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当年朝鲜为何支持中国猛打越南
李奉先博客 2009-10-04 10:41:32
人说"一碗米养个恩人，一斗米喂个仇人"，公元1979年之后，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觉出这句话的分量。
有些事想起来真让人啼笑皆非。记得1977年11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还在说："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情至义尽的讲话：‘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话音刚落，越南的军队便用中国的枪支朝中国边防军开火了......
古往今来，像越南这样翻脸如翻书的国家，笔者还是第一次遇到。恩将仇报之速度啊，恐怕亦开古今之先河。
本来，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最喂不饱的白眼狼是古巴的卡斯特罗，反华最凶。最翻脸不认人的是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没想到越南当局的以怨报德的速度亦是如此之快。一时，中国震惊，世界哗然。
但当时的中国起初选择的是沉默，而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依然故我。中国政府忍无可忍，1979年2月17日，中国出动陆军、装甲兵、炮兵几个师的兵力，在空军的掩护配合下，向越南北部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在中越战争正酣之际，国际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们且听：
1.老挝政府发表声明："老挝政府和人民对这一不愿看到的新事件感到十分遗憾。老挝政府不变的立场是：呼吁双方谈判解决问题。为给双方进行谈判创造条件，所有中国军队必须从越南领土上撤走！"明显，老挝公开支持越南当局；
2.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重申："中国趁为时未晚的时候尽快从越南撤军！"听得出，苏联对中国成见日深。警告的口气，比较生硬，比较霸气，但中国不是纸老虎；
3.美国政府声言："中国有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的政治中发挥有影响的作用。但中越要和平解决争端。"美国态度很明朗，在苏联因素下，中美结盟已见端倪。不仅如此，美苏两国的军舰在东南亚加紧了活动；
4.英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声明："已经正式停止再对越南提供经济援助，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文字没有提到"中国"字眼，两国态度耐人寻味；
5.法国政府指出："越南被迫放弃了柬埔寨战线以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中越边界上。为了吓唬中国，苏联已再三扬言要加入这个角逐场。然而，看来它不会冒同中国发生任何重大对抗的风险。"足见，法国措辞直截了当，入木三分，因为反感苏联霸权，法国有向中国倾斜的意向。
6.日本内阁政府："对事态发展表示遗憾。"这是个简短而极具例行意义的外交用语，由于日本外交长期追随美国，其态度自然是观望。
接着是东南亚国家，由于不敢贸然开罪中国，它们在声明基本上是以劝和为主。措辞因过于谨慎而似乎显得不关痛痒。只有新加坡对越南的经济恶化深表忧虑。
此后，我们从下面几个国家和地区发现，它们几乎都是旗帜鲜明支持中国的。
首先，是中国香港地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中国军队被迫动武，这还是第一次。苏联人煽动一场同中国的战争，有双重目的。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它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这个方面。但对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中国将能够更好地反对它的侵略计划，另外，还能更好地对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第二个目的更为重要，莫斯科感到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除了亲苏阵营外，全世界都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在中国人看来，河内连续不断地挑衅以及它拒绝认真谈判解决争端，终于造成了北京不能容忍的局势。
外界媒体发出这样的感慨:香港媒体首次一边倒地支持中国，也是首次为中国政府说了公道话。这说明民族感情最终战胜意识偏见......当时，台湾时评分析家说，"北京似乎想尽它的所能，能摧毁多少防御工事就摧毁多少，能消灭多少越南主力部队就消灭多少。"言下之意，是关注中国大陆的最新军事进展的。
其次，巴基斯坦政府的外交声明颇伤越南自尊心。巴基斯坦说："中国的这次进攻显然是为了使河内在印度支那疲于奔命和向全世界再次证实北京不是纸老虎。"这样大胆而直率的表态，其实均在情理之中，毕竟印巴战争刚结束不久，巴基斯坦对暗中支持越南的印度表示牵制，且中巴军事合作亦更加紧密。
其三，笔者重点要谈的是朝鲜对越态度。
朝鲜本来与越南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且金日成奉行斯大林主义路线，他的态度倍受东西方关注。特别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几乎毫无例外地同声谴责中国，除南斯拉夫之外的所有东欧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在欧洲的盟友阿尔巴尼亚都公开站在了越南一边。然而当时明确支持中国的居然有北朝鲜的金日成！
金日成居然能够抵制克里姆林宫压力，且用语明晰地说：
"由于抱有野心、无能和愚蠢，越南领导人已使他们的国家走到经济毁灭的边缘，危害自己的民族独立！一个不知深浅与中国作战的国家注定会失败的，朝鲜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
我们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朝鲜的每一句话都是贬损越南支持中国，金日成既不中立，又不躲让，而是坚定支持中国的正义行动，并沿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本身是对这场战争性质的定位，即越南入侵中国，中国自卫反击。从外交上，金日成为中国军事行动背书；从战略上，金日成明确疏远苏联，公开挺中行动。可以说，金日成是百分百地站在中国立场来支持北京的。
1979年，金日成已经着手培养他的长子金正日做接班人，国防委员会具体事物，金正日开始涉足管理。据说，金日成所制定的对华路线，受到长子的大力拥戴的。
问题是，金日成父子缘何公开支持中国猛打越南？他们与越南当局有什么过节吗？什么使他们用词如此激烈呢？笔者认为：
1.金日成父子与当时中国历届领导人沟通渠道畅通，中朝友谊经受抗美援朝后的时空考验。当年中国为朝鲜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而金日成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心存报恩思维。此次邓小平决定惩罚越南时，朝鲜出于正义与义气选择坚定支持中国；
2. 朝鲜受中国政策影响，因厚待西哈努克，不惜惹恼越南。之前，金日成在平壤建立反越基地，当然引起越南当局不满与抗议，朝越双边关系也随之在上个世纪冷淡,两国几乎中断了一切联系。所以支持中国惩罚越南，亦是情理之中。
3.金日成父子认为就中越战争的结局，战略格局上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东北亚。美国担心莫斯科向中国军队发难，特派第七舰队在日本冲绳岛西南二百海里的海面上进行了导弹射击演习。而英国打算遵守其诺言向中国出售鹞式垂直起降喷气式飞机和其它可能的武器，这一切，战略格局明显向中国转移。
4.金日成本人没有制定中立政策这一性格因素。事实证明，朝鲜多年来，一直具备这一鲜明个性，金正日上台后，继续拒绝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军事上主张武力至上，外交上喜欢剑走偏锋。
5.金日成明白这场战争实质上是中国反对苏联霸权的引申与延续，而当时朝鲜与苏联关系亦时有紧张。中国人从两条战线向越南开战，但是他们打仗时一只眼睛则盯住中苏交界的北部边境。朝鲜人觉得事关自身利益，不可能袖手旁观。当中国军队进攻越南的时候，亚太地区忧虑地注视着。
6.朝鲜当时亦存在为中国讲公道的趋向。当邓小平在与美国记者谈到这次战事的目标时说："我们的目标，只是要打破越南自吹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神话，我们并不想占领土地。此外，还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朝鲜立即发表社论，说"所谓‘为所欲为'，是指既侵老挝，又数百次侵入中国。可见金日成等人还是能够准确判断中越间的是是非非。
后来，事实也证明，1979年，金日成父子通过各种外交渠道支持中国，他们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恩之情，是毋庸置疑的。
30年过去了。抚今追昔，令人嘘唏：如果中国军队决定再惩罚越南时，金正日还会像1979年那样铁定地支持否？
2009年10月12日月曜日
2009年9月14日月曜日
朱镕基这样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
朱镕基这样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
中评网 2009-09-13 16:56:16
日本《日本新华侨报》9月13日载文《朱镕基亲自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摘要如下：
铮铮风骨，掷地有声。读着《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有关中日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的回答，一种敬佩感油然升起。
2004年10月14日，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日本，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并在该台与100名日本民众举行电视对谈。当著名的TBS新闻节目主持人筑紫哲也针对历史问题提出“中国一再要求日本道歉，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的问题时，朱镕基这样回答：“我这一次就没有要求日本人民道歉。我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当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当时的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没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同样是在这次电视对谈中，一位日本中年男人提问：“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请问总理对此有何看法？”朱镕基的回答是这样的：“南京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我不愿意提这个事，你要提这个事，我就告诉你，那完全是事实。”
2天以后，也就是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读卖新闻》记者在会提问：“在TBS电视台的市民对话中，你提到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中国今后是否继续要求日本在正式文件中就历史问题向中国道歉？”朱镕基面对这种带有挑衅色彩的问题沉稳地回答：“我在TBS电视台的采访中确实指出过，在任何的中日历史上的正式文件中，日本没有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道过歉，这是事实。但我也指出，中国一贯高度评价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对亚洲人民做出的正式声明。‘道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都要以史为鉴，创造世世代代友好的明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显然，朱镕基并不回避历史，而且还在讲述着历史的真实。曾有人说，与日本人谈论这段历史，要么不谈，要谈就不要谈概念，一定要谈出一段真实，让其无法回避、无地自容。对于这个“道歉”的问题，包括中国“对日新思维”倡导者等的文章中，都替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是日本至少已经在不同场合向中国进行过21次道歉了。很是显得有些委屈。但是，在朱镕基的“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的结论面前，这个“21次”就显得有些苍白和诡秘了。
朱镕基是大国总理，一句“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尽显泱泱大国总理的胸怀。更让人感怀的是，朱镕基在一次又一次地教着日本人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2000年9月21日，朱镕基在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学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时表示：“日本方面有些举动引起了中国人民感情上的强烈反应。比方说参拜靖国神社，你们也许认为这不违反宪法，但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甲级战犯，这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所有日本国内的舆论都应该考虑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不要做刺激或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2000年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上又指出：“我们双方都避免做刺激对方人民感情的事情。”
就是这样，朱镕基苦口婆心地一次又一次地教给日本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回望中日关系发展史，如此从感情的角度唤国、唤人、唤心的中国政治家恐怕还是不多的。
再看日本政治家当中，并不是没有人懂得尊重中国人民感情的重要性的。日本已故政治家宫泽喜一在担任官房长官期间就通过自身的的努力为确立日本历史教科书检定制度中的“考虑邻近国家感情的原则”奠定了基础。当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宫泽喜一公开提出批评，指出他“没有考虑到那些被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知识，这样的政治家在日本显得凤毛麟角。
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事实也证明，当中日关系发展顺利的时候，一定中日两国领导人都非常关照对方国民感情的时候；当中日关系发展不顺利的时候，大多是日本政客忽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肆意妄为的时候。因此，“感情”已经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一把关键的钥匙，日本政治家应该学会如何使用它。
中评网 2009-09-13 16:56:16
日本《日本新华侨报》9月13日载文《朱镕基亲自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摘要如下：
铮铮风骨，掷地有声。读着《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有关中日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的回答，一种敬佩感油然升起。
2004年10月14日，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日本，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并在该台与100名日本民众举行电视对谈。当著名的TBS新闻节目主持人筑紫哲也针对历史问题提出“中国一再要求日本道歉，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的问题时，朱镕基这样回答：“我这一次就没有要求日本人民道歉。我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当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当时的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没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同样是在这次电视对谈中，一位日本中年男人提问：“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请问总理对此有何看法？”朱镕基的回答是这样的：“南京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我不愿意提这个事，你要提这个事，我就告诉你，那完全是事实。”
2天以后，也就是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读卖新闻》记者在会提问：“在TBS电视台的市民对话中，你提到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中国今后是否继续要求日本在正式文件中就历史问题向中国道歉？”朱镕基面对这种带有挑衅色彩的问题沉稳地回答：“我在TBS电视台的采访中确实指出过，在任何的中日历史上的正式文件中，日本没有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道过歉，这是事实。但我也指出，中国一贯高度评价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对亚洲人民做出的正式声明。‘道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都要以史为鉴，创造世世代代友好的明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显然，朱镕基并不回避历史，而且还在讲述着历史的真实。曾有人说，与日本人谈论这段历史，要么不谈，要谈就不要谈概念，一定要谈出一段真实，让其无法回避、无地自容。对于这个“道歉”的问题，包括中国“对日新思维”倡导者等的文章中，都替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是日本至少已经在不同场合向中国进行过21次道歉了。很是显得有些委屈。但是，在朱镕基的“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的结论面前，这个“21次”就显得有些苍白和诡秘了。
朱镕基是大国总理，一句“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尽显泱泱大国总理的胸怀。更让人感怀的是，朱镕基在一次又一次地教着日本人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2000年9月21日，朱镕基在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学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时表示：“日本方面有些举动引起了中国人民感情上的强烈反应。比方说参拜靖国神社，你们也许认为这不违反宪法，但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甲级战犯，这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所有日本国内的舆论都应该考虑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不要做刺激或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2000年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上又指出：“我们双方都避免做刺激对方人民感情的事情。”
就是这样，朱镕基苦口婆心地一次又一次地教给日本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回望中日关系发展史，如此从感情的角度唤国、唤人、唤心的中国政治家恐怕还是不多的。
再看日本政治家当中，并不是没有人懂得尊重中国人民感情的重要性的。日本已故政治家宫泽喜一在担任官房长官期间就通过自身的的努力为确立日本历史教科书检定制度中的“考虑邻近国家感情的原则”奠定了基础。当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宫泽喜一公开提出批评，指出他“没有考虑到那些被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知识，这样的政治家在日本显得凤毛麟角。
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事实也证明，当中日关系发展顺利的时候，一定中日两国领导人都非常关照对方国民感情的时候；当中日关系发展不顺利的时候，大多是日本政客忽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肆意妄为的时候。因此，“感情”已经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一把关键的钥匙，日本政治家应该学会如何使用它。
2009年9月13日日曜日
德工程师:印度坦克和中国的一比吓一跳
德工程师:印度坦克和中国的一比吓一跳
新浪博客 2009-09-11 20:32:17
艾伦纽墁（德国MTU机械动力联合企业公司发动机整体部原设计工程师，2006年移居美国）：在我的工作经历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国家，并不是我的祖国，而是印度与中国。
这两个国家，我都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早期，我负责协助中国引进MTU公司的坦克系统柴油机动力。在那里时期，我与我的当时的中国同事。一起为中国引进生产线工作，而每日忙碌着。我并不是一个军事战略学家，但是，我是一名技术设计工程师。我知道也很清楚我的职责。中国人的发动机工厂，制造与生产模式，甚至他们的起居生活，都具有十分的严格地军事化色彩。我们在生产或者研制过程中，速度并不是很快。我们需要在几乎每一道关键部位时期停止下来，等待1名佩戴上校军衔的解放军监督人员的审核与验收他的话可以说"是最终的命令"。但是，他并非一名普通的军人，他与我一样，是一位坦克柴油动力系统专家。
在这里工作被安排的很严谨，但是你不必为明天你需要作什么？而去苦恼。工作流程的日志表单，会在当天晚间休息之前，发到你的手里。准确很有很有效率。我知道中国人聪明的特性，在车间内，他们无需我自己动手去制造，而是充当一名说教主义者。由7名年轻的中国技术人员，在听从我的指令。我可以做第一道检验。中国人在军备生产方面，以前比现在要严谨，谨慎。甚至有些局促不定。年轻者必须按照我的指令去完成他们的被安排的工作。这给我的压力很大。我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并不是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因此，在"指挥"期间，我总是出现一些令我自己遗憾的错误，而他们似乎没有任何不满的意见。
中国人的保障体系，在军工设备中，十分得当。他们的零部件具有与德国本土一样的完善的管理制度，当时缺乏的仅仅是计算机太少，人工很多。在当时中国人操作与管理记录中，很多是依靠人的手写来完成。虽然我不太懂得那些方块字体（中文）的含义。但是，前面标注的是按照德国规格的零部件编号，后面签注由工位编号，生产人姓名，日期，放置库内位置编号。在最后空格内，写有管理人员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几乎连一颗螺丝钉都有他严格地编号系统。库房管理人员，必须知道那些编号，那些库房存放编号。而这一切早期都是依靠人工。
在后期中国在军工企业大批使用了计算机系统。人员劳动程度似乎得到改善。但是他们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们似乎可以找寻出计算机录入人员的错误。他们脑子里面记录的数据，比DBASIII数据库系统还要准确。几乎没有错误。而在每个月中期，他们要进行比赛，项目主要是攀比记录能力。1个人说一个零部件编号，被考察者必须在几秒内回答他的编号，生产日期、工位号码、引进或者国产来源、签署人。等等！我的脑子可没有那么丰富。
总体上，中国军工给我的印象是，客观，严谨，正规。这十分复合我们这些被欧洲其他国家称作："呆板的德国佬"的德国人的工作习惯。这是我最大印象。另外，落后对于中国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名词，而不是动词。因此，中国制造的首批MTU885A柴油机，经过双方检验试验，是完全合格的优良产品。
在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哈立德"的前期，印度就开始申报研制"阿琼"主战坦克。印度人采取了与中国人一样的手法，近乎是模仿，一切零部件需要印度本国可以生产。在后来印度研制的1.1兆瓦柴油机，没有成功。因此，不得不选择我们的MTU883B。而MTU883B是我们给予中国人生产线的原始型号。MTU883B性能上不如中国人引进的MTU885A。
但是，我们达到那里以后，我看到的几乎是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场面。印度人做事情，太过于张扬与表面化。他们没有中国人那种严谨的谦虚的工作习惯，他们习惯于赶超，而且没有任何实际的能力。他们委派的技术人员，实际上技术能力低下，这与中国人给我的印象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对比。
印度人管理模式是照搬欧美形式，但是混乱与失误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代名词。他们没有严格地保障，管理体系。似乎根本没有人去关心零部件的研制。而且最大的不同是，印度人与我似乎难以沟通他们对我们的戒心比合作的心态要大很多。我们被安排在高档住宅区，这里根本不再场内。我们只是被命令低头去生产某个部件或者研制某个产品，而我们不知道他会用于"坦克"的那个部位。一些都是猜测。我的以往工作经验几乎，都在荒废。工作对于我来说，就像执行指令DB语言。
我们动力机械，是与印度联合生产的。在多次反复的试验，测试中，动力系统根本就是存在极大严重问题。MTU883B是一种中型柴油机，他并不适合安装在战斗全重超过45吨级的主战战车上。而中国人使用这种发动机，是安置在总重 40吨级的T79/69战车上。十分合理。但是印度军方提交的阿琼最初数据是45吨。已经超出了MTU883B动力承载能力。
最令人无奈的是印度所谓生产监督。他们可以蒙混与潦草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对于扭矩力度不足问题，似乎是视而不见，根本没有作出相应的说明报告。这样的机器拿出来，安置在重达50吨级的战车上，战车的车体是由克劳马菲公司协助设计的。战车试验行动仅仅进行了1次，加力启动速度时间，接近 15分钟，战车几乎没有任何机动可以说明。MTU883B是一款优秀的动力，但是首先他被赋予了超越自己的能力的车体上，其次，与他配合的传动方式，因该采用我们的MTY12型动力传输。但是，印度人盲目追求所谓"全先进"。而且面对中巴"哈立德"的进展速度，因此又大大缩减试验时间。
当我听到印度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研制主战战车的消息以后，我认为他们的决定是正确地，但是是来的很晚的一个决策。在一个几乎没有研制2代战车能力的工业基础上的国家内，首批自行研制起点，就定位与赶超德国"豹IIA4"主战战车。还要兼顾全部的先进与车体比重。这是不可想象的愚蠢。豹式战车，自重远远超越中国与印度甚至俄罗斯的。因此他可以获得如此防护。
德国与印度不同。在我们那里，我们的普通道路与铁轨，桥梁与涵洞承载60吨级战车，是可以的。德国设计师就是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的。但是，在印度，他们的桥梁承载42吨级战车就是危险程度了。怎么可以把豹II的身躯，拿到自己本土来？
org 在中国，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基础工业，包括建筑。他们十分清楚。中国南北跨度幅度相当大。气候随之不同。因此，中国人生产了2种适合中国不同地区的战车。但是即便中国最重99战车，今天也没有达到58吨级这个德国界限。而中国南方使用的快速轻型战车T1962型。仅有20吨级。
但是，中国人是依托自己建造T54/T55的成功经验走出来的。他们的基础设备，远比印度要完善，体系更加接近我们，更加优越。技术人员的特点，是精明而且忍受力很强。接受与融会很好。他们可以随意塑造自己的战车。自由度很大。这与中国人性格与印度人性格是一定关系。
中印两国在战车研制上，一个是迈着稳健，沉重的脚步，缓慢而又不失步伐的前进。另一个则是，盲目的胡乱的向前奔跑，结局自然很清楚。中国目前研制的99型战车，总体性能上，可以攀比欧洲战车。而印度的自主战车，却在今年终止了。这就是稳健与乱跑的根本区别！
新浪博客 2009-09-11 20:32:17
艾伦纽墁（德国MTU机械动力联合企业公司发动机整体部原设计工程师，2006年移居美国）：在我的工作经历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国家，并不是我的祖国，而是印度与中国。
这两个国家，我都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早期，我负责协助中国引进MTU公司的坦克系统柴油机动力。在那里时期，我与我的当时的中国同事。一起为中国引进生产线工作，而每日忙碌着。我并不是一个军事战略学家，但是，我是一名技术设计工程师。我知道也很清楚我的职责。中国人的发动机工厂，制造与生产模式，甚至他们的起居生活，都具有十分的严格地军事化色彩。我们在生产或者研制过程中，速度并不是很快。我们需要在几乎每一道关键部位时期停止下来，等待1名佩戴上校军衔的解放军监督人员的审核与验收他的话可以说"是最终的命令"。但是，他并非一名普通的军人，他与我一样，是一位坦克柴油动力系统专家。
在这里工作被安排的很严谨，但是你不必为明天你需要作什么？而去苦恼。工作流程的日志表单，会在当天晚间休息之前，发到你的手里。准确很有很有效率。我知道中国人聪明的特性，在车间内，他们无需我自己动手去制造，而是充当一名说教主义者。由7名年轻的中国技术人员，在听从我的指令。我可以做第一道检验。中国人在军备生产方面，以前比现在要严谨，谨慎。甚至有些局促不定。年轻者必须按照我的指令去完成他们的被安排的工作。这给我的压力很大。我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并不是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因此，在"指挥"期间，我总是出现一些令我自己遗憾的错误，而他们似乎没有任何不满的意见。
中国人的保障体系，在军工设备中，十分得当。他们的零部件具有与德国本土一样的完善的管理制度，当时缺乏的仅仅是计算机太少，人工很多。在当时中国人操作与管理记录中，很多是依靠人的手写来完成。虽然我不太懂得那些方块字体（中文）的含义。但是，前面标注的是按照德国规格的零部件编号，后面签注由工位编号，生产人姓名，日期，放置库内位置编号。在最后空格内，写有管理人员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几乎连一颗螺丝钉都有他严格地编号系统。库房管理人员，必须知道那些编号，那些库房存放编号。而这一切早期都是依靠人工。
在后期中国在军工企业大批使用了计算机系统。人员劳动程度似乎得到改善。但是他们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们似乎可以找寻出计算机录入人员的错误。他们脑子里面记录的数据，比DBASIII数据库系统还要准确。几乎没有错误。而在每个月中期，他们要进行比赛，项目主要是攀比记录能力。1个人说一个零部件编号，被考察者必须在几秒内回答他的编号，生产日期、工位号码、引进或者国产来源、签署人。等等！我的脑子可没有那么丰富。
总体上，中国军工给我的印象是，客观，严谨，正规。这十分复合我们这些被欧洲其他国家称作："呆板的德国佬"的德国人的工作习惯。这是我最大印象。另外，落后对于中国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名词，而不是动词。因此，中国制造的首批MTU885A柴油机，经过双方检验试验，是完全合格的优良产品。
在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哈立德"的前期，印度就开始申报研制"阿琼"主战坦克。印度人采取了与中国人一样的手法，近乎是模仿，一切零部件需要印度本国可以生产。在后来印度研制的1.1兆瓦柴油机，没有成功。因此，不得不选择我们的MTU883B。而MTU883B是我们给予中国人生产线的原始型号。MTU883B性能上不如中国人引进的MTU885A。
但是，我们达到那里以后，我看到的几乎是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场面。印度人做事情，太过于张扬与表面化。他们没有中国人那种严谨的谦虚的工作习惯，他们习惯于赶超，而且没有任何实际的能力。他们委派的技术人员，实际上技术能力低下，这与中国人给我的印象简直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对比。
印度人管理模式是照搬欧美形式，但是混乱与失误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代名词。他们没有严格地保障，管理体系。似乎根本没有人去关心零部件的研制。而且最大的不同是，印度人与我似乎难以沟通他们对我们的戒心比合作的心态要大很多。我们被安排在高档住宅区，这里根本不再场内。我们只是被命令低头去生产某个部件或者研制某个产品，而我们不知道他会用于"坦克"的那个部位。一些都是猜测。我的以往工作经验几乎，都在荒废。工作对于我来说，就像执行指令DB语言。
我们动力机械，是与印度联合生产的。在多次反复的试验，测试中，动力系统根本就是存在极大严重问题。MTU883B是一种中型柴油机，他并不适合安装在战斗全重超过45吨级的主战战车上。而中国人使用这种发动机，是安置在总重 40吨级的T79/69战车上。十分合理。但是印度军方提交的阿琼最初数据是45吨。已经超出了MTU883B动力承载能力。
最令人无奈的是印度所谓生产监督。他们可以蒙混与潦草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对于扭矩力度不足问题，似乎是视而不见，根本没有作出相应的说明报告。这样的机器拿出来，安置在重达50吨级的战车上，战车的车体是由克劳马菲公司协助设计的。战车试验行动仅仅进行了1次，加力启动速度时间，接近 15分钟，战车几乎没有任何机动可以说明。MTU883B是一款优秀的动力，但是首先他被赋予了超越自己的能力的车体上，其次，与他配合的传动方式，因该采用我们的MTY12型动力传输。但是，印度人盲目追求所谓"全先进"。而且面对中巴"哈立德"的进展速度，因此又大大缩减试验时间。
当我听到印度政府正式宣布停止研制主战战车的消息以后，我认为他们的决定是正确地，但是是来的很晚的一个决策。在一个几乎没有研制2代战车能力的工业基础上的国家内，首批自行研制起点，就定位与赶超德国"豹IIA4"主战战车。还要兼顾全部的先进与车体比重。这是不可想象的愚蠢。豹式战车，自重远远超越中国与印度甚至俄罗斯的。因此他可以获得如此防护。
德国与印度不同。在我们那里，我们的普通道路与铁轨，桥梁与涵洞承载60吨级战车，是可以的。德国设计师就是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的。但是，在印度，他们的桥梁承载42吨级战车就是危险程度了。怎么可以把豹II的身躯，拿到自己本土来？
org 在中国，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基础工业，包括建筑。他们十分清楚。中国南北跨度幅度相当大。气候随之不同。因此，中国人生产了2种适合中国不同地区的战车。但是即便中国最重99战车，今天也没有达到58吨级这个德国界限。而中国南方使用的快速轻型战车T1962型。仅有20吨级。
但是，中国人是依托自己建造T54/T55的成功经验走出来的。他们的基础设备，远比印度要完善，体系更加接近我们，更加优越。技术人员的特点，是精明而且忍受力很强。接受与融会很好。他们可以随意塑造自己的战车。自由度很大。这与中国人性格与印度人性格是一定关系。
中印两国在战车研制上，一个是迈着稳健，沉重的脚步，缓慢而又不失步伐的前进。另一个则是，盲目的胡乱的向前奔跑，结局自然很清楚。中国目前研制的99型战车，总体性能上，可以攀比欧洲战车。而印度的自主战车，却在今年终止了。这就是稳健与乱跑的根本区别！
2009年8月27日木曜日
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张承志 2009-08-26 22:47:57
一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
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象一个优美的女人又象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其中太深的东西。
百年以来两度侵略战争过后，尽管那么多的亲日派还活着，尽管一代代地在青年中被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媚日派，作为中国的基本舆论和心态的一个外观，就是人们对日本的普遍反感。今天，简单的说，我欣赏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气。
这不科学，也不认真，但是多少有着一点正义。
是否应该认真一些地归纳一次呢？我觉得应该也有必要。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认识只是昔日的仇恨，如果对于一个扩张的殖民主义传统只是反感而已，那么肤浅的反感是可以只隔一夜就变味的。从偏激地排外，到媚骨酥软变节卖国，其间只隔着一层纸。从挨人欺负而膨胀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到对内大汉奸主义对外大国沙文主义，也只有一步之遥。在批评人家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不是牢骚和取笑攻讦，人家也不是鸠山而是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严谨。
但是放弃批评更危险。半个世纪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时的名言，即所谓“以德报怨”，是错误的。在今天，日本的媒介几乎言及中国必怀讥讽，日本的许多人提起中国语必不恭。不是为了自尊，而是为了正义，可能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二
我也相当长期地在日本滞留。所以用滞留一词，是因为日本希望外国人只用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居日。根深蒂固的对岛国之外一切的恐惧，使日本的及其善良的国民总是小心翼翼地盼望外人最好快点离开。于是代表他们国家的警察和入国管理局就露出了狰狞的脸。据我个人的但是真切的感受，日本最可憎的两大物，一个是 gokiboli即一种大臭虫；另一个是简称“入管”的入国管理局人员。
岛国的闭塞性，是一个老得起茧的话题。据我看，他们一点也不闭塞；倒是文化小国的恐惧心理，酿制了日本的排外气氛。这首先对他们自己是可悲的：因为有着大量真诚的日本人渴望和世界交流，为了洗刷他们历史的家族史上的侵略者的淋淋血滴，他们做了不知多少努力。
关于日本红军的经纬，要费些笔墨讲清。
我总觉得，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现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他们使用土造的定时炸弹，袭击美国基地和美国大使馆。他们计划和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对驻日美军的拼死袭击，包括用火焰瓶烧美军飞机和机库。
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在越南战争发展到美军把战火延烧到老挝时，他们决心扩大包括抢劫银行在内的武装斗争。而同时的日本，著名的三里反对机场建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农民，学生和左翼活动家们组成了28000余人的队伍，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捆缚在木柱上，与两万多警察决战。在冲绳，由于美军占领军的军车交通事故(美军车轧死一名孕妇，但被美军事法庭判决无罪)，冲绳人愤怒了。在以前的侵略战争中，20万冲绳人死于战火，包括日本军的屠杀。冲绳是日本领内的一个特殊的反体制的岛。在意义重大的激烈的民众蜂起中，73辆美军军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 1971年，美日冲绳条约签字；一次就有92000日本人投入游行，其中837人被捕。再举一例：东京左翼学生抗议集会中被警察袭击，被捕数惊人地达到了 1886人。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在风起云涌的正义左翼运动中，日本赤军的青年进行了43件炸弹攻击。事实上是使用过炸弹312个，爆炸成功的仅44枚。
--无疑，我们中国今日的风流一代看了上述句子，一定会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而我，当我读着他们至今仍严肃地记录下的这些句子，和他们为实现这些幼稚的思想而作出的赌命行为时却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有一个突然唤起记忆的体验。
一个名叫坂口宏的年青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他在浅间山庄陷落时被捕。回忆录中他平静地回顾了赤军的历史。我边读边琢磨他的我很少见过的，平静恬淡的笔调。他们走过了复杂的路，我也读得心情复杂。但是，当回忆讲到国际形势，讲到他们不惜用一条命夺一只路口警察的手枪，不管狭隘的日本地理在山岳地带设置营地，决心采取了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针--从此也在事实上加快了毁灭的步伐时，我读到了下面一段：
1971年1月30日，美国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使西贡军侵入老挝境内；从而使战争扩大于整个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战争发展之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河内，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更大的侵略行动的话，中国将“不惜作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宣布了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势力的支持。
我记得这一小段往事。甚至连“新闻简报”上的周总理的英俊大度的风貌都记得。读时，我突然一阵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它记载了一个昨天的我们的中国。
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和充满错误，但是，就象周总理和毛主席象征的一样，我们是那么的正义，6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越的战争。当时的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门参加过示威游行。是我们，是中国革命有力地影响了他们。
可是必须说，又是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本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关于他们的行动，早就应该有人厚厚地写过几本书。可是在我们的接受日语教育的大军里，没有谁有这么一份正义和血性。那么我来干，尽管我只有写如此短短一篇的精力。尽管，我仍怀有一点奢想：我盼望我的文章换来专业的详尽介绍，改变我们对正义的可耻沉默。
三
不久前听到一句新闻：旷日持久的日本教科书诉讼以原告败诉结束了。我马上想起了一盆翠绿的万年青。
那盆万年青，是我赠送给一个日本老人的。在外国，我专程拜访一个人，而且见到后表示并无他意，仅仅想向他表示尊敬然后就告辞的经历--唯此一次。
那老人惊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着衣服觉不出他身上还有肉。我不详地想，他不会再活多久了。但我还在沉默之间是他先开了口。他说，据诊断他身上一共患有七种病，他呵呵笑着。
我不愿再看他那真正是骨瘦如柴的形容，只管把刚刚从花店里买来的万年青送过去，讲解了一些中国人对这种盆栽的常青植物的吉利说法。喝过一杯茶后我告辞了。我想，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这样做，但我一定要这样做。
著名的日本教科书诉讼案，是以家永三郎老人一个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进行的。这件事又是很难简单讲清--原谅我又要攻击我们亲爱的知识分子，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对祖国干系重大的事，他们就一定不介绍。即使低能也不是能解脱的解释，因为有些事作起来很简单：只须翻译些不难的资料(不是他们不懂的文学语言)，也不犯忌。
又是只能用几句话归纳全案。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政府审定中学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等国的侵略一词，改为一个汉字写作“进出”的词。这个词很暧昧，只能译为“进入，扩展，挺进”之类的意思。当然，修正不止如此一处而已，从用语到史实，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尽了掩盖，否认，粉饰战争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后一届届地教他们有点傻的学生。
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义，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诉，这就是长久以来，久久地震撼着日本的教科书诉讼案。此外，日本取消了原东京教育大学的建制并建立了一所唯一由日本文部省直接领导的大学--筑波大学，家永三郎取道清洁，也毅然辞去了大学教授之职。
诉讼案漫长地持续着。谁都知道，一人对政府的案子会有什么结果。笃信民主主义的人也许对家永三郎胜诉报有过希望，然而我想，日本不会出现这种结果，那里是一个透明的尼龙监狱。
日本，也许它的憧憬永远只是脱离亚洲充当西方一员。也许，它的导师，永远只有使侵略和殖民主义成为了世界秩序的英吉利。
它的逻辑是，怎么美国和澳大利亚不骂英国侵略呢？如果当年“进出”到印度的是日本；如果当年“进出”了香港，如今世界还不是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实？挨了原子弹还不让说“进出”，本来已经早早就“进”了日本的韩国不但又出去了，而且还禁止日语的文化运动！君不见大闹的民进党已经在讲“日本对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是重要的”，而且中国留学生的报纸也在这么宣传！
这才是他们心底的话。
世上确实有一种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讲出来的东西。它使世界成了如此景象。日本教科书诉讼案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本质。家永三朗以一人之身向国家的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坚持的正义。
于是我选定了那盆万年青。这桩案子耗日持久，官司打了约30年。家永诉讼案中牵连了广泛的哲学，历史，法律和思想领域的命题，可惜的是中国民众并没有听过几句介绍。
真正惊人的，我觉得还不是家永三朗的勇气学识；而是日本政府的寸土不让的顽强态度。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学生在学校学着的历史是：他们的前辈曾经“发展”到中国和半个亚洲。此事八十年代初曾酿成以韩国为首，席卷了香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的声讨日本的风暴。
风暴过去了，时代也过去了。
两三年前听说，教科书诉讼案以家永三朗败诉结案了；后来又听说诉讼还在继续，不知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我们的电视台和日本的电视台一样，对此事一字不提。最后在电视上听过家永三朗的简单表示，他说要彻底地争到底。诉讼案已是千丝万绪难以概述。世间已经差不多忘记了它，即使家永三朗还在呼吁但是人们已经听不见。一片无声，这个纷争之角已告沉寂。
我从这无声中深深感到了一种无义。时代和人对义举的冷漠，比什么残酷的判决都可怕。我有时偶尔想起那年我送的那盆万年青。事隔久远了，无论那盆植物还在不在，今天我觉得万幸，觉得自己那一天做得正确。
那盆万年青非常结实，叶片鲜绿肥嫩，枝干又粗又硬，阳光浴满的时候，它抖烁着耀眼的绿色光芒，充满生命质感。
它纵使渺小，但也是一份小小的意义。--在那种不说出口的阴暗心理中，他们在等着家永三朗的死。拖了30年，老人已是八旬。谁都想到了这一点，但是谁都不说。老人无疑也会常常想到这一点，也许，他有时也被阴影笼罩。那一天，当我送去了一盆植物时，当他听说有一个中国年轻人只是要向他表示--中国并非没有人理睬他的诉讼，当他发现那个中国人放下那盆植物就一去不返时，他会感到阴暗多少被平衡了一点么？
在新殖民主义正在逼近世界时，给殖民者阵营里的反体制派以正义，就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抵抗。世间正呱噪着合资合文，友情生财。但是，宿命的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天的关系形式，很可能只是战斗。
重要的是，不管世道怎样得胜，正义仍会象常青的生命一样，不断生长，不会决断。哪怕彻底地孤立，哪怕只有一个人。
四
浪迹天下，人会走过许多有缘分和没有缘分的地方。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与日本有什么缘分，特别是当它作为国家正处于一个歧视中国，并且恶意地盘算中国的时代的时候。但是对人和民族不能简单臧否，有时一群人或一个人就能平衡一个民族的形象。
我不是什么日本研究者，我对日本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波斯和巴格达繁荣的西亚，对哈萨克的天山，对未知的安第斯山脉，对我的黄土高原那么息息相关和感情深重。但是由于没有人写，那么我必须最低限地写一些有关日本红军，关于教科书诉讼，关于高桥和的文学，关于冲绳的历史。
而关于日本赤军的介绍不仅如此而已。他们也有复杂的一面，但唯他们是中国的以命相托的支持者和挚友。对这样的挚友的失义，会万劫不复地失去支持。
世间有一个关于日本的传说，基本是误解。
因为不仅要概括日本的味儿，讲清楚各种对我们很重要的，其他民族的传统和血统，情调和气质，更必须讲清楚恶和美。
据我看，只有他们的行为，才称得上代表了真正的日本味儿。那种孤胆的，无望的，疯狂的战斗，潜藏着一种使人回味不已的唯美精神。
他们的斗争只可能失败。只有在精神上，他们的一切才具有意义。一本本地读着，我体味到，在他们的轨迹中，与其说贯穿着争取胜利的努力，不如说充满着对于极限和纯洁的追求本能。
借这篇想了很久的文章，我总算多少还了心中的一个夙愿，或者说，减轻了一点负罪的痛苦。从一开始读到赤军的资料以来，这种负罪的感觉折磨了我很久。同时，我也大致地写清了我理解的日本。我想，我学习了它的优秀，也做到了对它的对立。我开始了对它必须的宣战，更深深地感知了它的美。
写到这最后一笔，我觉得异样的轻松和舒畅。
张承志 2009-08-26 22:47:57
一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
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象一个优美的女人又象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其中太深的东西。
百年以来两度侵略战争过后，尽管那么多的亲日派还活着，尽管一代代地在青年中被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媚日派，作为中国的基本舆论和心态的一个外观，就是人们对日本的普遍反感。今天，简单的说，我欣赏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气。
这不科学，也不认真，但是多少有着一点正义。
是否应该认真一些地归纳一次呢？我觉得应该也有必要。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认识只是昔日的仇恨，如果对于一个扩张的殖民主义传统只是反感而已，那么肤浅的反感是可以只隔一夜就变味的。从偏激地排外，到媚骨酥软变节卖国，其间只隔着一层纸。从挨人欺负而膨胀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到对内大汉奸主义对外大国沙文主义，也只有一步之遥。在批评人家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不是牢骚和取笑攻讦，人家也不是鸠山而是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严谨。
但是放弃批评更危险。半个世纪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时的名言，即所谓“以德报怨”，是错误的。在今天，日本的媒介几乎言及中国必怀讥讽，日本的许多人提起中国语必不恭。不是为了自尊，而是为了正义，可能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二
我也相当长期地在日本滞留。所以用滞留一词，是因为日本希望外国人只用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居日。根深蒂固的对岛国之外一切的恐惧，使日本的及其善良的国民总是小心翼翼地盼望外人最好快点离开。于是代表他们国家的警察和入国管理局就露出了狰狞的脸。据我个人的但是真切的感受，日本最可憎的两大物，一个是 gokiboli即一种大臭虫；另一个是简称“入管”的入国管理局人员。
岛国的闭塞性，是一个老得起茧的话题。据我看，他们一点也不闭塞；倒是文化小国的恐惧心理，酿制了日本的排外气氛。这首先对他们自己是可悲的：因为有着大量真诚的日本人渴望和世界交流，为了洗刷他们历史的家族史上的侵略者的淋淋血滴，他们做了不知多少努力。
关于日本红军的经纬，要费些笔墨讲清。
我总觉得，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现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他们使用土造的定时炸弹，袭击美国基地和美国大使馆。他们计划和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对驻日美军的拼死袭击，包括用火焰瓶烧美军飞机和机库。
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在越南战争发展到美军把战火延烧到老挝时，他们决心扩大包括抢劫银行在内的武装斗争。而同时的日本，著名的三里反对机场建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农民，学生和左翼活动家们组成了28000余人的队伍，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捆缚在木柱上，与两万多警察决战。在冲绳，由于美军占领军的军车交通事故(美军车轧死一名孕妇，但被美军事法庭判决无罪)，冲绳人愤怒了。在以前的侵略战争中，20万冲绳人死于战火，包括日本军的屠杀。冲绳是日本领内的一个特殊的反体制的岛。在意义重大的激烈的民众蜂起中，73辆美军军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 1971年，美日冲绳条约签字；一次就有92000日本人投入游行，其中837人被捕。再举一例：东京左翼学生抗议集会中被警察袭击，被捕数惊人地达到了 1886人。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在风起云涌的正义左翼运动中，日本赤军的青年进行了43件炸弹攻击。事实上是使用过炸弹312个，爆炸成功的仅44枚。
--无疑，我们中国今日的风流一代看了上述句子，一定会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而我，当我读着他们至今仍严肃地记录下的这些句子，和他们为实现这些幼稚的思想而作出的赌命行为时却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有一个突然唤起记忆的体验。
一个名叫坂口宏的年青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他在浅间山庄陷落时被捕。回忆录中他平静地回顾了赤军的历史。我边读边琢磨他的我很少见过的，平静恬淡的笔调。他们走过了复杂的路，我也读得心情复杂。但是，当回忆讲到国际形势，讲到他们不惜用一条命夺一只路口警察的手枪，不管狭隘的日本地理在山岳地带设置营地，决心采取了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针--从此也在事实上加快了毁灭的步伐时，我读到了下面一段：
1971年1月30日，美国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使西贡军侵入老挝境内；从而使战争扩大于整个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战争发展之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河内，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更大的侵略行动的话，中国将“不惜作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宣布了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势力的支持。
我记得这一小段往事。甚至连“新闻简报”上的周总理的英俊大度的风貌都记得。读时，我突然一阵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它记载了一个昨天的我们的中国。
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和充满错误，但是，就象周总理和毛主席象征的一样，我们是那么的正义，6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越的战争。当时的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门参加过示威游行。是我们，是中国革命有力地影响了他们。
可是必须说，又是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本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关于他们的行动，早就应该有人厚厚地写过几本书。可是在我们的接受日语教育的大军里，没有谁有这么一份正义和血性。那么我来干，尽管我只有写如此短短一篇的精力。尽管，我仍怀有一点奢想：我盼望我的文章换来专业的详尽介绍，改变我们对正义的可耻沉默。
三
不久前听到一句新闻：旷日持久的日本教科书诉讼以原告败诉结束了。我马上想起了一盆翠绿的万年青。
那盆万年青，是我赠送给一个日本老人的。在外国，我专程拜访一个人，而且见到后表示并无他意，仅仅想向他表示尊敬然后就告辞的经历--唯此一次。
那老人惊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着衣服觉不出他身上还有肉。我不详地想，他不会再活多久了。但我还在沉默之间是他先开了口。他说，据诊断他身上一共患有七种病，他呵呵笑着。
我不愿再看他那真正是骨瘦如柴的形容，只管把刚刚从花店里买来的万年青送过去，讲解了一些中国人对这种盆栽的常青植物的吉利说法。喝过一杯茶后我告辞了。我想，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这样做，但我一定要这样做。
著名的日本教科书诉讼案，是以家永三郎老人一个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进行的。这件事又是很难简单讲清--原谅我又要攻击我们亲爱的知识分子，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对祖国干系重大的事，他们就一定不介绍。即使低能也不是能解脱的解释，因为有些事作起来很简单：只须翻译些不难的资料(不是他们不懂的文学语言)，也不犯忌。
又是只能用几句话归纳全案。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政府审定中学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等国的侵略一词，改为一个汉字写作“进出”的词。这个词很暧昧，只能译为“进入，扩展，挺进”之类的意思。当然，修正不止如此一处而已，从用语到史实，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尽了掩盖，否认，粉饰战争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后一届届地教他们有点傻的学生。
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义，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诉，这就是长久以来，久久地震撼着日本的教科书诉讼案。此外，日本取消了原东京教育大学的建制并建立了一所唯一由日本文部省直接领导的大学--筑波大学，家永三郎取道清洁，也毅然辞去了大学教授之职。
诉讼案漫长地持续着。谁都知道，一人对政府的案子会有什么结果。笃信民主主义的人也许对家永三郎胜诉报有过希望，然而我想，日本不会出现这种结果，那里是一个透明的尼龙监狱。
日本，也许它的憧憬永远只是脱离亚洲充当西方一员。也许，它的导师，永远只有使侵略和殖民主义成为了世界秩序的英吉利。
它的逻辑是，怎么美国和澳大利亚不骂英国侵略呢？如果当年“进出”到印度的是日本；如果当年“进出”了香港，如今世界还不是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实？挨了原子弹还不让说“进出”，本来已经早早就“进”了日本的韩国不但又出去了，而且还禁止日语的文化运动！君不见大闹的民进党已经在讲“日本对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是重要的”，而且中国留学生的报纸也在这么宣传！
这才是他们心底的话。
世上确实有一种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讲出来的东西。它使世界成了如此景象。日本教科书诉讼案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本质。家永三朗以一人之身向国家的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坚持的正义。
于是我选定了那盆万年青。这桩案子耗日持久，官司打了约30年。家永诉讼案中牵连了广泛的哲学，历史，法律和思想领域的命题，可惜的是中国民众并没有听过几句介绍。
真正惊人的，我觉得还不是家永三朗的勇气学识；而是日本政府的寸土不让的顽强态度。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学生在学校学着的历史是：他们的前辈曾经“发展”到中国和半个亚洲。此事八十年代初曾酿成以韩国为首，席卷了香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的声讨日本的风暴。
风暴过去了，时代也过去了。
两三年前听说，教科书诉讼案以家永三朗败诉结案了；后来又听说诉讼还在继续，不知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我们的电视台和日本的电视台一样，对此事一字不提。最后在电视上听过家永三朗的简单表示，他说要彻底地争到底。诉讼案已是千丝万绪难以概述。世间已经差不多忘记了它，即使家永三朗还在呼吁但是人们已经听不见。一片无声，这个纷争之角已告沉寂。
我从这无声中深深感到了一种无义。时代和人对义举的冷漠，比什么残酷的判决都可怕。我有时偶尔想起那年我送的那盆万年青。事隔久远了，无论那盆植物还在不在，今天我觉得万幸，觉得自己那一天做得正确。
那盆万年青非常结实，叶片鲜绿肥嫩，枝干又粗又硬，阳光浴满的时候，它抖烁着耀眼的绿色光芒，充满生命质感。
它纵使渺小，但也是一份小小的意义。--在那种不说出口的阴暗心理中，他们在等着家永三朗的死。拖了30年，老人已是八旬。谁都想到了这一点，但是谁都不说。老人无疑也会常常想到这一点，也许，他有时也被阴影笼罩。那一天，当我送去了一盆植物时，当他听说有一个中国年轻人只是要向他表示--中国并非没有人理睬他的诉讼，当他发现那个中国人放下那盆植物就一去不返时，他会感到阴暗多少被平衡了一点么？
在新殖民主义正在逼近世界时，给殖民者阵营里的反体制派以正义，就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抵抗。世间正呱噪着合资合文，友情生财。但是，宿命的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天的关系形式，很可能只是战斗。
重要的是，不管世道怎样得胜，正义仍会象常青的生命一样，不断生长，不会决断。哪怕彻底地孤立，哪怕只有一个人。
四
浪迹天下，人会走过许多有缘分和没有缘分的地方。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与日本有什么缘分，特别是当它作为国家正处于一个歧视中国，并且恶意地盘算中国的时代的时候。但是对人和民族不能简单臧否，有时一群人或一个人就能平衡一个民族的形象。
我不是什么日本研究者，我对日本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波斯和巴格达繁荣的西亚，对哈萨克的天山，对未知的安第斯山脉，对我的黄土高原那么息息相关和感情深重。但是由于没有人写，那么我必须最低限地写一些有关日本红军，关于教科书诉讼，关于高桥和的文学，关于冲绳的历史。
而关于日本赤军的介绍不仅如此而已。他们也有复杂的一面，但唯他们是中国的以命相托的支持者和挚友。对这样的挚友的失义，会万劫不复地失去支持。
世间有一个关于日本的传说，基本是误解。
因为不仅要概括日本的味儿，讲清楚各种对我们很重要的，其他民族的传统和血统，情调和气质，更必须讲清楚恶和美。
据我看，只有他们的行为，才称得上代表了真正的日本味儿。那种孤胆的，无望的，疯狂的战斗，潜藏着一种使人回味不已的唯美精神。
他们的斗争只可能失败。只有在精神上，他们的一切才具有意义。一本本地读着，我体味到，在他们的轨迹中，与其说贯穿着争取胜利的努力，不如说充满着对于极限和纯洁的追求本能。
借这篇想了很久的文章，我总算多少还了心中的一个夙愿，或者说，减轻了一点负罪的痛苦。从一开始读到赤军的资料以来，这种负罪的感觉折磨了我很久。同时，我也大致地写清了我理解的日本。我想，我学习了它的优秀，也做到了对它的对立。我开始了对它必须的宣战，更深深地感知了它的美。
写到这最后一笔，我觉得异样的轻松和舒畅。
2009年8月26日水曜日
触目惊心：谁劫走了秦俑坑内的巨量兵器
触目惊心：谁劫走了秦俑坑内的巨量兵器
网易 2009-08-25 19:29:00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
本文摘自：《兵马俑真相》 作者：陈景元 出版：华文出版社
战国时期，各国拥有先进的铁兵器，秦国铁兵器在凤翔、咸阳、临潼均有出土，秦始皇宫殿入
口，都有探测铁兵器的设备，不见一件铁兵器的俑坑，没有理由属于秦代。俑坑底部和淤泥上部，呈现出几十年的时间差，吕不韦戈落在淤泥层表面，说明它只是在俑坑建成几十年之后，由外来人携带进来的。
俑坑中都是过时的劣等兵器
据说，在秦俑坑已经出土的近4万件兵器中，除1件铁矛、1件铁镞之外，其余剑、铍、戟、戈、矛、镞等，都是清一色的铜制兵器。为了证明俑坑没有铁制兵器的历史必然性，就要向外界推出一个"秦朝铜制兵器，并不落后、并不过时"的观点。有人说，俑坑出土的兵器是"无比锋利、无比精良"的，是当时"最先进、最完善的武器装备"。有人甚至还说，"秦王朝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冶铜工业"。这世界最大的兵工厂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俑坑的青铜兵器，是一种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对所有这些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根本不会有人出来去做一番认真的回答的。
有人说，俑坑的青铜兵器，与商周相比较，在冶炼技术方面大大提高了，这时以青铜材料铸造的兵器，既含铬又含镍，工艺复杂，加工精细，怎么能说它们不是一种先进的兵器呢？其实，兵器先进不先进，不要和早年的同类兵器比，而要和同时代自己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还要和同时代其他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有时候，自己拥有的青铜兵器，比过去是更好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如果和同时代出现的其他材料制造的兵器比，在质量、性能、锋利程度方面，差距立即就会暴露出来。青铜兵器先进不先进，一定要和当时用钢铁材料制造的兵器去比。
《管子》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铜矿资源匮乏，矿石的品位，一般在1％～2％左右，冶炼很困难，产量又很低；铁矿资源丰富，矿石的品位，一般在30％左右，冶炼很简便，产量却很高。有了资源和技术上的保证，所以到了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够"断山木，鼓山铁"炼出熟铁和生铁，还能够用熟铁渗碳，制造出各种钢铁的兵器。铁器时代拉开了帷幕，立即就登上了历史前进的大舞台，以铁制兵器为代表的先进武装，正式展示出新姿，铜制的兵器，哪里还有什么称霸的本钱！
在一个号称秦王朝精锐部队的众多武士手中，拿着的竟然都是已经过时的、落后的劣等兵器，该是一件多么大煞风景的事情啊！按照秦始皇个人的性格，他统帅的这一支庞大军队，战斗力应该是最强大的，装备应该是最精良的，车马应该是最优等的，兵器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就兵器而言，凡是诸侯六国拥有的先进兵器，他也必须要想方设法搞到手。如果作为一国之君，面对别国有最好的作战武器，却一直无动于衷、不思进取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蠢才。俑坑中，没有发现主战的铁制兵器，这本身就充分显示出，它们与秦王朝存在着一条时代的"鸿沟"。
什么叫时代"鸿沟"？请先来了解一下诸侯六国铁兵器生产的状况。战国时期的楚国，铁制兵器已经广泛地使用：湖南长沙、衡阳、郴州等地楚墓出土铁剑的数量就很多，长沙杨家山65号楚墓里有钢剑；长沙沙湖桥楚墓里有铁剑；长沙郊区楚墓里有铁剑；淅川 10号楚墓里也有铁剑；高至喜先生撰文说过："光是长沙战国楚墓中，就出土钢剑31把，长沙是楚国锻造钢铁兵器最发达的地区。"楚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章》中提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长铗，是一种刀身剑锋的、能刺能砍的长剑。湖南郴州楚墓出土的铁剑，长度达到了1.40米左右。齐国冶铁业的情况，从临淄发现的10万平方米的冶铁遗址中，看到了它的规模，遗址中出土有"齐铁官丞"之印，可见齐国已有冶铁主官。曲阜鲁国故城，也发现冶铁遗址。《战国策·齐策》说："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说明铁剑也是很长的。《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太康地记》也有"汝南西平有龙泉水，可以淬刀剑，特坚利。故天下之宝剑韩为众，一曰棠溪，二曰墨阳，三曰合赙，四曰邓师，五曰宛冯，六曰龙泉，七曰太阿，其剑皆出西平县，有铁官，是古铸剑之地也"的记载。
河北滦县战国墓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0米；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4 米。燕下都城内冶铁遗址有3处，最大面积为30万平方米。燕下都44号墓中，一次就出土92件铁制兵器，其中钢质兵器13件，铁质兵器62件，铜铁合金剑 20件（有钢剑15件、铁矛19件、铁戟12件、铁刀13件、铁胄1件），其中剑、戈属于特殊钢。剑长1.04米的赵国钢剑在大连被发现。魏国在安邑、皮氏、绛等地，均设有铁官，那里是巨大的冶铁中心。魏军曾以铁制兵器而称雄当世。史称魏军甲兵犀利，武卒均为重装步兵，披重铠、持戈剑，精良装备武装到了牙齿。
王学理先生在《秦俑专题研究》一书中指出："春秋战国以来，铁器登上了历史舞台，各国竞相以铁兵器装备自己的部队。楚国'宛巨铁，惨如峰虿'的铁剑，比当时最长的铜剑还要长出一倍。韩国的冥山、棠溪、邓师生产的铁剑，可以'陆断马牛，水击鹄雁 '。关东各国普遍地使用了铁制兵器。战国时代，用块炼法得到海绵铁，再用增碳办法制造高碳钢，并掌握了淬火技术。关东诸国用当时这种最先进的冶铸术制造钢铁兵器，并用来装备自己的队伍，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进步。相比之下，秦国确实略逊一筹。秦之铜剑，较之楚燕的钢铁长剑，却有小巫见大巫之嫌。"
《中国军事史·兵器》说："战国以后，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从此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杨泓先生在《中国古代甲胄》中明确地说过："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开始出现，遂使当时占据主要地位的青铜兵器黯然失色。"蓝永蔚先生的《春秋时期的步兵》也说，"自春秋末期铁兵开始出现，到战国初期广泛应用于战争，它不仅大大提高武器的杀伤能力，而且由于铁的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可以用来装备巨量的步兵。特别是连弩的发明，提高了箭的射程、射力、命中率和发射速度，使步兵能在宽大的正面上，有效地阻止密集整齐的车战进攻。"
秦代铁制兵器已成为主流
一面是诸侯六国铁兵器占有绝对的优势，一面是秦俑坑几乎看不见铁兵器的影子，应该说出现这种兵器方面的反差，本身就隐藏着一个考古论证上的学术危机。按照常理，秦国不可能脱离铁制兵器的发展轨迹，甚至还应该赶上或者超过各国的发展水平；然而，一旦承认和接受这种观点，那个只有铜制兵器、没有铁制兵器的秦俑坑，自然而然要被排除出秦王朝的时代序列。有人为了证明俑坑"无铁有铜"的过时兵器，仍然属于秦代正规军唯一的武器装备，只好违背历史事实，提出了一个"秦国资源匮乏、冶铁技术落后，而根本无力生产铁制兵器"的避让观点。
李诠先生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中说："秦国自古兵器不如近邻，铁兵较少，……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想其铁兵器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秦的铜兵器占多数，理其宜也。秦俑坑铁兵器极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但不是绝对没有，铁铤铜镞即是。"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一文中说："从秦国兵器铸造史来看，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所铸兵器，几乎全是青铜武器。统一之后直至秦二世元年，中央政府所铸兵器仍然是青铜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所以当时的秦军以青铜武器为装备。"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陪葬坑》中说："秦始皇在下销毁铜兵令后，秦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继续铸造铜兵器。如始皇二十六年蜀守武戈和陇西守戈，始皇二十七年上郡戈、三十三年诏吏戈，以及秦二世元年丞相李斯督造的石邑戈等，就是明证。"他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之中，甚至还提出一个更惊人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铁制兵器要全面取代铜制兵器是秦代之后的西汉中晚期，直到东汉才最后完成，不用说秦代军队，不可能有大量的铁制兵器，即使是当年的六国军队，也谈不上以铁制兵器武装起来。总之，无论是哪个国家，仍然都在使用铜制兵器！
考古学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十分讲究逻辑性和科学性，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不能说成"有"；或者把本来就"有"的东西，偏偏要说成"没有"，如果真的在"学术论坛"上，出现了这一类极不正常的语言，那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不知张占民先生说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这句话，有没有更多的佐证材料。张先生在未做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把众多秦墓出土的铁兵器开除出秦国、秦朝的军籍了！
据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第208页上的材料可知：在湖北宜昌前坪出土的1件铁剑，陕西黄陵韩庄出土的2件铁剑，陕西凤翔高庄出土的5件铁剑，陕西临潼下刘村出土的2件铁戟，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中的1件铁剑，都被确认为是秦墓中出土的"铁质"兵器。另外，秦始皇陵城垣之内的建筑遗址中，也有铁剑的出土；在秦咸阳宫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铁剑也是存在的；即使在甘肃礼县发现的早期秦葬中，也是有铜柄铁剑出土的。所有这些都证明，张先生所说那一番话，是"由有变无"的典型例证，他对于秦铁兵器的种种贬低，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礼县-凤翔-咸阳-刑徒墓-秦始皇陵城垣内，连成一条线，说明秦人在漫长的兴邦、建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有铁兵器与他们紧紧相随，这条铁兵器发展的证据链，在其他的诸侯国当中，几乎是很难再寻找得到的。众多的铁兵器，尤其是铁兵器之王--铁剑，都出现在秦代宫殿、秦始皇陵里面了，甚至都作为陪葬品放在刑徒墓当中了，对照一下之后，人们应该得出一个正确、也是必然的结论：在一个号称是秦始皇陵陪葬坑里面，居然找不到一件主战的铁剑类兵器来。如果秦始皇有所谓的"在天之灵"，他一定会发出怒吼：难道我真还不如一个卑贱的刑徒！
林剑鸣先生在《秦俑之谜》一文中说："当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炼出生铁和熟铁，还能用熟铁渗碳制钢、锻造宝剑。到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已得到普遍的使用。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铁制武器，乃是战场上常用的武器，在湖南的楚墓里就多次出土过铁剑。秦国的冶铁水平，绝不低于其他各国。恩格斯就多次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都首先在军队里开始运用。能以武力统一全国的秦国军队，不使用当时先进的铁制武器，而手执已经过时的青铜武器，不论是用发展不平衡，还是以别的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
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战国的后期，燕国也已经采用渗碳制钢技术，再把渗碳钢片对折锻打，制成兵器。把'块炼铁'放在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用淬火、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列子·汤问》说："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这种钢铁兵器，锋利无比，上等的钢刀、利剑，也传到秦国，深得秦王的喜爱。在古代，兵器的互通交流，是很正常的事。《孔丛子·陈士义》中就有"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木，秦贪而多求，求欲无厌"的记载。
秦国和秦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统一之前只能称"秦王"，统一之后才能称"秦皇"或"秦帝"。朝代变了，物质没有消失，技术也没有退化。硬说秦代没有铁制兵器，那么张文立先生所说的比秦国先进了"一二百年"的诸侯六国原来的铁制兵器，难道都从地球上"消失"了？其实，秦始皇的时期，拥有全国的冶铁资源和冶铁技术，加上从战场上缴获的各种战利品，致使秦王朝有用不完的铁制兵器。说秦代铁兵器堆积如山，是一点都不过分的。说秦代武库中的铁兵器，要比秦俑坑里的那些青铜兵器更先进、更精良、更令人羡慕，那是一点不夸张、不虚构的。
铜制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 中国的铁器时代是有三个段落的，第一次是用作耕器；第二次是用作手工业的器具；第三次是用作武器。江淹的《铜剑赞》序文有'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世，逾见其微。'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文献，而且也是很正确的。《国语》中有管子的一句话：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所谓美金便是铜，所谓恶金便是铁。"铸铁，除铸造农具外，确实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经历几百年的演变后，铁终于摇身一变，成了一种优质的钢材，其性能远远赶上并超过铜锡合金的青铜。当它作为制造上等兵器的材料，被世人完全认可之后，身价自然就飞速地上升，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铁之重反于金"现象！《叔苴子·内篇》："物莫重于金铁，而宝剑跃水而成龙，精之至也。"这说明，过去铜比铁吃香，现在是铁的价值和在兵器方面具有的重要性，却显得更为突出，更受到社会的青睐，铜和铁原先的"贵贱" 关系，已经被完全地颠倒了过来。铜的历史地位被否定和取代，尽管是残酷的、不可逆转的，但总是一件很得民心、顺民意的大事情。
历史的前进，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这个社会变革的浪潮中，秦国起到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扮演了一个先行者的角色。秦始皇在接受诸侯六国铁矿资源、冶铁技术、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就有足够的条件和力量，去整顿军队、更新武器，最后完成铜铁交接、铁取代铜的历史重任。一些人，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一事实，总要千方百计地去否定这种观点，但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是徒劳、无效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继续使用青铜兵器，这是学术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如果从以下众多事实看，此时的秦朝军队已经全面停止使用青铜兵器了。
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于是急法，久者不赦。"什么是秦王朝第一件"急法"的、立即要办的事情呢？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地记载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置廷宫中。"它的本意是，秦始皇统一了诸侯六国之后，就明令收缴全国范围内所有的铜制兵器，并将它们集中运送到秦都咸阳，全部加以销毁，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安置在秦阿房宫的北门大道两侧。收缴全国铜制兵器，这是一场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全民参与的大行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全民"大动员的惊人举措。
袁仲一先生在很多著作中都说过，俑坑是秦统一中国后的10年时间内修建的，如果当年都把铜制兵器上缴、销毁了，哪里有可能"抗旨不遵"，而留下4万多件铜制兵器。人们凭着这一条，本来就能够将"秦始皇兵马俑"的定性结论加以推翻。然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惊人观点，说："秦始皇收缴的只不过是私藏于民间的兵器，而全国军队手中的铜制兵器、武库里储备的铜制兵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只有将当时的铜制兵器分成两个部分，让一部分去体现史料记载的权威性，让另一部分去解释俑坑为什么还存在有铜制兵器，为此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理由"。
这种将铜制兵器"一分为二"的观点，是没有任何凭证可言的，也是不值得人们一驳的。有关的史料上都明确地说，秦始皇下令收缴的是"天下"的铜制兵器，而袁仲一先生却偏偏要说：秦始皇当年所要收缴的，只是存在于民间的兵器。什么是"天下"呢？在《书·大禹谟》上有"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记载；在《礼记·礼运》中有"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的记载；在《三国志·吴志》中也有"割据江山，拓土万里" 的记载。由此可知，"天下"就是"江山"，"天下"就是"国家"的意思，收集"天下"的铜兵，就是明令收缴全国疆土范围之内的所有铜制兵器。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中说："文献明确记载，秦始皇收缴天下之兵的目的，在于'以弱天下之民'，防止人民'犯上作乱'，而不能理解为把秦军的铜兵以及武库内的铜兵，统统都销毁了，只有愚夫才会这样做。"这一说法的离奇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正史上，只有收缴铜兵的记载，而对于存在于全国各地的铁制兵器，是不包括在销毁之列的，也就是说在秦王朝，铁制兵器完全是允许存在的。由于铁制兵器不被收缴，原来诸侯六国地区大量的铁制兵器，仍然普遍地藏在民间，可见袁先生"以弱天下民"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韩信"少年好带刀剑"的记载。《史记·项羽本纪》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籍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然而，项羽是秦始皇十五年生，死于汉王五年，死时只有31岁。秦始皇二十六年销毁铜兵时，项羽只有11岁，叔叔教他学剑、学兵法，当然是在他青少年时代发生的事情。项羽能"学剑"、韩信能"带刀剑"，都表示在秦王朝时期，民间的习武之风仍然非常盛行，也证明除铜兵之外的铁兵器，还是可以公开存在于民众手中的。
运到咸阳的"铜兵"，铸成12个大铜人，到底销毁了多少兵器呢？根据《三辅旧事》一书记载："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每个铜人按34万斤计算，总共熔化了408万斤的兵器，一柄铜剑，按4斤估算，相当于销毁100多万柄青铜剑。一件矛、一把戈的重量，都不到1 斤，佩剑是一种身份的标记，只有少数军官佩带，一柄剑的青铜，能够造出无数的短小兵器。应该说，秦始皇为浇铸12个铜人，实际上是销毁了几百万军队原来用于作战的青铜兵器。也就是说，除非另有大宗的铜兵来源，否则这400多万斤的青铜兵器是不可能仅仅从私人手中收缴的。
"吕不韦戈"是后人遗留的
尽管淤泥层的厚度和层数不同，但是在俑坑各处淤泥层的最底部和最上部代表的这一段时间差，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淤泥层的底部，代表着俑坑建成后，首次进行淤积的年代；而淤泥层的表面，则代表着俑坑最后被焚毁之前的时间。另外，在淤泥层很薄，或者没有淤泥层的地方，只要俑坑焚毁后的坍塌土、坍塌物压在薄层的淤泥之上，甚至直接压在俑坑的坑底之上，那么俑坑原来计算存续时间的原则和方法，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是因为，坑内其他地方存在着的"14层淤泥"，就把"俑坑的建造、俑坑的焚毁"这两个时间，已经完全拉开了距离。
现在我们必须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淤泥层问题上来。"吕不韦戈"到底是在俑坑哪个位置出土的呢？请看：袁仲一先生在1985年第1期《文博》杂志上，发表的《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这篇文章中说的话："俑坑已出土的带有明确秦始皇纪年的兵器共 20余件。其中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相邦吕不韦造的戈5件。三年、四年和七年吕不韦戈出土时，和矛连在一起构成合体戟。戟上带着木鞘，装有木柄，鞘和柄已朽。其中2件出土于砖铺地上，其余都出土于淤泥层的下部。淤泥层覆盖着黄土及坑顶的倒塌土，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的扰动。"
袁仲一先生显然是用"吕不韦戈有的出土在砖铺地上、有的出土在淤泥层下"和"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扰动"这两条理由，去说明"吕不韦戈"的出土位置的。对此，人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吕不韦戈"出土在砖铺地之上和出土在淤泥层之下，会存在着什么样实质性的区别？秦俑坑建成之后不久，外部的洪水冲进了俑坑内，经过了无数次周期性的沉积、干涸，自然一层一层地覆盖在坑底的铺地砖上。其实，坑底铺地砖之上就是淤泥层，淤泥层之下是坑底铺地砖。所谓"铺地砖之上"和"淤泥层之下"，难道不是一回事，不是属于同一个地层位置上的吗？
应该说，在俑坑的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中间根本就不存在另一个能将两者隔开的"未经人为扰动的地层"。其实，袁先生的这番论述，说过来，说过去，无非是向外界宣称：秦俑坑里所有的"吕不韦戈"，通通都是被压在淤泥层之下的，它们根本就不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之上。而且这一种"淤泥层压在吕不韦戈之上"地层之间的关系，是从来没有被扰乱过的，它们始终都保持着一种永久的、固定不变的状态，只要这种地层关系不变，"吕不韦戈"进入俑坑的年代，就必然是在坑内形成厚厚的淤泥层之前，那么俑坑属秦始皇的"定性" 也就不会有错。
然而，在秦俑坑里面，包括"吕不韦戈"在内的大量兵器，并不像袁先生所说的那样，都是在"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个地层出土的。1988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5页和46页上，就明确无误地说过："陶俑和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的遗迹、遗物，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淤泥层最多者约14层，在淤泥层内及其表面出土有大量的兵器。"而5件" 吕不韦戈"，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落到淤泥之下、淤泥层之中、或者淤泥层之上的，这是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加以分辨的！
证明"吕不韦戈"，不在淤泥层底部、而是在淤泥层之上的材料有很多：俑坑第0924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6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11过洞"上部"的红烧土中，它距现有地表2.50米之处，也未发现有木柄的痕迹。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出土的位置，根本不在坑底的铺地砖之上或者是淤泥层之下。又由于有戈而无木柄，说明这件"吕不韦戈"只能被徒手"挥舞"使用，戈是不能拿在手上和敌人进行拼杀的，因而它不可能属于俑坑内军队正常装备的原配兵器，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它来自于外部。
俑坑内的第0710号"吕不韦戈"，它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8过洞的0.29米厚的淤泥层"上面"，木柄也是残缺的。由此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根本与袁先生所说的"坑底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的说法，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正是由于它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所以这件"吕不韦戈"的进坑年代和秦俑坑实际的建造年代，也必然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时间差，加上木柄残缺的事实，充分地说明它也不可能是秦俑坑内的"原配兵器"，因为木柄残缺的戈本身，就不可能是帝王墓葬的陪葬品。
俑坑0577号"吕不韦戈"的位量--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7号俑～20号俑的踏足板前。材料上，对它具体位置没有任何说明，但从《报告》提供的图版180上显示出来很深、很重的阴影来看，此戈出土的位置，也不在俑坑底部，而是在厚厚的淤泥层上。俑坑01392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10过洞101号俑的右前方，从袁仲一先生所著《秦兵马俑》一书的附图中，能看到在该戈的下面，有一层十分明显的淤泥层，可见它也不直接落在俑坑最底部。
俑坑0576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3号俑～16号俑的前方，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也未提及它具体的出土位置。但从该《报告》提供的图版180（2）显示出来的阴影部分来看，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该戈也不直接落在俑坑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以上这一些来源于秦俑馆方面的确凿、可靠、权威的考古发掘材料，无一例外地都证明了，这5件"吕不韦戈"，确实不出土在俑坑最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也不是被压在俑坑淤泥层的下边。应该说，将"吕不韦戈"定为外来之物，是完全可信的。
俑坑大量兵器被人为劫走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发布的材料看：俑坑出土的5件"吕不韦戈"，多数分布在俑坑东北角的19探方和20探方之中。如果"吕不韦戈"确实是俑坑"原配兵器"的话，在武士、车马、队列都呈对称布局的情况下，那么在它们相对称、对应的1探方和2探方的位置上，也应该有相同的"吕不韦戈"才对啊！然而这些地方，是根本找不到"吕不韦戈"的。在俑坑已经发现的4万多件兵器中，5件"吕不韦戈"的出现，只是一种非常偶然的、个别的、奇异的现象。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这些"吕不韦戈"与俑坑其他"原配兵器"之间会有某种实质性的联系。
"吕不韦戈"虽然在俑坑出土，但并不意味与俑坑内其他兵器有着相同的制造年代。其实，"吕不韦戈"和俑坑内其他兵器比较，无论在铭文内容、出土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也就是说，"吕不韦戈"的出现，展示了俑坑内很多兵器存在着许多不可思议的时代风格上的差异点。到底有哪些地方与其他兵器"格格不入"呢？"吕不韦戈"和俑坑其他所有兵器之间的最大差异之处，就在于这"吕不韦"三个字上。《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说得很清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意思是秦代法律规定，凡是官方督造的任何兵器，都要刻上督造者的名字。
所以，在各地出土的青铜戈上，刻有督造者"吕不韦"的名字，说明这些青铜戈的铸造，完全是符合《秦律》规定的合格品。然而，在俑坑中除了几柄青铜戈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了，这说明"吕不韦戈"和秦俑坑兵器之间有一个"时空的隔阂"。正是在秦俑坑里出土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吕不韦戈"，才能将大量的、无铭文的、无"督造者官名"的俑坑其他兵器，连同俑坑本身的建造实际年代，彻底地与秦始皇时期无情地进行"切割"。由于俑坑"14层淤泥"的存在，说明秦俑坑的建造时间，一定要向前大大地推移才对。
将秦俑坑的建造年代向前推移，这是秦俑馆的许多考古学家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考古学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后世的器物，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明明是秦始皇时期的"吕不韦戈"，怎么可能跑到几十年前其他人的陪葬坑里面去呢？袁仲一先生在接受《都市文化报》记者王彬先生采访时表示："秦兵马俑坑内，发现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在早期的其他人墓葬中，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著名考古学家张占民先生，也宣称"说铜戈是后人放进去或后世战乱中带进去的，不是如同把汽车、电脑放进秦始皇陵墓一样荒谬吗？"
秦俑馆有的考古学家，也一直强调说：晚期的器物、后人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跑到早期的墓葬、前人的陪葬坑中去，这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应该说，在一个完整的、未被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确实不可能出现在前期墓葬中；但是，在一个已经被严重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难道这也不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吗？秦俑馆的《发掘报告》明明写着"秦俑坑焚毁前，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吕不韦戈出土在淤泥层上"，难道还要继续坚持认为，俑坑之内绝对不会出现晚期的器物？
如果是人为因素的破坏，那就要认真地分析研究了。秦俑馆发布的考古材料都说，"洗劫秦俑坑的绝不是几个人，也不是一般的小团伙，而是人数众多的、非常特殊的集团。这个集团对秦俑坑，不是一般的窃取财宝，而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拿取兵器、车轮。我们认为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袁先生在《秦俑坑的修建和焚毁》中也说，"一号坑发掘中，发现很多文物都被人拿走了；三号坑文物遭到的破坏，比一、二号坑更严重。出土的车迹十分凌乱，车子被人砸成碎片。兵器和车马器出土数量很少，说明三号坑塌陷前遭人为的洗劫。"
俑坑大量的兵器，肯定是被外来的"扰乱者"劫走了。那么，现在出土的各种兵器，必然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俑坑建成之时，安放在地上、或者被武士握在手中的"原配兵器"；而另一部分，就是后期进入俑坑，劫取兵器过程中，那一大批外来的"扰乱者们"，也就是党士学、张仲立两位先生所说的"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所遗留下来的那些"简陋不堪的、残缺断裂的、不能配套的、陈旧落后的"兵器。既然，俑坑在焚毁之前，都曾进来成建制的外来军队，那么在坑内留下一些与他们身份相符的兵器，难道这是一种荒谬之说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这一些"吕不韦戈"，是不是像秦俑馆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俑坑进水的过程中，由于受水的冲击，而从陶俑身上落入淤泥中"去的原配兵器？对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大暴雨的时刻，骊山洪峰冲向俑坑是必然的，但从《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15页的材料看，灌入俑坑裂口的洪水，是以"漫流"形式到达各处的；又从第51页的材料看，尽管在淤泥层上的陶俑、陶马，东歪西倒，破坏严重，但被淤泥层所掩盖的陶俑、陶马的腿脚部分，大体都是完好的，尤其是几乎所有陶俑的足踏板，一个个仍然都保持着原来整齐排列的位置。
这些现象均说明：一次次"漫流" 进来的洪水，水是进了俑坑，但水势不足以把一个个陶俑冲倒，如果水势能冲倒陶俑，陶俑倾倒方向应该一致，足踏板都应该翻倒。但秦俑出土时，足踏板不倒，位置不乱，说明俑坑被外来人扰乱之前，淤泥不断增厚、层数不断增加，所有陶俑、陶马都被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陶俑手上的兵器，掉落到淤泥层表面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一开始洪水来得太猛，真的要将陶俑一个个冲倒，那么这些兵器也应该落到底部铺地砖上才符合常理；时间拖得越长，淤泥积得越厚，陶俑被固定得越结实，他们手中兵器，就越难往下掉！
秦末农民起义军的武器对比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如果是一支军队，又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才如此缺乏兵器、缺少战车车轮，非要潜入到阴暗、潮湿、几乎不见光线的俑坑中，打碎陶俑，砸毁战车，取走车轮，收集兵器，以便补充自己的武器装备？而要弄清"吕不韦戈"的来龙去脉，就一定不能回避这个核心的问题。
所谓的"政治变故"，是指政治大动乱和大纷争引起的政权交替。在秦王朝末年，所谓的"政治集团"，无非是指在当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中，形成的主要政治派别。根据史料记载可知，秦末只有三支农民起义大军先后到过骊山附近地区：一是由周章率领的号称百万之师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距代王镇不远处的戏水河畔；二是由汉高祖刘邦率领的"约法三章、严明纪律"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骊山西侧的灞上地区；三是由西楚霸王项羽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现今新丰镇附近的鸿门地区。
据说，还有一支由章邯率领的秦王朝军队，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秦始皇陵附近地区。有人认为，是章邯缺乏兵器，于是下令拿走俑坑内的兵器。这种观点一经提出，就被人们否定了。理由是：第一，这种看法不切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第二，没有将兵器的丢失同俑坑被严重破坏、焚毁联系起来；第三，没有考虑到几十万骊山刑徒与数千件(套)兵器之间的比例(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支护陵的部队，怎么可能会缺乏武器，没有武器，又怎能管住几十万修陵的刑徒？请注意，在刑徒墓中，在秦始皇陵城垣之内，是有铁剑等精良兵器的，那才是当年秦军的武器装备！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认真分辨的是，在秦末到过骊山地区附近的三支农民起义大军之中，究竟是谁最缺乏兵器，最急需作战装备？究竟是谁，最希望从俑坑中得到铜制兵器，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究竟是谁，最有必要在重大的决战前夕，愿意钻进并不完全敞开的、几乎寸步难行的秦俑坑深处，去搜罗大量的作战必需的各种兵器？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胆而又秘密的军事行动，能够策划这一切的，必定是一位既谨慎、又有冒险精神的军事家！从最后结果看，他们制定的计划和安排，都已经得到顺利、圆满的执行。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也留下了他们到过秦俑坑的很多证据。
有可能按照周密计划，从而取走兵器的到底是谁？先说一下那位汉高祖刘邦吧。自从丰沛起义之后，他在萧何、樊哙等人的辅助下，过五关斩六将，大破秦军，很快就挥兵进入了秦都咸阳，迫使秦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子婴，屈尊道旁，前来归顺请降。随后刘邦"封秦重宝、财物、府库"，他的几十万部队，对关中的父老，秋毫无犯，连对立阵营的范增，都说刘邦"今入关，财物无所获，妇女无所幸，此基志不在小"，后来他即位称帝，还对秦始皇陵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要说刘邦对俑坑的那点兵器感兴趣，无论谁都是不会相信的。
再说，那位"叱咤风云"的人物--项羽，当他率领8000精兵起义之后，大破秦军于襄城、东阿、濮阳、雝丘、定陶，迫使秦军主将章邯等人率部投降。仅在新安一战，一夜之间20多万秦军，全部都被他"坑杀"。不言而喻，当他挥兵进入咸阳之前，已经全歼了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秦代最先进、最精良的兵器，包括原先收缴六国精良的铁制兵器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已经悉数归他所有，在这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真是兵勇、将广，兵器精良，这才是"战胜者"不可一世的、充满霸气的真实写照，这不也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军光辉形象的再现吗？
作为"西楚霸王"的项羽，祖祖辈辈就生活在拥有大量钢铁兵器的楚国，他的军队占领咸阳之后，刘邦让出了全部所得，要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要说他会钻进秦俑坑黑洞洞的地下，去窃取那么多过时、落后的青铜兵器，去卸走那么多"战车"上的轮子，简直要让人笑掉大牙了。项羽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他到俑坑捡这点"破烂"东西干什么？《古今刀剑录》和《名剑记》里都有记载，"刘季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铁剑"，说明在"鸿门宴"上，刘邦佩带的是秦代的铁剑，项羽少时舞的宝剑也是铁剑，只有铁剑对铁剑，才不会在客人面前丢丑呢！
可是，最先到达骊山的周章起义大军，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陈胜、吴广是因为"适戍渔阳，会天大雨，失期法皆斩"而被迫"起事"的。起义行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俛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说到："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大楚，而天下响应；当此之时，非有坚甲利兵，劲弩强卫也；伐陈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梗苜伲缘毙揸垮蟆?
由此可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只能以耜头、铁耙等农具充当兵器，苦于器械不足，再向山中轩木作棍，截竹为旗，方得粗备军容。这一支自发组成的农民起义军，自东向西，沿途收集车马壮士，迅速地扩充了队伍，一旦遇有秦军坚守的城寨，一律绕行而过，所以一直未与秦军直接地交锋。当周章率领的"百万"大军，像潮水一般向咸阳挺进的途中，他们除去能够发出气壮山河的"最后吼声"之外，可都是一群赤手空拳的饥民啊！让他们拿什么去和强大的秦王朝军队去拼出一个真正的"你死我活"来？星星之火，虽然可以燎原，但星星之火，也是最容易被扑灭的！
谁是劫走俑坑兵器的人
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在它的最初发展阶段，力量总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们要真正"成事"，并且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要有一个不断壮大、不断积蓄"力量" 的过程。尤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就必须依靠一种让敌方感到措手不及的"突击行动"，才能达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是，对于周章来说，时间不等人，缓慢的办法是不现实的；如果能像《六韬·龙韬·军势》中所说的那样，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的方式，一鼓作气地杀向咸阳秦宫的话，或许还真的能够产生一种惊天的"爆炸力"，把秦二世的那一个乱世朝廷，打它一个底朝天！
然而，起义军中唯一掌控军事实权的周章，在最紧要、最关键的时刻，犯了书生军事家常犯的大毛病，诱发了一个军事上的大错误！《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周文，陈之贤人，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这就是说，周章是一位很有才德的军事家，懂得古时演兵列阵。"军"是什么意思呢？《战国策·齐策》说："军于邯郸之郊"，《注》："军，屯也。"军焉，就是屯驻成营的意思。这里的情况是，当队伍浩浩荡荡向前推进时，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之下，突然就停止前进了！
周章下令几十万大军，沿着骊山北麓的戏水河一线，安下营，扎下寨，一连几天不见动静。几千年来，世人一直都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得起义军莫明其妙地损失了最为难得的"争分夺秒"的最好战机。此时，身处深宫里的秦二世，只是在周章部队戏水扎下大营，并随后暴露行踪之后，才得到送来的紧急密报。有谁想到：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一军会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作为秦王朝中心的咸阳，几乎是一座空城，他要临时下令，调集各个郡县的兵马，前来保驾、勤王，已经"远水不解近渴"了。
在万般无奈、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只好任命一个管钱粮税收的官员--章邯，去骊山释放正在修建秦始皇陵的刑徒，匆匆忙忙地拼凑起一支由刑徒组成的征讨、平定大军。秦二世的旨意下达之后，不能想象在一两天的时间之内，就能组建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刑徒部队：部队要任命各级军官，要按战斗需要进行士兵编组，要从武库运来各种作战武器装备，要让刑徒们掌握一定的军事技能，要做好军队组建的工作，是需要时间支持的，没有时间的保障，一切都是徒劳之举。然而，周章失去了最为宝贵的战机，而给了秦二世喘气、进而出兵还击的大好时机！
2005年9月3日，美国总统发布命令说，700名现役军人要在72小时内，到达新奥尔良市的飓风灾区，执行一项救灾任务，这是高速度的派遣效率，受到人们的赞赏。但要知道，这700人本来就是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人，只不过是要去完成一项新的使命，所要准备的是各种民用防灾器材，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受灾地区。现代的美国，紧急组建一支救灾性质部队都需要三天的时间。而当年的秦二世，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重新组建一支几十万人的军事作战部队，难道他比现代人还要快？当然这只是一个古今军队紧急调动效率的对比资料罢了。
战国时期，纸上谈兵的军事家太多了，赵国著名军事家赵括，自少熟"知兵法，言兵事，以为天下莫能当"，结果在与秦国大将白起交战时，40万大军被秦军" 坑杀"。周章本人早年也跟随楚国的春申君、项燕等人学过军事，掌握众多战法、战例，他能投身于农民起义，当然会得到陈胜、吴广的赏识、重任，统领军事部队。周章最初策略是对的，避开正面冲突；但他总认为，秦都咸阳的最后一战，肯定迟早都要发生。论士气，不成问题，论兵器，自己却是完全处于劣势，怎么办？这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决定去冒险采取一个劫取兵器的大胆计划。
俑坑建成不久，地裂形成缺口，致使洪峰涌进，年复一年，裂口不断扩大，兵器逐渐暴露，有人难免要入坑去探个究竟。于是，坑内有陶俑、财富、兵器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就被不断地传向四方，传遍六国诸侯。对周章这位军事家来说，俑坑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武库，是他能够得到作战所需武器的场所。这里的兵器，他是非拿到手不可的，然而这也正是他悲剧的起点：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获得俑坑兵器后的战斗力；他过低地估计了秦二世迅速组织反击部队的可能性；更为可怕的还在于，在两军对垒的紧要关头，却把难得的攻击时间拱手让给了敌人。
抓住战机，攻其不备，先发制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克敌制胜的上策！在战场上，谁争取到了时间，谁就争取到了主动权；谁失去了时间，谁就要被动挨打。古代战争史上，由于贻误战机而饱尝战败之苦的战例还少吗？这位周章，可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二个赵括。秦俑馆考古学家，一直坚持认为"周章大军到达戏水河，不再继续前进了"，想以此证明起义军，没有光顾秦俑坑。其实，戏水河与俑坑相距，不足 6公里，人们从《史记·李斯列传》里"陈胜、吴广……，兵至鸿门而却"的记载中，看到了周章的起义部队，又从戏水河向西推进了5公里。
如果起义军从戏水向西整体推进到"鸿门"一线的话，那么战线南端的西杨村，也就在它占领的范围之内了。《汉书·刘向传》中说："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骊山之作，指的就是秦始皇陵，可见周章的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秦始皇陵很近的地方。《西汉博闻》中也说到："周章，陈胜之将也，往者皆发掘之，以求财物也。"周章既然没有去发掘秦始皇陵，那么他又到哪里去发掘，他又去发掘了什么呢？这在过去是没有人回答得了的。他是否真的去过秦俑坑，是否取走了坑内的兵器，仍然需要以下出土文物的"怪异"现象，才能够加以证实。
"吕不韦戈"的真相大白了
俑坑中所有的陶俑、陶马、木车，几乎都是被推倒、砸碎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应该弄清的是，对俑坑的人为破坏，可能不止发生过一次。《吕氏春秋》说过"自古无不抇之墓"，古墓难免都要被人掘开，何况一个常年能涌进洪水的俑坑，更不能阻挡外人的侵入。当然"外来者"来到俑坑的目的，有的是出于好奇，想钻进俑坑看个究竟；有的看到坑内满是俑群，就不再往前进；有的想知道里面更多情况，试图走得更远，这就要推倒一些陶俑；有的或许带着成见进入坑内，见俑就砸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有的早就进来取走一些兵器，也留下了一些东西。
早期将一个完整的陶俑，靠人力能够推倒；到后期坑底积淤泥越结越厚，再想去推倒它，那就很难了。"外来者"想要走遍俑坑内部，只有砸断、砸碎陶俑，才能打开通道，才能取走陶俑手中的兵器。而要把坚硬的陶俑打破，那是需要从外面带进"大工具"来的。周章部队进入俑坑，是俑坑焚毁之前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遭劫，所以他们见到大的兵器就拿，见完整的兵器就拿。俑坑内的车轮，几乎都被卸走了，要卸轮子只得将车子砸掉。总之，凡是在他们视线范围内的兵器，也就是位于淤泥层以上的兵器，能拿走的都被拿走了，能运走的也都被运走了。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提到的，在俑坑内"发现有落在淤泥层之上的铁器工具，以及被烧毁的竹篾编织物及绳索炭迹"的材料看：坑内器物经长期水泡，有的已严重腐朽变质，无燃烧的可能；唯独竹篾编织及绳索等能够焚烧成炭，说明这一些东西和铁矛、折剑头及"吕不韦戈" 一样，也是在最后时刻被带进俑坑的"外来物"。应该说：俑坑的陶俑、陶马是被铁工具砸坏的，大件的兵器是被绳索捆绑扛走的，小件的兵器是装在编筐内弄走的。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也还有一些是想拿而没有拿走的东西。所以，俑坑内很多器物，出土时都有很严重的位移现象。
周章起义军的秘密行动，至少要持续数天时间，在最后的时刻，俑坑内有的地方，由于火光停留时间过长，使棚木底部触火点燃，开始时起烟、起火，于是呛烟弥漫，紧接着火势逐步扩大，热焰让人无法停留，周章在无奈之下，只好组织部队匆忙后撤。俑坑的内部燃烧起来，一股股浓浓烟柱升上天空，入坑劫兵之举，很快就被暴露出来，随即引来两公里之外的修陵警卫部队。在整个劫取兵器及其后撤过程中，一部分随身携带的兵器，包括一些箩筐、木箱、绳索，就遗留了下来。尤其进坑不久，得到"上等" 兵器之后，有意无意地扔下一些自带兵器，也是情有可原的。
秦俑坑最后毁于火焚是肯定的，在焚毁之前遭到了外来者大规模的洗劫也是肯定的，问题是在最后一次洗劫之前，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小规模的或者个别人的零星扰乱，并没有人对此作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其实，从俑坑能够进人的那天起，直到它被焚毁的这段时间之内，不能排除有留下不同时期"外来者"器物的可能性。因为，有些不是俑坑的"原配兵器"，既不在坑底，也不在淤泥层的表面，我们可以根据兵器在淤泥层中的不同位置，判断出它们进入俑坑的不同年代。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一定能够从俑坑中，再分辨出越来越多的"外来"兵器。
看来，袁仲一先生当年宣称的"既然现在俑坑出土的铜兵器是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俑坑内的遗留物，说明它还是俑坑的原物，不是客体"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现在俑坑出土的兵器，既有建坑时的"原配兵器"，也有火焚之前众多"外来者"携入的"非原配兵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客体"，它们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不能因为它们出土在同一个地方，就抹杀当年这些兵器持有者本身所代表的不同时代背景，甚至去掩盖、混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政治大"变故"。如果有人能够承认俑坑中，有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遗留物，也应该是一件好事！
有的考古学家，对提出不同观点的其他人进行了严厉抨击：他们发表文章说："吕不韦戈"等兵器与俑坑的底层，处于考古学上的同一地层，把铜戈视为"外来兵器"是荒谬的。他们提醒对方，做事情不能太主观、太盲动。直到现在，他们还坚持"吕不韦戈"是与俑坑的底部处于"同一地层"之中，更不承认它们是"外来者"遗留下来的兵器。所谓"同一地层"，是指在一个遗址内，显示出来的一种具有相同年代的土层叠压关系，也就是说，从垂直方向的土层结构断面去看，只要位于同一个土层位置的不同器物，它们所处的年代应该是一致的。
根据《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3～15页的材料看，俑坑自上而下的土层，在垂直的方向上，可分为7个叠压层次。第一层为耕土层，厚0.3 米～0.4米；第二层为五花土层，厚2.5米～2.7米；第三层为棚木上的红烧土层，厚0.2 米～0.3米；第四层为过洞内的倒塌土层，厚0.1米～1.2米；第五层为淤泥层，最厚处为0.44米；第六层为坑底铺地砖；第七层为铺地砖之下的夯土层。书上说："陶俑、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可见，说这些"吕不韦戈"是与俑坑底部处于" 同一地层"，是不正确的。
淤泥层之上的"吕不韦戈"和淤泥层之下的俑坑铺地砖，无论如何扯不上属于"同一地层"。考古发掘常识告诉人们：如果俑坑底部的淤泥层，没有经过人为的移动，那么属于上一个"文化层"的年代，必然比下一个"文化层"的年代要晚，淤泥层表面出土器物的年代，要比淤泥层底部的年代更晚，这就是判断"吕不韦戈"作为一种"可移动文物"，何时进入俑坑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和依据。毫无疑问，"吕不韦戈"和其他已经被学术界公认的非"原配兵器"一样，都是"外来者"的遗留物。反之，要把这些"吕不韦戈"视为俑坑的"原配兵器"，那才叫荒谬呢！
网易 2009-08-25 19:29:00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
本文摘自：《兵马俑真相》 作者：陈景元 出版：华文出版社
战国时期，各国拥有先进的铁兵器，秦国铁兵器在凤翔、咸阳、临潼均有出土，秦始皇宫殿入
口，都有探测铁兵器的设备，不见一件铁兵器的俑坑，没有理由属于秦代。俑坑底部和淤泥上部，呈现出几十年的时间差，吕不韦戈落在淤泥层表面，说明它只是在俑坑建成几十年之后，由外来人携带进来的。
俑坑中都是过时的劣等兵器
据说，在秦俑坑已经出土的近4万件兵器中，除1件铁矛、1件铁镞之外，其余剑、铍、戟、戈、矛、镞等，都是清一色的铜制兵器。为了证明俑坑没有铁制兵器的历史必然性，就要向外界推出一个"秦朝铜制兵器，并不落后、并不过时"的观点。有人说，俑坑出土的兵器是"无比锋利、无比精良"的，是当时"最先进、最完善的武器装备"。有人甚至还说，"秦王朝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冶铜工业"。这世界最大的兵工厂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俑坑的青铜兵器，是一种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对所有这些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根本不会有人出来去做一番认真的回答的。
有人说，俑坑的青铜兵器，与商周相比较，在冶炼技术方面大大提高了，这时以青铜材料铸造的兵器，既含铬又含镍，工艺复杂，加工精细，怎么能说它们不是一种先进的兵器呢？其实，兵器先进不先进，不要和早年的同类兵器比，而要和同时代自己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还要和同时代其他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有时候，自己拥有的青铜兵器，比过去是更好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如果和同时代出现的其他材料制造的兵器比，在质量、性能、锋利程度方面，差距立即就会暴露出来。青铜兵器先进不先进，一定要和当时用钢铁材料制造的兵器去比。
《管子》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铜矿资源匮乏，矿石的品位，一般在1％～2％左右，冶炼很困难，产量又很低；铁矿资源丰富，矿石的品位，一般在30％左右，冶炼很简便，产量却很高。有了资源和技术上的保证，所以到了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够"断山木，鼓山铁"炼出熟铁和生铁，还能够用熟铁渗碳，制造出各种钢铁的兵器。铁器时代拉开了帷幕，立即就登上了历史前进的大舞台，以铁制兵器为代表的先进武装，正式展示出新姿，铜制的兵器，哪里还有什么称霸的本钱！
在一个号称秦王朝精锐部队的众多武士手中，拿着的竟然都是已经过时的、落后的劣等兵器，该是一件多么大煞风景的事情啊！按照秦始皇个人的性格，他统帅的这一支庞大军队，战斗力应该是最强大的，装备应该是最精良的，车马应该是最优等的，兵器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就兵器而言，凡是诸侯六国拥有的先进兵器，他也必须要想方设法搞到手。如果作为一国之君，面对别国有最好的作战武器，却一直无动于衷、不思进取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蠢才。俑坑中，没有发现主战的铁制兵器，这本身就充分显示出，它们与秦王朝存在着一条时代的"鸿沟"。
什么叫时代"鸿沟"？请先来了解一下诸侯六国铁兵器生产的状况。战国时期的楚国，铁制兵器已经广泛地使用：湖南长沙、衡阳、郴州等地楚墓出土铁剑的数量就很多，长沙杨家山65号楚墓里有钢剑；长沙沙湖桥楚墓里有铁剑；长沙郊区楚墓里有铁剑；淅川 10号楚墓里也有铁剑；高至喜先生撰文说过："光是长沙战国楚墓中，就出土钢剑31把，长沙是楚国锻造钢铁兵器最发达的地区。"楚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章》中提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长铗，是一种刀身剑锋的、能刺能砍的长剑。湖南郴州楚墓出土的铁剑，长度达到了1.40米左右。齐国冶铁业的情况，从临淄发现的10万平方米的冶铁遗址中，看到了它的规模，遗址中出土有"齐铁官丞"之印，可见齐国已有冶铁主官。曲阜鲁国故城，也发现冶铁遗址。《战国策·齐策》说："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说明铁剑也是很长的。《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太康地记》也有"汝南西平有龙泉水，可以淬刀剑，特坚利。故天下之宝剑韩为众，一曰棠溪，二曰墨阳，三曰合赙，四曰邓师，五曰宛冯，六曰龙泉，七曰太阿，其剑皆出西平县，有铁官，是古铸剑之地也"的记载。
河北滦县战国墓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0米；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4 米。燕下都城内冶铁遗址有3处，最大面积为30万平方米。燕下都44号墓中，一次就出土92件铁制兵器，其中钢质兵器13件，铁质兵器62件，铜铁合金剑 20件（有钢剑15件、铁矛19件、铁戟12件、铁刀13件、铁胄1件），其中剑、戈属于特殊钢。剑长1.04米的赵国钢剑在大连被发现。魏国在安邑、皮氏、绛等地，均设有铁官，那里是巨大的冶铁中心。魏军曾以铁制兵器而称雄当世。史称魏军甲兵犀利，武卒均为重装步兵，披重铠、持戈剑，精良装备武装到了牙齿。
王学理先生在《秦俑专题研究》一书中指出："春秋战国以来，铁器登上了历史舞台，各国竞相以铁兵器装备自己的部队。楚国'宛巨铁，惨如峰虿'的铁剑，比当时最长的铜剑还要长出一倍。韩国的冥山、棠溪、邓师生产的铁剑，可以'陆断马牛，水击鹄雁 '。关东各国普遍地使用了铁制兵器。战国时代，用块炼法得到海绵铁，再用增碳办法制造高碳钢，并掌握了淬火技术。关东诸国用当时这种最先进的冶铸术制造钢铁兵器，并用来装备自己的队伍，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进步。相比之下，秦国确实略逊一筹。秦之铜剑，较之楚燕的钢铁长剑，却有小巫见大巫之嫌。"
《中国军事史·兵器》说："战国以后，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从此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杨泓先生在《中国古代甲胄》中明确地说过："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开始出现，遂使当时占据主要地位的青铜兵器黯然失色。"蓝永蔚先生的《春秋时期的步兵》也说，"自春秋末期铁兵开始出现，到战国初期广泛应用于战争，它不仅大大提高武器的杀伤能力，而且由于铁的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可以用来装备巨量的步兵。特别是连弩的发明，提高了箭的射程、射力、命中率和发射速度，使步兵能在宽大的正面上，有效地阻止密集整齐的车战进攻。"
秦代铁制兵器已成为主流
一面是诸侯六国铁兵器占有绝对的优势，一面是秦俑坑几乎看不见铁兵器的影子，应该说出现这种兵器方面的反差，本身就隐藏着一个考古论证上的学术危机。按照常理，秦国不可能脱离铁制兵器的发展轨迹，甚至还应该赶上或者超过各国的发展水平；然而，一旦承认和接受这种观点，那个只有铜制兵器、没有铁制兵器的秦俑坑，自然而然要被排除出秦王朝的时代序列。有人为了证明俑坑"无铁有铜"的过时兵器，仍然属于秦代正规军唯一的武器装备，只好违背历史事实，提出了一个"秦国资源匮乏、冶铁技术落后，而根本无力生产铁制兵器"的避让观点。
李诠先生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中说："秦国自古兵器不如近邻，铁兵较少，……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想其铁兵器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秦的铜兵器占多数，理其宜也。秦俑坑铁兵器极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但不是绝对没有，铁铤铜镞即是。"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一文中说："从秦国兵器铸造史来看，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所铸兵器，几乎全是青铜武器。统一之后直至秦二世元年，中央政府所铸兵器仍然是青铜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所以当时的秦军以青铜武器为装备。"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陪葬坑》中说："秦始皇在下销毁铜兵令后，秦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继续铸造铜兵器。如始皇二十六年蜀守武戈和陇西守戈，始皇二十七年上郡戈、三十三年诏吏戈，以及秦二世元年丞相李斯督造的石邑戈等，就是明证。"他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之中，甚至还提出一个更惊人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铁制兵器要全面取代铜制兵器是秦代之后的西汉中晚期，直到东汉才最后完成，不用说秦代军队，不可能有大量的铁制兵器，即使是当年的六国军队，也谈不上以铁制兵器武装起来。总之，无论是哪个国家，仍然都在使用铜制兵器！
考古学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十分讲究逻辑性和科学性，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不能说成"有"；或者把本来就"有"的东西，偏偏要说成"没有"，如果真的在"学术论坛"上，出现了这一类极不正常的语言，那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不知张占民先生说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这句话，有没有更多的佐证材料。张先生在未做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把众多秦墓出土的铁兵器开除出秦国、秦朝的军籍了！
据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第208页上的材料可知：在湖北宜昌前坪出土的1件铁剑，陕西黄陵韩庄出土的2件铁剑，陕西凤翔高庄出土的5件铁剑，陕西临潼下刘村出土的2件铁戟，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中的1件铁剑，都被确认为是秦墓中出土的"铁质"兵器。另外，秦始皇陵城垣之内的建筑遗址中，也有铁剑的出土；在秦咸阳宫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铁剑也是存在的；即使在甘肃礼县发现的早期秦葬中，也是有铜柄铁剑出土的。所有这些都证明，张先生所说那一番话，是"由有变无"的典型例证，他对于秦铁兵器的种种贬低，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礼县-凤翔-咸阳-刑徒墓-秦始皇陵城垣内，连成一条线，说明秦人在漫长的兴邦、建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有铁兵器与他们紧紧相随，这条铁兵器发展的证据链，在其他的诸侯国当中，几乎是很难再寻找得到的。众多的铁兵器，尤其是铁兵器之王--铁剑，都出现在秦代宫殿、秦始皇陵里面了，甚至都作为陪葬品放在刑徒墓当中了，对照一下之后，人们应该得出一个正确、也是必然的结论：在一个号称是秦始皇陵陪葬坑里面，居然找不到一件主战的铁剑类兵器来。如果秦始皇有所谓的"在天之灵"，他一定会发出怒吼：难道我真还不如一个卑贱的刑徒！
林剑鸣先生在《秦俑之谜》一文中说："当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炼出生铁和熟铁，还能用熟铁渗碳制钢、锻造宝剑。到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已得到普遍的使用。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铁制武器，乃是战场上常用的武器，在湖南的楚墓里就多次出土过铁剑。秦国的冶铁水平，绝不低于其他各国。恩格斯就多次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都首先在军队里开始运用。能以武力统一全国的秦国军队，不使用当时先进的铁制武器，而手执已经过时的青铜武器，不论是用发展不平衡，还是以别的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
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战国的后期，燕国也已经采用渗碳制钢技术，再把渗碳钢片对折锻打，制成兵器。把'块炼铁'放在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用淬火、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列子·汤问》说："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这种钢铁兵器，锋利无比，上等的钢刀、利剑，也传到秦国，深得秦王的喜爱。在古代，兵器的互通交流，是很正常的事。《孔丛子·陈士义》中就有"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木，秦贪而多求，求欲无厌"的记载。
秦国和秦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统一之前只能称"秦王"，统一之后才能称"秦皇"或"秦帝"。朝代变了，物质没有消失，技术也没有退化。硬说秦代没有铁制兵器，那么张文立先生所说的比秦国先进了"一二百年"的诸侯六国原来的铁制兵器，难道都从地球上"消失"了？其实，秦始皇的时期，拥有全国的冶铁资源和冶铁技术，加上从战场上缴获的各种战利品，致使秦王朝有用不完的铁制兵器。说秦代铁兵器堆积如山，是一点都不过分的。说秦代武库中的铁兵器，要比秦俑坑里的那些青铜兵器更先进、更精良、更令人羡慕，那是一点不夸张、不虚构的。
铜制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 中国的铁器时代是有三个段落的，第一次是用作耕器；第二次是用作手工业的器具；第三次是用作武器。江淹的《铜剑赞》序文有'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世，逾见其微。'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文献，而且也是很正确的。《国语》中有管子的一句话：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所谓美金便是铜，所谓恶金便是铁。"铸铁，除铸造农具外，确实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经历几百年的演变后，铁终于摇身一变，成了一种优质的钢材，其性能远远赶上并超过铜锡合金的青铜。当它作为制造上等兵器的材料，被世人完全认可之后，身价自然就飞速地上升，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铁之重反于金"现象！《叔苴子·内篇》："物莫重于金铁，而宝剑跃水而成龙，精之至也。"这说明，过去铜比铁吃香，现在是铁的价值和在兵器方面具有的重要性，却显得更为突出，更受到社会的青睐，铜和铁原先的"贵贱" 关系，已经被完全地颠倒了过来。铜的历史地位被否定和取代，尽管是残酷的、不可逆转的，但总是一件很得民心、顺民意的大事情。
历史的前进，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这个社会变革的浪潮中，秦国起到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扮演了一个先行者的角色。秦始皇在接受诸侯六国铁矿资源、冶铁技术、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就有足够的条件和力量，去整顿军队、更新武器，最后完成铜铁交接、铁取代铜的历史重任。一些人，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一事实，总要千方百计地去否定这种观点，但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是徒劳、无效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继续使用青铜兵器，这是学术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如果从以下众多事实看，此时的秦朝军队已经全面停止使用青铜兵器了。
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于是急法，久者不赦。"什么是秦王朝第一件"急法"的、立即要办的事情呢？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地记载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置廷宫中。"它的本意是，秦始皇统一了诸侯六国之后，就明令收缴全国范围内所有的铜制兵器，并将它们集中运送到秦都咸阳，全部加以销毁，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安置在秦阿房宫的北门大道两侧。收缴全国铜制兵器，这是一场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全民参与的大行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全民"大动员的惊人举措。
袁仲一先生在很多著作中都说过，俑坑是秦统一中国后的10年时间内修建的，如果当年都把铜制兵器上缴、销毁了，哪里有可能"抗旨不遵"，而留下4万多件铜制兵器。人们凭着这一条，本来就能够将"秦始皇兵马俑"的定性结论加以推翻。然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惊人观点，说："秦始皇收缴的只不过是私藏于民间的兵器，而全国军队手中的铜制兵器、武库里储备的铜制兵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只有将当时的铜制兵器分成两个部分，让一部分去体现史料记载的权威性，让另一部分去解释俑坑为什么还存在有铜制兵器，为此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理由"。
这种将铜制兵器"一分为二"的观点，是没有任何凭证可言的，也是不值得人们一驳的。有关的史料上都明确地说，秦始皇下令收缴的是"天下"的铜制兵器，而袁仲一先生却偏偏要说：秦始皇当年所要收缴的，只是存在于民间的兵器。什么是"天下"呢？在《书·大禹谟》上有"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记载；在《礼记·礼运》中有"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的记载；在《三国志·吴志》中也有"割据江山，拓土万里" 的记载。由此可知，"天下"就是"江山"，"天下"就是"国家"的意思，收集"天下"的铜兵，就是明令收缴全国疆土范围之内的所有铜制兵器。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中说："文献明确记载，秦始皇收缴天下之兵的目的，在于'以弱天下之民'，防止人民'犯上作乱'，而不能理解为把秦军的铜兵以及武库内的铜兵，统统都销毁了，只有愚夫才会这样做。"这一说法的离奇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正史上，只有收缴铜兵的记载，而对于存在于全国各地的铁制兵器，是不包括在销毁之列的，也就是说在秦王朝，铁制兵器完全是允许存在的。由于铁制兵器不被收缴，原来诸侯六国地区大量的铁制兵器，仍然普遍地藏在民间，可见袁先生"以弱天下民"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韩信"少年好带刀剑"的记载。《史记·项羽本纪》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籍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然而，项羽是秦始皇十五年生，死于汉王五年，死时只有31岁。秦始皇二十六年销毁铜兵时，项羽只有11岁，叔叔教他学剑、学兵法，当然是在他青少年时代发生的事情。项羽能"学剑"、韩信能"带刀剑"，都表示在秦王朝时期，民间的习武之风仍然非常盛行，也证明除铜兵之外的铁兵器，还是可以公开存在于民众手中的。
运到咸阳的"铜兵"，铸成12个大铜人，到底销毁了多少兵器呢？根据《三辅旧事》一书记载："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每个铜人按34万斤计算，总共熔化了408万斤的兵器，一柄铜剑，按4斤估算，相当于销毁100多万柄青铜剑。一件矛、一把戈的重量，都不到1 斤，佩剑是一种身份的标记，只有少数军官佩带，一柄剑的青铜，能够造出无数的短小兵器。应该说，秦始皇为浇铸12个铜人，实际上是销毁了几百万军队原来用于作战的青铜兵器。也就是说，除非另有大宗的铜兵来源，否则这400多万斤的青铜兵器是不可能仅仅从私人手中收缴的。
"吕不韦戈"是后人遗留的
尽管淤泥层的厚度和层数不同，但是在俑坑各处淤泥层的最底部和最上部代表的这一段时间差，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淤泥层的底部，代表着俑坑建成后，首次进行淤积的年代；而淤泥层的表面，则代表着俑坑最后被焚毁之前的时间。另外，在淤泥层很薄，或者没有淤泥层的地方，只要俑坑焚毁后的坍塌土、坍塌物压在薄层的淤泥之上，甚至直接压在俑坑的坑底之上，那么俑坑原来计算存续时间的原则和方法，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是因为，坑内其他地方存在着的"14层淤泥"，就把"俑坑的建造、俑坑的焚毁"这两个时间，已经完全拉开了距离。
现在我们必须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淤泥层问题上来。"吕不韦戈"到底是在俑坑哪个位置出土的呢？请看：袁仲一先生在1985年第1期《文博》杂志上，发表的《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这篇文章中说的话："俑坑已出土的带有明确秦始皇纪年的兵器共 20余件。其中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相邦吕不韦造的戈5件。三年、四年和七年吕不韦戈出土时，和矛连在一起构成合体戟。戟上带着木鞘，装有木柄，鞘和柄已朽。其中2件出土于砖铺地上，其余都出土于淤泥层的下部。淤泥层覆盖着黄土及坑顶的倒塌土，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的扰动。"
袁仲一先生显然是用"吕不韦戈有的出土在砖铺地上、有的出土在淤泥层下"和"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扰动"这两条理由，去说明"吕不韦戈"的出土位置的。对此，人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吕不韦戈"出土在砖铺地之上和出土在淤泥层之下，会存在着什么样实质性的区别？秦俑坑建成之后不久，外部的洪水冲进了俑坑内，经过了无数次周期性的沉积、干涸，自然一层一层地覆盖在坑底的铺地砖上。其实，坑底铺地砖之上就是淤泥层，淤泥层之下是坑底铺地砖。所谓"铺地砖之上"和"淤泥层之下"，难道不是一回事，不是属于同一个地层位置上的吗？
应该说，在俑坑的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中间根本就不存在另一个能将两者隔开的"未经人为扰动的地层"。其实，袁先生的这番论述，说过来，说过去，无非是向外界宣称：秦俑坑里所有的"吕不韦戈"，通通都是被压在淤泥层之下的，它们根本就不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之上。而且这一种"淤泥层压在吕不韦戈之上"地层之间的关系，是从来没有被扰乱过的，它们始终都保持着一种永久的、固定不变的状态，只要这种地层关系不变，"吕不韦戈"进入俑坑的年代，就必然是在坑内形成厚厚的淤泥层之前，那么俑坑属秦始皇的"定性" 也就不会有错。
然而，在秦俑坑里面，包括"吕不韦戈"在内的大量兵器，并不像袁先生所说的那样，都是在"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个地层出土的。1988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5页和46页上，就明确无误地说过："陶俑和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的遗迹、遗物，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淤泥层最多者约14层，在淤泥层内及其表面出土有大量的兵器。"而5件" 吕不韦戈"，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落到淤泥之下、淤泥层之中、或者淤泥层之上的，这是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加以分辨的！
证明"吕不韦戈"，不在淤泥层底部、而是在淤泥层之上的材料有很多：俑坑第0924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6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11过洞"上部"的红烧土中，它距现有地表2.50米之处，也未发现有木柄的痕迹。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出土的位置，根本不在坑底的铺地砖之上或者是淤泥层之下。又由于有戈而无木柄，说明这件"吕不韦戈"只能被徒手"挥舞"使用，戈是不能拿在手上和敌人进行拼杀的，因而它不可能属于俑坑内军队正常装备的原配兵器，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它来自于外部。
俑坑内的第0710号"吕不韦戈"，它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8过洞的0.29米厚的淤泥层"上面"，木柄也是残缺的。由此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根本与袁先生所说的"坑底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的说法，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正是由于它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所以这件"吕不韦戈"的进坑年代和秦俑坑实际的建造年代，也必然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时间差，加上木柄残缺的事实，充分地说明它也不可能是秦俑坑内的"原配兵器"，因为木柄残缺的戈本身，就不可能是帝王墓葬的陪葬品。
俑坑0577号"吕不韦戈"的位量--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7号俑～20号俑的踏足板前。材料上，对它具体位置没有任何说明，但从《报告》提供的图版180上显示出来很深、很重的阴影来看，此戈出土的位置，也不在俑坑底部，而是在厚厚的淤泥层上。俑坑01392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10过洞101号俑的右前方，从袁仲一先生所著《秦兵马俑》一书的附图中，能看到在该戈的下面，有一层十分明显的淤泥层，可见它也不直接落在俑坑最底部。
俑坑0576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3号俑～16号俑的前方，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也未提及它具体的出土位置。但从该《报告》提供的图版180（2）显示出来的阴影部分来看，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该戈也不直接落在俑坑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以上这一些来源于秦俑馆方面的确凿、可靠、权威的考古发掘材料，无一例外地都证明了，这5件"吕不韦戈"，确实不出土在俑坑最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也不是被压在俑坑淤泥层的下边。应该说，将"吕不韦戈"定为外来之物，是完全可信的。
俑坑大量兵器被人为劫走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发布的材料看：俑坑出土的5件"吕不韦戈"，多数分布在俑坑东北角的19探方和20探方之中。如果"吕不韦戈"确实是俑坑"原配兵器"的话，在武士、车马、队列都呈对称布局的情况下，那么在它们相对称、对应的1探方和2探方的位置上，也应该有相同的"吕不韦戈"才对啊！然而这些地方，是根本找不到"吕不韦戈"的。在俑坑已经发现的4万多件兵器中，5件"吕不韦戈"的出现，只是一种非常偶然的、个别的、奇异的现象。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这些"吕不韦戈"与俑坑其他"原配兵器"之间会有某种实质性的联系。
"吕不韦戈"虽然在俑坑出土，但并不意味与俑坑内其他兵器有着相同的制造年代。其实，"吕不韦戈"和俑坑内其他兵器比较，无论在铭文内容、出土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也就是说，"吕不韦戈"的出现，展示了俑坑内很多兵器存在着许多不可思议的时代风格上的差异点。到底有哪些地方与其他兵器"格格不入"呢？"吕不韦戈"和俑坑其他所有兵器之间的最大差异之处，就在于这"吕不韦"三个字上。《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说得很清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意思是秦代法律规定，凡是官方督造的任何兵器，都要刻上督造者的名字。
所以，在各地出土的青铜戈上，刻有督造者"吕不韦"的名字，说明这些青铜戈的铸造，完全是符合《秦律》规定的合格品。然而，在俑坑中除了几柄青铜戈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了，这说明"吕不韦戈"和秦俑坑兵器之间有一个"时空的隔阂"。正是在秦俑坑里出土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吕不韦戈"，才能将大量的、无铭文的、无"督造者官名"的俑坑其他兵器，连同俑坑本身的建造实际年代，彻底地与秦始皇时期无情地进行"切割"。由于俑坑"14层淤泥"的存在，说明秦俑坑的建造时间，一定要向前大大地推移才对。
将秦俑坑的建造年代向前推移，这是秦俑馆的许多考古学家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考古学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后世的器物，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明明是秦始皇时期的"吕不韦戈"，怎么可能跑到几十年前其他人的陪葬坑里面去呢？袁仲一先生在接受《都市文化报》记者王彬先生采访时表示："秦兵马俑坑内，发现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在早期的其他人墓葬中，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著名考古学家张占民先生，也宣称"说铜戈是后人放进去或后世战乱中带进去的，不是如同把汽车、电脑放进秦始皇陵墓一样荒谬吗？"
秦俑馆有的考古学家，也一直强调说：晚期的器物、后人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跑到早期的墓葬、前人的陪葬坑中去，这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应该说，在一个完整的、未被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确实不可能出现在前期墓葬中；但是，在一个已经被严重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难道这也不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吗？秦俑馆的《发掘报告》明明写着"秦俑坑焚毁前，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吕不韦戈出土在淤泥层上"，难道还要继续坚持认为，俑坑之内绝对不会出现晚期的器物？
如果是人为因素的破坏，那就要认真地分析研究了。秦俑馆发布的考古材料都说，"洗劫秦俑坑的绝不是几个人，也不是一般的小团伙，而是人数众多的、非常特殊的集团。这个集团对秦俑坑，不是一般的窃取财宝，而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拿取兵器、车轮。我们认为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袁先生在《秦俑坑的修建和焚毁》中也说，"一号坑发掘中，发现很多文物都被人拿走了；三号坑文物遭到的破坏，比一、二号坑更严重。出土的车迹十分凌乱，车子被人砸成碎片。兵器和车马器出土数量很少，说明三号坑塌陷前遭人为的洗劫。"
俑坑大量的兵器，肯定是被外来的"扰乱者"劫走了。那么，现在出土的各种兵器，必然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俑坑建成之时，安放在地上、或者被武士握在手中的"原配兵器"；而另一部分，就是后期进入俑坑，劫取兵器过程中，那一大批外来的"扰乱者们"，也就是党士学、张仲立两位先生所说的"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所遗留下来的那些"简陋不堪的、残缺断裂的、不能配套的、陈旧落后的"兵器。既然，俑坑在焚毁之前，都曾进来成建制的外来军队，那么在坑内留下一些与他们身份相符的兵器，难道这是一种荒谬之说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这一些"吕不韦戈"，是不是像秦俑馆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俑坑进水的过程中，由于受水的冲击，而从陶俑身上落入淤泥中"去的原配兵器？对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大暴雨的时刻，骊山洪峰冲向俑坑是必然的，但从《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15页的材料看，灌入俑坑裂口的洪水，是以"漫流"形式到达各处的；又从第51页的材料看，尽管在淤泥层上的陶俑、陶马，东歪西倒，破坏严重，但被淤泥层所掩盖的陶俑、陶马的腿脚部分，大体都是完好的，尤其是几乎所有陶俑的足踏板，一个个仍然都保持着原来整齐排列的位置。
这些现象均说明：一次次"漫流" 进来的洪水，水是进了俑坑，但水势不足以把一个个陶俑冲倒，如果水势能冲倒陶俑，陶俑倾倒方向应该一致，足踏板都应该翻倒。但秦俑出土时，足踏板不倒，位置不乱，说明俑坑被外来人扰乱之前，淤泥不断增厚、层数不断增加，所有陶俑、陶马都被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陶俑手上的兵器，掉落到淤泥层表面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一开始洪水来得太猛，真的要将陶俑一个个冲倒，那么这些兵器也应该落到底部铺地砖上才符合常理；时间拖得越长，淤泥积得越厚，陶俑被固定得越结实，他们手中兵器，就越难往下掉！
秦末农民起义军的武器对比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如果是一支军队，又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才如此缺乏兵器、缺少战车车轮，非要潜入到阴暗、潮湿、几乎不见光线的俑坑中，打碎陶俑，砸毁战车，取走车轮，收集兵器，以便补充自己的武器装备？而要弄清"吕不韦戈"的来龙去脉，就一定不能回避这个核心的问题。
所谓的"政治变故"，是指政治大动乱和大纷争引起的政权交替。在秦王朝末年，所谓的"政治集团"，无非是指在当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中，形成的主要政治派别。根据史料记载可知，秦末只有三支农民起义大军先后到过骊山附近地区：一是由周章率领的号称百万之师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距代王镇不远处的戏水河畔；二是由汉高祖刘邦率领的"约法三章、严明纪律"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骊山西侧的灞上地区；三是由西楚霸王项羽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现今新丰镇附近的鸿门地区。
据说，还有一支由章邯率领的秦王朝军队，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秦始皇陵附近地区。有人认为，是章邯缺乏兵器，于是下令拿走俑坑内的兵器。这种观点一经提出，就被人们否定了。理由是：第一，这种看法不切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第二，没有将兵器的丢失同俑坑被严重破坏、焚毁联系起来；第三，没有考虑到几十万骊山刑徒与数千件(套)兵器之间的比例(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支护陵的部队，怎么可能会缺乏武器，没有武器，又怎能管住几十万修陵的刑徒？请注意，在刑徒墓中，在秦始皇陵城垣之内，是有铁剑等精良兵器的，那才是当年秦军的武器装备！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认真分辨的是，在秦末到过骊山地区附近的三支农民起义大军之中，究竟是谁最缺乏兵器，最急需作战装备？究竟是谁，最希望从俑坑中得到铜制兵器，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究竟是谁，最有必要在重大的决战前夕，愿意钻进并不完全敞开的、几乎寸步难行的秦俑坑深处，去搜罗大量的作战必需的各种兵器？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胆而又秘密的军事行动，能够策划这一切的，必定是一位既谨慎、又有冒险精神的军事家！从最后结果看，他们制定的计划和安排，都已经得到顺利、圆满的执行。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也留下了他们到过秦俑坑的很多证据。
有可能按照周密计划，从而取走兵器的到底是谁？先说一下那位汉高祖刘邦吧。自从丰沛起义之后，他在萧何、樊哙等人的辅助下，过五关斩六将，大破秦军，很快就挥兵进入了秦都咸阳，迫使秦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子婴，屈尊道旁，前来归顺请降。随后刘邦"封秦重宝、财物、府库"，他的几十万部队，对关中的父老，秋毫无犯，连对立阵营的范增，都说刘邦"今入关，财物无所获，妇女无所幸，此基志不在小"，后来他即位称帝，还对秦始皇陵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要说刘邦对俑坑的那点兵器感兴趣，无论谁都是不会相信的。
再说，那位"叱咤风云"的人物--项羽，当他率领8000精兵起义之后，大破秦军于襄城、东阿、濮阳、雝丘、定陶，迫使秦军主将章邯等人率部投降。仅在新安一战，一夜之间20多万秦军，全部都被他"坑杀"。不言而喻，当他挥兵进入咸阳之前，已经全歼了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秦代最先进、最精良的兵器，包括原先收缴六国精良的铁制兵器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已经悉数归他所有，在这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真是兵勇、将广，兵器精良，这才是"战胜者"不可一世的、充满霸气的真实写照，这不也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军光辉形象的再现吗？
作为"西楚霸王"的项羽，祖祖辈辈就生活在拥有大量钢铁兵器的楚国，他的军队占领咸阳之后，刘邦让出了全部所得，要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要说他会钻进秦俑坑黑洞洞的地下，去窃取那么多过时、落后的青铜兵器，去卸走那么多"战车"上的轮子，简直要让人笑掉大牙了。项羽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他到俑坑捡这点"破烂"东西干什么？《古今刀剑录》和《名剑记》里都有记载，"刘季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铁剑"，说明在"鸿门宴"上，刘邦佩带的是秦代的铁剑，项羽少时舞的宝剑也是铁剑，只有铁剑对铁剑，才不会在客人面前丢丑呢！
可是，最先到达骊山的周章起义大军，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陈胜、吴广是因为"适戍渔阳，会天大雨，失期法皆斩"而被迫"起事"的。起义行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俛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说到："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大楚，而天下响应；当此之时，非有坚甲利兵，劲弩强卫也；伐陈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梗苜伲缘毙揸垮蟆?
由此可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只能以耜头、铁耙等农具充当兵器，苦于器械不足，再向山中轩木作棍，截竹为旗，方得粗备军容。这一支自发组成的农民起义军，自东向西，沿途收集车马壮士，迅速地扩充了队伍，一旦遇有秦军坚守的城寨，一律绕行而过，所以一直未与秦军直接地交锋。当周章率领的"百万"大军，像潮水一般向咸阳挺进的途中，他们除去能够发出气壮山河的"最后吼声"之外，可都是一群赤手空拳的饥民啊！让他们拿什么去和强大的秦王朝军队去拼出一个真正的"你死我活"来？星星之火，虽然可以燎原，但星星之火，也是最容易被扑灭的！
谁是劫走俑坑兵器的人
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在它的最初发展阶段，力量总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们要真正"成事"，并且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要有一个不断壮大、不断积蓄"力量" 的过程。尤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就必须依靠一种让敌方感到措手不及的"突击行动"，才能达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是，对于周章来说，时间不等人，缓慢的办法是不现实的；如果能像《六韬·龙韬·军势》中所说的那样，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的方式，一鼓作气地杀向咸阳秦宫的话，或许还真的能够产生一种惊天的"爆炸力"，把秦二世的那一个乱世朝廷，打它一个底朝天！
然而，起义军中唯一掌控军事实权的周章，在最紧要、最关键的时刻，犯了书生军事家常犯的大毛病，诱发了一个军事上的大错误！《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周文，陈之贤人，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这就是说，周章是一位很有才德的军事家，懂得古时演兵列阵。"军"是什么意思呢？《战国策·齐策》说："军于邯郸之郊"，《注》："军，屯也。"军焉，就是屯驻成营的意思。这里的情况是，当队伍浩浩荡荡向前推进时，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之下，突然就停止前进了！
周章下令几十万大军，沿着骊山北麓的戏水河一线，安下营，扎下寨，一连几天不见动静。几千年来，世人一直都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得起义军莫明其妙地损失了最为难得的"争分夺秒"的最好战机。此时，身处深宫里的秦二世，只是在周章部队戏水扎下大营，并随后暴露行踪之后，才得到送来的紧急密报。有谁想到：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一军会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作为秦王朝中心的咸阳，几乎是一座空城，他要临时下令，调集各个郡县的兵马，前来保驾、勤王，已经"远水不解近渴"了。
在万般无奈、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只好任命一个管钱粮税收的官员--章邯，去骊山释放正在修建秦始皇陵的刑徒，匆匆忙忙地拼凑起一支由刑徒组成的征讨、平定大军。秦二世的旨意下达之后，不能想象在一两天的时间之内，就能组建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刑徒部队：部队要任命各级军官，要按战斗需要进行士兵编组，要从武库运来各种作战武器装备，要让刑徒们掌握一定的军事技能，要做好军队组建的工作，是需要时间支持的，没有时间的保障，一切都是徒劳之举。然而，周章失去了最为宝贵的战机，而给了秦二世喘气、进而出兵还击的大好时机！
2005年9月3日，美国总统发布命令说，700名现役军人要在72小时内，到达新奥尔良市的飓风灾区，执行一项救灾任务，这是高速度的派遣效率，受到人们的赞赏。但要知道，这700人本来就是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人，只不过是要去完成一项新的使命，所要准备的是各种民用防灾器材，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受灾地区。现代的美国，紧急组建一支救灾性质部队都需要三天的时间。而当年的秦二世，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重新组建一支几十万人的军事作战部队，难道他比现代人还要快？当然这只是一个古今军队紧急调动效率的对比资料罢了。
战国时期，纸上谈兵的军事家太多了，赵国著名军事家赵括，自少熟"知兵法，言兵事，以为天下莫能当"，结果在与秦国大将白起交战时，40万大军被秦军" 坑杀"。周章本人早年也跟随楚国的春申君、项燕等人学过军事，掌握众多战法、战例，他能投身于农民起义，当然会得到陈胜、吴广的赏识、重任，统领军事部队。周章最初策略是对的，避开正面冲突；但他总认为，秦都咸阳的最后一战，肯定迟早都要发生。论士气，不成问题，论兵器，自己却是完全处于劣势，怎么办？这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决定去冒险采取一个劫取兵器的大胆计划。
俑坑建成不久，地裂形成缺口，致使洪峰涌进，年复一年，裂口不断扩大，兵器逐渐暴露，有人难免要入坑去探个究竟。于是，坑内有陶俑、财富、兵器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就被不断地传向四方，传遍六国诸侯。对周章这位军事家来说，俑坑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武库，是他能够得到作战所需武器的场所。这里的兵器，他是非拿到手不可的，然而这也正是他悲剧的起点：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获得俑坑兵器后的战斗力；他过低地估计了秦二世迅速组织反击部队的可能性；更为可怕的还在于，在两军对垒的紧要关头，却把难得的攻击时间拱手让给了敌人。
抓住战机，攻其不备，先发制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克敌制胜的上策！在战场上，谁争取到了时间，谁就争取到了主动权；谁失去了时间，谁就要被动挨打。古代战争史上，由于贻误战机而饱尝战败之苦的战例还少吗？这位周章，可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二个赵括。秦俑馆考古学家，一直坚持认为"周章大军到达戏水河，不再继续前进了"，想以此证明起义军，没有光顾秦俑坑。其实，戏水河与俑坑相距，不足 6公里，人们从《史记·李斯列传》里"陈胜、吴广……，兵至鸿门而却"的记载中，看到了周章的起义部队，又从戏水河向西推进了5公里。
如果起义军从戏水向西整体推进到"鸿门"一线的话，那么战线南端的西杨村，也就在它占领的范围之内了。《汉书·刘向传》中说："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骊山之作，指的就是秦始皇陵，可见周章的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秦始皇陵很近的地方。《西汉博闻》中也说到："周章，陈胜之将也，往者皆发掘之，以求财物也。"周章既然没有去发掘秦始皇陵，那么他又到哪里去发掘，他又去发掘了什么呢？这在过去是没有人回答得了的。他是否真的去过秦俑坑，是否取走了坑内的兵器，仍然需要以下出土文物的"怪异"现象，才能够加以证实。
"吕不韦戈"的真相大白了
俑坑中所有的陶俑、陶马、木车，几乎都是被推倒、砸碎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应该弄清的是，对俑坑的人为破坏，可能不止发生过一次。《吕氏春秋》说过"自古无不抇之墓"，古墓难免都要被人掘开，何况一个常年能涌进洪水的俑坑，更不能阻挡外人的侵入。当然"外来者"来到俑坑的目的，有的是出于好奇，想钻进俑坑看个究竟；有的看到坑内满是俑群，就不再往前进；有的想知道里面更多情况，试图走得更远，这就要推倒一些陶俑；有的或许带着成见进入坑内，见俑就砸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有的早就进来取走一些兵器，也留下了一些东西。
早期将一个完整的陶俑，靠人力能够推倒；到后期坑底积淤泥越结越厚，再想去推倒它，那就很难了。"外来者"想要走遍俑坑内部，只有砸断、砸碎陶俑，才能打开通道，才能取走陶俑手中的兵器。而要把坚硬的陶俑打破，那是需要从外面带进"大工具"来的。周章部队进入俑坑，是俑坑焚毁之前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遭劫，所以他们见到大的兵器就拿，见完整的兵器就拿。俑坑内的车轮，几乎都被卸走了，要卸轮子只得将车子砸掉。总之，凡是在他们视线范围内的兵器，也就是位于淤泥层以上的兵器，能拿走的都被拿走了，能运走的也都被运走了。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提到的，在俑坑内"发现有落在淤泥层之上的铁器工具，以及被烧毁的竹篾编织物及绳索炭迹"的材料看：坑内器物经长期水泡，有的已严重腐朽变质，无燃烧的可能；唯独竹篾编织及绳索等能够焚烧成炭，说明这一些东西和铁矛、折剑头及"吕不韦戈" 一样，也是在最后时刻被带进俑坑的"外来物"。应该说：俑坑的陶俑、陶马是被铁工具砸坏的，大件的兵器是被绳索捆绑扛走的，小件的兵器是装在编筐内弄走的。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也还有一些是想拿而没有拿走的东西。所以，俑坑内很多器物，出土时都有很严重的位移现象。
周章起义军的秘密行动，至少要持续数天时间，在最后的时刻，俑坑内有的地方，由于火光停留时间过长，使棚木底部触火点燃，开始时起烟、起火，于是呛烟弥漫，紧接着火势逐步扩大，热焰让人无法停留，周章在无奈之下，只好组织部队匆忙后撤。俑坑的内部燃烧起来，一股股浓浓烟柱升上天空，入坑劫兵之举，很快就被暴露出来，随即引来两公里之外的修陵警卫部队。在整个劫取兵器及其后撤过程中，一部分随身携带的兵器，包括一些箩筐、木箱、绳索，就遗留了下来。尤其进坑不久，得到"上等" 兵器之后，有意无意地扔下一些自带兵器，也是情有可原的。
秦俑坑最后毁于火焚是肯定的，在焚毁之前遭到了外来者大规模的洗劫也是肯定的，问题是在最后一次洗劫之前，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小规模的或者个别人的零星扰乱，并没有人对此作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其实，从俑坑能够进人的那天起，直到它被焚毁的这段时间之内，不能排除有留下不同时期"外来者"器物的可能性。因为，有些不是俑坑的"原配兵器"，既不在坑底，也不在淤泥层的表面，我们可以根据兵器在淤泥层中的不同位置，判断出它们进入俑坑的不同年代。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一定能够从俑坑中，再分辨出越来越多的"外来"兵器。
看来，袁仲一先生当年宣称的"既然现在俑坑出土的铜兵器是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俑坑内的遗留物，说明它还是俑坑的原物，不是客体"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现在俑坑出土的兵器，既有建坑时的"原配兵器"，也有火焚之前众多"外来者"携入的"非原配兵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客体"，它们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不能因为它们出土在同一个地方，就抹杀当年这些兵器持有者本身所代表的不同时代背景，甚至去掩盖、混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政治大"变故"。如果有人能够承认俑坑中，有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遗留物，也应该是一件好事！
有的考古学家，对提出不同观点的其他人进行了严厉抨击：他们发表文章说："吕不韦戈"等兵器与俑坑的底层，处于考古学上的同一地层，把铜戈视为"外来兵器"是荒谬的。他们提醒对方，做事情不能太主观、太盲动。直到现在，他们还坚持"吕不韦戈"是与俑坑的底部处于"同一地层"之中，更不承认它们是"外来者"遗留下来的兵器。所谓"同一地层"，是指在一个遗址内，显示出来的一种具有相同年代的土层叠压关系，也就是说，从垂直方向的土层结构断面去看，只要位于同一个土层位置的不同器物，它们所处的年代应该是一致的。
根据《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3～15页的材料看，俑坑自上而下的土层，在垂直的方向上，可分为7个叠压层次。第一层为耕土层，厚0.3 米～0.4米；第二层为五花土层，厚2.5米～2.7米；第三层为棚木上的红烧土层，厚0.2 米～0.3米；第四层为过洞内的倒塌土层，厚0.1米～1.2米；第五层为淤泥层，最厚处为0.44米；第六层为坑底铺地砖；第七层为铺地砖之下的夯土层。书上说："陶俑、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可见，说这些"吕不韦戈"是与俑坑底部处于" 同一地层"，是不正确的。
淤泥层之上的"吕不韦戈"和淤泥层之下的俑坑铺地砖，无论如何扯不上属于"同一地层"。考古发掘常识告诉人们：如果俑坑底部的淤泥层，没有经过人为的移动，那么属于上一个"文化层"的年代，必然比下一个"文化层"的年代要晚，淤泥层表面出土器物的年代，要比淤泥层底部的年代更晚，这就是判断"吕不韦戈"作为一种"可移动文物"，何时进入俑坑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和依据。毫无疑问，"吕不韦戈"和其他已经被学术界公认的非"原配兵器"一样，都是"外来者"的遗留物。反之，要把这些"吕不韦戈"视为俑坑的"原配兵器"，那才叫荒谬呢！
2009年7月28日火曜日
孙中山：“中国的国都，须建在兰州”
孙中山：“中国的国都，须建在兰州”
佚名
我们中国人有时有泛道德化的倾向，一说起军事上的问题，总爱朝道德层面上拉，就是大军事家也不例外。《史记.吴起列传》中，吴起就对魏武侯说“在德不在险”。好像有了德，其他的爱谁谁，军事问题成了道德问题，我们是天朝上国、礼仪之邦，能没有“德”？于是，就成了腰里别冲牌，谁来跟谁玩儿！
可是，道德不能当饭吃，军事中的地理问题虽非决定因素，但却仍然是重要因素。说到宋朝定都开封，窃以为难免没有应承旧习的原因，五代中四代定都这里。新朝定都于此，也是为了方便。新朝开国，国家能力还有限，民众还没从战乱中缓过气，大兴土木必是动摇国本。再者，宋代之关中已非汉唐之关中，山东诸州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而关中衰败也成事实。开封地理交通便畅，得到全国的赋税补给也很方便，而关中则相对困难的多了。
定都开封，其实还是宋朝经济立国造成的。我们看宋代朝疆域地图，开封周围有着极为优越的水利网络设施，这里一马平川，河湖密布，交通便利。开封是这些河流的中枢和向外辐射的水上交通要道。一个政权建立伊始，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而这些物资需要在都城的附近就能获得。开封到了唐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通航，又恰巧处于通济渠要冲，又是通往东都洛阳和唐都长安的重要门户，汴河南通江淮，大批江南的富饶物资可直达汴州。而此时的关中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凋零不堪，长安、洛阳更是屡遭战争破坏，亦非昔日旧观。虽然在北宋初年，太祖匡胤欲迁都洛阳或长安，但最终还是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服从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客观情况。
但这并不是说，就有百利了。其实，从自然环境上看，开封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建都之地。开封地处黄河下游，周围地势坦荡，不仅没有大山，就连丘阜也很难见到，不像长安、洛阳、北京等都有天然屏障，四塞险固而利于守。这一点，洛阳北有大河横绝，南有伊阙锁闭，东有成皋、虎牢之固，西有龙门、崤山之险，好歹比一片大平原上的开封要强。所以，北边一有问题，宋朝就危险了，我写到澶渊之盟的时候也在说这个问题。
历史就是历史，宋人不能预测抑或不愿预测北宋的倾覆和地理的关系。我们也没有时空隧道，去到汴梁城作改变历史的英雄。我们只能反思历史，反思我们现在的首都政策。
迁都！迁都！迁都！我又想起辛亥革命之前，中山先生和大儒章太炎关于新国家新首都的争论。
说起建都的深费斟酌，一向是中国的传统。大凡建都总要考虑地势方便与否的。西汉建都长安，因为关中号称天下膏壤，地势险要，挟制东方郡县好象按着别人的脊背。东汉的洛阳就要差些，那是因为长安经西汉末兵燹，残破过甚。何况洛阳虽不如长安，却也是有山有水的好风光，亦算有险可凭，况且历来就是古都。东晋的南京，号称石头城，虎踞龙盘，扼江而挡北方，也是风水宝地。北宋的汴梁最差，可那是实在没办法，因为燕云十六州都被别人占了，如果还建都洛阳，没有半点纵深，难以守御。明成祖迁都北京，是为了对抗蒙古，不得不然。
可是孙中山和章太炎很怪，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是武昌。理由是关中、洛阳等地自然环境已经不如古代，而武昌扬灵于大江，东可控江浙，北望襄樊振抚河洛，靠着铁路交通，而北达长城，南理两粤，这是石头城的南京所达不到的。他们认为当年洪秀全建都南京，偏安一隅难以制远，实为失策，也是灭亡的一大原因。
不过和章太炎相比，中山先生的雄心更大！
中山先生认为，武昌虽然如此便利，可是以之为首都，驾御中原是足够了，但是要想控制新疆、蒙古，则又嫌局促，还是应当选择关中。他反驳章太炎的意见，认为虽然彼时的关中，富庶已远非秦汉可比，比不上南方诸省，可是就北方来说，比太行山以东各省还是要好。况且铁道交通一发展，给养并非什么难事。但是，在这里他又转折了一下，如果定都关中，制御蒙古、新疆虽然足够，可是想当亚洲的共主，又不够了。而要控制整个亚洲，则只有迁都伊犁。历代的王朝虽然降服西域，可是首都仍远在关中，威灵不能久驻，所以西域屡得屡失，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这些话听得章太炎目瞪口呆，虽然早年对孙中山不是很心服口服，可是这下大概也明白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差距。因为他自己，则“毕竟是书生”嘛。这会，他于是大叫“善哉”，由衷赞美孙中山为“新圣”，推崇之至了。
中山先生一代伟人，驱除鞑虏、光复中华（当时口号如此），有再现汉唐之心（可惜没有这个富贵命），弃富庶而易生荒糜的江南故都、亦弃传统保守的中原旧都、再弃纨绔八旗的腐朽之地，而择都西北（伊犁、兰州）就是这一雄心的直接反应（虽然没能实现）。
从现代地缘防御战略观念看，根据地理、资源、面积、人口、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世界可以分为两大主要国际通道系统，一是以铁路为主从西欧、东欧至中东、东亚的大陆系统，一是以航海为主连接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海洋系统。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200余场局部战争中的半数国际战争主要出现在这两大通道的交汇点和关键点上。中国东部正处于两大通道的交汇点，具有从两大通道寻求经济发展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容易遭受来自两大通道的威胁。
从国土形状看，世界上国家分为分散型如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易于各个击破；狭长型如南北绵延的朝鲜、越南，易于被割裂；中国属于均衡型，东西南北外围至中心地区距离相差不大，可以明显地分出内外线、前后方。从四个方位最顶端测量中国的中心点，大致在甘肃兰州至陕西西安之间的宝鸡。
从自然地形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屏障。历史上曾经远征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至此而止，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入侵中国内地。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不利踞守。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临终所留《总理遗教》中尚念念不忘地说：“中国的国都，须建在兰州。”
真伟人哉！
佚名
我们中国人有时有泛道德化的倾向，一说起军事上的问题，总爱朝道德层面上拉，就是大军事家也不例外。《史记.吴起列传》中，吴起就对魏武侯说“在德不在险”。好像有了德，其他的爱谁谁，军事问题成了道德问题，我们是天朝上国、礼仪之邦，能没有“德”？于是，就成了腰里别冲牌，谁来跟谁玩儿！
可是，道德不能当饭吃，军事中的地理问题虽非决定因素，但却仍然是重要因素。说到宋朝定都开封，窃以为难免没有应承旧习的原因，五代中四代定都这里。新朝定都于此，也是为了方便。新朝开国，国家能力还有限，民众还没从战乱中缓过气，大兴土木必是动摇国本。再者，宋代之关中已非汉唐之关中，山东诸州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而关中衰败也成事实。开封地理交通便畅，得到全国的赋税补给也很方便，而关中则相对困难的多了。
定都开封，其实还是宋朝经济立国造成的。我们看宋代朝疆域地图，开封周围有着极为优越的水利网络设施，这里一马平川，河湖密布，交通便利。开封是这些河流的中枢和向外辐射的水上交通要道。一个政权建立伊始，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而这些物资需要在都城的附近就能获得。开封到了唐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通航，又恰巧处于通济渠要冲，又是通往东都洛阳和唐都长安的重要门户，汴河南通江淮，大批江南的富饶物资可直达汴州。而此时的关中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凋零不堪，长安、洛阳更是屡遭战争破坏，亦非昔日旧观。虽然在北宋初年，太祖匡胤欲迁都洛阳或长安，但最终还是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服从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客观情况。
但这并不是说，就有百利了。其实，从自然环境上看，开封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建都之地。开封地处黄河下游，周围地势坦荡，不仅没有大山，就连丘阜也很难见到，不像长安、洛阳、北京等都有天然屏障，四塞险固而利于守。这一点，洛阳北有大河横绝，南有伊阙锁闭，东有成皋、虎牢之固，西有龙门、崤山之险，好歹比一片大平原上的开封要强。所以，北边一有问题，宋朝就危险了，我写到澶渊之盟的时候也在说这个问题。
历史就是历史，宋人不能预测抑或不愿预测北宋的倾覆和地理的关系。我们也没有时空隧道，去到汴梁城作改变历史的英雄。我们只能反思历史，反思我们现在的首都政策。
迁都！迁都！迁都！我又想起辛亥革命之前，中山先生和大儒章太炎关于新国家新首都的争论。
说起建都的深费斟酌，一向是中国的传统。大凡建都总要考虑地势方便与否的。西汉建都长安，因为关中号称天下膏壤，地势险要，挟制东方郡县好象按着别人的脊背。东汉的洛阳就要差些，那是因为长安经西汉末兵燹，残破过甚。何况洛阳虽不如长安，却也是有山有水的好风光，亦算有险可凭，况且历来就是古都。东晋的南京，号称石头城，虎踞龙盘，扼江而挡北方，也是风水宝地。北宋的汴梁最差，可那是实在没办法，因为燕云十六州都被别人占了，如果还建都洛阳，没有半点纵深，难以守御。明成祖迁都北京，是为了对抗蒙古，不得不然。
可是孙中山和章太炎很怪，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是武昌。理由是关中、洛阳等地自然环境已经不如古代，而武昌扬灵于大江，东可控江浙，北望襄樊振抚河洛，靠着铁路交通，而北达长城，南理两粤，这是石头城的南京所达不到的。他们认为当年洪秀全建都南京，偏安一隅难以制远，实为失策，也是灭亡的一大原因。
不过和章太炎相比，中山先生的雄心更大！
中山先生认为，武昌虽然如此便利，可是以之为首都，驾御中原是足够了，但是要想控制新疆、蒙古，则又嫌局促，还是应当选择关中。他反驳章太炎的意见，认为虽然彼时的关中，富庶已远非秦汉可比，比不上南方诸省，可是就北方来说，比太行山以东各省还是要好。况且铁道交通一发展，给养并非什么难事。但是，在这里他又转折了一下，如果定都关中，制御蒙古、新疆虽然足够，可是想当亚洲的共主，又不够了。而要控制整个亚洲，则只有迁都伊犁。历代的王朝虽然降服西域，可是首都仍远在关中，威灵不能久驻，所以西域屡得屡失，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这些话听得章太炎目瞪口呆，虽然早年对孙中山不是很心服口服，可是这下大概也明白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差距。因为他自己，则“毕竟是书生”嘛。这会，他于是大叫“善哉”，由衷赞美孙中山为“新圣”，推崇之至了。
中山先生一代伟人，驱除鞑虏、光复中华（当时口号如此），有再现汉唐之心（可惜没有这个富贵命），弃富庶而易生荒糜的江南故都、亦弃传统保守的中原旧都、再弃纨绔八旗的腐朽之地，而择都西北（伊犁、兰州）就是这一雄心的直接反应（虽然没能实现）。
从现代地缘防御战略观念看，根据地理、资源、面积、人口、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世界可以分为两大主要国际通道系统，一是以铁路为主从西欧、东欧至中东、东亚的大陆系统，一是以航海为主连接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海洋系统。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200余场局部战争中的半数国际战争主要出现在这两大通道的交汇点和关键点上。中国东部正处于两大通道的交汇点，具有从两大通道寻求经济发展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容易遭受来自两大通道的威胁。
从国土形状看，世界上国家分为分散型如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易于各个击破；狭长型如南北绵延的朝鲜、越南，易于被割裂；中国属于均衡型，东西南北外围至中心地区距离相差不大，可以明显地分出内外线、前后方。从四个方位最顶端测量中国的中心点，大致在甘肃兰州至陕西西安之间的宝鸡。
从自然地形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屏障。历史上曾经远征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至此而止，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入侵中国内地。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不利踞守。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临终所留《总理遗教》中尚念念不忘地说：“中国的国都，须建在兰州。”
真伟人哉！
2009年7月12日日曜日
天下第一女人：慈禧其实不快乐
天下第一女人：慈禧其实不快乐
佚名
许多人都认为慈禧作为“天下第一女人”，执掌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身边又有那么多伺候奉承的人，生活也一定非常满足。
但是慈禧觉得自己并不快乐，而这些不快乐也不能对别人说。到了晚年，也许是压抑得太久，她才开始跟一些她认为亲近的人唠叨自己的过去，也慨叹自己的命运。
慈禧曾对隆裕说，她刚刚进宫那会儿，因为长得漂亮，而且得到咸丰的宠爱，咸丰对其他嫔妃看都不看一眼，所以很多人都嫉妒她，常常在背后说她的闲话，甚至用一些手段陷害她。当年皇宫里的尔虞我诈非常厉害，在那种环境里生存是没有退路的，只有选择接受挑战，也只能选择挑战。很幸运，她给咸丰生了一个儿子，这使她在咸丰心目中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时候，咸丰忽然病倒了，加上洋兵又逼近了北京城，于是他就带着慈安和慈禧逃到了热河。那会儿慈禧还年轻，跟着一个病危的丈夫，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当时的形势非常紧急。
就在咸丰弥留之际，慈禧领着儿子(后来的同治皇帝)来到咸丰的病榻边，问他后嗣将如何决定。当时咸丰没有回答，慈禧急中生智，对他说：“你儿子在这里。”听到这话，咸丰马上睁开眼睛，说：“自然是他继承大统。”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慈禧这才放了心。这句话几乎是咸丰最后的遗言，不久他就去世了。
虽说咸丰过世多年，但每当慈禧想起他弥留时的情形，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原本她想毕竟还有同治可以依靠，以后的日子总该会好起来，然而不幸的是同治不到二十岁就死了。从此以后，慈禧就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当光绪皇帝被带到慈禧面前的时候，他还是个三岁的孩子，体弱多病，还不会走路。他的父亲是醇亲王，他的母亲是慈禧的妹妹，所以慈禧对他可谓视如己出，对他倾注了全部的心力。然而即便如此，仍是没有一件事是她所希望的样子，事事叫她失望。
其实慈禧的难处还远远不止这些，比这更糟的事她都经历过。她总算还是个达观的人，一些小事也就不去计较。当然国家大事也并非都是她一个人说了算，一般都是由大臣们互相商量好了，再上折子给她。只要事情都还说得过去，慈禧是从不拒绝他们的。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她惯用伎俩，但是如果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守寡这么多年的人能够统领中国这么多年，如果不是有着非凡的忍耐力和惊人的毅力，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慈禧名义上是当了皇太后，实际上是二十六七岁就开始守寡，虽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是孤孤单单的，守在身边的是一群不懂事的丫头，伺候自己的是一群又奸又滑的太监。那群太监，吃饱了饭没事干，整天在憋坏主意，揣摩上头的心理，拍你、捧你，最后的结果，谁也不是真心。虽然她明明知道是这样，可是又非用他们不可。
所以，慈禧在宫里能够消磨时间的正经事，就是看奏折。一到孤独寂寞最难熬的时候，就用看奏折来消磨时间。她看奏折没有固定的时间，通常都是在皇上以及贵妃们觐见以后，她就说皇帝歇着去吧，皇后也歇着去吧，对皇妃则说你们请归安吧。当管事儿的宫女赶紧把装奏折的黄匣子捧进净室里，出来时用眼一扫，所有的宫女就都退避出去了，她开始看奏折。这时，宫里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都格外小心当差。一般李莲英和崔玉贵在这个时候，也低眉顺眼地在寝宫门里一边一个站着，随时听候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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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许多人都认为慈禧作为“天下第一女人”，执掌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身边又有那么多伺候奉承的人，生活也一定非常满足。
但是慈禧觉得自己并不快乐，而这些不快乐也不能对别人说。到了晚年，也许是压抑得太久，她才开始跟一些她认为亲近的人唠叨自己的过去，也慨叹自己的命运。
慈禧曾对隆裕说，她刚刚进宫那会儿，因为长得漂亮，而且得到咸丰的宠爱，咸丰对其他嫔妃看都不看一眼，所以很多人都嫉妒她，常常在背后说她的闲话，甚至用一些手段陷害她。当年皇宫里的尔虞我诈非常厉害，在那种环境里生存是没有退路的，只有选择接受挑战，也只能选择挑战。很幸运，她给咸丰生了一个儿子，这使她在咸丰心目中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时候，咸丰忽然病倒了，加上洋兵又逼近了北京城，于是他就带着慈安和慈禧逃到了热河。那会儿慈禧还年轻，跟着一个病危的丈夫，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当时的形势非常紧急。
就在咸丰弥留之际，慈禧领着儿子(后来的同治皇帝)来到咸丰的病榻边，问他后嗣将如何决定。当时咸丰没有回答，慈禧急中生智，对他说：“你儿子在这里。”听到这话，咸丰马上睁开眼睛，说：“自然是他继承大统。”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慈禧这才放了心。这句话几乎是咸丰最后的遗言，不久他就去世了。
虽说咸丰过世多年，但每当慈禧想起他弥留时的情形，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原本她想毕竟还有同治可以依靠，以后的日子总该会好起来，然而不幸的是同治不到二十岁就死了。从此以后，慈禧就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当光绪皇帝被带到慈禧面前的时候，他还是个三岁的孩子，体弱多病，还不会走路。他的父亲是醇亲王，他的母亲是慈禧的妹妹，所以慈禧对他可谓视如己出，对他倾注了全部的心力。然而即便如此，仍是没有一件事是她所希望的样子，事事叫她失望。
其实慈禧的难处还远远不止这些，比这更糟的事她都经历过。她总算还是个达观的人，一些小事也就不去计较。当然国家大事也并非都是她一个人说了算，一般都是由大臣们互相商量好了，再上折子给她。只要事情都还说得过去，慈禧是从不拒绝他们的。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她惯用伎俩，但是如果设身处地想想，一个守寡这么多年的人能够统领中国这么多年，如果不是有着非凡的忍耐力和惊人的毅力，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慈禧名义上是当了皇太后，实际上是二十六七岁就开始守寡，虽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可是孤孤单单的，守在身边的是一群不懂事的丫头，伺候自己的是一群又奸又滑的太监。那群太监，吃饱了饭没事干，整天在憋坏主意，揣摩上头的心理，拍你、捧你，最后的结果，谁也不是真心。虽然她明明知道是这样，可是又非用他们不可。
所以，慈禧在宫里能够消磨时间的正经事，就是看奏折。一到孤独寂寞最难熬的时候，就用看奏折来消磨时间。她看奏折没有固定的时间，通常都是在皇上以及贵妃们觐见以后，她就说皇帝歇着去吧，皇后也歇着去吧，对皇妃则说你们请归安吧。当管事儿的宫女赶紧把装奏折的黄匣子捧进净室里，出来时用眼一扫，所有的宫女就都退避出去了，她开始看奏折。这时，宫里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都格外小心当差。一般李莲英和崔玉贵在这个时候，也低眉顺眼地在寝宫门里一边一个站着，随时听候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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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多少中国人 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始末
改变多少中国人 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始末
佚名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美国无中生有地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银河号"货轮被迫在达曼港接受检查。当时在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新近披露了"银河号"事件始末
中国目前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驻了文字和摄影记者，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从不同侧面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进程。新华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由陆郝庆主编的《突发事件目击记》，以第一手材料，纪实的风格，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真相。
本文摘自《突发事件目击记》一书，原题《碧海丹心扬国威》。作者陈文如1970年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华社科威特分社记者、亚丁分社首席记者、萨那分社负责人、阿布扎比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外事局国外分社管理处处长，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1993年9月4日下午1点，中国"银河号"货轮核查结果在位于波斯湾的沙特阿拉伯达曼港宣布后，我在几分钟内自达曼发出《中沙代表及美顾问签署检查报告？"银河号"未载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和《中国检查组负责人发表声明？"银河号"清白无辜》两条电讯。自7月23日起，美国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载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武器前体运往伊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
"银河号"货轮被迫在达曼港接受检查。作为现场采访记者，我昼夜跟踪、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作为中国人，我目睹美国人无视中国主权和伤害中国人感情的蛮横行为和嚣张气焰，内心的气愤和怒火早就压抑不住，要迸发了。所以《检查报告》一宣布，我立即抢发了消息，让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尽快传遍全世界。
来达曼前，我在新华社阿布扎比分社任首席记者，负责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报道工作。"银河号"事件发生后，我奉调参加中方检查组赴达曼港报道"银河号"货轮货物检查事宜。当时，与我一起参加中方检查组工作的还有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两位外交官。
碧海丹心战恶浪
"银河号"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所属的全集装箱货轮。1993年7月7日，该船按计划在天津新港上货后启航，途经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最后共载628个集装箱，驶向中东，预计8月3日抵达位于波斯湾的迪拜港卸货，然后去沙特达曼港和科威特港。
然而，美国无中生有掀恶浪。从7月23日起，以获得情报为由，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7月15日从大连港出发，装载着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美国官员还振振有词地宣称：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并威胁说，否则，就要制裁中国。美国8月3日在与中国外交部的又一次交涉中，竟然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轮返回出发地；或由美国人登船检查货物；或者索性停留在某个地点，听候发落。美国还向该货轮计划停靠的港口所在国散布其错误情报，并据此要求这些国家阻止该货轮按计划进港卸货，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
对于美方的多次无端指控和霸道行径，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为避免事态恶化，中方于8月3日指示"银河号"暂停前进，在距离霍尔木兹海峡10多海里的公海上抛锚。中方对美方的质疑经过认真、全面调查后，于8月4日明确告诉美方："银河号"货轮根本没有装载美方所说的两项化学品，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积极建议，包括在中东第一站迪拜港由当地海关与中方一同核查美国所怀疑的"银河号"货箱。8月7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发表讲话严正指出，美方所称中国"银河号"启程日期、启始港和抵达港完全失实，所谓该货轮载有化学武器前体纯属造谣，并强烈抗议美方对中方的澄清置之不理的霸道行为。但是，直至8月12日，美方一名高级官员还宣称："我们有可靠的情报，证明船上载有化学武器前体，我们决心对该船进行检查。"
美国的诬陷、指控和威胁，对"银河号"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祸从天降。从8月1日开始，"银河号"船员便发现一艘美国军舰紧紧跟在后面，开始他们还以为军舰是和他们一起航行，但是54岁的船长张如德，凭着多年当船长的经验和航海经历，隐隐觉得情况不正常。8月3日上午8时，"银河号"到达阿曼湾后，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在"银河"轮上空盘旋跟踪，查问"银河"轮名称、航向、航速、货运情况，以及出发港、目的港等。美直升机舱门敞开，不时对"银河"轮摄像拍照。当天中午12点30分，美军舰61号驶近"银河号"，一直尾随其后。当日19点30分，"银河号"货轮按公司指示在阿曼湾距霍尔木兹海峡约11海里处抛锚待命。这期间，美国军舰61号、975 号、996号轮番在它前后左右保持二至五海里的距离驶来驶去，掀起层层恶浪；美军战斗机、直升机、侦察机不断在它周围低空盘旋，卷起阵阵狂风，似乎要把整个"银河"轮吞没似的。
同舟共济渡难关
盛夏酷暑的波斯湾，阳光下气温高达摄氏50多度。漂泊公海上的"银河号"船体晒得滚烫，手碰在甲板上或铁护栏上，会烫起水泡。机舱里像个大蒸笼。但是，船员们却不能像平常那样洗澡及得到充分的营养补给。因为"银河号"长时间漂泊公海，按正常航次携带的淡水和食物开始短缺。船长张如德不得不要求大家节水缩食。抛锚当天他们就开始降低伙食标准，由平时的三菜一汤改为两菜一汤，而且数量也比平常明显减少。为了节约用水，有的人甚至一个星期没洗澡。人消瘦了，体质下降了，病号增多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被眼前的一切所吓倒，当美国人从军舰上给船长打电话说，"我们可以为你们提供油料、用水以及食品"时，张如德船长断然拒绝说："我们不需要！"船员们表示：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他们宁可节俭用食，也决不要美国的一滴油、一滴水。
"银河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外抛锚10多天后，经过政府间交涉，又向西南方向移了38海里，停泊在阿联酋东北部富查伊拉港外约50海里处的阿曼海公海上，后经多方努力，"银河"轮进入达曼港，由中国政府代表与沙特政府代表一起进行检查。美国派专家作为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参与检查。
"来者不善"何所惧
8月28日上午，美、沙人员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对船上货物进行清点和浏览检查。
美方技术人员身着沙漠迷彩服，手提开箱工具、检查仪器、手电筒，早已跃跃欲试，大有不查出美国情报局所称的两类化学品誓不罢休之势；中方一再声明"银河号"未载美方所称的两类化学品，自然胸有成竹；至于沙方，它提供了一个美方要抓证据、中方要澄清事实的场所，与双方友好。8月29日上午10点10分，开箱检查开始了。运往伊朗的货箱自然首当其冲。第一箱打开，全是一些铅封黑色铁桶。外行人一看确实大吃一惊。在场的美国人惊喜，沙特人惊奇，只有中国人沉住气。美国技术专家们喜形于色，疾步向前，小心翼翼地琢磨这些黑铁桶，以为这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两类液体化学品。当被告知里面是固体染料时，他们不信，仍从中间掏出两箱打开看个究竟。即便是运往伊朗的装鞋纸箱他们也不放过，怀疑里面有液体化学品。这天上午，美国人接连打开了25个自中国运往伊朗的集装箱。晚上，又检查了其余几箱。至晚上11点左右，自中国（包括经香港转）运往伊朗的集装箱已经全部开箱检查完毕，根本没有美国所称的化学武器前体物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
错误情报被揭穿
美方在运往伊朗的货箱中未查到他们要找的两类化学品后，提出次日要查自天津新港和上海港上船的他们怀疑的所有货箱。中方同意了美方的要求。但是，结果又使他们失望。美国人心慌了。于是，他们怀疑"情报"有误。据他们透露，美情报机构提供的箱号是CSAQ3101和CSAQ3102。
当他们发现"银河号"货轮根本就没有这两个货箱及其提单号时，便怀疑情报部门把"号码"记错了，因此提出要查相近、易混的CSAQ3010号集装箱。中方欣然同意。但开箱一看，却是运往巴基斯坦的扑克牌。美国人的愚蠢做法成了现场众人的笑柄。
至晚上11点左右，自中国运往伊朗和凡美方怀疑并认为要查的从中国运出的货箱共49个全部开箱查完，结果美国人仍一无所获。于是他们便把赌注押在31日化验结果上。化验结果表明，上述化学品都不是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美国人处境尴尬，然而并没有就此罢休。
严斥出尔反尔
8月31日谈判桌上，美方代表、美驻沙特使馆参赞马克尤姆（音译）称，华盛顿认为，美方只检查了"银河号"部分货物，"不能公开承认船上未载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他说，要么船上的中国货全部开箱检查，要么根据单子一部分一部分查，直到华盛顿认为可以了为止。
对美方的无理要求，中方代表指出：你们一再撕毁原先达成的协议，出尔反尔，不守信义。现在竟公然违背"绝不染指"第三国货物的承诺，甚至要查"银河号"全部货柜，这是霸道行为。美方人员自觉理亏，却又百般狡辩，甚至不得不说出："这是奉华盛顿之命。"沙特代表不愿直接表态，于是建议："以后达成的协议应见诸文字，三方签字。"以巧妙方式表达了对美方做法的不满。美方代表觉得沙方意见有些突然，看了对方一眼说："你这建议我要请示华盛顿。"
9月1日晚5点20分，三方恢复会谈。为向全世界澄清事实真相，中方郑重宣布："为更顺利地进行下一步检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了结此事，中方在对美上述要求持反对立场的情况下，同意扩大检查。"
"OK"先生签字认错
根据会谈达成的协议，"银河号"所载货柜全部开箱检查。不过开箱越多，美国人显得越紧张，越难堪。因为这只能说明他们无确凿证据，胡乱开箱。所以，沙方代表有时似在挑逗美国人。当打开箱一看又是纸箱包装的、分量很轻的日用商品，便问美国代表："OK？！"美国人苦笑一下，"OK"。他们此时已不那么盛气凌人和嚣张了。直到"银河号"所载628个集装箱全部开箱检查完毕，仍然查不出美国指控的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在铁的事实面前，美国人不得不认输了。
9月4日下午1点，中、美、沙三方代表正式签署"银河号"《调查报告》，确认"银河号"货轮未载有上述化学武器前体。至此，美国人在其一手制造的"银河号"事件的较量中输得精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93年9月4日，中国、沙特代表及美国顾问签署检查报告，确认"银河号"未载"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
佚名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美国无中生有地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银河号"货轮被迫在达曼港接受检查。当时在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新近披露了"银河号"事件始末
中国目前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驻了文字和摄影记者，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从不同侧面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进程。新华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由陆郝庆主编的《突发事件目击记》，以第一手材料，纪实的风格，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真相。
本文摘自《突发事件目击记》一书，原题《碧海丹心扬国威》。作者陈文如1970年从事新闻工作，历任新华社科威特分社记者、亚丁分社首席记者、萨那分社负责人、阿布扎比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外事局国外分社管理处处长，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1993年9月4日下午1点，中国"银河号"货轮核查结果在位于波斯湾的沙特阿拉伯达曼港宣布后，我在几分钟内自达曼发出《中沙代表及美顾问签署检查报告？"银河号"未载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和《中国检查组负责人发表声明？"银河号"清白无辜》两条电讯。自7月23日起，美国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载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武器前体运往伊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
"银河号"货轮被迫在达曼港接受检查。作为现场采访记者，我昼夜跟踪、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作为中国人，我目睹美国人无视中国主权和伤害中国人感情的蛮横行为和嚣张气焰，内心的气愤和怒火早就压抑不住，要迸发了。所以《检查报告》一宣布，我立即抢发了消息，让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尽快传遍全世界。
来达曼前，我在新华社阿布扎比分社任首席记者，负责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报道工作。"银河号"事件发生后，我奉调参加中方检查组赴达曼港报道"银河号"货轮货物检查事宜。当时，与我一起参加中方检查组工作的还有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两位外交官。
碧海丹心战恶浪
"银河号"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所属的全集装箱货轮。1993年7月7日，该船按计划在天津新港上货后启航，途经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最后共载628个集装箱，驶向中东，预计8月3日抵达位于波斯湾的迪拜港卸货，然后去沙特达曼港和科威特港。
然而，美国无中生有掀恶浪。从7月23日起，以获得情报为由，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7月15日从大连港出发，装载着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美国官员还振振有词地宣称：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并威胁说，否则，就要制裁中国。美国8月3日在与中国外交部的又一次交涉中，竟然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轮返回出发地；或由美国人登船检查货物；或者索性停留在某个地点，听候发落。美国还向该货轮计划停靠的港口所在国散布其错误情报，并据此要求这些国家阻止该货轮按计划进港卸货，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
对于美方的多次无端指控和霸道行径，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为避免事态恶化，中方于8月3日指示"银河号"暂停前进，在距离霍尔木兹海峡10多海里的公海上抛锚。中方对美方的质疑经过认真、全面调查后，于8月4日明确告诉美方："银河号"货轮根本没有装载美方所说的两项化学品，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积极建议，包括在中东第一站迪拜港由当地海关与中方一同核查美国所怀疑的"银河号"货箱。8月7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发表讲话严正指出，美方所称中国"银河号"启程日期、启始港和抵达港完全失实，所谓该货轮载有化学武器前体纯属造谣，并强烈抗议美方对中方的澄清置之不理的霸道行为。但是，直至8月12日，美方一名高级官员还宣称："我们有可靠的情报，证明船上载有化学武器前体，我们决心对该船进行检查。"
美国的诬陷、指控和威胁，对"银河号"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祸从天降。从8月1日开始，"银河号"船员便发现一艘美国军舰紧紧跟在后面，开始他们还以为军舰是和他们一起航行，但是54岁的船长张如德，凭着多年当船长的经验和航海经历，隐隐觉得情况不正常。8月3日上午8时，"银河号"到达阿曼湾后，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在"银河"轮上空盘旋跟踪，查问"银河"轮名称、航向、航速、货运情况，以及出发港、目的港等。美直升机舱门敞开，不时对"银河"轮摄像拍照。当天中午12点30分，美军舰61号驶近"银河号"，一直尾随其后。当日19点30分，"银河号"货轮按公司指示在阿曼湾距霍尔木兹海峡约11海里处抛锚待命。这期间，美国军舰61号、975 号、996号轮番在它前后左右保持二至五海里的距离驶来驶去，掀起层层恶浪；美军战斗机、直升机、侦察机不断在它周围低空盘旋，卷起阵阵狂风，似乎要把整个"银河"轮吞没似的。
同舟共济渡难关
盛夏酷暑的波斯湾，阳光下气温高达摄氏50多度。漂泊公海上的"银河号"船体晒得滚烫，手碰在甲板上或铁护栏上，会烫起水泡。机舱里像个大蒸笼。但是，船员们却不能像平常那样洗澡及得到充分的营养补给。因为"银河号"长时间漂泊公海，按正常航次携带的淡水和食物开始短缺。船长张如德不得不要求大家节水缩食。抛锚当天他们就开始降低伙食标准，由平时的三菜一汤改为两菜一汤，而且数量也比平常明显减少。为了节约用水，有的人甚至一个星期没洗澡。人消瘦了，体质下降了，病号增多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被眼前的一切所吓倒，当美国人从军舰上给船长打电话说，"我们可以为你们提供油料、用水以及食品"时，张如德船长断然拒绝说："我们不需要！"船员们表示：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他们宁可节俭用食，也决不要美国的一滴油、一滴水。
"银河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外抛锚10多天后，经过政府间交涉，又向西南方向移了38海里，停泊在阿联酋东北部富查伊拉港外约50海里处的阿曼海公海上，后经多方努力，"银河"轮进入达曼港，由中国政府代表与沙特政府代表一起进行检查。美国派专家作为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参与检查。
"来者不善"何所惧
8月28日上午，美、沙人员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对船上货物进行清点和浏览检查。
美方技术人员身着沙漠迷彩服，手提开箱工具、检查仪器、手电筒，早已跃跃欲试，大有不查出美国情报局所称的两类化学品誓不罢休之势；中方一再声明"银河号"未载美方所称的两类化学品，自然胸有成竹；至于沙方，它提供了一个美方要抓证据、中方要澄清事实的场所，与双方友好。8月29日上午10点10分，开箱检查开始了。运往伊朗的货箱自然首当其冲。第一箱打开，全是一些铅封黑色铁桶。外行人一看确实大吃一惊。在场的美国人惊喜，沙特人惊奇，只有中国人沉住气。美国技术专家们喜形于色，疾步向前，小心翼翼地琢磨这些黑铁桶，以为这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两类液体化学品。当被告知里面是固体染料时，他们不信，仍从中间掏出两箱打开看个究竟。即便是运往伊朗的装鞋纸箱他们也不放过，怀疑里面有液体化学品。这天上午，美国人接连打开了25个自中国运往伊朗的集装箱。晚上，又检查了其余几箱。至晚上11点左右，自中国（包括经香港转）运往伊朗的集装箱已经全部开箱检查完毕，根本没有美国所称的化学武器前体物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
错误情报被揭穿
美方在运往伊朗的货箱中未查到他们要找的两类化学品后，提出次日要查自天津新港和上海港上船的他们怀疑的所有货箱。中方同意了美方的要求。但是，结果又使他们失望。美国人心慌了。于是，他们怀疑"情报"有误。据他们透露，美情报机构提供的箱号是CSAQ3101和CSAQ3102。
当他们发现"银河号"货轮根本就没有这两个货箱及其提单号时，便怀疑情报部门把"号码"记错了，因此提出要查相近、易混的CSAQ3010号集装箱。中方欣然同意。但开箱一看，却是运往巴基斯坦的扑克牌。美国人的愚蠢做法成了现场众人的笑柄。
至晚上11点左右，自中国运往伊朗和凡美方怀疑并认为要查的从中国运出的货箱共49个全部开箱查完，结果美国人仍一无所获。于是他们便把赌注押在31日化验结果上。化验结果表明，上述化学品都不是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美国人处境尴尬，然而并没有就此罢休。
严斥出尔反尔
8月31日谈判桌上，美方代表、美驻沙特使馆参赞马克尤姆（音译）称，华盛顿认为，美方只检查了"银河号"部分货物，"不能公开承认船上未载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他说，要么船上的中国货全部开箱检查，要么根据单子一部分一部分查，直到华盛顿认为可以了为止。
对美方的无理要求，中方代表指出：你们一再撕毁原先达成的协议，出尔反尔，不守信义。现在竟公然违背"绝不染指"第三国货物的承诺，甚至要查"银河号"全部货柜，这是霸道行为。美方人员自觉理亏，却又百般狡辩，甚至不得不说出："这是奉华盛顿之命。"沙特代表不愿直接表态，于是建议："以后达成的协议应见诸文字，三方签字。"以巧妙方式表达了对美方做法的不满。美方代表觉得沙方意见有些突然，看了对方一眼说："你这建议我要请示华盛顿。"
9月1日晚5点20分，三方恢复会谈。为向全世界澄清事实真相，中方郑重宣布："为更顺利地进行下一步检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了结此事，中方在对美上述要求持反对立场的情况下，同意扩大检查。"
"OK"先生签字认错
根据会谈达成的协议，"银河号"所载货柜全部开箱检查。不过开箱越多，美国人显得越紧张，越难堪。因为这只能说明他们无确凿证据，胡乱开箱。所以，沙方代表有时似在挑逗美国人。当打开箱一看又是纸箱包装的、分量很轻的日用商品，便问美国代表："OK？！"美国人苦笑一下，"OK"。他们此时已不那么盛气凌人和嚣张了。直到"银河号"所载628个集装箱全部开箱检查完毕，仍然查不出美国指控的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化学品。在铁的事实面前，美国人不得不认输了。
9月4日下午1点，中、美、沙三方代表正式签署"银河号"《调查报告》，确认"银河号"货轮未载有上述化学武器前体。至此，美国人在其一手制造的"银河号"事件的较量中输得精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93年9月4日，中国、沙特代表及美国顾问签署检查报告，确认"银河号"未载"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
希特勒私生活内幕令人震惊 注射公牛睾丸激素
希特勒私生活内幕令人震惊 注射公牛睾丸激素
佚名
据英国《每日快报》27日报道，纳粹狂魔阿道夫·希特勒的女秘书克丽斯塔·希罗德在1984年离开人世，她的回忆录《他是我的老板：希特勒秘书克丽斯塔·希罗德回忆录》最近由英国前线图书公司首次在英国出版。克丽斯塔当了希特勒12年的女秘书，她的回忆录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希特勒私生活内幕，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希特勒的“御医”西奥多·莫勒尔为了让希特勒保持精力充沛、充满激情的状态，竟悄悄给他注射起了公牛睾丸激素！
患有罕见“洁癖”一天要洗9次澡
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称，希特勒患有罕见的“洁癖”，过于讲究私人卫生，他有时每天要洗9次澡，尤其是在开完会议、发表完演讲，出了一身臭汗的时候。
欲让德国士兵全军“戒烟”
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称，希特勒非常讨厌抽烟喝酒，并且认为所有德国士兵都应该吃巧克力，而不应该吸烟。希特勒曾经考虑在所有德国生产的香烟盒上都印上骷髅头和交叉腿骨的图像，然后命令士兵戒烟，改吃巧克力。
然而克丽斯塔为了德国士兵是否应该戒烟一事又一次冒犯了希特勒，一次她从德国军官的聚餐会上回来后，再次直言不讳地对希特勒说：“元首，让那些可怜的男孩们拥有一项抽烟的乐趣吧，他们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乐趣了。”希特勒严肃地看着她，对她解释烟酒会毁掉德国士兵的健康，从而影响德国的命运。希特勒接着面色冰冷地不出房间，显然对她的“ 忤逆不逊”感到相当生气。克丽斯塔说：“ 此后我在他眼中再也不存在了，过了好几个月后，他才原谅了我。”
精力很充沛原来靠激素
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的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希特勒的“御医”西奥多·莫勒尔为了让希特勒保持精力充沛、精神亢奋的状态，竟悄悄给他注射起了公牛睾丸激素！克丽斯塔在书中回忆称，1944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希特勒的表现显得非常奇怪，总是皱着眉头的他，现在不再皱眉头了，并且还古怪地发笑，突然他张开双臂充满激情地对助手们说：“ 当两个人相爱时，这是多么美好的事！”
希特勒身边的助手和秘书们对他的表现感到既惊讶又不安，因为这不符合他一贯的个性。没多久，一名希特勒的助手就悄悄询问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勒尔，探听希特勒是不是生病了？没想到这名纳粹医生透过眼镜片露出诡异的一笑，然后说：“这么说，你注意到不一样了？是的，我刚刚给他注射了从公牛睾丸中提取的性激素，那可以让他鼓起精神，精力充沛！”
佚名
据英国《每日快报》27日报道，纳粹狂魔阿道夫·希特勒的女秘书克丽斯塔·希罗德在1984年离开人世，她的回忆录《他是我的老板：希特勒秘书克丽斯塔·希罗德回忆录》最近由英国前线图书公司首次在英国出版。克丽斯塔当了希特勒12年的女秘书，她的回忆录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希特勒私生活内幕，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希特勒的“御医”西奥多·莫勒尔为了让希特勒保持精力充沛、充满激情的状态，竟悄悄给他注射起了公牛睾丸激素！
患有罕见“洁癖”一天要洗9次澡
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称，希特勒患有罕见的“洁癖”，过于讲究私人卫生，他有时每天要洗9次澡，尤其是在开完会议、发表完演讲，出了一身臭汗的时候。
欲让德国士兵全军“戒烟”
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称，希特勒非常讨厌抽烟喝酒，并且认为所有德国士兵都应该吃巧克力，而不应该吸烟。希特勒曾经考虑在所有德国生产的香烟盒上都印上骷髅头和交叉腿骨的图像，然后命令士兵戒烟，改吃巧克力。
然而克丽斯塔为了德国士兵是否应该戒烟一事又一次冒犯了希特勒，一次她从德国军官的聚餐会上回来后，再次直言不讳地对希特勒说：“元首，让那些可怜的男孩们拥有一项抽烟的乐趣吧，他们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乐趣了。”希特勒严肃地看着她，对她解释烟酒会毁掉德国士兵的健康，从而影响德国的命运。希特勒接着面色冰冷地不出房间，显然对她的“ 忤逆不逊”感到相当生气。克丽斯塔说：“ 此后我在他眼中再也不存在了，过了好几个月后，他才原谅了我。”
精力很充沛原来靠激素
克丽斯塔在书中披露的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希特勒的“御医”西奥多·莫勒尔为了让希特勒保持精力充沛、精神亢奋的状态，竟悄悄给他注射起了公牛睾丸激素！克丽斯塔在书中回忆称，1944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希特勒的表现显得非常奇怪，总是皱着眉头的他，现在不再皱眉头了，并且还古怪地发笑，突然他张开双臂充满激情地对助手们说：“ 当两个人相爱时，这是多么美好的事！”
希特勒身边的助手和秘书们对他的表现感到既惊讶又不安，因为这不符合他一贯的个性。没多久，一名希特勒的助手就悄悄询问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勒尔，探听希特勒是不是生病了？没想到这名纳粹医生透过眼镜片露出诡异的一笑，然后说：“这么说，你注意到不一样了？是的，我刚刚给他注射了从公牛睾丸中提取的性激素，那可以让他鼓起精神，精力充沛！”
1862年同治回乱 屠杀汉人两千万
1862年同治回乱 屠杀汉人两千万
佚名
19世纪中叶的满清民族关系，回民列在汉民之前，所谓"满、蒙、回、汉"，汉民最受歧视。回民常习武，手狠心齐，不抽大烟、多做小买卖，比汉民富裕。回汉之间经常有械斗，多数是汉民吃亏。1851年起，陆续爆发太平军、捻军、云南回民起义，清朝军队调往南方，以至关中防务成了真空。
同治元年（1862）的陕西，一些回民首领乘机报仇，发动了"传帖杀人"，然后想要杀光陕西汉人，在黄河以西建立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起事前，他们秘请铁匠打制刀具，杀掉铁匠以防泄秘，然后尽购街上的竹竿以充刀杆。惊奇的官府称为"买竹"事件。临潼县的一个回民教师接到杀人传帖后的第二天，紧急报告县长。然后回家，知道回民不会饶他，杀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儿女，自杀[后人为之立祠]。临潼知县通报情况后，紧急关城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两岸的全县村庄，30万汉人全被杀光。当时西安城里的陕西巡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对城里回民未杀一人；紧闭城门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再派陕西团练使张芾前去安抚。
想不到，回民起事的大首领任武，杀了张芾，再杀自己全家的老母、妻子和孩子，以示自己已没有任何顾忌，血战到底。另一位首领白彦虎杀人最凶，立志掘掉黄帝陵。穆斯林民兵30万人号称"陕回十八营"，几个月内在关中平原杀人五百万，80%的汉人。一年时间关中２６个县长被回民杀害。只有一些县城内和逃入骊山的人口幸免。
1863 年甘肃回民受到动员开始起事，不过觉得难以下手痛杀汉人乡邻。于是，不抵清军进攻的陕西回民，转入甘肃一路走一路杀，一次１０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光，共约600万，全省人口减少70%。一年之内，陕甘两省共有1100多万汉人被杀。时称"同治回乱"。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陕西遭受如此浩劫。根据当时的经济军事情况来看，回民的动机既不是反抗压迫的"自卫"，也不是"反清"。他们不为谋财，不为占地，没有计划侵入西安或者北京，就是在当地进攻县城，围猎村庄，对汉民不分男女老幼，挨村挨户，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单纯为杀人而杀人，种族灭绝。当时甘肃的靖远民谣：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1864年，已从地方武警上升为人民解放军的湘军，左宗棠率部追剿捻匪进入陕甘。左公对于回民剿抚兼用，下令"所有白彦虎部回逆，拒纳降，斩立绝。"
1862-1873年间，回民起事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直至白彦虎退到新疆投靠阿古博，最后逃往俄罗斯才告平息，史称"同治回乱"。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手段更残酷，规模相当于３０多次南京大屠杀。据《中国人口史》的统计，战前（1861）咸丰十一年的甘肃人口1946 万，战后（1880）光绪六年仅存496万，人口损失比例为75%。
穆斯林针对"异教徒"屠杀，遍及时空，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有些中国史书，把屠杀汉人的白彦虎说成民族英雄，把拯救汉人的左宗棠说成刽子手；却把纯粹屠杀两千万汉人同胞的浩劫称作"大起义"，义在何处？
佚名
19世纪中叶的满清民族关系，回民列在汉民之前，所谓"满、蒙、回、汉"，汉民最受歧视。回民常习武，手狠心齐，不抽大烟、多做小买卖，比汉民富裕。回汉之间经常有械斗，多数是汉民吃亏。1851年起，陆续爆发太平军、捻军、云南回民起义，清朝军队调往南方，以至关中防务成了真空。
同治元年（1862）的陕西，一些回民首领乘机报仇，发动了"传帖杀人"，然后想要杀光陕西汉人，在黄河以西建立一个纯粹的穆斯林国家。起事前，他们秘请铁匠打制刀具，杀掉铁匠以防泄秘，然后尽购街上的竹竿以充刀杆。惊奇的官府称为"买竹"事件。临潼县的一个回民教师接到杀人传帖后的第二天，紧急报告县长。然后回家，知道回民不会饶他，杀了自己的老母和妻子儿女，自杀[后人为之立祠]。临潼知县通报情况后，紧急关城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两岸的全县村庄，30万汉人全被杀光。当时西安城里的陕西巡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对城里回民未杀一人；紧闭城门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再派陕西团练使张芾前去安抚。
想不到，回民起事的大首领任武，杀了张芾，再杀自己全家的老母、妻子和孩子，以示自己已没有任何顾忌，血战到底。另一位首领白彦虎杀人最凶，立志掘掉黄帝陵。穆斯林民兵30万人号称"陕回十八营"，几个月内在关中平原杀人五百万，80%的汉人。一年时间关中２６个县长被回民杀害。只有一些县城内和逃入骊山的人口幸免。
1863 年甘肃回民受到动员开始起事，不过觉得难以下手痛杀汉人乡邻。于是，不抵清军进攻的陕西回民，转入甘肃一路走一路杀，一次１０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光，共约600万，全省人口减少70%。一年之内，陕甘两省共有1100多万汉人被杀。时称"同治回乱"。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陕西遭受如此浩劫。根据当时的经济军事情况来看，回民的动机既不是反抗压迫的"自卫"，也不是"反清"。他们不为谋财，不为占地，没有计划侵入西安或者北京，就是在当地进攻县城，围猎村庄，对汉民不分男女老幼，挨村挨户，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单纯为杀人而杀人，种族灭绝。当时甘肃的靖远民谣：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1864年，已从地方武警上升为人民解放军的湘军，左宗棠率部追剿捻匪进入陕甘。左公对于回民剿抚兼用，下令"所有白彦虎部回逆，拒纳降，斩立绝。"
1862-1873年间，回民起事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直至白彦虎退到新疆投靠阿古博，最后逃往俄罗斯才告平息，史称"同治回乱"。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手段更残酷，规模相当于３０多次南京大屠杀。据《中国人口史》的统计，战前（1861）咸丰十一年的甘肃人口1946 万，战后（1880）光绪六年仅存496万，人口损失比例为75%。
穆斯林针对"异教徒"屠杀，遍及时空，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有些中国史书，把屠杀汉人的白彦虎说成民族英雄，把拯救汉人的左宗棠说成刽子手；却把纯粹屠杀两千万汉人同胞的浩劫称作"大起义"，义在何处？
恐怖事件后 我和我的维族大学同学通电话
恐怖事件后 我和我的维族大学同学通电话
网络中文论坛 2009-07-11 10:28:41
此公是穆斯林，不过汉化很深。。二十年前，我们是同在华中某大学读书的校友，他球踢得很好，我当年也热爱足球。。我曾多次向他讨教拉球过人技术，他经济条件不太好，我也曾多次请他喝过很便宜的白瓶汽水，所以当年关系不错。。。毕业后，他先是去了新疆民政局工作，大约十年前下了海自己开了公司。。
有好几年没联系他了，今天打电话本来也是问候一下，顺便也想探听下那边的局势，因为我最近可能有业务要去新疆。。本来没指望能打通，结果打通了，本来只想客气几句，结果聊了近一个钟头。。。
他的性格还是那么爽朗大方，说话不拐湾，一通上话就嚷着听说哪个哪个同学又发财了，又升官了。。。
他现在不在乌市，但说五号还在。。。他介绍的五号那些事，和媒体和网上说的也差不太多，所以我就不罗嗦了，“和中央保持一致吧”。。
他特别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维族人中很多人很恐惧，不知所措，因为害怕汉人，甚至政府，会报复维族人。。。他一再强调，这次血腥暴力事件，和普通维族人，特别是乌市的维族群众，真的关系不大。。。有家有口有正当职业的维族人，也是很爱护和平的，就算有些维族人心里对一些汉人多少有那么点隔壑，也决不至于动刀动枪，更不会下那种狠手。。。“真是太狠了，狗日的真是畜.生才才会这么黑”（此公的原话，他的汉话带明显的湖北腔，没办法，当年他起步学的汉话估计是他们院仙桃籍的辅导员教的，结果二十年了都没法改过来）。。。
据他分析（他没说是他自己观察分析的还是道听途说的，反正此公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这次搞事的主要有两拨，一拨是被网上和短信流言煽动的乌市维族学生、社区闲杂人员，他们主要就是被鼓动起来去人民广场等地示威闹事，属于外围人员，他们倒也没干多少坏事，也就是想闹闹事，发泻下情绪，想着这种示威闹事的事也很容易法不责众嘛。。。另一拨是少部分乌市街市维族流氓和大部分外来乌市的维族短期务工人员，尤其是南疆来的劳务工，他们才是核心坏分子，很多坏事都是他们干的。。。这些干坏事的分子比前一拨想闹闹事的分子明显有组织得多，先是混在闹事队伍里挑事，带头往监控队伍冲，带头丢砖头，带头砸东西甚至烧东西，等大队警察发现事态不对赶到来控制时，他们又从游行示威分子中一股股偷偷开溜不见了，留下被他们刺激得精神亢奋的示威队伍继续牵制警察。。。“他们干什么去了呢，还能去干什么，狗日的肯定是分组去打砸抢、去杀人放火去了！！（此公原话）”。。。
他还没等我消化完他的话，接着就指出，这次暴力事件对维汉两族伤害都很深，明面上是汉族人吃了大亏，而实际上维族群众受的隐形伤害也很深，很明显的是普通维族群众现在普遍很恐惧，尤其是很明显地感觉到了街上和工作场合很多汉族人冷冷地仇视的目光！。。。他说，现在维族群众现在私下里很害怕政府报复维族人，更害怕汉人不分青红皂白报复普通维族人。。。普通维族群众，跟这次暴力事件八竿子打不着，不要说是杀人放火，就是上街闹事都没去，据他说听说事发前是有不少乌市维族人收到过电话、短信串联他们上街围观闹事的，但很多维族人都没搭理这帮搞事的人，觉得他们没事找事，付之一笑就继续忙自己的事去了，“没想到这些坏人居然能搞出这么坏的事来！”。。。
他强调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挖出这次坏事的直接当事人、幕后指使者、策划者，把这次坏事的帐都算在他们头上，把这些人和普通维族人完全要分开，他们自己做的坏事要他们自己血债血偿，不要来害维族群众。。。他说，只要事情查清楚了，前因后果明明白白公之于众，不要以为普通维族人会包庇他们，维族人也是讲道理讲良心的善良民族，哪个民族都有少数坏人，对坏人，好人都恨！！。。特别是这次暴力事件，少数坏人不仅害了汉族人，也害了普通维族人，他们造了孽，要全体维族人来承担，真是岂有此理。。他说他和他家人以前上街从来就没感到不自由不自在过，可现在就很不自在，现在如果不是为了生意，他肯定还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不敢随便出门。。。他说不光是现在，只怕以后会更糟糕，汉人一旦开始敌视甚至仇视普通维族人了，维族百姓的日常生活甚至养家糊口都会大受影响。。“中国毕竟是汉人为主体，你们汉族人的经济科技实力是我们比不了的，没有汉族帮忙，我们很多维族人还得种地”。。。“别的不说，本来一家人出去逛街高高兴兴，可想到以后上街得躲躲闪闪，很多地方不敢去，又担心别人无故找你的喳，无故恶心或羞辱你，谁不担心，谁不愤怒？”。。。
他最后强调说，关键是这次暴力事件的前因后果、台前幕后都要查清楚，然后对坏分子和他们的后台都要公开打击，然后要大力宣传，要明白无误地证明这次事件就是少数居心不良的坏分子干的，绝不是维汉对立的仇恨。。。他说关键是要清清楚楚迅速准确的查明，大张旗鼓地宣传，充分摆事实讲道理，迅速化解乌市汉维两族的仇恨：“不要以为维族人不会恨那些坏人，会包庇他们”。。“他们自己做的坏事，要我们大家来承担，要我们来背黑锅，要我们一天到晚受别人敌视和仇视，我们怎么能不恨他们？！”。。。。
他说，听说我们同学中不少人在官场上混得不错，还有不少也成了老板，应该有点背景，“应该能和中央说上话，至少能叫记者写个内参向上反映下吧”。。
我听了苦笑：“也许吧，就不知他们关心这事啵，他们，都很忙的。。”
他那头急了：“还不关心？都死了这么多人了，我们连街都不大敢上了，怎么还不关心，这事政府得快，不能拖了。。”
罗里罗嗦，也未经他同意就写了出来，权供大家参考下吧。。。
网络中文论坛 2009-07-11 10:28:41
此公是穆斯林，不过汉化很深。。二十年前，我们是同在华中某大学读书的校友，他球踢得很好，我当年也热爱足球。。我曾多次向他讨教拉球过人技术，他经济条件不太好，我也曾多次请他喝过很便宜的白瓶汽水，所以当年关系不错。。。毕业后，他先是去了新疆民政局工作，大约十年前下了海自己开了公司。。
有好几年没联系他了，今天打电话本来也是问候一下，顺便也想探听下那边的局势，因为我最近可能有业务要去新疆。。本来没指望能打通，结果打通了，本来只想客气几句，结果聊了近一个钟头。。。
他的性格还是那么爽朗大方，说话不拐湾，一通上话就嚷着听说哪个哪个同学又发财了，又升官了。。。
他现在不在乌市，但说五号还在。。。他介绍的五号那些事，和媒体和网上说的也差不太多，所以我就不罗嗦了，“和中央保持一致吧”。。
他特别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维族人中很多人很恐惧，不知所措，因为害怕汉人，甚至政府，会报复维族人。。。他一再强调，这次血腥暴力事件，和普通维族人，特别是乌市的维族群众，真的关系不大。。。有家有口有正当职业的维族人，也是很爱护和平的，就算有些维族人心里对一些汉人多少有那么点隔壑，也决不至于动刀动枪，更不会下那种狠手。。。“真是太狠了，狗日的真是畜.生才才会这么黑”（此公的原话，他的汉话带明显的湖北腔，没办法，当年他起步学的汉话估计是他们院仙桃籍的辅导员教的，结果二十年了都没法改过来）。。。
据他分析（他没说是他自己观察分析的还是道听途说的，反正此公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这次搞事的主要有两拨，一拨是被网上和短信流言煽动的乌市维族学生、社区闲杂人员，他们主要就是被鼓动起来去人民广场等地示威闹事，属于外围人员，他们倒也没干多少坏事，也就是想闹闹事，发泻下情绪，想着这种示威闹事的事也很容易法不责众嘛。。。另一拨是少部分乌市街市维族流氓和大部分外来乌市的维族短期务工人员，尤其是南疆来的劳务工，他们才是核心坏分子，很多坏事都是他们干的。。。这些干坏事的分子比前一拨想闹闹事的分子明显有组织得多，先是混在闹事队伍里挑事，带头往监控队伍冲，带头丢砖头，带头砸东西甚至烧东西，等大队警察发现事态不对赶到来控制时，他们又从游行示威分子中一股股偷偷开溜不见了，留下被他们刺激得精神亢奋的示威队伍继续牵制警察。。。“他们干什么去了呢，还能去干什么，狗日的肯定是分组去打砸抢、去杀人放火去了！！（此公原话）”。。。
他还没等我消化完他的话，接着就指出，这次暴力事件对维汉两族伤害都很深，明面上是汉族人吃了大亏，而实际上维族群众受的隐形伤害也很深，很明显的是普通维族群众现在普遍很恐惧，尤其是很明显地感觉到了街上和工作场合很多汉族人冷冷地仇视的目光！。。。他说，现在维族群众现在私下里很害怕政府报复维族人，更害怕汉人不分青红皂白报复普通维族人。。。普通维族群众，跟这次暴力事件八竿子打不着，不要说是杀人放火，就是上街闹事都没去，据他说听说事发前是有不少乌市维族人收到过电话、短信串联他们上街围观闹事的，但很多维族人都没搭理这帮搞事的人，觉得他们没事找事，付之一笑就继续忙自己的事去了，“没想到这些坏人居然能搞出这么坏的事来！”。。。
他强调说，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挖出这次坏事的直接当事人、幕后指使者、策划者，把这次坏事的帐都算在他们头上，把这些人和普通维族人完全要分开，他们自己做的坏事要他们自己血债血偿，不要来害维族群众。。。他说，只要事情查清楚了，前因后果明明白白公之于众，不要以为普通维族人会包庇他们，维族人也是讲道理讲良心的善良民族，哪个民族都有少数坏人，对坏人，好人都恨！！。。特别是这次暴力事件，少数坏人不仅害了汉族人，也害了普通维族人，他们造了孽，要全体维族人来承担，真是岂有此理。。他说他和他家人以前上街从来就没感到不自由不自在过，可现在就很不自在，现在如果不是为了生意，他肯定还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不敢随便出门。。。他说不光是现在，只怕以后会更糟糕，汉人一旦开始敌视甚至仇视普通维族人了，维族百姓的日常生活甚至养家糊口都会大受影响。。“中国毕竟是汉人为主体，你们汉族人的经济科技实力是我们比不了的，没有汉族帮忙，我们很多维族人还得种地”。。。“别的不说，本来一家人出去逛街高高兴兴，可想到以后上街得躲躲闪闪，很多地方不敢去，又担心别人无故找你的喳，无故恶心或羞辱你，谁不担心，谁不愤怒？”。。。
他最后强调说，关键是这次暴力事件的前因后果、台前幕后都要查清楚，然后对坏分子和他们的后台都要公开打击，然后要大力宣传，要明白无误地证明这次事件就是少数居心不良的坏分子干的，绝不是维汉对立的仇恨。。。他说关键是要清清楚楚迅速准确的查明，大张旗鼓地宣传，充分摆事实讲道理，迅速化解乌市汉维两族的仇恨：“不要以为维族人不会恨那些坏人，会包庇他们”。。“他们自己做的坏事，要我们大家来承担，要我们来背黑锅，要我们一天到晚受别人敌视和仇视，我们怎么能不恨他们？！”。。。。
他说，听说我们同学中不少人在官场上混得不错，还有不少也成了老板，应该有点背景，“应该能和中央说上话，至少能叫记者写个内参向上反映下吧”。。
我听了苦笑：“也许吧，就不知他们关心这事啵，他们，都很忙的。。”
他那头急了：“还不关心？都死了这么多人了，我们连街都不大敢上了，怎么还不关心，这事政府得快，不能拖了。。”
罗里罗嗦，也未经他同意就写了出来，权供大家参考下吧。。。
芦笛：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芦笛：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送交者: 若迷 2009年07月09日17:56:5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芦笛
一、 “亡国三段论”
在2000年台海危机中，我在《多维新闻网》发表了《化干戈为玉帛》一文，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平等的加盟共和国联合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九点方案。提出这个主张，是想寻找用和平与理性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探索一种介乎美国和英联邦的模式，即让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既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又结成一个共存共荣、不可分离的实体。为此，两国将没有退出联邦的自由，但也不得互相损害。这个方案照顾了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不要求中共立即还政于民，也照顾了台湾渴求与大陆平等的心理，没有对台湾的实际利益造成任何损害。如果中共真的以民族利益为种，应该说这是一种解开死结的办法。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普遍的强烈反对。反对者们指出，这个方案是“两个中国”的翻版。此话不错，但两个中国已是既成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坚持没有现实可能的“一个中国”政策，使用文攻武吓，只会逼上梁山，最终弄出个“一中一台”来。自“一国两制”提出以来，中共已经这么干了二十多年，干出了个李登辉，干出了个陈水扁，越干台湾离大陆越远。如果再不迷途知返，继续袭用老谱，莫非当真要不见棺材不掉泪，要干到“台湾共和国”真的成立那一天？实行“一个联邦下的两个中国”，无论是和现状相比，还是和辛大战略家的“打烂了重建”的前景相比，岂不是一大进步？何况这个方案还为将来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美国或瑞士式的联邦政府铺平了道路。
反对者们也正确地指出，实行这个方案会引起香港、澳门、西藏、新疆、内蒙的效尤，最终导致“七个中国”的出现。自李登辉提出“七个中国”说，凡大陆人无不切齿衔骨，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其实我倒觉得，李登辉此说，其实是给我们国家结构的良性演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组成，无非是两种模式：一种是瑞士式的联邦，由讲四种语言的不同民族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国家；一种是帝国，如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大日本帝国、苏联帝国等。到过西方的人都知道，所谓帝国（empire），并不一定有个皇帝作国家元首，它指的是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近代法国一直是共和国，但我们仍会常常看到“法兰西帝国”这个词，它指的是法国本部及海外殖民地的总和。帝国一般由某个强势民族用武力征服多个使用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地区后建成并用武力维持。世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只有联邦才能长治久安，而帝国无论怎样盛极一时，迟早都要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帝国主义已成昨日黄花时的、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因此她的最终解体也就是必然的。
正视现实的人都得承认，新疆、西藏、内蒙地区，在历史、语言、文化、生活制度、风俗习惯等诸方面，与汉族居住区域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和共同点。秦朝在北韩和北越就已设郡（相当于省）。这两个国家在以后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或作藩属，或处于直接统治下，完全被汉文明同化，接受了孔孟之道，使用同样文字，建立了包括开科取士在内的与中国一模一样的政治制度，甚至使用中国姓氏和地名。但最后它们还是独立出去了。新疆、西藏、内蒙人民对中华文明的认同程度，比起日本来还远远不如。在毫无共同文化背景提供民族内聚力的情况下，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会永远心甘情愿地跟我们呆在一起？连同文同种的台湾弟兄都还要闹分家，何况那些“非我族类”的“蛮子”？
如果说台湾之于大陆犹如澳大利亚之于英国，新疆、内蒙、西藏就如同当年大英帝国中的印度、缅甸。所不同的只是英国人没有在缅甸造过中共那样的孽。他们没有废除人家的宗教，没有捣毁人家的神庙，没有烧掉人家的经书，没有剥夺人家的私产，没有强迫人家放弃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没有“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强迫喇嘛还俗、回民养猪，更没有“镇暴平叛”，杀得血流漂杵。罄南山之竹，写不尽中共作的孽；倾东海之波，洗不去汉族的耻辱！
上面这些话，我写在《要帝国，还是要联邦》一文里。此文一出，又是群情汹汹，众口嘈嘈。老芦但听得一片叫骂，却没有见到任何迹象表明咒骂者们看懂了我的文章。为此，我写了《“党同伐异”论》第一稿，用演绎法的“三段论”将我的意思清晰醒目地总结于下：
大前提：一切帝国都要崩溃解体，
小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帝国，
结论：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迟早要解体。
并说：“要批驳老芦，就得或者否定我的大前提，或者推翻我的小前提。也就是或证明帝国可以万年不老，或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由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这才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应该作的事。”
二、反驳
这个“亡国三段论”挂出去请天下人痛驳，至今已经快有两年之久。说来可叹的是，大多数讨伐者们似乎只证明了自己的爱国热情有多高，水平就有多低。他们的反应大致说来有四种：
第一类是与那三段论毫无关系，专门针对本人的各式各样噪音和恶毒咒骂。文明者说老芦是玩票的外行，没资格就此专门问题发言；说老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一无所知；说老芦是本行的“二把刀”；说老芦“偏激”。不文明的就什么好听的都骂了出来，使用国骂来代替标点符号，以增强说服力。
最有趣的是一位文明网友，他在公共论坛上苦苦逼我承认是“台独”、“疆独”、“藏独”分子，似乎我一旦低头认罪，认下这几顶帽子，那“亡国三段论”也就立刻不攻自破，冰消瓦解。我知道那位先生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脑袋封闭得太久，消受不了我这种“骇人听闻的常识”。面对他的苦苦追逼，出于同情，我有几次都想回答“是的！我就是X 独分子！”好让他大获全胜而归。
第二种倒是针对著老芦的观点而来的，否认中国是帝国，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得比美国还好。可惜这些网友忽略了我指出的“解放”后我党在民族地区造的孽。有意思的是，没几天一位蒙族网友就在《多维网》上发表文章怒斥汉族，鼓吹“蒙独”。我当然不赞成他文中流露出来的对汉族的仇恨与鄙视。但有这种情绪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我党民族政策的伟大成果。敝人孤陋寡闻，不知道美国的黑人是否也如此“偏激”，准备分家出去另过。
说句公道话，共产党人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老毛的名言是：“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他们眼中只有阶级，没有民族，执政后也没有奉行民族歧视的政策。少数民族受过的罪，汉族也同样受过。但正如俗话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汉族再受罪也不会想分家。少数民族跟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共同文化背景，人家本来就难得认同你是一家人，何况受尽你的糟害？人家又怎管你中共是不是代表整个汉族，人家只知道汉人来了就过上了祖祖辈辈没过过的好日子。
更严重的是，汉族一般来说只有迷信，没有宗教意识。你毁了内地的寺庙，关了内地的和尚不要紧，咱们顶多找不到一个求子求“888 ”的受贿机构。可你在佛国、伊斯兰国这么干，就比掘了汉人的祖坟还让人痛恨。何况还有“平叛”、“内人党”那些几十年也无法消弭的民族创伤！根据《华夏文摘》上有关“内人党”冤案的回忆录，共干们向牧民们逼供时竟大叫：“讲人话！（按：指汉话）不许讲牲口话！（按：指蒙古话）”为了当年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们仇恨帝国主义到今天。将心比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指望少数民族弟兄来拥抱咱们？
第三种反应是默认中国是帝国，但认为那是应该的，因为少数民族的文明落后，必须由汉族领导。而且认为我们有百万雄师驻在那里，少数民族造不了反。对此说法，我只想指出两条事实：论文明的差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恐怕没有英国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大；论煌煌武功，我们恐怕连前苏联的一个小脚趾都比不上。这两个帝国如今在哪儿呢？时至21世纪，我们中间竟然还有人效法当年欺负咱们的英国殖民者，恬不知耻地宣称汉族文明比少数民族的“优越”、“先进”。倘若这也算个道理，中国有什么资格收回香港？难道我们的文明比人家先进？
第四种反应是认为老芦建立联邦的建议是速祸之道，只能导致中国解体，陷入内战。虽然此论仍然毫未批驳我的基本观点，好歹也算是一种批驳。不过，如果我那个三段论成立，国家解体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我们可以作的，只能是努力化解民族仇恨，将帝国和平过渡为民主的联邦，避免将来中共突然垮台后造成政治真空，触发前南斯拉夫那样的民族间的大屠杀。
直到最近《海纳百川》网成立，为网友们提供了一个理性讨论的园地，我才见到了一些水平较高的质疑，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类网友说，古代中国也是“用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但一个朝代动辄延续几百年，可见我“凡是用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都要崩解”的说法不能成立。
第二类网友说，“亡国三段论”不错，但忽略了时间坐标。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延续几百年，我们现在何必操这个心？
第三类网友同意我那个三段论，但认为我以联邦取代帝国的主张是自杀，只能加速中国解体。与上面第四种反驳的提出者不同的是，这类网友建议咱们应趁帝国还没垮，赶快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移民，使当地民族在当地也变成少数。这样，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汉族地区，多民族的帝国也就成了单一民族的国家。
和过去那些毫不讲理的辱骂不同，这些质疑都是理性的，全都瞄准了本人的观点而不是堕落到去潜心研究论敌的人品，还要为提出“人品第一”的政治审稿标准而沾沾自喜。能和这样的读者心平气和地讨论，是老芦的荣幸。要答覆这些质疑，就得从那个“亡国三段论”的出发点说起。
三、“王道”与“霸道”
上面所说的第一类网友提出来的疑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确，古代中国确实是以暴力建成的多民族国家，但动辄就延续几百年，直到人口严重超载或外敌入侵倾覆了它为止。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古代中国统治术的设计，反映了老祖宗的聪明。儒家在汉代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不是偶然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使用法家主张的严刑竣法治国，企图用暴力维持一个历万世而不朽的伟大帝国，结果二世而亡，成了历史上历时最短的朝代。这个教训一直为后来的统治者记取。此后他们采用的治国之道，便是汉武帝说的“霸、王道杂用之”，亦即文武两手。文的一手（亦即“王道”），是用孔孟之道去给子民洗脑，把每个人的“反抗基因”阉割了，变成只知服从权威的俯首贴耳的奴才。这就是所谓的“教化”；武的一手（亦即“霸道”）即用武力镇压去慑服反抗者。它只起到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一般只在王道失灵时才使出来。这就是“崇文”与“宣武”的真实涵义。因此，秦朝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的确是用暴力建成的，但并不纯粹靠暴力维持，主要还是靠“德治”，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德”服人。
必须承认，对统治者而言，这是一个伟大发明。除了近现代的苏联帝国，外国的帝国建立者们似乎从来也就没想出这聪明的一手，以此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而苏式共产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空前成功，在我看来也主要是靠这个中国特色。老祖宗发明的王道，在毛时代变成了“思想改造”和“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一直发展到后来的“三忠于四无限”，而霸道则成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两手被伟大领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那时的中国也的确成了“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空前团结的多民族国家。
这里面的道理是一目了然的：光动用武力恐吓镇慑，当然行之有效，然而正如伟大领袖指出的：“压服只能压而不服”，以力服人只能让人口服心不服。被镇压恐吓者虽然一时不敢起来反抗，但怨气无从宣泄，仇恨便只会越积越深。等到中央权威削弱之日，便是变生大泽乡之时。如果人民反抗造成全国大乱或是极度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边隅地区就一定会趁机独立出去。直到一个新生的强有力中央政府形成，再用武力去把那些失去了的地域抢回来。从历史上来看，这就是反复在中国发生的事：在历史上，越南和朝鲜就曾为中国多次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因此，为了维持帝国，推行“教化”就不能不是第一位的大事，而这就要求高度的民族融合，让少数民族汉化，起码得“化”到能懂汉语，可以接受“再教育”的程度。老祖宗们确实也在中国腹地做到了这一点。从种族的角度上来说，所谓汉族完全是个大杂烩。“五胡乱华”不必说，就连中东来的白人甚至犹太人也让咱们“化”在那酱缸里了。英国人呤利曾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观察到中国人在外貌上的歧异，并指出李秀成的面孔看上去颇像白人。
但“化胡”的前提是让他们和腹地的汉人拥挤地生活在一起，而这对北部的游牧民族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纵观历史，清朝以前，老祖宗们从来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反倒不时被北方的勇猛凶悍的蛮子打得头破血流，只是在对付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比较成功。因为那些地方汉族稀少，无法推行有效“教化”，老祖宗们便想出了类似西方今日联邦的政治设计。看过《三国志》或《三国演义》的读者想来都记得，诸葛亮征服南蛮后，文武百官曾就如何治理云南辩论过。诸葛亮最后决定朝廷不设官，作出的论证大概可以算是最早的联邦制合理性论证的经典范例。此后一直有所谓“流”与“土”两种政策之争。所谓“流”，就是由朝廷派官，像内地一样地实行统治；而所谓“土”，就是让当地的土司去统治，中央政府不加干涉，只要求该地区名义上接受朝廷的君临（reign, not rule）就行。
尽管如此，从大体而言，古代中国基本上只是一个汉族国家，直到我大清入主中原，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大清统治者的高明，是突破了以孔孟之道作为唯一“教化”方式的既定框框，把这“教化”推广到“旁门左道”上去。不管白猫黑猫，能让老百姓安分守己的就是好猫。于是大清便在实际上成了一个一国多制的联邦：蒙古由当地王公统治，西藏由活佛统治，真正实行“流”、由朝廷命官治理的只有汉族地区。除了新疆的回部一直是个问题，每个民族基本上都能崇拜自己想崇拜的东西：汉族有孔孟之道，蒙藏有藏传佛教，而大清皇帝为了维持民族和睦，所有这些教都信。于是汉族官员统统成了天子门生，而蒙藏的活佛们也在北京备受礼遇。北京的雍和宫不必说，就连承德也有个“外八庙”。这种气度恢宏的大手笔，也只有不受愚昧虚骄的大汉族主义影响的少数民族皇帝才能施展出来。清朝之所以是中国疆土最辽阔的时代，也是民族政策最成功的时代，我看和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这一点分不开。有趣的是，“汉家制度，霸、王道杂用之”本是汉人的发明，却在“蛮子”的手上达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
可惜，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统治方式的实施前提，是国家必须是一个封闭系统，不受系统外的“王道”或“霸道”影响，才能去推广全民洗脑的“教化”或“思想改造”。大清统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中国当时在地理上的孤立，而毛泽东的空前而短暂的成功，也正是因为他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密封罐头。等到国门一开，这一套就再也行不通了，官方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思想化作了一钱不值的蛛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教材”，何以“化胡”？而如果“化”不了“胡”，“王道”那手没有了，就只剩下了以力服人的“霸道”，如此而能长治久安，岂非痴人说梦？
后毛时代的统治者们想出来的弥补办法更使形势雪上加霜。他们用所谓“民族主义”取代毛思想，用谁也没见过的黄帝的照片，悄悄地换下了天安门上的主席像。这么做确实能唤起汉族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心，刺激出他们对政府一时的效忠之情。可惜，这所谓“民族主义”也者，其实是“汉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中让汉族同胞血液沸腾的“民族骄傲”，根本就打不动少数民族的心──人家跟你那四大发明有何相干？知道张衡、祖冲之姓甚名谁？
不仅如此，这“民族主义”宣传反倒对他们施加了强大的离心排斥力。毛泽东思想能“化胡”，是因为它只讲“阶级”，不讲民族，所以放之各族而有效。可这“民族主义”的强调重点恰好是“民族”，等于是鼓吹“汉族优越”论。在一个重组的大家庭里，作家长的如果只吹亲生儿女怎么怎么了不起，非亲生的儿女心里好受吗？
更严重的是，这“民族主义”思潮，使许多汉人变成了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不将少数民族视为“亚人类”，起码也要把人家看成是二等公民。这种种族歧视态度，日后必将遭到惨酷报应。不幸的是，这报应不会落在那些远在内地甚至国外的法西斯主义者头上，而只会落在千千万万边疆汉族人民的头上。
于是，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唯一手段，便只剩下了两手：武力威吓和金钱收买。我党现在的民族政策，就是一面以铁腕镇压少数民族骚乱，一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倾倒金钱，想通过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来赢得他们的欢心。这种作法在西藏特别明显，全国哪个省接受的中央财政资助也没有那儿的多。但如果这能奏效，老美也不会被人家从越南和伊朗赶出去了。论钱包的容量和出手的大方，有史以来还没谁能和那个金元帝国比。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金钱只能买来仇恨。当初咱们举全国之力，如孝敬父母似的赡养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最后却买来了对方的刻骨仇恨。
四、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外危机是何等严重。外部危机是“民族自决”的文明世界共识已经越来越普及，而中国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封闭系统，“境外敌对势力”如达赖集团特别是中东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声音再也无法隔断。总之，今日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时代，强大的帝国崩解于旦夕之间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简直就成了一种时代潮流，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分崩离析就是证明。这种时代潮流，构成了帝国覆灭的“国际大气候”。
比起外部危机来，更严重的是内部危机。这首先是意识形态危机，它导致各民族失去了原来由官方意识形态提供的粘结力。其次是国家潜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诸如土地和资源再也无法承受的人口压力、国有经济垮杆、下岗工人已逾千万、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而形成“盲流”大军、官僚机构的极度腐败引起的民怨沸腾……。总之，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无处不显示出王朝末年的一切迹象。一旦战争、大饥荒、严重经济危机等危及中央政权生存的事件爆发，民族间积下的血海深仇就要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而无辜的广大汉族人民，特别是居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那些人，就得为中共偿债，变成任人屠宰的羔羊。
因此，那种“帝国能长期延续下去”的乐观估计，我认为并不符合实际国情。就算帝国能撑过我们这辈子去，那积累下来的报应只会更惨。我们总不能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样，“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总得为子孙后代想想吧？
那么我们能不能按某些网友建议的那样，趁帝国还没垮，赶快大量向边疆，使当地少数民族稀释到安全程度呢？在我看来，撇开道义不讲，光从权术上来说，这方略也毫无可行性。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确定稀释到何种地步才到达安全值。据我所知，塞族在前南斯拉夫诸民族人口最多，但照样没能避免血腥屠杀。因此，要保证少数民族不起来造反，必须做到三条：第一，汉族人口比例必须达到压倒比例，即数量得超过当地所有少数民族的总和。第二，汉族必须全面占领少数民族地区，不能只是集中在大城市等几个容易被包围的点上。也就是说，这种占领，不能是唐朝对西域的那种点和线状的占领，而是面状占领。第三，必须确保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交通线在任何情况下都畅通无阻，使当地汉族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得到内地的人力物力增援。而这最后一点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存在，但这个前提本身就否定了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即内地发生动乱、中央政府丧失了权力。
依我看，以上诸要求中，咱们连一条都做不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蒙、藏、疆。内蒙似乎不是太大问题，因为当地汉族人口比例似已超过蒙族，而且民族融合也比较理想，蒙汉通婚率大概只低于满汉通婚的比例。多事之区是藏与疆。这两个地区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不但基本没有像内蒙那样的民族间通婚，而且汉族极度鄙视当地民族，引起当地民族的痛恨。更严重的是，新疆当地民族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很容易受到境外原教旨主义者煽惑而以恐怖手段争取独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的恐怖分子在国内搞过多次爆炸案，甚至在北京都得手了几次，而且伊宁地区数次发生骚乱。西藏就更不用说了，大部分藏民不但在59年起来武装反抗中共统治，在后毛时代该地区也多次发生骚乱，以至一度实行军管。凡是对这两个地区的民情稍有点认识的人都能想见，未来中国不乱则已，一乱这两个地区首先就要独立。
难是难在这两个地方都是不毛之地。新疆除了少数地方外，基本是寸草不生的大漠，谁愿移民上那儿去？当初我党动员内地支边，许多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到了那儿搞军垦，结果“献完青春献子孙”，不但自己一辈子得呆在那个鬼地方，就连子孙都永无出头之日。后毛时代便再没人上当。前段三峡移民，动员人家上那儿去，结果人家领了安置费，上那儿看一眼又跑回内地来作盲流，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的确，“人往富处走，水往低处流”乃人之常情。不到繁华城市去淘金，却去戈壁滩上受苦，这种流动谁愿干？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人口流向跟江河也差不多，因为西高东低，西贫东富，于是便江河滔滔，盲流滚滚，尽皆“大江歌罢掉头东”。
西藏的问题就更严重。因为生理条件限制，大多数汉人根本就没法适应那儿的恶劣生存环境。要汉人上那世界屋脊上去永久定居，其希望比动员人家去新疆落户的希望还渺茫。后毛时代进藏的汉人主要是商人，打的并不是永久移民的主意。
这些无情的现实，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汉族不可能变成这两个地区的主要居民。咱们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让汉人集中住在拉萨、乌鲁木齐这些大城市，而那些地方在全国大乱时便成了必然陷落的孤岛。那儿居住的汉人越多，无辜的牺牲者也就越多，如此而已。
其实，少数民族对汉族移民非常敏感而且反感，新疆闹了几次事，理由就是反对汉族向那儿移民，达赖也多次抗议汉族移民。所以，移民不但是杯水车薪，反倒不必要地激化民族矛盾。如果真要实行汉人对边疆的全面占领，恐怕立刻就要激起民变，不光是少数民族，就连被强制移民的汉人，恐怕也要起来反抗。
退一步说，假定我们成功地大量移民，把边疆少数民族稀释到了安全程度，恐怕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在这方面，科索沃的教训值得注意。如所周知，阿族在当地是多数居民，但如果不是北约插手，恐怕早就统统作了米洛塞维奇“种族净化”政策的牺牲品。新疆的少数民族如维族和哈族，和周围邻国居民在种族、宗教、语言文化上的同源性很高。当地居民收看收听的都是境外的电视电台，看的读物都是境外流布进来的。就算汉族全面占领了那块地方，如果全国大乱，人家为了赶走和他们没有什么文化联系的汉人，完全可以宣布和邻国合并，使汉族立刻成了少数民族，延颈等待境外开进来的“民族解放军”的屠宰。
这就是现实，不管咱们喜欢不喜欢，有没有汉奸出来捅破那层窗户纸，它都照样存在。采取鸵鸟政策，使用不承认主义，只能为来日的惨祸积蓄大难。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来解开这一团乱麻。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想出来的补救办法便是实行民族和解，采取措施，逐步地、平稳地化帝国为联邦，让那些地区实行真正的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只派出驻军负责国防和治安，剩下的一切事务由人家自己去作主。这里的关键是民族自治，并不一定非要用“联邦”这个名称，在实施也必须非常慎重，采用逐步过渡的平缓办法，否则一定会反而触发大乱。
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得迅速放弃祸国殃民的“民族主义”宣传，唾弃在汉族中盛行的种族主义态度，放弃形形色色的过时的“王道”与“霸道”，向美国学习，用真正先进的生活方式和繁荣发达的国民经济来提供吸引力，以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来产生民族间的内聚力，把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各民族的大熔炉。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算最后努力不成功，国家解体了，也能极大地消弭、减轻民族间疯狂屠杀的惨祸。
2002年2月10日
送交者: 若迷 2009年07月09日17:56:5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芦笛
一、 “亡国三段论”
在2000年台海危机中，我在《多维新闻网》发表了《化干戈为玉帛》一文，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平等的加盟共和国联合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九点方案。提出这个主张，是想寻找用和平与理性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探索一种介乎美国和英联邦的模式，即让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既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又结成一个共存共荣、不可分离的实体。为此，两国将没有退出联邦的自由，但也不得互相损害。这个方案照顾了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不要求中共立即还政于民，也照顾了台湾渴求与大陆平等的心理，没有对台湾的实际利益造成任何损害。如果中共真的以民族利益为种，应该说这是一种解开死结的办法。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普遍的强烈反对。反对者们指出，这个方案是“两个中国”的翻版。此话不错，但两个中国已是既成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坚持没有现实可能的“一个中国”政策，使用文攻武吓，只会逼上梁山，最终弄出个“一中一台”来。自“一国两制”提出以来，中共已经这么干了二十多年，干出了个李登辉，干出了个陈水扁，越干台湾离大陆越远。如果再不迷途知返，继续袭用老谱，莫非当真要不见棺材不掉泪，要干到“台湾共和国”真的成立那一天？实行“一个联邦下的两个中国”，无论是和现状相比，还是和辛大战略家的“打烂了重建”的前景相比，岂不是一大进步？何况这个方案还为将来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美国或瑞士式的联邦政府铺平了道路。
反对者们也正确地指出，实行这个方案会引起香港、澳门、西藏、新疆、内蒙的效尤，最终导致“七个中国”的出现。自李登辉提出“七个中国”说，凡大陆人无不切齿衔骨，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其实我倒觉得，李登辉此说，其实是给我们国家结构的良性演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组成，无非是两种模式：一种是瑞士式的联邦，由讲四种语言的不同民族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国家；一种是帝国，如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大日本帝国、苏联帝国等。到过西方的人都知道，所谓帝国（empire），并不一定有个皇帝作国家元首，它指的是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近代法国一直是共和国，但我们仍会常常看到“法兰西帝国”这个词，它指的是法国本部及海外殖民地的总和。帝国一般由某个强势民族用武力征服多个使用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地区后建成并用武力维持。世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只有联邦才能长治久安，而帝国无论怎样盛极一时，迟早都要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帝国主义已成昨日黄花时的、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因此她的最终解体也就是必然的。
正视现实的人都得承认，新疆、西藏、内蒙地区，在历史、语言、文化、生活制度、风俗习惯等诸方面，与汉族居住区域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和共同点。秦朝在北韩和北越就已设郡（相当于省）。这两个国家在以后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或作藩属，或处于直接统治下，完全被汉文明同化，接受了孔孟之道，使用同样文字，建立了包括开科取士在内的与中国一模一样的政治制度，甚至使用中国姓氏和地名。但最后它们还是独立出去了。新疆、西藏、内蒙人民对中华文明的认同程度，比起日本来还远远不如。在毫无共同文化背景提供民族内聚力的情况下，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会永远心甘情愿地跟我们呆在一起？连同文同种的台湾弟兄都还要闹分家，何况那些“非我族类”的“蛮子”？
如果说台湾之于大陆犹如澳大利亚之于英国，新疆、内蒙、西藏就如同当年大英帝国中的印度、缅甸。所不同的只是英国人没有在缅甸造过中共那样的孽。他们没有废除人家的宗教，没有捣毁人家的神庙，没有烧掉人家的经书，没有剥夺人家的私产，没有强迫人家放弃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没有“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强迫喇嘛还俗、回民养猪，更没有“镇暴平叛”，杀得血流漂杵。罄南山之竹，写不尽中共作的孽；倾东海之波，洗不去汉族的耻辱！
上面这些话，我写在《要帝国，还是要联邦》一文里。此文一出，又是群情汹汹，众口嘈嘈。老芦但听得一片叫骂，却没有见到任何迹象表明咒骂者们看懂了我的文章。为此，我写了《“党同伐异”论》第一稿，用演绎法的“三段论”将我的意思清晰醒目地总结于下：
大前提：一切帝国都要崩溃解体，
小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帝国，
结论：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迟早要解体。
并说：“要批驳老芦，就得或者否定我的大前提，或者推翻我的小前提。也就是或证明帝国可以万年不老，或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由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这才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应该作的事。”
二、反驳
这个“亡国三段论”挂出去请天下人痛驳，至今已经快有两年之久。说来可叹的是，大多数讨伐者们似乎只证明了自己的爱国热情有多高，水平就有多低。他们的反应大致说来有四种：
第一类是与那三段论毫无关系，专门针对本人的各式各样噪音和恶毒咒骂。文明者说老芦是玩票的外行，没资格就此专门问题发言；说老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一无所知；说老芦是本行的“二把刀”；说老芦“偏激”。不文明的就什么好听的都骂了出来，使用国骂来代替标点符号，以增强说服力。
最有趣的是一位文明网友，他在公共论坛上苦苦逼我承认是“台独”、“疆独”、“藏独”分子，似乎我一旦低头认罪，认下这几顶帽子，那“亡国三段论”也就立刻不攻自破，冰消瓦解。我知道那位先生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脑袋封闭得太久，消受不了我这种“骇人听闻的常识”。面对他的苦苦追逼，出于同情，我有几次都想回答“是的！我就是X 独分子！”好让他大获全胜而归。
第二种倒是针对著老芦的观点而来的，否认中国是帝国，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得比美国还好。可惜这些网友忽略了我指出的“解放”后我党在民族地区造的孽。有意思的是，没几天一位蒙族网友就在《多维网》上发表文章怒斥汉族，鼓吹“蒙独”。我当然不赞成他文中流露出来的对汉族的仇恨与鄙视。但有这种情绪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我党民族政策的伟大成果。敝人孤陋寡闻，不知道美国的黑人是否也如此“偏激”，准备分家出去另过。
说句公道话，共产党人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老毛的名言是：“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他们眼中只有阶级，没有民族，执政后也没有奉行民族歧视的政策。少数民族受过的罪，汉族也同样受过。但正如俗话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汉族再受罪也不会想分家。少数民族跟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共同文化背景，人家本来就难得认同你是一家人，何况受尽你的糟害？人家又怎管你中共是不是代表整个汉族，人家只知道汉人来了就过上了祖祖辈辈没过过的好日子。
更严重的是，汉族一般来说只有迷信，没有宗教意识。你毁了内地的寺庙，关了内地的和尚不要紧，咱们顶多找不到一个求子求“888 ”的受贿机构。可你在佛国、伊斯兰国这么干，就比掘了汉人的祖坟还让人痛恨。何况还有“平叛”、“内人党”那些几十年也无法消弭的民族创伤！根据《华夏文摘》上有关“内人党”冤案的回忆录，共干们向牧民们逼供时竟大叫：“讲人话！（按：指汉话）不许讲牲口话！（按：指蒙古话）”为了当年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们仇恨帝国主义到今天。将心比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指望少数民族弟兄来拥抱咱们？
第三种反应是默认中国是帝国，但认为那是应该的，因为少数民族的文明落后，必须由汉族领导。而且认为我们有百万雄师驻在那里，少数民族造不了反。对此说法，我只想指出两条事实：论文明的差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恐怕没有英国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大；论煌煌武功，我们恐怕连前苏联的一个小脚趾都比不上。这两个帝国如今在哪儿呢？时至21世纪，我们中间竟然还有人效法当年欺负咱们的英国殖民者，恬不知耻地宣称汉族文明比少数民族的“优越”、“先进”。倘若这也算个道理，中国有什么资格收回香港？难道我们的文明比人家先进？
第四种反应是认为老芦建立联邦的建议是速祸之道，只能导致中国解体，陷入内战。虽然此论仍然毫未批驳我的基本观点，好歹也算是一种批驳。不过，如果我那个三段论成立，国家解体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我们可以作的，只能是努力化解民族仇恨，将帝国和平过渡为民主的联邦，避免将来中共突然垮台后造成政治真空，触发前南斯拉夫那样的民族间的大屠杀。
直到最近《海纳百川》网成立，为网友们提供了一个理性讨论的园地，我才见到了一些水平较高的质疑，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类网友说，古代中国也是“用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但一个朝代动辄延续几百年，可见我“凡是用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都要崩解”的说法不能成立。
第二类网友说，“亡国三段论”不错，但忽略了时间坐标。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延续几百年，我们现在何必操这个心？
第三类网友同意我那个三段论，但认为我以联邦取代帝国的主张是自杀，只能加速中国解体。与上面第四种反驳的提出者不同的是，这类网友建议咱们应趁帝国还没垮，赶快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移民，使当地民族在当地也变成少数。这样，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汉族地区，多民族的帝国也就成了单一民族的国家。
和过去那些毫不讲理的辱骂不同，这些质疑都是理性的，全都瞄准了本人的观点而不是堕落到去潜心研究论敌的人品，还要为提出“人品第一”的政治审稿标准而沾沾自喜。能和这样的读者心平气和地讨论，是老芦的荣幸。要答覆这些质疑，就得从那个“亡国三段论”的出发点说起。
三、“王道”与“霸道”
上面所说的第一类网友提出来的疑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确，古代中国确实是以暴力建成的多民族国家，但动辄就延续几百年，直到人口严重超载或外敌入侵倾覆了它为止。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古代中国统治术的设计，反映了老祖宗的聪明。儒家在汉代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不是偶然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使用法家主张的严刑竣法治国，企图用暴力维持一个历万世而不朽的伟大帝国，结果二世而亡，成了历史上历时最短的朝代。这个教训一直为后来的统治者记取。此后他们采用的治国之道，便是汉武帝说的“霸、王道杂用之”，亦即文武两手。文的一手（亦即“王道”），是用孔孟之道去给子民洗脑，把每个人的“反抗基因”阉割了，变成只知服从权威的俯首贴耳的奴才。这就是所谓的“教化”；武的一手（亦即“霸道”）即用武力镇压去慑服反抗者。它只起到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一般只在王道失灵时才使出来。这就是“崇文”与“宣武”的真实涵义。因此，秦朝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的确是用暴力建成的，但并不纯粹靠暴力维持，主要还是靠“德治”，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德”服人。
必须承认，对统治者而言，这是一个伟大发明。除了近现代的苏联帝国，外国的帝国建立者们似乎从来也就没想出这聪明的一手，以此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而苏式共产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空前成功，在我看来也主要是靠这个中国特色。老祖宗发明的王道，在毛时代变成了“思想改造”和“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一直发展到后来的“三忠于四无限”，而霸道则成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两手被伟大领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那时的中国也的确成了“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空前团结的多民族国家。
这里面的道理是一目了然的：光动用武力恐吓镇慑，当然行之有效，然而正如伟大领袖指出的：“压服只能压而不服”，以力服人只能让人口服心不服。被镇压恐吓者虽然一时不敢起来反抗，但怨气无从宣泄，仇恨便只会越积越深。等到中央权威削弱之日，便是变生大泽乡之时。如果人民反抗造成全国大乱或是极度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边隅地区就一定会趁机独立出去。直到一个新生的强有力中央政府形成，再用武力去把那些失去了的地域抢回来。从历史上来看，这就是反复在中国发生的事：在历史上，越南和朝鲜就曾为中国多次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因此，为了维持帝国，推行“教化”就不能不是第一位的大事，而这就要求高度的民族融合，让少数民族汉化，起码得“化”到能懂汉语，可以接受“再教育”的程度。老祖宗们确实也在中国腹地做到了这一点。从种族的角度上来说，所谓汉族完全是个大杂烩。“五胡乱华”不必说，就连中东来的白人甚至犹太人也让咱们“化”在那酱缸里了。英国人呤利曾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观察到中国人在外貌上的歧异，并指出李秀成的面孔看上去颇像白人。
但“化胡”的前提是让他们和腹地的汉人拥挤地生活在一起，而这对北部的游牧民族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纵观历史，清朝以前，老祖宗们从来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反倒不时被北方的勇猛凶悍的蛮子打得头破血流，只是在对付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比较成功。因为那些地方汉族稀少，无法推行有效“教化”，老祖宗们便想出了类似西方今日联邦的政治设计。看过《三国志》或《三国演义》的读者想来都记得，诸葛亮征服南蛮后，文武百官曾就如何治理云南辩论过。诸葛亮最后决定朝廷不设官，作出的论证大概可以算是最早的联邦制合理性论证的经典范例。此后一直有所谓“流”与“土”两种政策之争。所谓“流”，就是由朝廷派官，像内地一样地实行统治；而所谓“土”，就是让当地的土司去统治，中央政府不加干涉，只要求该地区名义上接受朝廷的君临（reign, not rule）就行。
尽管如此，从大体而言，古代中国基本上只是一个汉族国家，直到我大清入主中原，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大清统治者的高明，是突破了以孔孟之道作为唯一“教化”方式的既定框框，把这“教化”推广到“旁门左道”上去。不管白猫黑猫，能让老百姓安分守己的就是好猫。于是大清便在实际上成了一个一国多制的联邦：蒙古由当地王公统治，西藏由活佛统治，真正实行“流”、由朝廷命官治理的只有汉族地区。除了新疆的回部一直是个问题，每个民族基本上都能崇拜自己想崇拜的东西：汉族有孔孟之道，蒙藏有藏传佛教，而大清皇帝为了维持民族和睦，所有这些教都信。于是汉族官员统统成了天子门生，而蒙藏的活佛们也在北京备受礼遇。北京的雍和宫不必说，就连承德也有个“外八庙”。这种气度恢宏的大手笔，也只有不受愚昧虚骄的大汉族主义影响的少数民族皇帝才能施展出来。清朝之所以是中国疆土最辽阔的时代，也是民族政策最成功的时代，我看和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这一点分不开。有趣的是，“汉家制度，霸、王道杂用之”本是汉人的发明，却在“蛮子”的手上达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
可惜，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统治方式的实施前提，是国家必须是一个封闭系统，不受系统外的“王道”或“霸道”影响，才能去推广全民洗脑的“教化”或“思想改造”。大清统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中国当时在地理上的孤立，而毛泽东的空前而短暂的成功，也正是因为他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密封罐头。等到国门一开，这一套就再也行不通了，官方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思想化作了一钱不值的蛛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教材”，何以“化胡”？而如果“化”不了“胡”，“王道”那手没有了，就只剩下了以力服人的“霸道”，如此而能长治久安，岂非痴人说梦？
后毛时代的统治者们想出来的弥补办法更使形势雪上加霜。他们用所谓“民族主义”取代毛思想，用谁也没见过的黄帝的照片，悄悄地换下了天安门上的主席像。这么做确实能唤起汉族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心，刺激出他们对政府一时的效忠之情。可惜，这所谓“民族主义”也者，其实是“汉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中让汉族同胞血液沸腾的“民族骄傲”，根本就打不动少数民族的心──人家跟你那四大发明有何相干？知道张衡、祖冲之姓甚名谁？
不仅如此，这“民族主义”宣传反倒对他们施加了强大的离心排斥力。毛泽东思想能“化胡”，是因为它只讲“阶级”，不讲民族，所以放之各族而有效。可这“民族主义”的强调重点恰好是“民族”，等于是鼓吹“汉族优越”论。在一个重组的大家庭里，作家长的如果只吹亲生儿女怎么怎么了不起，非亲生的儿女心里好受吗？
更严重的是，这“民族主义”思潮，使许多汉人变成了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不将少数民族视为“亚人类”，起码也要把人家看成是二等公民。这种种族歧视态度，日后必将遭到惨酷报应。不幸的是，这报应不会落在那些远在内地甚至国外的法西斯主义者头上，而只会落在千千万万边疆汉族人民的头上。
于是，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唯一手段，便只剩下了两手：武力威吓和金钱收买。我党现在的民族政策，就是一面以铁腕镇压少数民族骚乱，一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倾倒金钱，想通过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来赢得他们的欢心。这种作法在西藏特别明显，全国哪个省接受的中央财政资助也没有那儿的多。但如果这能奏效，老美也不会被人家从越南和伊朗赶出去了。论钱包的容量和出手的大方，有史以来还没谁能和那个金元帝国比。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金钱只能买来仇恨。当初咱们举全国之力，如孝敬父母似的赡养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最后却买来了对方的刻骨仇恨。
四、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外危机是何等严重。外部危机是“民族自决”的文明世界共识已经越来越普及，而中国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封闭系统，“境外敌对势力”如达赖集团特别是中东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声音再也无法隔断。总之，今日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时代，强大的帝国崩解于旦夕之间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简直就成了一种时代潮流，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分崩离析就是证明。这种时代潮流，构成了帝国覆灭的“国际大气候”。
比起外部危机来，更严重的是内部危机。这首先是意识形态危机，它导致各民族失去了原来由官方意识形态提供的粘结力。其次是国家潜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诸如土地和资源再也无法承受的人口压力、国有经济垮杆、下岗工人已逾千万、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而形成“盲流”大军、官僚机构的极度腐败引起的民怨沸腾……。总之，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无处不显示出王朝末年的一切迹象。一旦战争、大饥荒、严重经济危机等危及中央政权生存的事件爆发，民族间积下的血海深仇就要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而无辜的广大汉族人民，特别是居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那些人，就得为中共偿债，变成任人屠宰的羔羊。
因此，那种“帝国能长期延续下去”的乐观估计，我认为并不符合实际国情。就算帝国能撑过我们这辈子去，那积累下来的报应只会更惨。我们总不能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样，“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总得为子孙后代想想吧？
那么我们能不能按某些网友建议的那样，趁帝国还没垮，赶快大量向边疆，使当地少数民族稀释到安全程度呢？在我看来，撇开道义不讲，光从权术上来说，这方略也毫无可行性。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确定稀释到何种地步才到达安全值。据我所知，塞族在前南斯拉夫诸民族人口最多，但照样没能避免血腥屠杀。因此，要保证少数民族不起来造反，必须做到三条：第一，汉族人口比例必须达到压倒比例，即数量得超过当地所有少数民族的总和。第二，汉族必须全面占领少数民族地区，不能只是集中在大城市等几个容易被包围的点上。也就是说，这种占领，不能是唐朝对西域的那种点和线状的占领，而是面状占领。第三，必须确保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交通线在任何情况下都畅通无阻，使当地汉族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得到内地的人力物力增援。而这最后一点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存在，但这个前提本身就否定了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即内地发生动乱、中央政府丧失了权力。
依我看，以上诸要求中，咱们连一条都做不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蒙、藏、疆。内蒙似乎不是太大问题，因为当地汉族人口比例似已超过蒙族，而且民族融合也比较理想，蒙汉通婚率大概只低于满汉通婚的比例。多事之区是藏与疆。这两个地区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不但基本没有像内蒙那样的民族间通婚，而且汉族极度鄙视当地民族，引起当地民族的痛恨。更严重的是，新疆当地民族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很容易受到境外原教旨主义者煽惑而以恐怖手段争取独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的恐怖分子在国内搞过多次爆炸案，甚至在北京都得手了几次，而且伊宁地区数次发生骚乱。西藏就更不用说了，大部分藏民不但在59年起来武装反抗中共统治，在后毛时代该地区也多次发生骚乱，以至一度实行军管。凡是对这两个地区的民情稍有点认识的人都能想见，未来中国不乱则已，一乱这两个地区首先就要独立。
难是难在这两个地方都是不毛之地。新疆除了少数地方外，基本是寸草不生的大漠，谁愿移民上那儿去？当初我党动员内地支边，许多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到了那儿搞军垦，结果“献完青春献子孙”，不但自己一辈子得呆在那个鬼地方，就连子孙都永无出头之日。后毛时代便再没人上当。前段三峡移民，动员人家上那儿去，结果人家领了安置费，上那儿看一眼又跑回内地来作盲流，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的确，“人往富处走，水往低处流”乃人之常情。不到繁华城市去淘金，却去戈壁滩上受苦，这种流动谁愿干？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人口流向跟江河也差不多，因为西高东低，西贫东富，于是便江河滔滔，盲流滚滚，尽皆“大江歌罢掉头东”。
西藏的问题就更严重。因为生理条件限制，大多数汉人根本就没法适应那儿的恶劣生存环境。要汉人上那世界屋脊上去永久定居，其希望比动员人家去新疆落户的希望还渺茫。后毛时代进藏的汉人主要是商人，打的并不是永久移民的主意。
这些无情的现实，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汉族不可能变成这两个地区的主要居民。咱们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让汉人集中住在拉萨、乌鲁木齐这些大城市，而那些地方在全国大乱时便成了必然陷落的孤岛。那儿居住的汉人越多，无辜的牺牲者也就越多，如此而已。
其实，少数民族对汉族移民非常敏感而且反感，新疆闹了几次事，理由就是反对汉族向那儿移民，达赖也多次抗议汉族移民。所以，移民不但是杯水车薪，反倒不必要地激化民族矛盾。如果真要实行汉人对边疆的全面占领，恐怕立刻就要激起民变，不光是少数民族，就连被强制移民的汉人，恐怕也要起来反抗。
退一步说，假定我们成功地大量移民，把边疆少数民族稀释到了安全程度，恐怕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在这方面，科索沃的教训值得注意。如所周知，阿族在当地是多数居民，但如果不是北约插手，恐怕早就统统作了米洛塞维奇“种族净化”政策的牺牲品。新疆的少数民族如维族和哈族，和周围邻国居民在种族、宗教、语言文化上的同源性很高。当地居民收看收听的都是境外的电视电台，看的读物都是境外流布进来的。就算汉族全面占领了那块地方，如果全国大乱，人家为了赶走和他们没有什么文化联系的汉人，完全可以宣布和邻国合并，使汉族立刻成了少数民族，延颈等待境外开进来的“民族解放军”的屠宰。
这就是现实，不管咱们喜欢不喜欢，有没有汉奸出来捅破那层窗户纸，它都照样存在。采取鸵鸟政策，使用不承认主义，只能为来日的惨祸积蓄大难。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来解开这一团乱麻。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想出来的补救办法便是实行民族和解，采取措施，逐步地、平稳地化帝国为联邦，让那些地区实行真正的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只派出驻军负责国防和治安，剩下的一切事务由人家自己去作主。这里的关键是民族自治，并不一定非要用“联邦”这个名称，在实施也必须非常慎重，采用逐步过渡的平缓办法，否则一定会反而触发大乱。
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得迅速放弃祸国殃民的“民族主义”宣传，唾弃在汉族中盛行的种族主义态度，放弃形形色色的过时的“王道”与“霸道”，向美国学习，用真正先进的生活方式和繁荣发达的国民经济来提供吸引力，以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来产生民族间的内聚力，把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各民族的大熔炉。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算最后努力不成功，国家解体了，也能极大地消弭、减轻民族间疯狂屠杀的惨祸。
2002年2月10日
2009年7月10日金曜日
中国的残军败将走出国门也是英勇无敌
中国的残军败将走出国门也是英勇无敌
送交者: 香椿树 2009年07月04日07:49:24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1950年2月20日云南解放。也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第8军237师709团少将团长李国辉，率 1000多名残军从我云南西盟佤山进入缅甸。李国辉，河南人，1910年生，行伍出身，中等个头，在部队威望甚高，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作战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部队战战兢兢在原始森林里穿行了两天，没有遇上老百姓，也没有遇到缅甸政府军。第三天，部队前进到一个平坝，地图上叫小孟棒的地方。这时侦察连长吴成功慌慌张张跑过来向团长李国辉报告，前面寨子发现有数量不详的武装。李国辉命令吴成功抓2个俘虏，弄清情况后再决定去向。半个小时后，吴成功抓来2个俘虏。俘虏交待，他们是国民党第26军93师278团的逃缅残军，共有600多人，由副团长谭忠指挥。李国辉大喜过望，没想到能在异国遇上自己的部队，立即由2个兵带路去见谭忠。
谭忠正为没有领头人，部队该开往何处而发愁，当他一见到李国辉后，热泪盈眶，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谭忠说，听从将军的指挥，何去何从由他定夺。李国辉想了想，觉得小孟棒附近有2000多人的村寨有粮食，加上解放军不会追上来了，决定将两支部队组成一个正规团，就地侍命休整，待与台湾取得联系后，再决定去向。谭忠、邓克保均表示同意。
进入缅甸后，电台坏了，一直没有同台湾联系上，李国辉命令赶快修复，他一直守在电台旁。三天后电台修好了，呼叫后台湾有了信号，经报告后台湾国防部终于回电。电文如下：李国辉，你部自谋出路。看过电报，李国辉仿佛从头到脚被泼了盆冷水，心凉了。 “自谋出路”意味着台湾不管这支死里逃生的部队了。
蒋介石就这个德性, 跟随蒋介石打了一辈子仗，出生入死，南征北战，落到今天被抛弃的境地，李国辉悲观到了极点。但他不能流露出来，他只将电报给邓克保、谭忠看了，必须强打精神，组织部队，否则在无后援，无百姓支持缺少粮食枪支弹药的缅甸，一旦发生战事，将死无葬身之地。李国辉急忙与邓克保、谭忠秘密商量怎么办。
三人商量决定马上组织“中华民国反共复兴部队”，李国辉任总指挥兼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278团团长，邓克保任副总指挥。总部就设在小孟棒。孟果镇、孟研各驻守一个团。旗号一打出，他们马上招兵买马，收容游兵散勇，土匪恶霸，在两个月内，很快将部队扩充到3500人。李国辉立即让部队执行三大任务，一是开荒种地解决部队吃饭问题，二是为毒犯子当保镖，向老挝泰国边境运送鸦片，收取巨额保护费，解决军费来源，三是招新兵搞训练，扩军备战。
台湾不要残军，进攻云南也只不过是痴心妄想。那么李国辉为何要组织“反共复兴部队” 呢?在他的眼里这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是做给缅甸人看的，是生存的需要。缅甸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被英国占领了半个世纪，为了生存我为何就不能占领缅甸一块土地? 所以组织“反共复兴部队”只不过是个借口，借地盘、为了生存住下来才是真。可是李国辉的想法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一天，华侨蒙振生慌慌张张跑来向李国辉报告：缅甸国防军驻景栋的军团，共15000人，在飞机大炮的助威下已经向残军包围过来。其中缅甸一个团的兵力已经开进大其力，切断了残军退往泰国的退路。李国辉大惊失色，刚刚建立起来的部队难道就毁在自己手里吗?不，必须留下来!思忖片刻，李国辉给缅甸驻大其力的缅军司令坎丹信写了封信，内容是：“反共复兴部队”与缅甸是朋友，决不会交战，复兴部队在缅甸是借道，不久就会反攻回云南，诚望能在缅甸多呆一些日子。李国辉派出邓克保为代表随华侨蒙振生前往大其力与缅甸国防军谈判。
岂料，当邓克保、蒙振生走进坎丹信司令员办公室时，蒙振生当场被扣押，坎丹信接过邓克保递给的谈判信，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撕得粉碎，丢在了废纸篓里。坎丹信放邓克保回去，要他转告李国辉：限复兴部队十天之内全部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否则只有被歼灭。
战争迫在眉睫!无奈只有迎战。李国辉当即作出部署：用一个营的兵力在小孟棒设伏，放缅军进来，然后将他们全歼。缅军打仗怕死，只要全歼他们一个营，也许就有了谈判的筹码，就会获得居留权。其他部队作好退入原始森林里打游击的准备。
6月16日清早，缅军6架轰炸机轰隆隆飞越在小孟棒上空，紧接着是轮番俯冲投弹。随着震耳欲聋的炸弹声响起，顿时火光冲天。缅军飞机整整轰炸了四个小时，地面部队还未进攻，残军设伏的一个营就被炸死165人。驻守孟果的278团，遭到了缅军8门八一重炮和十挺机枪的疯狂炮击和扫射，而这些重武器，恰恰也是残军所没有的，278团死伤50多人，各团纷纷向李国辉告急，这是李国辉所没有料到的。他当即调整作战部署，所有的部队立即放弃阵地，退往小孟棒、孟果原始森林。
可是，已经晚了。缅甸国防军已派出10000人的搜山部队把守各路口搜山，防止残军退入原始森林。李国辉所部边打边退，到了下午黄昏还是没能进入原始森林，因为小孟棒是李国辉的大本营，缅军封锁更严，部署的兵力更多，而谭忠所部到了下午已经安全退人原始森林。
天黑下来后，李国辉命令不准开枪，全团官兵上刺刀，手持大刀杀开一条血路，退入原始森林。缅军尽管把守很严，可一到天黑就一个个蹲在地上休息，他们原来准备，只要残军一开枪，他们就会以百倍的火力还击。李国辉手持大刀冲了上去砍下了一个缅军战士的头，总指挥一带头，残军一个个冲在前，挥舞大刀，一路冲杀，在消灭了缅军一个连100多人后，杀开了一条血路，深夜12时，残军全部进入原始森林。
三国控诉，台湾撤回部分部队
残军退至森林里后，缅甸国防军迅速占领了小孟棒、孟果、孟研，同时紧追不放，仍然派出10000多兵力搜山，同时另外派10000多兵力把守森林里的出口，企图将复兴部队赶出森林里全部消灭。李国辉知道，残军缺少重武器，激战一天后，所剩的子弹也不多了，正面不能与缅甸国防军硬打，必须偷袭。李国辉命令，每天在原始森林里与缅军周旋，待拖累他们后，再实施反击。
残军在森林里与缅军周旋了12天后，缅军10000多人的搜山部队被拖得疲惫不堪，脚步明显放慢。李国辉及时调整布置，跳出包围圈，6月28日，决定向缅军发起反攻。其反攻兵力是：由709团副团长张复生任前敌总指挥，278 团沈鸣铸的一个营担任防卫，709团董享恒营长和陈良营长率领2个营，担任攻击孟果的任务，因为缅军东线的团司令部就设在孟果。孟果虽小，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夺取孟果，就能随时撤回泰国，使缅甸10000多人的搜山部队失去作用。李国辉紧紧握住营长董享恒的手说：“这一仗关系到复兴部队的生死存亡，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接着李国辉同全营400多个弟兄一一握手，把他们送到树林边。
董享恒营长率领全营400多弟兄经过一夜奔袭 140里，拂晓前悄悄潜伏在孟果镇口的小树林里，四个残军摸上去，干掉2个哨兵。残军如饿虎下山，冲进了镇里。一番激战，打死缅军32人，夺回了孟果。天亮，缅军2个团3000余人围了过来，将孟果团团围住。缅军先是用炮轰，接着冲锋，结果缅军的大炮十分厉害使残军伤亡惨重，副营长王忠明身中两枪身亡，一连杨促堂连长、七连连长、九连连长相继战死。张复生副团长清醒地意识到残军所以惨败是因为没有重武器。他立即组织50人的敢死队，决心消灭缅军炮兵。
深夜，营长董享恒带领敢死队悄悄撤出阵地，向后山进发。午夜，突然下起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助残军。敢死队摸入了缅军炮兵阵地，首先用刺刀杀死十多个缅军，然后俘虏205人，缴获十尊大炮，大获全胜。天亮，十尊八一重炮一齐向缅军开炮，缅军做梦也没想到残军还有火炮，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败退。残军又重新夺回了小孟棒。有了大炮开路，残军为了报一箭之仇，李国辉重新组织力量，下令进攻大其力，经过一天的激战，残军攻入了这座当时就有 30000余人的重要城市。
这场历时40天的战争，缅甸国防军牺牲1500人，受伤3000余人，被俘302人。残军被打死408人，伤602人，残军大获全胜。本来，缅军可以重新组织力量继续围剿攻击残军，但从战争的角度分析，缅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国人不尚武，且信仰佛教，军队许多年都难得遇到一次战争，他们怕被俘的战士遭杀害。老百姓纷纷向政府和国防军提出：马上与残军谈判，释放俘虏。
7月28日，缅甸国防军派来一个少将揣着照会来到李国辉的指挥部谈判。照会的内容是：体谅残军的困境，为维护缅甸主权，只要残军释放俘虏，离开大其力和公路沿线，将允许残军居住。先前，缅甸军已经释放了被扣押的残军谈判代表蒙振生。残军有了立足之地，当即按照会上所说，李国辉释放了全部俘虏，撤回新占领的城市，回到小孟棒、孟撤、孟果一带重新安营扎寨坚守了下来。
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不胫而走，震动了缅甸、泰国、老挝。各国记者纷纷前往泰国的夜柿，要求进入大其力采访残军，有的干脆扮演成边民乔装打扮后找到残军了解战事，有的以华侨寻找中国亲人的身份挖空心思打听消息。倾刻间《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残军的敢死队全歼缅军炮团》等等报道，在《曼谷日报》《新加坡早报》等各大媒体刊登出来，将全世界的眼球都吸引到了金三角。
在台湾的蒋介石看到《曼谷日报》报道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后，兴奋不已，马上传李弥来蒋介石的办公室。几个月前残军寻求帮助蒋介石一口回绝， 让李国辉所部自谋出路自生自灭。如今见残军竟然打败了缅甸国防军，他顿时来了精神，当即命令李弥返回金三角，组建“云南救国军”，任命李弥为总指挥，恢复对金三角残军供给。
很快，李弥返回了金三角。随即台湾与美国取得联系，美国派出军事顾问到金三角对残军进行训练，并每月给20 万美元支持。不久，蒋介石又派出他的侍卫总长柳元麟中将赴金三角，领导残军，扩大队伍。到了1953年，李弥组织的“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总部”成立，下辖 3个军区、3个军、20个纵队，总兵力达35000人。李弥还在缅甸孟撤修建了军用飞机场，用于运送兵力和各种武器弹药。游击总部成立后，残军除用一部分兵力骚扰我云南边境外，其主要精力用于贩毒护毒。一次残军组织1000多人，护卫26700公斤鸦片从缅甸永弄启程，向 300公里外的老挝班广进发，残军想通过老挝再由国际武装毒贩子将毒品销往世界各地。老挝陆军司令拉迪功将军接到情报后愤怒了，为了捍卫主权，他调集T- 28战斗机和精锐的第二空降营。当天上午11时残军的护毒武装进入老挝时，拉迪功将军命令空军出动战斗机，将残军消灭在老挝境内。空降营出动6架战斗机不停地对残军攻击、轰炸，激战一天，消灭残军500多人，缴获鸦片26700公斤。随即，从1953年至1962年，老挝联合缅甸、泰国政府不断向联合国提出抗议，要求台湾当局撤回残军。蒋介石迫于联合国的压力，联合国每作出一次要求台湾当局撤回残军的决议，蒋介石就撤走几千人，至1962年6月，残军共撤走20000余人回台湾。
围而不打，泰国向残军提出生存条件
1960年残军的“云南反共救国军”改了番号，对外称为 “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李弥撤回台湾，柳元麟任总指挥。1961年3月6日，已任“反共志愿军”副总指挥兼第5军军长的段希文，接到命令要他率领部队到孟撤机场，准备撤回台湾。结果，当他带领士兵在机场等待时，又接到蒋介石的急电：留下来坚守，准备反攻大陆。这样，他和他的第5军又留了下来。实际上他的第5军也只有3000多人。
段希文，云南宣良县大渡口村人，1949年任国民党205师少将师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他爱兵，有实战经验，深得云南籍残军爱戴。他与总指挥柳元麟矛盾较深，柳元麟向蒋介石状告段希文不听指挥，反攻大陆不力，拉山头，特别是收买云南籍残军。因此，在段希文被留下来后，台湾中断段希文所部的军饷。段希文知道，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到台湾也不会有出路，因此他留下来后，再也不听台湾和柳元麟的指挥，他要与 3000多云南籍官兵共存亡，不再去作无谓的牺牲——反攻大陆，他要自谋生存之路。在一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段希文避开大其力，绕开夜柿，在树林里穿行四天到达了泰国清莱省的美斯乐。
美斯乐距泰老边境线不远，偏僻闭塞，更重要的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里是泰国的傈僳族居住区，寨民居住在山腰。段希文命令，与傈僳族打成一片，为他们做好事随乡入俗，将营房盖在陡峭的山坡上，建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里。
残军窜入泰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泰国国防部官员的耳里。泰国军方吸取缅甸军队的教训，不敢对残军轻举妄动，担心久攻不下，造成被动，于是采取久围不攻的办法，试图拖垮残军。
蒋介石对于段希文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脱离台湾的领导于心不甘。1969年元月16日，蒋经国来到泰国，了解残军实情。柳元麟来到曼谷一宾馆如实相告蒋经国：自从段希文迁移美斯乐后，第3军的李文焕军长也率兵进入泰国的唐窝与段希文来往密切，蒋经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收编他们。接着台湾易瑾、夏超等高级将领来到段希文住处商谈补给和接受台湾整编的问题。易瑾提出，要兵不要官，老弱病残一律不要，军官需要重新调整，整编后由易瑾、夏超任正副指挥官。段希文和李文焕军长当场拒绝整编。
1970年元月16日，台湾安全局局长周中锋和情报局局长叶翔再次来到泰北，把段希文、李文焕叫到清莱府密谈，压他们接受改编。段希文嘲笑道：“台湾不发给我们军饷，不供给枪支弹药，你们还要来管我们?你们太不知趣了，你们以为这是在台湾?还像20多年以前随便发号施令?记住，这里可是金三角!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不会相信国民党!”周中锋、叶翔只得悻悻而去。
台湾高层人物频频来往泰国接见残军，引起了泰国军方的高度关注。泰国政府担心残军发展壮大，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残军处置问题。1970年2月4日，泰国国防部作出决定：请残军出兵，攻打叭当反政府游击队，如果收复叭当，残军将被编为“泰北民众自卫队”，成为受泰国军方领导的民兵，不缴残军的枪支，允许他们在美斯乐长期居住。
叭当属清莱省府昌孔县的一个村子，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左边为昌孔县，过了湄公河就是老挝，有一脚跨两国之称。叭当地势极为险要，山路曲折坎坷，树木遮天，从县城到叭当一直是爬山。反政府游击队有1000多人的武装。泰国军方围剿过二十多年，动用飞机大炮也没有将他们消灭。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反政府游击队袭击昌孔县城，将县长绑架押走，并诱捕了清莱省的省长，打死保护省长的警察局长。泰国全国一片哗然，称军方无能，为此军方最高统帅部决定要残军打反政府游击队，打下来后将给残军居住权。泰国最高统帅部派坚塞少将来美期乐与段希文商谈。段希文见打下叭当就能结束二十多年漂泊流浪的生活，为了残军，为了子孙后代，他答应接受任务。段希文提出唯一要求是这场战斗自始自终必须由残军指挥，不能由泰国军方指挥。坚塞将军答应了他的要求。坚塞提出要多长时间拿下叭当，一个月时间够了吗?段希文答复，只需要一个星期就够了。坚塞大吃一惊，摇了摇头，根本就不相信。
1970年2月10日，是进攻叭当的时间。在这之前，段希文已作了周密的部署，其作战部署并没有让坚塞将军知道，他只要坚塞跟在指挥所看残军是如何指挥打仗的。正面，段希文组织600名战士，先用炮轰炸山头，敲锣打鼓，吹冲锋号前进。坚塞见段希文用的与泰国军方进攻叭当战役战术相同，大声吼了起来：“你这是拿战士的性命在开玩笑，肯定失败!”段希文笑了笑：“请按我们订的君子协议行事，你只看不许指挥。”坚塞只好叹气。
果然不出坚塞所料，当天进攻了一个上午残军已牺牲15人，30人受伤，而残军只前进到半山腰。坚塞坐不住了，他再次建议段希文改变战术，改为侧面进攻，以减少伤亡。段希文仍没有听坚塞的，他用望远镜从指挥所里观察进攻的部队，又不时地走到地图前看一看，战斗打到下午黄昏，部队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又牺牲了10人，50人受伤，而段希文还在指挥残军前进，不许后退。直到天黑下来，他才命令残军停止前进，但仍命令不停地用迫击炮向游击队的阵地开炮。
第二天天刚亮，段希文发起冲锋号，残军一个营一股劲往上冲，奇怪的是游击队除了有零星枪声还击外，并没有密集的枪炮声。到了上午10时，传来令坚塞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消息：残军已收复叭当!共打死反政府游击队356人，俘虏708人，残军共阵亡78人，另有360人受伤。
原来，段希文正面佯攻是假，真正的秘密武器是：段希文派出200人的敢死队，从湄公河上用绳索攀登上悬崖，深夜悄悄摸进了游击队的阵地，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仅用2天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收复叭当，震动了泰国，泰国王陛下亲自颁给段希文将军一枚勋章，对受伤阵亡的将士家属发给抚恤金和泰国公民证，对残军发给居住证。经泰国政府批准将残军改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将军任总指挥官，李文焕将军任副指挥官。
这一段讲的是国民党残军败将逃出国门在没有补给的条件在如山中猛虎，在泰国缅甸丛林中如入无人之境。 共产党的半吊子军人红卫兵出境闹革命更是有深有色。 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总是遇到慈禧和蒋介石这种软骨头领导人。 其实，中国人有两大爱好，一个是打仗，并且是孙武那样的打法，只要最高领导人不是草包或者买办，随便一个什么毛泽东，袁崇焕都可以让强敌闻风丧胆。中国人的第二个爱好就是计算机， 这是以前不知道的。 如果不是出现另一个买办领导人，中国的计算机技术绝对不是美国可以向背的。 可是历史不能假设，中国另一个特产就是领导人喜欢当买办。 上帝到底公平还是不公平？
送交者: 香椿树 2009年07月04日07:49:24 于 [军事天地] 发送悄悄话
1950年2月20日云南解放。也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第8军237师709团少将团长李国辉，率 1000多名残军从我云南西盟佤山进入缅甸。李国辉，河南人，1910年生，行伍出身，中等个头，在部队威望甚高，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作战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部队战战兢兢在原始森林里穿行了两天，没有遇上老百姓，也没有遇到缅甸政府军。第三天，部队前进到一个平坝，地图上叫小孟棒的地方。这时侦察连长吴成功慌慌张张跑过来向团长李国辉报告，前面寨子发现有数量不详的武装。李国辉命令吴成功抓2个俘虏，弄清情况后再决定去向。半个小时后，吴成功抓来2个俘虏。俘虏交待，他们是国民党第26军93师278团的逃缅残军，共有600多人，由副团长谭忠指挥。李国辉大喜过望，没想到能在异国遇上自己的部队，立即由2个兵带路去见谭忠。
谭忠正为没有领头人，部队该开往何处而发愁，当他一见到李国辉后，热泪盈眶，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谭忠说，听从将军的指挥，何去何从由他定夺。李国辉想了想，觉得小孟棒附近有2000多人的村寨有粮食，加上解放军不会追上来了，决定将两支部队组成一个正规团，就地侍命休整，待与台湾取得联系后，再决定去向。谭忠、邓克保均表示同意。
进入缅甸后，电台坏了，一直没有同台湾联系上，李国辉命令赶快修复，他一直守在电台旁。三天后电台修好了，呼叫后台湾有了信号，经报告后台湾国防部终于回电。电文如下：李国辉，你部自谋出路。看过电报，李国辉仿佛从头到脚被泼了盆冷水，心凉了。 “自谋出路”意味着台湾不管这支死里逃生的部队了。
蒋介石就这个德性, 跟随蒋介石打了一辈子仗，出生入死，南征北战，落到今天被抛弃的境地，李国辉悲观到了极点。但他不能流露出来，他只将电报给邓克保、谭忠看了，必须强打精神，组织部队，否则在无后援，无百姓支持缺少粮食枪支弹药的缅甸，一旦发生战事，将死无葬身之地。李国辉急忙与邓克保、谭忠秘密商量怎么办。
三人商量决定马上组织“中华民国反共复兴部队”，李国辉任总指挥兼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278团团长，邓克保任副总指挥。总部就设在小孟棒。孟果镇、孟研各驻守一个团。旗号一打出，他们马上招兵买马，收容游兵散勇，土匪恶霸，在两个月内，很快将部队扩充到3500人。李国辉立即让部队执行三大任务，一是开荒种地解决部队吃饭问题，二是为毒犯子当保镖，向老挝泰国边境运送鸦片，收取巨额保护费，解决军费来源，三是招新兵搞训练，扩军备战。
台湾不要残军，进攻云南也只不过是痴心妄想。那么李国辉为何要组织“反共复兴部队” 呢?在他的眼里这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是做给缅甸人看的，是生存的需要。缅甸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被英国占领了半个世纪，为了生存我为何就不能占领缅甸一块土地? 所以组织“反共复兴部队”只不过是个借口，借地盘、为了生存住下来才是真。可是李国辉的想法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一天，华侨蒙振生慌慌张张跑来向李国辉报告：缅甸国防军驻景栋的军团，共15000人，在飞机大炮的助威下已经向残军包围过来。其中缅甸一个团的兵力已经开进大其力，切断了残军退往泰国的退路。李国辉大惊失色，刚刚建立起来的部队难道就毁在自己手里吗?不，必须留下来!思忖片刻，李国辉给缅甸驻大其力的缅军司令坎丹信写了封信，内容是：“反共复兴部队”与缅甸是朋友，决不会交战，复兴部队在缅甸是借道，不久就会反攻回云南，诚望能在缅甸多呆一些日子。李国辉派出邓克保为代表随华侨蒙振生前往大其力与缅甸国防军谈判。
岂料，当邓克保、蒙振生走进坎丹信司令员办公室时，蒙振生当场被扣押，坎丹信接过邓克保递给的谈判信，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撕得粉碎，丢在了废纸篓里。坎丹信放邓克保回去，要他转告李国辉：限复兴部队十天之内全部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否则只有被歼灭。
战争迫在眉睫!无奈只有迎战。李国辉当即作出部署：用一个营的兵力在小孟棒设伏，放缅军进来，然后将他们全歼。缅军打仗怕死，只要全歼他们一个营，也许就有了谈判的筹码，就会获得居留权。其他部队作好退入原始森林里打游击的准备。
6月16日清早，缅军6架轰炸机轰隆隆飞越在小孟棒上空，紧接着是轮番俯冲投弹。随着震耳欲聋的炸弹声响起，顿时火光冲天。缅军飞机整整轰炸了四个小时，地面部队还未进攻，残军设伏的一个营就被炸死165人。驻守孟果的278团，遭到了缅军8门八一重炮和十挺机枪的疯狂炮击和扫射，而这些重武器，恰恰也是残军所没有的，278团死伤50多人，各团纷纷向李国辉告急，这是李国辉所没有料到的。他当即调整作战部署，所有的部队立即放弃阵地，退往小孟棒、孟果原始森林。
可是，已经晚了。缅甸国防军已派出10000人的搜山部队把守各路口搜山，防止残军退入原始森林。李国辉所部边打边退，到了下午黄昏还是没能进入原始森林，因为小孟棒是李国辉的大本营，缅军封锁更严，部署的兵力更多，而谭忠所部到了下午已经安全退人原始森林。
天黑下来后，李国辉命令不准开枪，全团官兵上刺刀，手持大刀杀开一条血路，退入原始森林。缅军尽管把守很严，可一到天黑就一个个蹲在地上休息，他们原来准备，只要残军一开枪，他们就会以百倍的火力还击。李国辉手持大刀冲了上去砍下了一个缅军战士的头，总指挥一带头，残军一个个冲在前，挥舞大刀，一路冲杀，在消灭了缅军一个连100多人后，杀开了一条血路，深夜12时，残军全部进入原始森林。
三国控诉，台湾撤回部分部队
残军退至森林里后，缅甸国防军迅速占领了小孟棒、孟果、孟研，同时紧追不放，仍然派出10000多兵力搜山，同时另外派10000多兵力把守森林里的出口，企图将复兴部队赶出森林里全部消灭。李国辉知道，残军缺少重武器，激战一天后，所剩的子弹也不多了，正面不能与缅甸国防军硬打，必须偷袭。李国辉命令，每天在原始森林里与缅军周旋，待拖累他们后，再实施反击。
残军在森林里与缅军周旋了12天后，缅军10000多人的搜山部队被拖得疲惫不堪，脚步明显放慢。李国辉及时调整布置，跳出包围圈，6月28日，决定向缅军发起反攻。其反攻兵力是：由709团副团长张复生任前敌总指挥，278 团沈鸣铸的一个营担任防卫，709团董享恒营长和陈良营长率领2个营，担任攻击孟果的任务，因为缅军东线的团司令部就设在孟果。孟果虽小，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夺取孟果，就能随时撤回泰国，使缅甸10000多人的搜山部队失去作用。李国辉紧紧握住营长董享恒的手说：“这一仗关系到复兴部队的生死存亡，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接着李国辉同全营400多个弟兄一一握手，把他们送到树林边。
董享恒营长率领全营400多弟兄经过一夜奔袭 140里，拂晓前悄悄潜伏在孟果镇口的小树林里，四个残军摸上去，干掉2个哨兵。残军如饿虎下山，冲进了镇里。一番激战，打死缅军32人，夺回了孟果。天亮，缅军2个团3000余人围了过来，将孟果团团围住。缅军先是用炮轰，接着冲锋，结果缅军的大炮十分厉害使残军伤亡惨重，副营长王忠明身中两枪身亡，一连杨促堂连长、七连连长、九连连长相继战死。张复生副团长清醒地意识到残军所以惨败是因为没有重武器。他立即组织50人的敢死队，决心消灭缅军炮兵。
深夜，营长董享恒带领敢死队悄悄撤出阵地，向后山进发。午夜，突然下起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助残军。敢死队摸入了缅军炮兵阵地，首先用刺刀杀死十多个缅军，然后俘虏205人，缴获十尊大炮，大获全胜。天亮，十尊八一重炮一齐向缅军开炮，缅军做梦也没想到残军还有火炮，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败退。残军又重新夺回了小孟棒。有了大炮开路，残军为了报一箭之仇，李国辉重新组织力量，下令进攻大其力，经过一天的激战，残军攻入了这座当时就有 30000余人的重要城市。
这场历时40天的战争，缅甸国防军牺牲1500人，受伤3000余人，被俘302人。残军被打死408人，伤602人，残军大获全胜。本来，缅军可以重新组织力量继续围剿攻击残军，但从战争的角度分析，缅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国人不尚武，且信仰佛教，军队许多年都难得遇到一次战争，他们怕被俘的战士遭杀害。老百姓纷纷向政府和国防军提出：马上与残军谈判，释放俘虏。
7月28日，缅甸国防军派来一个少将揣着照会来到李国辉的指挥部谈判。照会的内容是：体谅残军的困境，为维护缅甸主权，只要残军释放俘虏，离开大其力和公路沿线，将允许残军居住。先前，缅甸军已经释放了被扣押的残军谈判代表蒙振生。残军有了立足之地，当即按照会上所说，李国辉释放了全部俘虏，撤回新占领的城市，回到小孟棒、孟撤、孟果一带重新安营扎寨坚守了下来。
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不胫而走，震动了缅甸、泰国、老挝。各国记者纷纷前往泰国的夜柿，要求进入大其力采访残军，有的干脆扮演成边民乔装打扮后找到残军了解战事，有的以华侨寻找中国亲人的身份挖空心思打听消息。倾刻间《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残军的敢死队全歼缅军炮团》等等报道，在《曼谷日报》《新加坡早报》等各大媒体刊登出来，将全世界的眼球都吸引到了金三角。
在台湾的蒋介石看到《曼谷日报》报道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后，兴奋不已，马上传李弥来蒋介石的办公室。几个月前残军寻求帮助蒋介石一口回绝， 让李国辉所部自谋出路自生自灭。如今见残军竟然打败了缅甸国防军，他顿时来了精神，当即命令李弥返回金三角，组建“云南救国军”，任命李弥为总指挥，恢复对金三角残军供给。
很快，李弥返回了金三角。随即台湾与美国取得联系，美国派出军事顾问到金三角对残军进行训练，并每月给20 万美元支持。不久，蒋介石又派出他的侍卫总长柳元麟中将赴金三角，领导残军，扩大队伍。到了1953年，李弥组织的“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总部”成立，下辖 3个军区、3个军、20个纵队，总兵力达35000人。李弥还在缅甸孟撤修建了军用飞机场，用于运送兵力和各种武器弹药。游击总部成立后，残军除用一部分兵力骚扰我云南边境外，其主要精力用于贩毒护毒。一次残军组织1000多人，护卫26700公斤鸦片从缅甸永弄启程，向 300公里外的老挝班广进发，残军想通过老挝再由国际武装毒贩子将毒品销往世界各地。老挝陆军司令拉迪功将军接到情报后愤怒了，为了捍卫主权，他调集T- 28战斗机和精锐的第二空降营。当天上午11时残军的护毒武装进入老挝时，拉迪功将军命令空军出动战斗机，将残军消灭在老挝境内。空降营出动6架战斗机不停地对残军攻击、轰炸，激战一天，消灭残军500多人，缴获鸦片26700公斤。随即，从1953年至1962年，老挝联合缅甸、泰国政府不断向联合国提出抗议，要求台湾当局撤回残军。蒋介石迫于联合国的压力，联合国每作出一次要求台湾当局撤回残军的决议，蒋介石就撤走几千人，至1962年6月，残军共撤走20000余人回台湾。
围而不打，泰国向残军提出生存条件
1960年残军的“云南反共救国军”改了番号，对外称为 “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李弥撤回台湾，柳元麟任总指挥。1961年3月6日，已任“反共志愿军”副总指挥兼第5军军长的段希文，接到命令要他率领部队到孟撤机场，准备撤回台湾。结果，当他带领士兵在机场等待时，又接到蒋介石的急电：留下来坚守，准备反攻大陆。这样，他和他的第5军又留了下来。实际上他的第5军也只有3000多人。
段希文，云南宣良县大渡口村人，1949年任国民党205师少将师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他爱兵，有实战经验，深得云南籍残军爱戴。他与总指挥柳元麟矛盾较深，柳元麟向蒋介石状告段希文不听指挥，反攻大陆不力，拉山头，特别是收买云南籍残军。因此，在段希文被留下来后，台湾中断段希文所部的军饷。段希文知道，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到台湾也不会有出路，因此他留下来后，再也不听台湾和柳元麟的指挥，他要与 3000多云南籍官兵共存亡，不再去作无谓的牺牲——反攻大陆，他要自谋生存之路。在一个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段希文避开大其力，绕开夜柿，在树林里穿行四天到达了泰国清莱省的美斯乐。
美斯乐距泰老边境线不远，偏僻闭塞，更重要的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这里是泰国的傈僳族居住区，寨民居住在山腰。段希文命令，与傈僳族打成一片，为他们做好事随乡入俗，将营房盖在陡峭的山坡上，建在遮天蔽日的树林里。
残军窜入泰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泰国国防部官员的耳里。泰国军方吸取缅甸军队的教训，不敢对残军轻举妄动，担心久攻不下，造成被动，于是采取久围不攻的办法，试图拖垮残军。
蒋介石对于段希文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脱离台湾的领导于心不甘。1969年元月16日，蒋经国来到泰国，了解残军实情。柳元麟来到曼谷一宾馆如实相告蒋经国：自从段希文迁移美斯乐后，第3军的李文焕军长也率兵进入泰国的唐窝与段希文来往密切，蒋经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收编他们。接着台湾易瑾、夏超等高级将领来到段希文住处商谈补给和接受台湾整编的问题。易瑾提出，要兵不要官，老弱病残一律不要，军官需要重新调整，整编后由易瑾、夏超任正副指挥官。段希文和李文焕军长当场拒绝整编。
1970年元月16日，台湾安全局局长周中锋和情报局局长叶翔再次来到泰北，把段希文、李文焕叫到清莱府密谈，压他们接受改编。段希文嘲笑道：“台湾不发给我们军饷，不供给枪支弹药，你们还要来管我们?你们太不知趣了，你们以为这是在台湾?还像20多年以前随便发号施令?记住，这里可是金三角!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不会相信国民党!”周中锋、叶翔只得悻悻而去。
台湾高层人物频频来往泰国接见残军，引起了泰国军方的高度关注。泰国政府担心残军发展壮大，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残军处置问题。1970年2月4日，泰国国防部作出决定：请残军出兵，攻打叭当反政府游击队，如果收复叭当，残军将被编为“泰北民众自卫队”，成为受泰国军方领导的民兵，不缴残军的枪支，允许他们在美斯乐长期居住。
叭当属清莱省府昌孔县的一个村子，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左边为昌孔县，过了湄公河就是老挝，有一脚跨两国之称。叭当地势极为险要，山路曲折坎坷，树木遮天，从县城到叭当一直是爬山。反政府游击队有1000多人的武装。泰国军方围剿过二十多年，动用飞机大炮也没有将他们消灭。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反政府游击队袭击昌孔县城，将县长绑架押走，并诱捕了清莱省的省长，打死保护省长的警察局长。泰国全国一片哗然，称军方无能，为此军方最高统帅部决定要残军打反政府游击队，打下来后将给残军居住权。泰国最高统帅部派坚塞少将来美期乐与段希文商谈。段希文见打下叭当就能结束二十多年漂泊流浪的生活，为了残军，为了子孙后代，他答应接受任务。段希文提出唯一要求是这场战斗自始自终必须由残军指挥，不能由泰国军方指挥。坚塞将军答应了他的要求。坚塞提出要多长时间拿下叭当，一个月时间够了吗?段希文答复，只需要一个星期就够了。坚塞大吃一惊，摇了摇头，根本就不相信。
1970年2月10日，是进攻叭当的时间。在这之前，段希文已作了周密的部署，其作战部署并没有让坚塞将军知道，他只要坚塞跟在指挥所看残军是如何指挥打仗的。正面，段希文组织600名战士，先用炮轰炸山头，敲锣打鼓，吹冲锋号前进。坚塞见段希文用的与泰国军方进攻叭当战役战术相同，大声吼了起来：“你这是拿战士的性命在开玩笑，肯定失败!”段希文笑了笑：“请按我们订的君子协议行事，你只看不许指挥。”坚塞只好叹气。
果然不出坚塞所料，当天进攻了一个上午残军已牺牲15人，30人受伤，而残军只前进到半山腰。坚塞坐不住了，他再次建议段希文改变战术，改为侧面进攻，以减少伤亡。段希文仍没有听坚塞的，他用望远镜从指挥所里观察进攻的部队，又不时地走到地图前看一看，战斗打到下午黄昏，部队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又牺牲了10人，50人受伤，而段希文还在指挥残军前进，不许后退。直到天黑下来，他才命令残军停止前进，但仍命令不停地用迫击炮向游击队的阵地开炮。
第二天天刚亮，段希文发起冲锋号，残军一个营一股劲往上冲，奇怪的是游击队除了有零星枪声还击外，并没有密集的枪炮声。到了上午10时，传来令坚塞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消息：残军已收复叭当!共打死反政府游击队356人，俘虏708人，残军共阵亡78人，另有360人受伤。
原来，段希文正面佯攻是假，真正的秘密武器是：段希文派出200人的敢死队，从湄公河上用绳索攀登上悬崖，深夜悄悄摸进了游击队的阵地，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仅用2天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收复叭当，震动了泰国，泰国王陛下亲自颁给段希文将军一枚勋章，对受伤阵亡的将士家属发给抚恤金和泰国公民证，对残军发给居住证。经泰国政府批准将残军改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将军任总指挥官，李文焕将军任副指挥官。
这一段讲的是国民党残军败将逃出国门在没有补给的条件在如山中猛虎，在泰国缅甸丛林中如入无人之境。 共产党的半吊子军人红卫兵出境闹革命更是有深有色。 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总是遇到慈禧和蒋介石这种软骨头领导人。 其实，中国人有两大爱好，一个是打仗，并且是孙武那样的打法，只要最高领导人不是草包或者买办，随便一个什么毛泽东，袁崇焕都可以让强敌闻风丧胆。中国人的第二个爱好就是计算机， 这是以前不知道的。 如果不是出现另一个买办领导人，中国的计算机技术绝对不是美国可以向背的。 可是历史不能假设，中国另一个特产就是领导人喜欢当买办。 上帝到底公平还是不公平？
明报：新疆之后轮到西藏？
明报：新疆之后轮到西藏？
明报 2009-07-09 16:14:12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在短短几小时的骚乱，竟酿成百多人死亡、逾千人受伤、1400多人被捕，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超出北京当局应付少数民族骚乱的维稳机制的能力。正因为这样，胡锦涛才要腰斩外访行程，赶回国处理事件。
乌鲁木齐骚乱的导火线，是广东韶关一间港资厂的汉维两族工人械斗、两名维族工人死亡的事件。不过，新疆骚乱的规模如此大、伤亡如此惨重，除了肇事凶徒，公安及宣传部门责无旁贷。
6 月26日，韶关的汉维工人衝突后，广东宣传部门限制消息，国内传媒的报道语焉不详，并没披露事件起因，是有传言指厂内有汉族女工被维族工人强姦（后来有报道指女工只是被维族工人调戏）。更甚者，据海外维族团体的说法，广东公安事后隔离了并没有受伤的600多名维族工人，没收他们的手机，不许他们跟外界联繫。在信息不明、维族工人怀疑被扣之下，谣言愈传愈离谱，传到新疆时，变成20名维族工人被杀、400维族女工被姦等。
这些谣言，或许是「别有用心」的人散播出来，甚至境外疆独组织参与其中，但更值得深思的是，谣言为什麽在新疆大有市场？为什麽大家不相信官方的版本呢？很明显，新疆维族人的个人经验，以及耳闻目睹很多维族被欺凌、歧视的事实，让他们深信，远在韶关的同胞极可能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官方传媒又毫无公信力，以致谣言代替了事实，成为大家走上街头的动力。
韶关事件只是偶然因素
现时最令人忧心的是，类似的严重骚乱会否在西藏重演。去年初西藏首府拉萨也发生过严重的汉藏衝突。确实，疆、藏同是少数民族地区，同样抗拒北京的管治，也曾发生各种骚乱。不过，疆藏也有颇多不同之处，而以往两地的骚乱，发生的时间和规模，都没有太大关联。
事实上，韶关事件只是偶然因素，北京的少数民族政策、新疆本身独特的社会问题，才是新疆骚乱的根源。第一，汉维的历史恩怨纠缠不清。300多年前（1745 年），清军横扫新疆，之后双方互相仇杀，新疆、甘肃等地回民趁太平天国之乱，起兵抗清，屠杀西域各地数以百万计汉人；太平天国覆亡后，「左屠夫」左宗棠率兵入疆，展开报复屠杀，同样有逾百万回民枉死；中共建国后，王震以「左屠夫」为师，在新疆大开杀戒，杀得50万维族要逃离新疆。相对来说，汉藏两族并没这麽深的血仇。
第二，新疆人被汉化的危机感强烈而迫急。北京的汉化新疆政策开始结果，不仅汉人比例由1949年的6%，急升至目前四成一，而且汉人在当地的竞争力及经济实力较强，佔据大部分好工作，令维族人被急速边缘化；加上近年北京加大在当地的自然资源投资，令维族以为，北京急速淘空新疆。这个问题，近年也开始在西藏出现，且在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的汉化及所谓「淘空化」速度在加快。
回教世界反应值得关注
第三，宗教及民族性的差异。藏民性情及他们信奉的佛教较温和，但信奉回教的维族，个性刚烈，有极强的反抗意识及传统，而他们在1920年代及1940年代曾经立国，追求独立的决心就更坚决了。西藏问题虽然较受西方关注，但他们只是口头声援；维族追求独立虽然得不到西方的同情，但有可能获得回教世界的支持。
新疆维族属回教的逊尼派。逊尼派是多数派，佔八成回教人口，中东多数国家都是逊尼派为主，而多数激进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包括盖达、塔利班等，都是逊尼派。 1990年代以前，中国的回教徒绝少与外国接触，但近年到中东朝圣、旅游及交流的人逐年增加，自然会与中东回教组织建立联繫，这对中国的回教发展造成很大衝击。因此，今次新疆骚乱，回教世界的反应，值得关注。
明报 2009-07-09 16:14:12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在短短几小时的骚乱，竟酿成百多人死亡、逾千人受伤、1400多人被捕，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超出北京当局应付少数民族骚乱的维稳机制的能力。正因为这样，胡锦涛才要腰斩外访行程，赶回国处理事件。
乌鲁木齐骚乱的导火线，是广东韶关一间港资厂的汉维两族工人械斗、两名维族工人死亡的事件。不过，新疆骚乱的规模如此大、伤亡如此惨重，除了肇事凶徒，公安及宣传部门责无旁贷。
6 月26日，韶关的汉维工人衝突后，广东宣传部门限制消息，国内传媒的报道语焉不详，并没披露事件起因，是有传言指厂内有汉族女工被维族工人强姦（后来有报道指女工只是被维族工人调戏）。更甚者，据海外维族团体的说法，广东公安事后隔离了并没有受伤的600多名维族工人，没收他们的手机，不许他们跟外界联繫。在信息不明、维族工人怀疑被扣之下，谣言愈传愈离谱，传到新疆时，变成20名维族工人被杀、400维族女工被姦等。
这些谣言，或许是「别有用心」的人散播出来，甚至境外疆独组织参与其中，但更值得深思的是，谣言为什麽在新疆大有市场？为什麽大家不相信官方的版本呢？很明显，新疆维族人的个人经验，以及耳闻目睹很多维族被欺凌、歧视的事实，让他们深信，远在韶关的同胞极可能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官方传媒又毫无公信力，以致谣言代替了事实，成为大家走上街头的动力。
韶关事件只是偶然因素
现时最令人忧心的是，类似的严重骚乱会否在西藏重演。去年初西藏首府拉萨也发生过严重的汉藏衝突。确实，疆、藏同是少数民族地区，同样抗拒北京的管治，也曾发生各种骚乱。不过，疆藏也有颇多不同之处，而以往两地的骚乱，发生的时间和规模，都没有太大关联。
事实上，韶关事件只是偶然因素，北京的少数民族政策、新疆本身独特的社会问题，才是新疆骚乱的根源。第一，汉维的历史恩怨纠缠不清。300多年前（1745 年），清军横扫新疆，之后双方互相仇杀，新疆、甘肃等地回民趁太平天国之乱，起兵抗清，屠杀西域各地数以百万计汉人；太平天国覆亡后，「左屠夫」左宗棠率兵入疆，展开报复屠杀，同样有逾百万回民枉死；中共建国后，王震以「左屠夫」为师，在新疆大开杀戒，杀得50万维族要逃离新疆。相对来说，汉藏两族并没这麽深的血仇。
第二，新疆人被汉化的危机感强烈而迫急。北京的汉化新疆政策开始结果，不仅汉人比例由1949年的6%，急升至目前四成一，而且汉人在当地的竞争力及经济实力较强，佔据大部分好工作，令维族人被急速边缘化；加上近年北京加大在当地的自然资源投资，令维族以为，北京急速淘空新疆。这个问题，近年也开始在西藏出现，且在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的汉化及所谓「淘空化」速度在加快。
回教世界反应值得关注
第三，宗教及民族性的差异。藏民性情及他们信奉的佛教较温和，但信奉回教的维族，个性刚烈，有极强的反抗意识及传统，而他们在1920年代及1940年代曾经立国，追求独立的决心就更坚决了。西藏问题虽然较受西方关注，但他们只是口头声援；维族追求独立虽然得不到西方的同情，但有可能获得回教世界的支持。
新疆维族属回教的逊尼派。逊尼派是多数派，佔八成回教人口，中东多数国家都是逊尼派为主，而多数激进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包括盖达、塔利班等，都是逊尼派。 1990年代以前，中国的回教徒绝少与外国接触，但近年到中东朝圣、旅游及交流的人逐年增加，自然会与中东回教组织建立联繫，这对中国的回教发展造成很大衝击。因此，今次新疆骚乱，回教世界的反应，值得关注。
新疆王: 盛世才
新疆王: 盛世才
送交者: 香椿树 2009年07月08日08:39:0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新疆王: 盛世才
新疆是我国西北最边远的一个省份，由于远离中央政府，加上交通不便等原因，在民国时期，历届北京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都未能对新疆实行有效的控制，新疆同样是大小军阀争夺的战场。盛世才原是国民党军参谋部一个小小的作战科长，他不甘屈就此职，转而进入新疆图谋升迁，经过几年施展权谋，夺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称霸新疆达十二年之久。
在介绍盛世才之前，还得先谈谈民国以后新疆的政治概况，以及杨增新、樊耀南、金树仁等人。1911年底，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组织新军和会党发难，响应武昌起义。迪化的起义遭到清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失败，伊犁的革命党人利用新任伊犁将军志锐和卸任将军广福的矛盾，取得了胜利，于1912年1月10日成立了伊犁都督府，然后整编军队，进攻迪化。不久，南北议和，双方停战。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任命原新疆按察使兼镇迪道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
杨增新，字子周，又字鼎臣，云南蒙自人，1865年生。1889年考中进士，先后在甘肃、新疆任职。杨增新出任新疆都督后，对革命党人进行分化和屠杀，开始了他在新疆的独裁统治。1914年6月任新疆将军，同月被授予将军府威武将军。1916年7月改任督军。1925年1月改任督办，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代成功，全国统一已成大势所趋，7月1日，杨增新通电承认南京政府，即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省保安总司令。
杨增新承认南京政府，继续统治新疆，引起新疆外交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的不满，欲取而代之。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人，1879年生。清末为禀生，1904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新疆、湖北、北京等地任职。1917年1月起又回新疆任职。在樊耀南准备发难之时，另一人物金树仁也在蠢蠢欲动。金树仁，字德庵，甘肃河州人，1883年生。清末为贡生，1911年到新疆，从知县升任民政厅长。
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身为外义署长的樊耀南主持毕业典礼，特邀省主席杨增新参加。毕业典礼之后举行宴会，樊耀南设伏兵将杨增新刺杀，即往省署准备宣布执政。但民政厅长金树仁突然率省府卫队包围了省署，在混战之中击毙了樊耀南。新疆"七·七政变"，是新疆统治者内部争夺权力的一场斗争。结果，杨、樊皆死，金树仁坐收渔人之利。政变之后，金树仁被推为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11月17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其为省主席，新疆进入了金树仁统治时期。盛世才正是在金树仁上台后不久来到新疆的。
盛世才，原名振甲，字晋庸、德三，奉天开原人，1892年生。青年时在奉天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5年毕业。1917年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后决定弃学从戎,不久考入广东韶头讲武堂，结识该校教官郭松龄，毕业后，随郭松龄到奉军，在其部第八旅任排长，后升任连副、连长、中校参谋。郭松龄还把义女邱毓芳许配盛茂才，不久又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命回国，在郭部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盛世才逃亡日本，得孙传芳、冯玉祥资助，才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
1927年，盛世才回国，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等。但盛世才并不甘心久屈一小小科长职位，他窥伺时机向外发展。1930年夏，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认为是个好机会，决定应聘。这年秋天，他辞去参谋本部科长职务，携眷西行，于年底到新疆。
盛世才到新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怀有戒心，只委他为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盛世才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委曲求全，对金树仁惟命是从，终于渐渐博得金的好感。经过一段时间，盛世才被任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他利用这一接触军队军官的机会，蓄意经营，极力拉拢学生，并以此为基础，培植自己的势力。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士利用维民暴动，乘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和卫护王权的武装暴动——"哈密事变"。并引甘肃马仲英率部入疆。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张培元为总司令，以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进剿，终于在9月将马仲英及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部将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两度将马世明及和加尼牙孜打败。1933年1月，马世明又率部进犯乌鲁木齐，盛世才奉命北上解围，又将马军打败。由于盛世才屡战屡胜，被誉为"常胜将军"，在军队中的威望日增。
由于金树仁自1928年执掌新疆的统治权后，对新疆各民族的压迫、剥削和奴役十分残酷，他大量作用甘肃河州同乡和亲信党羽，他们强占民地，强娶民女，横行新疆，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和反抗，一些地方统治者也趁机纷纷割据独立。于是，在省城的一批怀有野心的军政官员密谋政变，夺取政权。
1933年4月12日，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取得因抗日失败而取道苏联入疆的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和"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率众包围省政府，发动了新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仓惶逃离省城，命令盛世才等率部火速回城平乱。第二天，盛世才率部进至乌鲁木齐城东，即按兵观望，政变军队很快把省军打败。4月14日，政变各方召开了临时维持委员会，商选新的领导。由于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此时手中握有相当于兵力，又近在省城，加上几年来他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于是，各方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临时省主席。
盛世才虽然当上新疆临时督办，但是他知道，政变的主要发动者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是不会甘心把政变所得的果实白白地交给他的，要做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寻机将他们除掉。此外，南京政府也没有承认盛世才的职务，并于6月10日派参谋次长黄慕松飞抵乌鲁木齐，名为宣慰，实则想夺权，而陈中等人企图联合黄慕松，取盛而代之。对此，盛世才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他借在督办公署花园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设伏兵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枪杀，并宣布其"谋叛罪"。随后，黄慕松遭到软禁，到7月中旬才悄然内返。这就是盛世才发动的新疆六二六政变。
南京政府对盛世才亦无可奈何，遂于8月1日发表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省主席。由于刘文龙与盛世才政见不合，同年12月，盛世才以刘文龙涉嫌谋叛，交刘及其全家软禁，迫令刘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 为省主席。朱瑞 墀 于次年3月即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上台之初，力量还比较单薄，他知道如果不拉拢地方民族中的头领，新疆的局势就难以稳定；不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政纲，就不足以吸引和取得民心。因此，他上台后，即表示要铲除金树仁统治时的种种弊端，创建新局面。不久，他宣布了施政纲领——八大宣言。其总纲为：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林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政策。他又提出了反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以后又增加民族平等、清廉、亲苏三项，合为六大政策。盛世才这一套施政纳颁布之后，果然获得乌鲁木齐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盛世才也深知邻近的苏联和新疆的关系，他把争取苏联的谅解与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及求援，他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终于得到了苏联的谅解。苏联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上台后很快能站稳脚跟。
盛世才虽然利用"四·一二政变"之机执政新疆，但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当时新疆还有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马步芳的堂弟，当时拥有兵力一万余。张培元也拥有八千，皆多于盛世才，两人联合行动，企图取盛世才而代之。盛世才不得不分头对付这两股强敌。1933年4月至6月，马仲英率部进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率省军、东北军及归化军迎击，挫败马仲英，马部退往吐鲁番。12月，张培元自伊犁进兵乌鲁木齐，盛世才请苏联红军助战，将张培元击败，张培元自杀，残部转入南疆与马仲英会合。1934年1月，马仲英又统率主力七千余人围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率军抵抗，并再次请苏联红这相助。苏军分两路入疆，马仲英于2月中旬撤围南逃，退往吐鲁番，又退往喀什，最后转和平，以皮山为前线与盛军对峙。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对手了。至于入疆的东北军，盛世才曾利用来打马仲英，但盛世才认为这支队伍自己终难控制，更害怕其日后肇事生乱，危及自己的统治，便于1933年10月间，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军将领郑润成等人全部收监后绞死。东北军被遣散或改编。
盛世才在消灭张培元、马仲英等敌对势力之后，便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以巩固其独裁统治。他先从恢复农牧业抓起，使农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又着手整理财政，首先稳定公教人员的生活和情绪，其次是裁汰冗员，再次是财政改革，成立财政委员会，建立统一预决算制度。此外，盛世才还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吸收少数民族头领参加政府工作，各地小学一律官费，政府还资送各民族青年到苏联等国留学，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盛世才的这些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以为盛政府是个开明进步的政府。
然而，盛世才是个阴鸷且多疑的人，他靠"四·一二政变"之机被推举上台，之后，又逐一消灭异己，巩固了地位。由于他对别人常持怀疑态度，总觉得别人背地做出不利于自己事，因此，他时时在提防和惩处他认为的危险分子，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所谓"阴谋暴动案"，杀戮了数万人的性命。
1936年，新疆省银行行长宫振翰及盛世才的老友赵铁鸣，因平时对盛世才的独裁统治多有议论，盛世才便在非议省政罪名，将宫逮捕，将赵软禁。
1937年秋，盛世才感到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及省府委员蒙古汗王满楚克扎布等人有碍他的政权及所定政策的执行，便制造了一起"阴谋暴动案"，将和加尼牙孜、满楚克扎布等几百人逮捕，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
1939年至1940年，盛世才经过精心策划，又制造了一起称之为"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将爱国民主人士，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逮捕，由此牵连达数千人。杜重远于1943年10月被盛世才派人毒死在狱中。被捕的一大批人，有的被毒打致死，有的被毒死、绞死，有的被枪杀，有的遭长期监禁，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惨案之一。
1942年3月，盛世才又炮制了一起所谓"空前的带国际性的错综复杂案"。盛世才四弟盛世骐，时为新疆机械化旅旅长，曾留学苏联，有才能且人缘关系较好，与盛世才有些政见不同。盛世才深恐其弟对自己构成威胁，于1942年3月19日派人将他暗杀，然后嫁祸于人，将财政厅长臧登峰、教育厅长李一欧、民政厅长周彬、和田警备司令潘柏南、行政长卢毓麟、喀什行政长陈方伯、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焉耆行政长于德一、塔城行政长赵剑峰、哈密行政长刘西屏、编译委员会长孟一鸣、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长王齐勋、军官学校参谋长郭德祺、机械化旅参谋长彭焕书、团长赵景棠等逮捕，并于4、5月间全部杀害。接着，盛世才又利用盛世骐被暗杀案，栽赃为共产党所为，开始了反苏活动，并于9月17日将中共中央驻乌鲁木齐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逮捕，后于1943年9月杀害。其余被的捕的一百多名共产党人，及家属一直到盛世才离开新疆后才获得释放。
盛世才在新疆大力开展反共反苏活动，公开表示归顺蒋介石，深得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等。8月31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飞抵新疆，对盛世才的归顺表示抚慰。为此，盛世才组织了新疆历史上空前的欢迎集会。不久，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到新疆，与盛世才正式达成协议，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
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唯我独尊，他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他同意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是想借国民党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没想到国民党势力迅速占据新疆，严重地动摇自己的统治，使他感到投靠国民党竟成了"引狼入室"，于是，他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
1944年4月，他又以"阴谋暴动案"为名，开始逮捕国民党分子。6月间，又进行第二次逮捕。到了8月，盛世才开始大规模逮捕国民党人员，包括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等。蒋介石获得消息，即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飞往新疆查明情况。盛世才诡称是共产党混到国民党内搞阴谋暴动。为寻找退路，盛世才企图再次投靠苏联，他致电斯大林，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和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决定把盛世才调离新疆，另任农林部长，由朱绍良代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知道抗命于己不利，只好表示接受。
8月30日，新疆报纸公布了盛世才调任的消息，乌鲁木齐全市立即沸腾，人民欢呼雀跃进。盛世才临走，仍不忘把在押的数万人员全部烧死，命令部下马英奇等执行，但后来马英奇未敢执行他的命令。9月11日，盛世才用三架飞机及汽车把他在新疆搜刮到的金银物运往重庆。9月18日，盛世才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但是，1945年7月，深受盛世才迫害的新疆人民发起了讨盛运动，向国民政府控告盛世才的罪行。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将他撤职查办，但后来也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盛世才一度任武汉行营高参等闲职。1949年飞往台湾。
盛世才到台湾后，曾出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后一度经商。晚年主要从事著述，写了一系列的书。1970年7月13日，昔日的"新疆王"盛世才在台北病逝。
送交者: 香椿树 2009年07月08日08:39:0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新疆王: 盛世才
新疆是我国西北最边远的一个省份，由于远离中央政府，加上交通不便等原因，在民国时期，历届北京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都未能对新疆实行有效的控制，新疆同样是大小军阀争夺的战场。盛世才原是国民党军参谋部一个小小的作战科长，他不甘屈就此职，转而进入新疆图谋升迁，经过几年施展权谋，夺取了新疆最高统治权，称霸新疆达十二年之久。
在介绍盛世才之前，还得先谈谈民国以后新疆的政治概况，以及杨增新、樊耀南、金树仁等人。1911年底，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组织新军和会党发难，响应武昌起义。迪化的起义遭到清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失败，伊犁的革命党人利用新任伊犁将军志锐和卸任将军广福的矛盾，取得了胜利，于1912年1月10日成立了伊犁都督府，然后整编军队，进攻迪化。不久，南北议和，双方停战。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任命原新疆按察使兼镇迪道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布政使。
杨增新，字子周，又字鼎臣，云南蒙自人，1865年生。1889年考中进士，先后在甘肃、新疆任职。杨增新出任新疆都督后，对革命党人进行分化和屠杀，开始了他在新疆的独裁统治。1914年6月任新疆将军，同月被授予将军府威武将军。1916年7月改任督军。1925年1月改任督办，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代成功，全国统一已成大势所趋，7月1日，杨增新通电承认南京政府，即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省保安总司令。
杨增新承认南京政府，继续统治新疆，引起新疆外交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的不满，欲取而代之。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人，1879年生。清末为禀生，1904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新疆、湖北、北京等地任职。1917年1月起又回新疆任职。在樊耀南准备发难之时，另一人物金树仁也在蠢蠢欲动。金树仁，字德庵，甘肃河州人，1883年生。清末为贡生，1911年到新疆，从知县升任民政厅长。
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身为外义署长的樊耀南主持毕业典礼，特邀省主席杨增新参加。毕业典礼之后举行宴会，樊耀南设伏兵将杨增新刺杀，即往省署准备宣布执政。但民政厅长金树仁突然率省府卫队包围了省署，在混战之中击毙了樊耀南。新疆"七·七政变"，是新疆统治者内部争夺权力的一场斗争。结果，杨、樊皆死，金树仁坐收渔人之利。政变之后，金树仁被推为临时省主席兼总司令。11月17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其为省主席，新疆进入了金树仁统治时期。盛世才正是在金树仁上台后不久来到新疆的。
盛世才，原名振甲，字晋庸、德三，奉天开原人，1892年生。青年时在奉天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5年毕业。1917年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后决定弃学从戎,不久考入广东韶头讲武堂，结识该校教官郭松龄，毕业后，随郭松龄到奉军，在其部第八旅任排长，后升任连副、连长、中校参谋。郭松龄还把义女邱毓芳许配盛茂才，不久又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命回国，在郭部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盛世才逃亡日本，得孙传芳、冯玉祥资助，才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
1927年，盛世才回国，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作战科长等。但盛世才并不甘心久屈一小小科长职位，他窥伺时机向外发展。1930年夏，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沪、宁，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认为是个好机会，决定应聘。这年秋天，他辞去参谋本部科长职务，携眷西行，于年底到新疆。
盛世才到新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怀有戒心，只委他为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等闲职。盛世才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委曲求全，对金树仁惟命是从，终于渐渐博得金的好感。经过一段时间，盛世才被任为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他利用这一接触军队军官的机会，蓄意经营，极力拉拢学生，并以此为基础，培植自己的势力。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士利用维民暴动，乘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和卫护王权的武装暴动——"哈密事变"。并引甘肃马仲英率部入疆。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张培元为总司令，以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进剿，终于在9月将马仲英及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部将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两度将马世明及和加尼牙孜打败。1933年1月，马世明又率部进犯乌鲁木齐，盛世才奉命北上解围，又将马军打败。由于盛世才屡战屡胜，被誉为"常胜将军"，在军队中的威望日增。
由于金树仁自1928年执掌新疆的统治权后，对新疆各民族的压迫、剥削和奴役十分残酷，他大量作用甘肃河州同乡和亲信党羽，他们强占民地，强娶民女，横行新疆，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和反抗，一些地方统治者也趁机纷纷割据独立。于是，在省城的一批怀有野心的军政官员密谋政变，夺取政权。
1933年4月12日，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取得因抗日失败而取道苏联入疆的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和"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率众包围省政府，发动了新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仓惶逃离省城，命令盛世才等率部火速回城平乱。第二天，盛世才率部进至乌鲁木齐城东，即按兵观望，政变军队很快把省军打败。4月14日，政变各方召开了临时维持委员会，商选新的领导。由于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此时手中握有相当于兵力，又近在省城，加上几年来他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于是，各方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临时省主席。
盛世才虽然当上新疆临时督办，但是他知道，政变的主要发动者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是不会甘心把政变所得的果实白白地交给他的，要做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寻机将他们除掉。此外，南京政府也没有承认盛世才的职务，并于6月10日派参谋次长黄慕松飞抵乌鲁木齐，名为宣慰，实则想夺权，而陈中等人企图联合黄慕松，取盛而代之。对此，盛世才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他借在督办公署花园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设伏兵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枪杀，并宣布其"谋叛罪"。随后，黄慕松遭到软禁，到7月中旬才悄然内返。这就是盛世才发动的新疆六二六政变。
南京政府对盛世才亦无可奈何，遂于8月1日发表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省主席。由于刘文龙与盛世才政见不合，同年12月，盛世才以刘文龙涉嫌谋叛，交刘及其全家软禁，迫令刘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 为省主席。朱瑞 墀 于次年3月即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上台之初，力量还比较单薄，他知道如果不拉拢地方民族中的头领，新疆的局势就难以稳定；不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政纲，就不足以吸引和取得民心。因此，他上台后，即表示要铲除金树仁统治时的种种弊端，创建新局面。不久，他宣布了施政纲领——八大宣言。其总纲为：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林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政策。他又提出了反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以后又增加民族平等、清廉、亲苏三项，合为六大政策。盛世才这一套施政纳颁布之后，果然获得乌鲁木齐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盛世才也深知邻近的苏联和新疆的关系，他把争取苏联的谅解与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及求援，他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终于得到了苏联的谅解。苏联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上台后很快能站稳脚跟。
盛世才虽然利用"四·一二政变"之机执政新疆，但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当时新疆还有占据北疆的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马步芳的堂弟，当时拥有兵力一万余。张培元也拥有八千，皆多于盛世才，两人联合行动，企图取盛世才而代之。盛世才不得不分头对付这两股强敌。1933年4月至6月，马仲英率部进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率省军、东北军及归化军迎击，挫败马仲英，马部退往吐鲁番。12月，张培元自伊犁进兵乌鲁木齐，盛世才请苏联红军助战，将张培元击败，张培元自杀，残部转入南疆与马仲英会合。1934年1月，马仲英又统率主力七千余人围攻乌鲁木齐，盛世才率军抵抗，并再次请苏联红这相助。苏军分两路入疆，马仲英于2月中旬撤围南逃，退往吐鲁番，又退往喀什，最后转和平，以皮山为前线与盛军对峙。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对手了。至于入疆的东北军，盛世才曾利用来打马仲英，但盛世才认为这支队伍自己终难控制，更害怕其日后肇事生乱，危及自己的统治，便于1933年10月间，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军将领郑润成等人全部收监后绞死。东北军被遣散或改编。
盛世才在消灭张培元、马仲英等敌对势力之后，便着手恢复经济、改革行政，以巩固其独裁统治。他先从恢复农牧业抓起，使农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又着手整理财政，首先稳定公教人员的生活和情绪，其次是裁汰冗员，再次是财政改革，成立财政委员会，建立统一预决算制度。此外，盛世才还下令禁鸦片、赌博、贪污等不良风气，吸收少数民族头领参加政府工作，各地小学一律官费，政府还资送各民族青年到苏联等国留学，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盛世才的这些做法，迷惑了不少人，以为盛政府是个开明进步的政府。
然而，盛世才是个阴鸷且多疑的人，他靠"四·一二政变"之机被推举上台，之后，又逐一消灭异己，巩固了地位。由于他对别人常持怀疑态度，总觉得别人背地做出不利于自己事，因此，他时时在提防和惩处他认为的危险分子，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所谓"阴谋暴动案"，杀戮了数万人的性命。
1936年，新疆省银行行长宫振翰及盛世才的老友赵铁鸣，因平时对盛世才的独裁统治多有议论，盛世才便在非议省政罪名，将宫逮捕，将赵软禁。
1937年秋，盛世才感到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牙孜及省府委员蒙古汗王满楚克扎布等人有碍他的政权及所定政策的执行，便制造了一起"阴谋暴动案"，将和加尼牙孜、满楚克扎布等几百人逮捕，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
1939年至1940年，盛世才经过精心策划，又制造了一起称之为"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将爱国民主人士，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逮捕，由此牵连达数千人。杜重远于1943年10月被盛世才派人毒死在狱中。被捕的一大批人，有的被毒打致死，有的被毒死、绞死，有的被枪杀，有的遭长期监禁，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惨案之一。
1942年3月，盛世才又炮制了一起所谓"空前的带国际性的错综复杂案"。盛世才四弟盛世骐，时为新疆机械化旅旅长，曾留学苏联，有才能且人缘关系较好，与盛世才有些政见不同。盛世才深恐其弟对自己构成威胁，于1942年3月19日派人将他暗杀，然后嫁祸于人，将财政厅长臧登峰、教育厅长李一欧、民政厅长周彬、和田警备司令潘柏南、行政长卢毓麟、喀什行政长陈方伯、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焉耆行政长于德一、塔城行政长赵剑峰、哈密行政长刘西屏、编译委员会长孟一鸣、财政监察委员会委员长王齐勋、军官学校参谋长郭德祺、机械化旅参谋长彭焕书、团长赵景棠等逮捕，并于4、5月间全部杀害。接着，盛世才又利用盛世骐被暗杀案，栽赃为共产党所为，开始了反苏活动，并于9月17日将中共中央驻乌鲁木齐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逮捕，后于1943年9月杀害。其余被的捕的一百多名共产党人，及家属一直到盛世才离开新疆后才获得释放。
盛世才在新疆大力开展反共反苏活动，公开表示归顺蒋介石，深得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3年7月，他又被任命为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等。8月31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飞抵新疆，对盛世才的归顺表示抚慰。为此，盛世才组织了新疆历史上空前的欢迎集会。不久，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到新疆，与盛世才正式达成协议，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
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唯我独尊，他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他同意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是想借国民党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没想到国民党势力迅速占据新疆，严重地动摇自己的统治，使他感到投靠国民党竟成了"引狼入室"，于是，他开始采取对策，准备把国民党势力逐出新疆。
1944年4月，他又以"阴谋暴动案"为名，开始逮捕国民党分子。6月间，又进行第二次逮捕。到了8月，盛世才开始大规模逮捕国民党人员，包括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等。蒋介石获得消息，即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飞往新疆查明情况。盛世才诡称是共产党混到国民党内搞阴谋暴动。为寻找退路，盛世才企图再次投靠苏联，他致电斯大林，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和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斯大林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其电报转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决定把盛世才调离新疆，另任农林部长，由朱绍良代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知道抗命于己不利，只好表示接受。
8月30日，新疆报纸公布了盛世才调任的消息，乌鲁木齐全市立即沸腾，人民欢呼雀跃进。盛世才临走，仍不忘把在押的数万人员全部烧死，命令部下马英奇等执行，但后来马英奇未敢执行他的命令。9月11日，盛世才用三架飞机及汽车把他在新疆搜刮到的金银物运往重庆。9月18日，盛世才正式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但是，1945年7月，深受盛世才迫害的新疆人民发起了讨盛运动，向国民政府控告盛世才的罪行。迫于舆论压力，国民政府将他撤职查办，但后来也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盛世才一度任武汉行营高参等闲职。1949年飞往台湾。
盛世才到台湾后，曾出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后一度经商。晚年主要从事著述，写了一系列的书。1970年7月13日，昔日的"新疆王"盛世才在台北病逝。
蒋介石收复新疆的历史功勋(图)
蒋介石收复新疆的历史功勋(图)
送交者: ByStander 2009年07月07日20:45:4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在几十年反复的歪曲宣传下，在中国愤青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一位声名狼籍的大独裁者，独夫民贼，镇压革命的刽子手。然而，随着信息的畅通，谎言也在逐渐不攻自破，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在国人中越来越清晰了。
蒋介石是一位旧式政治家，他显然有历史局限。然而，他对中国的历史性贡献，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在蒋介石领导下，中国通过二次世界大战，从衰败危亡中再次崛起，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强国(世界四强之一，联合国创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废除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关税权和租界(香港除外)，收回了东北，台湾，澎湖和新疆。如果没有蒋介石为中国争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后来的“新中国”就绝对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
还要值得一提的是新疆。在抗战的危难时期，蒋介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收复了新疆，这块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约1/6的土地曾经面临“外蒙古第二”的命运。苏联在1935～37年和新疆军阀盛世才签订的殖民条约，其凶恶程度远远超过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的21条 (这些有关“苏联老大哥”的罪恶事实，中国人却被蒙蔽了几十年)。苏联取得在新疆的一切开矿权，经济权，驻军权，移民权，行政“协助”(干预)权，搞苏联卵翼下的独立王国。盛世才甚至秘密加入苏共，阴谋策划将新疆变成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密切注意事态发展，终於在1941年6月趁纳粹德国攻苏，苏联惨败无瑕东顾之际，成功策动了盛世才反正，而且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在朝秦暮楚的盛世才反悔之前于1942年底1943年初派中央军进军新疆，切实的夺取和保证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权。
1943年，新疆问题一度成为国际关注热点之一，这期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向世界暗示：新疆是中国人的新疆，而不是俄国人的新疆。
国军中央军进军新疆，确保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1943年)
新设立的中央军校迪化(乌鲁木齐)分校(第九分校)，以培养忠於中国中央政府的军事人材(1943年)
送交者: ByStander 2009年07月07日20:45:4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在几十年反复的歪曲宣传下，在中国愤青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一位声名狼籍的大独裁者，独夫民贼，镇压革命的刽子手。然而，随着信息的畅通，谎言也在逐渐不攻自破，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在国人中越来越清晰了。
蒋介石是一位旧式政治家，他显然有历史局限。然而，他对中国的历史性贡献，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在蒋介石领导下，中国通过二次世界大战，从衰败危亡中再次崛起，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强国(世界四强之一，联合国创始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废除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关税权和租界(香港除外)，收回了东北，台湾，澎湖和新疆。如果没有蒋介石为中国争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后来的“新中国”就绝对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
还要值得一提的是新疆。在抗战的危难时期，蒋介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收复了新疆，这块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约1/6的土地曾经面临“外蒙古第二”的命运。苏联在1935～37年和新疆军阀盛世才签订的殖民条约，其凶恶程度远远超过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的21条 (这些有关“苏联老大哥”的罪恶事实，中国人却被蒙蔽了几十年)。苏联取得在新疆的一切开矿权，经济权，驻军权，移民权，行政“协助”(干预)权，搞苏联卵翼下的独立王国。盛世才甚至秘密加入苏共，阴谋策划将新疆变成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密切注意事态发展，终於在1941年6月趁纳粹德国攻苏，苏联惨败无瑕东顾之际，成功策动了盛世才反正，而且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在朝秦暮楚的盛世才反悔之前于1942年底1943年初派中央军进军新疆，切实的夺取和保证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权。
1943年，新疆问题一度成为国际关注热点之一，这期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向世界暗示：新疆是中国人的新疆，而不是俄国人的新疆。
国军中央军进军新疆，确保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1943年)
新设立的中央军校迪化(乌鲁木齐)分校(第九分校)，以培养忠於中国中央政府的军事人材(1943年)
美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几点思考
美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几点思考
送交者: 海角天涯 2009年07月08日13:47:1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种族大熔炉。除了极少数的稀有民族外，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它就有多少民族。人口超过了一百万人的种族有31个，一百万人以下的种族更多。除了白人占大多数，印第安土著、黑人、南美洲西语裔、亚裔，都是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等所谓“有色人种”，都曾遭受种族歧视。今天，少数民族在美国与白人在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和谐生存、共同发展，背后有几条值得认真思考的原则。这几条原则，尤其值得中国政府在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时参考，以避免和预防近日的“韶关事件”和“乌鲁木齐事件”的发生。
第一，少数民族政策服从国家至上、统一原则。美国少数民族政策，在南北战争期间遇到过一次空前绝后的挑战。解放黑奴运动，始于南北战争。在政治上，林肯无意解放黑奴，他用兵目的纯粹是为维护国家统一。林肯认为南方几个州无权退出联邦，他唯一关心的是国家统一，他唯一执着的是保卫美国宪法。南北战争的目的是统一国家，解放黑奴只是一个手段，而非目的。林肯解放了黑奴的目的，是为了将独立的南部邦联重新拉回联邦。林肯自己说过：“我的最高目的在保存联邦，既不是保存奴隶制，也不是废除奴隶制。如果不放奴隶就能保存联邦 ，我就一个不放；如果解放全部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全部解放；如果解放部分奴隶、不解放其他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也照办。” 可见，少数民族的利益是服从国家至上和统一原则的。
少数民族问题，通常只是一个民族关系问题，可以通过少数民族政策得到解决。少数民族政策的实施，需要一个稳固的国家政权，不能背离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原则。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少数民民族在一个国家机器中得到的保障，前提是服从国家至上和统一的大原则。少数民族问题，在一些地区，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可以是一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在这种情势下，少数民族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引发国家分裂，必须十分慎重。
第二，少数民族政策服从国家法制原则。美国的少数民族是发达国家中最多的，但是民族矛盾却并不是最突出的。这么多民族居住在一个国家，没有法制高于一切的原则，是很难和谐共处的。
美国有个“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1961年3月，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中严重存在着的种族歧视，成立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监督全国范围内与联邦政府有商业和经济往来的部门，要求这些部门在就业方面保证平等的原则，消除肤色和种族之间的歧视。后来发展成为平权法案。 约翰逊总统说，“平权的原则不止局限于平等的原则，而应该解释成对黑人等少数民族在就业和就学方面的优先考虑、优先机会。” 一些美国大学也因为推行这一法案被告上法庭。
20世纪70年代，艾伦·贝基以优异的成绩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提出入学申请，结果被拒。艾伦认为受到了歧视，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将加州大学告到了法院。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最高法院大法官没有明确的态度，“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2003年，康州纽黑文市消防局曾进行一项考核，评估消防员的晋升资格。参加考核的消防员中，获得晋升资格的全是白人，没有一个少数族裔。为避免种族歧视之嫌，市政府决定参测者一律不予晋升。通过测试的白人消防员不服气，以遭受“逆向歧视”为由，将市政府告上法庭。最近，最高法院以5比4的简单多数通过裁决，裁定纽黑文市因为没有非裔美国人合格就将考试结果作废的行为是错误的，违反了联邦民权法，构成种族歧视——也就是我们说所的反向或逆向歧视。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是有深意的。这个判决在美国白人渐渐成为“少数民族”的大势下，可谓深谋远虑。
在中国，汉族占绝大多数，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各居其地，法律虽然只有一个，但执行却五花八门。在执法上，对少数民族似有不同的标准。 有网友爆料，在深圳，如果是抓到了新疆籍的扒手，是不能加以刑求的。最严重的处罚，就是把他送回原籍。这种有法不依，在执法上的双重标准，会加剧民族矛盾。
第三，少数民族政策服从国家发展原则。少数民族政策是与国家发展水平分不开的。美国国家发展在南北战争前后，建立在廉价或免费农奴制基础上。当时的政治家不可能跳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奢谈废除黑奴。林肯在总统选举以前，主张废除黑奴。因为其支持者的北方资本家需要自由的工人。林肯上台后，不光不谋求废除黑奴制度，反而保护黑奴制度。南北战争开战，也没有废除黑奴。直到北方兵源紧张，需要黑奴参军，他才宣布废除黑奴制度。林肯在1863年元旦发布的解放黑奴宣言，其动机是为了士气和兵源。“ 解放黑奴”，是“没收叛逆罪犯财产”，从钱财经济上打击从叛人士。黑奴的解放，是南北战争的结果，而不是目的。南北战争几十年后，黑奴制度才在美国彻底废除。美国黑人获得民权，则是七八十年以后的事了。直到2009年，美国才有了第一个黑白混血的总统。
对于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的种族歧视，美国也在不断反省。目前，美国已经有7个州就历史上的黑奴制向黑人做出道歉。2008年7月，美国众议院和国会通过一项就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政策向黑人道歉的议案。众议院“代表美国人民向非洲裔美国人道歉，为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因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政策遭受苦难致歉。” 众议院42名黑人议员中，超过一半是道歉议案的最初发起人。“美国排华法案”，曾给美国的华人带来深重的伤痕。排华法案产生于美国经济危机时期，伤害了华人。随着华人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美国政府迟早也会因排华法案向美国华人道歉。 om
概言之，美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与它的国家政策连在一起的，时而强势，时而安抚；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更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政策。它一直在错误中不断调整，不断改进，而不是“一本通书读到老”。这种与时俱进的态度，尤其值得学习和借鉴。
送交者: 海角天涯 2009年07月08日13:47:1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种族大熔炉。除了极少数的稀有民族外，世界上有多少民族，它就有多少民族。人口超过了一百万人的种族有31个，一百万人以下的种族更多。除了白人占大多数，印第安土著、黑人、南美洲西语裔、亚裔，都是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等所谓“有色人种”，都曾遭受种族歧视。今天，少数民族在美国与白人在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和谐生存、共同发展，背后有几条值得认真思考的原则。这几条原则，尤其值得中国政府在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时参考，以避免和预防近日的“韶关事件”和“乌鲁木齐事件”的发生。
第一，少数民族政策服从国家至上、统一原则。美国少数民族政策，在南北战争期间遇到过一次空前绝后的挑战。解放黑奴运动，始于南北战争。在政治上，林肯无意解放黑奴，他用兵目的纯粹是为维护国家统一。林肯认为南方几个州无权退出联邦，他唯一关心的是国家统一，他唯一执着的是保卫美国宪法。南北战争的目的是统一国家，解放黑奴只是一个手段，而非目的。林肯解放了黑奴的目的，是为了将独立的南部邦联重新拉回联邦。林肯自己说过：“我的最高目的在保存联邦，既不是保存奴隶制，也不是废除奴隶制。如果不放奴隶就能保存联邦 ，我就一个不放；如果解放全部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就全部解放；如果解放部分奴隶、不解放其他奴隶就能保存联邦，我也照办。” 可见，少数民族的利益是服从国家至上和统一原则的。
少数民族问题，通常只是一个民族关系问题，可以通过少数民族政策得到解决。少数民族政策的实施，需要一个稳固的国家政权，不能背离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原则。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少数民民族在一个国家机器中得到的保障，前提是服从国家至上和统一的大原则。少数民族问题，在一些地区，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可以是一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在这种情势下，少数民族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引发国家分裂，必须十分慎重。
第二，少数民族政策服从国家法制原则。美国的少数民族是发达国家中最多的，但是民族矛盾却并不是最突出的。这么多民族居住在一个国家，没有法制高于一切的原则，是很难和谐共处的。
美国有个“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1961年3月，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中严重存在着的种族歧视，成立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监督全国范围内与联邦政府有商业和经济往来的部门，要求这些部门在就业方面保证平等的原则，消除肤色和种族之间的歧视。后来发展成为平权法案。 约翰逊总统说，“平权的原则不止局限于平等的原则，而应该解释成对黑人等少数民族在就业和就学方面的优先考虑、优先机会。” 一些美国大学也因为推行这一法案被告上法庭。
20世纪70年代，艾伦·贝基以优异的成绩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提出入学申请，结果被拒。艾伦认为受到了歧视，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将加州大学告到了法院。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最高法院大法官没有明确的态度，“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2003年，康州纽黑文市消防局曾进行一项考核，评估消防员的晋升资格。参加考核的消防员中，获得晋升资格的全是白人，没有一个少数族裔。为避免种族歧视之嫌，市政府决定参测者一律不予晋升。通过测试的白人消防员不服气，以遭受“逆向歧视”为由，将市政府告上法庭。最近，最高法院以5比4的简单多数通过裁决，裁定纽黑文市因为没有非裔美国人合格就将考试结果作废的行为是错误的，违反了联邦民权法，构成种族歧视——也就是我们说所的反向或逆向歧视。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是有深意的。这个判决在美国白人渐渐成为“少数民族”的大势下，可谓深谋远虑。
在中国，汉族占绝大多数，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各居其地，法律虽然只有一个，但执行却五花八门。在执法上，对少数民族似有不同的标准。 有网友爆料，在深圳，如果是抓到了新疆籍的扒手，是不能加以刑求的。最严重的处罚，就是把他送回原籍。这种有法不依，在执法上的双重标准，会加剧民族矛盾。
第三，少数民族政策服从国家发展原则。少数民族政策是与国家发展水平分不开的。美国国家发展在南北战争前后，建立在廉价或免费农奴制基础上。当时的政治家不可能跳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奢谈废除黑奴。林肯在总统选举以前，主张废除黑奴。因为其支持者的北方资本家需要自由的工人。林肯上台后，不光不谋求废除黑奴制度，反而保护黑奴制度。南北战争开战，也没有废除黑奴。直到北方兵源紧张，需要黑奴参军，他才宣布废除黑奴制度。林肯在1863年元旦发布的解放黑奴宣言，其动机是为了士气和兵源。“ 解放黑奴”，是“没收叛逆罪犯财产”，从钱财经济上打击从叛人士。黑奴的解放，是南北战争的结果，而不是目的。南北战争几十年后，黑奴制度才在美国彻底废除。美国黑人获得民权，则是七八十年以后的事了。直到2009年，美国才有了第一个黑白混血的总统。
对于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黑人和亚裔的种族歧视，美国也在不断反省。目前，美国已经有7个州就历史上的黑奴制向黑人做出道歉。2008年7月，美国众议院和国会通过一项就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政策向黑人道歉的议案。众议院“代表美国人民向非洲裔美国人道歉，为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因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政策遭受苦难致歉。” 众议院42名黑人议员中，超过一半是道歉议案的最初发起人。“美国排华法案”，曾给美国的华人带来深重的伤痕。排华法案产生于美国经济危机时期，伤害了华人。随着华人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美国政府迟早也会因排华法案向美国华人道歉。 om
概言之，美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与它的国家政策连在一起的，时而强势，时而安抚；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更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政策。它一直在错误中不断调整，不断改进，而不是“一本通书读到老”。这种与时俱进的态度，尤其值得学习和借鉴。
火烧圆明园罪魁身世：父子都爱偷别国国宝
火烧圆明园罪魁身世：父子都爱偷别国国宝
傅建中
明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头目额尔金勋爵焚毁圆明园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时间是一八六○年十月十八日。
据说额尔金本来是要摧毁紫禁城的，后因考虑若把紫禁城毁了，清廷就无法和他谈判，履行早两年(一八五八)所签定的天津条约，遂决定把清朝历代帝王经之营之、美奂美仑的圆明园烧掉，以报复清朝“拘禁并虐待”英国的外交官巴夏礼(Harry Parkes)等三十九人。
这把火是由入侵的三千五百名英军共同点起的，一共烧了三天三夜。在放火烧圆明园之前，英法联军已把园内的奇珍异宝几乎洗劫一空。
额尔金掠夺成性，其来有自。他的老爸额尔金勋爵七世是二百年前驻鄂图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大使，他任内干的好事是把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希腊智能女神神殿(Parthenon)的精美雕刻从雅典盗运回英国，然后卖给英国政府，目前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The Elgin Marbles(额尔金石雕)，就是额尔金爸爸从希腊偷来的杰作。
直到今天，额尔金石雕是希腊人民无法忘怀的痛，也是英希两国关系无法正常的死结。希腊始终没有放弃索回这批国宝的努力，世界各国也同情和支持希腊的正当要求；可是中国却永远无法向英国讨回圆明园。这对狼狈为奸的父子，虽然因为他们的巧取豪夺而封官晋爵，却也被世人唾弃，骂名千秋万世。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前后两位额尔金都是世家子弟、深受良好教育、历任显赫要职，而竟是强盗和杀人放火的凶残之辈。拿额尔金八世说吧，他幼年就读伊顿(Eton)公学，及长入牛津大学，在学期间和未来首相的格雷斯顿(William Gladstone, 1809｜1898)是好友，也先后曾任驻加拿大和印度总督。但这对父子的邪恶和带给希腊及中国的灾难，是没齿难忘的。
额尔金的本名布鲁斯(James Bruce, 1811-1863)，爵位(8th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是世袭的，他老爸的名字叫Thomas Bruce，由于此公毕生的资财用于把希腊神殿的雕刻偷运回英国，然后贱价卖给大英博物馆，以致落得一贫如洗 (impoverished)，是否因此造成他儿子贪婪成性、报复心强，有待考证。
因幼时家贫，额尔金面对圆明园的富丽堂皇和收藏之巨，为之大开眼界并心动之，所以他在日记中写到:“我也想要这宫殿(指圆明园)内的许多东西，但我不是贼(thief)”。他强调自己不是贼，可见他做贼心虚，而他纵容属下和士兵大肆抢劫，彻底焚毁这一稀世名园，其行径与匪徒何异？
额尔金是他父亲第二任太太所生，共有七位兄弟姊妹，他的老弟Frederick Bruce也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出任英国首任驻华公使。此人于一八五九年率领英军硬闯大沽口，强行进京为天津条约换文，遭大沽炮台的守军痛击，一千英军伤亡过半，统帅海军少将霍普 (James Hope)身受重伤，若非宣称中立的美舰官兵以“血浓于水”的理由搭救，霍普恐怕就葬身渤海湾餵鱼了。
火烧圆明园时，额尔金有一大发现，那就是英皇乔治三世在一七九三年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都被堆在厕所内，因为乾隆并不稀罕英夷制造的奇技淫巧东西，遂将之弃于茅房内。额尔金看到这些刻有“英国制造”字样的宝物(包括天文仪器和榴弹炮等) 被如此糟踏，更是怒不可遏。
额尔金烧了圆明园泄了心头之恨，班师回到英伦后，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不到三年就死于任上，地点是现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达兰萨拉，死时不过五十二岁。
额尔金这对父子对英国而言虽是功在国家，在世人心目中则是 thief和vandal(打砸抢)，永远无法洗刷其恶名。最近希腊一座新的专门收藏古神殿遗物的博物馆落成，老额尔金盗窃Parthenon古迹的往事又被《纽约时报》大幅讨论，尽管已是二百年前的事了。希腊人提起额尔金的劣行，仍是血脉偾张，中国人对小额尔金烧毁圆明园，何尝不是同感愤慨，这也难怪一九六七年红卫兵火烧在北京的英国代办处。不过周恩来比英国当政者文明多了，除了道歉赔礼外，还由中共花钱重建了英国代办处，而圆明园迄今仍是废墟一片。
傅建中
明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头目额尔金勋爵焚毁圆明园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时间是一八六○年十月十八日。
据说额尔金本来是要摧毁紫禁城的，后因考虑若把紫禁城毁了，清廷就无法和他谈判，履行早两年(一八五八)所签定的天津条约，遂决定把清朝历代帝王经之营之、美奂美仑的圆明园烧掉，以报复清朝“拘禁并虐待”英国的外交官巴夏礼(Harry Parkes)等三十九人。
这把火是由入侵的三千五百名英军共同点起的，一共烧了三天三夜。在放火烧圆明园之前，英法联军已把园内的奇珍异宝几乎洗劫一空。
额尔金掠夺成性，其来有自。他的老爸额尔金勋爵七世是二百年前驻鄂图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大使，他任内干的好事是把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希腊智能女神神殿(Parthenon)的精美雕刻从雅典盗运回英国，然后卖给英国政府，目前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The Elgin Marbles(额尔金石雕)，就是额尔金爸爸从希腊偷来的杰作。
直到今天，额尔金石雕是希腊人民无法忘怀的痛，也是英希两国关系无法正常的死结。希腊始终没有放弃索回这批国宝的努力，世界各国也同情和支持希腊的正当要求；可是中国却永远无法向英国讨回圆明园。这对狼狈为奸的父子，虽然因为他们的巧取豪夺而封官晋爵，却也被世人唾弃，骂名千秋万世。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前后两位额尔金都是世家子弟、深受良好教育、历任显赫要职，而竟是强盗和杀人放火的凶残之辈。拿额尔金八世说吧，他幼年就读伊顿(Eton)公学，及长入牛津大学，在学期间和未来首相的格雷斯顿(William Gladstone, 1809｜1898)是好友，也先后曾任驻加拿大和印度总督。但这对父子的邪恶和带给希腊及中国的灾难，是没齿难忘的。
额尔金的本名布鲁斯(James Bruce, 1811-1863)，爵位(8th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是世袭的，他老爸的名字叫Thomas Bruce，由于此公毕生的资财用于把希腊神殿的雕刻偷运回英国，然后贱价卖给大英博物馆，以致落得一贫如洗 (impoverished)，是否因此造成他儿子贪婪成性、报复心强，有待考证。
因幼时家贫，额尔金面对圆明园的富丽堂皇和收藏之巨，为之大开眼界并心动之，所以他在日记中写到:“我也想要这宫殿(指圆明园)内的许多东西，但我不是贼(thief)”。他强调自己不是贼，可见他做贼心虚，而他纵容属下和士兵大肆抢劫，彻底焚毁这一稀世名园，其行径与匪徒何异？
额尔金是他父亲第二任太太所生，共有七位兄弟姊妹，他的老弟Frederick Bruce也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出任英国首任驻华公使。此人于一八五九年率领英军硬闯大沽口，强行进京为天津条约换文，遭大沽炮台的守军痛击，一千英军伤亡过半，统帅海军少将霍普 (James Hope)身受重伤，若非宣称中立的美舰官兵以“血浓于水”的理由搭救，霍普恐怕就葬身渤海湾餵鱼了。
火烧圆明园时，额尔金有一大发现，那就是英皇乔治三世在一七九三年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都被堆在厕所内，因为乾隆并不稀罕英夷制造的奇技淫巧东西，遂将之弃于茅房内。额尔金看到这些刻有“英国制造”字样的宝物(包括天文仪器和榴弹炮等) 被如此糟踏，更是怒不可遏。
额尔金烧了圆明园泄了心头之恨，班师回到英伦后，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不到三年就死于任上，地点是现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达兰萨拉，死时不过五十二岁。
额尔金这对父子对英国而言虽是功在国家，在世人心目中则是 thief和vandal(打砸抢)，永远无法洗刷其恶名。最近希腊一座新的专门收藏古神殿遗物的博物馆落成，老额尔金盗窃Parthenon古迹的往事又被《纽约时报》大幅讨论，尽管已是二百年前的事了。希腊人提起额尔金的劣行，仍是血脉偾张，中国人对小额尔金烧毁圆明园，何尝不是同感愤慨，这也难怪一九六七年红卫兵火烧在北京的英国代办处。不过周恩来比英国当政者文明多了，除了道歉赔礼外，还由中共花钱重建了英国代办处，而圆明园迄今仍是废墟一片。
2009年7月9日木曜日
他是造就东条英机等日本狂人的“一代宗师”
他是造就东条英机等日本狂人的“一代宗师”
万景路
今年是被日本人誉为“一代宗师”的吉田松阴逝去150周年。前一阵子位于东京世田谷区的松阴神社举行春大祭，着实又热闹了一番。由此，我们也看出日本的“有识之士”们一个半世纪以来确实不曾也不想忘记他。其实，观其所为，觉得我们国人倒是更应记住此君。
吉田松阴，1830年出生于长洲藩﹙今山口县﹚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五岁时过继给山鹿派﹙军事学派﹚掌门人叔父吉田大助做养子，开始学习军事学。10岁，进藩校“明伦堂”读书。11岁就已经能在藩主毛利敬亲面前讲解《武教全书》的战法篇。
16岁，可以说是吉田松阴一生最重要的一年，他有幸师从长沼派军事学教师山田亦介，潜心学习了大量西方军事学、海防学并由此对欧美的强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以后，吉田又冒脱藩之罪私下游历了东北，详细观察了解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兵制等诸方面，由其切身之考察，吉田得出了德川幕府已处于生产力停滞、组织僵化、赋税苛刻、民不聊生的腐败无救状态的结论。
1853年，“黑船到来”事件发生，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叩关日本。这时，已经谙熟了儒学、国学及兵学的吉田松阴，为了看看先进国家的武器装备，连夜赶到美国舰队的停留地浦贺。一见之下，美舰那大口径火炮的威凛和舰队的强大深深地刺激了他，而幕府无力的对应更让他愈发认识到了幕府的无能。由此，一个超越了幕府和藩意识的“尊皇攘夷”的大国家民族思想开始在吉田松阴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于是，他提出了“天下乃天朝之天下，即天下之天下，而非幕府私有”的主张，进而，在幕府与美国签署了被迫开国的《日美修好条约》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以彼进步之术为我物，以此为伐彼之谋”的具有前瞻意识之主张。
吉田松阴因违反幕府关于私下接近外国船只的禁令于1854年入狱。1855年出狱回到家中后，他正式开办松下村塾，招收山鹿派军事学的学生，教授《武教全书》及自己的治国观念和思想。吉田松阴在从事教育的同时，还广邀当时的社会名流，议论将军立嗣、条约敕许开国锁国等国家重大问题，指责幕府种种腐败无能，一时间形成了草莽志士针阀时弊的风潮，这就是日本史上有名的“处士横议”。也由此，吉田彻底得罪了当时握有实权的幕府大佬井伊直弼，终至在“安政大狱”中，在其所作《留魂录》的“肉躯纵曝武藏野，白骨犹唱大和魂。”的郎朗吟诵声中，被井伊直弼处以斩首极刑。
日本史上的一颗巨星虽然就这样在30岁的英年坠落了，但他却为后世日本留下了赫赫遗产，他在著作之一《幽室文库》中曾述道：“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先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 指英美)。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
此论面世，欧亚诸国，观之者无不凛凛。更为可怖的是，吉田松荫以16岁出道30岁被问斩的短暂生命，不仅形成并著述了成为日本后世国家扩张主义的指导性纲领的国家发展方向之理论思想，而且还在短短的三年松下私塾的教育生涯中，为其思想、主义的施行培养了一批日本史上赫赫有名的继承其衣钵的维新精英。
这其中就有被誉为“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铁蹄骑士高杉晋作；与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的倒幕先锋木户孝允；日本历史上首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战争狂人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以及久坂玄瑞、入江久一等当时之所谓时代俊杰。就是后来二战中的如独裁法西斯东条英机、战争狂徒岗村宁次、山本五十六等战争罪魁以及法西斯“大亚细亚“主张的提出者大川周明、“大东亚共荣圈”的提出者时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等辈。以他们之所为，都可谓之是吉田松荫当之无愧的间接传人。
由吉田松阴“尊皇攘夷”主要理论思想发展确立的日本立国理论方策，以及松下村塾培养出的赫赫执行者门徒，到受其理论影响的间接传人那些二战罪魁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吉田松荫的主张不仅在当时成为了维新革命的思想基础，更重要的是其后来成为了日本向外扩张的目标与步骤的理论依据。
截至二战结束，日本几十年的疯狂扩张，可以说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实施执行了吉田松阴的立国理论。即使是今天，这种扩张也还是在时时进行着。只不过，方式是由军事改为经济罢了。所以说，某种意义上，我们似乎更不应该忘记松下村塾，更应记住吉田松阴。
万景路
今年是被日本人誉为“一代宗师”的吉田松阴逝去150周年。前一阵子位于东京世田谷区的松阴神社举行春大祭，着实又热闹了一番。由此，我们也看出日本的“有识之士”们一个半世纪以来确实不曾也不想忘记他。其实，观其所为，觉得我们国人倒是更应记住此君。
吉田松阴，1830年出生于长洲藩﹙今山口县﹚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五岁时过继给山鹿派﹙军事学派﹚掌门人叔父吉田大助做养子，开始学习军事学。10岁，进藩校“明伦堂”读书。11岁就已经能在藩主毛利敬亲面前讲解《武教全书》的战法篇。
16岁，可以说是吉田松阴一生最重要的一年，他有幸师从长沼派军事学教师山田亦介，潜心学习了大量西方军事学、海防学并由此对欧美的强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以后，吉田又冒脱藩之罪私下游历了东北，详细观察了解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兵制等诸方面，由其切身之考察，吉田得出了德川幕府已处于生产力停滞、组织僵化、赋税苛刻、民不聊生的腐败无救状态的结论。
1853年，“黑船到来”事件发生，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舰队叩关日本。这时，已经谙熟了儒学、国学及兵学的吉田松阴，为了看看先进国家的武器装备，连夜赶到美国舰队的停留地浦贺。一见之下，美舰那大口径火炮的威凛和舰队的强大深深地刺激了他，而幕府无力的对应更让他愈发认识到了幕府的无能。由此，一个超越了幕府和藩意识的“尊皇攘夷”的大国家民族思想开始在吉田松阴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于是，他提出了“天下乃天朝之天下，即天下之天下，而非幕府私有”的主张，进而，在幕府与美国签署了被迫开国的《日美修好条约》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以彼进步之术为我物，以此为伐彼之谋”的具有前瞻意识之主张。
吉田松阴因违反幕府关于私下接近外国船只的禁令于1854年入狱。1855年出狱回到家中后，他正式开办松下村塾，招收山鹿派军事学的学生，教授《武教全书》及自己的治国观念和思想。吉田松阴在从事教育的同时，还广邀当时的社会名流，议论将军立嗣、条约敕许开国锁国等国家重大问题，指责幕府种种腐败无能，一时间形成了草莽志士针阀时弊的风潮，这就是日本史上有名的“处士横议”。也由此，吉田彻底得罪了当时握有实权的幕府大佬井伊直弼，终至在“安政大狱”中，在其所作《留魂录》的“肉躯纵曝武藏野，白骨犹唱大和魂。”的郎朗吟诵声中，被井伊直弼处以斩首极刑。
日本史上的一颗巨星虽然就这样在30岁的英年坠落了，但他却为后世日本留下了赫赫遗产，他在著作之一《幽室文库》中曾述道：“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先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 指英美)。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
此论面世，欧亚诸国，观之者无不凛凛。更为可怖的是，吉田松荫以16岁出道30岁被问斩的短暂生命，不仅形成并著述了成为日本后世国家扩张主义的指导性纲领的国家发展方向之理论思想，而且还在短短的三年松下私塾的教育生涯中，为其思想、主义的施行培养了一批日本史上赫赫有名的继承其衣钵的维新精英。
这其中就有被誉为“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铁蹄骑士高杉晋作；与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的倒幕先锋木户孝允；日本历史上首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战争狂人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以及久坂玄瑞、入江久一等当时之所谓时代俊杰。就是后来二战中的如独裁法西斯东条英机、战争狂徒岗村宁次、山本五十六等战争罪魁以及法西斯“大亚细亚“主张的提出者大川周明、“大东亚共荣圈”的提出者时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等辈。以他们之所为，都可谓之是吉田松荫当之无愧的间接传人。
由吉田松阴“尊皇攘夷”主要理论思想发展确立的日本立国理论方策，以及松下村塾培养出的赫赫执行者门徒，到受其理论影响的间接传人那些二战罪魁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吉田松荫的主张不仅在当时成为了维新革命的思想基础，更重要的是其后来成为了日本向外扩张的目标与步骤的理论依据。
截至二战结束，日本几十年的疯狂扩张，可以说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实施执行了吉田松阴的立国理论。即使是今天，这种扩张也还是在时时进行着。只不过，方式是由军事改为经济罢了。所以说，某种意义上，我们似乎更不应该忘记松下村塾，更应记住吉田松阴。
左宗棠收复新疆内幕：慈禧是真正决策者
左宗棠收复新疆内幕：慈禧是真正决策者
佚名
在清朝边疆危机中，左宗棠收复新疆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称之为晚清对外战争唯一胜仗。但究竟是谁将收复新疆的重托放在了左宗棠肩上？是慈禧太后，是一直被后人认为卖国求荣的慈禧太后做出了收复新疆的真正决策，让左宗棠临危不乱、心无旁骛地展现他的作战韬略。
下文为凤凰网综合SMG艺术人文频道《世说新语》栏目《揭秘慈禧真相》系列讲座内容，著名清史专家沈渭滨教授给你揭秘历史的诸多真相。
左宗棠收复新疆内幕，慈禧才是真正的决策者
在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前后，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清王朝就像一间破屋子一样四处漏风。到底先堵哪个漏洞，这个问题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面对大臣们先“海防”还是先“塞防”的争论，慈禧如何权衡利害做出决策？面对外国势力的渗透，慈禧是强硬抵制还是妥协投降？
在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边疆的情况下，清政府碰到了许多问题，在这些边疆危机中，慈禧对于国内的版图是不同意被列强侵占的。
同治四年的时候，中亚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起义的时候率兵侵占了新疆，而英俄两国都想通过阿古柏政权把新疆从中国割裂出去。而清政府不仅面临着新疆危机，东南沿海有海防薄弱，所以必须在“海防”和“塞防”中做出抉择。
这时的清政府早已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有限的国力使得清王朝只能集中力量堵住一个漏洞。但是，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西南边陲，都是中国至关重要的门户。在这僵持不下之时，慈禧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一场所谓“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应该选海防。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进军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对新疆的地方了解很多，他认为新疆自古以来物产富饶，在战略上也非常重要，应该趁英国、俄国还没有完全介入的时候，及时地收复新疆。
两个被慈禧认为朝廷重臣的大臣所上的奏折完全不同，慈禧看到这两份不同意见的奏折以后进行了严格的平衡分析。左宗棠长期在西北用兵，他对于西北的形势了解非常多，所以慈禧感觉到左宗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在“塞防”和“海防”的这场大论战中，先堵哪个漏洞，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那么慈禧为什么如此坚决的要收复新疆呢？仅仅是因为她信任左宗棠吗？
为什么她先要收复新疆呢，我们讲得彻底一点，新疆是大清版图中间的很大一部分，失去这样大的领土，慈禧要受到千古骂名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她命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把收复新疆的大权完全交给了左宗棠。在慈禧的大力支持之下，朝廷给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饷是比较充分的。
左宗棠并非仕途出身，多年征战的他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赫赫战功，才被慈禧所一步步提拔，并逐渐信任的。那么在这场他一生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战役中，左宗棠能否完成朝廷的重托？临危不乱的他展现出了怎样的作战韬略？
光绪二年二月，左宗棠按照方针，将战略目标定在攻克北疆的乌鲁木齐。他任命自己部下大将刘锦棠作为主力，并且给他订了一个指导思想——“师克在和”，同时他又给他订了一个战略方针，叫“取其要害”。
1876年8月18日，刘锦棠以及其他的部将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后来打到十一月，天山北路全部收复了，左宗棠就乘胜追击，1877年分兵三路齐头并进。1878年的1月2日，除了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之外，新疆全部被收复了。
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新疆，所以在现在的中华大地上，我们仍然可以为有着美丽而又富饶的新疆而骄傲。然而就在后世高度评价左宗棠的历史功绩的时候，沈渭滨教授却把关注点投向了收复新疆的决策者——慈禧。
左宗棠出兵新疆，一共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达到了目的，这也是左宗棠到现在仍然享有崇高威望的原因。那我要问，决定收复新疆，并且在财政、用人、建省等方面做决策的慈禧，她的举措不也应该也要予以肯定的吗？
时论说到边疆危机，往往指责慈禧对外妥协。这一说法不合事实，请看：
日本侵略琉球，转而侵略台湾，慈禧对琉球确实没有足够保护，但对本国台湾却指示刘铭传坚决抵抗，终使日本不能得逞；
法国侵略越南进而窥视云南，慈禧暗助黑旗军抗法，宣布对法战争。最后，承认法国保护越南却不肯割地赔款，《中法条约》是历次条约中对中国损害最轻的条约；
英俄企图通过阿古柏军的入侵而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慈禧坚决反对，命左宗棠平定新疆，保住了清皇朝版图中最大一块领土。为收复伊犁，慈禧指令崇厚赴饿谈判，订约后又不满崇厚失地太多，改派曾纪泽使俄，终于从虎口中夺回大部分领土。
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她一开始就倾向主战，骨子里却主张列强调停，本意是无法战胜日本而希望依靠“以夷制夷”取得体面和平。只是打不过日本而不得不求和，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
事实俱在，能说她在边疆危机中一味妥协卖国吗？哪一个统治者甘心把国家领土白白送人？慈禧之所以不惜动武，根本上是为了保住领土，不愿在自己手中割去土地。历史对慈禧的指责，丛集在权欲、专制、暴戾、卖国、腐败等方面，这些大多是缺乏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从而构成了对慈禧的妖魔化。
这些指责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在戊戌维新失败到辛亥前后，解放后更甚。造成妖魔化的原因，一是康梁出于保光绪的需要，而攻其一点；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需要，而大造反满舆论；三是解放后在阶级斗争影响下，出于对地主阶级头子的批判，需要一棍子打死。
我们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问题人物，应该要采取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态度，千万不要简单化、片面化。
佚名
在清朝边疆危机中，左宗棠收复新疆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称之为晚清对外战争唯一胜仗。但究竟是谁将收复新疆的重托放在了左宗棠肩上？是慈禧太后，是一直被后人认为卖国求荣的慈禧太后做出了收复新疆的真正决策，让左宗棠临危不乱、心无旁骛地展现他的作战韬略。
下文为凤凰网综合SMG艺术人文频道《世说新语》栏目《揭秘慈禧真相》系列讲座内容，著名清史专家沈渭滨教授给你揭秘历史的诸多真相。
左宗棠收复新疆内幕，慈禧才是真正的决策者
在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前后，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清王朝就像一间破屋子一样四处漏风。到底先堵哪个漏洞，这个问题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面对大臣们先“海防”还是先“塞防”的争论，慈禧如何权衡利害做出决策？面对外国势力的渗透，慈禧是强硬抵制还是妥协投降？
在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边疆的情况下，清政府碰到了许多问题，在这些边疆危机中，慈禧对于国内的版图是不同意被列强侵占的。
同治四年的时候，中亚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起义的时候率兵侵占了新疆，而英俄两国都想通过阿古柏政权把新疆从中国割裂出去。而清政府不仅面临着新疆危机，东南沿海有海防薄弱，所以必须在“海防”和“塞防”中做出抉择。
这时的清政府早已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有限的国力使得清王朝只能集中力量堵住一个漏洞。但是，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西南边陲，都是中国至关重要的门户。在这僵持不下之时，慈禧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一场所谓“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应该选海防。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进军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对新疆的地方了解很多，他认为新疆自古以来物产富饶，在战略上也非常重要，应该趁英国、俄国还没有完全介入的时候，及时地收复新疆。
两个被慈禧认为朝廷重臣的大臣所上的奏折完全不同，慈禧看到这两份不同意见的奏折以后进行了严格的平衡分析。左宗棠长期在西北用兵，他对于西北的形势了解非常多，所以慈禧感觉到左宗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在“塞防”和“海防”的这场大论战中，先堵哪个漏洞，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那么慈禧为什么如此坚决的要收复新疆呢？仅仅是因为她信任左宗棠吗？
为什么她先要收复新疆呢，我们讲得彻底一点，新疆是大清版图中间的很大一部分，失去这样大的领土，慈禧要受到千古骂名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她命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把收复新疆的大权完全交给了左宗棠。在慈禧的大力支持之下，朝廷给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饷是比较充分的。
左宗棠并非仕途出身，多年征战的他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赫赫战功，才被慈禧所一步步提拔，并逐渐信任的。那么在这场他一生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战役中，左宗棠能否完成朝廷的重托？临危不乱的他展现出了怎样的作战韬略？
光绪二年二月，左宗棠按照方针，将战略目标定在攻克北疆的乌鲁木齐。他任命自己部下大将刘锦棠作为主力，并且给他订了一个指导思想——“师克在和”，同时他又给他订了一个战略方针，叫“取其要害”。
1876年8月18日，刘锦棠以及其他的部将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后来打到十一月，天山北路全部收复了，左宗棠就乘胜追击，1877年分兵三路齐头并进。1878年的1月2日，除了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之外，新疆全部被收复了。
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新疆，所以在现在的中华大地上，我们仍然可以为有着美丽而又富饶的新疆而骄傲。然而就在后世高度评价左宗棠的历史功绩的时候，沈渭滨教授却把关注点投向了收复新疆的决策者——慈禧。
左宗棠出兵新疆，一共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达到了目的，这也是左宗棠到现在仍然享有崇高威望的原因。那我要问，决定收复新疆，并且在财政、用人、建省等方面做决策的慈禧，她的举措不也应该也要予以肯定的吗？
时论说到边疆危机，往往指责慈禧对外妥协。这一说法不合事实，请看：
日本侵略琉球，转而侵略台湾，慈禧对琉球确实没有足够保护，但对本国台湾却指示刘铭传坚决抵抗，终使日本不能得逞；
法国侵略越南进而窥视云南，慈禧暗助黑旗军抗法，宣布对法战争。最后，承认法国保护越南却不肯割地赔款，《中法条约》是历次条约中对中国损害最轻的条约；
英俄企图通过阿古柏军的入侵而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慈禧坚决反对，命左宗棠平定新疆，保住了清皇朝版图中最大一块领土。为收复伊犁，慈禧指令崇厚赴饿谈判，订约后又不满崇厚失地太多，改派曾纪泽使俄，终于从虎口中夺回大部分领土。
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她一开始就倾向主战，骨子里却主张列强调停，本意是无法战胜日本而希望依靠“以夷制夷”取得体面和平。只是打不过日本而不得不求和，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
事实俱在，能说她在边疆危机中一味妥协卖国吗？哪一个统治者甘心把国家领土白白送人？慈禧之所以不惜动武，根本上是为了保住领土，不愿在自己手中割去土地。历史对慈禧的指责，丛集在权欲、专制、暴戾、卖国、腐败等方面，这些大多是缺乏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从而构成了对慈禧的妖魔化。
这些指责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在戊戌维新失败到辛亥前后，解放后更甚。造成妖魔化的原因，一是康梁出于保光绪的需要，而攻其一点；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需要，而大造反满舆论；三是解放后在阶级斗争影响下，出于对地主阶级头子的批判，需要一棍子打死。
我们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问题人物，应该要采取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态度，千万不要简单化、片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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