袁宏伟的同时，也在美国将其告上法院，后者对袁签发了拘捕令。但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袁宏伟一直安然无恙，直到美方与英方警察合谋将其在伦敦诱捕。袁随后被中国网民和部分媒体描述成知识产权问题政治化的牺牲品，“英美霸权主义”的无辜受害者。后来袁宏伟在伦敦法院取保候审期间潜逃回国，一些网友又为其欢呼，把他当成英雄一样。袁本人也把此事跟“祖国和人民”的大义挂钩，俨然是成功“越狱”的中国明星。事实上，湖南神力公司注册了上百个商标，都与国外商标近似，而且与其他国外公司也有商标纠纷。
2006年12月，广东中院判神力公司败诉，并赔偿美国爱宝50万元。虽然伦敦警方和美国公司合谋诱捕袁是错误的，但他在伦敦弃保潜逃，并且可能涉嫌伪造证件，也触犯了所在国的法律。面对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应该弄明白：商业纠纷案不管在哪里，其核心都是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话，在商场中是适用的，没有必要因为跨越了国界，就一定要将商业纠纷上升到民族和国格的高度。
中国侨网 2009-08-02 20:27:48
随着海外经商的中国人日渐增多，中国商人与所在国发生商业纠纷在所难免。最近发生的莫斯科突然关闭切尔基佐沃大市场事件，就是典型例子。本文作者曾作为国家商务部派出人员在国外工作多年，作者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国商人在海外应怎样面对和规避商业纠纷。
开放国门30多年来，中国商人的海外足迹已无处不在。据中新社课题组今年2月发布的《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的数据，目前海外华侨约有4800万人，其中改革开放后从大陆移居海外的新华侨华人约600万人。截至2008年，世界华商企业资产总值达2.5万亿美元(包括港澳台，不含中国大陆内)。中国人与外界进行投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流，为自己带来了巨额财富，其成就也让世界瞩目。与此同时，世界各地与华商有关的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中国商人，在海外打拼的同时，也不得不开始重视来自当地政府、行业竞争者、媒体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风险，也要熟悉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中国商城海外生存不易
中国商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在进军海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商业或法律纠纷也是各种各样。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纯粹商业纠纷个案 一般来说此类纠纷是最好解决的。笔者在海外曾接手过一起这样的案例：中国的A公司是生产电子产品的，一直通过北欧的B公司向埃及的C 公司出口商品。A公司在多年贸易中，逐渐开始打破协议，想与C公司直接交易，跳过中间商B公司。B公司发现后，压住了A公司在之前贸易中的 100多万美元货款迟迟不付。A公司于是找到我驻外使馆商务处要求调解，最终两家公司回到谈判桌上，签署了还款协议，并且保证继续合作。此类纠纷，完全是个案，与所在国的法律、社会和经济等大环境无关。
引发当地竞争者敌视和围剿 中国商人的商业成功，自然会引起当地竞争者的不满甚至敌视。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商城在海外的遭遇。自2000年来，中国商人在世界各国纷纷建起了中国商城，把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轻工业品带到所在国市场。有些产品与当地的主要行业形成直接竞争关系，自然会引起反弹。例如自2001年以来，在意大利、罗马甚至东欧的几个国家，都发生了袭击中国商城的“烧鞋事件 ”。这些国家有着传统的制鞋业和制衣业，而且多数是中小企业，为当地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一些国家的传统行业竞争不过来自新兴国家的同行们，日益败落下去，于是很自然地把气撒到中国商人身上。于是在政府纵容、媒体挑唆和当地行业竞争者的鼓动下，一些攻击中国人并造成财物损失甚至人员受伤的案例，时有发生。
在瑞典被工人围困一天
不了解当地法律和商业环境 中国商人在海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对当地法律和商业环境了解不足，也会造成误解和纠纷。
举个例子。北欧是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国家，生长在森林中的蓝莓产量丰富，但需要人工采集。每年夏季，瑞典、芬兰等国都要从亚洲地区进口廉价的短期劳动力，集中采集蓝莓。一些旅居瑞典的中国人也看到了这一商机，开始组织中国工人赴瑞典采莓。但在操作过程中没有仔细调研，第一年组织了上百人的队伍，收益良好；第二年组织者盲目扩大规模，号称要组织一万人赴瑞，结果因为气候原因，当年的蓝莓收成欠佳，加上其他准备工作不足，酿成了劳资冲突。每个蓝莓采集工人的收益，是所采蓝莓的总值减去机票、食宿和付给劳务公司的手续费，工人的熟练程度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产量。
由于中国的劳务公司没预料到各年蓝莓产量不同的风险，也没预料到汇率变化和油价上涨导致交通成本的大幅提高，同时也没有对工人进行统一培训，结果是很多中国来的工人在辛苦一个夏季之后，获益极低，于是直接在当地爆发群体性事件，将组织方围堵在办公区达两天之久，中国使馆商务处的官员前往调解，也被围困了一天多。此事自然惊动了瑞典媒体，给中国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警察为何喜欢敲中国人竹杠
受所在国政治、司法腐败困扰 还有一类商业纠纷，是更深层的原因造成的，如所在国政治腐败和司法系统有问题。
这样的案例多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刚转型的东欧等国。这些地方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很多时候可以通过向政府官员和警察行贿来“疏通关节”。或许是中国几千年来抑商的结果，中国商人尤其“怕官”，因此在海外也是一旦有了问题，就希望花钱免灾。这反而造成当地的不法官员和警察越发喜欢敲诈中国人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喜欢随身带现金是出了名的。
笔者2003年去匈牙利考察当地中国企业生存状况时，就听到过一个荒唐的故事：一名中国商人在打烊回家的路上被当地警察拦住，以证件不齐为由罚款，双方“协商”好了一个价格：500元。中国商人给了警察一张面值1000元的钞票，警察没零钱找，于是建议说：“要不我开警车送你回家，那500就算车费吧。”在俄罗斯、南非和其他一些国家，我们也不断听到类似故事。此次俄罗斯关闭“大市场”事件所牵连出来的“灰色清关”贸易，其实也是俄罗斯不完善的法律制度、腐败的执法部门和反覆无常的政策造成的。中国商人不应单方为此负责任。但我们在赴海外发展的同时，应该注意长远的发展，规避政策和法律风险，不要一味因利益驱动去钻空子。
不能只是“闷声发大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人在海外发展时，往往由于在国内的思维定势，过于崇拜权力，而忽视了平民社会的力量。我们看到，典型的中国商人在海外往往喜欢一掷千金结交权贵，遵循的还是“衙门有人好办事”的传统思维，而缺乏对社会和媒体的正面公关能力。在国外很多国家，媒体拥有强大的舆论导向力量，可以借由事件动员社会民众。海外很多针对中国人的攻击事件，往往是由媒体报道和舆论攻势挑起的。中国人喜欢“闷声发大财”，面对海外媒体的攻势往往选择沉默，认为只要不点名道姓说自己就无所谓，或者认为文字上的攻击算不了什么，岂不知，舆论攻击是可以酿成实质性的攻击事件的。
纠纷并非都涉及政治和国家
同时，我们的国人在遇到商业纠纷的时候，也应该采取理性和开放的心态，很多纠纷案不一定和政治以及民族问题有关。
湖南神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宏伟，因知识产权纠纷曾与美国爱宝工业有限公司(ABROIndustries，Inc)发生纠纷。2004年 10月爱宝公司在中国起诉袁宏伟的同时，也在美国将其告上法院，后者对袁签发了拘捕令。但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袁宏伟一直安然无恙，直到美方与英方警察合谋将其在伦敦诱捕。袁随后被中国网民和部分媒体描述成知识产权问题政治化的牺牲品，“英美霸权主义”的无辜受害者。后来袁宏伟在伦敦法院取保候审期间潜逃回国，一些网友又为其欢呼，把他当成英雄一样。袁本人也把此事跟“祖国和人民”的大义挂钩，俨然是成功“越狱”的中国明星。事实上，湖南神力公司注册了上百个商标，都与国外商标近似，而且与其他国外公司也有商标纠纷。
2006年12月，广东中院判神力公司败诉，并赔偿美国爱宝50万元。虽然伦敦警方和美国公司合谋诱捕袁是错误的，但他在伦敦弃保潜逃，并且可能涉嫌伪造证件，也触犯了所在国的法律。面对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应该弄明白：商业纠纷案不管在哪里，其核心都是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话，在商场中是适用的，没有必要因为跨越了国界，就一定要将商业纠纷上升到民族和国格的高度。
海外商业纠纷华商如何突围：别只闷声发大财
海外商业纠纷华商如何突围：别只闷声发大财
中国侨网 2009-08-02 20:27:48
随着海外经商的中国人日渐增多，中国商人与所在国发生商业纠纷在所难免。最近发生的莫斯科突然关闭切尔基佐沃大市场事件，就是典型例子。本文作者曾作为国家商务部派出人员在国外工作多年，作者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国商人在海外应怎样面对和规避商业纠纷。
开放国门30多年来，中国商人的海外足迹已无处不在。据中新社课题组今年2月发布的《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的数据，目前海外华侨约有4800万人，其中改革开放后从大陆移居海外的新华侨华人约600万人。截至2008年，世界华商企业资产总值达2.5万亿美元(包括港澳台，不含中国大陆内)。中国人与外界进行投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流，为自己带来了巨额财富，其成就也让世界瞩目。与此同时，世界各地与华商有关的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中国商人，在海外打拼的同时，也不得不开始重视来自当地政府、行业竞争者、媒体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风险，也要熟悉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中国商城海外生存不易
中国商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在进军海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商业或法律纠纷也是各种各样。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纯粹商业纠纷个案 一般来说此类纠纷是最好解决的。笔者在海外曾接手过一起这样的案例：中国的A公司是生产电子产品的，一直通过北欧的B公司向埃及的C 公司出口商品。A公司在多年贸易中，逐渐开始打破协议，想与C公司直接交易，跳过中间商B公司。B公司发现后，压住了A公司在之前贸易中的 100多万美元货款迟迟不付。A公司于是找到我驻外使馆商务处要求调解，最终两家公司回到谈判桌上，签署了还款协议，并且保证继续合作。此类纠纷，完全是个案，与所在国的法律、社会和经济等大环境无关。
引发当地竞争者敌视和围剿 中国商人的商业成功，自然会引起当地竞争者的不满甚至敌视。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商城在海外的遭遇。自2000年来，中国商人在世界各国纷纷建起了中国商城，把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轻工业品带到所在国市场。有些产品与当地的主要行业形成直接竞争关系，自然会引起反弹。例如自2001年以来，在意大利、罗马甚至东欧的几个国家，都发生了袭击中国商城的“烧鞋事件 ”。这些国家有着传统的制鞋业和制衣业，而且多数是中小企业，为当地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一些国家的传统行业竞争不过来自新兴国家的同行们，日益败落下去，于是很自然地把气撒到中国商人身上。于是在政府纵容、媒体挑唆和当地行业竞争者的鼓动下，一些攻击中国人并造成财物损失甚至人员受伤的案例，时有发生。
在瑞典被工人围困一天
不了解当地法律和商业环境 中国商人在海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对当地法律和商业环境了解不足，也会造成误解和纠纷。
举个例子。北欧是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国家，生长在森林中的蓝莓产量丰富，但需要人工采集。每年夏季，瑞典、芬兰等国都要从亚洲地区进口廉价的短期劳动力，集中采集蓝莓。一些旅居瑞典的中国人也看到了这一商机，开始组织中国工人赴瑞典采莓。但在操作过程中没有仔细调研，第一年组织了上百人的队伍，收益良好；第二年组织者盲目扩大规模，号称要组织一万人赴瑞，结果因为气候原因，当年的蓝莓收成欠佳，加上其他准备工作不足，酿成了劳资冲突。每个蓝莓采集工人的收益，是所采蓝莓的总值减去机票、食宿和付给劳务公司的手续费，工人的熟练程度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产量。
由于中国的劳务公司没预料到各年蓝莓产量不同的风险，也没预料到汇率变化和油价上涨导致交通成本的大幅提高，同时也没有对工人进行统一培训，结果是很多中国来的工人在辛苦一个夏季之后，获益极低，于是直接在当地爆发群体性事件，将组织方围堵在办公区达两天之久，中国使馆商务处的官员前往调解，也被围困了一天多。此事自然惊动了瑞典媒体，给中国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警察为何喜欢敲中国人竹杠
受所在国政治、司法腐败困扰 还有一类商业纠纷，是更深层的原因造成的，如所在国政治腐败和司法系统有问题。
这样的案例多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刚转型的东欧等国。这些地方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很多时候可以通过向政府官员和警察行贿来“疏通关节”。或许是中国几千年来抑商的结果，中国商人尤其“怕官”，因此在海外也是一旦有了问题，就希望花钱免灾。这反而造成当地的不法官员和警察越发喜欢敲诈中国人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喜欢随身带现金是出了名的。
笔者2003年去匈牙利考察当地中国企业生存状况时，就听到过一个荒唐的故事：一名中国商人在打烊回家的路上被当地警察拦住，以证件不齐为由罚款，双方“协商”好了一个价格：500元。中国商人给了警察一张面值1000元的钞票，警察没零钱找，于是建议说：“要不我开警车送你回家，那500就算车费吧。”在俄罗斯、南非和其他一些国家，我们也不断听到类似故事。此次俄罗斯关闭“大市场”事件所牵连出来的“灰色清关”贸易，其实也是俄罗斯不完善的法律制度、腐败的执法部门和反覆无常的政策造成的。中国商人不应单方为此负责任。但我们在赴海外发展的同时，应该注意长远的发展，规避政策和法律风险，不要一味因利益驱动去钻空子。
不能只是“闷声发大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人在海外发展时，往往由于在国内的思维定势，过于崇拜权力，而忽视了平民社会的力量。我们看到，典型的中国商人在海外往往喜欢一掷千金结交权贵，遵循的还是“衙门有人好办事”的传统思维，而缺乏对社会和媒体的正面公关能力。在国外很多国家，媒体拥有强大的舆论导向力量，可以借由事件动员社会民众。海外很多针对中国人的攻击事件，往往是由媒体报道和舆论攻势挑起的。中国人喜欢“闷声发大财”，面对海外媒体的攻势往往选择沉默，认为只要不点名道姓说自己就无所谓，或者认为文字上的攻击算不了什么，岂不知，舆论攻击是可以酿成实质性的攻击事件的。
纠纷并非都涉及政治和国家
同时，我们的国人在遇到商业纠纷的时候，也应该采取理性和开放的心态，很多纠纷案不一定和政治以及民族问题有关。
湖南神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宏伟，因知识产权纠纷曾与美国爱宝工业有限公司(ABROIndustries，Inc)发生纠纷。2004年 10月爱宝公司在中国起诉袁宏伟的同时，也在美国将其告上法院，后者对袁签发了拘捕令。但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袁宏伟一直安然无恙，直到美方与英方警察合谋将其在伦敦诱捕。袁随后被中国网民和部分媒体描述成知识产权问题政治化的牺牲品，“英美霸权主义”的无辜受害者。后来袁宏伟在伦敦法院取保候审期间潜逃回国，一些网友又为其欢呼，把他当成英雄一样。袁本人也把此事跟“祖国和人民”的大义挂钩，俨然是成功“越狱”的中国明星。事实上，湖南神力公司注册了上百个商标，都与国外商标近似，而且与其他国外公司也有商标纠纷。
2006年12月，广东中院判神力公司败诉，并赔偿美国爱宝50万元。虽然伦敦警方和美国公司合谋诱捕袁是错误的，但他在伦敦弃保潜逃，并且可能涉嫌伪造证件，也触犯了所在国的法律。面对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应该弄明白：商业纠纷案不管在哪里，其核心都是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话，在商场中是适用的，没有必要因为跨越了国界，就一定要将商业纠纷上升到民族和国格的高度。
中国侨网 2009-08-02 20:27:48
随着海外经商的中国人日渐增多，中国商人与所在国发生商业纠纷在所难免。最近发生的莫斯科突然关闭切尔基佐沃大市场事件，就是典型例子。本文作者曾作为国家商务部派出人员在国外工作多年，作者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国商人在海外应怎样面对和规避商业纠纷。
开放国门30多年来，中国商人的海外足迹已无处不在。据中新社课题组今年2月发布的《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的数据，目前海外华侨约有4800万人，其中改革开放后从大陆移居海外的新华侨华人约600万人。截至2008年，世界华商企业资产总值达2.5万亿美元(包括港澳台，不含中国大陆内)。中国人与外界进行投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流，为自己带来了巨额财富，其成就也让世界瞩目。与此同时，世界各地与华商有关的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中国商人，在海外打拼的同时，也不得不开始重视来自当地政府、行业竞争者、媒体和社会等各方面的风险，也要熟悉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中国商城海外生存不易
中国商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在进军海外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商业或法律纠纷也是各种各样。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纯粹商业纠纷个案 一般来说此类纠纷是最好解决的。笔者在海外曾接手过一起这样的案例：中国的A公司是生产电子产品的，一直通过北欧的B公司向埃及的C 公司出口商品。A公司在多年贸易中，逐渐开始打破协议，想与C公司直接交易，跳过中间商B公司。B公司发现后，压住了A公司在之前贸易中的 100多万美元货款迟迟不付。A公司于是找到我驻外使馆商务处要求调解，最终两家公司回到谈判桌上，签署了还款协议，并且保证继续合作。此类纠纷，完全是个案，与所在国的法律、社会和经济等大环境无关。
引发当地竞争者敌视和围剿 中国商人的商业成功，自然会引起当地竞争者的不满甚至敌视。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商城在海外的遭遇。自2000年来，中国商人在世界各国纷纷建起了中国商城，把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轻工业品带到所在国市场。有些产品与当地的主要行业形成直接竞争关系，自然会引起反弹。例如自2001年以来，在意大利、罗马甚至东欧的几个国家，都发生了袭击中国商城的“烧鞋事件 ”。这些国家有着传统的制鞋业和制衣业，而且多数是中小企业，为当地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一些国家的传统行业竞争不过来自新兴国家的同行们，日益败落下去，于是很自然地把气撒到中国商人身上。于是在政府纵容、媒体挑唆和当地行业竞争者的鼓动下，一些攻击中国人并造成财物损失甚至人员受伤的案例，时有发生。
在瑞典被工人围困一天
不了解当地法律和商业环境 中国商人在海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对当地法律和商业环境了解不足，也会造成误解和纠纷。
举个例子。北欧是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国家，生长在森林中的蓝莓产量丰富，但需要人工采集。每年夏季，瑞典、芬兰等国都要从亚洲地区进口廉价的短期劳动力，集中采集蓝莓。一些旅居瑞典的中国人也看到了这一商机，开始组织中国工人赴瑞典采莓。但在操作过程中没有仔细调研，第一年组织了上百人的队伍，收益良好；第二年组织者盲目扩大规模，号称要组织一万人赴瑞，结果因为气候原因，当年的蓝莓收成欠佳，加上其他准备工作不足，酿成了劳资冲突。每个蓝莓采集工人的收益，是所采蓝莓的总值减去机票、食宿和付给劳务公司的手续费，工人的熟练程度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产量。
由于中国的劳务公司没预料到各年蓝莓产量不同的风险，也没预料到汇率变化和油价上涨导致交通成本的大幅提高，同时也没有对工人进行统一培训，结果是很多中国来的工人在辛苦一个夏季之后，获益极低，于是直接在当地爆发群体性事件，将组织方围堵在办公区达两天之久，中国使馆商务处的官员前往调解，也被围困了一天多。此事自然惊动了瑞典媒体，给中国人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警察为何喜欢敲中国人竹杠
受所在国政治、司法腐败困扰 还有一类商业纠纷，是更深层的原因造成的，如所在国政治腐败和司法系统有问题。
这样的案例多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刚转型的东欧等国。这些地方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很多时候可以通过向政府官员和警察行贿来“疏通关节”。或许是中国几千年来抑商的结果，中国商人尤其“怕官”，因此在海外也是一旦有了问题，就希望花钱免灾。这反而造成当地的不法官员和警察越发喜欢敲诈中国人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喜欢随身带现金是出了名的。
笔者2003年去匈牙利考察当地中国企业生存状况时，就听到过一个荒唐的故事：一名中国商人在打烊回家的路上被当地警察拦住，以证件不齐为由罚款，双方“协商”好了一个价格：500元。中国商人给了警察一张面值1000元的钞票，警察没零钱找，于是建议说：“要不我开警车送你回家，那500就算车费吧。”在俄罗斯、南非和其他一些国家，我们也不断听到类似故事。此次俄罗斯关闭“大市场”事件所牵连出来的“灰色清关”贸易，其实也是俄罗斯不完善的法律制度、腐败的执法部门和反覆无常的政策造成的。中国商人不应单方为此负责任。但我们在赴海外发展的同时，应该注意长远的发展，规避政策和法律风险，不要一味因利益驱动去钻空子。
不能只是“闷声发大财”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商人在海外发展时，往往由于在国内的思维定势，过于崇拜权力，而忽视了平民社会的力量。我们看到，典型的中国商人在海外往往喜欢一掷千金结交权贵，遵循的还是“衙门有人好办事”的传统思维，而缺乏对社会和媒体的正面公关能力。在国外很多国家，媒体拥有强大的舆论导向力量，可以借由事件动员社会民众。海外很多针对中国人的攻击事件，往往是由媒体报道和舆论攻势挑起的。中国人喜欢“闷声发大财”，面对海外媒体的攻势往往选择沉默，认为只要不点名道姓说自己就无所谓，或者认为文字上的攻击算不了什么，岂不知，舆论攻击是可以酿成实质性的攻击事件的。
纠纷并非都涉及政治和国家
同时，我们的国人在遇到商业纠纷的时候，也应该采取理性和开放的心态，很多纠纷案不一定和政治以及民族问题有关。
湖南神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宏伟，因知识产权纠纷曾与美国爱宝工业有限公司(ABROIndustries，Inc)发生纠纷。2004年 10月爱宝公司在中国起诉袁宏伟的同时，也在美国将其告上法院，后者对袁签发了拘捕令。但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袁宏伟一直安然无恙，直到美方与英方警察合谋将其在伦敦诱捕。袁随后被中国网民和部分媒体描述成知识产权问题政治化的牺牲品，“英美霸权主义”的无辜受害者。后来袁宏伟在伦敦法院取保候审期间潜逃回国，一些网友又为其欢呼，把他当成英雄一样。袁本人也把此事跟“祖国和人民”的大义挂钩，俨然是成功“越狱”的中国明星。事实上，湖南神力公司注册了上百个商标，都与国外商标近似，而且与其他国外公司也有商标纠纷。
2006年12月，广东中院判神力公司败诉，并赔偿美国爱宝50万元。虽然伦敦警方和美国公司合谋诱捕袁是错误的，但他在伦敦弃保潜逃，并且可能涉嫌伪造证件，也触犯了所在国的法律。面对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应该弄明白：商业纠纷案不管在哪里，其核心都是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话，在商场中是适用的，没有必要因为跨越了国界，就一定要将商业纠纷上升到民族和国格的高度。
陈志远迪拜创业
小商品 计算器
原因
种类，转让费 - 中国人的批发市场 - 俄罗斯的废楼
默须巴查的传统竞争 - 综合
新市场 - 鞋专营 - 温州的长项，而没有
8年，100迪拉姆，需要200万元 - 租金时间差 - 5万迪拉姆定金=3个月 100家
迪拜政府支持 朱玛的担保支持
温州市劳动局的支持
南非北非欧洲都有进驻
3个月 100家市场，支付租金
中国商品城
没有人来 - 顾印度人到老市场叫人，一天50元
危机市场内部的内部竞争
200万资金 - 父母买房
不收租金，自己的品牌 - 良性竞争，产生多品种，起死回生
中国鞋城，五金，小商品 - 开展商品圈
中东，北非，南非 - 上十亿
千人的就业机会
CSR
原因
种类，转让费 - 中国人的批发市场 - 俄罗斯的废楼
默须巴查的传统竞争 - 综合
新市场 - 鞋专营 - 温州的长项，而没有
8年，100迪拉姆，需要200万元 - 租金时间差 - 5万迪拉姆定金=3个月 100家
迪拜政府支持 朱玛的担保支持
温州市劳动局的支持
南非北非欧洲都有进驻
3个月 100家市场，支付租金
中国商品城
没有人来 - 顾印度人到老市场叫人，一天50元
危机市场内部的内部竞争
200万资金 - 父母买房
不收租金，自己的品牌 - 良性竞争，产生多品种，起死回生
中国鞋城，五金，小商品 - 开展商品圈
中东，北非，南非 - 上十亿
千人的就业机会
CSR
2009年7月30日木曜日
美中经济联姻触礁？
美中经济联姻触礁？
侨报 2009-07-29 14:11:19
知名新闻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27日刊登了《洛杉矶时报》编辑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的文章《对话尼尔·弗格森：美中经济联姻触礁？》。摘译如下：
当美中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笔者与哈佛大学历史学与工商管理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交流了看法。
加德尔斯：虽然奥巴马总统要面对很多问题，但他任内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处理美中间的不平衡。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美元储备战略一直在资助美国，这是美国长期低利率、借贷狂欢的重要原因。如今这个影响已不存在，那维系两者合作关系的关键是什么？
弗格森：我的朋友莫里·茨斯丘拉日克（Moritz Schularick）和我在2006年底提出了“美中共同体”（Chimerica）。我们一致认为，美中已有效地融合成为一个单一经济体——“美中共同体”：中国人储蓄，美国人消费。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贷款，美国借贷。中国现已拥有2万亿美元外储，其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中国资助了美国的预算赤字。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美中共同体”是否是一场触礁的联姻。金融危机使得高负债的美国消费者再也无力借款，美国的储蓄率上升，从中国的进口显著减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会停止储备美元。他们不敢使货币升值，因为升值将导致出口行业的很多人失业。但中国人确实在质疑“美中共同体”。
这是有点像储蓄型人与挥霍型人间的婚姻。婚姻刚开始可持续一段时间，但后来，储蓄型人对爱挥霍配偶感到失望。每当中国抱怨美国挥霍，就使我想起家庭内部的小争吵，储蓄型人对挥霍型人说：“信用卡都被你刷爆了，现在我要注销它。”但中国还未准备好采取实际行动。
加德尔斯：奥巴马政府正寻求从中国借巨款资助其刺激和救助计划，确保美国经济复苏。但如果中国不购买这些国债呢？弗格森：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5月升至8015亿美元，比4月增5%。如果每个月都增加一点，美国政府的信用额度将达4800亿美元。考虑到美国政府的赤字总额预计将达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可以资助的数目接近美国赤字总额的1/4。麻烦的是，中国人显然认为他们拥有足够的美国国债，而且越来越焦虑。
加德尔斯：如果中国要“离婚”，将怎样选择？
弗格森：中国人可依赖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自己生活，而不是继续这场不愉快的“婚姻”。某些方面，他们已开始这样做。其海军战略正挑战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其资非洲矿产、基建项目，明显是帝国做派。现在中国的官方路线是加速执行“走出去”战略。
加德尔斯：中国似乎已接受用重要货币取代美元，是否意味着中国有意打破“中国共同体”？
弗格森：是的，或者至少威胁这样做。建立新的世界货币是不合实际的，但欧元和日元在中国的储备中发挥的作用确实越来越大。未来5到10年，中国将准备取消其资本管制，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从这一点看，“美中共同体”婚姻真的将结束。
侨报 2009-07-29 14:11:19
知名新闻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27日刊登了《洛杉矶时报》编辑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的文章《对话尼尔·弗格森：美中经济联姻触礁？》。摘译如下：
当美中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笔者与哈佛大学历史学与工商管理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交流了看法。
加德尔斯：虽然奥巴马总统要面对很多问题，但他任内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处理美中间的不平衡。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美元储备战略一直在资助美国，这是美国长期低利率、借贷狂欢的重要原因。如今这个影响已不存在，那维系两者合作关系的关键是什么？
弗格森：我的朋友莫里·茨斯丘拉日克（Moritz Schularick）和我在2006年底提出了“美中共同体”（Chimerica）。我们一致认为，美中已有效地融合成为一个单一经济体——“美中共同体”：中国人储蓄，美国人消费。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贷款，美国借贷。中国现已拥有2万亿美元外储，其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中国资助了美国的预算赤字。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美中共同体”是否是一场触礁的联姻。金融危机使得高负债的美国消费者再也无力借款，美国的储蓄率上升，从中国的进口显著减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会停止储备美元。他们不敢使货币升值，因为升值将导致出口行业的很多人失业。但中国人确实在质疑“美中共同体”。
这是有点像储蓄型人与挥霍型人间的婚姻。婚姻刚开始可持续一段时间，但后来，储蓄型人对爱挥霍配偶感到失望。每当中国抱怨美国挥霍，就使我想起家庭内部的小争吵，储蓄型人对挥霍型人说：“信用卡都被你刷爆了，现在我要注销它。”但中国还未准备好采取实际行动。
加德尔斯：奥巴马政府正寻求从中国借巨款资助其刺激和救助计划，确保美国经济复苏。但如果中国不购买这些国债呢？弗格森：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5月升至8015亿美元，比4月增5%。如果每个月都增加一点，美国政府的信用额度将达4800亿美元。考虑到美国政府的赤字总额预计将达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可以资助的数目接近美国赤字总额的1/4。麻烦的是，中国人显然认为他们拥有足够的美国国债，而且越来越焦虑。
加德尔斯：如果中国要“离婚”，将怎样选择？
弗格森：中国人可依赖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自己生活，而不是继续这场不愉快的“婚姻”。某些方面，他们已开始这样做。其海军战略正挑战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其资非洲矿产、基建项目，明显是帝国做派。现在中国的官方路线是加速执行“走出去”战略。
加德尔斯：中国似乎已接受用重要货币取代美元，是否意味着中国有意打破“中国共同体”？
弗格森：是的，或者至少威胁这样做。建立新的世界货币是不合实际的，但欧元和日元在中国的储备中发挥的作用确实越来越大。未来5到10年，中国将准备取消其资本管制，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从这一点看，“美中共同体”婚姻真的将结束。
登録:
投稿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