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州立大学招生锐减 华裔生成最大牺牲品

加州州立大学招生锐减 华裔生成最大牺牲品
世界日报 2009-11-11 20:03:55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CSU)总校长瑞德(Charles Reed)10日表示，州大2010年春季减少招生1万人，未来两年再减4万人。加州公立大学减招，校方必须拒绝部分符合入学条件的申请学生，除优先满足辖区内(service area)学生需求，还需保证校园内学生种族人数比率，品学兼优的亚裔学生可能成为此计划的最大牺牲者。

　　加州州立大学 (CSU)总校长瑞德(Charles Reed)10日表示，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学生占40%，校方为保持校园多元文化，未来两年减少招生4万名的同时，还将尽力维持校内亚裔、拉丁裔、非裔等族裔的学生人数比率。

　　这对平时花更多时间在课业的华裔高中生是个坏消息，亚裔高中生未来两年的升学竞争将更加激烈。

　　南加的北岭州大、长堤州大、洛杉矶州大、富乐顿州大、波莫那工艺大学(Cal Poly Pomona)及圣地亚哥州大被视为热门大学，入学竞争格外激烈。商业、经济、传播、新闻及工程系更是热门中的热门专业，离申请截止日还剩三周。圣地亚哥州大每个专业全部额满。

　　瑞德建议申请者仔细查询学区内大学，贸然申请成功率不高。例如富乐顿州大优先考虑橙县、惠提尔、奇诺、科洛纳等附近地区学生，其次再考虑其它地区学生。

　　州大发言人范勒斯(Erik Fallis)表示，不同大学的不同专业，热门程度各有不同，建议学生至少申请附近一所大学的两个科系才保险。

　　北岭州大也建议学生除申请理想专业外，再多申请几个“候补”专业或大学，以免错失良机，在小区学院完成基础课程的转校生比新生更有优势。

风流也是技术活！明星偷情善后都有高招

风流也是技术活！明星偷情善后都有高招

粉丝网 2009-11-11 02:55:17




　　人都是感情动物，有属于自己的七情六欲，明星当然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处于明星们的位置，每天见到的都是俊男美女，让人难免有不动心的时候。于是，不少性激素比较旺盛的明星就有些把持不住，放着自己的恋情或婚姻不顾，玩起了“风流”。“风流事发”之后，明星们是如何向自己的另一

半交待的呢?他们的最终结果又是怎样?


　　成龙

　　成龙贵为国际巨星，演艺事业功成名就，身家亿万，妻贤子孝，本来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但是成龙大哥却不小心地出轨了，让吴绮莉生下了“龙种”，闹得天下人皆知。面对世人的穷追猛打，成龙大哥说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经典之语：“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这话想想颇有一些道理，不是有医学专家说男人某个时候的性冲动难以让大脑控制嘛。成龙的贤妻林凤娇也就原谅了他。此后，成龙这句经典名言，也就成了明星们偷情后的托词。

　　赵忠祥

　　饶颖和曾获得过“最有价值主持人”的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忠祥7年地下情，4年前也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而饶颖不但在大众面前说赵忠祥以前和她相处的一些私房细节，还几次以强奸及性虐待罪把赵忠祥告上了法院。

　　赵忠祥的妻子张美珠，曾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当饶赵案在媒体掀起轩然大波时，面对无法回避的事实，赵忠祥扑登一下就给妻子跪下了，忏悔地说：“看在咱们夫妻多年的份上，关键时候你一定不能倒戈，你要是不支持我，我就彻底完了。”女人都是讲感情的动物，赵忠祥抓住了两人以前的甜蜜岁月感化张美珠，张美珠只好心软放过了他。

　　刘德华

　　喻可欣自述一书《情海星空-我与刘德华》，全书共有八万字，内容涉及她和华仔最私密的情事，包括他们的第一次，描述极为露骨。书中指出两人相识第五天便发生性行为。其中一段最激的是，喻可欣字里行间表示受尽伤害，更爆出华仔曾为了医治情伤而召妓。面对喻可欣，刘天王告诉喻可欣，她执意和他分手时，他为了麻醉自己，率性的放纵自己，追求肉体的刺激，他仔细描述寻欢的过程，却也真心地诉说自己事后那种空虚和骯脏的罪恶感……这一招不可不谓之高，把自己的偷情行为归结到喻可欣在刘天王心中的重要性，喻可欣当时心中不恼反喜，也就更加地爱上刘天王了。

　　林子祥

　　1983年，叶倩文与林子祥因合唱《重逢》而结缘，当年林子祥已有妻子吴正元及一子一女，而叶倩文能够和林子祥相识，全是因为吴正元的拉拢。翌年，林子祥为叶倩文度身订造了《零时十分》，令叶倩文一炮而红，奠下乐坛“大姐大”的地位。1992年，叶倩文在北京拍摄音乐特辑，并邀请林子祥担任嘉宾，自此两人产生恋情，两人亦不避嫌合唱多首经典情歌，如《选择》及《爱到分离仍是爱》。

　　1995年，林子祥和吴正元正式离婚，为了表示愧疚，林子祥给原配不少财产。后来和叶倩文注册正式成为夫妇。吴正元让人觉得很是可怜，但为夫“引女入室”，自挖婚姻的墙脚，怪不得别人。

　　高峰

　　高峰与那英这对情侣的爱情长跑曾经羡慕了娱乐界多少人，谁知由于王纳文的插入，“私生子”事件让刚结婚不久的高峰焦头烂额。高峰是个足球明星， “快刀浪子”缺乏情感上的绝招，拖拖拉拉之后，那英在高峰那里看不到以后的幸福，虽然贵为流行天后的那英生下了高峰的儿子，最后还是离婚收场。高峰在偷情明星中算是一个很失败的例子。

　　李厚霖

　　李湘与李厚霖这个中国钻石大亨的结合，曾经惹来很多非议，很多人都说“湖南卫视第一名主持”李湘是拜金主义者，很不看好他们的未来。果然，生性风流的李厚霖结婚没几年，就在北京和女演员米艾风流狂欢。

　　事情被记者捅到媒体上后，一向爱面子的李湘，见李厚霖风流的传闻多得不得了，实在是难改风流本性，提出了离婚，并分去了不少家产，让李厚霖赔了夫人又失金钱。李厚霖错在风流无度，也是一个失败例子。

　　田亮

　　奥运冠军的“跳水王子”田亮，与郭晶晶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恋情，“亮晶晶”一词曾被很多人用来形容这对金童玉女，帅气的田亮一度被媒体称之为 “万人迷”。包括英皇公司在内的很多娱乐圈公司力邀田亮唱歌、拍戏，让田亮好不兴奋，他的绯闻也就一个接一个，随即一不小心地和超女叶一茜有了恋情，先是地下后转公开。

　　眼中不能容忍沙子的郭晶晶自然很是生气，田亮最后只好与郭晶晶一拍两散。田亮见异思迁是他情感失败的根源。

　齐秦

　　王祖贤与齐秦相恋近20年，齐秦自从《我是来自北方的狼》、《大约在冬季》后，少有其他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而有演艺大美女”之一之称的王祖贤则在事业上不断攀升。彼此间的差距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来越大，虽然两人曾商议在西藏旅游结婚，双方父母也以亲家称呼，但齐秦心中非常明白，自己算得上是高攀王祖贤了。

　　尽管王祖贤绯闻不断，尤其是王祖贤与林建岳的事情更是闹得无人不知，齐秦还是小心翼翼地讨好着王祖贤，但最终，王祖贤还是离齐秦而去，应了那句俗话：女人的地位比男人高，结不出幸福的果实。

　李嘉欣

　　李嘉欣参选港姐后，旋即与刘銮雄拍拖。当时大刘仍未与宝咏琴离婚，为了安抚女友，大刘特意转赠曾与宝咏琴持有的两所豪宅，包括跑马地乐陶苑及中半山的地利根德阁。

　　刘銮雄也是个风流情种，与很多女明星有染，李嘉欣气不过就以牙还牙，后来李嘉欣被揭发勾搭上有妇之夫的富商庞维仁，连庞太太也都站出来说话，这场婚外情，让李嘉欣饱受“狐狸精”流言而黯然神伤。她与刘銮雄的恋情也鸡飞蛋打。做为一个女人，以投入他人怀抱来报复恋人或者丈夫，往往受伤的最终是自己。

中国房价飙升 与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相似

中国房价飙升 与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相似
东方早报 2009-11-10 23:14:3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楼市统计数据向公众展示出一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历史上最蓬勃的年份。

　　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9月份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7%，涨幅与9月份相同。上海房价同比涨3.9%，环比涨1.0%。6月份以来房价环比涨幅持续收窄的情况出现改变，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表示，年底楼市优惠政策即将到期导致的集中入市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房价的进一步高企。

　　这种繁荣让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想起“这也曾是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重大特征。”


　　新开工面积首次转正

　　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商品房销售面积6.636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48.4%；商品房销售额31529亿元，同比增长79.2%，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增长84.3%。距离年底还有两个月，今年的成交量已经超越了去年全年。而以均价计算，至今商品房4750元/平方米的价格也比去年 3882元/平方米的销售均价涨了22.3%。

　　无论是成交量还是销售额，今年的数字都已达历史最高纪录。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2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9.7%；商品房销售额24071亿元，同比下降19.5%。

　　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的新房价格指数同比涨5.6%，环比涨1.6%。

　　此外，开发商从第三季度开始终于从销售季向开工季过渡。

　　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土地购置面积2407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8.7%，降幅较1-9月收窄3.4%。完成土地开发面积1844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6%。

　　1-10月，全国房屋竣工面积3.77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2.8%，但与6.6369亿平方米的同期销售面积相比，目前属于严重的供不应求。1-10月，房屋新开工面积8.1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3.3%，出现自年初以来的首次正增长。

　　10月份，几乎所有涉及房地产行业的指数全线回升。国房景气指数为102.03，比9月份提高0.95点。这是继今年4月由调转升的“拐点”以来，连续第7个月上涨。

　　杨红旭表示，政策可能要改变的心理预期导致眼下部分购房者集中入市，显著影响了楼市。过了年底的时间节点，市场很可能会恢复到原有的运行轨迹。

　　“非理性繁荣”下的泡沫

　　基金调查机构EPFR公司的统计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共有160亿美元的资金涌入韩国、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不含日本)；同期，分别有582亿美元和49亿美元的资金从美国和日本撤离。

　　世界银行警告称，最近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资本突然涌入东亚地区，让人更加担忧该地区股票和部分房地产的价格泡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香港资产价格暴涨与供需无关，完全是资金过多涌入造成。

　　陶冬说，瑞信抽样调查显示，近来上海等城市的房屋交易中有60%-70%根本不作按揭贷款，而是直接以现金交易。这是流动性泛滥的结果，是超低存款利率下储蓄活性化的表现，是非个人购房比率上升的反映。陶冬表示，流动性已成为推动中国楼市的主力。近乎零的储蓄回报和超低的贷款成本，正在制造出一批“热钱”，推动房价持续上涨。

　　陶冬说：“在市场需求未恢复之前将过多的资金交给企业，只会使它们转手又将钱投入楼市、股市。产业资金投向金融资产，整体经济‘去实业化’，而这也曾是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重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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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作者：admin 日期：2009年05月26日 访问次数：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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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和大家看看这些代码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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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创业记3：人靠衣装

回国创业记3：人靠衣装 2009-11-01 16:20:27

http://blog.creaders.net/mexiao/user_blog_diary.php?did=50002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在国内，衣是衣食住行之首。不论手头再紧，行头是马虎不得的。所以过去形容上海穷人是：“不怕火烧，就怕跌跤”。破房子烧了不打紧，可是摔一跤，就可能摔掉半个家当。米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不得不跟着时装潮流翻行头，否则同事大姐们也不放过你，“侬各件好不要穿了，今年不行了！” 记得满大街从皮猎装改到皮夹克，再改到皮裙，也就是几年功夫。都说中国衣服便宜，但是turn-over 快，花费在衣服上的精力和钞票一点也不少。

国外就随意多了，随便一件衣服，春夏秋冬几年都是它。西装领带，也就每年公司圣诞节晚会用一下。国外的不修边幅，就是一个派。米在读书的时候，旁听系里应聘聘教授的最后一轮答辩，先是两个西装笔挺的老先生答辩，身手不凡，各有千秋。没想到最后跳出来一个美国小伙，牛仔裤，花衬衫，其貌不扬，讲起话来中气十足。有位老教授有点不客气的问，“ --- 这个难题你是怎样解决的？” 小伙头一扬说，“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Nobody can do now”。 哇，真牛！教授位置直接就给他了。人家文章NATURE, SCINCE的发表，穿什么衣服还重要吗? 这种重里轻外的风气，正对咱们中国穷学者的胃口，我们也是衣服松松垮垮的到处晃悠。也有整过头的，有位老哥周末喜欢到处乱逛，服装走的是“极度休闲”路线，手里还喜欢拎一个黑塑料袋，放一瓶水解渴。有一天他走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有几个外国老太太路过，默默地在他打开的塑料袋里放硬币。天上没有掉下来个林妹妹，怎么掉美金了？这老哥目瞪口呆了半天才回过味，把我当乞丐了，什么眼神！

这放荡不羁的服装风格，回国就麻烦。第一次回国办事，米为了旅途舒适，穿的休闲了一些。出机场就看见两个人举着米的名字，黑色西装笔挺，衬衫雪白，看得出头发都打了蜡。赶紧上前自我介绍，两个人毫不掩饰的上下打量米的衣服。如果不是国际出口，可能就得检查护照了。首先自我介绍的是办公室主任，后面一位年龄比较大，我猜办公室主任后面一定是领导，赶紧热情的去握手，原来他是司机。米真的觉得失礼。在中国，衣服从来就有象征意义。服装可以分辨皇家和平民，分辨出高低贵贱，也代表你的态度和诚意。教训呀！衣服真的需要入乡随俗呀。

国内在特定场合对服装实际上是很执着的。你看人大会议上，少数民族代表的服装绝对有民族特色，这些服装代表了各自的身份，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出厅堂，下厨房也是这么艳丽。在国内和领导见面，你一定会被再三提醒，请注意着装，言外之意就是要突出你的身份特征。即使不西装领带。也要奇装异服。当然也不能乱了本分。如果你从法国来，穿条向日葵颜色的苏格兰裤子，就能反映法兰西的浪漫。从美国来穿夏威夷衬衫可以，穿一套日本和服就是找打了。在国外，你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回国，你就得代表外国的形象了，尽管你可能永远不再去那个国家。

实际上，衣服穿衣出些特点也很好。否则跌进十几个亿的人堆中，怎么样能保留一些海归的优越感呢？在国内，穿的普普通通，就不要介意人家把你吆来喝去。穿的挺括，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米又一次在上海等车，突感内急，发现周围唯一可能有卫生间的地方就是旁边的五星级酒店，看看身上为了公干穿的正装，鼓起勇气就往里面走，就看门卫熟练的指挥人流，有的挡住检查证件，有的直接左门请入，米是直接被请入右门。一进去，就有几位美女款款致意，又有几位帅哥托着美酒佳肴等米挑选。米放眼一看，大厅里面中外嘉宾济济一堂，原来是希腊文艺界举办的招待会。米赶紧用英文问卫生间的位置，一，表示和外国有点渊源，二，确实是当务之急。进的卫生间，就看见一位绅士，西装笔挺还打着蝴蝶结，摸摸索索的不知道在干什么。米事毕后去洗手，他抢先一步把我的水龙头打开。米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水龙头他不用，偏偏和我抢？想想自己的身份，也就不和他计较，另外打开一个。他也不急，耐心的等我洗完，递上纸巾，还说PLEASE！原来是洗手间服务员。瞧，都是这衣服闹的。

从日本经济危机看中美未来

从日本经济危机看中美未来



刘以栋





以国民总产值来衡量，美国、日本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三大经济强国。现在美国和日本都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而中国却一片莺歌燕舞的景象。许多美国新闻媒体都讲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时代。最近看了一些有关日本的经济评论，感觉中国的未来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光明。因为我不做社会学方面的工作，所以有关数据都来自我平时阅读的报刊杂志，没有亲自验证。



日本最近大选，日本民主党取代执政50年的自由民主党，组建新政府。在这过去50年里，日本自由民主党经历了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的七、八十年代，也经历了最近二十年来遥遥无期的经济危机。



在这过去二十年里，日本股市从高点下跌了70%以上，日本不同地区的房价下跌了50%到80%不等。日本家庭存款率从15%下降到现在的2%，低于美国现在的4.2%家庭存款率。日本现在国民总债务(Gross National Debt)达到国民总产值的217%，相对应的美国国民总债务是国民总产值的81%，中国是22%。如果日本政府借钱的年利率上升到2%，那么日本政府20%以上的年度预算必须用来偿还利息。更糟糕的是，日本政府必须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日本经济，而在日本家庭存款率下降，日本老龄人口需要取钱退休的情况下，这赤字部分的钱从哪里来，对日本将是一个极大挑战。



日本经济危机20年而不见曙光，其根本原因是日本的社会结构问题。第一，日本的人口在萎缩。日本现在的出生率处于世界出生率最低水平。有人预计，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从现在的1.27亿下降到1.016亿，而同期美国人口将从3.17亿上升到4.04亿。第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现在日本一个工作人口要养活1.2个非工作人口 (老人和儿童) 。到2020年，一个工作人口则需要养活2个非工作人口，而这比例还在不断攀升。第三，日本自然资源有限，无力接受移民人口。



基于日本人在历史对中国人的野蛮行径，日本的困境是我们乐意看到的事。如果日本从地球上消失，我想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感到遗憾。但是，日本现在的困境，也应当敲响中国人的警钟。



第一，中国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迟早会导致中国人口的萎缩。而那种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日本政府不想增加生育率吗？可惜出生率不象水龙头那样开关自如。



第二，伴随着人口下降的趋势，就是人口老龄话。如果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再持续三十年，那么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会很严重。现在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所以每个工作人口需要负担的人很少，等这一拨人老了以后，年轻人需要负担的非工作人口就会非常严重。



第三，跟日本相比，中国的自然资源也很有限。以中国的现有土地和人口，中国能接受移民吗？什么样素质的人愿意移民到中国去？



第四，跟日本相比，中国的教育水准和科技发展水平还很落后。贫富差距悬殊，污染严重，贪污腐败泛滥……



跟中国和日本相比，美国的情况好很多。美国没有人口萎缩问题；美国可以从全世界接受移民；美国的自然条件允许它挑选有财富的人或者有才华的人移民美国，增强美国的竞争力；美国的科技和教育都很发达……





总体来看，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中，美国的前景可能还是最光明。中国刚庆祝了建国六十周年，期望中国领导人能居安思危，确实能把中国人民的未来放在心中，避免日本现在的困境在中国未来发生。

情感攻略：AA制同居 谁占谁的便宜？

情感攻略：AA制同居 谁占谁的便宜？
佚名


对于想要结婚的男女来说，同居就像是买新车之前的试车一样，AA制固然能够免除“试驾”过程中的大障碍，但相处在一起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千奇百怪，真的处处要求“公平合理”，实际可能反而会增加麻烦。

　　同居普遍的新时代，遭遇了金钱带来的种种麻烦事。同居不能像真正夫妻那样一起买房子、生儿育女，共同安排家庭收支，那么谁来为生活埋单呢?

　　恋爱的时候，男人可能理所当然地为女友包揽下一切的费用，但到了同居的时候，有些男人反而会在钱上“留一手”；天生有些斤斤计较的女人，愿意承担多少非婚生活的开销呢?这种情况下，浪漫的同居，遇上了活生生的金钱考验，可能就难以浪漫起来了。

　　现实存在的5种“同居开支”方式

　　有网站针对同居的生活费问题做了项“非权威”网友调查，结果是：赞成“AA制”的占46.8%；“谁挣得多谁多付”的31.4%；“谁挣得多谁全付”的10.2%；“绝对男方付”的5.7%；“绝对女方付”的0.3%；另有5.6%的被访网友态度是“无所谓”。

　　同居生活千姿百态，为同居生活买单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记者通过采访细数一下，目前流行的大概有下面几种：

　　AA制：同居双方平均分摊房租、水电、伙食等公共费用，个人花费自理，有时甚至连互送的礼物也是基本等值的。一般情况下，男女双方有固定收入，女方追求自尊独立。

　　男方埋单：女人不分摊任何的生活费，男人包揽一切生活所需。有些是女人完全依附男人，此种同居几乎就是包养了。还有一些是男人只负责公共费用，女人的个人花销自负。

　　女方埋单：和男人埋单相反，不管是哪种情况，总难免落个“吃软饭”的名声。

　　谁挣得多就谁埋单：所有的公共费用由挣得多的一方支付，另一方分文不出。就像是高薪的接济贫民，在这里实现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大同”。

　　按收入比例埋单：同居生活费按两人收入的比例共同承担，多挣的多出，少挣的少出。但AA制支持者对这种方式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挣得多与同居的经济责任毫不相干，在同居生活中享受到同样的的权利，那义务也该是相等的。如果依据收入高低买单，就像两人做了同样的活却按身材大小发工资一样，是不合理的。

　　“公平”的AA制不是万能

　　对于想要结婚的男女来说，同居就像是买新车之前的试车一样，AA制固然能够免除“试驾”过程中的大障碍，但相处在一起时，需要用钱的地方千奇百怪，真的处处要求“公平合理”，实际可能反而会增加麻烦。

　　巧的是，在现实中的结果和网上的调查结果颇为相近。AA制是目前同居男女最容易达成共识的同居买单方式，但是如果两人中一方收入高很多，那多半会相应承担较多开支。

　　力挺AA制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即便有着血缘关系的两个人，钱财上也需要一清二楚才能更好相处，更何况萍聚时代的一双普通男女”。女人寻求独立自主是另一大原因：“现在女人自立、自尊、自重、自爱，分摊应该承担的部分生活费是情理之中的事”。

　　从事教师行业的胡小姐就在同居生活费的问题上显得独立自主，她告诉记者：“其实男女双方分摊生活费，是培养承担生活的义务和责任，早就该承担应尽的了。这个年代要是再谈应该男人养家的老观念就太不合时宜了，更何况只是同居，还不是结婚呢。”

揭秘：当年朝鲜为何支持中国猛打越南

揭秘：当年朝鲜为何支持中国猛打越南
李奉先博客 2009-10-04 10:41:32

　人说"一碗米养个恩人，一斗米喂个仇人"，公元1979年之后，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觉出这句话的分量。

　　有些事想起来真让人啼笑皆非。记得1977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还在说："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情至义尽的讲话：‘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话音刚落，越南的军队便用中国的枪支朝中国边防军开火了......

　　古往今来，像越南这样翻脸如翻书的国家，笔者还是第一次遇到。恩将仇报之速度啊，恐怕亦开古今之先河。

　　本来，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最喂不饱的白眼狼是古巴的卡斯特罗，反华最凶。最翻脸不认人的是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没想到越南当局的以怨报德的速度亦是如此之快。一时，中国震惊，世界哗然。

　　但当时的中国起初选择的是沉默，而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依然故我。中国政府忍无可忍，1979年2月17日，中国出动陆军、装甲兵、炮兵几个师的兵力，在空军的掩护配合下，向越南北部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在中越战争正酣之际，国际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们且听：

　　1.老挝政府发表声明："老挝政府和人民对这一不愿看到的新事件感到十分遗憾。老挝政府不变的立场是：呼吁双方谈判解决问题。为给双方进行谈判创造条件，所有中国军队必须从越南领土上撤走！"明显，老挝公开支持越南当局；

　　2.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重申："中国趁为时未晚的时候尽快从越南撤军！"听得出，苏联对中国成见日深。警告的口气，比较生硬，比较霸气，但中国不是纸老虎；

　　3.美国政府声言："中国有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政治中发挥有影响的作用。但中越要和平解决争端。"美国态度很明朗，在苏联因素下，中美结盟已见端倪。不仅如此，美苏两国的军舰在东南亚加紧了活动；

　　4.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声明："已经正式停止再对越南提供经济援助，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文字没有提到"中国"字眼，两国态度耐人寻味；

　　5.法国政府指出："越南被迫放弃了柬埔寨战线以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中越边界上。为了吓唬中国，苏联已再三扬言要加入这个角逐场。然而，看来它不会冒同中国发生任何重大对抗的风险。"足见，法国措辞直截了当，入木三分，因为反感苏联霸权，法国有向中国倾斜的意向。

　　6.日本内阁政府："对事态发展表示遗憾。"这是个简短而极具例行意义的外交用语，由于日本外交长期追随美国，其态度自然是观望。

　　接着是东南亚国家，由于不敢贸然开罪中国，它们在声明基本上是以劝和为主。措辞因过于谨慎而似乎显得不关痛痒。只有新加坡对越南的经济恶化深表忧虑。

　　此后，我们从下面几个国家和地区发现，它们几乎都是旗帜鲜明支持中国的。

　　首先，是中国香港地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中国军队被迫动武，这还是第一次。苏联人煽动一场同中国的战争，有双重目的。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它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这个方面。但对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中国将能够更好地反对它的侵略计划，另外，还能更好地对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第二个目的更为重要，莫斯科感到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除了亲苏阵营外，全世界都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在中国人看来，河内连续不断地挑衅以及它拒绝认真谈判解决争端，终于造成了北京不能容忍的局势。

　　外界媒体发出这样的感慨:香港媒体首次一边倒地支持中国，也是首次为中国政府说了公道话。这说明民族感情最终战胜意识偏见......当时，台湾时评分析家说，"北京似乎想尽它的所能，能摧毁多少防御工事就摧毁多少，能消灭多少越南主力部队就消灭多少。"言下之意，是关注中国大陆的最新军事进展的。

　　其次，巴基斯坦政府的外交声明颇伤越南自尊心。巴基斯坦说："中国的这次进攻显然是为了使河内在印度支那疲于奔命和向全世界再次证实北京不是纸老虎。"这样大胆而直率的表态，其实均在情理之中，毕竟印巴战争刚结束不久，巴基斯坦对暗中支持越南的印度表示牵制，且中巴军事合作亦更加紧密。

　　其三，笔者重点要谈的是朝鲜对越态度。

　　朝鲜本来与越南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且金日成奉行斯大林主义路线，他的态度倍受东西方关注。特别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几乎毫无例外地同声谴责中国，除南斯拉夫之外的所有东欧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在欧洲的盟友阿尔巴尼亚都公开站在了越南一边。然而当时明确支持中国的居然有北朝鲜的金日成！

　　金日成居然能够抵制克里姆林宫压力，且用语明晰地说：

　　"由于抱有野心、无能和愚蠢，越南领导人已使他们的国家走到经济毁灭的边缘，危害自己的民族独立！一个不知深浅与中国作战的国家注定会失败的，朝鲜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

　　我们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朝鲜的每一句话都是贬损越南支持中国，金日成既不中立，又不躲让，而是坚定支持中国的正义行动，并沿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本身是对这场战争性质的定位，即越南入侵中国，中国自卫反击。从外交上，金日成为中国军事行动背书；从战略上，金日成明确疏远苏联，公开挺中行动。可以说，金日成是百分百地站在中国立场来支持北京的。

　　1979年，金日成已经着手培养他的长子金正日做接班人，国防委员会具体事物，金正日开始涉足管理。据说，金日成所制定的对华路线，受到长子的大力拥戴的。

　　问题是，金日成父子缘何公开支持中国猛打越南？他们与越南当局有什么过节吗？什么使他们用词如此激烈呢？笔者认为：

　　1.金日成父子与当时中国历届领导人沟通渠道畅通，中朝友谊经受抗美援朝后的时空考验。当年中国为朝鲜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而金日成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心存报恩思维。此次邓小平决定惩罚越南时，朝鲜出于正义与义气选择坚定支持中国；

　　2. 朝鲜受中国政策影响，因厚待西哈努克，不惜惹恼越南。之前，金日成在平壤建立反越基地，当然引起越南当局不满与抗议，朝越双边关系也随之在上个世纪冷淡,两国几乎中断了一切联系。所以支持中国惩罚越南，亦是情理之中。

　　3.金日成父子认为就中越战争的结局，战略格局上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东北亚。美国担心莫斯科向中国军队发难，特派第七舰队在日本冲绳岛西南二百海里的海面上进行了导弹射击演习。而英国打算遵守其诺言向中国出售鹞式垂直起降喷气式飞机和其它可能的武器，这一切，战略格局明显向中国转移。

　　4.金日成本人没有制定中立政策这一性格因素。事实证明，朝鲜多年来，一直具备这一鲜明个性，金正日上台后，继续拒绝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军事上主张武力至上，外交上喜欢剑走偏锋。

　　5.金日成明白这场战争实质上是中国反对苏联霸权的引申与延续，而当时朝鲜与苏联关系亦时有紧张。中国人从两条战线向越南开战，但是他们打仗时一只眼睛则盯住中苏交界的北部边境。朝鲜人觉得事关自身利益，不可能袖手旁观。当中国军队进攻越南的时候，亚太地区忧虑地注视着。

　　6.朝鲜当时亦存在为中国讲公道的趋向。当邓小平在与美国记者谈到这次战事的目标时说："我们的目标，只是要打破越南自吹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神话，我们并不想占领土地。此外，还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朝鲜立即发表社论，说"所谓‘为所欲为'，是指既侵老挝，又数百次侵入中国。可见金日成等人还是能够准确判断中越间的是是非非。

　　后来，事实也证明，1979年，金日成父子通过各种外交渠道支持中国，他们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恩之情，是毋庸置疑的。

　　30年过去了。抚今追昔，令人嘘唏：如果中国军队决定再惩罚越南时，金正日还会像1979年那样铁定地支持否？

恶性竞争 “三欧元”套餐将旅西华人带入深渊

恶性竞争 “三欧元”套餐将旅西华人带入深渊
华新报 2009-10-11 20:10:46

要问华人在西班牙是做什么起家的？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会是“做餐馆”。没错，虽然华人现在在西班牙发展如日中天，但是在20年前，在西班牙生活的侨胞绝大部分还都只是做餐馆的。华人来到西班牙，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开一家自己的餐馆，以此挖到人生中第一桶金，而一些来得更早的侨胞在开过餐馆之后，就把资金转移到了别的行业，这才使得华人在西班牙的事业如此火热，说餐饮业是华人经济之父实在一点都不过分，今天看来，餐饮业依然是华人经济中不可撼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过虽然还是最重要的行业，但是情景却大不如前了，随着华人越来越多，开餐馆的华人越来越多，比几十年前多了好几倍，这就导致中餐馆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再加上西班牙最近几年经济衰退，中餐馆也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漩涡中，这就使得大家赚的钱都越来越少。不过生意不好了，谁都会想把生意再次做好起来，其结果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一起搅浑水，把市场搅得乱七八糟。　

　　竞争发展到了最后，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出现了，比如说3欧元套餐。做过餐馆的人都知道，无论怎么做活动，搞优惠，首先第一就是要保证不能亏本。一个套餐，要算人工费用，买菜的成本，还有水电煤气和房租保险都要算进去，算下来的话，正常情况下一个包括色拉菜、春卷、主食、主菜的套餐怎么样也不可能低于5欧元，但是目前西班牙很多地方却出现了3欧元的套餐。这毫无疑问是违反市场规律的，是赔本买卖，典型的以本伤人。

　　不过虽然违反市场规律，还是有很多人在这么干。这就引发了一个卫生信任问题，当一个社会对当地的华人餐馆产生卫生信任危机之后，中餐馆也就走到了尽头。回首往事，西班牙社会对中餐馆的卫生信任危机也发生过，前几年的海关查获过期食品事件和假鸡翅事件，让整个西班牙华人餐饮业都大病了一场，不少餐馆老板可能还都记得，那一段时间门可罗雀的惨淡生意。

　　而这一次，西班牙的中餐馆又一次站在了卫生信任问题的风口浪尖上，一个套餐，三欧元。相信很多当地人都对他们产生了不信任，不信任它的新鲜，不信任它的材料，更不信任烹饪它的人。而现在愿意吃他们的人可能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大肆讨伐中餐业的人。　　

　　无论如何，现在风平浪静不代表未来会平安无事，现在没有出现问题也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某个当地电视台再爆出来个“猫肉餐厅” 或者是“狗肉MENU”之类的节目的话，相信那些低于成本经营的餐厅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清白的证据了，事实上，就算有证据也没人会信。很显然，当地人宁愿相信华人餐厅卖狗肉也不会相信中国人会亏着本还守法经营，到时候就算华人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所以，我们的侨胞，趁现在事情还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赶紧结束这种无聊的恶性竞争，这样的同室操戈最终还是会毁了整个华人社会，当一个社会对某个移民所从事的行业真正产生敌视之后，再去做什么也没用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也希望广大侨领能对这种现象想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之后再去做善后工作。

中国外交最猛的十句话

中国外交最猛的十句话

①中国女军事专家姚云竹参加美国国际学术座谈会，在回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提问时说: “如果有人一定要把中国当敌人，我们将接受挑战，做一个‘称职’的敌人。”



②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沙祖康在2006年8月17日接受记者采访谈到美国布什go-vern-ment对中国增加军事预算表示担心时说：”美国的军费占全世界军费总额的一半，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6倍或8倍，为什么要指责中国？“美国最好闭嘴并保持安静！”

　　　　

③ 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林松添在接受匈牙利电视台Frei Dossier节目主持人、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Tamas Frei专访,谈到目前利比里亚局势很危险，美国大使、联利团最高长官等人都有贴身保镖、防弹车，你是否也有保镖时,转身指着身边的五星红旗说:“这就是我的保镖！”

　　　　

④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大使沙祖康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对于中国，一寸领土比生命更有价值。”

　　　　

⑤ 六十年代初，由于大陆经济困难，台湾觉得有机可乘，积极准备反攻大陆，据说当时金门岛上已经调集了重兵准备反攻了。当时中美正在波兰秘密接触，周总理指示我方代表对美国警告：“如果台湾胆敢反攻大陆，反攻大陆之时，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之日！” 美国立刻表示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结果金门岛上的国军最终乖乖的撤了回去，没有反攻。

　　　　

⑥1982年9月，号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与小平同志就香港主权进行谈判。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如果到1997年还收不回香港，那就意味着中国go-vern-ment是晚清go-vern- ment，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面对撒切尔夫人要以非和平方式保留香港治权的威胁，小平同志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穷是穷一点，但打起仗来是不怕死的。” 撒切尔夫人在结束谈判后失足跌倒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

　　　　

⑦1987年，菲律宾前总统访华，谈到南沙问题时说：“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抽了口烟：“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从此，南沙再无战事。

　　　　

⑧2007年1月8日下午，国防科工委新闻发言人黄强在向记者通报中国已具备造航母的能力后说:“我国今后将适时亮相一些有威慑力的新型尖端武器，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到了,你就成熟了

做到了,你就成熟了

1、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直视对方的眼睛，微笑、沉默。

　　2、走路抬头挺胸，心情不好时，不想跟人招呼，点头微笑，径直走过。

　　3、请记得，好朋友的定义是：你混的好，他打心眼里为你开心；你混的不好，他由衷的为你着急。

　　4、做自己的决定，然后准备好承担后果。从一开始就提醒自己，世上没有后悔药吃，而我永远有个plan B。

　　5、自己分内的事情，努力做到一百分。

　　6、接受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我”，但眼里要能够悦纳“大大的世界”。

　　7、If you love something, set it free, if it comes back to you, it is yours, if it doesn't it never was.(如果你爱一样东西，就应该放手。如果它回到你的身边，说明它就是你的，如果没有回来，那它永远不是你的。说明的道理就是：歌名“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8、不要试图给自己找任何借口，错误面前没人爱听那些借口。

　　9、不要随意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

　　10、不说谎话，因为总有被拆穿的一天。

　　11、别低估任何人。

　　12、你没那么多观众，别那么累。

　　13、过去的事情可以不忘记，但一定要放下。

　　14、别人说的记在脑袋里，而自己的，则放在心里。

　　15、社会是有等级的，很多事不公平。别抱怨，因为没有用。

　　16、你永远没有你自己想象中那么重要。

　　17、钱能解决的问题统统不叫问题。

　　18、无论何时说“我爱你”，请真心实意。无论何时说“对不起”，请看着对方的眼睛。

　　19、永远不要以貌取人。慢慢地说，但要迅速地想。

　　20、找点时间，单独呆会儿。

　　21、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就是再喜欢也不行，要懂得放弃。

　　22、不要觉得是生活亏欠了你，其实是我做的努力不够。

　　23、努力向前，再努力向前，再努力一下下，愿望就会实现

陪日本人去中国出差

陪日本人去中国出差

从 加拿大回到日本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S制药公司的工作。S公司从中国山东某大制药公司进口原料已经多年, 按照日本医药品管理法，制药公司要定期审查原料提供厂家的生产过程，产品质量，检测方法，实验记录以及产品仓库保管状态。进公司几个月后，被告知六月份作 为翻译陪厂长和质量管理部的部长到制药公司做定期审查，为期一周。虽然这是两年前的事了, 出差时看到的一些小事让我记忆颇深。 刚听到出 差的消息时很兴奋，因为我们飞机起落地点都是在青岛。心想借这次机会在青岛玩一下。但临行前几天，拿到日程表，一看日程表就有点发傻了, 日程表作的那个细呀，从早到晚，几点几分干什么都写的清清楚楚。日程安排的满满的，哪还有我们玩的时间呀? 但心里还是存着一点侥幸。作为卖方的中国, 为了能多卖产品, 一定会好好招待买方的, 怎么着也会按排一些活动吧. 到中国后, 私下悄悄地问厂方的负责人, 有什么旅游或自由活动的时间吗? 答：没有。因为日方要求把时间按排的紧凑些, 所以每天只能紧张地工作。你还别说, 这日本人还真认真, 每天除了工作，什么事也不想，当我们结束一周的审查要回东京时，连进超市的时间都没有找到, 更别说游山玩水了. 六月中旬的山东，天气已 经很热，白天有三十几度，大街上有些中国人恨不得只穿件小背心或光大膀子，你想会有多热。接待我们的人也是穿着凉爽的夏装。但日本人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并 打上领带去工作。进入没有空调的地方时，日本人热的直用手帕搓汗, 可是他们就是死板地不会把西装脱下来。看他们热的，真想告诉他们把西装脱下来吧。但看他们一丝不苟地检查生产过程的认真劲，话到嘴边也没说出来。除了天 热，对我来说，每天的翻译也不轻松。要两头传话, 虽然代表日方当翻译，心里还是向着中国人, 生怕没准确地翻译好, 影响了中国方面的出口。白天的紧张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才能放松。 这些年, 国内许多人为了工作几乎天天喝酒，喝成啤酒肚，脂肪肝的人也不在少数，出差的一周里对这种现象体会很深。在国内的每个晚上，我们都被热情地招待着。每天换 不同的高级饭店, 换不同的菜系，就是一个吃。唯一不变的是喝酒。一个晚上几瓶白酒, 二十几瓶啤酒，还有红葡萄酒。国人喝酒的豪爽劲不用说也是人人皆知。记得招待我们的一位经理从红的, 到白的，最后再一杯接一杯来黄的, 喝的舌头都发硬了，还在不停地说： “水老师，你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跟日本人讲清楚, 一字也不能少。告诉他们，我们产品的价格很便宜, 质量也是一流的，让他们多买点, 多买点，多买点…。” 看到这位经理，双眼迷惘, 车轱轳话连篇，喝的话都说不清了，还在那拼命地推销自己的产品，令我十分感慨，想起一位做生意的亲戚曾说过的话, 天天不得不去喝酒, 就是为了赚钱，有点冒着生命危险在赚钱啊。 另外，让我觉得奇怪的事是国人喝葡萄酒的方式。干红葡萄酒的味道本来是比较酸涩的，因为未添加 糖，没有甜味。喝干红就是要喝葡萄酒的这种本色味。可是，招待我们的人在饮用干红的时候，把可乐、雪碧等碳酸饮料兑在酒中一起喝。我觉得很奇怪, 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喝葡萄酒。答曰：为了改善口味，而且葡萄酒太贵了，一瓶葡萄酒相当于几十瓶啤酒的价钱, 不能像喝啤酒那样咣咣灌着喝. 什么？改善口味？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了解到, 国内的葡萄酒很贵, 在中高档的饭店里，国产张裕解百纳一瓶要两三百块钱或更贵，进口的葡萄酒则更是宰人。因为一瓶葡萄酒的价钱相当于几十瓶啤酒的价钱，于是就有人创造出了这 种喝葡萄酒的新方法. 出差的一周里, 国内企业的年轻化程度也是让我感到很意外的事。在审计过程中, 要检查各个不同部门的工作细节。每天，除了有两名海外销售部的人照顾我们之外, 各个不同的部门都有负责人陪着我们检查。几天下来，我发现接待我们的各部门经理都是三四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而日方的两位都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我好奇地问中国厂家的人，为什么没见到中老年职工？那位陪同我们的小张解释说, 现在劳动岗位供需矛盾突出，年轻人就业很难。为了给年轻人更多的工作机会，许多企业让职工享受优惠条件提前退休了。比如，一些企业以买断工龄的方式鼓励职 工退休，于是有很多四十多岁的人早早就加入到退休职工的行列里了。因此，国内企业的管理层也年轻化了。听了这些介绍，我不禁一阵唏嘘，我们这些四十多岁的 中年女性, 在国外还在为家庭赚钱努力打拚呢。有些人感到目前工作不稳, 为了下一份工作还在重新学新东西呢。如果在国内的话，我们也该做退休的准备了，看来海归是很难当了，不是我们没有工作经验, 而是我们太老了, 回去也没有我们的合适位置了。 以前，很羡慕我的几位回国后活的很滋润的海归朋友。但是，这次出差让我明白，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回国只是探亲, 旅游, 重温故乡情，如果想当海归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过去十几年飞跃的变化, 对早期出国的我们来说, 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已经跟不上步伐, 现在最实际的想法是让自己更安心地把他乡作故乡, 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环境，自由和简单平静的生活。

当上等剩女遇上下等剩男

当上等剩女遇上下等剩男
佚名



若在男女堆里按相貌能力分成甲乙丙丁等时:甲男找乙女，乙男找丙女，丙男找丁女，于是，这世界上剩下了甲女与丁男在单身了。

这个故事，甲女名叫周芷若。长得漂亮也就算了，她居然还是一房产公司的销售经理。职位这么高也就算了，还自己供了房，买车，是每周高档美容健身场所的VIP级别美女，生活半点儿也不含糊。这个周芷若还特善良，周末常常去孤儿院做义工。说白了，她就是优秀的甲等女人，甲等到男人追着觉得自个儿资本不够。

而丁男呢？名字叫关大宝，小眼睛大鼻子大嘴巴矮个子。做汽车美容工作的，周芷若有好几次去给自己的车做美容时见过他，不是很熟悉，也就笑了笑。这关大宝也不是勤奋工作的料子，天天在家里呆着偷懒。你问她为什么知道得那么清楚？那是因为甲女的周芷若和丁男关大宝是同住一个小区同住一幢楼房同一个楼层的邻居。阳台还是相连的，朝不见也晚间见，想不认得对方都有点难。她想又不是帅哥不可能构成什么艳遇，又没钱没魅力的，所以没有兴趣。他倒是经常往这边看，但也绝不出声。城市里的寂寞男女们，谁不是这样以自信或者自卑的姿态高傲着矜持着呢？

这天是周末，周芷若起来，边做海泥面膜边洗衣服。哼着歌经过阳台门的时候，眼角一不小心瞄到隔壁阳台上站着的那个丑男人手上正拿着一件粉红色的什么东西发呆。周芷若再仔细一看，不亚于火星撞地球地尖叫一声，冲出阳台:“你偷我的内衣！”关大宝瞪着他那怎么瞪也大不了的眼睛，张了大嘴巴看着突然冲到隔壁阳台来的周芷若，拿着那件粉红色蕾丝胸罩的手抖了那么一下下，然后继续傻看着她又冲回房间去，然后再听到自家门被擂得山响:“你这个变态给我开门！”

她想，就算自己再也不穿那件内衣，也不可以让自己的贴身之物落到这丑男人手里。她瞪他一眼，眼神儿寒得不行。一把推开他，冲进去，顺利地奔向阳台，却闻到异香扑鼻。禁不住问:“你在煮什么？”他没反应过来，好一阵才吐出几个字来:“咖啡牛奶。”然后又再重复一次:“咖啡牛奶。你要喝么？”周芷若没吃早餐的肚子不怎么争气，小响了一声，只好有些尴尬地说:“真香”。说完后忽然又想起内衣，冲出去把罪证抓在手里，对跟进来的关大宝吼:“流氓！你偷我的内衣！”话音刚落，一阵风从对面吹过来，又一件粉红小内裤掉在了地上，她的脸一下热了，不自觉地抬手摸脸，却摸到满脸的面膜。她失声尖叫，风一样地跑了出去。

喂！你的……关大宝看着再一次掉在阳台上的内衣，再看一眼空无一人的门口，才把字吞下去般说:内衣。

又是星期天，周芷若在做面膜的时候叹了一声。然后眼睛不自觉地看了一眼阳台。咦？那是什么？一根钓鱼竿挂了个粉色的纸盒从隔壁的阳台伸了过来，她顶着一脸面膜出去看，纸盒上还有一张纸条:“请你吃早餐算是道歉好吗？我们握手言和吧。”周芷若打开纸盒看到自己那套粉红色内衣叠得那么整齐的时候，脸又红了，接着听到自己没吃早餐的肚子叫了一声。

“门开了，你自己过来好不好？”扬眼看过去，关大宝打开阳台门探出那颗小眼睛大鼻子的脑袋讨好地说。这人长得不怎么样，煮的咖啡牛奶倒是很香。早餐是中西合璧的鸡蛋葱油饼，自烤小蛋糕，香浓牛奶咖啡，餐桌上居然还插了一支刚开放的非洲菊。周芷若看着貌似体贴周到的他忙来忙去，盯着那朵非洲菊看了看，感觉倒是很受用。

吃完早餐，他把她送到门口，伸出大手来:“握手言和，好不好？”

周芷若看着他拘束不安的样子，把葱白的小手放进他的大手掌里:“好啦。握手言和就握手言和吧。”

他的表情绝对算是受宠若惊。用力握了她嫩滑的手一下，就放开了，倒也不敢造次，说:“今晚我炖枸杞鸡汤，你过来帮我喝好吗？”她听着又受用了，听听这个“帮”字，多会说话呀。随口应:好呀。本来只是客气，傍晚的时候，在阳台闻着隔壁飘过来的香味，她就想:不吃白不吃。谁让他做得那么香呢？

再一个月后，她和他几乎无话不谈了。她说到什么，他都微笑说:“对呀，对呀，只有你这么有智慧的女子才能想得出来呀。”

她从小听别人说漂亮听多了，觉得这么夸她有智慧可真夸到她心里面去了。哪个女孩子不喜欢别人变着法儿夸自己？都说赞美比批评更养人。她就觉得这段日子以来，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迷人，皮肤也越来越好。不知是他的赞美有功劳还是他的美味养颜汤水有功劳。

这天周芷若要去超市采购。关大宝自告奋勇当搬运工。其实认识的男人中可以相陪帮拿东西的男人也不是没有，可她总觉得自己买卫生纸呀、牙膏、牙刷、拖把、面膜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找关大宝这种男人才好。采购完毕的时候，她把一袋零食勾在拿了大堆东西的他唯一空出的小指上:“我去开车”。旁边一对情侣经过，侧目，那女的说了一句:“鲜花插在牛屎上。”声音倒也不大，但清清楚楚落入两人的耳朵里。

一路上，周芷若便不说话了，关大宝和一大堆东西坐在车后座上，也没说话。

他再用鱼钩送纸条来请吃饭时，她看一眼纸条再看一眼泡面，不再过去了。他打开阳台探半个身子过来，往她的阳台这边看，看呀看，就是不见她出来。他把做好的汤锅搬到阳台上，风一吹，那香味便往她这边飘呀飘。她忍不住冲出阳台:“要吃你自己吃去！”那边厢声音低低的，像做错事的小孩子:“是你喜欢的韩式罗宋汤。”

她杏眼怒睁，想说什么，最后都没说，风一样冲屋里去了。开了音响，是上个月那家伙给淘回来的CD，哼，那个丑男人，怎么连她喜欢听什么都知道了呢? 越看那泡面就越讨厌，最后还是跑出阳台:“开门给我！”美美地干掉两碗深得她心的汤水。咬着她喜欢的青椒鸡丝，她问:“干嘛对我这么的好？想追我？”一脸惶恐又假装平静的他不算白的脸一下红了:“是，是呀。”她放下筷子:“万一我不愿意，怎么办？”他盯着她看呀看，看得她都快不好意思了，才说:“那我也没办法”。说完还是盯着她看，像得不到糖的孩子。

她问:“你有多少钱？”他答:“不，不多。”

“全给我。”“好，好呀。”“房子也要。”“好，好呀。”

然后周芷若走了，关大宝看着她的背影消失于走廊，愣着想了半天，还是没想明白她的态度究竟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大早起来，周芷若做完瑜伽敷上面膜听歌。看了一眼阳台，没动静，再竖起耳朵，听一下门口那边，还是没动静，干脆到阳台看对面，仍然没有动静。

看吧看吧，不管他看起来是多实在的男人，在这个利字当头的世界，说到钱就跑了。钱她自己能挣，试一下他而已，再说了，他关大宝能有什么钱？房子都是租别人的！

晚上八点多，隔壁还是没有动静。周芷若不知道为什么，叹了一口气，打算出门去吃顿好的。吃不下泡面，她还不能到外面吃不成？打开门却看到关大宝提着个箱子站在门外:“我的钱有点乱，花时间整理了一下。”

关大宝的钱果然很乱。箱子里有公司账目，银行支票，现金，房产证……真的很乱。

她问:“你到底有多少钱？”“不多，不够两千万。”

又问:“全在这里了？”他低下头:“我身上还有一点零钱的。”

她说:“我还没答应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再说你心好！”

竟敢用狼来比喻她！周芷若一个抱枕打过去正中目标:“你怎么知道我心好？”

关大宝居然没躲，居然还笑得很让她不明所以。他说:“你经常在我捐助的孤儿院帮忙，我是打听到你住这儿，就搬来了。”

周芷若再一抱枕打过去，关大宝还是不躲，看着周芷若，动也不动。

周芷若说:“先谈恋爱，考验考验你！”关大宝愣了一下，那呆滞的样子使他看起来更傻更丑，然后他笑了，笑得见牙不见眼:“好，好呀。”

最后，甲女和丁男，就这样终成眷属。

09回国点滴 越来越多朋友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回国?”

09回国点滴 越来越多朋友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回国?”

10几年前回国，几乎没听到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回国？”。而今年听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亲朋好友发自内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回国？”。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问者，包括一位正在给儿子准备留学美国费用的老同学。

为何现在大家会提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变富裕了，变强大了。生活在中国变的越来越舒服。

打个比方说，在Rondo所在的老家城市，开车外出很方便。早上如果想起来去钓鱼，约上几个朋友，半个多小时就来到专门人工养育的鱼塘。一人一顶大太阳伞，钓鱼免费，连鱼饵都免费(钓到的鱼也不过十几元RMB一斤)。坐在碧波荡漾的鱼塘边，和朋友聊聊天，几小时下来，最大钓到10来斤的大青鱼。鱼塘边上就是像电视剧<<刘老根>>一样的农家菜馆，土色土香。里面聘请最好的厨师和亭亭玉立的女招待，钓上的新鲜鱼儿，或红烧，或清炖，翡翠鱼片，水煮鱼片，应有尽有。

再比如说，就在今年夏天，一些朋友们一起结伴去西藏旅游。10来天的旅行，包火车，包住宿，包导游，一人才4000多人民币，除了有些高原反应，每人都玩的兴致勃勃。

就是工作，强度也不是很大。一个活动，一通电话就能把众多兄弟从上班中拉出来，还感谢拉他出来的人，给他个机会和理由放松一下。

正因为大家都过的越来越好，开始为我们这些在外洋插队的同胞们抱起同情心来，“现在国内那么好，为什么不回国？”。

问题问的很自然，也很真诚。而要回答这个问题，还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对付的过去的。

80年代，许多留美台湾学者就开始返台。当时也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回台湾，因为台湾经济越来越发达。而现在轮到中国了，海归的人员也越来越多。相对来说，出来早点的人，回去的比例就不如后来出国的人高。一来，出来久了，事业上，工作上都比较适应国外的方式，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吃穿住不愁，所谓的“美国梦”也算是园了。二来儿女也在国外生根发芽，要把这些苗儿换块土地养养，也是工程巨大。不说国内的贵族学校，学费惊人，就说考重点高中，那是绝对考不上的。好的重点中学，面向全国招生，没有连续几年评为三好学生，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很绝。国外长大的孩子，中文水平更是问题。所以，把这些苗再带回中国养殖，也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不确定。此外，我们这些在国外有丰富工作经验，但年龄已经已经是“爷爷”，“阿姨”级的人物(不好把lady说成奶奶级，不然就是自取灭亡)，无论是自己再创业，还是进入公司高级管理层都有一定的困难。就算找个混饭吃的工作，报纸上说的清清楚楚，人家只收30以下的，哪怕31岁(美国实习医生刚刚结束的年龄)，已是人老珠黄，老也老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外的航空小姐其实常常有航空奶奶，而国内的航空小姐，个个青春亮丽。就连国内的火车小姐，现在也长的和模特似的。

怎么对朋友回答这个问题呢？有些难度。说心里话，留在国外，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更喜欢国外轻松的人际关系和请闲的生活。但是如果这样回答朋友，也觉得不妥。反是为“帝国主义”歌功颂德的都应该避免。好在Rondo年龄大了，就利益年龄的优势回答：“唉，都快退休了，还是等退休以后再回国吧。”

自然，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几岁退休？”。

“要想拿全部退休金，大概67岁吧。”。

众兄弟们听了齐晕，67岁才能退休，这活生生，血淋淋的阶级斗争教育课，让国内的朋友，对资本主义剥削劳动人民的本质又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也应该让大家完些退休。。。。”到底是多年改革开放，国内人脑子转的快。兄弟们把注意力从原来的问题上转移开了，对退休年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Rondo此时才静下心来，品一口200多元RMB一杯香馥若兰，汤色杏绿的龙井茶，真是清香溢口，沁人心脾。

“又喝到家乡水拉”。

09回国点滴写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各位宝贵的时间。

(组图)山西兼并所有中小煤矿 再无煤老板

(组图)山西兼并所有中小煤矿 再无煤老板
南方周末 2009-09-17 15:23:33


煤老板嫁女的豪华场景。



谢正义在煤矿前。

过颊即空。


　　不惑之年的煤老板迟章如此感慨。9月12日,凌晨两点,汾河之滨。他取出一小片沉香木,掰一丝碎屑嵌入中华烟里,一种据说能镇定安神的暗香随烟雾浮动在酒店房间。

　　平素很不喜欢出门的迟章已经3个月不曾回家,终日奔走在山西、北京等地。手机不时会响起,有陌生人问价:“帮你搞定,出多少?”迟章和其他煤老板一样,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今年4月,山西出台“10号文”,为了消除此起彼伏的矿难,保护资源,一轮历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推进,三晋大地上所有登记在册的两千多家中小煤矿,将逃不过被国有化的命运。

　　这几年不断撩拨人们神经的“煤老板”,会不会随着整合的进行而成为正在消失的历史?

　　这是一个空前但难以绝后的群体,他们中有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民,有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博士,有远道而来的冒险者,有转身下海的教师与机关干部,有各种背景各种身份的淘金者。

　　命运让他们中的一些从石头中淘出了金子,命运又把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

　　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消失。记者在山西采访近两周,无声的博弈正在当地低调却激烈地上演。而经由一次次“火焰山”之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正在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摇身变成以十亿百亿计算的煤大亨。

　　最后时刻

　　这是决定每个煤老板命运的最后时刻。

　　9月初的山西,虽然秋雨乍寒,却从白天到夜晚都四处升腾着一种隐秘的热气。

　　按省政府的计划,以7家山西省国企为主的大家伙们将在这个月接管煤矿。而眼下,意向性的框架协议才基本签订完,真正谈成价格的,100个矿中摊不到1个。

　　与煤有关的政府官员们几乎天天下乡。在一些基层,着急的官员们将兼并主体和还没签订框架协议的煤老板们拉到一起,不签不让走。还有的地方,谁不签,税务局就马上出动去查账。

　　国有煤炭企业的人每天早上7点就忙着给雇用的律师们打电话,催问头一天的谈判进度。猛然吞下太多煤矿,以至一时之间找不到人管理的国企开始登报招聘矿长。

　　一场大规模的煤焦反腐也在同时进行,一批官员受到处理,据闻还要一个一个项目地查,官员们从此再无人敢出头替煤老板们说话,无论是利益攸关,还是出于同情,或是为了反映现实以推进工作。

　　而煤老板们,从浙江、福建、海南、云南等四面八方飞回山西,没日没夜地投入这场决定他们命运的谈判。

　　他们每天穿梭在各个豪华酒店,挨个与各色人士会面,随时打算奉上礼金———担心有时太厚不便携带,有些车的后备箱里会备着面值是人民币十倍的欧元。他们的电话时不时会响起,不断会有自称谁家亲戚的神秘人士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一轮轮谈判,正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会议厅、酒桌或KTV中进行:有和评估公司谈的,希望能被评估得尽可能地高一点；有和外资谈的,希望借着外资的身份获得某种庇护；有人和国有企业谈,希望能早点见着现金；有人和兼并主体谈,乞求被对方整合；有的在和村里谈,捣鼓着村民上去跟国有矿闹腾；有的在和其他煤老板谈,希望能将产能迅速提高到90万吨,再去整合别人(10号文规定只有产能达到90万吨／年的矿井,才能去整合别人,整合兼并完成后单井产

　　能也必须达到90万吨／年)；有的在和周边的小煤矿谈,希望能借机抄底收购一些小矿,再打包卖个更好的价钱……

　　此时的山西,一位煤老板如此形容:“从桌上谈到桌下,从这张桌子谈到那张桌子,从这个屋子谈到那个屋子……”有人喜气洋洋告诉记者“这下好了”,也有人连声长叹甚至想自杀。能想象或者难以想象的各种花样,都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关闭的大门也在被一点点地挤开。有人跟兼并主体签订了阴阳协议,可以在大企业正式进驻改建矿井前继续开采,所获利润算作对此前低价的某种补偿；在有的地方,达不到90万吨／年的矿井地方政府也允许保留。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在死命扛着,尽管不卖就不能复产,不能复产每天至少要花费一两万———“停100天也就是百来万,但合同一签几千万可就没了!”

　　一些煤老板不光要为谈判花心思,还得为此刻的每一个晚上动脑筋,“开工的开关一拉,就是白花花的几十万。”山西绝大多数煤矿停产已久,以致连当地企业都不得不去外省买煤,煤老板们早就已心急难耐。在煤矿就要转手的前夜,开工成了心照不宣的隐秘号角。“白天不行就夜里,前半夜不行就后半夜。”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如果每天能出3000吨煤,每吨赚100块,就是30万,“只要能让我开工,什么条件都好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风云跌宕之后,他已如惊弓之鸟,只敢相信眼前的东西,只想拼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

　　未出生,便死亡

　　没有谁能比迟章更能体味人生的无常和诡异。他以为每年至少能赚几千万,却在转眼间就从暴富的美梦直接跌进破产的现实。

　　一切从2005年进行的矿权改革开始。

　　那一场“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规定只要交一笔买资源的费用,矿井的储量和生产达到一定要求,个人就可合法拥有。这是许多煤老板梦想开始的时刻,他们闻风而来,丝毫没有想到四年后的另一个结果。

　　在此之前,采煤只需向国家缴纳每吨几毛钱的费用,沉睡地下的煤田相当于不要钱的宝藏。

　　突然要交数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采矿权价款,让那一场改革搅起翻天波澜,也给了迟章们一个顺利进入的接盘机会。那年春天,迟章花了近5000万,买下晋北几个连在一片的小煤矿,他以为从此拥有了一大片宝藏。

　　自称“既识时势又懂政策”的迟章,深知要跟上资源安全有效开采的大势,要跟着政策走。他打算封住几个小矿,重新改建成一个30万吨／年的矿———当时,如此规模的煤矿在山西并不多见,在迟章所在的县,“我这个矿可是牛皮烘烘的”。

　　交完两千多万价款,拿到了煤矿指标,他正式开始“跑手续”———也就是煤矿生产或建设所需要的证件,前者是六证,迟章申请的基建矿则需要四证。“手续”一跑就是三年,迟章已记不清花了多少费用,“光是规划图就花了几百万”。一批批人来矿上检查,通常要给领头的准备2000元红包,其他的1000元或500元。如果检查完了去吃饭,有的不参加饭局的人就会问:“不去吃的多给300吧?”2008年初夏,复工卡终于批了下来,规定了工期为14个月,也就是说,2009年夏天这个煤矿将可以从基建矿转为生产矿,正式产煤。

　　整个家族抵押上房子东拼西凑,不算利息,迟章又花了七千多万,按照30万吨矿井的建设要求,上了机械化设备,盖了百人会议室、食堂、澡堂、矿工活动室等。

　　至此,投资已超过1.5亿元。

　　眼盼着生产的日子就快到了,不料“横生剧变”:今年4月,县里传达了省里的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改革的消息,今后单井产能必须达到90万吨／年,迟章的30万吨的矿要么被整合,要么被关闭———一天都未曾生产,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血本无归。

　　迟章并不是惟一的不幸者,同样命运的煤矿,光在当地就有二三十个。他们中的许多,都是贴着政策要求的底线,从9万吨到15万吨、21万吨、30万吨。“小孩还没生出来就被枪毙了,你知道那种感觉么?”9月12日,迟章回忆。那个星期,他瘦了十多斤,“我想过死,可是死不能解决问题,整个家族面临破产,我必须绝处逢生。”

　　少收了一两亿

　　离心神憔悴的迟章百里之外,临汾煤老板黄永顺正在为签不签眼下的合同而发愁———这份合同会让他损失一个多亿。

　　他所在的临汾,既是上一轮矿权改革最先试点之处,也是这一次兼并重组的发源之所。煤炭这种黑色燃料曾经施展魔法让他点石成金,然而命运的风云变幻有时候也能让金子变成石头。2008年4月15日,在能容纳1400多人的临汾剧院,黄老板和全市煤老板,加上各政府部门官员挤在一起。临汾宣布,要通过“收购、控股、租赁、托管”等手段,让国有大煤炭企业在3年内整合全市年产30万吨以下中小煤矿。

　　这时候距上一轮矿权改革不到4年,方向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因为原来带有私有化色彩的改革被认为没能救得了临汾,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个煤矿爆炸,105名矿工死亡,市长丢了乌纱帽。

　　继任的官员如履薄冰,苦苦思索后提出了这条国有化新路。

　　消息一出,黄永顺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煤矿不保,喜的是坐地起价。

　　那时候煤炭价格涨出“天价”,河北、山东、东北、安徽、广东,大大小小的煤炭电力企业闻风而来,争相圈地。临汾这座千年尧都古城车水马龙,各大宾馆纷纷爆满。

　　几乎每个煤老板都同时谈着好几家,有一“女”许了好几家者怕被同住一家宾馆的企业们发现,只好掩着面进出；也有年产十几万吨的小煤矿老板,强悍地向年产几千万吨的国有大矿扔出通牒:20天签完合同交出钱,不行就免谈。“那时候可是别人求我卖。”谈起那时,黄老板言语之间依然难掩得意。他的矿当时已跟一家省外国有煤炭企业谈好,价格是2.8亿元。

　　但是,合同卡在了省里,因为这家省外企业不在省里预算的兼并主体之中。

　　临汾的新思路,虽然在大方向上得到了省里的认可,但不仅具体手段———比如托管、租赁———未得到批准,而且在兼并主体上发生了大分歧。

　　与谁来整合都欢迎的临汾截然不同,山西省希望将整合的权力主要控制在省属国企手中。2008年9月2日,山西发出“23号文”,“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专门对以省属煤矿企业为主的兼并主体作了详细规定。

　　同时,为了改变现有小煤矿四散开花的状况,让成片资源得到统一规划和开发,文件提出要按照矿区进行规划,“一个矿区尽可能由一个主体进行开发”。

　　六天后,临汾襄汾“9·8”溃坝,265人死亡,时任省长孟学农去职,大同矿务局出身的王君从安监总局局长任上调任山西新省长。襄汾事故尚未处理完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煤价急转直下,而今年2月山西最为先进的焦煤集团屯兰矿又瓦斯爆炸,死亡七十余人。

　　小煤矿于是集体停产,煤矿兼并重组一度悄无声息,黄老板过了一个平静的安稳年。

　　波澜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发“10号文”。

　　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省长为组长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工作组规格之高甚为罕见,足见山西之决心。

　　这份文件要求,哪一片哪几个矿由谁整合,统统划分清楚。

　　这份文件一出,黄老板们再也没了当初左挑右选的神气。两个月前,他被规定由一个省里的大集团进行整合。

　　这时候已是时移世易。价格评估几乎没有了多少谈判余地,因为国土厅早先已发文规定好了采矿权价款的统一补偿标准,需要评估的只是有形资产,比如房子和设备。“一夜之间,我必须卖企业,又一夜,我从卖企业变成了卖设备。”他说。上次作价2.8亿元的煤矿,在经过无数次讨价还价之后,这次的评估价是1亿元出头。

　　他庆幸的是自己进入的时间很早。虽然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但此前石头变给他的金子更多,从2001年买下煤矿开采到2004年,已经赚得“差不多了”。

　　受伤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响,降临在后来者身上。

　　他们中有许多是从福建、浙江远道而来的冒险者,年纪大的五六十岁,年纪小的还是“80后”———在山西,当地人管他们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经试图对此次改革施加影响。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兴采煤区忻州朔州一带,刚刚回乡过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板们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莫测的未来。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市苍南和平阳两县井巷工程公司的职工,当时山西的矿井大多都由他们来施工。后来,煤炭不景气,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矿就抵债给了井巷工人们。

　　好不容易熬到市场回暖,包工头们苦尽甘来,引来亲朋好友“一起发财”,1990年代末,平阳、苍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与温州官方机构出台的一份报告披露,当时温州人在山西有300多个煤矿,比如,原平市长梁沟矿区62个矿中就有59个被他们承包。

　　这一数字在随后的矿权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矿权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盘机会,摆脱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拥有产权的诱惑,再加上山西当时高调招商引资的姿态,让嗅觉灵敏的南方人蜂拥而至,不能来的也入股踊跃。

　　参与聚会的二十多位煤老板多数都是在那时来到山西的,他们在当地的投资超过30亿元,几乎每个矿后面都有数十个南方家庭,和百万千万计的银行贷款———据说仅平阳县水头镇,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银行,换作真金白银砸在煤矿上。

　　当时煤老板给人们留下的多是狂买名车豪宅的形象,这些南方人提起来便愤怒而委屈。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低调,许多人都将陆虎宝马奔驰们开回老家,只留下帕萨特们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从矿权改革时开始,山西就矿难不断。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矿就连片停产,加上一些重大节日时自动停产,有煤老板统计了生产记录:三年来,即使六证齐全的煤矿,正常生产的时间也不足4个月,而那些基建矿则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产过。

　　在屯兰矿难后长达两月的停产整顿之后,省内的长治等地已渐渐开始批复复工,他们所在的地区不仅毫无动静,而且前所未有的严格:就在聚会的前一天,县里统一行动,除国有煤矿外,各个煤矿井口传送设备的皮带机头或绞车都被强制拆除,拉回政府贴上封条。

　　平素并没有多少往来的煤老板们,纷纷赶来,第一次开始开会。

　　会议从他们飞回来的当天晚上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尽管试图联络更多的当地煤老板,但最后来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乡们,闽南话于是成为会议的官方语言。

　　一些人情绪激动,中午就跑出去买回来几卷红布,一枝毛笔,当场外套一脱袖子一撸就开始写起标语“矿工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更多的人,则始终很沉默,只是听着,看着,没有太多表情。

　　煤老板试图让矿工们拿着标语去反映情况,但最后没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板们一起来到县长办公室“要个解决办法”。记者发现,在进门那刻,即使在门外群情激昂的煤老板,也都马上低下头,陪上了笑脸。直到听说县长不在,才重新活跃起来。

　　惟一的一次集体行动,就这样三三两两地散了开去。

　　在接下来的兼并重组中,南方人鲜有能成为兼并主体的,却几乎没有人只停留在发牢骚上,每个人都在各显神通,都在这场隐秘的谈判中比着将聪明、灵活与胆色发挥到极致。

　　煤老板的死与生

　　两个世纪前,在英格兰斯塔福德郡,一个债台高筑的工程师通过燃烧煤炭来带动活塞,抽出了深井里的水。那是人类第一次自由地驾驭能源,也是煤炭头一次向工业世界展示它的魔力,点燃工业革命。

　　两个世纪后,这种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黑色燃料,却在财富世界里施展魔法,让众生颠倒。

　　一些南方人心碎神伤、黯然离去。背靠庞大而灵活的民间资本,他们并不缺少不断投入建造现代化大矿的资本,但在他们头顶划了一道红线,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机会。离去的时候,有人发誓,“再也不踏进山西”。

　　而莫名其妙发了大财的金玉一家,心满意足地卖了煤矿。

　　1990年代,煤炭低迷,吕梁山沟里,镇上将一个煤矿抵债给了金玉家。没想到他们却一脚踏进了富贵门。

　　煤炭后来吹着气样的涨价,金玉家的资产也吹了气一样猛地膨胀到近亿。她的丈夫从没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清银行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只相信现金,但从不会写收条,即使收人家上百万。

　　他们从不知道这逼人富贵怎么突然就从天而降。2005年盛夏,金玉曾经问记者,“为什么前几年我们家门外总是堵着要债的人,这两年每天早上醒来窗户外头就有人排着队拎着钱买煤?”当时,四十多岁的金玉烫着发,化了妆,大花短裤盘着腿,问着话就将嗡嗡的苍蝇一只只拍死在家里崭新的真皮沙发上。

　　像金玉一家这样撞中大运赚得盆满钵满的人,大多都选择卖掉煤矿,过富贵生活。现在,她将两个孩子送到国外,全家搬进了城,据说丈夫最近新迷上澳门,已经输掉了几百万。

　　黄永顺也厌倦了有煤矿的日子,要整日陪着笑脸,要整夜担惊受怕地对电话铃声过敏,一忙起来整个月都顾不上换衣服。

　　尽管少了一两亿,他心里已经打算接受那个国有大矿开出的价钱。办了健身卡,雷打不动天天锻炼。

　　说起未来,他一脸神往。他打算物色几十亩地,种些菜和果树,“过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担惊受怕的太平日子”。

　　而沁和能源集团董事长吕中楼,却打算在他10年前发现的财富巷道里继续掘进。

　　1998年春节,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国家科委工作的山西沁水人吕中楼回乡过年,县里的官员们找上门,希望他能想想办法帮助解决企业改制问题———那时候刚开过“十五大”,国企改制吹响号角,沁水县却怎么也卖不动。

　　吕中楼挑了一个煤矿企业,他的判断依据有两个,一是国外取得资源都需有偿,但中国当时全都是无偿,升值空间广阔；二是他查了统计数据做了个模型,“煤价连续10年低迷,接近谷底”。

　　黑金的光泽渐渐闪耀,吕中楼看见机会在闪闪发光,他辞了国家公职,专心做起了煤老板。第一年,连年亏损的这个煤矿就实现盈利,因为过去国营时每吨煤的成本要七八十块,吕接管后马上降到了30元。

　　待售的煤矿马上接踵而来,吕中楼开始使用财务杠杆加快买煤矿的速度,到现在,公司一共拥有10个煤矿。

　　股东中除了吕中楼之外,还有像老虎基金这样声名赫赫的外资机构。在新的整合中,他是极少数幸存者,同时拥有兼并主体的资格,按当地政府的规划可整合周边的4个矿井。

　　现在,他正忙着穿梭在北京、香港等地,跟不同背景的外资进行谈判,以吸收更雄厚的资本,来沿着煤炭延伸,进入煤化工领域。

　　这样极少数的幸存者,极有可能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变成以数十上百亿计算的煤炭大亨———兼并主体整合后每年的产能至少要达到300万吨,即使只卖煤炭,即使按每吨煤赚100元粗略计算,一年的利润就是3个亿。

　　煤老板数量在此次改革中会大幅度减少,但可以预见的是,超级富豪将越来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诞生。

　　煤炭大亨,正是迟章的梦想。尽管在山西已经难以实现,但他相信其他地方,黑金的大门正在向他敞开。

　　其实没有人真正清楚迟章付出了怎样的三个月,尽管亲友股东们都不断给他打电话。所有人都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他终于跟一家国有矿谈妥被其整合,价格也令人满意,基本收回投资。“带着这一个多亿,我就能东山再起,再打一仗。”他雄心万丈地告诉股东们。煤矿依然是他不变的目标,黑色燃料仿佛在他的血液里开始燃烧,他认定,这些东西可以让人破产,就一定能让人暴富。“只要地下还有煤,只要地上还有人买煤,煤老板就不会消失。”

　　一处理完山西的“后事”,迟章就马不停蹄地向着更广袤的西北奔驰,他要抢在时间前面,抢在下一次风云变幻前到达那里。

房子是好是坏？为婚房的名字，我们离婚了！

房子是好是坏？为婚房的名字，我们离婚了！
康宝盼



强和燕恋爱8年了，分分合合实属不易。燕是家里的独女，为了燕强不顾父母的一再反对在大学毕业后跟随着燕来到了她所在的城市。两个人相亲相爱，一同努力工作现已双双老大不小了。强的父母终于抗不过儿子的决心，最终被他们俩在一起的坚定态度所打动，于是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在他们订婚领证那一天老人给出40万元让他们暂时买个小房子或者二手房结婚过渡，钱虽然不多，但已经是老人倾其所有了。得到老人的认可同意自然是值得太高兴的事情了！于是燕对他们的婚姻和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她跟强商量，她可以用自己公务员的身份再贷一些款，一步到位买个大一点的新房，然后好好装修打扮，然后好好过日子。强同意了，于是燕又贷到了50万，他们可以买一个价值近百万的房子了！婚房的名字写谁？这个问题竟然一下子懵住了他们。

强认为理所应当写他的名字，男人嘛，都是理所应当的户主呀。燕认为贷款是以她的名义，而且男方家出的钱并不多，房子应该写她的名字，这也是燕的父母一再提醒她的。强犯难了，多有犹豫之后也想随她去吧，可是强的父母也提醒强了，他为了燕跟去了她的城市，如果房子再写女方的名字，那么不明摆着强是倒插门吗？强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强的父母说，如果强连这个问题也争取不过来，那么强就断绝跟他们的关系吧！父母的最后一句话跟一声震雷一样，雷倒了所有的当事人！燕知道后真是新仇旧恨一齐涌上来了，燕也封了门，你们家一直就这样态度，那么这婚房非写我名字不可了，如果不写，那么我们离婚！强也苦辣酸甜汹涌澎湃了，我为了你已经伤了我父母一次了，你和父母之间我选择了你留在这个城市离他们远不能及时尽孝我已经做到家了啊，你还这样不领情！离就离！于是就这样，为了婚房的名字问题两个相爱了8年的恋人分手了！现如今燕痛不欲生，强则是神情恍惚……房子，现如今都市人的痛，更是这一群年轻的婚中人的痛。无房，他们苦，有房，他们哭。难道真是房子的错吗？

想当年我们的父辈闹革命那会儿，新婚燕尔有一个暖水平一把手电筒就很富裕了。如果两个人能有一床新被褥就更是锦上添花地幸福人了。他们无需为财产去伤心，无需为财产去计较，他们把他们的结合看得比什么都重，他们无产着却结合得那样紧密。这样看来，还是房子惹的祸。房子是财产，是权利，是都市人的心理安全和自卫的武器。

婚房名字之争，无需细想，作为心理人一看就清楚地看到了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争，从婚姻的开头就争起来，即使这次不离婚，那么他们的婚姻也可以说走不了多远多久的，因为这场争说白了不就是对自己恋人的不信任对婚姻没有信心吗？为什么争房子名字啊，不是为了离婚时候分财产所打下的伏笔吗？有着这样消极心结和悲观心理的恋人即使这次不离婚，他们的未来日子也同样会是凄风苦雨的。这样说来，他们那时所谓的相亲相爱不过是为了跟强的父母争，强的父母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于是他们两个人开始争。这样看来，房子是无辜的。

婚姻本来该是两个人的事情，可是这个婚姻里面竟然有两个家庭的人来共同经营。难怪，也用不上什么竟然了，现在孩子的事情哪一项不是做父母的事呢？又哪一项能缺少父母的参与和支持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父母不是为了孩子呢？燕的父母为了孩子不吃亏，强的父母也同理，于是都是为了孩子好，于是父母的插手帮助竟然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吃尽苦头！是的，竟然！做父母的如果能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们还能这样做吗？这样看来不是房子惹的祸。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过去房子确实差不多都是写男人的名字，确实基本上是男人该多考虑筹措的事情。现如今，男女平等了，现如今房子得需要购买了，得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了，于是乎男女平等了，男人女人都一样了，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女人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房权，男人也气壮理直地要房权，于是房子身不由己又卷进了是非之境地。

嗨，房子啊，房子，是好是坏？房子是一个家的成立，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家的解体。

朱镕基这样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

朱镕基这样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
中评网 2009-09-13 16:56:16

日本《日本新华侨报》9月13日载文《朱镕基亲自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摘要如下：

　　铮铮风骨，掷地有声。读着《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有关中日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的回答，一种敬佩感油然升起。

　　2004年10月14日，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日本，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并在该台与100名日本民众举行电视对谈。当著名的TBS新闻节目主持人筑紫哲也针对历史问题提出“中国一再要求日本道歉，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的问题时，朱镕基这样回答：“我这一次就没有要求日本人民道歉。我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当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当时的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没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同样是在这次电视对谈中，一位日本中年男人提问：“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请问总理对此有何看法？”朱镕基的回答是这样的：“南京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我不愿意提这个事，你要提这个事，我就告诉你，那完全是事实。”

　　2天以后，也就是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读卖新闻》记者在会提问：“在TBS电视台的市民对话中，你提到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中国今后是否继续要求日本在正式文件中就历史问题向中国道歉？”朱镕基面对这种带有挑衅色彩的问题沉稳地回答：“我在TBS电视台的采访中确实指出过，在任何的中日历史上的正式文件中，日本没有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道过歉，这是事实。但我也指出，中国一贯高度评价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对亚洲人民做出的正式声明。‘道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都要以史为鉴，创造世世代代友好的明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显然，朱镕基并不回避历史，而且还在讲述着历史的真实。曾有人说，与日本人谈论这段历史，要么不谈，要谈就不要谈概念，一定要谈出一段真实，让其无法回避、无地自容。对于这个“道歉”的问题，包括中国“对日新思维”倡导者等的文章中，都替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是日本至少已经在不同场合向中国进行过21次道歉了。很是显得有些委屈。但是，在朱镕基的“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的结论面前，这个“21次”就显得有些苍白和诡秘了。

　　朱镕基是大国总理，一句“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尽显泱泱大国总理的胸怀。更让人感怀的是，朱镕基在一次又一次地教着日本人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2000年9月21日，朱镕基在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学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时表示：“日本方面有些举动引起了中国人民感情上的强烈反应。比方说参拜靖国神社，你们也许认为这不违反宪法，但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甲级战犯，这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所有日本国内的舆论都应该考虑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不要做刺激或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2000年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上又指出：“我们双方都避免做刺激对方人民感情的事情。”

　　就是这样，朱镕基苦口婆心地一次又一次地教给日本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回望中日关系发展史，如此从感情的角度唤国、唤人、唤心的中国政治家恐怕还是不多的。

　　再看日本政治家当中，并不是没有人懂得尊重中国人民感情的重要性的。日本已故政治家宫泽喜一在担任官房长官期间就通过自身的的努力为确立日本历史教科书检定制度中的“考虑邻近国家感情的原则”奠定了基础。当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宫泽喜一公开提出批评，指出他“没有考虑到那些被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知识，这样的政治家在日本显得凤毛麟角。

　　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事实也证明，当中日关系发展顺利的时候，一定中日两国领导人都非常关照对方国民感情的时候；当中日关系发展不顺利的时候，大多是日本政客忽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肆意妄为的时候。因此，“感情”已经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一把关键的钥匙，日本政治家应该学会如何使用它。

专家：中国不是为出一口恶气而发动贸易战

专家：中国不是为出一口恶气而发动贸易战
文汇报 2009-09-13 14:20:11

中国商务部贸研院专家梅新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实施贸易反制不是为出一口恶气而发动全面贸易战，而是要遏制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倾向，从而为国际贸易创造更加平稳、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反击形势急迫　申诉耗时效果差

　　梅新育认为，中国应当将贸易报复等反制措施纳入贸易武库之中，正如维护和平需要有打击对方的能力作为保障，贸易报复也是减少贸易争端、为国际经贸创造平稳环境之必不可少的工具。虽然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理论上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反制措施，中国亦有信心在轮胎特保案中获得胜诉，但争端解决程序旷日持久，因而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威慑不足，故采取能立竿见影的其它措施更为可取。

　　据梅新育介绍，从既往历史看，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民族传统信仰以及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中奉行的“韬光养晦”策略，让中国这个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同时也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成为名列前茅的贸易报复小国。

　　梅新育说，从轮胎特保案到今年六月份的10天内便对中国钢铁产品连续发起3项“双反”调查，充分说明中国遏制美国保护主义势力的紧迫性，而其他一些国家亦在酝酿对华贸易限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警诫各国保护主义势力的必要性。

　　尚属狭义反制　未用“报复”一词

　　此外，还有两个原因强化了中国强力反击轮胎特保案的必要性。梅新育认为，首先中国需要向国内外投资者显示保护中国境内制造商合法权益的决心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正在考虑向中国转移生产能力、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投资者们下定决心，中国也才能抓住先进制造业生产向中国转移的机遇。其次，中国需要在奥巴马执政初期及早遏制其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据梅新育介绍，贸易报复措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进出口贸易领域的措施，后者则包括金融、财政等其它领域的措施。迄今中国采取的还仅是狭义贸易报复措施。

　　这位专家分析称，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政府力图将争端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因为官方声明中并未使用“贸易报复”一词。希望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能够清醒认识到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可能对自身造成何种损害，从而采取理性措施。

中国经济实力比美国仍然差太远了

中国经济实力比美国仍然差太远了
胡星斗


全球金融危机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国内外学者一片欢呼与称赞，什么中国GDP今年或明年超过日本，很快赶上美国；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世界第二，即将成为世界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而中国企业500强的利润超过美国500强和世界500强……给人的感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了，很快超越美国了。

　　但是，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还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表面的数据所迷惑，应当看到：中国比美国甚至比日本仍然差太远了。

　　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确可能很快超过日本，但是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却与日本相差甚远。中国的GDP远远超过GNP，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产值算进了中国的GDP，如果只算中国国民创造的GNP无疑将减少一大块。2008年，中国GDP为33700亿美元，GNP只有 17000亿美元。而日本正好相反，由于日本人在全球生产与销售，其GNP远远大于GDP。比较两国的经济规模应当比较国民创造的GNP，否则给国人以中国超越了日本的错觉。

　　所谓“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有问题，只能说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民间几乎没有外汇，而日本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一万多亿，但其民间还有两三万亿美元，日本才是真正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所谓中国的进出口世界第二，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即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那是因为美、日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生产，在当地销售或向第三国销售；他们为了保护本国资源，减少了从本土的出口。而中国在海外生产很少，只能廉价出卖本国资源。如果美日将从国内海关的进出口与海外购买及销售加总，那么他们的广义进出口总量仍然远远超过中国。

　　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我们必须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都是垄断国有企业！这决非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中国人民之祸。这些垄断巨头对于民营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导致民营企业哀鸿遍野。而垄断的国有企业低效率、高浪费甚至高腐败难以避免，譬如中石油、中石化的效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 1/23，中石油团购住房，中石化一盏灯156万，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平均每天消费4万多元，挥金如土，腐败不堪，等等。所以，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现代化的，相反，斯大林和希特勒虽然通过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经济超高速增长，但是他们最终不但与现代化无缘，而且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祸害。要知道，现代化国家无一不是具有强大的竞争性的私人企业，中国也不可能违背经济学规律如科斯定律而创造另类的奇迹。目前我们只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而且由于人口众多、经济规模非常大的情况下，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GDP增长而已，而经济结构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国有企业没动力创新、民营企业被挤压没资金没能力创新、特权垄断造成腐败与两极分化、没有核心技术、缺乏品牌等问题将永远困扰中国。

　　且不说美国垄断了世界最好的大学、研究所，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具有自我调适、自我纠错、不断创新、不断改善的能力，单从经济维度来看，中国离美国也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1962年生）

德工程师:印度坦克和中国的一比吓一跳

德工程师:印度坦克和中国的一比吓一跳
新浪博客 2009-09-11 20:32:17
艾伦纽墁（德国MTU机械动力联合企业公司发动机整体部原设计工程师，2006年移居美国）：在我的工作经历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国家，并不是我的祖国，而是印度与中国。

这两个国家，我都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早期，我负责协助中国引进MTU公司的坦克系统柴油机动力。在那里时期，我与我的当时的中国同事。一起为中国引进生产线工作，而每日忙碌着。我并不是一个军事战略学家，但是，我是一名技术设计工程师。我知道也很清楚我的职责。中国人的发动机工厂，制造与生产模式，甚至他们的起居生活，都具有十分的严格地军事化色彩。我们在生产或者研制过程中，速度并不是很快。我们需要在几乎每一道关键部位时期停止下来，等待1名佩戴上校军衔的解放军监督人员的审核与验收他的话可以说"是最终的命令"。但是，他并非一名普通的军人，他与我一样，是一位坦克柴油动力系统专家。

在这里工作被安排的很严谨，但是你不必为明天你需要作什么？而去苦恼。工作流程的日志表单，会在当天晚间休息之前，发到你的手里。准确很有很有效率。我知道中国人聪明的特性，在车间内，他们无需我自己动手去制造，而是充当一名说教主义者。由7名年轻的中国技术人员，在听从我的指令。我可以做第一道检验。中国人在军备生产方面，以前比现在要严谨，谨慎。甚至有些局促不定。年轻者必须按照我的指令去完成他们的被安排的工作。这给我的压力很大。我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并不是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因此，在"指挥"期间，我总是出现一些令我自己遗憾的错误，而他们似乎没有任何不满的意见。

中国人的保障体系，在军工设备中，十分得当。他们的零部件具有与德国本土一样的完善的管理制度，当时缺乏的仅仅是计算机太少，人工很多。在当时中国人操作与管理记录中，很多是依靠人的手写来完成。虽然我不太懂得那些方块字体（中文）的含义。但是，前面标注的是按照德国规格的零部件编号，后面签注由工位编号，生产人姓名，日期，放置库内位置编号。在最后空格内，写有管理人员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几乎连一颗螺丝钉都有他严格地编号系统。库房管理人员，必须知道那些编号，那些库房存放编号。而这一切早期都是依靠人工。

在后期中国在军工企业大批使用了计算机系统。人员劳动程度似乎得到改善。但是他们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们似乎可以找寻出计算机录入人员的错误。他们脑子里面记录的数据，比DBASIII数据库系统还要准确。几乎没有错误。而在每个月中期，他们要进行比赛，项目主要是攀比记录能力。1个人说一个零部件编号，被考察者必须在几秒内回答他的编号，生产日期、工位号码、引进或者国产来源、签署人。等等！我的脑子可没有那么丰富。

总体上，中国军工给我的印象是，客观，严谨，正规。这十分复合我们这些被欧洲其他国家称作："呆板的德国佬"的德国人的工作习惯。这是我最大印象。另外，落后对于中国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名词，而不是动词。因此，中国制造的首批MTU885A柴油机，经过双方检验试验，是完全合格的优良产品。

在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哈立德"的前期，印度就开始申报研制"阿琼"主战坦克。印度人采取了与中国人一样的手法，近乎是模仿，一切零部件需要印度本国可以生产。在后来印度研制的1.1兆瓦柴油机，没有成功。因此，不得不选择我们的MTU883B。而MTU883B是我们给予中国人生产线的原始型号。MTU883B性能上不如中国人引进的MTU885A。

但是，我们达到那里以后，我看到的几乎是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场面。印度人做事情，太过于张扬与表面化。他们没有中国人那种严谨的谦虚的工作习惯，他们习惯于赶超，而且没有任何实际的能力。他们委派的技术人员，实际上技术能力低下，这与中国人给我的印象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对比。

印度人管理模式是照搬欧美形式，但是混乱与失误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代名词。他们没有严格地保障，管理体系。似乎根本没有人去关心零部件的研制。而且最大的不同是，印度人与我似乎难以沟通他们对我们的戒心比合作的心态要大很多。我们被安排在高档住宅区，这里根本不再场内。我们只是被命令低头去生产某个部件或者研制某个产品，而我们不知道他会用于"坦克"的那个部位。一些都是猜测。我的以往工作经验几乎，都在荒废。工作对于我来说，就像执行指令DB语言。

我们动力机械，是与印度联合生产的。在多次反复的试验，测试中，动力系统根本就是存在极大严重问题。MTU883B是一种中型柴油机，他并不适合安装在战斗全重超过45吨级的主战战车上。而中国人使用这种发动机，是安置在总重 40吨级的T79/69战车上。十分合理。但是印度军方提交的阿琼最初数据是45吨。已经超出了MTU883B动力承载能力。

最令人无奈的是印度所谓生产监督。他们可以蒙混与潦草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对于扭矩力度不足问题，似乎是视而不见，根本没有作出相应的说明报告。这样的机器拿出来，安置在重达50吨级的战车上，战车的车体是由克劳马菲公司协助设计的。战车试验行动仅仅进行了1次，加力启动速度时间，接近 15分钟，战车几乎没有任何机动可以说明。MTU883B是一款优秀的动力，但是首先他被赋予了超越自己的能力的车体上，其次，与他配合的传动方式，因该采用我们的MTY12型动力传输。但是，印度人盲目追求所谓"全先进"。而且面对中巴"哈立德"的进展速度，因此又大大缩减试验时间。

当我听到印度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研制主战战车的消息以后，我认为他们的决定是正确地，但是是来的很晚的一个决策。在一个几乎没有研制2代战车能力的工业基础上的国家内，首批自行研制起点，就定位与赶超德国"豹IIA4"主战战车。还要兼顾全部的先进与车体比重。这是不可想象的愚蠢。豹式战车，自重远远超越中国与印度甚至俄罗斯的。因此他可以获得如此防护。

德国与印度不同。在我们那里，我们的普通道路与铁轨，桥梁与涵洞承载60吨级战车，是可以的。德国设计师就是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的。但是，在印度，他们的桥梁承载42吨级战车就是危险程度了。怎么可以把豹II的身躯，拿到自己本土来？

org 在中国，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基础工业，包括建筑。他们十分清楚。中国南北跨度幅度相当大。气候随之不同。因此，中国人生产了2种适合中国不同地区的战车。但是即便中国最重99战车，今天也没有达到58吨级这个德国界限。而中国南方使用的快速轻型战车T1962型。仅有20吨级。

但是，中国人是依托自己建造T54/T55的成功经验走出来的。他们的基础设备，远比印度要完善，体系更加接近我们，更加优越。技术人员的特点，是精明而且忍受力很强。接受与融会很好。他们可以随意塑造自己的战车。自由度很大。这与中国人性格与印度人性格是一定关系。

中印两国在战车研制上，一个是迈着稳健，沉重的脚步，缓慢而又不失步伐的前进。另一个则是，盲目的胡乱的向前奔跑，结局自然很清楚。中国目前研制的99型战车，总体性能上，可以攀比欧洲战车。而印度的自主战车，却在今年终止了。这就是稳健与乱跑的根本区别！

他101岁还在上班 思维敏捷工作勤奋

他101岁还在上班 思维敏捷工作勤奋
广州日报 2009-09-09 22:45:27

101岁的杰克·波顿现在每天早晨6时30分上班，每周工作40个小时。今年8月，他获得美国2009年“最老杰出工作者”称号。

　　尽管年事已高，但波顿仍然像年轻人一样思维敏捷。而且，他至今还没有退休的打算，因为在他看来，辛勤工作就是长寿的秘诀。

　　杰克·波顿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威瑟福德市的一名律师。与众不同的是，他今年已经101岁高龄了，堪称是美国年龄最老的“上班族”。

　　1908年8月5日，波顿出生在威瑟福德市一个贫寒家庭。从5岁开始，他就能用一把锄头帮父亲在玉米地锄草了。

　　大学毕业后，波顿成了威德福地区的一名助理检察官。几年后，波顿在威瑟福德市当起了律师。


　　思维敏捷侠肝义胆

　　如今，波顿主要帮客户打房地产和遗嘱检验方面的官司，他不仅是得克萨斯州律师协会年龄最老的执业律师，甚至可能是全美国年龄最老的执业律师。每天早上6时30分，波顿就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

　　波顿现在的生活由一位看护者来照料，但除了做饭和开车之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自己来做。他的听力很好，至今未戴助听器。

　　他的记忆力惊人，不仅将一些法律条文烂记于心，甚至还能一字不差地记起数十年前的谈话内容。在同事和当地法官看来，波顿是法庭上最聪明、反应最敏锐的律师之一。

　　波顿平易近人，还经常帮助那些付不起律师费的穷人免费打官司。有时候，他甚至会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人支付法庭费用。波顿称，工作让他由衷地感到快乐，而他之所以选择从事律师行业，是因为这份工作能够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

　　每年都要去度假

　　去年，波顿获得得克萨斯州年度“最老杰出工作者”称号。今年8月，波顿又荣获美国年度“最老杰出工作者”称号。尽管医生多次建议他退休，但每次都遭到拒绝。波顿称，只要身体允许，他就是坐着轮椅也要来上班。在波顿看来，辛勤工作正是他长寿的秘诀。

　　据悉，波顿结婚66年的妻子已先他离开人世，两人没有儿女。在他们结婚的66年中，几乎每年都要到新墨西哥州的红河胜地去度假。妻子去世后，波顿每年仍然一人孤零零地去红河胜地度假钓鱼。不过每次度假之后，他就会迫不及待地重返律师事务所上班。(阿南)

中国已有能力“搞垮”美元

中国已有能力“搞垮”美元
星岛环球网 2009-09-09 06:43:23
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网站9月6日文章《中国将予以反击》的文章，并起标题为《中国已经有能力“搞垮”美元》，内容如下：

世界金融危机是大规模损失和全面机遇并存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个别奉行明确和深思熟虑经济政策的国家有可能实现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挤占传统金融世界“统治者”的位置。

中国无疑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追求者，现在，中国已经有能力破坏美元地位，搞垮美国长期债券市场，挑起美元恶性通胀。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中国当局从美国国债市场撤资的任何举动都会引发金融世界的恐慌情绪。

当然，近期内中国政府还不会这么做。因为美元崩溃会导致国际贸易骤减，这对世界最大出口国来说将是极为不利的。但中国并不愿安于现状。因此，该国当局正在寻求不同途径，以实现外储多样化，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中国与阿根廷、印尼、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和白俄罗斯的央行签署了总额9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外，还与巴西就研究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的问题签订协议。中国计划增加对实物黄金的投资，购买500亿美元以特别提款权标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在储备管理方面，中国还将重心放在购买国外原料资产（公司和资源）上。

数月以来，中国的集团公司在海外收购跌价的开采企业，签订巨额原料供应合同。光向俄联邦就贷款250亿美元，以换取对华供油20年的保证。中国还和巴西伙伴签署了金额为100亿美元的类似协议。与委内瑞拉也签订了40亿美元的合同。这三份文件是在一周时间内签署的。前不久，中石化以75亿美元并购瑞士阿达克斯石油公司，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一宗海外油气资产并购案。

中国今后收购资产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那么除了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外，中国要这么多原料储备还有什么原因？

倘若拥有庞大的战略储备，中国就能启动自己的原料商品交易所，并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用中国钞票进行原料贸易将使人民币接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真正的人民币债市的出现将最终为替代美元奠定基础（已有数家外国银行获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这样，如果上述情况成为现实，中国就能着手去做现在已经可以办到的事情——“搞垮”美元。届时，相比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获得的好处（有数据显示，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每年的铸币收益为5000亿美元），损失1.5万亿——2.1万亿外储中美元资产的数量——只是很小的代价。此外，中国还将获得全球定价权，控制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料价格。

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张承志 2009-08-26 22:47:57
一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
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象一个优美的女人又象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其中太深的东西。

　　百年以来两度侵略战争过后，尽管那么多的亲日派还活着，尽管一代代地在青年中被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媚日派，作为中国的基本舆论和心态的一个外观，就是人们对日本的普遍反感。今天，简单的说，我欣赏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气。

　　这不科学，也不认真，但是多少有着一点正义。

　　是否应该认真一些地归纳一次呢？我觉得应该也有必要。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认识只是昔日的仇恨，如果对于一个扩张的殖民主义传统只是反感而已，那么肤浅的反感是可以只隔一夜就变味的。从偏激地排外，到媚骨酥软变节卖国，其间只隔着一层纸。从挨人欺负而膨胀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到对内大汉奸主义对外大国沙文主义，也只有一步之遥。在批评人家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不是牢骚和取笑攻讦，人家也不是鸠山而是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严谨。

　　但是放弃批评更危险。半个世纪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时的名言，即所谓“以德报怨”，是错误的。在今天，日本的媒介几乎言及中国必怀讥讽，日本的许多人提起中国语必不恭。不是为了自尊，而是为了正义，可能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二

　　我也相当长期地在日本滞留。所以用滞留一词，是因为日本希望外国人只用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居日。根深蒂固的对岛国之外一切的恐惧，使日本的及其善良的国民总是小心翼翼地盼望外人最好快点离开。于是代表他们国家的警察和入国管理局就露出了狰狞的脸。据我个人的但是真切的感受，日本最可憎的两大物，一个是 gokiboli即一种大臭虫；另一个是简称“入管”的入国管理局人员。

　　岛国的闭塞性，是一个老得起茧的话题。据我看，他们一点也不闭塞；倒是文化小国的恐惧心理，酿制了日本的排外气氛。这首先对他们自己是可悲的：因为有着大量真诚的日本人渴望和世界交流，为了洗刷他们历史的家族史上的侵略者的淋淋血滴，他们做了不知多少努力。

　　关于日本红军的经纬，要费些笔墨讲清。

　　我总觉得，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现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他们使用土造的定时炸弹，袭击美国基地和美国大使馆。他们计划和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对驻日美军的拼死袭击，包括用火焰瓶烧美军飞机和机库。

　　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在越南战争发展到美军把战火延烧到老挝时，他们决心扩大包括抢劫银行在内的武装斗争。而同时的日本，著名的三里反对机场建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农民，学生和左翼活动家们组成了28000余人的队伍，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捆缚在木柱上，与两万多警察决战。在冲绳，由于美军占领军的军车交通事故(美军车轧死一名孕妇，但被美军事法庭判决无罪)，冲绳人愤怒了。在以前的侵略战争中，20万冲绳人死于战火，包括日本军的屠杀。冲绳是日本领内的一个特殊的反体制的岛。在意义重大的激烈的民众蜂起中，73辆美军军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 1971年，美日冲绳条约签字；一次就有92000日本人投入游行，其中837人被捕。再举一例：东京左翼学生抗议集会中被警察袭击，被捕数惊人地达到了 1886人。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在风起云涌的正义左翼运动中，日本赤军的青年进行了43件炸弹攻击。事实上是使用过炸弹312个，爆炸成功的仅44枚。

　　--无疑，我们中国今日的风流一代看了上述句子，一定会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而我，当我读着他们至今仍严肃地记录下的这些句子，和他们为实现这些幼稚的思想而作出的赌命行为时却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有一个突然唤起记忆的体验。

　　一个名叫坂口宏的年青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他在浅间山庄陷落时被捕。回忆录中他平静地回顾了赤军的历史。我边读边琢磨他的我很少见过的，平静恬淡的笔调。他们走过了复杂的路，我也读得心情复杂。但是，当回忆讲到国际形势，讲到他们不惜用一条命夺一只路口警察的手枪，不管狭隘的日本地理在山岳地带设置营地，决心采取了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针--从此也在事实上加快了毁灭的步伐时，我读到了下面一段：

　　1971年1月30日，美国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使西贡军侵入老挝境内；从而使战争扩大于整个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战争发展之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河内，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更大的侵略行动的话，中国将“不惜作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宣布了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势力的支持。

　　我记得这一小段往事。甚至连“新闻简报”上的周总理的英俊大度的风貌都记得。读时，我突然一阵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它记载了一个昨天的我们的中国。

　　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和充满错误，但是，就象周总理和毛主席象征的一样，我们是那么的正义，6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越的战争。当时的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门参加过示威游行。是我们，是中国革命有力地影响了他们。

　　可是必须说，又是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本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关于他们的行动，早就应该有人厚厚地写过几本书。可是在我们的接受日语教育的大军里，没有谁有这么一份正义和血性。那么我来干，尽管我只有写如此短短一篇的精力。尽管，我仍怀有一点奢想：我盼望我的文章换来专业的详尽介绍，改变我们对正义的可耻沉默。

　　三

　　不久前听到一句新闻：旷日持久的日本教科书诉讼以原告败诉结束了。我马上想起了一盆翠绿的万年青。

　　那盆万年青，是我赠送给一个日本老人的。在外国，我专程拜访一个人，而且见到后表示并无他意，仅仅想向他表示尊敬然后就告辞的经历--唯此一次。

　　那老人惊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着衣服觉不出他身上还有肉。我不详地想，他不会再活多久了。但我还在沉默之间是他先开了口。他说，据诊断他身上一共患有七种病，他呵呵笑着。

　　我不愿再看他那真正是骨瘦如柴的形容，只管把刚刚从花店里买来的万年青送过去，讲解了一些中国人对这种盆栽的常青植物的吉利说法。喝过一杯茶后我告辞了。我想，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这样做，但我一定要这样做。

　　著名的日本教科书诉讼案，是以家永三郎老人一个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进行的。这件事又是很难简单讲清--原谅我又要攻击我们亲爱的知识分子，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对祖国干系重大的事，他们就一定不介绍。即使低能也不是能解脱的解释，因为有些事作起来很简单：只须翻译些不难的资料(不是他们不懂的文学语言)，也不犯忌。

　　又是只能用几句话归纳全案。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政府审定中学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等国的侵略一词，改为一个汉字写作“进出”的词。这个词很暧昧，只能译为“进入，扩展，挺进”之类的意思。当然，修正不止如此一处而已，从用语到史实，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尽了掩盖，否认，粉饰战争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后一届届地教他们有点傻的学生。

　　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义，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诉，这就是长久以来，久久地震撼着日本的教科书诉讼案。此外，日本取消了原东京教育大学的建制并建立了一所唯一由日本文部省直接领导的大学--筑波大学，家永三郎取道清洁，也毅然辞去了大学教授之职。

　　诉讼案漫长地持续着。谁都知道，一人对政府的案子会有什么结果。笃信民主主义的人也许对家永三郎胜诉报有过希望，然而我想，日本不会出现这种结果，那里是一个透明的尼龙监狱。

　　日本，也许它的憧憬永远只是脱离亚洲充当西方一员。也许，它的导师，永远只有使侵略和殖民主义成为了世界秩序的英吉利。

　　它的逻辑是，怎么美国和澳大利亚不骂英国侵略呢？如果当年“进出”到印度的是日本；如果当年“进出”了香港，如今世界还不是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实？挨了原子弹还不让说“进出”，本来已经早早就“进”了日本的韩国不但又出去了，而且还禁止日语的文化运动！君不见大闹的民进党已经在讲“日本对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是重要的”，而且中国留学生的报纸也在这么宣传！

　　这才是他们心底的话。

　　世上确实有一种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讲出来的东西。它使世界成了如此景象。日本教科书诉讼案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本质。家永三朗以一人之身向国家的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坚持的正义。

　　于是我选定了那盆万年青。这桩案子耗日持久，官司打了约30年。家永诉讼案中牵连了广泛的哲学，历史，法律和思想领域的命题，可惜的是中国民众并没有听过几句介绍。

　　真正惊人的，我觉得还不是家永三朗的勇气学识；而是日本政府的寸土不让的顽强态度。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学生在学校学着的历史是：他们的前辈曾经“发展”到中国和半个亚洲。此事八十年代初曾酿成以韩国为首，席卷了香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的声讨日本的风暴。

　　风暴过去了，时代也过去了。

　　两三年前听说，教科书诉讼案以家永三朗败诉结案了；后来又听说诉讼还在继续，不知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我们的电视台和日本的电视台一样，对此事一字不提。最后在电视上听过家永三朗的简单表示，他说要彻底地争到底。诉讼案已是千丝万绪难以概述。世间已经差不多忘记了它，即使家永三朗还在呼吁但是人们已经听不见。一片无声，这个纷争之角已告沉寂。

　　我从这无声中深深感到了一种无义。时代和人对义举的冷漠，比什么残酷的判决都可怕。我有时偶尔想起那年我送的那盆万年青。事隔久远了，无论那盆植物还在不在，今天我觉得万幸，觉得自己那一天做得正确。

　　那盆万年青非常结实，叶片鲜绿肥嫩，枝干又粗又硬，阳光浴满的时候，它抖烁着耀眼的绿色光芒，充满生命质感。

　　它纵使渺小，但也是一份小小的意义。--在那种不说出口的阴暗心理中，他们在等着家永三朗的死。拖了30年，老人已是八旬。谁都想到了这一点，但是谁都不说。老人无疑也会常常想到这一点，也许，他有时也被阴影笼罩。那一天，当我送去了一盆植物时，当他听说有一个中国年轻人只是要向他表示--中国并非没有人理睬他的诉讼，当他发现那个中国人放下那盆植物就一去不返时，他会感到阴暗多少被平衡了一点么？

　　在新殖民主义正在逼近世界时，给殖民者阵营里的反体制派以正义，就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抵抗。世间正呱噪着合资合文，友情生财。但是，宿命的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天的关系形式，很可能只是战斗。

　　重要的是，不管世道怎样得胜，正义仍会象常青的生命一样，不断生长，不会决断。哪怕彻底地孤立，哪怕只有一个人。

　　四

　　浪迹天下，人会走过许多有缘分和没有缘分的地方。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与日本有什么缘分，特别是当它作为国家正处于一个歧视中国，并且恶意地盘算中国的时代的时候。但是对人和民族不能简单臧否，有时一群人或一个人就能平衡一个民族的形象。

　　我不是什么日本研究者，我对日本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波斯和巴格达繁荣的西亚，对哈萨克的天山，对未知的安第斯山脉，对我的黄土高原那么息息相关和感情深重。但是由于没有人写，那么我必须最低限地写一些有关日本红军，关于教科书诉讼，关于高桥和的文学，关于冲绳的历史。

　　而关于日本赤军的介绍不仅如此而已。他们也有复杂的一面，但唯他们是中国的以命相托的支持者和挚友。对这样的挚友的失义，会万劫不复地失去支持。

　　世间有一个关于日本的传说，基本是误解。

　　因为不仅要概括日本的味儿，讲清楚各种对我们很重要的，其他民族的传统和血统，情调和气质，更必须讲清楚恶和美。

　　据我看，只有他们的行为，才称得上代表了真正的日本味儿。那种孤胆的，无望的，疯狂的战斗，潜藏着一种使人回味不已的唯美精神。

　　他们的斗争只可能失败。只有在精神上，他们的一切才具有意义。一本本地读着，我体味到，在他们的轨迹中，与其说贯穿着争取胜利的努力，不如说充满着对于极限和纯洁的追求本能。

　　借这篇想了很久的文章，我总算多少还了心中的一个夙愿，或者说，减轻了一点负罪的痛苦。从一开始读到赤军的资料以来，这种负罪的感觉折磨了我很久。同时，我也大致地写清了我理解的日本。我想，我学习了它的优秀，也做到了对它的对立。我开始了对它必须的宣战，更深深地感知了它的美。

　　写到这最后一笔，我觉得异样的轻松和舒畅。

形势大变：上海家有女儿的家庭开始恐慌了

形势大变：上海家有女儿的家庭开始恐慌了
美女情话的博客 2009-08-26 20:59:35

　在上海，生女儿的家庭向来是有点骄傲的。

　　原因一，上海是全国重男轻女旧习惯最少的地区之一，女孩子从小到大从家庭到社会很少受歧视；

　　原因二，嫁女儿比娶媳妇开销少很多，爹妈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原因三，出嫁后的女儿依然名正言顺地做父母的“贴身小棉袄”，而且还捎带着女婿一起来做，十分实惠。

　　亲戚甲，（女，三十奔四），只要是家人聚会便是她滔滔不绝地开讲“成功女儿推广会”“成功
家教介绍会”的时机，从女儿三岁上幼儿园初露神童端倪到一举轻松保送名牌大学，期间钢琴考级、奥数加分、英语托福，桩桩件件大事小情翻个透，一朝如愿的自豪令在座育有儿子的爸妈没有不胸闷的，谁叫自家儿子们天生顽劣，不用功向学，除了踢球电玩，真没有什么可以比过人家女孩子的。

　　后来终有一智慧人士破解此迷局，批评谓，如今中国的应试教育只适合擅长死记硬背的女生，于有独创精神的男孩格格不入，至此，儿子们的父母略挺了挺腰背，不过还是有点自欺欺人的不爽。　

　　朋友乙，（男，四十有五）在谈到买不买房子的问题时，诡异地向我窃笑道，这个嘛，就不用我考虑了，女儿嘛，难道还要买套房子做陪嫁？说时，那种占到便宜的欣欣笑意在斯文的眼镜后面藏都藏不住。

　　这个善于理财的男人，早就算透了这笔投入和产出是多么地不成比例。上海的房价像恶性肿瘤般地疯长，几日不见就大出一圈，令养着个独生儿子的家庭惴惴不安，天晓得这只肿瘤还会不会再长，会长到什么地步？

　　即使买了房，又出来众多新花样，不能有贷款，却要有名份，《上海新老娘舅》的电视节目里老是上演着这类又恶俗又现实的家庭闹剧，家有儿子们的看了又看，看不出什么好结果，却是不会看出什么好心情。

　　同事丙，（女，五十出头），每逢休后上班，必炫家事，凡家里去商场购货、装修搬场、外地扫墓，节日全家集体出游等等，一概用“阿拉女婿”为前缀，彼时伊声音嘹亮，笑意吟吟，女婿既是免费的司机，又是勤恳的劳务工，再加五好服务生，关键的，还是慷慨的买单者，听得我真为那个女婿的亲姆妈心酸，自己生养的儿子不舍得用，天生便宜了人家姆妈。

　　可是，可是，如今突然形势大变，那些内心有点小得意的父母变得恐慌起来了。

　　周日，与一众亲友聚会，席将散未散之际，表弟媳妇，一位家有女儿的姆妈，郑重地向与会人员宣布，我要开始为女儿找婆家了，请大家广开思路，并付诸行动，思想可以解放一点，步子可以迈大一点，心肠可以再热一点，众人愕然，随之大笑，侬女儿大学刚刚读了几学期，好像也太急了吧。

　　能不急吗？这位忧心忡忡的姆妈说，现在上海什么都稀奇，就是剩女不稀奇，我可不想等我家女儿熬成剩女再来求你们扶贫帮因，找女婿就像挑苹果，下手要趁早，出手要果断，好苹果就那么几只，稍微打个瞌睡，就被人家眼头活络的挑走了。

　　妈妈是真急，女儿年方二十，做妈的已经数次去过“人民的公园”，就是传说中的上海最牛相亲大市场。那里人山人海，到处挂满制作精良的儿女广告，而且一眼望去，女性的广告远远多于男性，据非官方统计约为七八比一,更有危言耸听的说是十比一。她们的父母躲在树荫下，只要见有人对他们的广告表示兴趣，便羞答答地前来搭话。看得这位没经验的姆妈心里一抽一紧的，那些挂出来的女儿们都有好学历好工作好收入，不晓得为什么还要逼得父母出如此下策。

　　于是大家开始分析，发现问题根源在于，上海就和北京一样，是个太牛的城市，人太牛一点没什么关系，城市太牛就不好，生态立马不平衡，人心顿时有躁动，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愿望无可厚非，于是从前的男婚女嫁的潮流发生了质的变化：

　　人群中本来优秀分子就只有那么一小撮，去掉一半女孩，男孩以无多，按照甲男可配甲女亦可配乙女，也可配丙女丁女的游戏规则，这么一搭配，完了，一搭四；再余下乙男可以一搭三，丙男一搭二。丁男一搭一。但是问题是国人之女性总想搭那高一阶梯的男性，尤其是上海的女性，经常做做一嫁重投胎的美梦也不是什么错事。

　　于是上海的男性只好无比务实，人家一思忖，我娶不起你，总还躲得起嘛！这样一来，上海的丁男甚至丙男乙男，甚或甲男，娶了外来的女孩＝＝从外来的女金领，到外来的女保姆，有娶无类，充分体现了男人天生就比女人强劲得多的抗挫折优势。

　　某些外来的男孩一看，这个太牛Ｂ的城市里地贵人更贵，没我什么戏，有在这里受势利女人的白眼，不如打道回府，好好混就是个不错的爷。又完了，流失了一大批适龄适婚的男孩。

　　大家最后无比感慨，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只有婚姻才是我们国家最早也是最彻底市场化的一部分，充分自由竞争，完全市场调节，不需要红头文件开路，也不用行政命令监管，风险自负，盈利自取，不需舞弊，不怕贪污，几番较量后，各自摆正自己的位置，听到过向政府上访讨地讨房讨钱讨名誉讨说法的，从没听过上访向政府讨新娘新郎的。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回过头来一想，发现表弟媳的着急一点不可笑，这正是千真万确的、不折不扣的市场思维和市场行为，大家一致肯定，只有嗅觉灵敏的人才能永远走在市场的前列。众人愿意挖掘潜力，广开门路，与目前比较恶劣的市场环境做个搏斗，为表弟媳早日觅得如意女婿。

　　其实婚姻的这种尴尬不仅发生在上海，只是在上海反映得更具体一些更夸张一些。对想结婚的女性来说，在严酷的市场变化面前可以灵活定位自己的目标，以应付有些混乱的人口危机，对那些吵吵一个人过也蛮好的女性朋友而言，这里面的行情起落于她们就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了。

5分钟让你整明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5分钟让你整明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 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 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 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 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 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 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 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 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 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 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 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 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 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 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 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 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 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 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 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 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 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 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 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 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 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 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 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触目惊心：谁劫走了秦俑坑内的巨量兵器

触目惊心：谁劫走了秦俑坑内的巨量兵器
网易 2009-08-25 19:29:00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

　　

　　



　　


　　本文摘自：《兵马俑真相》 作者：陈景元 出版：华文出版社

　　战国时期，各国拥有先进的铁兵器，秦国铁兵器在凤翔、咸阳、临潼均有出土，秦始皇宫殿入
口，都有探测铁兵器的设备，不见一件铁兵器的俑坑，没有理由属于秦代。俑坑底部和淤泥上部，呈现出几十年的时间差，吕不韦戈落在淤泥层表面，说明它只是在俑坑建成几十年之后，由外来人携带进来的。

　　俑坑中都是过时的劣等兵器

　　据说，在秦俑坑已经出土的近4万件兵器中，除1件铁矛、1件铁镞之外，其余剑、铍、戟、戈、矛、镞等，都是清一色的铜制兵器。为了证明俑坑没有铁制兵器的历史必然性，就要向外界推出一个"秦朝铜制兵器，并不落后、并不过时"的观点。有人说，俑坑出土的兵器是"无比锋利、无比精良"的，是当时"最先进、最完善的武器装备"。有人甚至还说，"秦王朝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冶铜工业"。这世界最大的兵工厂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俑坑的青铜兵器，是一种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对所有这些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根本不会有人出来去做一番认真的回答的。

　　有人说，俑坑的青铜兵器，与商周相比较，在冶炼技术方面大大提高了，这时以青铜材料铸造的兵器，既含铬又含镍，工艺复杂，加工精细，怎么能说它们不是一种先进的兵器呢？其实，兵器先进不先进，不要和早年的同类兵器比，而要和同时代自己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还要和同时代其他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有时候，自己拥有的青铜兵器，比过去是更好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如果和同时代出现的其他材料制造的兵器比，在质量、性能、锋利程度方面，差距立即就会暴露出来。青铜兵器先进不先进，一定要和当时用钢铁材料制造的兵器去比。

　　《管子》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铜矿资源匮乏，矿石的品位，一般在1％～2％左右，冶炼很困难，产量又很低；铁矿资源丰富，矿石的品位，一般在30％左右，冶炼很简便，产量却很高。有了资源和技术上的保证，所以到了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够"断山木，鼓山铁"炼出熟铁和生铁，还能够用熟铁渗碳，制造出各种钢铁的兵器。铁器时代拉开了帷幕，立即就登上了历史前进的大舞台，以铁制兵器为代表的先进武装，正式展示出新姿，铜制的兵器，哪里还有什么称霸的本钱！

　　在一个号称秦王朝精锐部队的众多武士手中，拿着的竟然都是已经过时的、落后的劣等兵器，该是一件多么大煞风景的事情啊！按照秦始皇个人的性格，他统帅的这一支庞大军队，战斗力应该是最强大的，装备应该是最精良的，车马应该是最优等的，兵器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就兵器而言，凡是诸侯六国拥有的先进兵器，他也必须要想方设法搞到手。如果作为一国之君，面对别国有最好的作战武器，却一直无动于衷、不思进取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蠢才。俑坑中，没有发现主战的铁制兵器，这本身就充分显示出，它们与秦王朝存在着一条时代的"鸿沟"。

　　什么叫时代"鸿沟"？请先来了解一下诸侯六国铁兵器生产的状况。战国时期的楚国，铁制兵器已经广泛地使用：湖南长沙、衡阳、郴州等地楚墓出土铁剑的数量就很多，长沙杨家山65号楚墓里有钢剑；长沙沙湖桥楚墓里有铁剑；长沙郊区楚墓里有铁剑；淅川 10号楚墓里也有铁剑；高至喜先生撰文说过："光是长沙战国楚墓中，就出土钢剑31把，长沙是楚国锻造钢铁兵器最发达的地区。"楚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章》中提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长铗，是一种刀身剑锋的、能刺能砍的长剑。湖南郴州楚墓出土的铁剑，长度达到了1.40米左右。齐国冶铁业的情况，从临淄发现的10万平方米的冶铁遗址中，看到了它的规模，遗址中出土有"齐铁官丞"之印，可见齐国已有冶铁主官。曲阜鲁国故城，也发现冶铁遗址。《战国策·齐策》说："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说明铁剑也是很长的。《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太康地记》也有"汝南西平有龙泉水，可以淬刀剑，特坚利。故天下之宝剑韩为众，一曰棠溪，二曰墨阳，三曰合赙，四曰邓师，五曰宛冯，六曰龙泉，七曰太阿，其剑皆出西平县，有铁官，是古铸剑之地也"的记载。

　　河北滦县战国墓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0米；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4 米。燕下都城内冶铁遗址有3处，最大面积为30万平方米。燕下都44号墓中，一次就出土92件铁制兵器，其中钢质兵器13件，铁质兵器62件，铜铁合金剑 20件（有钢剑15件、铁矛19件、铁戟12件、铁刀13件、铁胄1件），其中剑、戈属于特殊钢。剑长1.04米的赵国钢剑在大连被发现。魏国在安邑、皮氏、绛等地，均设有铁官，那里是巨大的冶铁中心。魏军曾以铁制兵器而称雄当世。史称魏军甲兵犀利，武卒均为重装步兵，披重铠、持戈剑，精良装备武装到了牙齿。

　　王学理先生在《秦俑专题研究》一书中指出："春秋战国以来，铁器登上了历史舞台，各国竞相以铁兵器装备自己的部队。楚国'宛巨铁，惨如峰虿'的铁剑，比当时最长的铜剑还要长出一倍。韩国的冥山、棠溪、邓师生产的铁剑，可以'陆断马牛，水击鹄雁 '。关东各国普遍地使用了铁制兵器。战国时代，用块炼法得到海绵铁，再用增碳办法制造高碳钢，并掌握了淬火技术。关东诸国用当时这种最先进的冶铸术制造钢铁兵器，并用来装备自己的队伍，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进步。相比之下，秦国确实略逊一筹。秦之铜剑，较之楚燕的钢铁长剑，却有小巫见大巫之嫌。"

　　《中国军事史·兵器》说："战国以后，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从此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杨泓先生在《中国古代甲胄》中明确地说过："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开始出现，遂使当时占据主要地位的青铜兵器黯然失色。"蓝永蔚先生的《春秋时期的步兵》也说，"自春秋末期铁兵开始出现，到战国初期广泛应用于战争，它不仅大大提高武器的杀伤能力，而且由于铁的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可以用来装备巨量的步兵。特别是连弩的发明，提高了箭的射程、射力、命中率和发射速度，使步兵能在宽大的正面上，有效地阻止密集整齐的车战进攻。"

　　秦代铁制兵器已成为主流

　　一面是诸侯六国铁兵器占有绝对的优势，一面是秦俑坑几乎看不见铁兵器的影子，应该说出现这种兵器方面的反差，本身就隐藏着一个考古论证上的学术危机。按照常理，秦国不可能脱离铁制兵器的发展轨迹，甚至还应该赶上或者超过各国的发展水平；然而，一旦承认和接受这种观点，那个只有铜制兵器、没有铁制兵器的秦俑坑，自然而然要被排除出秦王朝的时代序列。有人为了证明俑坑"无铁有铜"的过时兵器，仍然属于秦代正规军唯一的武器装备，只好违背历史事实，提出了一个"秦国资源匮乏、冶铁技术落后，而根本无力生产铁制兵器"的避让观点。

　　李诠先生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中说："秦国自古兵器不如近邻，铁兵较少，……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想其铁兵器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秦的铜兵器占多数，理其宜也。秦俑坑铁兵器极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但不是绝对没有，铁铤铜镞即是。"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一文中说："从秦国兵器铸造史来看，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所铸兵器，几乎全是青铜武器。统一之后直至秦二世元年，中央政府所铸兵器仍然是青铜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所以当时的秦军以青铜武器为装备。"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陪葬坑》中说："秦始皇在下销毁铜兵令后，秦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继续铸造铜兵器。如始皇二十六年蜀守武戈和陇西守戈，始皇二十七年上郡戈、三十三年诏吏戈，以及秦二世元年丞相李斯督造的石邑戈等，就是明证。"他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之中，甚至还提出一个更惊人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铁制兵器要全面取代铜制兵器是秦代之后的西汉中晚期，直到东汉才最后完成，不用说秦代军队，不可能有大量的铁制兵器，即使是当年的六国军队，也谈不上以铁制兵器武装起来。总之，无论是哪个国家，仍然都在使用铜制兵器！

　　考古学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十分讲究逻辑性和科学性，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不能说成"有"；或者把本来就"有"的东西，偏偏要说成"没有"，如果真的在"学术论坛"上，出现了这一类极不正常的语言，那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不知张占民先生说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这句话，有没有更多的佐证材料。张先生在未做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把众多秦墓出土的铁兵器开除出秦国、秦朝的军籍了！

　　据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第208页上的材料可知：在湖北宜昌前坪出土的1件铁剑，陕西黄陵韩庄出土的2件铁剑，陕西凤翔高庄出土的5件铁剑，陕西临潼下刘村出土的2件铁戟，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中的1件铁剑，都被确认为是秦墓中出土的"铁质"兵器。另外，秦始皇陵城垣之内的建筑遗址中，也有铁剑的出土；在秦咸阳宫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铁剑也是存在的；即使在甘肃礼县发现的早期秦葬中，也是有铜柄铁剑出土的。所有这些都证明，张先生所说那一番话，是"由有变无"的典型例证，他对于秦铁兵器的种种贬低，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礼县-凤翔-咸阳-刑徒墓-秦始皇陵城垣内，连成一条线，说明秦人在漫长的兴邦、建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有铁兵器与他们紧紧相随，这条铁兵器发展的证据链，在其他的诸侯国当中，几乎是很难再寻找得到的。众多的铁兵器，尤其是铁兵器之王--铁剑，都出现在秦代宫殿、秦始皇陵里面了，甚至都作为陪葬品放在刑徒墓当中了，对照一下之后，人们应该得出一个正确、也是必然的结论：在一个号称是秦始皇陵陪葬坑里面，居然找不到一件主战的铁剑类兵器来。如果秦始皇有所谓的"在天之灵"，他一定会发出怒吼：难道我真还不如一个卑贱的刑徒！

　　林剑鸣先生在《秦俑之谜》一文中说："当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炼出生铁和熟铁，还能用熟铁渗碳制钢、锻造宝剑。到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已得到普遍的使用。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铁制武器，乃是战场上常用的武器，在湖南的楚墓里就多次出土过铁剑。秦国的冶铁水平，绝不低于其他各国。恩格斯就多次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都首先在军队里开始运用。能以武力统一全国的秦国军队，不使用当时先进的铁制武器，而手执已经过时的青铜武器，不论是用发展不平衡，还是以别的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

　　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战国的后期，燕国也已经采用渗碳制钢技术，再把渗碳钢片对折锻打，制成兵器。把'块炼铁'放在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用淬火、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列子·汤问》说："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这种钢铁兵器，锋利无比，上等的钢刀、利剑，也传到秦国，深得秦王的喜爱。在古代，兵器的互通交流，是很正常的事。《孔丛子·陈士义》中就有"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木，秦贪而多求，求欲无厌"的记载。

　　秦国和秦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统一之前只能称"秦王"，统一之后才能称"秦皇"或"秦帝"。朝代变了，物质没有消失，技术也没有退化。硬说秦代没有铁制兵器，那么张文立先生所说的比秦国先进了"一二百年"的诸侯六国原来的铁制兵器，难道都从地球上"消失"了？其实，秦始皇的时期，拥有全国的冶铁资源和冶铁技术，加上从战场上缴获的各种战利品，致使秦王朝有用不完的铁制兵器。说秦代铁兵器堆积如山，是一点都不过分的。说秦代武库中的铁兵器，要比秦俑坑里的那些青铜兵器更先进、更精良、更令人羡慕，那是一点不夸张、不虚构的。

　　铜制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 中国的铁器时代是有三个段落的，第一次是用作耕器；第二次是用作手工业的器具；第三次是用作武器。江淹的《铜剑赞》序文有'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世，逾见其微。'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文献，而且也是很正确的。《国语》中有管子的一句话：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所谓美金便是铜，所谓恶金便是铁。"铸铁，除铸造农具外，确实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经历几百年的演变后，铁终于摇身一变，成了一种优质的钢材，其性能远远赶上并超过铜锡合金的青铜。当它作为制造上等兵器的材料，被世人完全认可之后，身价自然就飞速地上升，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铁之重反于金"现象！《叔苴子·内篇》："物莫重于金铁，而宝剑跃水而成龙，精之至也。"这说明，过去铜比铁吃香，现在是铁的价值和在兵器方面具有的重要性，却显得更为突出，更受到社会的青睐，铜和铁原先的"贵贱" 关系，已经被完全地颠倒了过来。铜的历史地位被否定和取代，尽管是残酷的、不可逆转的，但总是一件很得民心、顺民意的大事情。

　　历史的前进，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这个社会变革的浪潮中，秦国起到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扮演了一个先行者的角色。秦始皇在接受诸侯六国铁矿资源、冶铁技术、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就有足够的条件和力量，去整顿军队、更新武器，最后完成铜铁交接、铁取代铜的历史重任。一些人，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一事实，总要千方百计地去否定这种观点，但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是徒劳、无效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继续使用青铜兵器，这是学术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如果从以下众多事实看，此时的秦朝军队已经全面停止使用青铜兵器了。

　　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于是急法，久者不赦。"什么是秦王朝第一件"急法"的、立即要办的事情呢？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地记载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置廷宫中。"它的本意是，秦始皇统一了诸侯六国之后，就明令收缴全国范围内所有的铜制兵器，并将它们集中运送到秦都咸阳，全部加以销毁，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安置在秦阿房宫的北门大道两侧。收缴全国铜制兵器，这是一场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全民参与的大行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全民"大动员的惊人举措。

　　袁仲一先生在很多著作中都说过，俑坑是秦统一中国后的10年时间内修建的，如果当年都把铜制兵器上缴、销毁了，哪里有可能"抗旨不遵"，而留下4万多件铜制兵器。人们凭着这一条，本来就能够将"秦始皇兵马俑"的定性结论加以推翻。然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惊人观点，说："秦始皇收缴的只不过是私藏于民间的兵器，而全国军队手中的铜制兵器、武库里储备的铜制兵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只有将当时的铜制兵器分成两个部分，让一部分去体现史料记载的权威性，让另一部分去解释俑坑为什么还存在有铜制兵器，为此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理由"。

　　这种将铜制兵器"一分为二"的观点，是没有任何凭证可言的，也是不值得人们一驳的。有关的史料上都明确地说，秦始皇下令收缴的是"天下"的铜制兵器，而袁仲一先生却偏偏要说：秦始皇当年所要收缴的，只是存在于民间的兵器。什么是"天下"呢？在《书·大禹谟》上有"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记载；在《礼记·礼运》中有"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的记载；在《三国志·吴志》中也有"割据江山，拓土万里" 的记载。由此可知，"天下"就是"江山"，"天下"就是"国家"的意思，收集"天下"的铜兵，就是明令收缴全国疆土范围之内的所有铜制兵器。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中说："文献明确记载，秦始皇收缴天下之兵的目的，在于'以弱天下之民'，防止人民'犯上作乱'，而不能理解为把秦军的铜兵以及武库内的铜兵，统统都销毁了，只有愚夫才会这样做。"这一说法的离奇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正史上，只有收缴铜兵的记载，而对于存在于全国各地的铁制兵器，是不包括在销毁之列的，也就是说在秦王朝，铁制兵器完全是允许存在的。由于铁制兵器不被收缴，原来诸侯六国地区大量的铁制兵器，仍然普遍地藏在民间，可见袁先生"以弱天下民"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韩信"少年好带刀剑"的记载。《史记·项羽本纪》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籍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然而，项羽是秦始皇十五年生，死于汉王五年，死时只有31岁。秦始皇二十六年销毁铜兵时，项羽只有11岁，叔叔教他学剑、学兵法，当然是在他青少年时代发生的事情。项羽能"学剑"、韩信能"带刀剑"，都表示在秦王朝时期，民间的习武之风仍然非常盛行，也证明除铜兵之外的铁兵器，还是可以公开存在于民众手中的。

　　运到咸阳的"铜兵"，铸成12个大铜人，到底销毁了多少兵器呢？根据《三辅旧事》一书记载："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每个铜人按34万斤计算，总共熔化了408万斤的兵器，一柄铜剑，按4斤估算，相当于销毁100多万柄青铜剑。一件矛、一把戈的重量，都不到1 斤，佩剑是一种身份的标记，只有少数军官佩带，一柄剑的青铜，能够造出无数的短小兵器。应该说，秦始皇为浇铸12个铜人，实际上是销毁了几百万军队原来用于作战的青铜兵器。也就是说，除非另有大宗的铜兵来源，否则这400多万斤的青铜兵器是不可能仅仅从私人手中收缴的。

　　"吕不韦戈"是后人遗留的

　　尽管淤泥层的厚度和层数不同，但是在俑坑各处淤泥层的最底部和最上部代表的这一段时间差，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淤泥层的底部，代表着俑坑建成后，首次进行淤积的年代；而淤泥层的表面，则代表着俑坑最后被焚毁之前的时间。另外，在淤泥层很薄，或者没有淤泥层的地方，只要俑坑焚毁后的坍塌土、坍塌物压在薄层的淤泥之上，甚至直接压在俑坑的坑底之上，那么俑坑原来计算存续时间的原则和方法，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是因为，坑内其他地方存在着的"14层淤泥"，就把"俑坑的建造、俑坑的焚毁"这两个时间，已经完全拉开了距离。

　　现在我们必须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淤泥层问题上来。"吕不韦戈"到底是在俑坑哪个位置出土的呢？请看：袁仲一先生在1985年第1期《文博》杂志上，发表的《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这篇文章中说的话："俑坑已出土的带有明确秦始皇纪年的兵器共 20余件。其中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相邦吕不韦造的戈5件。三年、四年和七年吕不韦戈出土时，和矛连在一起构成合体戟。戟上带着木鞘，装有木柄，鞘和柄已朽。其中2件出土于砖铺地上，其余都出土于淤泥层的下部。淤泥层覆盖着黄土及坑顶的倒塌土，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的扰动。"

　　袁仲一先生显然是用"吕不韦戈有的出土在砖铺地上、有的出土在淤泥层下"和"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扰动"这两条理由，去说明"吕不韦戈"的出土位置的。对此，人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吕不韦戈"出土在砖铺地之上和出土在淤泥层之下，会存在着什么样实质性的区别？秦俑坑建成之后不久，外部的洪水冲进了俑坑内，经过了无数次周期性的沉积、干涸，自然一层一层地覆盖在坑底的铺地砖上。其实，坑底铺地砖之上就是淤泥层，淤泥层之下是坑底铺地砖。所谓"铺地砖之上"和"淤泥层之下"，难道不是一回事，不是属于同一个地层位置上的吗？

　　应该说，在俑坑的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中间根本就不存在另一个能将两者隔开的"未经人为扰动的地层"。其实，袁先生的这番论述，说过来，说过去，无非是向外界宣称：秦俑坑里所有的"吕不韦戈"，通通都是被压在淤泥层之下的，它们根本就不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之上。而且这一种"淤泥层压在吕不韦戈之上"地层之间的关系，是从来没有被扰乱过的，它们始终都保持着一种永久的、固定不变的状态，只要这种地层关系不变，"吕不韦戈"进入俑坑的年代，就必然是在坑内形成厚厚的淤泥层之前，那么俑坑属秦始皇的"定性" 也就不会有错。

　　然而，在秦俑坑里面，包括"吕不韦戈"在内的大量兵器，并不像袁先生所说的那样，都是在"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个地层出土的。1988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5页和46页上，就明确无误地说过："陶俑和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的遗迹、遗物，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淤泥层最多者约14层，在淤泥层内及其表面出土有大量的兵器。"而5件" 吕不韦戈"，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落到淤泥之下、淤泥层之中、或者淤泥层之上的，这是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加以分辨的！

　　证明"吕不韦戈"，不在淤泥层底部、而是在淤泥层之上的材料有很多：俑坑第0924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6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11过洞"上部"的红烧土中，它距现有地表2.50米之处，也未发现有木柄的痕迹。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出土的位置，根本不在坑底的铺地砖之上或者是淤泥层之下。又由于有戈而无木柄，说明这件"吕不韦戈"只能被徒手"挥舞"使用，戈是不能拿在手上和敌人进行拼杀的，因而它不可能属于俑坑内军队正常装备的原配兵器，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它来自于外部。

　　俑坑内的第0710号"吕不韦戈"，它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8过洞的0.29米厚的淤泥层"上面"，木柄也是残缺的。由此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根本与袁先生所说的"坑底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的说法，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正是由于它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所以这件"吕不韦戈"的进坑年代和秦俑坑实际的建造年代，也必然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时间差，加上木柄残缺的事实，充分地说明它也不可能是秦俑坑内的"原配兵器"，因为木柄残缺的戈本身，就不可能是帝王墓葬的陪葬品。

　　俑坑0577号"吕不韦戈"的位量--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7号俑～20号俑的踏足板前。材料上，对它具体位置没有任何说明，但从《报告》提供的图版180上显示出来很深、很重的阴影来看，此戈出土的位置，也不在俑坑底部，而是在厚厚的淤泥层上。俑坑01392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10过洞101号俑的右前方，从袁仲一先生所著《秦兵马俑》一书的附图中，能看到在该戈的下面，有一层十分明显的淤泥层，可见它也不直接落在俑坑最底部。

　　俑坑0576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3号俑～16号俑的前方，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也未提及它具体的出土位置。但从该《报告》提供的图版180（2）显示出来的阴影部分来看，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该戈也不直接落在俑坑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以上这一些来源于秦俑馆方面的确凿、可靠、权威的考古发掘材料，无一例外地都证明了，这5件"吕不韦戈"，确实不出土在俑坑最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也不是被压在俑坑淤泥层的下边。应该说，将"吕不韦戈"定为外来之物，是完全可信的。

　　俑坑大量兵器被人为劫走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发布的材料看：俑坑出土的5件"吕不韦戈"，多数分布在俑坑东北角的19探方和20探方之中。如果"吕不韦戈"确实是俑坑"原配兵器"的话，在武士、车马、队列都呈对称布局的情况下，那么在它们相对称、对应的1探方和2探方的位置上，也应该有相同的"吕不韦戈"才对啊！然而这些地方，是根本找不到"吕不韦戈"的。在俑坑已经发现的4万多件兵器中，5件"吕不韦戈"的出现，只是一种非常偶然的、个别的、奇异的现象。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这些"吕不韦戈"与俑坑其他"原配兵器"之间会有某种实质性的联系。

　　"吕不韦戈"虽然在俑坑出土，但并不意味与俑坑内其他兵器有着相同的制造年代。其实，"吕不韦戈"和俑坑内其他兵器比较，无论在铭文内容、出土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也就是说，"吕不韦戈"的出现，展示了俑坑内很多兵器存在着许多不可思议的时代风格上的差异点。到底有哪些地方与其他兵器"格格不入"呢？"吕不韦戈"和俑坑其他所有兵器之间的最大差异之处，就在于这"吕不韦"三个字上。《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说得很清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意思是秦代法律规定，凡是官方督造的任何兵器，都要刻上督造者的名字。

　　所以，在各地出土的青铜戈上，刻有督造者"吕不韦"的名字，说明这些青铜戈的铸造，完全是符合《秦律》规定的合格品。然而，在俑坑中除了几柄青铜戈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了，这说明"吕不韦戈"和秦俑坑兵器之间有一个"时空的隔阂"。正是在秦俑坑里出土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吕不韦戈"，才能将大量的、无铭文的、无"督造者官名"的俑坑其他兵器，连同俑坑本身的建造实际年代，彻底地与秦始皇时期无情地进行"切割"。由于俑坑"14层淤泥"的存在，说明秦俑坑的建造时间，一定要向前大大地推移才对。

　　将秦俑坑的建造年代向前推移，这是秦俑馆的许多考古学家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考古学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后世的器物，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明明是秦始皇时期的"吕不韦戈"，怎么可能跑到几十年前其他人的陪葬坑里面去呢？袁仲一先生在接受《都市文化报》记者王彬先生采访时表示："秦兵马俑坑内，发现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在早期的其他人墓葬中，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著名考古学家张占民先生，也宣称"说铜戈是后人放进去或后世战乱中带进去的，不是如同把汽车、电脑放进秦始皇陵墓一样荒谬吗？"

　　秦俑馆有的考古学家，也一直强调说：晚期的器物、后人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跑到早期的墓葬、前人的陪葬坑中去，这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应该说，在一个完整的、未被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确实不可能出现在前期墓葬中；但是，在一个已经被严重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难道这也不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吗？秦俑馆的《发掘报告》明明写着"秦俑坑焚毁前，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吕不韦戈出土在淤泥层上"，难道还要继续坚持认为，俑坑之内绝对不会出现晚期的器物？

　　如果是人为因素的破坏，那就要认真地分析研究了。秦俑馆发布的考古材料都说，"洗劫秦俑坑的绝不是几个人，也不是一般的小团伙，而是人数众多的、非常特殊的集团。这个集团对秦俑坑，不是一般的窃取财宝，而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拿取兵器、车轮。我们认为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袁先生在《秦俑坑的修建和焚毁》中也说，"一号坑发掘中，发现很多文物都被人拿走了；三号坑文物遭到的破坏，比一、二号坑更严重。出土的车迹十分凌乱，车子被人砸成碎片。兵器和车马器出土数量很少，说明三号坑塌陷前遭人为的洗劫。"

　　俑坑大量的兵器，肯定是被外来的"扰乱者"劫走了。那么，现在出土的各种兵器，必然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俑坑建成之时，安放在地上、或者被武士握在手中的"原配兵器"；而另一部分，就是后期进入俑坑，劫取兵器过程中，那一大批外来的"扰乱者们"，也就是党士学、张仲立两位先生所说的"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所遗留下来的那些"简陋不堪的、残缺断裂的、不能配套的、陈旧落后的"兵器。既然，俑坑在焚毁之前，都曾进来成建制的外来军队，那么在坑内留下一些与他们身份相符的兵器，难道这是一种荒谬之说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这一些"吕不韦戈"，是不是像秦俑馆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俑坑进水的过程中，由于受水的冲击，而从陶俑身上落入淤泥中"去的原配兵器？对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大暴雨的时刻，骊山洪峰冲向俑坑是必然的，但从《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15页的材料看，灌入俑坑裂口的洪水，是以"漫流"形式到达各处的；又从第51页的材料看，尽管在淤泥层上的陶俑、陶马，东歪西倒，破坏严重，但被淤泥层所掩盖的陶俑、陶马的腿脚部分，大体都是完好的，尤其是几乎所有陶俑的足踏板，一个个仍然都保持着原来整齐排列的位置。

　　这些现象均说明：一次次"漫流" 进来的洪水，水是进了俑坑，但水势不足以把一个个陶俑冲倒，如果水势能冲倒陶俑，陶俑倾倒方向应该一致，足踏板都应该翻倒。但秦俑出土时，足踏板不倒，位置不乱，说明俑坑被外来人扰乱之前，淤泥不断增厚、层数不断增加，所有陶俑、陶马都被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陶俑手上的兵器，掉落到淤泥层表面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一开始洪水来得太猛，真的要将陶俑一个个冲倒，那么这些兵器也应该落到底部铺地砖上才符合常理；时间拖得越长，淤泥积得越厚，陶俑被固定得越结实，他们手中兵器，就越难往下掉！

　　秦末农民起义军的武器对比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如果是一支军队，又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才如此缺乏兵器、缺少战车车轮，非要潜入到阴暗、潮湿、几乎不见光线的俑坑中，打碎陶俑，砸毁战车，取走车轮，收集兵器，以便补充自己的武器装备？而要弄清"吕不韦戈"的来龙去脉，就一定不能回避这个核心的问题。

　　所谓的"政治变故"，是指政治大动乱和大纷争引起的政权交替。在秦王朝末年，所谓的"政治集团"，无非是指在当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中，形成的主要政治派别。根据史料记载可知，秦末只有三支农民起义大军先后到过骊山附近地区：一是由周章率领的号称百万之师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距代王镇不远处的戏水河畔；二是由汉高祖刘邦率领的"约法三章、严明纪律"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骊山西侧的灞上地区；三是由西楚霸王项羽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现今新丰镇附近的鸿门地区。

　　据说，还有一支由章邯率领的秦王朝军队，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秦始皇陵附近地区。有人认为，是章邯缺乏兵器，于是下令拿走俑坑内的兵器。这种观点一经提出，就被人们否定了。理由是：第一，这种看法不切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第二，没有将兵器的丢失同俑坑被严重破坏、焚毁联系起来；第三，没有考虑到几十万骊山刑徒与数千件(套)兵器之间的比例(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支护陵的部队，怎么可能会缺乏武器，没有武器，又怎能管住几十万修陵的刑徒？请注意，在刑徒墓中，在秦始皇陵城垣之内，是有铁剑等精良兵器的，那才是当年秦军的武器装备！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认真分辨的是，在秦末到过骊山地区附近的三支农民起义大军之中，究竟是谁最缺乏兵器，最急需作战装备？究竟是谁，最希望从俑坑中得到铜制兵器，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究竟是谁，最有必要在重大的决战前夕，愿意钻进并不完全敞开的、几乎寸步难行的秦俑坑深处，去搜罗大量的作战必需的各种兵器？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胆而又秘密的军事行动，能够策划这一切的，必定是一位既谨慎、又有冒险精神的军事家！从最后结果看，他们制定的计划和安排，都已经得到顺利、圆满的执行。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也留下了他们到过秦俑坑的很多证据。

　　有可能按照周密计划，从而取走兵器的到底是谁？先说一下那位汉高祖刘邦吧。自从丰沛起义之后，他在萧何、樊哙等人的辅助下，过五关斩六将，大破秦军，很快就挥兵进入了秦都咸阳，迫使秦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子婴，屈尊道旁，前来归顺请降。随后刘邦"封秦重宝、财物、府库"，他的几十万部队，对关中的父老，秋毫无犯，连对立阵营的范增，都说刘邦"今入关，财物无所获，妇女无所幸，此基志不在小"，后来他即位称帝，还对秦始皇陵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要说刘邦对俑坑的那点兵器感兴趣，无论谁都是不会相信的。

　　再说，那位"叱咤风云"的人物--项羽，当他率领8000精兵起义之后，大破秦军于襄城、东阿、濮阳、雝丘、定陶，迫使秦军主将章邯等人率部投降。仅在新安一战，一夜之间20多万秦军，全部都被他"坑杀"。不言而喻，当他挥兵进入咸阳之前，已经全歼了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秦代最先进、最精良的兵器，包括原先收缴六国精良的铁制兵器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已经悉数归他所有，在这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真是兵勇、将广，兵器精良，这才是"战胜者"不可一世的、充满霸气的真实写照，这不也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军光辉形象的再现吗？

　　作为"西楚霸王"的项羽，祖祖辈辈就生活在拥有大量钢铁兵器的楚国，他的军队占领咸阳之后，刘邦让出了全部所得，要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要说他会钻进秦俑坑黑洞洞的地下，去窃取那么多过时、落后的青铜兵器，去卸走那么多"战车"上的轮子，简直要让人笑掉大牙了。项羽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他到俑坑捡这点"破烂"东西干什么？《古今刀剑录》和《名剑记》里都有记载，"刘季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铁剑"，说明在"鸿门宴"上，刘邦佩带的是秦代的铁剑，项羽少时舞的宝剑也是铁剑，只有铁剑对铁剑，才不会在客人面前丢丑呢！

　　可是，最先到达骊山的周章起义大军，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陈胜、吴广是因为"适戍渔阳，会天大雨，失期法皆斩"而被迫"起事"的。起义行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俛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说到："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大楚，而天下响应；当此之时，非有坚甲利兵，劲弩强卫也；伐陈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梗苜伲缘毙揸垮蟆?

　　由此可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只能以耜头、铁耙等农具充当兵器，苦于器械不足，再向山中轩木作棍，截竹为旗，方得粗备军容。这一支自发组成的农民起义军，自东向西，沿途收集车马壮士，迅速地扩充了队伍，一旦遇有秦军坚守的城寨，一律绕行而过，所以一直未与秦军直接地交锋。当周章率领的"百万"大军，像潮水一般向咸阳挺进的途中，他们除去能够发出气壮山河的"最后吼声"之外，可都是一群赤手空拳的饥民啊！让他们拿什么去和强大的秦王朝军队去拼出一个真正的"你死我活"来？星星之火，虽然可以燎原，但星星之火，也是最容易被扑灭的！

　　谁是劫走俑坑兵器的人

　　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在它的最初发展阶段，力量总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们要真正"成事"，并且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要有一个不断壮大、不断积蓄"力量" 的过程。尤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就必须依靠一种让敌方感到措手不及的"突击行动"，才能达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是，对于周章来说，时间不等人，缓慢的办法是不现实的；如果能像《六韬·龙韬·军势》中所说的那样，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的方式，一鼓作气地杀向咸阳秦宫的话，或许还真的能够产生一种惊天的"爆炸力"，把秦二世的那一个乱世朝廷，打它一个底朝天！

　　然而，起义军中唯一掌控军事实权的周章，在最紧要、最关键的时刻，犯了书生军事家常犯的大毛病，诱发了一个军事上的大错误！《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周文，陈之贤人，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这就是说，周章是一位很有才德的军事家，懂得古时演兵列阵。"军"是什么意思呢？《战国策·齐策》说："军于邯郸之郊"，《注》："军，屯也。"军焉，就是屯驻成营的意思。这里的情况是，当队伍浩浩荡荡向前推进时，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之下，突然就停止前进了！

　　周章下令几十万大军，沿着骊山北麓的戏水河一线，安下营，扎下寨，一连几天不见动静。几千年来，世人一直都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得起义军莫明其妙地损失了最为难得的"争分夺秒"的最好战机。此时，身处深宫里的秦二世，只是在周章部队戏水扎下大营，并随后暴露行踪之后，才得到送来的紧急密报。有谁想到：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一军会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作为秦王朝中心的咸阳，几乎是一座空城，他要临时下令，调集各个郡县的兵马，前来保驾、勤王，已经"远水不解近渴"了。

　　在万般无奈、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只好任命一个管钱粮税收的官员--章邯，去骊山释放正在修建秦始皇陵的刑徒，匆匆忙忙地拼凑起一支由刑徒组成的征讨、平定大军。秦二世的旨意下达之后，不能想象在一两天的时间之内，就能组建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刑徒部队：部队要任命各级军官，要按战斗需要进行士兵编组，要从武库运来各种作战武器装备，要让刑徒们掌握一定的军事技能，要做好军队组建的工作，是需要时间支持的，没有时间的保障，一切都是徒劳之举。然而，周章失去了最为宝贵的战机，而给了秦二世喘气、进而出兵还击的大好时机！

　　2005年9月3日，美国总统发布命令说，700名现役军人要在72小时内，到达新奥尔良市的飓风灾区，执行一项救灾任务，这是高速度的派遣效率，受到人们的赞赏。但要知道，这700人本来就是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人，只不过是要去完成一项新的使命，所要准备的是各种民用防灾器材，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受灾地区。现代的美国，紧急组建一支救灾性质部队都需要三天的时间。而当年的秦二世，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重新组建一支几十万人的军事作战部队，难道他比现代人还要快？当然这只是一个古今军队紧急调动效率的对比资料罢了。

　　战国时期，纸上谈兵的军事家太多了，赵国著名军事家赵括，自少熟"知兵法，言兵事，以为天下莫能当"，结果在与秦国大将白起交战时，40万大军被秦军" 坑杀"。周章本人早年也跟随楚国的春申君、项燕等人学过军事，掌握众多战法、战例，他能投身于农民起义，当然会得到陈胜、吴广的赏识、重任，统领军事部队。周章最初策略是对的，避开正面冲突；但他总认为，秦都咸阳的最后一战，肯定迟早都要发生。论士气，不成问题，论兵器，自己却是完全处于劣势，怎么办？这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决定去冒险采取一个劫取兵器的大胆计划。

　　俑坑建成不久，地裂形成缺口，致使洪峰涌进，年复一年，裂口不断扩大，兵器逐渐暴露，有人难免要入坑去探个究竟。于是，坑内有陶俑、财富、兵器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就被不断地传向四方，传遍六国诸侯。对周章这位军事家来说，俑坑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武库，是他能够得到作战所需武器的场所。这里的兵器，他是非拿到手不可的，然而这也正是他悲剧的起点：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获得俑坑兵器后的战斗力；他过低地估计了秦二世迅速组织反击部队的可能性；更为可怕的还在于，在两军对垒的紧要关头，却把难得的攻击时间拱手让给了敌人。

　　抓住战机，攻其不备，先发制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克敌制胜的上策！在战场上，谁争取到了时间，谁就争取到了主动权；谁失去了时间，谁就要被动挨打。古代战争史上，由于贻误战机而饱尝战败之苦的战例还少吗？这位周章，可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二个赵括。秦俑馆考古学家，一直坚持认为"周章大军到达戏水河，不再继续前进了"，想以此证明起义军，没有光顾秦俑坑。其实，戏水河与俑坑相距，不足 6公里，人们从《史记·李斯列传》里"陈胜、吴广……，兵至鸿门而却"的记载中，看到了周章的起义部队，又从戏水河向西推进了5公里。

　　如果起义军从戏水向西整体推进到"鸿门"一线的话，那么战线南端的西杨村，也就在它占领的范围之内了。《汉书·刘向传》中说："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骊山之作，指的就是秦始皇陵，可见周章的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秦始皇陵很近的地方。《西汉博闻》中也说到："周章，陈胜之将也，往者皆发掘之，以求财物也。"周章既然没有去发掘秦始皇陵，那么他又到哪里去发掘，他又去发掘了什么呢？这在过去是没有人回答得了的。他是否真的去过秦俑坑，是否取走了坑内的兵器，仍然需要以下出土文物的"怪异"现象，才能够加以证实。

　　"吕不韦戈"的真相大白了

　　俑坑中所有的陶俑、陶马、木车，几乎都是被推倒、砸碎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应该弄清的是，对俑坑的人为破坏，可能不止发生过一次。《吕氏春秋》说过"自古无不抇之墓"，古墓难免都要被人掘开，何况一个常年能涌进洪水的俑坑，更不能阻挡外人的侵入。当然"外来者"来到俑坑的目的，有的是出于好奇，想钻进俑坑看个究竟；有的看到坑内满是俑群，就不再往前进；有的想知道里面更多情况，试图走得更远，这就要推倒一些陶俑；有的或许带着成见进入坑内，见俑就砸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有的早就进来取走一些兵器，也留下了一些东西。

　　早期将一个完整的陶俑，靠人力能够推倒；到后期坑底积淤泥越结越厚，再想去推倒它，那就很难了。"外来者"想要走遍俑坑内部，只有砸断、砸碎陶俑，才能打开通道，才能取走陶俑手中的兵器。而要把坚硬的陶俑打破，那是需要从外面带进"大工具"来的。周章部队进入俑坑，是俑坑焚毁之前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遭劫，所以他们见到大的兵器就拿，见完整的兵器就拿。俑坑内的车轮，几乎都被卸走了，要卸轮子只得将车子砸掉。总之，凡是在他们视线范围内的兵器，也就是位于淤泥层以上的兵器，能拿走的都被拿走了，能运走的也都被运走了。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提到的，在俑坑内"发现有落在淤泥层之上的铁器工具，以及被烧毁的竹篾编织物及绳索炭迹"的材料看：坑内器物经长期水泡，有的已严重腐朽变质，无燃烧的可能；唯独竹篾编织及绳索等能够焚烧成炭，说明这一些东西和铁矛、折剑头及"吕不韦戈" 一样，也是在最后时刻被带进俑坑的"外来物"。应该说：俑坑的陶俑、陶马是被铁工具砸坏的，大件的兵器是被绳索捆绑扛走的，小件的兵器是装在编筐内弄走的。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也还有一些是想拿而没有拿走的东西。所以，俑坑内很多器物，出土时都有很严重的位移现象。

　　周章起义军的秘密行动，至少要持续数天时间，在最后的时刻，俑坑内有的地方，由于火光停留时间过长，使棚木底部触火点燃，开始时起烟、起火，于是呛烟弥漫，紧接着火势逐步扩大，热焰让人无法停留，周章在无奈之下，只好组织部队匆忙后撤。俑坑的内部燃烧起来，一股股浓浓烟柱升上天空，入坑劫兵之举，很快就被暴露出来，随即引来两公里之外的修陵警卫部队。在整个劫取兵器及其后撤过程中，一部分随身携带的兵器，包括一些箩筐、木箱、绳索，就遗留了下来。尤其进坑不久，得到"上等" 兵器之后，有意无意地扔下一些自带兵器，也是情有可原的。

　　秦俑坑最后毁于火焚是肯定的，在焚毁之前遭到了外来者大规模的洗劫也是肯定的，问题是在最后一次洗劫之前，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小规模的或者个别人的零星扰乱，并没有人对此作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其实，从俑坑能够进人的那天起，直到它被焚毁的这段时间之内，不能排除有留下不同时期"外来者"器物的可能性。因为，有些不是俑坑的"原配兵器"，既不在坑底，也不在淤泥层的表面，我们可以根据兵器在淤泥层中的不同位置，判断出它们进入俑坑的不同年代。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一定能够从俑坑中，再分辨出越来越多的"外来"兵器。

　　看来，袁仲一先生当年宣称的"既然现在俑坑出土的铜兵器是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俑坑内的遗留物，说明它还是俑坑的原物，不是客体"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现在俑坑出土的兵器，既有建坑时的"原配兵器"，也有火焚之前众多"外来者"携入的"非原配兵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客体"，它们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不能因为它们出土在同一个地方，就抹杀当年这些兵器持有者本身所代表的不同时代背景，甚至去掩盖、混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政治大"变故"。如果有人能够承认俑坑中，有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遗留物，也应该是一件好事！

　　有的考古学家，对提出不同观点的其他人进行了严厉抨击：他们发表文章说："吕不韦戈"等兵器与俑坑的底层，处于考古学上的同一地层，把铜戈视为"外来兵器"是荒谬的。他们提醒对方，做事情不能太主观、太盲动。直到现在，他们还坚持"吕不韦戈"是与俑坑的底部处于"同一地层"之中，更不承认它们是"外来者"遗留下来的兵器。所谓"同一地层"，是指在一个遗址内，显示出来的一种具有相同年代的土层叠压关系，也就是说，从垂直方向的土层结构断面去看，只要位于同一个土层位置的不同器物，它们所处的年代应该是一致的。

　　根据《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3～15页的材料看，俑坑自上而下的土层，在垂直的方向上，可分为7个叠压层次。第一层为耕土层，厚0.3 米～0.4米；第二层为五花土层，厚2.5米～2.7米；第三层为棚木上的红烧土层，厚0.2 米～0.3米；第四层为过洞内的倒塌土层，厚0.1米～1.2米；第五层为淤泥层，最厚处为0.44米；第六层为坑底铺地砖；第七层为铺地砖之下的夯土层。书上说："陶俑、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可见，说这些"吕不韦戈"是与俑坑底部处于" 同一地层"，是不正确的。

　　淤泥层之上的"吕不韦戈"和淤泥层之下的俑坑铺地砖，无论如何扯不上属于"同一地层"。考古发掘常识告诉人们：如果俑坑底部的淤泥层，没有经过人为的移动，那么属于上一个"文化层"的年代，必然比下一个"文化层"的年代要晚，淤泥层表面出土器物的年代，要比淤泥层底部的年代更晚，这就是判断"吕不韦戈"作为一种"可移动文物"，何时进入俑坑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和依据。毫无疑问，"吕不韦戈"和其他已经被学术界公认的非"原配兵器"一样，都是"外来者"的遗留物。反之，要把这些"吕不韦戈"视为俑坑的"原配兵器"，那才叫荒谬呢！

值得警惕 力拓间谍案触动了西方哪根神经

值得警惕 力拓间谍案触动了西方哪根神经
中华工商时报 2009-08-25 22:01:27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伙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当然，“力拓间谍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通过西方人士和媒体围绕这一案件的所作所为，我们尤其要引起警惕的是，西方在针对中国时仍然是“统一联合战线”

　　“力拓间谍案”最新进展为世界所关注，西方几乎是用合唱的方式齐声攻击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表示，对力拓行政人员的扣押可能会使在中国的商业投资受到重压。《华尔街日报》8月12日称，力拓案表明“普京主义正在向东转移”。文章说，中国希望“像俄罗斯一样抓稳战略资源的供应”，“外国投资者们越来越被中国的强硬策略吓倒”。

　　《华尔街日报》所谓“普京主义正在向东转移”的由头列举的是莫斯科2006年向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施压、将萨哈林岛工程的大部分股权卖给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事，称这让世界认识到俄罗斯“是一个危险的投资地”。把“萨哈林岛工程案”与“力拓间谍案”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扯到一起，说明“力拓间谍案”这一司法个案如今已经超越案件本身，正在被西方媒体和一些人士政治化、国际化，乃至妖魔化。

　　7月9日，当中国宣布，力拓公司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拘捕时，我们注意到，其消息出现在显著位置或加以歪曲报道的均来自路透社、CNN、彭博社等西方媒体，没有一家来自澳大利亚媒体。而当力拓发表声明称，力拓员工涉嫌贿赂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时，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力拓迄今发表的最强硬声明。英国《金融时报》也为力拓此举叫好，现在“确实到了这家矿商态度转硬的时候了，力拓无论如何也该发一回飙”。

　　“力拓间谍案”是发生在中澳两个国家之间的争议，自然要由这两个国家来解决，他国无权也无必要干预。然而，不仅澳大利亚以西方的干预作为威胁，西方国家也随之起舞。上月访问中国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提出“力拓间谍案”，向中国施压。本来，处于经济危机的美国正有求于中国，这也是派两大华裔部长来中国访问的目的和原因。然而，不突出本国利益，却先要为澳大利亚张目，非比寻常。显然，西方之间不管有什么矛盾，但在中国问题上依然保持了一致。

　　我们不禁要问，“力拓间谍案”究竟伤到西方哪股神经，让他们作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动用强力部门参与保护商业秘密属于家常便饭。近年来，美国指控“中国间谍”盗窃商业机密的案件迅速增加就是明证。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共有50多人因涉嫌向中国传送受限制的技术、窃取商业机密或进行商业间谍活动而被美国起诉。而中国此次采取措施打击外国企业在华间谍行为，就有问题了。这显然是西方惯用的强盗逻辑。

　　况且，在西方国家，商业竞争中大量使用贿赂和间谍手法已是公开的秘密。1976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被曝光使用1210万美元贿金，获得全日空4.3亿美元的交易合同。洛克希德总裁因此辞职。

　　这一说案件在日本也引起极大震动，时任首相三木武夫要求彻查此案。历经近6年的努力，日本受到传讯调查的460余人中包括国会议员、内阁官员、全日空的高层管理人员。

　　涉案的前首相田中角荣被判有期徒刑4年，并追缴罚金5亿日元。

　　因此，力拓发生贿赂和间谍事件并不为奇。中国钢铁行业与矿业巨头的谈判，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近年来，由于力拓通过间谍活动，贿赂中方相关人员，掌握了中方大量机密，造成多次铁矿石谈判失败，使中国钢铁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围绕这件事情西方国家的表现却十分令人疑惑和难以理解。

　　当前，理性面对“力拓间谍案”，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才是澳方应采取的立场。力拓作为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理当知道尊重东道国法律。而要展现一个跨国企业对法律的敬畏，不是玩弄玄虚，而是要配合中国有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以求让更清楚的真相最终能够呈现出来。即便调查结果可能伤及公司声誉，但这也是“壮士断腕”的必要之举。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伙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在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过程中，切忌泛政治化。当然，“力拓间谍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通过西方人士和媒体围绕这一案件的所作所为，我们尤其要引起警惕的是，西方在针对中国时仍然是“统一联合战线”。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一案件，我们不仅揪出内鬼，还清除了外患，更提醒了对西方失去戒心甚至充满幻想的民众。(邱林)

比垄断还要可怕 难怪这些国家不和中国玩

比垄断还要可怕 难怪这些国家不和中国玩
万维读者网 作者: 巩胜利 2009-08-25 11:07:08

万维网友巩胜利来稿：


据2009年8月23日《南方都市报》社论披露：中国“盐业公司委托盐厂加工大包装的加碘食盐，随
后采购并改换为小包装，再批发给本地的转(代)批发点。这一转手，盐价格就涨了4—5倍。除去浪费成本与非经营性成本的因素，盐业公司的净利润率可以高达 67%，超出盐业平均利润达13.4倍”；加碘盐成为中国盐业垄断、独家盐政又独家经营、暴利暴政掠夺13亿中国人长期横行霸道的源头所在。目前及长期近 60年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盐业公司和盐业局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不用转身、也不躲不藏，中国盐业等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是中国盐业绝对一概的“裁判员”“运动员”，既是食盐的经营者，同时又是盐业管理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掌握着企业食盐计划生产指标。

其实，这比资本主义的垄断剥削更可怕，盐业公司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高十几倍的“剩余价值”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中国盐业就是在这种至上而下、政经一体的绝对一统垄断下运行，既根源悖论中国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严重冲突中国加入WTO及“市场经济地位”。这也难怪，自中国2001年12月 10日加入WTO近8年多以来，全球的绝大多数、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几乎是80%以上的“法制国家”）等都不承认、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关键就是中国盐业、中国烟草及中国邮政（中国邮政通过新《邮政法》）等一系列“官商一体”的产业与原“计划经济”一样未得到根本治理。而国家体制的 “官商一体”，这正是所有 “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美国、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根源大忌。如此这般，既是到2016年中国WTO过度15年期限全部完成、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自动获得，其国家“政经一体”也根源悖论国与国之间的“市场经济地位”。

“市场经济”是一场空前的“革命”（但与“暴力革命”水火不溶），当“革”人家“命”的时候，群起而攻之，无不使之崩溃；现在“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也只有“玩命”的呜呼去抗争。但“法制国家”不是这样，是对等的，你能做，我又为什么不能为之？而“法治国家”，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都是对等的，北欧最富有国家就是这样，国家与公民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政经连体、根源绝对垄断，也是中国政经不分产业、与原“计划经济”的源头区别，与“法制中国”的国法体制根源相悖论，与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国家体制原本冲突。依然贫穷的中国，之所以国有垄断企业在短暂时期内走了其它“法制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企业崛起“全球500强”之路，就是因为垄断了中国国家整体的国力，根源不公的与全球所有“法制国家”相竞争、抗衡。

“经济垄断”是“政治垄断”的继续，只有非“法制国家”才能够实施比“政治资源”更深刻的垄断。回望今日世界各国，凡是“高收入国家”“法制国家”，往往是破除了经济垄断、能够将经济（财富）资源、 “政治资源”与绝大多数公民共享的（最深刻的是北欧全球最富有的挪威（2008年人均年收入76450美元）、瑞士（59880美元）、丹麦（54910 美元）、瑞典（46060美元）、荷兰（45820美元）等公共社会国家，这些国家没有权力、财富的绝对与普通垄断，才能是国家、国民一起从根源来致富发展。经济垄断，是非“法制国家”、“暴力革命”成功之后，导致国民贫穷的最大不公与障碍，比政治垄断更深刻、更可怕、更源头的环境破坏。

这里有一非常简单的大自然例子，所以人都看到，当有一颗参天无比的大树、遮天蔽日，很是风光，但象这样大树的周围几乎都是寸草不生、土地板结，这是因为参天大树周围的大自然环境发生了异常的变化，所有小树、生物都无法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阳光雨露、和风丽日……

尽管2008年8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反垄断法》，但中国国有资源“垄断”依然举世、超过所有“法制国家”异常尖端严重、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一如石油资源达到每桶147美元的全球最高财富，中国却没有任何个人从全球石油财富中分一杯羹。“政治资源”是一定要国家垄断，而“经济资源”却一定与能民共享，这是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根源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全球所有“法制国家”至今的历史建树。

中国垄断性产业，首先是对“专卖产业”垄断，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从立法资源到社会实践、从财富垄断到经济资源游戏规则的垄断制定，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公民参与的任何环境。所以，中国盐业等一统“政经垄断”经营近60年，产业财富居高临下国内外10数倍，中国国家、公民又能怎么样？“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就是要向国际社会、世界各国来看齐，你能做，我也能做，你能出去，我也当然能够进来！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对商品、经济资源，非政治资源，要与国人、国民、全球来共享，这样才能和谐中国、和谐世界。

倘若有一天，中国公民看一场举世的体育游戏比赛，裁判员也进场打球，当一进球刹那，裁判员就立刻吹响哨音：“比赛结束”！这举世的游戏该怎样向全球各个国家、一同都来玩？60年、今日中国，到了该彻底清算“计划经济”政经一体垄断的关键时期了，否则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地位”——“全球化配置中国资源”，中国公民走向全球、去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商业贸易，而中国公民却你能去、我不能去，他能去、我也不能去，全球绝对数国家都能做的事，中国人却不能做！？不能去按游戏规则去玩去、实践，中国、中国人怎样去走向世界各国？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纽约时报:中国异军突起,太阳能产业超美国

纽约时报:中国异军突起,太阳能产业超美国
网易 2009-08-25 19:58:05

　在新能源产业的角力中，美国并没有像总统奥巴马期待的那样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出口国”，而中国则异军突起，甚至是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太阳能产品也同样在扮演着主力角色。

　　 　　　　


　　图：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的工人们正在面积达14英亩的仓库屋顶上铺设3.3万块轻型太阳能光电池板，将为1300户家庭供电。此前，加州政府颁布条款要求到2010年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力要达到全州的总电量的20%。

　　《纽约时报》8月24日撰文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可以使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出
口国”，不过，在他上任以后的7个月时间中，真正实现了向绿色能源产业领导地位加速迈出一大步的则是中国，尤其是在太阳能产业方面。甚至是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太阳能产品也同样在扮演着主力角色。

　　去年超过一半的时间中，中国太阳能产业公司在降低太阳能电池板价格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去年，中国太阳能产业成功使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削减近一半，这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行政主管施正荣先生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能拓展市场占有份额，尚德公司目前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甚至低于材料、组装和运输的成本价。

　　加上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中国的太阳能公司纷纷着手准备在美国地区开建工厂，直接在当地装配产品，以绕过贸易保护法。就像几十年前日本汽车厂商所做的一样，中国太阳能公司开始尝试在美国当地聘用美国人加入公司行政和贸易团队中，以确保公司在美国 “扎根”之前能将由反华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奥巴马政府也决心要振兴美国工业。本月能源和财政部就曾宣布，对洁净能源设备制造商将给予23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优惠。然而，在太阳能产业方面，美国还是有不少人担心，本国的公司无法与拥有超低贷款利率和低廉劳动力成本等优势的中国厂商相抗衡。

　　GT太阳能国际公司是一家太阳能行业专业设备和技术的全球提供商，总部设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梅里麦克。该公司总裁托马斯-让瑞拉认为：“欧洲或美国都能难成为太阳能产品的主要生产者，而只能成为消费者。”

　　而从今年三月份起，中国各级政府更是争相向太阳能公司提供诸如免费土地使用权和研发资金等的巨额补贴。同时，中国国有银行也以大大低于美国和欧洲的利率向太阳能产业提供贷款。此外，施正荣在采访中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政府同样也对清洁能源工业给与了各种支持和鼓励。

　　中国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今年的目标是超越德国Q-Cells公司，力求能成为紧随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光伏电池的制造商。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还将紧随尚德其后，力求能在政府对该产业的扶持下占领自己的一块市场份额。

　　然而，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还不太可能对缓解全球变暖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虽然目前美国能量消耗量最多，但中国能源的消耗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能在2020年制造2万兆瓦的太阳能，但这还只是中国燃煤发电厂每年发电量的一半不到。

　　虽然与煤、石油、天然气甚至风能发电相比，太阳能发电成本非常昂贵。但是，中国政府的大力投资、中国廉价劳动力、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欧盟购买太阳能电池板补贴等因素也客观上降低了其成本。

　　目前，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提出了要求，任何获得扶持资金的项目所使用的钢材或其他建筑材料（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都必须来自美国本国或签署了WTO政府采购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中国尚未签约该协定。这就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直接出口美国形成了阻碍。

　　尚德公司全球销售和营销总裁史蒂芬-陈表示，公司计划在未来一两个月内投资3千万美元，在美国菲尼克斯或德克萨斯州某处开设一所拥有75-150名工人的太阳能电池板组装厂，一方面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施正荣表示，该工厂90%的工人都属于蓝领劳动者，主要负责将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硅片板焊接组装起来。上周四，中国另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大型制造商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也表示制订了在美国装配电池板的“初步计划”。

　　在中国的厂商加紧步伐开辟市场的同时，欧洲竞争对手却在困境中努力挣扎。上周，德国Q- Cells公司宣布因为销售额下降将从2600名员工中裁员500人。另外两个德国公司，康能公司（Conergy）和太阳能世界公司（SolarWorld）也表示，目前的销售量完全要靠德国政府的补贴来支撑。

　　Q-Cells公司发言人马库斯-维塞尔表示：“政治家们也许会问，德国纳税人为亚洲产品支付补贴，这是否是正确的做法？但是中国的优惠价格使得绿色能源产品更加便宜，想要消费者单方面抵制是不现实的。”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

　　然而，德国研究机构Photon Consulting的合伙人Joonki Song对西方制造商的前景则没有那么悲观。他指出，正当中国的大型太阳能企业在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其他小型企业也依然和欧洲厂商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美国，扮演本土领军角色的First Solar公司采用的是与其他厂商完全不同的技术，而目前仍然处于盈利。美国GT公司总裁 Zarrella也表示，西方国家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和制造商仍然具有竞争力。施正荣则表示，德国装配供应商们其实“也赚了很多钱”。

　　据悉，中国政府明年将在敦煌建设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而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批准了三家太阳能电站示范项目，除了敦煌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外，另有1 兆瓦的上海市崇明岛项目、255千瓦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项目。而紧随其后的将是中国各地方及中央更多的光伏发电投资规划。至少从目前的形势看来，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步伐已经赶超美国了。

“海龟“们的成就感

“海龟“们的成就感 2009-08-24 23:49:06


在网上看了不少网友写的小说,都跟海归有关. 今天我也来讲一讲海归们的成就感. 记得从八十年初开始,出国浪潮就已经是一浪高过一浪了,许多人为了出国,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经过在国外近十几年的拼搏,这些弄潮人品尝够了国外的生活(艰辛,迷惘,平静,快乐,幸福,安谧),不甘心过平静寂寞的小家生活,大多数人在九十年代末开始回流,成为了“海龟“一族. 最有成就感的“海龟“族有以下二种形势:

No.1, 回国做买办. 这个美差事是大家的首选. 因为他们(后成为真正的海归)代表的是所在国(比如说,美国)的利益,拿的是美金,说的是英文(有时说中国话),吃的是中餐,住的是高级洋楼,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那份成就感就不用说了,都写在了他们的脸上.

例子1: 朋友圈里有一家,男人女人都是学外语出身,后在国外拿了个经济学位,很快找了一家公司工作. 不久公司要在中国开辟市场,男人被派往中国做买办,女人不放心随即跟着,连自己的工作都不要了,所以举家回中国不留后路. 然而他们每年都来国外度假,几年后他们在国内买了大房子,开上了高级车,孩子进了贵族学校,家里还有佣人(做饭,打扫卫生,但不管吃不管住),女人不用出去工作,在家里做她想做的事情,生活十分舒适. 最近听说,他们决定彻底海归,不做买办了,由此可见他们的成就感了.

例子2: 另外一家朋友,男人既有眼光又有魄力,他在国外很快拿了个计算机(当时是非常吃香的行业,工作也好找)硕士学位,就开始工作了. 在工作之余又学习了个涵授MBA(是不是有眼光?),后来西方经济情况不好了,他便辞去原来IT工作(有没有魄力?),找了个当买办的机会孤身去了中国. 他的女人起初对他是一百个放心,因为该男人是属于非常憨厚老实之人,还是个像貌平平,扎在人堆里就看不见的那种人. 然而就是他,在中国年薪拿到百万元,差一点被国内的小MM钩走了魂,他的家也差一点因婚外情而解体. 人们都说: 中年男子最有吸引力, 一点都不假. 所以他的女人急忙带着孩子们也跟随做了“海龟“,最近见到他们,看见了他们满脸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No.2, 拿国家基金. 记得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为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设立了几种形势的基金,比如: 李嘉成基金,青年科学家基金,特殊人才科学研究基金等等. 拿基金的这类人,大都是喜欢赶着“浪潮“走的人,哪里有好处,就往哪里奔.

例子1: 几年前认识的一对夫妻,男人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又作了几年博士后,随后申请到了李嘉成基金,回国做了学术带头人. 他(海归人士)回国的举动,被当地报刊杂志吹说成: 放弃国外的高薪聘请,携带李嘉成基金,回来报效祖国. 现在他们夫妻俩开起了夫妻“店“,男人管招收学生,女人管带学生, 科研经费(基金)七拐八拐地进了自家田(听说科研经费里10%可变成红利进自己腰包),他们还拥有几处房产,孩子也被送出国读书了,人人都说他们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去年见到他们一家时,就看见了他们满脸的成就感.

例子2: 还认识一家,男人当时在国内作硕士生时,因得罪了指导教授,久久不能毕业,所以一气之下远渡重洋,办理出国的一切行动都是偷偷地进行的. 后来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 因为国外经济情况不好,博士毕业就等于失业,再加上男人不愿意放弃所学的专业,在申请到了青年科学家基金后,携全家做了海归. 男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力求搞好与上级和教授们的关系,他们夫妻每星期都要宴请大小上级,宴请各路有权势的教授们,让他们吃好. 前不久听说,该男人把人际关系搞得非常好,使得自己的女人有了一份好工作好收入,自己在事业上也是一路顺风,发表了不少文章. 照这样的趋势,几年后,有望竞争院士(终身教授). 看看他们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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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椰子 留言时间：2009-08-25 08:29:34
多多，
成就感不假，可是怎么觉得里面有太多功利和计算，他们happy吗，或者，你羡慕这样的成就感吗，只是泛泛一问，不是针对你。




作者：多虑了 留言时间：2009-08-25 19:18:26
椰子,
你的感觉很对,这群人就是这样. 应该说他们很happy,至少在我看来他们在国内很happy! 原因是他们多数人喜欢算计和有功利心,在国外他们没有市场,或者说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 跟许多国人接触交往后,发现喜欢算计和比较功利的人,他们适合中国的生活,因为他们浑身的本领有地方去施展去表现,这就是他们的成就感.




作者：若慧 留言时间：2009-08-25 22:32:23
我的同学十几年前回国，现在是中科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在业绩和政绩上最为突出的人。




作者：海风阵阵 留言时间：2009-08-25 22:56:12
感觉到多数海龟们是开心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高人一等的成就感”是在海外一辈子也得不到的。人在名利和金钱的簇拥下，很容易丧失自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觉得很幸福。

中、澳关系尽显实用主义本色

中、澳关系尽显实用主义本色
万维读者网 2009-08-22 21:00:32
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十分不愉快之时，两国又达成了大笔天然气供应交易。这两个国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澳大利亚全国性报纸《世纪报》（The Age）8月21日刊登墨尔本大学中国及亚洲政治学者泰尼加（Pradeep Taneja）题为“修补中国篱笆”的文章，指出中、澳关系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


文章说，澳大利亚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最好的朋友之一。尽管两国关系最近由于力拓案、疆独头目热比娅访澳等因素，处于冷淡状态，但是双边关系的基础却是互惠、利益互补的。虽然澳大利亚有大量华裔人口，但两国关系的核心，是实用主义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价值分享、共同经验或感情纽带等。

过去30年来，正如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就是实用主义。既然这样，也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澳双边关系几乎牢不可破，足以挽救因任何一方的战略误算，造成的低度冲突。

但这并不是说，中、澳关系能够自动发展。相反，澳大利亚如果想和中国建立健康的关系，就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长期努力经营。我们可以从法国的经验吸取教训。法国传统上被视为中国在欧洲最好的朋友。但是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法国成为中国消费者抵制的对象，传媒抨击的目标，爱国网民嘲笑的国家。(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为抗议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达赖，取消了法国为东道主的中、欧峰会，以致中、法关系到今天才逐渐恢复正常。中国有失业率上升、民族冲突、贫富差距加大、向往社会多元化和政治自由化、执政党——中共党内矛盾等许多内部问题。但北京领导人最敏感的，是视为中国核心利益的西藏、台湾、新疆问题。任何外国政府只要触动了这几个问题的容忍底线，必定触怒中国政府和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青年网民。(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目前中国传媒的反澳评论方兴未艾，主要指向两件事：陆克文政府发放签证给疆独头目热比娅；中铝公司增持力拓股份受挫。此外，北京也对陆克文政府的《国防白皮书》，把中国说成是澳大利亚的潜在威胁，感到十分不悦。在中国媒体抨击澳大利亚的同时，北京决定取消或延缓高阶层官员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这无疑影响短期的双边关系，但没有理由会继续造成新的冲击。

对澳大利亚来说，关键是对中国的国内问题表示理解，不要轻视北京对其内政的关注。目前重要的是，堪培拉不应当恐慌，不要受中国媒体和互联网的反澳情绪干扰，应当继续尽可能积极地和中国交往。但堪培拉也要让中国知道，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是不容谈判的。建立这种相互理解并不容易，但陆克文政府必须坚持这一点。

中、澳间这场风暴终将过去。北京对力拓案中胡士泰等人的指控降级，显示出中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北京的领导人知道，中国继续和世界经济整合，才能从根本上成功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也明白，力拓案会引吓倒中国数以千计的外资企业管理人员。现在，唯有希望实用主义继续胜过中、澳关系中的民族自豪感。陆克文政府表现不错，至今并未自乱阵脚。现在必须诱使中国返回谈判桌，双方展开直接谈判。

(组图)数百万汉奸真实脸谱 大批热血青年沦丧

(组图)数百万汉奸真实脸谱 大批热血青年沦丧
刘熙明


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大的道德命题。只有细致还原在那特殊时局中数百万委身投敌者，其汉奸脸谱下的真实面目，则更多同胞身上那些忠贞、坚韧、守节等品质，才能显出其疾风知劲草的真正可贵。

　　



　　



　　一、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
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大的道德命题。只有细致还原在那特殊时局中数百万委身投敌者，其汉奸脸谱下的真实面目，则更多同胞身上那些忠贞、坚韧、守节等品质，才能显出其疾风知劲草的真正可贵。

　　二、伪政府的南北之争

　　1937 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三、劫后南京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四、伪军：摇摆中枪杆子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一、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先锋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1919年5月4日，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由于史料的扞格，赵家楼的纵火者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确证的谜，但其中一种说法，放火者就是梅思平。

　　同一天，也是北大学生的陈公博表现却出奇得冷静。他原本不打算参加示威游行，只不过因为是广东几家报纸的特约通讯记者，才抱着采写新闻的目的随着北大学生队伍一起出发。示威队伍来到新华门前，排成长蛇阵，在烈日的烘烤下，示威学生一个个汗流浃背。陈公博观察了一会儿便离开队伍，雇辆人力车回公寓去了。尽管不算热情，但五四期间，陈公博还是参加了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

　　而此时，正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留学的周佛海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国内的形势，他不但在留学生中鼓动学潮，还发起了归国运动。

　　三个年轻人此时虽各不相识，但都对救国满怀热情，仅仅二十年不到，三个人却都沦落成汪伪汉奸政府的高官，这显然不仅仅是三个个体的选择，而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激进青年

　　陈公博是同龄人当中较有思想的人。早在1919年1月，陈公博就正式刊行了自己的时政论文《督军问题》，对当时的军阀割据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心怀天下的襟怀却深得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赏识。

　　五四之后不久，陈公博自北大毕业回到广州，一面在法政学校任教授，一面与北大同学谭平山等人创办《广东群报》，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尤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由于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广东群报》无形中成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陈公博也因此被陈独秀推荐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然而，会上张国焘、李汉俊因观点不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冷眼旁观的陈公博认为这是“互相磨擦，互相倾轧”，而张国焘飞扬跋扈的态度更让他“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自沪返穗后，陈公博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执意“舍弃广东的事业，去美国留学”，而且发表文章支持赶走孙中山的陈炯明，公开与党中央唱起了反调。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处分，固执的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共产党，并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1922年11月，经济拮据的陈公博在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的资助下动身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以一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此时，汪精卫的资助早已告罄，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公博不得不向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求助。廖仲恺早就欣赏陈公博的才干，立即回电要求他回国，并推荐其加入了国民党。廖仲恺与汪精卫协商，委以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重任。1925 年，廖仲恺遇刺，陈公博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陈公博眼里，汪精卫不仅仅是大家公认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国民党内人格最高尚，最有威信的领袖，而且是自己生命中最钦佩的导师。他由衷地感激汪精卫对自己“无私”的资助和提携，从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卫的党羽，也为日后依附汪精卫走上汉奸之路埋下了伏笔。

　　就在中共一大上，陈公博认识了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

　　从骨干到脱党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与陈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开始就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党内批评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而陈独秀被捕入狱更让他觉得革命的风险太大。于是，在陈独秀出狱三天后，他向陈做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便携杨淑慧返回日本，从此再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务。

　　半年后，周佛海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调动摇了周佛海的社会主义理想。1923年，帝国大学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更是一筹莫展，早把当年理想抛到了脑后。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在广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共产党。随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报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 “攻击共产党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3年，陈公博与周佛海——这两位曾经的中共元老，不约而同地投靠了国民党。

　　从文人做政客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为周佛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作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人才济济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学者文人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纷纷组织各类社团或党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创立的孤军社。孤军社的抱负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因其主张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

　　正是在孤军社，梅思平结识了已是国民党重臣的周佛海，同样有政治野心的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结为好友。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机引荐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陶希圣呼应。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继参加论战，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也就是在这场论战中，他的才能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为他日后的仕途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他在江宁实验县进行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改革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

　　“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携手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识，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干脆搬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 (《周佛海日记》)。

　　1937年12 月，陈公博作为专使出访欧洲各国，并利用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私交，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因此，陈公博并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不过，他和“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然形成，并于日后成为汪伪政权的核心。

　　汪伪急先锋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德国政府居间调停，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停战条件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德国的调停最终失败。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作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在今井武夫准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签署的必然是条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难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不出所料，秘密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致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本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然而，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 陈璧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梅思平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坠入深渊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刻被钉上了耻辱柱，甚至是众叛亲离。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 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尽管内心苦楚却始终无法辩白。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还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思考该不该走出这一步，常常彻夜难眠。最后，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身名俱灭

　　岂止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观，一大批丧失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尽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 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继续执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开始与重庆方面暗通消息，开始为蒋介石在沦陷区的特工活动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

　　二、伪政府的南北之争

　　1937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田嵬

　　“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结束。”此语出自明治时代日军名将儿玉源太郎。抗战不到一年，攻占北平，攻占南京、攻占武汉，可此时日本国内讨论最多的，却是儿玉源太郎提出的问题——如何从中国抽身？

　　此时日本陆军总兵力大约70万人，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消耗。原本计划三个月内完结的战争此时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要继续到什么时候。重庆政府一天不投降，仗就要接着打，一旦美国人引用《中立法》对日本贸易禁运，90%的战略物资都要断档，联合舰队、飞机坦克全部瘫痪。

　　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真的打夸蒋介石政府，陕北的中共、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必定以割据之势继续抗战，对于日本，那只能是梦魇的继续。

　　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并与伪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将侵略成果“合法化”。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就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北洋遗老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政府派中国通喜多诚一少将执掌华北特务机关，其最主要任务便是策划汉奸政权。日本人的本意，是再造一个能与重庆国府分庭抗礼的北洋政府，使中国政局回到1924年以前的南北分裂，实现以华制华。

　　而喜多曾任职多年日本驻华武官，与北洋官僚们交往甚密，是完成该任务的最佳人选。他对军阀官僚们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毫无祖国观念，以及潜在的号召能力都非常清楚。针对这些特点，他特定了一套选拔伪府成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三)选拔标准：(1)素无抗日言行，又非29军出身；(2)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

　　根据以上要求，喜多认为最理想的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他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内阁总理。因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还具有相当威望；吴在华北也有相当的军事号召力，可利用他组织一支杂牌军队，参加政府；曹汝霖则是老牌的亲日分子，叫他担任伪政府实际责任，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只需他们三出其二，必定能在国际、国内挑战重庆政府的合法性。

　　不过经过分头接洽之后，结果令喜多诚一大为失望。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的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则因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是旧识，在日方的强烈攻势下他不敢公然拒绝，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周旋。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曹这才下定决心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由于以上人物拒绝，喜多建立强势北洋政权的构想只能化为泡影，但不论如何，先拉出个维持政府是当务之急。日方的视线遂投向了另一个老牌亲日份子——王克敏。王克敏，曾担任清国驻日大使，历绾北洋政府数任内阁财长，在旧中国政坛只是个声名一般的人物。七七事变前夕他蛰居上海，窥视时机。喜多于1937年 10月间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日本人山本荣治向王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王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王遂与喜多同机北上组织伪政府。王克敏的出现，使董康、汤尔和、朱深、王辑唐、齐燮元等一般北洋遗老又纠集到一起，开始了临时政府的筹备。

　　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树立华北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京怀仁堂成立。但这个政府始终未能继承北洋政权断灭的合法性，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对日也未以中国政府身份签订任何条约，实质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地方维持政权。

　　“维新”政府

　　正当华北临时政府挂牌时，日“华中方面军”的松井石根大将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要成立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之类的地方性临时机构；另一方面，必须积极筹建正式的华中伪政权。松井石根脑子里的组府第一人选是唐绍仪，早在1937年1月12 日，松井石根在听取原田熊吉武官关于“政权建设”的汇报时，就希望唐绍仪能成为“新政权”的中心人物。但曾担任中国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年已80的唐绍仪却不愿在此时立即出山。松井石根的“第二个人选是精通财政的李思浩，此人属安福系，同蒋介石、王克敏都有亲密交情”，但南京陷落时已去了香港。由于一时打不开局面，心急如焚的“华中方面军”长勇参谋“经某个日本人的推荐物色了一个叫王子惠的人，于是便开始了以此人为首组织临时政府的政治工作”。王子惠系日占台湾岛人，名不见经传，在大陆毫无影响。松井石根闻之气得半死，严厉训斥长勇说：“没有适当人选宁可不建立临时政府。”

　　话虽如此，但在1938年2月10日，当松井得到了他将被大本营解职的消息时也同样按捺不住。他知道，在解职回国后，首先就要进宫拜谒和回奏天皇，那时必须汇报战后治安措施。如果回国前不能迅速建立临时政府作为治安对策，届时将无法交代。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12月14日就在北平扶植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华中派遣军”至今未见成果。这给松井石根极大的压力。松井决心在他正式解职前，抓紧筹建好华中伪政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方面选定了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的三人组合。梁鸿志曾任职过安福国会参议院的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垮台后，他闲居家中伺机再起。陈群是梁鸿志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革命时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温宗尧是老牌的反蒋政客，作为唐绍仪的代表走上前台。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时，在日方的幕后导演下，这个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宣告“挂牌”。至此，以日“华中方面军”为背景的南方汉奸政府成立。

　　南京维新政权成立的初衷，是松井石根在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之后，认为已然实现对国府的威慑，于是秘密与唐绍仪、宋子文接触，预备以唐绍仪在南京组府，再促成南京重庆合流，并逼迫蒋介石下野。由于计划失败，以及自己的离职，所以只拉出一般二流人物出来与“华北方面军”斗气。

　　分立与博弈

　　东京的陆军参谋部就眼睁睁看着自己人搞出两个中国政府唱对台戏吗？

　　其实“南京维新政府”成立时，一开始是定位地方政权的。日本陆军参谋部在1938年3月就主张“把华中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以便将来与华北政权合并组织中央政府”。不过，最终“中华维新政府”的名称、“国旗”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机构组成等，都具有中央政府的外表与模式。甚至在其行政院各部中还比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多了一个外交部。

　　这些都是日本“华中派遣军”为扩张自己势力与影响，与陆军参谋部讨价还价的结果。日最高军政当局从日本侵华最高利益出发，为抬高北洋政府与贬低南京伪国民政府，故以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继承中华民国的正统，在1938年3月24日制定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纲》及《谅解事项》，确定“华中新政权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成立的，将来仍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尽快使其合并统一”；但日方又表示：“所谓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宗旨，是作为对中国各地政权指导上的原则而规定的，至于(日本)帝国承认它为(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则要另作考虑。”这说明日本在北京和南京分别扶植了两个“中华民国”，南京原则上听从北京的指导，但并不是隶属北京的地方机构。

　　北京伪政权也尝试将南京维新政府吸收过来，但由于日本南北军方的内部竞争，以及王克敏与梁鸿志互不买账，最终都无果而终。

　　但两权分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最高当局的心目中，无论是北京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还是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都不是中国的“第一流人物”，无论在资历、威望、影响及能力等方面，均不足以号召与领导全中国。

　　日本当局认为，“王克敏德望不高，不会成什么大事，如寄国家信义于他，不难预见，将来势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对于梁鸿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后任“梅机关”机关长的影佐祯昭就说过，他“只是过渡人物，无理政之才”。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政权，当然无法成为与日本签订和约，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抗衡的对象。日本人在等，等“第一流人物”就范。

　　恰恰是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出现了。他让日本人喜出望外。以汪精卫的资历和声望，为调停南北两派、另组一统一伪政府提供了契机。

　　大权一统？

　　汪精卫1938年12月18日离开重庆直飞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会合后于19日乘龙云代包的专机飞抵河内，开始了所谓的“和平运动”。经过1年零3个月酝酿，终于在1940年3月30日“还都”南京，成立了形式上统一的日占区“国民政府”。

　　为什么王克敏、梁鸿志能互不买账，而汪精卫一个既无地盘，又没军队的后来人，能把南北双方统一到一起呢？最本质的还是所有伪政府都只是傀儡，日本既然认为汪精卫能够助其从中国抽身，实现以华制华，那王克敏、梁鸿志自然不敢有异议。

　　三个伪政权的合并，使日方彻底从利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的矛盾，转向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北京临时政府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国旗”也由北洋时期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政府旗，为了区别重庆政府，旗顶多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伪政府成立当天，因为国旗，日军内部也爆发了不满情绪。他们到处攻击中国国旗，殴打悬旗居户。在南京鼓楼和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气势汹汹的日兵，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不难理解，日军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目的便是推翻中国政府。然而如今满街都是中国国旗，日军自然心有不甘。而且中国人更是不甘在国旗上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把黄布条取消了。

　　伪政府虽然在“国旗”、“国歌”等形式上三位一体了，但由于北京伪政权有很深的北洋背景，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所以财政、军事、人事都不受汪派控制。因为喜多诚一撑腰，王克敏对汪精卫并不驯服，甚至讥讽汪：“我们六十多岁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一贯一本正经以爱国元首自居，这样的话无疑是对他人格绝大的侮辱。同时日本最高当局从战略角度出发，也希望“日汪密约” 中关于华北防共、治安、经济开发的卖国条款制度化。于是喜多诚一去职后，王克敏也被更为最恭顺的王辑唐取代。不过终南京汪伪政府始末，它的行政力也没能涉及北方。

　　事实上汪伪的成立，并没使日本人从中国的泥潭抽身。这个政府在成立之初的八个月甚至得不到一个国家的承认，包括日本在内。日本奢望南京伪政权能与重庆合流，事实上，蒋汪的矛盾之深，使重庆方面更难与日本妥协。作为战略的一部分，汪伪南京政府的成立，对日本无疑是不成功的。此举反而加剧重庆政府的抗日决心，日军终没能从中国战场泥沼中脱身而出。

　　三、劫后南京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主笔 黄艾禾

　　1938年2月，南京大屠杀劫难三个月后，南京城依然一片凋弊。遍地尸体，满城瓦砾，三分之一的城区被焚毁，一度繁华的江南古都大片大片变成无人区。活下来的中国人大都躲在国际委员会设立的“安全区”中。

　　在大屠杀发生前的1937年6月，根据当年民国政府的统计，南京人口为101万人，其中城区人口有85万。在战争爆发前夕，大量公职人员和市民逃出了南京，据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发的一份公函，称南京市还有50万人没撤走，而11月27日美国大使馆发回国内的一份报告，说南京市长称尚有30万至40万的市民仍在南京市内。据学者们研究，这个数字外还应加上大量涌进的周边地区难民，至少3万人以上，而城破后被困在南京城中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军队官兵，可能达3万余人。在大屠杀之后的两个多月，1938年2月底第一次统计人口(已经是“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主持的了)，登记人数是17万2千人，过了一个月这个数字增至23万5千人。

　　实际上，在日军攻占南京城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这里真正行使地方行政管理的，就是由德国人拉贝担任主席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因为劫后余生的南京居民们大都住在“安全区”中。这个安全区，占地面积为3.86平方公里，约为当时市区的 1/8，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内难民人数25万左右，其中有近7万人人住在安全区内的25个难民收容所里，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放救济，维持治安。

　　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南京断水断电，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出面找到发电厂技工，在1938年1月2日恢复了供电，1月3日恢复了供水，国际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希望与日军保持一个能够合作的关系的。

　　住在安全区里的20多万中国难民，这时候只信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自己的生命全都交付给了国际委员会。1937年12月14日，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国际委员会给日军的第1号公函中，曾强调国际委员会暂行市政府的职权，后来又多次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恢复水电就是一个善意之举。此外，国际委员会更要面对20多万人每天的吃饭问题，那是一个极重的任务，所以日军当时也没有轻易提出接管安全区。

　　但是对于日军来说，占领之下的南京城有这么一块“安全区”，而且是由外国人来管理着，他们是极不舒服的。第一他们觉得安全区里还藏了大量中国军人，那是对他们的安全威胁，第二他们对安全区里洋人们不断的抗议和对外披露他们的暴行，非常恼火。

　　况且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变成一座死城，久久不能恢复生活秩序，这也让日本当局觉得颜面尴尬。而要恢复生活秩序，首先就要建立一个绝对服从自己的机构来替代国际委员会，可以说，日本人想建立起一个伪政权的想法，比谁都急切。

　　三教九流的“自治委员会”

　　此时，日本人的目光，落在了陶锡三身上。

　　陶锡三，字宝晋，南京人，时年62岁，当时正在南京的汤山开着一家颇为高档的“陶庐浴池”。陶锡三早年曾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后参与清末的新政，当过江苏省咨议局的议员、兼业律师。他同时又热心宗教，投身慈善，1927年退出政界以后，一边经营商业，一边担任着“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

　　这个“红卍字会”，创办于1922年，源于中国的一种民间宗教——道院，奉行“以慈展道”。成立的第二年，就赶上日本的关东大地震，所以“红卍字学会” 做出的第一个大手笔是发动中国人给日本人捐款——后来真的给日本灾民送去了大量粮食和善款。或许是从那时起，“红卍字会”就给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在 1937年的这场中日战争中，“红卍字会”也一直在参与战地救援，事实上，在日军攻进南京之前，被击落的日军飞行员的尸体，也是由“红卍字会”掩埋的。在南京大屠杀后，“红卍字会”承担了主要的掩埋尸体的工作。

　　当日军攻入南京后想建立一个伪政权时，他们发现根本找不到像样的人。一方面，南京城中有点身份的人大都已逃走，而剩下的，因见到日军的行为实在残暴，无人愿意出来承担这种角色。最后日本人找到的，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和社会慈善团体的负责人。

　　陶锡三一旦落入日本人的视野，就在劫难逃了。尽管他一再声明，“红卍字会”的宗旨是不问政治，但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只有唯唯听命。他出任了“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他是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又与日本人有各种联系，或许，他也出于一种想法，总得有人出面为中国人做这种维护秩序的事吧。但是他一旦担任了这职务，也就不自觉成为了日军统治的工具。”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这样分析。

　　“自治委员会”其他主要成员包括：

　　“副会长”孙叔荣，一个曾在日本警备学堂留学，回国后当日语翻译，后因涉嫌担任日本间谍被国民政府通缉的人；

　　“警察厅长”王春生，曾留学日本警察专科学校，回国后在南京当过警官，后被解职；

　　“顾问”王承典，南京城一个从事拍卖业的商人，与南京下层社会混得厮熟，战争中又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办公室经理；

　　“顾问”詹荣光，曾在南京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卖仁丹，也帮助过西方基督教会在南京布道，粗通日语，日军进城后，成为日军的翻译；

　　程朗波，南京商人，曾在南京商会任职；

　　赵威叔、赵公瑾、王仲调：留日的中国留学生；

　　许传音、罗逸民、程调元：都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罗、程二位，因为不愿参加伪政权，乘乱逃出了南京，而许传音，作为南京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兼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住房委员会主任。《南京沦陷八年史》一书的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曾判断说，许传音恐怕是出于更好地救助难民的目的，不得不同意加入“自治委员会”。

　　在当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曾感叹：“我们解嘲说，与国际委员会一起工作的，有美国传教士、中国基督教徒、德国纳粹商人、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卍字会和黑社会的三教九流”。而这个“自治委员会”的组成，就更“三教九流”了。

　　“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

　　1937年12月23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1938年元旦的下午，他们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楼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日军强令各难民所都要派代表参加，还要带上日本旗和伪政权当时用的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简章》规定了这样几条宗旨：“(1)解除人民困难；(2)回复地方秩序；(3)劝导工商复业；(4)恢复地方交通。”日本人把原来存放在南京市政府的米、面粉、食盐等拨给他们，后来又强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救济物资转交给自治委员会。

　　这个时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自治委员会的关系，相当微妙。应该说，自治委员会同国际委员会是对立的。但是，从国际委员会的角度而言，它很少考虑自治委员会的政治色彩，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拯救难民的合作组织。用张连红的话说，“自治委员会与国际委员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种密切程度是超过自治委员会与日本人的关系的。自治委员会的好多人就是国际委员会的人。在粮食运输，救助难民，埋葬尸体等等事物上，都有合作关系。”

　　说到埋葬尸体，当时有红卍字会、崇善堂等慈善组织的掩埋队，自治委员会除了资助这些掩埋队，自己也组织了一个16人的掩埋队，4个月中，共掩埋尸体9116具。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日军曾要求把江边的尸体推到江里了事，后来他们又重新掩埋。据战后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提供的数字，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 15万5千具——这个数字，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的最初统计数字。

　　1938年1月5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发布布告，将南京城区划为四个行政区，不久又增加下关区，这是建立从市到区再到保、甲的伪行政系统的开始。

　　“自治委员会”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动员难民回家。但亲历过大屠杀的难民们怎么肯回家？日本当局又是威吓，又是利诱，一方面开始严格军纪管束自己的士兵，一方面又说，先回家的难民，每天每人可以发米半升。

　　这时候的安全区里，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摊贩市场。当时留在南京的美籍教授，安全区的负责人之一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如果安全区之外的地方已经冷落成‘无人区’的话，那么安全区内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热闹的‘大市场’——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买卖。”然而，摊贩们卖的东西，大都是从商店里抢来，或是从无主的住宅中盗来的。魏特琳写道：“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 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这真是战争之下人性的一种畸形映照。现在，自治委员会强制解散了这个市场。

　　为了把难民驱赶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头目们带领警察与打手，烧毁难民居住的棚屋，捣毁炉灶，切断难民的粮、煤供应，在这种情况下，2月1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改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安全区，也终于关闭了。2月23日，拉贝离开南京。

　　当年藏身安全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在他的回忆录《陷都血泪录》中，回忆到自治委员会派来小青年到难民营，用发一袋“军米”作奖励，动员难民们搬出难民营的情形。

　　难民们都不相信：“米在哪儿呀？你先出去领来给我们看！”

　　这些小青年，当下就涨红了脸，嗫嗫嚅嚅地说：“是他们叫我们这样说的嘛，究竟有没有米发，连我们也不知道呀！”难民们哄堂大笑。

　　给日本人做事，并不容易。一次，日军特务机关要求伪警察厅长王春生选送500名中国妇女做慰安妇，王春生没能如期完成。日军特务机关长当场打了王春生两个耳光，不久，他的警察厅长也被日本人免了。

　　说到给日本人送慰安妇，自治委员会中出力最大的是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过办公室经理的王承典。王与南京的下层社会十分熟悉，于是找到一个对办妓院很在行的黑社会中人，名叫乔鸿年，陪同日军特务在各难民所到处搜索中国妇女。从1937年12月 18日到20日，他们就强征了300名妇女。史迈士曾亲眼看到“我们办公室经理的代表”(指乔鸿年)到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眨眼功夫就叫出 28个妓女！”——这就是史迈士叹道国际委员会中有“黑社会的三教九流”的由来。

　　张传红指出，在大屠杀期间，自治委员会中有一些人，是卖身求荣的，他们帮日本人在南京设慰安所。不过，做这种事的都是一些小人，不是自治委员会会长级的人物。

　　在当年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档案中，有一份署名罗森写下的报告，透露出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孙叔荣在会见他时，悄悄倒的苦水。这位副会长说道：我上过日本的学校。有好多年我是中国家庭里的日语教师，就是说，我也不是一个富人。我的房子于太平路附近。我将近70岁的大哥是被大火吓死的，我的侄子是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人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痛苦……。

　　郭岐还记载了大家口口相传的两个自治委员会的人的对话。其中一个人问另一个：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东一下西一下的，是否真的当了汉奸呢？

　　另一人答道：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他妈的！哪个王八蛋再当汉奸！

　　欠下的债，历史总是要你还的

　　除了驱赶难民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登记户口，甄别清查散落的中国军人，而且实行“五户联保”， 也就是说，凡是住在南京城里的难民，如果有一家查出一名有问题人员，那么这五家都要连坐，大难临头。这也是郭岐他们最咬牙切齿的事。

　　郭岐在领取“良民证”时，曾几次遇险。一次一个汉奸突然问他：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若是脱口说出自己的番号，就完了。还有一次在街上，一个日本人操着极流利的中国话与他搭讪，但郭岐凭直觉感到这人是日本人，没有搭话，后来他看见这人上了日本人的车。

　　自治委员会当时对于非南京籍的难民，在甄别完身份后，会发放证件，让其出城。郭岐就是这样化装成商人最终通过南京城门投向自由天地的，他甚至还设法带出了四支手枪。后来，他又找到了部队，重新投入到抗日的战斗序列中。

　　然而留在南京的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却觉得日子简直过不下去了——他的家竟然让日本人抢了。1938年1月24日的时候，他曾经以“年高体弱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但日本人未准。1月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军洗劫一空，连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经书都不能幸免。陶家的人后来在地上拾到日军遗留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据此陶锡三要求日本特务机关查询此事，但拖了多日后，日本人说“不知，无从查询”。

　　是不是日本人因对陶锡三提出辞职不满，借机打击报复？张连红认为，倒不一定。他判断，是当时日本军方对自己的士兵已经控制不住，“这才恐怖，连协助日军维持秩序的自治委员会会长的家都要抢，说明多么混乱，屠杀抢劫有多么严重。”

　　陶锡三于2月10日再次提出辞职。他的辞职书写得很酸楚：我已于元月25日向委员会提出了我的辞职申请……我已两个月没有尽义务了，也没有关心委员会的工作……“锡三笃信神权，办理道院、红卍字会，历十有六年，向守令章，不闻政治。此次为维持治安，追随日人之后，本已推举正副会长有人，乃在领事府集会时，忽被前机关长佐方先生临时变更，推重锡三，田中领事等从而赞助。虽声明卍会职员不能参与政治，固辞不获，勉暂担任，以让贤能，曾经当众声明。孰知冥冥之中，已受谴责，午夜焦思，百感交集。……”

　　日本人后来让副会长孙叔荣继任了会长。但是，孙叔荣的会长做得很短。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起一个新的伪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自治委员会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抛弃了。

　　而“维新政府”也不过存在了两年，到1940年3月30日，它又被日本扶植起来的汪伪政府所取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中国都在清算汉奸。1947年3月25日，在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军事法庭上，郭岐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到现场，一个小时的证言宣读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几乎人人热泪盈眶。三天后，谷寿夫被执行枪决。

　　而在大约一年前，1946年的4月，陶锡三被法庭判处了两年徒刑。“以他当过自治委员会会长一职，可以说是汉奸头子，这个判决是轻的。”张连红说。“陶在汪伪时期还出任过日本人办的‘大民会’的副会长和汪伪的‘立法委员’。但实际上都是空衔，他没做什么事。我们从历史资料上也查不到他利用职权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记录。”

　　陶锡三于1948年4月刑满出狱，两个月后，在南京病逝，终年73岁。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他可能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为他的选择付出他的代价。

　　四、伪军：摇摆中枪杆子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本刊记者 刘永峰

　　1938年7月6日，天气溽暑，要在平时，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可北京通县的一所校园内，却人头攒动，场面熙攘而略显混乱。少数掌事的人正紧张忙碌着，而大部分人的脸上则是陌生奇怪的表情。稍许奇怪的还有，当抗战开始，多数学校都已纷纷南迁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一会儿就要在这里举行。

　　这所学校就是刚刚成立的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齐燮元原是北洋军阀头目，他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与日本军方往来密切，后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负责军队、警察事务。1938年4月19日，为组建华北治安军，临时政府发布“会字第一百七十五号令”，开始着手筹备军校，并让齐燮元兼任校长一职。齐闻令后，“于即日就职”，并在“友军”相助下，迅速筹办一切。于是，不足半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就已“在通县校址组织成立，开始办公”。

　　又仅仅十日后，经过投考、笔试、口试一系列程序，被“录取”的百余名学员便稀稀拉拉地出现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由于学员人数太少，伪临时政府治安部不得不于6月底7月初，“续招新生二百八十名，并规定于北京、天津两处设招生办事处”，开始了第二次招考。

　　于是，当7月6日，齐燮元对着台下表情各异的近三百名学员说，祝贺各位被陆军军官学录取的时候，我们不清楚主席台上的齐燮元及台下的众多青年，心情是否会因这个仪式而感到欣慰。我们只是知道，这已经是该校短短两个月来的第二次新生开学典礼了。

　　“建军”

　　起初，日本欲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在中国战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以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好集中精力应付他未来在亚洲大陆扩张的预设对手——苏联。因而，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军事上势头正盛又颇为自信的日本军队，于其占领区内只是临时拼凑起伪治安维持会，处理地方政务。对伪军反而并不重视，没有大规模收编投降的武装团体，更没有在关内建立一支正规伪军的打算。

　　甚至直到1937年年底，在颁布的《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依然这样规定：“中国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对一般的土匪，怀柔使其归顺后，“使其另谋生路”。

　　据资料统计，当时华北负责治安、警备的伪军计有原国民党政府北平宪兵队一千余人，冀东伪政权保安队所组成的警防队三个团约四千人，其他零星还有各地县警备队、连庄会、民团、保甲等武力，况且还都属于自卫性质的武装，力量可想而知是相当薄弱的。另外，这些武力名义上虽为齐燮元统领，但实际由日军控制和指挥。

　　对此，齐燮元亦感到不满。像大多数投敌的政客一样，齐燮元归顺日本也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自上台之后，他便积极培植私人势力，将其“心腹”、“密友”、“同乡”等关系密切人员安插在治安部要害位置。

　　不仅如此，齐燮元还想另外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于是，1938年，齐燮元向日本人抛出了一个“先设学、后建军”的方案。

　　此时，日本速战却无法速决，中国广大的土地使得日军像被吸进泥泽一样，在对华战事中越陷越深。兵力开始不敷分配；有限的军队只能控制各中心城市及重要交通线，而八路军乘机在其缺乏控制的农村展开活动，使得日军前后受困。人力补充不及和兵力不敷运用的难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日军。于是，日本改变了初期的策略，开始重视在伪政权下编组伪军的政策。

　　正因此，日本很快同意了齐燮元关于筹建军校的提议。1938年5月1日，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通县成立，后来，华北治安军的下层干部便差不多都出自这里。此后，为满足伪军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华北陆军宪兵学校、华北陆军军士教导团、华北陆军军官队及治安军各专业班队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也拉开了华北治安军组建的大幕。

　　政治的失意者

　　在华北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众多新生并没有太多欣悦的心情来笑对台上的官员们，反倒齐燮元是得意的。因为待华北治安军的大旗一树，他便是该军总司令，而到时他的势力将覆盖整个华北沦陷区。这是他早年的夙愿，但在他的年轻时代，他也许不会想到早年抱负的达成，竟要由一个“汉奸”的身份来换取。

　　晚清秀才出身的齐燮元，自决意从军之初，便已表露了远大的志向。资料记载，“其人自视颇高，不愿居人下，久思独树一帜”。1930年，齐燮元在中原大战时跟随阎锡山，任江北招讨使。兵败后，他从此隐居在天津租界，颇有郁郁不得志的感慨。1937 年华北沦陷，齐燮元便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造成个人的势力，以遂其封建割据的野心”。

　　齐燮元的建军计划，显然是有意仿效黄埔的模式，功成之后，他以校长自任，大权在握，到时即便面对日本人也不用再屈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得到青年的热情响应。

　　虽然治安部规定，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专招收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之学生”，但“汉奸”的名声往往令真正的学生望而却步，以至于前去投考的，“有些游手好闲的小流氓，也有些小公务员，也有青年的旧军人，其他杂牌伪军警防队的勤务兵都能报名投考”，成分极为复杂。即便这样，第一次招考，报名并笔试及格者也只有 177名，由于人数太少，口试时全部被录取。一个月后不得不又一次组织招考，第二次招考，合格者268名，而实际报到者远不及此数。在华北其他军校，从各地强征而来的学员入校后，“坚请退学”，或逃之夭夭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齐燮元这一理想的“建军”模式，从一开始便举步维艰。

　　然而，军校征收学员的困难，却没有阻碍接下来伪军数量的激增。当日，像齐燮元一样在国民政府中因仕途失意，转而投伪的军队将领并不在少数。如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胡毓坤，西北军将领刘郁芬、郑大章、门致中，保定军校出身的叶蓬、任援道。这些将领在国民党政府中往往是非主流的军人，“时常感受到被黄埔嫡系歧视或压迫，或与其他国军冲突及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伪”。而即使是中央军嫡系顾祝同部的高级军官潘干丞，也因内部人事嫌隙而投伪。

　　中央军内部派系的倾轧，并没有因为全民族抗战的背景而有所缓和，蒋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旁系势力反而是常有的事情。例如，台儿庄战役中被严重削弱的孙连仲军队，大捷后便失掉了42军的番号，而一直不肯出战的汤恩伯却风光无比。这样的待遇总会让许多非嫡系的军人感到寒心。

　　后来任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孙良诚便是因此而投日的。孙本是西北军的一员悍将，所率部在西北军中素有铁军之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孙亦失势。抗战时，孙良诚奉命接受汤恩伯指挥。1941年汤恩伯将孙调为第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实欲借机吞并孙部。孙良诚拒绝后，汤恩伯则在对其军费补助上有意为难，常常供应不给，孙“处此境地便觉已是日暮穷途”。1942年，汤又免除孙良诚鲁西北行政公署主任职务。孙良诚不满中央军嫡系的刁难，屡被日军攻击后，“顺时就势，佯装战败被俘”。

　　投伪军官中，因个人野心，卖国求荣的，“汉奸”的名声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后委身于伪政权的，但又何尝不是出于自存自保的私心呢？他们清楚惟有军队才是自己的身家，一旦在抗战中拼完，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伪后，不仅可以保住队伍，还可以从日本得到精良的武器装备，丰厚的粮饷，反倒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孙良诚的幕僚王清瀚就曾私下表示：“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

　　基层力量

　　除中央军投敌的之外，地方武装力量也是伪军的重要来源。

　　沦陷区内，基层乡保长武力经常是连名称都未更改，便和平地转变到伪政权属下。日军为了便于统治，常利用中国既有的地方势力，对保甲长采取怀柔与强硬控制并行的政策。乡保长降日的原因除了个人利益外，也很难排除保卫家园的苦衷，“许多保甲长为了幻想保全地方，不受糜烂，是会向敌人敷衍的”。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这些基层的武装头目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态。《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写到： “保甲长即使背负着汉奸的耻辱，也有对日军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也由于他们害怕国军不能容纳，又怕抗战会失败，始终存在着观望的心理。”

　　另外，一些民间武力及帮会、秘密宗教武力等也往往是日军争取的力量。这些民间武装领导人通常是当地有声望的士绅，他们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建立伪政权和伪武装。例如曾任军职的郭绍绪，在日军占领豫西伊川县的家乡后，“为使乡亲免遭更大的祸害，他出任为团长。”

　　至于各地的帮会、秘密结社，态度上则极为复杂，“有亲日的，亦有被赤化者”。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军事压力下，某些帮会也被纳入治安肃正和治安强化的道路，成为伪军。如豫北滑、淇、封等县伪军多由会门操纵，许多会门被日军收编，如天门会、一贯道、圣贤道、天仙妙道等。山西西南部绛县一带很是普及的红枪会，约有武装二万人。日军到来后，便以红枪会会长出任绛县伪县长，红枪会成员随之成为该地领导阶级。而苏南地区盛行的青帮、红帮、刀会等封建帮会，也是日本与国、共两党不断争夺的势力。

　　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伪军人数也从1938年的78000人急剧上升到了145000 人，而日本投降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200余万，远远超过了在华日军的人数。他们有为生计所迫投敌的，有为了保全身家生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而投伪的。1941年，豫皖苏边区有超过二万人的伪军，领导者有地方豪绅、退伍军人、甚至部分土匪、流氓、地痞。其内部成员及装备都不一致，各有系统。有单纯为自存自保的，多数人则各怀鬼胎，故有利害冲突时，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锐。

　　左右摇摆

　　1942年，孙良诚投伪之时，曾以三件事要求日方允诺，即“不打重庆队伍”、“不要日籍顾问”、“不直接受命于日军”。孙良诚在投伪之后，也依然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3年5月，孙良诚通过张雪山向蒋介石转告，自己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时，将继续与吴化文、张岚峰“团结一致，以待时机”。

　　如果说孙良诚部因为实力较强，在国、共、日三方夹缝中还有些自主空间的话，那么更多战斗力差的伪军队伍，在政治立场上左右摇摆的特色则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地方武装，日伪军来时，他们打起伪军旗号守住据点，日伪离开，他们又主动恢复国军旗号。 1944年，豫西土匪首领李万如到豫西发展时，就公开宣布他是两面吃：“如果国民党不再回来，日军长期占领，他带有汪主席给他的新中国33军军长的印信。要是国民党回再回来，他还带有蒋委员长给他的豫西国民党军22纵司令印信。不管谁来都能存在。”

　　在国、共、日伪激烈斗争的地区，如苏南茅山、丹北等地的伪地方武力与伪基层政权为了自保，也常随着该地区各个强权间的实力变化。1940年当中共不再将这些人视为汉奸之后，“他们也暗中向中共诉苦，答应掩护中共人员，并为中共征收救国公粮。但若环境不利于中共，他们就疏远中共，倾向伪方。”(《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

　　像孙良诚一样，多数伪军都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国民党为发展沦陷区势力，也常暗通收编伪军。1940年之前，直接策划伪军反正是其主要目标。但此做法容易引起日军攻击，被反正的伪军有覆灭之虞，这样，国民党不仅难以在沦陷区发展实力，还要负担大量反正伪军的经费开销，风险及负担都很大。

　　后来国民党将政策调整为“以敌养伪，以为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资源供养他们。1942年，蒋介石在给安徽李仙洲部的密令中，便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和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划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共产党在和平收编伪军上则困难重重，为了迫使实力较弱的伪军屈服，共产党在抗战早期往往采用直接攻打或威吓的方式，结果并不理想。百团大战后，日军与伪军合作，加强扫荡，使共产党军队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这时，共产党汲取之前僵化政策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伪军的家眷、身世、其兴趣爱好、朋友关系等，通过其家属、亲戚、朋友，间接鼓动他们抗日，或寄送信函暗中争取，使其就地潜伏于日军处。积极向伪军内部渗透，“以敌养伪，以为我用”的策略同样被共产党所采用。共产党利用地下党组织积极吸收伪军军官入党，与伪军建立联系，但并不要求他们立刻反正，“争取长期埋伏，求得将来的有利时机”。

　　1945年5月，中共方面就曾派人到孙良诚处，劝说孙及其部下赵云祥、王清瀚投共。孙良诚苦笑说： “我当了汉奸，脸上已经抹了一道黑，现在又叫我投八路，给我脸上再抹一道红，我孙良诚岂不成了一个花脸。”此事暂时作罢，但孙却没有堵死与中共联系的管道，让中共人士留在了王清瀚部。

　　结局

　　抗战临近结束，国、共在对伪军的争取上展开激烈的争夺。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绝大数伪军选择了投靠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对伪军一视同仁，因此国民党对于实力较强的伪军予以收编，而对武装或战斗力差的部队则采取了淘汰裁编的策略。

　　在政治与人际的考量下，那些缴出兵权，或是实力差的，或是因人事纠葛的因素，被法院或地区最高指挥官以汉奸的罪名判处死刑及各种徒刑的，也比比皆是。

　　1945年，已失掉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位子的齐燮元，日本投降后随即被捕。在审判庭上，与中央军嫡系没有太多联系的他，只能强辩说，汪精卫、蒋介石才是汉奸，他们都听外国人的，而“我齐燮元不是汉奸，我只听我自己的”。然而这套理论并没有阻止他作为汉奸被处死在南京雨花台。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原防地驻守，“等待接受整编”。按照部署，孙重归汤恩伯指挥，孙良诚再见到汤时，却被汤以“胜利者的姿态”，很是“嘲弄了一番”。

　　原本杂牌军投伪的部队被国民党整编过来后，与中央军嫡系的矛盾再一次被树立起来，这为后来他们又大批反蒋投共埋下了伏笔。有台湾学者甚至认为大量被裁伪军后来投共，是造成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此说虽有些牵强，但那些曾经的“伪军”，确实又在一点点影响着国民党的前景。

　　附：“伪军”概念及组成

　　“伪军”是个群体的代名词，他们是指1930年代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曾经接受日军或伪政权赋与番号的中国武装团体。典型有黄淮平原的孙殿英、张岚峰、孙良诚与庞炳勋，山东地区的吴化文、张步云，以及兼有国军与伪军番号的赵保原，内蒙地区的李守信集团，江苏地区的郝鹏举、李长江集团与任援道等。

　　伪军的组成，除了各个政权的正规军，也包括特工、部分掌握军权的中央与地方文官、地方的保安队、自卫团、帮会、秘密宗教、土匪、甚至部分拥有武力的基层乡保长等等三教九流人物或团体均是。可以说伪军是个庞杂、分散，甚至有时互有渊源、互相勾结或斗争的群体。

　　伪军的形成与数量是依据日本在中国及世界局势发展的需求而有所转变。九一八事变迄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对伪军的措施是组建伪满洲国与内蒙两个“国家”的正规军及其他武力，以保护伪政权。冀东伪政权的伪军是非正规军的自卫武力，目的是保境安民与协助日军与伪政权维护治安。1938年华中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后，日军已有在中国长期作战的打算，故让任援道组建正规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抽调部分到外地作战，在华兵力不足，必须运用更多伪军，刚好许多国民党杂牌军及其他地方武力面临困境，加入伪军，造成伪军数量大幅膨胀。(资料来源：刘熙明著《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