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偏低？商务部：美滥用救济措施
中评社 2010-03-01 02:37:3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日前表示，无论是国际的知名的经济学家还是国内的经济学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中国有顺差、美国有逆差的根本原因，更不是导致国际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是以美国经济出现问题为借口，如果是在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找借口把经济失衡的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明显是找错了药方，失去了基本的判断。
中国进口扩大有利全球复苏
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在谈及中国外贸形势时，姚坚介绍说，结合过去15个月进出口的走势看，中国进口的增速远远高于出口，去年顺差的规模缩小了1000亿美元，由2900亿美元变成了1900亿美元，初步判断今年顺差会进一步收窄，不排除个别月份贸易的平衡状况会出现逆差。
姚坚表示，中国进口的扩大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对于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加强国际合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澳大利亚最大出口市场，成为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第三位的出口市场。几年之前中国在美国的出口市场中仅排名第11位，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特别是在2009年，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东盟、新西兰的第四大出口市场。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在2009年出口还有增长的国家，因为它对中国市场出口逆势增长了31%。
姚坚表示，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在中国外贸发展的过程中，进口的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为国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空间，也为世界各国应对危机、恢复经济发挥重要作用。
中美贸易是大体平衡的
在谈及人民币汇率问题时，姚坚表示，无论是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还是从中国的贸易平衡状况，特别是最近15个月以来的贸易平衡状况的改善，或是从当前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看，当前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应该是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之一。
此外，姚坚也表示，从国际合作看，最近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些动荡，特别是欧洲，被称为“PIIGS”国家已经出现了主权信用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可能是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支撑点。
有个别专家和政界人士说，因为中国有顺差、美国有逆差，所以人民币汇率应当升值。
针对这一说法，姚坚说，中美之间的合作不仅仅是中国出口、美国进口这样一个模式，而是全方位的经济合作模式。多数人只注意到了贸易的一个环节，没有注意到投资和服务贸易。他表示，看中美经贸关系应当用全视野的图景看，包括货物贸易以外的投资和服务。
数据显示，2009年底美国在中国累计设立的企业将近6万家，仍然在注册运营的3万多家。这些企业投资涉及29个制造业领域和100多个服务业领域。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是在全球投资、全球生产，它们国际化能力很强，中国市场容量又很大，劳动力价格较为低廉，所以就直接在中国投资设厂，在中国销售。这3万多家企业销售规模达到了美国向中国出口规模的两倍。根据商务部初步统计，这些企业在中国实现了1500亿美元的销售规模，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出口只有700多亿美元。除此以外，美国在华还有很多服务业企业，在中国有大量的销售。
“从全景图看，中美贸易是大体平衡的，甚至中方是逆差的。这样看，说人民币汇率偏低越来越没有经济事实依据。”
姚坚说，“即使这样，我们还愿意重申，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我们在扩大出口的过程中也支持进口，采取措施，积极吸收进口，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经济结构。我们的进口结构也由原来的一些低端产品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工业装备转变。”
“我们会继续采取措施支持从各国的进口。”姚坚表示，今年商务部的一个重点的战略就是采取措施支持从国际市场扩大进口。这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共同应对危机的需要。在这样一个大的图景下，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更应该有一个基本均衡的稳定格局。
美国做法是滥用救济措施
在谈及美国的贸易救济措施时，姚坚表示，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都遇到了经济放缓的问题，特别是就业矛盾很突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有就业矛盾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政府部门包括国际贸易委员会受到利益集团，特别是相关利益方的压力，从2009年以来对华采取了大量贸易的救济措施。2009年一共是23起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涉及到中国的出口规模是76亿美元，案件的数量增长了53%，金额增长了8倍。
“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对救济措施的滥用，背后是保护本国的经济。设想一下，如果全球都效仿美国的模式，会是一个什么图景?”姚坚说，美国一方面加强国内的贸易保护，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所谓出口的新战略。要扩大对于其他国家的出口，如果都是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哪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市场呢?
“美国如果要扩大自己的出口，首先应当检讨它在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防止滥用，在今年要减少使用、克制使用，不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才能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合作，包括中国的合作。”姚坚说。
2010年3月1日月曜日
股神巴菲特的投资秘诀
股神巴菲特的投资秘诀
万维读者网 2010-02-28 19:33:15
万维读者网记者唯一编译报道： Marketwatch刊登的专栏文章说，毫无疑问，巴菲特是现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同时他还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投资哲学简单易懂，但不是很多人明白他的秘诀中真正的含意。
秘诀一：永远不要输钱。
看到这句话你可能会想到，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巴菲特输了230亿，他的公司Berkshire Hathway失去了AAA信誉，他怎么说自己不输钱呢？
其实他这句话的真实含意是劝戒投资者不要赌，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本着“不怕输钱”的态度做投资。在投资前要做好研究。巴菲特每次投资一家公司之前必然要做研究的，做足准备工作。
巴菲特认为对一个投资者来讲最重要的是性格，而不是聪明程度。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不会特意随大流，也不会特意反潮流。股市永远是有上下的，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巴菲特都坚持自己的目标，普通投资者也应该如此。
秘诀二：如果一个企业经营得好，股价迟早会升上去。
巴菲特认为投资一个股票等于拥有该公司的一部分，所以他总是选择那些长期前景比较光明的公司，如果这样的公司股价低于前景预测，巴菲特总是乐于投入的。
每次投资之前，巴菲特一定要写出投资该公司的理由，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秘诀三：在合理价格买有前途的公司，而不是低价买没有前途公司。
巴菲特最喜欢在低谷时买进有前途的好公司，他的目标是长期持有好股让它增长。在最近的这次危机中他买进了很多长期前景看好的公司，比如通用电器公司。
有时候股价低不代表股票就值得买，股价高不代表就不值得买，这是投资者必须记住的。
秘诀四：最好的投资方法是长期持有。
买进一只股票应该持有多长时间呢？巴菲特说如果你不打算持有10年的话，根本就不要买进。即使在金融危机时，他也不会卖掉手中持有的好股票。
在什么情况下卖呢？除非该公司在产品或者管理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故。长期持有可以让投资者减少感情用事的买卖，比如由于贪婪而不卖，或者在股市最低时因为恐惧而卖掉股票。
万维读者网 2010-02-28 19:33:15
万维读者网记者唯一编译报道： Marketwatch刊登的专栏文章说，毫无疑问，巴菲特是现今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同时他还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投资哲学简单易懂，但不是很多人明白他的秘诀中真正的含意。
秘诀一：永远不要输钱。
看到这句话你可能会想到，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巴菲特输了230亿，他的公司Berkshire Hathway失去了AAA信誉，他怎么说自己不输钱呢？
其实他这句话的真实含意是劝戒投资者不要赌，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本着“不怕输钱”的态度做投资。在投资前要做好研究。巴菲特每次投资一家公司之前必然要做研究的，做足准备工作。
巴菲特认为对一个投资者来讲最重要的是性格，而不是聪明程度。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不会特意随大流，也不会特意反潮流。股市永远是有上下的，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巴菲特都坚持自己的目标，普通投资者也应该如此。
秘诀二：如果一个企业经营得好，股价迟早会升上去。
巴菲特认为投资一个股票等于拥有该公司的一部分，所以他总是选择那些长期前景比较光明的公司，如果这样的公司股价低于前景预测，巴菲特总是乐于投入的。
每次投资之前，巴菲特一定要写出投资该公司的理由，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秘诀三：在合理价格买有前途的公司，而不是低价买没有前途公司。
巴菲特最喜欢在低谷时买进有前途的好公司，他的目标是长期持有好股让它增长。在最近的这次危机中他买进了很多长期前景看好的公司，比如通用电器公司。
有时候股价低不代表股票就值得买，股价高不代表就不值得买，这是投资者必须记住的。
秘诀四：最好的投资方法是长期持有。
买进一只股票应该持有多长时间呢？巴菲特说如果你不打算持有10年的话，根本就不要买进。即使在金融危机时，他也不会卖掉手中持有的好股票。
在什么情况下卖呢？除非该公司在产品或者管理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故。长期持有可以让投资者减少感情用事的买卖，比如由于贪婪而不卖，或者在股市最低时因为恐惧而卖掉股票。
2009年11月12日木曜日
加州州立大学招生锐减 华裔生成最大牺牲品
加州州立大学招生锐减 华裔生成最大牺牲品
世界日报 2009-11-11 20:03:55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CSU)总校长瑞德(Charles Reed)10日表示，州大2010年春季减少招生1万人，未来两年再减4万人。加州公立大学减招，校方必须拒绝部分符合入学条件的申请学生，除优先满足辖区内(service area)学生需求，还需保证校园内学生种族人数比率，品学兼优的亚裔学生可能成为此计划的最大牺牲者。
加州州立大学 (CSU)总校长瑞德(Charles Reed)10日表示，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学生占40%，校方为保持校园多元文化，未来两年减少招生4万名的同时，还将尽力维持校内亚裔、拉丁裔、非裔等族裔的学生人数比率。
这对平时花更多时间在课业的华裔高中生是个坏消息，亚裔高中生未来两年的升学竞争将更加激烈。
南加的北岭州大、长堤州大、洛杉矶州大、富乐顿州大、波莫那工艺大学(Cal Poly Pomona)及圣地亚哥州大被视为热门大学，入学竞争格外激烈。商业、经济、传播、新闻及工程系更是热门中的热门专业，离申请截止日还剩三周。圣地亚哥州大每个专业全部额满。
瑞德建议申请者仔细查询学区内大学，贸然申请成功率不高。例如富乐顿州大优先考虑橙县、惠提尔、奇诺、科洛纳等附近地区学生，其次再考虑其它地区学生。
州大发言人范勒斯(Erik Fallis)表示，不同大学的不同专业，热门程度各有不同，建议学生至少申请附近一所大学的两个科系才保险。
北岭州大也建议学生除申请理想专业外，再多申请几个“候补”专业或大学，以免错失良机，在小区学院完成基础课程的转校生比新生更有优势。
世界日报 2009-11-11 20:03:55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CSU)总校长瑞德(Charles Reed)10日表示，州大2010年春季减少招生1万人，未来两年再减4万人。加州公立大学减招，校方必须拒绝部分符合入学条件的申请学生，除优先满足辖区内(service area)学生需求，还需保证校园内学生种族人数比率，品学兼优的亚裔学生可能成为此计划的最大牺牲者。
加州州立大学 (CSU)总校长瑞德(Charles Reed)10日表示，包括华裔在内的少数族裔学生占40%，校方为保持校园多元文化，未来两年减少招生4万名的同时，还将尽力维持校内亚裔、拉丁裔、非裔等族裔的学生人数比率。
这对平时花更多时间在课业的华裔高中生是个坏消息，亚裔高中生未来两年的升学竞争将更加激烈。
南加的北岭州大、长堤州大、洛杉矶州大、富乐顿州大、波莫那工艺大学(Cal Poly Pomona)及圣地亚哥州大被视为热门大学，入学竞争格外激烈。商业、经济、传播、新闻及工程系更是热门中的热门专业，离申请截止日还剩三周。圣地亚哥州大每个专业全部额满。
瑞德建议申请者仔细查询学区内大学，贸然申请成功率不高。例如富乐顿州大优先考虑橙县、惠提尔、奇诺、科洛纳等附近地区学生，其次再考虑其它地区学生。
州大发言人范勒斯(Erik Fallis)表示，不同大学的不同专业，热门程度各有不同，建议学生至少申请附近一所大学的两个科系才保险。
北岭州大也建议学生除申请理想专业外，再多申请几个“候补”专业或大学，以免错失良机，在小区学院完成基础课程的转校生比新生更有优势。
中国房价飙升 与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相似
中国房价飙升 与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相似
东方早报 2009-11-10 23:14:3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楼市统计数据向公众展示出一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历史上最蓬勃的年份。
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9月份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7%，涨幅与9月份相同。上海房价同比涨3.9%，环比涨1.0%。6月份以来房价环比涨幅持续收窄的情况出现改变，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表示，年底楼市优惠政策即将到期导致的集中入市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房价的进一步高企。
这种繁荣让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想起“这也曾是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重大特征。”
新开工面积首次转正
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商品房销售面积6.636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48.4%；商品房销售额31529亿元，同比增长79.2%，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增长84.3%。距离年底还有两个月，今年的成交量已经超越了去年全年。而以均价计算，至今商品房4750元/平方米的价格也比去年 3882元/平方米的销售均价涨了22.3%。
无论是成交量还是销售额，今年的数字都已达历史最高纪录。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2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9.7%；商品房销售额24071亿元，同比下降19.5%。
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的新房价格指数同比涨5.6%，环比涨1.6%。
此外，开发商从第三季度开始终于从销售季向开工季过渡。
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土地购置面积2407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8.7%，降幅较1-9月收窄3.4%。完成土地开发面积1844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6%。
1-10月，全国房屋竣工面积3.77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2.8%，但与6.6369亿平方米的同期销售面积相比，目前属于严重的供不应求。1-10月，房屋新开工面积8.1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3.3%，出现自年初以来的首次正增长。
10月份，几乎所有涉及房地产行业的指数全线回升。国房景气指数为102.03，比9月份提高0.95点。这是继今年4月由调转升的“拐点”以来，连续第7个月上涨。
杨红旭表示，政策可能要改变的心理预期导致眼下部分购房者集中入市，显著影响了楼市。过了年底的时间节点，市场很可能会恢复到原有的运行轨迹。
“非理性繁荣”下的泡沫
基金调查机构EPFR公司的统计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共有160亿美元的资金涌入韩国、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不含日本)；同期，分别有582亿美元和49亿美元的资金从美国和日本撤离。
世界银行警告称，最近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资本突然涌入东亚地区，让人更加担忧该地区股票和部分房地产的价格泡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香港资产价格暴涨与供需无关，完全是资金过多涌入造成。
陶冬说，瑞信抽样调查显示，近来上海等城市的房屋交易中有60%-70%根本不作按揭贷款，而是直接以现金交易。这是流动性泛滥的结果，是超低存款利率下储蓄活性化的表现，是非个人购房比率上升的反映。陶冬表示，流动性已成为推动中国楼市的主力。近乎零的储蓄回报和超低的贷款成本，正在制造出一批“热钱”，推动房价持续上涨。
陶冬说：“在市场需求未恢复之前将过多的资金交给企业，只会使它们转手又将钱投入楼市、股市。产业资金投向金融资产，整体经济‘去实业化’，而这也曾是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重大特征。”
东方早报 2009-11-10 23:14:3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楼市统计数据向公众展示出一个中国房地产行业历史上最蓬勃的年份。
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9月份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7%，涨幅与9月份相同。上海房价同比涨3.9%，环比涨1.0%。6月份以来房价环比涨幅持续收窄的情况出现改变，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表示，年底楼市优惠政策即将到期导致的集中入市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房价的进一步高企。
这种繁荣让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想起“这也曾是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重大特征。”
新开工面积首次转正
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商品房销售面积6.636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48.4%；商品房销售额31529亿元，同比增长79.2%，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增长84.3%。距离年底还有两个月，今年的成交量已经超越了去年全年。而以均价计算，至今商品房4750元/平方米的价格也比去年 3882元/平方米的销售均价涨了22.3%。
无论是成交量还是销售额，今年的数字都已达历史最高纪录。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2亿平方米，同比下降19.7%；商品房销售额24071亿元，同比下降19.5%。
统计局数据显示，上海的新房价格指数同比涨5.6%，环比涨1.6%。
此外，开发商从第三季度开始终于从销售季向开工季过渡。
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土地购置面积2407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8.7%，降幅较1-9月收窄3.4%。完成土地开发面积1844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6%。
1-10月，全国房屋竣工面积3.77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2.8%，但与6.6369亿平方米的同期销售面积相比，目前属于严重的供不应求。1-10月，房屋新开工面积8.1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3.3%，出现自年初以来的首次正增长。
10月份，几乎所有涉及房地产行业的指数全线回升。国房景气指数为102.03，比9月份提高0.95点。这是继今年4月由调转升的“拐点”以来，连续第7个月上涨。
杨红旭表示，政策可能要改变的心理预期导致眼下部分购房者集中入市，显著影响了楼市。过了年底的时间节点，市场很可能会恢复到原有的运行轨迹。
“非理性繁荣”下的泡沫
基金调查机构EPFR公司的统计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共有160亿美元的资金涌入韩国、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不含日本)；同期，分别有582亿美元和49亿美元的资金从美国和日本撤离。
世界银行警告称，最近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资本突然涌入东亚地区，让人更加担忧该地区股票和部分房地产的价格泡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香港资产价格暴涨与供需无关，完全是资金过多涌入造成。
陶冬说，瑞信抽样调查显示，近来上海等城市的房屋交易中有60%-70%根本不作按揭贷款，而是直接以现金交易。这是流动性泛滥的结果，是超低存款利率下储蓄活性化的表现，是非个人购房比率上升的反映。陶冬表示，流动性已成为推动中国楼市的主力。近乎零的储蓄回报和超低的贷款成本，正在制造出一批“热钱”，推动房价持续上涨。
陶冬说：“在市场需求未恢复之前将过多的资金交给企业，只会使它们转手又将钱投入楼市、股市。产业资金投向金融资产，整体经济‘去实业化’，而这也曾是19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重大特征。”
2009年11月7日土曜日
回国创业记3：人靠衣装
回国创业记3：人靠衣装 2009-11-01 16:20:27
http://blog.creaders.net/mexiao/user_blog_diary.php?did=50002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在国内，衣是衣食住行之首。不论手头再紧，行头是马虎不得的。所以过去形容上海穷人是：“不怕火烧，就怕跌跤”。破房子烧了不打紧，可是摔一跤，就可能摔掉半个家当。米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不得不跟着时装潮流翻行头，否则同事大姐们也不放过你，“侬各件好不要穿了，今年不行了！” 记得满大街从皮猎装改到皮夹克，再改到皮裙，也就是几年功夫。都说中国衣服便宜，但是turn-over 快，花费在衣服上的精力和钞票一点也不少。
国外就随意多了，随便一件衣服，春夏秋冬几年都是它。西装领带，也就每年公司圣诞节晚会用一下。国外的不修边幅，就是一个派。米在读书的时候，旁听系里应聘聘教授的最后一轮答辩，先是两个西装笔挺的老先生答辩，身手不凡，各有千秋。没想到最后跳出来一个美国小伙，牛仔裤，花衬衫，其貌不扬，讲起话来中气十足。有位老教授有点不客气的问，“ --- 这个难题你是怎样解决的？” 小伙头一扬说，“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Nobody can do now”。 哇，真牛！教授位置直接就给他了。人家文章NATURE, SCINCE的发表，穿什么衣服还重要吗? 这种重里轻外的风气，正对咱们中国穷学者的胃口，我们也是衣服松松垮垮的到处晃悠。也有整过头的，有位老哥周末喜欢到处乱逛，服装走的是“极度休闲”路线，手里还喜欢拎一个黑塑料袋，放一瓶水解渴。有一天他走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有几个外国老太太路过，默默地在他打开的塑料袋里放硬币。天上没有掉下来个林妹妹，怎么掉美金了？这老哥目瞪口呆了半天才回过味，把我当乞丐了，什么眼神！
这放荡不羁的服装风格，回国就麻烦。第一次回国办事，米为了旅途舒适，穿的休闲了一些。出机场就看见两个人举着米的名字，黑色西装笔挺，衬衫雪白，看得出头发都打了蜡。赶紧上前自我介绍，两个人毫不掩饰的上下打量米的衣服。如果不是国际出口，可能就得检查护照了。首先自我介绍的是办公室主任，后面一位年龄比较大，我猜办公室主任后面一定是领导，赶紧热情的去握手，原来他是司机。米真的觉得失礼。在中国，衣服从来就有象征意义。服装可以分辨皇家和平民，分辨出高低贵贱，也代表你的态度和诚意。教训呀！衣服真的需要入乡随俗呀。
国内在特定场合对服装实际上是很执着的。你看人大会议上，少数民族代表的服装绝对有民族特色，这些服装代表了各自的身份，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出厅堂，下厨房也是这么艳丽。在国内和领导见面，你一定会被再三提醒，请注意着装，言外之意就是要突出你的身份特征。即使不西装领带。也要奇装异服。当然也不能乱了本分。如果你从法国来，穿条向日葵颜色的苏格兰裤子，就能反映法兰西的浪漫。从美国来穿夏威夷衬衫可以，穿一套日本和服就是找打了。在国外，你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回国，你就得代表外国的形象了，尽管你可能永远不再去那个国家。
实际上，衣服穿衣出些特点也很好。否则跌进十几个亿的人堆中，怎么样能保留一些海归的优越感呢？在国内，穿的普普通通，就不要介意人家把你吆来喝去。穿的挺括，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米又一次在上海等车，突感内急，发现周围唯一可能有卫生间的地方就是旁边的五星级酒店，看看身上为了公干穿的正装，鼓起勇气就往里面走，就看门卫熟练的指挥人流，有的挡住检查证件，有的直接左门请入，米是直接被请入右门。一进去，就有几位美女款款致意，又有几位帅哥托着美酒佳肴等米挑选。米放眼一看，大厅里面中外嘉宾济济一堂，原来是希腊文艺界举办的招待会。米赶紧用英文问卫生间的位置，一，表示和外国有点渊源，二，确实是当务之急。进的卫生间，就看见一位绅士，西装笔挺还打着蝴蝶结，摸摸索索的不知道在干什么。米事毕后去洗手，他抢先一步把我的水龙头打开。米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水龙头他不用，偏偏和我抢？想想自己的身份，也就不和他计较，另外打开一个。他也不急，耐心的等我洗完，递上纸巾，还说PLEASE！原来是洗手间服务员。瞧，都是这衣服闹的。
http://blog.creaders.net/mexiao/user_blog_diary.php?did=50002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在国内，衣是衣食住行之首。不论手头再紧，行头是马虎不得的。所以过去形容上海穷人是：“不怕火烧，就怕跌跤”。破房子烧了不打紧，可是摔一跤，就可能摔掉半个家当。米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不得不跟着时装潮流翻行头，否则同事大姐们也不放过你，“侬各件好不要穿了，今年不行了！” 记得满大街从皮猎装改到皮夹克，再改到皮裙，也就是几年功夫。都说中国衣服便宜，但是turn-over 快，花费在衣服上的精力和钞票一点也不少。
国外就随意多了，随便一件衣服，春夏秋冬几年都是它。西装领带，也就每年公司圣诞节晚会用一下。国外的不修边幅，就是一个派。米在读书的时候，旁听系里应聘聘教授的最后一轮答辩，先是两个西装笔挺的老先生答辩，身手不凡，各有千秋。没想到最后跳出来一个美国小伙，牛仔裤，花衬衫，其貌不扬，讲起话来中气十足。有位老教授有点不客气的问，“ --- 这个难题你是怎样解决的？” 小伙头一扬说，“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Nobody can do now”。 哇，真牛！教授位置直接就给他了。人家文章NATURE, SCINCE的发表，穿什么衣服还重要吗? 这种重里轻外的风气，正对咱们中国穷学者的胃口，我们也是衣服松松垮垮的到处晃悠。也有整过头的，有位老哥周末喜欢到处乱逛，服装走的是“极度休闲”路线，手里还喜欢拎一个黑塑料袋，放一瓶水解渴。有一天他走累了，就坐在路边休息。有几个外国老太太路过，默默地在他打开的塑料袋里放硬币。天上没有掉下来个林妹妹，怎么掉美金了？这老哥目瞪口呆了半天才回过味，把我当乞丐了，什么眼神！
这放荡不羁的服装风格，回国就麻烦。第一次回国办事，米为了旅途舒适，穿的休闲了一些。出机场就看见两个人举着米的名字，黑色西装笔挺，衬衫雪白，看得出头发都打了蜡。赶紧上前自我介绍，两个人毫不掩饰的上下打量米的衣服。如果不是国际出口，可能就得检查护照了。首先自我介绍的是办公室主任，后面一位年龄比较大，我猜办公室主任后面一定是领导，赶紧热情的去握手，原来他是司机。米真的觉得失礼。在中国，衣服从来就有象征意义。服装可以分辨皇家和平民，分辨出高低贵贱，也代表你的态度和诚意。教训呀！衣服真的需要入乡随俗呀。
国内在特定场合对服装实际上是很执着的。你看人大会议上，少数民族代表的服装绝对有民族特色，这些服装代表了各自的身份，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出厅堂，下厨房也是这么艳丽。在国内和领导见面，你一定会被再三提醒，请注意着装，言外之意就是要突出你的身份特征。即使不西装领带。也要奇装异服。当然也不能乱了本分。如果你从法国来，穿条向日葵颜色的苏格兰裤子，就能反映法兰西的浪漫。从美国来穿夏威夷衬衫可以，穿一套日本和服就是找打了。在国外，你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回国，你就得代表外国的形象了，尽管你可能永远不再去那个国家。
实际上，衣服穿衣出些特点也很好。否则跌进十几个亿的人堆中，怎么样能保留一些海归的优越感呢？在国内，穿的普普通通，就不要介意人家把你吆来喝去。穿的挺括，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米又一次在上海等车，突感内急，发现周围唯一可能有卫生间的地方就是旁边的五星级酒店，看看身上为了公干穿的正装，鼓起勇气就往里面走，就看门卫熟练的指挥人流，有的挡住检查证件，有的直接左门请入，米是直接被请入右门。一进去，就有几位美女款款致意，又有几位帅哥托着美酒佳肴等米挑选。米放眼一看，大厅里面中外嘉宾济济一堂，原来是希腊文艺界举办的招待会。米赶紧用英文问卫生间的位置，一，表示和外国有点渊源，二，确实是当务之急。进的卫生间，就看见一位绅士，西装笔挺还打着蝴蝶结，摸摸索索的不知道在干什么。米事毕后去洗手，他抢先一步把我的水龙头打开。米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水龙头他不用，偏偏和我抢？想想自己的身份，也就不和他计较，另外打开一个。他也不急，耐心的等我洗完，递上纸巾，还说PLEASE！原来是洗手间服务员。瞧，都是这衣服闹的。
2009年10月12日月曜日
从日本经济危机看中美未来
从日本经济危机看中美未来
刘以栋
以国民总产值来衡量，美国、日本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三大经济强国。现在美国和日本都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而中国却一片莺歌燕舞的景象。许多美国新闻媒体都讲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时代。最近看了一些有关日本的经济评论，感觉中国的未来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光明。因为我不做社会学方面的工作，所以有关数据都来自我平时阅读的报刊杂志，没有亲自验证。
日本最近大选，日本民主党取代执政50年的自由民主党，组建新政府。在这过去50年里，日本自由民主党经历了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的七、八十年代，也经历了最近二十年来遥遥无期的经济危机。
在这过去二十年里，日本股市从高点下跌了70%以上，日本不同地区的房价下跌了50%到80%不等。日本家庭存款率从15%下降到现在的2%，低于美国现在的4.2%家庭存款率。日本现在国民总债务(Gross National Debt)达到国民总产值的217%，相对应的美国国民总债务是国民总产值的81%，中国是22%。如果日本政府借钱的年利率上升到2%，那么日本政府20%以上的年度预算必须用来偿还利息。更糟糕的是，日本政府必须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日本经济，而在日本家庭存款率下降，日本老龄人口需要取钱退休的情况下，这赤字部分的钱从哪里来，对日本将是一个极大挑战。
日本经济危机20年而不见曙光，其根本原因是日本的社会结构问题。第一，日本的人口在萎缩。日本现在的出生率处于世界出生率最低水平。有人预计，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从现在的1.27亿下降到1.016亿，而同期美国人口将从3.17亿上升到4.04亿。第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现在日本一个工作人口要养活1.2个非工作人口 (老人和儿童) 。到2020年，一个工作人口则需要养活2个非工作人口，而这比例还在不断攀升。第三，日本自然资源有限，无力接受移民人口。
基于日本人在历史对中国人的野蛮行径，日本的困境是我们乐意看到的事。如果日本从地球上消失，我想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感到遗憾。但是，日本现在的困境，也应当敲响中国人的警钟。
第一，中国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迟早会导致中国人口的萎缩。而那种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日本政府不想增加生育率吗？可惜出生率不象水龙头那样开关自如。
第二，伴随着人口下降的趋势，就是人口老龄话。如果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再持续三十年，那么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会很严重。现在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所以每个工作人口需要负担的人很少，等这一拨人老了以后，年轻人需要负担的非工作人口就会非常严重。
第三，跟日本相比，中国的自然资源也很有限。以中国的现有土地和人口，中国能接受移民吗？什么样素质的人愿意移民到中国去？
第四，跟日本相比，中国的教育水准和科技发展水平还很落后。贫富差距悬殊，污染严重，贪污腐败泛滥……
跟中国和日本相比，美国的情况好很多。美国没有人口萎缩问题；美国可以从全世界接受移民；美国的自然条件允许它挑选有财富的人或者有才华的人移民美国，增强美国的竞争力；美国的科技和教育都很发达……
总体来看，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中，美国的前景可能还是最光明。中国刚庆祝了建国六十周年，期望中国领导人能居安思危，确实能把中国人民的未来放在心中，避免日本现在的困境在中国未来发生。
刘以栋
以国民总产值来衡量，美国、日本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三大经济强国。现在美国和日本都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而中国却一片莺歌燕舞的景象。许多美国新闻媒体都讲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时代。最近看了一些有关日本的经济评论，感觉中国的未来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光明。因为我不做社会学方面的工作，所以有关数据都来自我平时阅读的报刊杂志，没有亲自验证。
日本最近大选，日本民主党取代执政50年的自由民主党，组建新政府。在这过去50年里，日本自由民主党经历了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的七、八十年代，也经历了最近二十年来遥遥无期的经济危机。
在这过去二十年里，日本股市从高点下跌了70%以上，日本不同地区的房价下跌了50%到80%不等。日本家庭存款率从15%下降到现在的2%，低于美国现在的4.2%家庭存款率。日本现在国民总债务(Gross National Debt)达到国民总产值的217%，相对应的美国国民总债务是国民总产值的81%，中国是22%。如果日本政府借钱的年利率上升到2%，那么日本政府20%以上的年度预算必须用来偿还利息。更糟糕的是，日本政府必须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日本经济，而在日本家庭存款率下降，日本老龄人口需要取钱退休的情况下，这赤字部分的钱从哪里来，对日本将是一个极大挑战。
日本经济危机20年而不见曙光，其根本原因是日本的社会结构问题。第一，日本的人口在萎缩。日本现在的出生率处于世界出生率最低水平。有人预计，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从现在的1.27亿下降到1.016亿，而同期美国人口将从3.17亿上升到4.04亿。第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现在日本一个工作人口要养活1.2个非工作人口 (老人和儿童) 。到2020年，一个工作人口则需要养活2个非工作人口，而这比例还在不断攀升。第三，日本自然资源有限，无力接受移民人口。
基于日本人在历史对中国人的野蛮行径，日本的困境是我们乐意看到的事。如果日本从地球上消失，我想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感到遗憾。但是，日本现在的困境，也应当敲响中国人的警钟。
第一，中国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迟早会导致中国人口的萎缩。而那种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日本政府不想增加生育率吗？可惜出生率不象水龙头那样开关自如。
第二，伴随着人口下降的趋势，就是人口老龄话。如果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再持续三十年，那么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会很严重。现在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所以每个工作人口需要负担的人很少，等这一拨人老了以后，年轻人需要负担的非工作人口就会非常严重。
第三，跟日本相比，中国的自然资源也很有限。以中国的现有土地和人口，中国能接受移民吗？什么样素质的人愿意移民到中国去？
第四，跟日本相比，中国的教育水准和科技发展水平还很落后。贫富差距悬殊，污染严重，贪污腐败泛滥……
跟中国和日本相比，美国的情况好很多。美国没有人口萎缩问题；美国可以从全世界接受移民；美国的自然条件允许它挑选有财富的人或者有才华的人移民美国，增强美国的竞争力；美国的科技和教育都很发达……
总体来看，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中，美国的前景可能还是最光明。中国刚庆祝了建国六十周年，期望中国领导人能居安思危，确实能把中国人民的未来放在心中，避免日本现在的困境在中国未来发生。
2009年9月18日金曜日
(组图)山西兼并所有中小煤矿 再无煤老板
(组图)山西兼并所有中小煤矿 再无煤老板
南方周末 2009-09-17 15:23:33
煤老板嫁女的豪华场景。
谢正义在煤矿前。
过颊即空。
不惑之年的煤老板迟章如此感慨。9月12日,凌晨两点,汾河之滨。他取出一小片沉香木,掰一丝碎屑嵌入中华烟里,一种据说能镇定安神的暗香随烟雾浮动在酒店房间。
平素很不喜欢出门的迟章已经3个月不曾回家,终日奔走在山西、北京等地。手机不时会响起,有陌生人问价:“帮你搞定,出多少?”迟章和其他煤老板一样,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今年4月,山西出台“10号文”,为了消除此起彼伏的矿难,保护资源,一轮历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推进,三晋大地上所有登记在册的两千多家中小煤矿,将逃不过被国有化的命运。
这几年不断撩拨人们神经的“煤老板”,会不会随着整合的进行而成为正在消失的历史?
这是一个空前但难以绝后的群体,他们中有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民,有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博士,有远道而来的冒险者,有转身下海的教师与机关干部,有各种背景各种身份的淘金者。
命运让他们中的一些从石头中淘出了金子,命运又把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
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消失。记者在山西采访近两周,无声的博弈正在当地低调却激烈地上演。而经由一次次“火焰山”之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正在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摇身变成以十亿百亿计算的煤大亨。
最后时刻
这是决定每个煤老板命运的最后时刻。
9月初的山西,虽然秋雨乍寒,却从白天到夜晚都四处升腾着一种隐秘的热气。
按省政府的计划,以7家山西省国企为主的大家伙们将在这个月接管煤矿。而眼下,意向性的框架协议才基本签订完,真正谈成价格的,100个矿中摊不到1个。
与煤有关的政府官员们几乎天天下乡。在一些基层,着急的官员们将兼并主体和还没签订框架协议的煤老板们拉到一起,不签不让走。还有的地方,谁不签,税务局就马上出动去查账。
国有煤炭企业的人每天早上7点就忙着给雇用的律师们打电话,催问头一天的谈判进度。猛然吞下太多煤矿,以至一时之间找不到人管理的国企开始登报招聘矿长。
一场大规模的煤焦反腐也在同时进行,一批官员受到处理,据闻还要一个一个项目地查,官员们从此再无人敢出头替煤老板们说话,无论是利益攸关,还是出于同情,或是为了反映现实以推进工作。
而煤老板们,从浙江、福建、海南、云南等四面八方飞回山西,没日没夜地投入这场决定他们命运的谈判。
他们每天穿梭在各个豪华酒店,挨个与各色人士会面,随时打算奉上礼金———担心有时太厚不便携带,有些车的后备箱里会备着面值是人民币十倍的欧元。他们的电话时不时会响起,不断会有自称谁家亲戚的神秘人士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一轮轮谈判,正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会议厅、酒桌或KTV中进行:有和评估公司谈的,希望能被评估得尽可能地高一点；有和外资谈的,希望借着外资的身份获得某种庇护；有人和国有企业谈,希望能早点见着现金；有人和兼并主体谈,乞求被对方整合；有的在和村里谈,捣鼓着村民上去跟国有矿闹腾；有的在和其他煤老板谈,希望能将产能迅速提高到90万吨,再去整合别人(10号文规定只有产能达到90万吨／年的矿井,才能去整合别人,整合兼并完成后单井产
能也必须达到90万吨／年)；有的在和周边的小煤矿谈,希望能借机抄底收购一些小矿,再打包卖个更好的价钱……
此时的山西,一位煤老板如此形容:“从桌上谈到桌下,从这张桌子谈到那张桌子,从这个屋子谈到那个屋子……”有人喜气洋洋告诉记者“这下好了”,也有人连声长叹甚至想自杀。能想象或者难以想象的各种花样,都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关闭的大门也在被一点点地挤开。有人跟兼并主体签订了阴阳协议,可以在大企业正式进驻改建矿井前继续开采,所获利润算作对此前低价的某种补偿；在有的地方,达不到90万吨／年的矿井地方政府也允许保留。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在死命扛着,尽管不卖就不能复产,不能复产每天至少要花费一两万———“停100天也就是百来万,但合同一签几千万可就没了!”
一些煤老板不光要为谈判花心思,还得为此刻的每一个晚上动脑筋,“开工的开关一拉,就是白花花的几十万。”山西绝大多数煤矿停产已久,以致连当地企业都不得不去外省买煤,煤老板们早就已心急难耐。在煤矿就要转手的前夜,开工成了心照不宣的隐秘号角。“白天不行就夜里,前半夜不行就后半夜。”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如果每天能出3000吨煤,每吨赚100块,就是30万,“只要能让我开工,什么条件都好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风云跌宕之后,他已如惊弓之鸟,只敢相信眼前的东西,只想拼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
未出生,便死亡
没有谁能比迟章更能体味人生的无常和诡异。他以为每年至少能赚几千万,却在转眼间就从暴富的美梦直接跌进破产的现实。
一切从2005年进行的矿权改革开始。
那一场“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规定只要交一笔买资源的费用,矿井的储量和生产达到一定要求,个人就可合法拥有。这是许多煤老板梦想开始的时刻,他们闻风而来,丝毫没有想到四年后的另一个结果。
在此之前,采煤只需向国家缴纳每吨几毛钱的费用,沉睡地下的煤田相当于不要钱的宝藏。
突然要交数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采矿权价款,让那一场改革搅起翻天波澜,也给了迟章们一个顺利进入的接盘机会。那年春天,迟章花了近5000万,买下晋北几个连在一片的小煤矿,他以为从此拥有了一大片宝藏。
自称“既识时势又懂政策”的迟章,深知要跟上资源安全有效开采的大势,要跟着政策走。他打算封住几个小矿,重新改建成一个30万吨／年的矿———当时,如此规模的煤矿在山西并不多见,在迟章所在的县,“我这个矿可是牛皮烘烘的”。
交完两千多万价款,拿到了煤矿指标,他正式开始“跑手续”———也就是煤矿生产或建设所需要的证件,前者是六证,迟章申请的基建矿则需要四证。“手续”一跑就是三年,迟章已记不清花了多少费用,“光是规划图就花了几百万”。一批批人来矿上检查,通常要给领头的准备2000元红包,其他的1000元或500元。如果检查完了去吃饭,有的不参加饭局的人就会问:“不去吃的多给300吧?”2008年初夏,复工卡终于批了下来,规定了工期为14个月,也就是说,2009年夏天这个煤矿将可以从基建矿转为生产矿,正式产煤。
整个家族抵押上房子东拼西凑,不算利息,迟章又花了七千多万,按照30万吨矿井的建设要求,上了机械化设备,盖了百人会议室、食堂、澡堂、矿工活动室等。
至此,投资已超过1.5亿元。
眼盼着生产的日子就快到了,不料“横生剧变”:今年4月,县里传达了省里的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改革的消息,今后单井产能必须达到90万吨／年,迟章的30万吨的矿要么被整合,要么被关闭———一天都未曾生产,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血本无归。
迟章并不是惟一的不幸者,同样命运的煤矿,光在当地就有二三十个。他们中的许多,都是贴着政策要求的底线,从9万吨到15万吨、21万吨、30万吨。“小孩还没生出来就被枪毙了,你知道那种感觉么?”9月12日,迟章回忆。那个星期,他瘦了十多斤,“我想过死,可是死不能解决问题,整个家族面临破产,我必须绝处逢生。”
少收了一两亿
离心神憔悴的迟章百里之外,临汾煤老板黄永顺正在为签不签眼下的合同而发愁———这份合同会让他损失一个多亿。
他所在的临汾,既是上一轮矿权改革最先试点之处,也是这一次兼并重组的发源之所。煤炭这种黑色燃料曾经施展魔法让他点石成金,然而命运的风云变幻有时候也能让金子变成石头。2008年4月15日,在能容纳1400多人的临汾剧院,黄老板和全市煤老板,加上各政府部门官员挤在一起。临汾宣布,要通过“收购、控股、租赁、托管”等手段,让国有大煤炭企业在3年内整合全市年产30万吨以下中小煤矿。
这时候距上一轮矿权改革不到4年,方向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因为原来带有私有化色彩的改革被认为没能救得了临汾,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个煤矿爆炸,105名矿工死亡,市长丢了乌纱帽。
继任的官员如履薄冰,苦苦思索后提出了这条国有化新路。
消息一出,黄永顺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煤矿不保,喜的是坐地起价。
那时候煤炭价格涨出“天价”,河北、山东、东北、安徽、广东,大大小小的煤炭电力企业闻风而来,争相圈地。临汾这座千年尧都古城车水马龙,各大宾馆纷纷爆满。
几乎每个煤老板都同时谈着好几家,有一“女”许了好几家者怕被同住一家宾馆的企业们发现,只好掩着面进出；也有年产十几万吨的小煤矿老板,强悍地向年产几千万吨的国有大矿扔出通牒:20天签完合同交出钱,不行就免谈。“那时候可是别人求我卖。”谈起那时,黄老板言语之间依然难掩得意。他的矿当时已跟一家省外国有煤炭企业谈好,价格是2.8亿元。
但是,合同卡在了省里,因为这家省外企业不在省里预算的兼并主体之中。
临汾的新思路,虽然在大方向上得到了省里的认可,但不仅具体手段———比如托管、租赁———未得到批准,而且在兼并主体上发生了大分歧。
与谁来整合都欢迎的临汾截然不同,山西省希望将整合的权力主要控制在省属国企手中。2008年9月2日,山西发出“23号文”,“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专门对以省属煤矿企业为主的兼并主体作了详细规定。
同时,为了改变现有小煤矿四散开花的状况,让成片资源得到统一规划和开发,文件提出要按照矿区进行规划,“一个矿区尽可能由一个主体进行开发”。
六天后,临汾襄汾“9·8”溃坝,265人死亡,时任省长孟学农去职,大同矿务局出身的王君从安监总局局长任上调任山西新省长。襄汾事故尚未处理完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煤价急转直下,而今年2月山西最为先进的焦煤集团屯兰矿又瓦斯爆炸,死亡七十余人。
小煤矿于是集体停产,煤矿兼并重组一度悄无声息,黄老板过了一个平静的安稳年。
波澜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发“10号文”。
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省长为组长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工作组规格之高甚为罕见,足见山西之决心。
这份文件要求,哪一片哪几个矿由谁整合,统统划分清楚。
这份文件一出,黄老板们再也没了当初左挑右选的神气。两个月前,他被规定由一个省里的大集团进行整合。
这时候已是时移世易。价格评估几乎没有了多少谈判余地,因为国土厅早先已发文规定好了采矿权价款的统一补偿标准,需要评估的只是有形资产,比如房子和设备。“一夜之间,我必须卖企业,又一夜,我从卖企业变成了卖设备。”他说。上次作价2.8亿元的煤矿,在经过无数次讨价还价之后,这次的评估价是1亿元出头。
他庆幸的是自己进入的时间很早。虽然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但此前石头变给他的金子更多,从2001年买下煤矿开采到2004年,已经赚得“差不多了”。
受伤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响,降临在后来者身上。
他们中有许多是从福建、浙江远道而来的冒险者,年纪大的五六十岁,年纪小的还是“80后”———在山西,当地人管他们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经试图对此次改革施加影响。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兴采煤区忻州朔州一带,刚刚回乡过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板们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莫测的未来。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市苍南和平阳两县井巷工程公司的职工,当时山西的矿井大多都由他们来施工。后来,煤炭不景气,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矿就抵债给了井巷工人们。
好不容易熬到市场回暖,包工头们苦尽甘来,引来亲朋好友“一起发财”,1990年代末,平阳、苍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与温州官方机构出台的一份报告披露,当时温州人在山西有300多个煤矿,比如,原平市长梁沟矿区62个矿中就有59个被他们承包。
这一数字在随后的矿权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矿权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盘机会,摆脱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拥有产权的诱惑,再加上山西当时高调招商引资的姿态,让嗅觉灵敏的南方人蜂拥而至,不能来的也入股踊跃。
参与聚会的二十多位煤老板多数都是在那时来到山西的,他们在当地的投资超过30亿元,几乎每个矿后面都有数十个南方家庭,和百万千万计的银行贷款———据说仅平阳县水头镇,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银行,换作真金白银砸在煤矿上。
当时煤老板给人们留下的多是狂买名车豪宅的形象,这些南方人提起来便愤怒而委屈。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低调,许多人都将陆虎宝马奔驰们开回老家,只留下帕萨特们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从矿权改革时开始,山西就矿难不断。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矿就连片停产,加上一些重大节日时自动停产,有煤老板统计了生产记录:三年来,即使六证齐全的煤矿,正常生产的时间也不足4个月,而那些基建矿则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产过。
在屯兰矿难后长达两月的停产整顿之后,省内的长治等地已渐渐开始批复复工,他们所在的地区不仅毫无动静,而且前所未有的严格:就在聚会的前一天,县里统一行动,除国有煤矿外,各个煤矿井口传送设备的皮带机头或绞车都被强制拆除,拉回政府贴上封条。
平素并没有多少往来的煤老板们,纷纷赶来,第一次开始开会。
会议从他们飞回来的当天晚上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尽管试图联络更多的当地煤老板,但最后来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乡们,闽南话于是成为会议的官方语言。
一些人情绪激动,中午就跑出去买回来几卷红布,一枝毛笔,当场外套一脱袖子一撸就开始写起标语“矿工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更多的人,则始终很沉默,只是听着,看着,没有太多表情。
煤老板试图让矿工们拿着标语去反映情况,但最后没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板们一起来到县长办公室“要个解决办法”。记者发现,在进门那刻,即使在门外群情激昂的煤老板,也都马上低下头,陪上了笑脸。直到听说县长不在,才重新活跃起来。
惟一的一次集体行动,就这样三三两两地散了开去。
在接下来的兼并重组中,南方人鲜有能成为兼并主体的,却几乎没有人只停留在发牢骚上,每个人都在各显神通,都在这场隐秘的谈判中比着将聪明、灵活与胆色发挥到极致。
煤老板的死与生
两个世纪前,在英格兰斯塔福德郡,一个债台高筑的工程师通过燃烧煤炭来带动活塞,抽出了深井里的水。那是人类第一次自由地驾驭能源,也是煤炭头一次向工业世界展示它的魔力,点燃工业革命。
两个世纪后,这种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黑色燃料,却在财富世界里施展魔法,让众生颠倒。
一些南方人心碎神伤、黯然离去。背靠庞大而灵活的民间资本,他们并不缺少不断投入建造现代化大矿的资本,但在他们头顶划了一道红线,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机会。离去的时候,有人发誓,“再也不踏进山西”。
而莫名其妙发了大财的金玉一家,心满意足地卖了煤矿。
1990年代,煤炭低迷,吕梁山沟里,镇上将一个煤矿抵债给了金玉家。没想到他们却一脚踏进了富贵门。
煤炭后来吹着气样的涨价,金玉家的资产也吹了气一样猛地膨胀到近亿。她的丈夫从没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清银行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只相信现金,但从不会写收条,即使收人家上百万。
他们从不知道这逼人富贵怎么突然就从天而降。2005年盛夏,金玉曾经问记者,“为什么前几年我们家门外总是堵着要债的人,这两年每天早上醒来窗户外头就有人排着队拎着钱买煤?”当时,四十多岁的金玉烫着发,化了妆,大花短裤盘着腿,问着话就将嗡嗡的苍蝇一只只拍死在家里崭新的真皮沙发上。
像金玉一家这样撞中大运赚得盆满钵满的人,大多都选择卖掉煤矿,过富贵生活。现在,她将两个孩子送到国外,全家搬进了城,据说丈夫最近新迷上澳门,已经输掉了几百万。
黄永顺也厌倦了有煤矿的日子,要整日陪着笑脸,要整夜担惊受怕地对电话铃声过敏,一忙起来整个月都顾不上换衣服。
尽管少了一两亿,他心里已经打算接受那个国有大矿开出的价钱。办了健身卡,雷打不动天天锻炼。
说起未来,他一脸神往。他打算物色几十亩地,种些菜和果树,“过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担惊受怕的太平日子”。
而沁和能源集团董事长吕中楼,却打算在他10年前发现的财富巷道里继续掘进。
1998年春节,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国家科委工作的山西沁水人吕中楼回乡过年,县里的官员们找上门,希望他能想想办法帮助解决企业改制问题———那时候刚开过“十五大”,国企改制吹响号角,沁水县却怎么也卖不动。
吕中楼挑了一个煤矿企业,他的判断依据有两个,一是国外取得资源都需有偿,但中国当时全都是无偿,升值空间广阔；二是他查了统计数据做了个模型,“煤价连续10年低迷,接近谷底”。
黑金的光泽渐渐闪耀,吕中楼看见机会在闪闪发光,他辞了国家公职,专心做起了煤老板。第一年,连年亏损的这个煤矿就实现盈利,因为过去国营时每吨煤的成本要七八十块,吕接管后马上降到了30元。
待售的煤矿马上接踵而来,吕中楼开始使用财务杠杆加快买煤矿的速度,到现在,公司一共拥有10个煤矿。
股东中除了吕中楼之外,还有像老虎基金这样声名赫赫的外资机构。在新的整合中,他是极少数幸存者,同时拥有兼并主体的资格,按当地政府的规划可整合周边的4个矿井。
现在,他正忙着穿梭在北京、香港等地,跟不同背景的外资进行谈判,以吸收更雄厚的资本,来沿着煤炭延伸,进入煤化工领域。
这样极少数的幸存者,极有可能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变成以数十上百亿计算的煤炭大亨———兼并主体整合后每年的产能至少要达到300万吨,即使只卖煤炭,即使按每吨煤赚100元粗略计算,一年的利润就是3个亿。
煤老板数量在此次改革中会大幅度减少,但可以预见的是,超级富豪将越来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诞生。
煤炭大亨,正是迟章的梦想。尽管在山西已经难以实现,但他相信其他地方,黑金的大门正在向他敞开。
其实没有人真正清楚迟章付出了怎样的三个月,尽管亲友股东们都不断给他打电话。所有人都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他终于跟一家国有矿谈妥被其整合,价格也令人满意,基本收回投资。“带着这一个多亿,我就能东山再起,再打一仗。”他雄心万丈地告诉股东们。煤矿依然是他不变的目标,黑色燃料仿佛在他的血液里开始燃烧,他认定,这些东西可以让人破产,就一定能让人暴富。“只要地下还有煤,只要地上还有人买煤,煤老板就不会消失。”
一处理完山西的“后事”,迟章就马不停蹄地向着更广袤的西北奔驰,他要抢在时间前面,抢在下一次风云变幻前到达那里。
南方周末 2009-09-17 15:23:33
煤老板嫁女的豪华场景。
谢正义在煤矿前。
过颊即空。
不惑之年的煤老板迟章如此感慨。9月12日,凌晨两点,汾河之滨。他取出一小片沉香木,掰一丝碎屑嵌入中华烟里,一种据说能镇定安神的暗香随烟雾浮动在酒店房间。
平素很不喜欢出门的迟章已经3个月不曾回家,终日奔走在山西、北京等地。手机不时会响起,有陌生人问价:“帮你搞定,出多少?”迟章和其他煤老板一样,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今年4月,山西出台“10号文”,为了消除此起彼伏的矿难,保护资源,一轮历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推进,三晋大地上所有登记在册的两千多家中小煤矿,将逃不过被国有化的命运。
这几年不断撩拨人们神经的“煤老板”,会不会随着整合的进行而成为正在消失的历史?
这是一个空前但难以绝后的群体,他们中有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民,有货真价实的经济学博士,有远道而来的冒险者,有转身下海的教师与机关干部,有各种背景各种身份的淘金者。
命运让他们中的一些从石头中淘出了金子,命运又把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
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消失。记者在山西采访近两周,无声的博弈正在当地低调却激烈地上演。而经由一次次“火焰山”之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正在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摇身变成以十亿百亿计算的煤大亨。
最后时刻
这是决定每个煤老板命运的最后时刻。
9月初的山西,虽然秋雨乍寒,却从白天到夜晚都四处升腾着一种隐秘的热气。
按省政府的计划,以7家山西省国企为主的大家伙们将在这个月接管煤矿。而眼下,意向性的框架协议才基本签订完,真正谈成价格的,100个矿中摊不到1个。
与煤有关的政府官员们几乎天天下乡。在一些基层,着急的官员们将兼并主体和还没签订框架协议的煤老板们拉到一起,不签不让走。还有的地方,谁不签,税务局就马上出动去查账。
国有煤炭企业的人每天早上7点就忙着给雇用的律师们打电话,催问头一天的谈判进度。猛然吞下太多煤矿,以至一时之间找不到人管理的国企开始登报招聘矿长。
一场大规模的煤焦反腐也在同时进行,一批官员受到处理,据闻还要一个一个项目地查,官员们从此再无人敢出头替煤老板们说话,无论是利益攸关,还是出于同情,或是为了反映现实以推进工作。
而煤老板们,从浙江、福建、海南、云南等四面八方飞回山西,没日没夜地投入这场决定他们命运的谈判。
他们每天穿梭在各个豪华酒店,挨个与各色人士会面,随时打算奉上礼金———担心有时太厚不便携带,有些车的后备箱里会备着面值是人民币十倍的欧元。他们的电话时不时会响起,不断会有自称谁家亲戚的神秘人士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一轮轮谈判,正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会议厅、酒桌或KTV中进行:有和评估公司谈的,希望能被评估得尽可能地高一点；有和外资谈的,希望借着外资的身份获得某种庇护；有人和国有企业谈,希望能早点见着现金；有人和兼并主体谈,乞求被对方整合；有的在和村里谈,捣鼓着村民上去跟国有矿闹腾；有的在和其他煤老板谈,希望能将产能迅速提高到90万吨,再去整合别人(10号文规定只有产能达到90万吨／年的矿井,才能去整合别人,整合兼并完成后单井产
能也必须达到90万吨／年)；有的在和周边的小煤矿谈,希望能借机抄底收购一些小矿,再打包卖个更好的价钱……
此时的山西,一位煤老板如此形容:“从桌上谈到桌下,从这张桌子谈到那张桌子,从这个屋子谈到那个屋子……”有人喜气洋洋告诉记者“这下好了”,也有人连声长叹甚至想自杀。能想象或者难以想象的各种花样,都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关闭的大门也在被一点点地挤开。有人跟兼并主体签订了阴阳协议,可以在大企业正式进驻改建矿井前继续开采,所获利润算作对此前低价的某种补偿；在有的地方,达不到90万吨／年的矿井地方政府也允许保留。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在死命扛着,尽管不卖就不能复产,不能复产每天至少要花费一两万———“停100天也就是百来万,但合同一签几千万可就没了!”
一些煤老板不光要为谈判花心思,还得为此刻的每一个晚上动脑筋,“开工的开关一拉,就是白花花的几十万。”山西绝大多数煤矿停产已久,以致连当地企业都不得不去外省买煤,煤老板们早就已心急难耐。在煤矿就要转手的前夜,开工成了心照不宣的隐秘号角。“白天不行就夜里,前半夜不行就后半夜。”一位煤老板告诉记者,如果每天能出3000吨煤,每吨赚100块,就是30万,“只要能让我开工,什么条件都好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风云跌宕之后,他已如惊弓之鸟,只敢相信眼前的东西,只想拼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
未出生,便死亡
没有谁能比迟章更能体味人生的无常和诡异。他以为每年至少能赚几千万,却在转眼间就从暴富的美梦直接跌进破产的现实。
一切从2005年进行的矿权改革开始。
那一场“资源有偿,明晰产权”的改革,规定只要交一笔买资源的费用,矿井的储量和生产达到一定要求,个人就可合法拥有。这是许多煤老板梦想开始的时刻,他们闻风而来,丝毫没有想到四年后的另一个结果。
在此之前,采煤只需向国家缴纳每吨几毛钱的费用,沉睡地下的煤田相当于不要钱的宝藏。
突然要交数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采矿权价款,让那一场改革搅起翻天波澜,也给了迟章们一个顺利进入的接盘机会。那年春天,迟章花了近5000万,买下晋北几个连在一片的小煤矿,他以为从此拥有了一大片宝藏。
自称“既识时势又懂政策”的迟章,深知要跟上资源安全有效开采的大势,要跟着政策走。他打算封住几个小矿,重新改建成一个30万吨／年的矿———当时,如此规模的煤矿在山西并不多见,在迟章所在的县,“我这个矿可是牛皮烘烘的”。
交完两千多万价款,拿到了煤矿指标,他正式开始“跑手续”———也就是煤矿生产或建设所需要的证件,前者是六证,迟章申请的基建矿则需要四证。“手续”一跑就是三年,迟章已记不清花了多少费用,“光是规划图就花了几百万”。一批批人来矿上检查,通常要给领头的准备2000元红包,其他的1000元或500元。如果检查完了去吃饭,有的不参加饭局的人就会问:“不去吃的多给300吧?”2008年初夏,复工卡终于批了下来,规定了工期为14个月,也就是说,2009年夏天这个煤矿将可以从基建矿转为生产矿,正式产煤。
整个家族抵押上房子东拼西凑,不算利息,迟章又花了七千多万,按照30万吨矿井的建设要求,上了机械化设备,盖了百人会议室、食堂、澡堂、矿工活动室等。
至此,投资已超过1.5亿元。
眼盼着生产的日子就快到了,不料“横生剧变”:今年4月,县里传达了省里的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改革的消息,今后单井产能必须达到90万吨／年,迟章的30万吨的矿要么被整合,要么被关闭———一天都未曾生产,这两种选择都意味着血本无归。
迟章并不是惟一的不幸者,同样命运的煤矿,光在当地就有二三十个。他们中的许多,都是贴着政策要求的底线,从9万吨到15万吨、21万吨、30万吨。“小孩还没生出来就被枪毙了,你知道那种感觉么?”9月12日,迟章回忆。那个星期,他瘦了十多斤,“我想过死,可是死不能解决问题,整个家族面临破产,我必须绝处逢生。”
少收了一两亿
离心神憔悴的迟章百里之外,临汾煤老板黄永顺正在为签不签眼下的合同而发愁———这份合同会让他损失一个多亿。
他所在的临汾,既是上一轮矿权改革最先试点之处,也是这一次兼并重组的发源之所。煤炭这种黑色燃料曾经施展魔法让他点石成金,然而命运的风云变幻有时候也能让金子变成石头。2008年4月15日,在能容纳1400多人的临汾剧院,黄老板和全市煤老板,加上各政府部门官员挤在一起。临汾宣布,要通过“收购、控股、租赁、托管”等手段,让国有大煤炭企业在3年内整合全市年产30万吨以下中小煤矿。
这时候距上一轮矿权改革不到4年,方向却发生了180度大逆转。因为原来带有私有化色彩的改革被认为没能救得了临汾,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个煤矿爆炸,105名矿工死亡,市长丢了乌纱帽。
继任的官员如履薄冰,苦苦思索后提出了这条国有化新路。
消息一出,黄永顺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煤矿不保,喜的是坐地起价。
那时候煤炭价格涨出“天价”,河北、山东、东北、安徽、广东,大大小小的煤炭电力企业闻风而来,争相圈地。临汾这座千年尧都古城车水马龙,各大宾馆纷纷爆满。
几乎每个煤老板都同时谈着好几家,有一“女”许了好几家者怕被同住一家宾馆的企业们发现,只好掩着面进出；也有年产十几万吨的小煤矿老板,强悍地向年产几千万吨的国有大矿扔出通牒:20天签完合同交出钱,不行就免谈。“那时候可是别人求我卖。”谈起那时,黄老板言语之间依然难掩得意。他的矿当时已跟一家省外国有煤炭企业谈好,价格是2.8亿元。
但是,合同卡在了省里,因为这家省外企业不在省里预算的兼并主体之中。
临汾的新思路,虽然在大方向上得到了省里的认可,但不仅具体手段———比如托管、租赁———未得到批准,而且在兼并主体上发生了大分歧。
与谁来整合都欢迎的临汾截然不同,山西省希望将整合的权力主要控制在省属国企手中。2008年9月2日,山西发出“23号文”,“煤矿兼并重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专门对以省属煤矿企业为主的兼并主体作了详细规定。
同时,为了改变现有小煤矿四散开花的状况,让成片资源得到统一规划和开发,文件提出要按照矿区进行规划,“一个矿区尽可能由一个主体进行开发”。
六天后,临汾襄汾“9·8”溃坝,265人死亡,时任省长孟学农去职,大同矿务局出身的王君从安监总局局长任上调任山西新省长。襄汾事故尚未处理完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煤价急转直下,而今年2月山西最为先进的焦煤集团屯兰矿又瓦斯爆炸,死亡七十余人。
小煤矿于是集体停产,煤矿兼并重组一度悄无声息,黄老板过了一个平静的安稳年。
波澜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发“10号文”。
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省长为组长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工作组规格之高甚为罕见,足见山西之决心。
这份文件要求,哪一片哪几个矿由谁整合,统统划分清楚。
这份文件一出,黄老板们再也没了当初左挑右选的神气。两个月前,他被规定由一个省里的大集团进行整合。
这时候已是时移世易。价格评估几乎没有了多少谈判余地,因为国土厅早先已发文规定好了采矿权价款的统一补偿标准,需要评估的只是有形资产,比如房子和设备。“一夜之间,我必须卖企业,又一夜,我从卖企业变成了卖设备。”他说。上次作价2.8亿元的煤矿,在经过无数次讨价还价之后,这次的评估价是1亿元出头。
他庆幸的是自己进入的时间很早。虽然一些金子变成了石头,但此前石头变给他的金子更多,从2001年买下煤矿开采到2004年,已经赚得“差不多了”。
受伤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响,降临在后来者身上。
他们中有许多是从福建、浙江远道而来的冒险者,年纪大的五六十岁,年纪小的还是“80后”———在山西,当地人管他们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经试图对此次改革施加影响。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兴采煤区忻州朔州一带,刚刚回乡过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板们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莫测的未来。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市苍南和平阳两县井巷工程公司的职工,当时山西的矿井大多都由他们来施工。后来,煤炭不景气,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矿就抵债给了井巷工人们。
好不容易熬到市场回暖,包工头们苦尽甘来,引来亲朋好友“一起发财”,1990年代末,平阳、苍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与温州官方机构出台的一份报告披露,当时温州人在山西有300多个煤矿,比如,原平市长梁沟矿区62个矿中就有59个被他们承包。
这一数字在随后的矿权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矿权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盘机会,摆脱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拥有产权的诱惑,再加上山西当时高调招商引资的姿态,让嗅觉灵敏的南方人蜂拥而至,不能来的也入股踊跃。
参与聚会的二十多位煤老板多数都是在那时来到山西的,他们在当地的投资超过30亿元,几乎每个矿后面都有数十个南方家庭,和百万千万计的银行贷款———据说仅平阳县水头镇,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银行,换作真金白银砸在煤矿上。
当时煤老板给人们留下的多是狂买名车豪宅的形象,这些南方人提起来便愤怒而委屈。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低调,许多人都将陆虎宝马奔驰们开回老家,只留下帕萨特们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从矿权改革时开始,山西就矿难不断。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矿就连片停产,加上一些重大节日时自动停产,有煤老板统计了生产记录:三年来,即使六证齐全的煤矿,正常生产的时间也不足4个月,而那些基建矿则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产过。
在屯兰矿难后长达两月的停产整顿之后,省内的长治等地已渐渐开始批复复工,他们所在的地区不仅毫无动静,而且前所未有的严格:就在聚会的前一天,县里统一行动,除国有煤矿外,各个煤矿井口传送设备的皮带机头或绞车都被强制拆除,拉回政府贴上封条。
平素并没有多少往来的煤老板们,纷纷赶来,第一次开始开会。
会议从他们飞回来的当天晚上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尽管试图联络更多的当地煤老板,但最后来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乡们,闽南话于是成为会议的官方语言。
一些人情绪激动,中午就跑出去买回来几卷红布,一枝毛笔,当场外套一脱袖子一撸就开始写起标语“矿工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更多的人,则始终很沉默,只是听着,看着,没有太多表情。
煤老板试图让矿工们拿着标语去反映情况,但最后没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板们一起来到县长办公室“要个解决办法”。记者发现,在进门那刻,即使在门外群情激昂的煤老板,也都马上低下头,陪上了笑脸。直到听说县长不在,才重新活跃起来。
惟一的一次集体行动,就这样三三两两地散了开去。
在接下来的兼并重组中,南方人鲜有能成为兼并主体的,却几乎没有人只停留在发牢骚上,每个人都在各显神通,都在这场隐秘的谈判中比着将聪明、灵活与胆色发挥到极致。
煤老板的死与生
两个世纪前,在英格兰斯塔福德郡,一个债台高筑的工程师通过燃烧煤炭来带动活塞,抽出了深井里的水。那是人类第一次自由地驾驭能源,也是煤炭头一次向工业世界展示它的魔力,点燃工业革命。
两个世纪后,这种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黑色燃料,却在财富世界里施展魔法,让众生颠倒。
一些南方人心碎神伤、黯然离去。背靠庞大而灵活的民间资本,他们并不缺少不断投入建造现代化大矿的资本,但在他们头顶划了一道红线,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机会。离去的时候,有人发誓,“再也不踏进山西”。
而莫名其妙发了大财的金玉一家,心满意足地卖了煤矿。
1990年代,煤炭低迷,吕梁山沟里,镇上将一个煤矿抵债给了金玉家。没想到他们却一脚踏进了富贵门。
煤炭后来吹着气样的涨价,金玉家的资产也吹了气一样猛地膨胀到近亿。她的丈夫从没上过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搞不清银行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只相信现金,但从不会写收条,即使收人家上百万。
他们从不知道这逼人富贵怎么突然就从天而降。2005年盛夏,金玉曾经问记者,“为什么前几年我们家门外总是堵着要债的人,这两年每天早上醒来窗户外头就有人排着队拎着钱买煤?”当时,四十多岁的金玉烫着发,化了妆,大花短裤盘着腿,问着话就将嗡嗡的苍蝇一只只拍死在家里崭新的真皮沙发上。
像金玉一家这样撞中大运赚得盆满钵满的人,大多都选择卖掉煤矿,过富贵生活。现在,她将两个孩子送到国外,全家搬进了城,据说丈夫最近新迷上澳门,已经输掉了几百万。
黄永顺也厌倦了有煤矿的日子,要整日陪着笑脸,要整夜担惊受怕地对电话铃声过敏,一忙起来整个月都顾不上换衣服。
尽管少了一两亿,他心里已经打算接受那个国有大矿开出的价钱。办了健身卡,雷打不动天天锻炼。
说起未来,他一脸神往。他打算物色几十亩地,种些菜和果树,“过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担惊受怕的太平日子”。
而沁和能源集团董事长吕中楼,却打算在他10年前发现的财富巷道里继续掘进。
1998年春节,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国家科委工作的山西沁水人吕中楼回乡过年,县里的官员们找上门,希望他能想想办法帮助解决企业改制问题———那时候刚开过“十五大”,国企改制吹响号角,沁水县却怎么也卖不动。
吕中楼挑了一个煤矿企业,他的判断依据有两个,一是国外取得资源都需有偿,但中国当时全都是无偿,升值空间广阔；二是他查了统计数据做了个模型,“煤价连续10年低迷,接近谷底”。
黑金的光泽渐渐闪耀,吕中楼看见机会在闪闪发光,他辞了国家公职,专心做起了煤老板。第一年,连年亏损的这个煤矿就实现盈利,因为过去国营时每吨煤的成本要七八十块,吕接管后马上降到了30元。
待售的煤矿马上接踵而来,吕中楼开始使用财务杠杆加快买煤矿的速度,到现在,公司一共拥有10个煤矿。
股东中除了吕中楼之外,还有像老虎基金这样声名赫赫的外资机构。在新的整合中,他是极少数幸存者,同时拥有兼并主体的资格,按当地政府的规划可整合周边的4个矿井。
现在,他正忙着穿梭在北京、香港等地,跟不同背景的外资进行谈判,以吸收更雄厚的资本,来沿着煤炭延伸,进入煤化工领域。
这样极少数的幸存者,极有可能从以千万或亿计算身家的煤老板,变成以数十上百亿计算的煤炭大亨———兼并主体整合后每年的产能至少要达到300万吨,即使只卖煤炭,即使按每吨煤赚100元粗略计算,一年的利润就是3个亿。
煤老板数量在此次改革中会大幅度减少,但可以预见的是,超级富豪将越来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诞生。
煤炭大亨,正是迟章的梦想。尽管在山西已经难以实现,但他相信其他地方,黑金的大门正在向他敞开。
其实没有人真正清楚迟章付出了怎样的三个月,尽管亲友股东们都不断给他打电话。所有人都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他终于跟一家国有矿谈妥被其整合,价格也令人满意,基本收回投资。“带着这一个多亿,我就能东山再起,再打一仗。”他雄心万丈地告诉股东们。煤矿依然是他不变的目标,黑色燃料仿佛在他的血液里开始燃烧,他认定,这些东西可以让人破产,就一定能让人暴富。“只要地下还有煤,只要地上还有人买煤,煤老板就不会消失。”
一处理完山西的“后事”,迟章就马不停蹄地向着更广袤的西北奔驰,他要抢在时间前面,抢在下一次风云变幻前到达那里。
2009年9月14日月曜日
朱镕基这样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
朱镕基这样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
中评网 2009-09-13 16:56:16
日本《日本新华侨报》9月13日载文《朱镕基亲自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摘要如下：
铮铮风骨，掷地有声。读着《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有关中日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的回答，一种敬佩感油然升起。
2004年10月14日，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日本，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并在该台与100名日本民众举行电视对谈。当著名的TBS新闻节目主持人筑紫哲也针对历史问题提出“中国一再要求日本道歉，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的问题时，朱镕基这样回答：“我这一次就没有要求日本人民道歉。我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当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当时的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没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同样是在这次电视对谈中，一位日本中年男人提问：“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请问总理对此有何看法？”朱镕基的回答是这样的：“南京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我不愿意提这个事，你要提这个事，我就告诉你，那完全是事实。”
2天以后，也就是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读卖新闻》记者在会提问：“在TBS电视台的市民对话中，你提到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中国今后是否继续要求日本在正式文件中就历史问题向中国道歉？”朱镕基面对这种带有挑衅色彩的问题沉稳地回答：“我在TBS电视台的采访中确实指出过，在任何的中日历史上的正式文件中，日本没有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道过歉，这是事实。但我也指出，中国一贯高度评价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对亚洲人民做出的正式声明。‘道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都要以史为鉴，创造世世代代友好的明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显然，朱镕基并不回避历史，而且还在讲述着历史的真实。曾有人说，与日本人谈论这段历史，要么不谈，要谈就不要谈概念，一定要谈出一段真实，让其无法回避、无地自容。对于这个“道歉”的问题，包括中国“对日新思维”倡导者等的文章中，都替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是日本至少已经在不同场合向中国进行过21次道歉了。很是显得有些委屈。但是，在朱镕基的“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的结论面前，这个“21次”就显得有些苍白和诡秘了。
朱镕基是大国总理，一句“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尽显泱泱大国总理的胸怀。更让人感怀的是，朱镕基在一次又一次地教着日本人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2000年9月21日，朱镕基在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学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时表示：“日本方面有些举动引起了中国人民感情上的强烈反应。比方说参拜靖国神社，你们也许认为这不违反宪法，但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甲级战犯，这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所有日本国内的舆论都应该考虑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不要做刺激或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2000年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上又指出：“我们双方都避免做刺激对方人民感情的事情。”
就是这样，朱镕基苦口婆心地一次又一次地教给日本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回望中日关系发展史，如此从感情的角度唤国、唤人、唤心的中国政治家恐怕还是不多的。
再看日本政治家当中，并不是没有人懂得尊重中国人民感情的重要性的。日本已故政治家宫泽喜一在担任官房长官期间就通过自身的的努力为确立日本历史教科书检定制度中的“考虑邻近国家感情的原则”奠定了基础。当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宫泽喜一公开提出批评，指出他“没有考虑到那些被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知识，这样的政治家在日本显得凤毛麟角。
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事实也证明，当中日关系发展顺利的时候，一定中日两国领导人都非常关照对方国民感情的时候；当中日关系发展不顺利的时候，大多是日本政客忽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肆意妄为的时候。因此，“感情”已经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一把关键的钥匙，日本政治家应该学会如何使用它。
中评网 2009-09-13 16:56:16
日本《日本新华侨报》9月13日载文《朱镕基亲自教日本学会尊重中国的感情》，摘要如下：
铮铮风骨，掷地有声。读着《朱镕基答记者问》（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有关中日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的回答，一种敬佩感油然升起。
2004年10月14日，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日本，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并在该台与100名日本民众举行电视对谈。当著名的TBS新闻节目主持人筑紫哲也针对历史问题提出“中国一再要求日本道歉，到底要道歉到什么时候”的问题时，朱镕基这样回答：“我这一次就没有要求日本人民道歉。我想提醒一点，就是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当然在1995年，村山富市先生，当时的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但是，日本在所有的正式文件里面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没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同样是在这次电视对谈中，一位日本中年男人提问：“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请问总理对此有何看法？”朱镕基的回答是这样的：“南京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我不愿意提这个事，你要提这个事，我就告诉你，那完全是事实。”
2天以后，也就是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读卖新闻》记者在会提问：“在TBS电视台的市民对话中，你提到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中国今后是否继续要求日本在正式文件中就历史问题向中国道歉？”朱镕基面对这种带有挑衅色彩的问题沉稳地回答：“我在TBS电视台的采访中确实指出过，在任何的中日历史上的正式文件中，日本没有对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式道过歉，这是事实。但我也指出，中国一贯高度评价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对亚洲人民做出的正式声明。‘道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只是希望大家都要以史为鉴，创造世世代代友好的明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显然，朱镕基并不回避历史，而且还在讲述着历史的真实。曾有人说，与日本人谈论这段历史，要么不谈，要谈就不要谈概念，一定要谈出一段真实，让其无法回避、无地自容。对于这个“道歉”的问题，包括中国“对日新思维”倡导者等的文章中，都替日本人说过这样的话，那就是日本至少已经在不同场合向中国进行过21次道歉了。很是显得有些委屈。但是，在朱镕基的“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道过歉”的结论面前，这个“21次”就显得有些苍白和诡秘了。
朱镕基是大国总理，一句“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尽显泱泱大国总理的胸怀。更让人感怀的是，朱镕基在一次又一次地教着日本人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2000年9月21日，朱镕基在接受日本经济学家宫崎勇和日本广播学会（NHK）主持人国谷裕子采访时表示：“日本方面有些举动引起了中国人民感情上的强烈反应。比方说参拜靖国神社，你们也许认为这不违反宪法，但是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着甲级战犯，这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在东京接受东京广播公司（TBS）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所有日本国内的舆论都应该考虑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不要做刺激或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2000年10月16日，朱镕基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新闻厅举办记者招待会上又指出：“我们双方都避免做刺激对方人民感情的事情。”
就是这样，朱镕基苦口婆心地一次又一次地教给日本应该学会如何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回望中日关系发展史，如此从感情的角度唤国、唤人、唤心的中国政治家恐怕还是不多的。
再看日本政治家当中，并不是没有人懂得尊重中国人民感情的重要性的。日本已故政治家宫泽喜一在担任官房长官期间就通过自身的的努力为确立日本历史教科书检定制度中的“考虑邻近国家感情的原则”奠定了基础。当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宫泽喜一公开提出批评，指出他“没有考虑到那些被伤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知识，这样的政治家在日本显得凤毛麟角。
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事实也证明，当中日关系发展顺利的时候，一定中日两国领导人都非常关照对方国民感情的时候；当中日关系发展不顺利的时候，大多是日本政客忽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肆意妄为的时候。因此，“感情”已经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一把关键的钥匙，日本政治家应该学会如何使用它。
专家：中国不是为出一口恶气而发动贸易战
专家：中国不是为出一口恶气而发动贸易战
文汇报 2009-09-13 14:20:11
中国商务部贸研院专家梅新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实施贸易反制不是为出一口恶气而发动全面贸易战，而是要遏制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倾向，从而为国际贸易创造更加平稳、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反击形势急迫 申诉耗时效果差
梅新育认为，中国应当将贸易报复等反制措施纳入贸易武库之中，正如维护和平需要有打击对方的能力作为保障，贸易报复也是减少贸易争端、为国际经贸创造平稳环境之必不可少的工具。虽然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理论上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反制措施，中国亦有信心在轮胎特保案中获得胜诉，但争端解决程序旷日持久，因而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威慑不足，故采取能立竿见影的其它措施更为可取。
据梅新育介绍，从既往历史看，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民族传统信仰以及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中奉行的“韬光养晦”策略，让中国这个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同时也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成为名列前茅的贸易报复小国。
梅新育说，从轮胎特保案到今年六月份的10天内便对中国钢铁产品连续发起3项“双反”调查，充分说明中国遏制美国保护主义势力的紧迫性，而其他一些国家亦在酝酿对华贸易限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警诫各国保护主义势力的必要性。
尚属狭义反制 未用“报复”一词
此外，还有两个原因强化了中国强力反击轮胎特保案的必要性。梅新育认为，首先中国需要向国内外投资者显示保护中国境内制造商合法权益的决心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正在考虑向中国转移生产能力、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投资者们下定决心，中国也才能抓住先进制造业生产向中国转移的机遇。其次，中国需要在奥巴马执政初期及早遏制其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据梅新育介绍，贸易报复措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进出口贸易领域的措施，后者则包括金融、财政等其它领域的措施。迄今中国采取的还仅是狭义贸易报复措施。
这位专家分析称，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政府力图将争端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因为官方声明中并未使用“贸易报复”一词。希望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能够清醒认识到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可能对自身造成何种损害，从而采取理性措施。
文汇报 2009-09-13 14:20:11
中国商务部贸研院专家梅新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实施贸易反制不是为出一口恶气而发动全面贸易战，而是要遏制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倾向，从而为国际贸易创造更加平稳、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反击形势急迫 申诉耗时效果差
梅新育认为，中国应当将贸易报复等反制措施纳入贸易武库之中，正如维护和平需要有打击对方的能力作为保障，贸易报复也是减少贸易争端、为国际经贸创造平稳环境之必不可少的工具。虽然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理论上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反制措施，中国亦有信心在轮胎特保案中获得胜诉，但争端解决程序旷日持久，因而对贸易保护主义者威慑不足，故采取能立竿见影的其它措施更为可取。
据梅新育介绍，从既往历史看，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民族传统信仰以及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中奉行的“韬光养晦”策略，让中国这个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同时也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成为名列前茅的贸易报复小国。
梅新育说，从轮胎特保案到今年六月份的10天内便对中国钢铁产品连续发起3项“双反”调查，充分说明中国遏制美国保护主义势力的紧迫性，而其他一些国家亦在酝酿对华贸易限制，进一步提高了中国警诫各国保护主义势力的必要性。
尚属狭义反制 未用“报复”一词
此外，还有两个原因强化了中国强力反击轮胎特保案的必要性。梅新育认为，首先中国需要向国内外投资者显示保护中国境内制造商合法权益的决心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正在考虑向中国转移生产能力、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投资者们下定决心，中国也才能抓住先进制造业生产向中国转移的机遇。其次，中国需要在奥巴马执政初期及早遏制其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据梅新育介绍，贸易报复措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进出口贸易领域的措施，后者则包括金融、财政等其它领域的措施。迄今中国采取的还仅是狭义贸易报复措施。
这位专家分析称，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政府力图将争端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因为官方声明中并未使用“贸易报复”一词。希望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能够清醒认识到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可能对自身造成何种损害，从而采取理性措施。
2009年9月13日日曜日
中国经济实力比美国仍然差太远了
中国经济实力比美国仍然差太远了
胡星斗
全球金融危机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国内外学者一片欢呼与称赞，什么中国GDP今年或明年超过日本，很快赶上美国；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世界第二，即将成为世界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而中国企业500强的利润超过美国500强和世界500强……给人的感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了，很快超越美国了。
但是，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还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表面的数据所迷惑，应当看到：中国比美国甚至比日本仍然差太远了。
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确可能很快超过日本，但是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却与日本相差甚远。中国的GDP远远超过GNP，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产值算进了中国的GDP，如果只算中国国民创造的GNP无疑将减少一大块。2008年，中国GDP为33700亿美元，GNP只有 17000亿美元。而日本正好相反，由于日本人在全球生产与销售，其GNP远远大于GDP。比较两国的经济规模应当比较国民创造的GNP，否则给国人以中国超越了日本的错觉。
所谓“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有问题，只能说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民间几乎没有外汇，而日本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一万多亿，但其民间还有两三万亿美元，日本才是真正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所谓中国的进出口世界第二，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即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那是因为美、日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生产，在当地销售或向第三国销售；他们为了保护本国资源，减少了从本土的出口。而中国在海外生产很少，只能廉价出卖本国资源。如果美日将从国内海关的进出口与海外购买及销售加总，那么他们的广义进出口总量仍然远远超过中国。
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我们必须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都是垄断国有企业！这决非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中国人民之祸。这些垄断巨头对于民营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导致民营企业哀鸿遍野。而垄断的国有企业低效率、高浪费甚至高腐败难以避免，譬如中石油、中石化的效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 1/23，中石油团购住房，中石化一盏灯156万，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平均每天消费4万多元，挥金如土，腐败不堪，等等。所以，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现代化的，相反，斯大林和希特勒虽然通过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经济超高速增长，但是他们最终不但与现代化无缘，而且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祸害。要知道，现代化国家无一不是具有强大的竞争性的私人企业，中国也不可能违背经济学规律如科斯定律而创造另类的奇迹。目前我们只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而且由于人口众多、经济规模非常大的情况下，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GDP增长而已，而经济结构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国有企业没动力创新、民营企业被挤压没资金没能力创新、特权垄断造成腐败与两极分化、没有核心技术、缺乏品牌等问题将永远困扰中国。
且不说美国垄断了世界最好的大学、研究所，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具有自我调适、自我纠错、不断创新、不断改善的能力，单从经济维度来看，中国离美国也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1962年生）
胡星斗
全球金融危机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国内外学者一片欢呼与称赞，什么中国GDP今年或明年超过日本，很快赶上美国；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世界第二，即将成为世界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而中国企业500强的利润超过美国500强和世界500强……给人的感觉：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了，很快超越美国了。
但是，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还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表面的数据所迷惑，应当看到：中国比美国甚至比日本仍然差太远了。
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确可能很快超过日本，但是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却与日本相差甚远。中国的GDP远远超过GNP，因为大量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产值算进了中国的GDP，如果只算中国国民创造的GNP无疑将减少一大块。2008年，中国GDP为33700亿美元，GNP只有 17000亿美元。而日本正好相反，由于日本人在全球生产与销售，其GNP远远大于GDP。比较两国的经济规模应当比较国民创造的GNP，否则给国人以中国超越了日本的错觉。
所谓“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有问题，只能说中国官方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民间几乎没有外汇，而日本官方的外汇储备虽然只有一万多亿，但其民间还有两三万亿美元，日本才是真正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所谓中国的进出口世界第二，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即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那是因为美、日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生产，在当地销售或向第三国销售；他们为了保护本国资源，减少了从本土的出口。而中国在海外生产很少，只能廉价出卖本国资源。如果美日将从国内海关的进出口与海外购买及销售加总，那么他们的广义进出口总量仍然远远超过中国。
至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我们必须看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都是垄断国有企业！这决非中国人民之福，而是中国人民之祸。这些垄断巨头对于民营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导致民营企业哀鸿遍野。而垄断的国有企业低效率、高浪费甚至高腐败难以避免，譬如中石油、中石化的效率只有世界同类同规模企业的 1/23，中石油团购住房，中石化一盏灯156万，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平均每天消费4万多元，挥金如土，腐败不堪，等等。所以，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现代化的，相反，斯大林和希特勒虽然通过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经济超高速增长，但是他们最终不但与现代化无缘，而且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祸害。要知道，现代化国家无一不是具有强大的竞争性的私人企业，中国也不可能违背经济学规律如科斯定律而创造另类的奇迹。目前我们只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而且由于人口众多、经济规模非常大的情况下，依靠国有垄断实现了暂时的GDP增长而已，而经济结构的低级化、产品低端化、国有企业没动力创新、民营企业被挤压没资金没能力创新、特权垄断造成腐败与两极分化、没有核心技术、缺乏品牌等问题将永远困扰中国。
且不说美国垄断了世界最好的大学、研究所，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具有自我调适、自我纠错、不断创新、不断改善的能力，单从经济维度来看，中国离美国也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1962年生）
2009年9月11日金曜日
中国已有能力“搞垮”美元
中国已有能力“搞垮”美元
星岛环球网 2009-09-09 06:43:23
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网站9月6日文章《中国将予以反击》的文章，并起标题为《中国已经有能力“搞垮”美元》，内容如下：
世界金融危机是大规模损失和全面机遇并存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个别奉行明确和深思熟虑经济政策的国家有可能实现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挤占传统金融世界“统治者”的位置。
中国无疑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追求者，现在，中国已经有能力破坏美元地位，搞垮美国长期债券市场，挑起美元恶性通胀。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中国当局从美国国债市场撤资的任何举动都会引发金融世界的恐慌情绪。
当然，近期内中国政府还不会这么做。因为美元崩溃会导致国际贸易骤减，这对世界最大出口国来说将是极为不利的。但中国并不愿安于现状。因此，该国当局正在寻求不同途径，以实现外储多样化，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中国与阿根廷、印尼、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和白俄罗斯的央行签署了总额9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外，还与巴西就研究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的问题签订协议。中国计划增加对实物黄金的投资，购买500亿美元以特别提款权标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在储备管理方面，中国还将重心放在购买国外原料资产（公司和资源）上。
数月以来，中国的集团公司在海外收购跌价的开采企业，签订巨额原料供应合同。光向俄联邦就贷款250亿美元，以换取对华供油20年的保证。中国还和巴西伙伴签署了金额为100亿美元的类似协议。与委内瑞拉也签订了40亿美元的合同。这三份文件是在一周时间内签署的。前不久，中石化以75亿美元并购瑞士阿达克斯石油公司，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一宗海外油气资产并购案。
中国今后收购资产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那么除了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外，中国要这么多原料储备还有什么原因？
倘若拥有庞大的战略储备，中国就能启动自己的原料商品交易所，并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用中国钞票进行原料贸易将使人民币接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真正的人民币债市的出现将最终为替代美元奠定基础（已有数家外国银行获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这样，如果上述情况成为现实，中国就能着手去做现在已经可以办到的事情——“搞垮”美元。届时，相比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获得的好处（有数据显示，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每年的铸币收益为5000亿美元），损失1.5万亿——2.1万亿外储中美元资产的数量——只是很小的代价。此外，中国还将获得全球定价权，控制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料价格。
星岛环球网 2009-09-09 06:43:23
俄罗斯信息分析中心网站9月6日文章《中国将予以反击》的文章，并起标题为《中国已经有能力“搞垮”美元》，内容如下：
世界金融危机是大规模损失和全面机遇并存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个别奉行明确和深思熟虑经济政策的国家有可能实现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挤占传统金融世界“统治者”的位置。
中国无疑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要追求者，现在，中国已经有能力破坏美元地位，搞垮美国长期债券市场，挑起美元恶性通胀。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中国当局从美国国债市场撤资的任何举动都会引发金融世界的恐慌情绪。
当然，近期内中国政府还不会这么做。因为美元崩溃会导致国际贸易骤减，这对世界最大出口国来说将是极为不利的。但中国并不愿安于现状。因此，该国当局正在寻求不同途径，以实现外储多样化，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中国与阿根廷、印尼、韩国、香港、马来西亚和白俄罗斯的央行签署了总额95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外，还与巴西就研究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的问题签订协议。中国计划增加对实物黄金的投资，购买500亿美元以特别提款权标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在储备管理方面，中国还将重心放在购买国外原料资产（公司和资源）上。
数月以来，中国的集团公司在海外收购跌价的开采企业，签订巨额原料供应合同。光向俄联邦就贷款250亿美元，以换取对华供油20年的保证。中国还和巴西伙伴签署了金额为100亿美元的类似协议。与委内瑞拉也签订了40亿美元的合同。这三份文件是在一周时间内签署的。前不久，中石化以75亿美元并购瑞士阿达克斯石油公司，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一宗海外油气资产并购案。
中国今后收购资产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那么除了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外，中国要这么多原料储备还有什么原因？
倘若拥有庞大的战略储备，中国就能启动自己的原料商品交易所，并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用中国钞票进行原料贸易将使人民币接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真正的人民币债市的出现将最终为替代美元奠定基础（已有数家外国银行获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这样，如果上述情况成为现实，中国就能着手去做现在已经可以办到的事情——“搞垮”美元。届时，相比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获得的好处（有数据显示，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每年的铸币收益为5000亿美元），损失1.5万亿——2.1万亿外储中美元资产的数量——只是很小的代价。此外，中国还将获得全球定价权，控制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料价格。
2009年8月27日木曜日
5分钟让你整明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5分钟让你整明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 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 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 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 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 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 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 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 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 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 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 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 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 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 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 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 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 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 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 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 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 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 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 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 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 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 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 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一。 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 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 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 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 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 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 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 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 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 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 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 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 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 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 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 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 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 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 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 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 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 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 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 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 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 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 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2009年8月26日水曜日
值得警惕 力拓间谍案触动了西方哪根神经
值得警惕 力拓间谍案触动了西方哪根神经
中华工商时报 2009-08-25 22:01:27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伙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当然，“力拓间谍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通过西方人士和媒体围绕这一案件的所作所为，我们尤其要引起警惕的是，西方在针对中国时仍然是“统一联合战线”
“力拓间谍案”最新进展为世界所关注，西方几乎是用合唱的方式齐声攻击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表示，对力拓行政人员的扣押可能会使在中国的商业投资受到重压。《华尔街日报》8月12日称，力拓案表明“普京主义正在向东转移”。文章说，中国希望“像俄罗斯一样抓稳战略资源的供应”，“外国投资者们越来越被中国的强硬策略吓倒”。
《华尔街日报》所谓“普京主义正在向东转移”的由头列举的是莫斯科2006年向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施压、将萨哈林岛工程的大部分股权卖给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事，称这让世界认识到俄罗斯“是一个危险的投资地”。把“萨哈林岛工程案”与“力拓间谍案”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扯到一起，说明“力拓间谍案”这一司法个案如今已经超越案件本身，正在被西方媒体和一些人士政治化、国际化，乃至妖魔化。
7月9日，当中国宣布，力拓公司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拘捕时，我们注意到，其消息出现在显著位置或加以歪曲报道的均来自路透社、CNN、彭博社等西方媒体，没有一家来自澳大利亚媒体。而当力拓发表声明称，力拓员工涉嫌贿赂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时，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力拓迄今发表的最强硬声明。英国《金融时报》也为力拓此举叫好，现在“确实到了这家矿商态度转硬的时候了，力拓无论如何也该发一回飙”。
“力拓间谍案”是发生在中澳两个国家之间的争议，自然要由这两个国家来解决，他国无权也无必要干预。然而，不仅澳大利亚以西方的干预作为威胁，西方国家也随之起舞。上月访问中国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提出“力拓间谍案”，向中国施压。本来，处于经济危机的美国正有求于中国，这也是派两大华裔部长来中国访问的目的和原因。然而，不突出本国利益，却先要为澳大利亚张目，非比寻常。显然，西方之间不管有什么矛盾，但在中国问题上依然保持了一致。
我们不禁要问，“力拓间谍案”究竟伤到西方哪股神经，让他们作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动用强力部门参与保护商业秘密属于家常便饭。近年来，美国指控“中国间谍”盗窃商业机密的案件迅速增加就是明证。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共有50多人因涉嫌向中国传送受限制的技术、窃取商业机密或进行商业间谍活动而被美国起诉。而中国此次采取措施打击外国企业在华间谍行为，就有问题了。这显然是西方惯用的强盗逻辑。
况且，在西方国家，商业竞争中大量使用贿赂和间谍手法已是公开的秘密。1976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被曝光使用1210万美元贿金，获得全日空4.3亿美元的交易合同。洛克希德总裁因此辞职。
这一说案件在日本也引起极大震动，时任首相三木武夫要求彻查此案。历经近6年的努力，日本受到传讯调查的460余人中包括国会议员、内阁官员、全日空的高层管理人员。
涉案的前首相田中角荣被判有期徒刑4年，并追缴罚金5亿日元。
因此，力拓发生贿赂和间谍事件并不为奇。中国钢铁行业与矿业巨头的谈判，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近年来，由于力拓通过间谍活动，贿赂中方相关人员，掌握了中方大量机密，造成多次铁矿石谈判失败，使中国钢铁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围绕这件事情西方国家的表现却十分令人疑惑和难以理解。
当前，理性面对“力拓间谍案”，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才是澳方应采取的立场。力拓作为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理当知道尊重东道国法律。而要展现一个跨国企业对法律的敬畏，不是玩弄玄虚，而是要配合中国有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以求让更清楚的真相最终能够呈现出来。即便调查结果可能伤及公司声誉，但这也是“壮士断腕”的必要之举。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伙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在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过程中，切忌泛政治化。当然，“力拓间谍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通过西方人士和媒体围绕这一案件的所作所为，我们尤其要引起警惕的是，西方在针对中国时仍然是“统一联合战线”。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一案件，我们不仅揪出内鬼，还清除了外患，更提醒了对西方失去戒心甚至充满幻想的民众。(邱林)
中华工商时报 2009-08-25 22:01:27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伙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当然，“力拓间谍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通过西方人士和媒体围绕这一案件的所作所为，我们尤其要引起警惕的是，西方在针对中国时仍然是“统一联合战线”
“力拓间谍案”最新进展为世界所关注，西方几乎是用合唱的方式齐声攻击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表示，对力拓行政人员的扣押可能会使在中国的商业投资受到重压。《华尔街日报》8月12日称，力拓案表明“普京主义正在向东转移”。文章说，中国希望“像俄罗斯一样抓稳战略资源的供应”，“外国投资者们越来越被中国的强硬策略吓倒”。
《华尔街日报》所谓“普京主义正在向东转移”的由头列举的是莫斯科2006年向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施压、将萨哈林岛工程的大部分股权卖给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事，称这让世界认识到俄罗斯“是一个危险的投资地”。把“萨哈林岛工程案”与“力拓间谍案”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扯到一起，说明“力拓间谍案”这一司法个案如今已经超越案件本身，正在被西方媒体和一些人士政治化、国际化，乃至妖魔化。
7月9日，当中国宣布，力拓公司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拘捕时，我们注意到，其消息出现在显著位置或加以歪曲报道的均来自路透社、CNN、彭博社等西方媒体，没有一家来自澳大利亚媒体。而当力拓发表声明称，力拓员工涉嫌贿赂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时，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力拓迄今发表的最强硬声明。英国《金融时报》也为力拓此举叫好，现在“确实到了这家矿商态度转硬的时候了，力拓无论如何也该发一回飙”。
“力拓间谍案”是发生在中澳两个国家之间的争议，自然要由这两个国家来解决，他国无权也无必要干预。然而，不仅澳大利亚以西方的干预作为威胁，西方国家也随之起舞。上月访问中国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提出“力拓间谍案”，向中国施压。本来，处于经济危机的美国正有求于中国，这也是派两大华裔部长来中国访问的目的和原因。然而，不突出本国利益，却先要为澳大利亚张目，非比寻常。显然，西方之间不管有什么矛盾，但在中国问题上依然保持了一致。
我们不禁要问，“力拓间谍案”究竟伤到西方哪股神经，让他们作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动用强力部门参与保护商业秘密属于家常便饭。近年来，美国指控“中国间谍”盗窃商业机密的案件迅速增加就是明证。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共有50多人因涉嫌向中国传送受限制的技术、窃取商业机密或进行商业间谍活动而被美国起诉。而中国此次采取措施打击外国企业在华间谍行为，就有问题了。这显然是西方惯用的强盗逻辑。
况且，在西方国家，商业竞争中大量使用贿赂和间谍手法已是公开的秘密。1976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被曝光使用1210万美元贿金，获得全日空4.3亿美元的交易合同。洛克希德总裁因此辞职。
这一说案件在日本也引起极大震动，时任首相三木武夫要求彻查此案。历经近6年的努力，日本受到传讯调查的460余人中包括国会议员、内阁官员、全日空的高层管理人员。
涉案的前首相田中角荣被判有期徒刑4年，并追缴罚金5亿日元。
因此，力拓发生贿赂和间谍事件并不为奇。中国钢铁行业与矿业巨头的谈判，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近年来，由于力拓通过间谍活动，贿赂中方相关人员，掌握了中方大量机密，造成多次铁矿石谈判失败，使中国钢铁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围绕这件事情西方国家的表现却十分令人疑惑和难以理解。
当前，理性面对“力拓间谍案”，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才是澳方应采取的立场。力拓作为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理当知道尊重东道国法律。而要展现一个跨国企业对法律的敬畏，不是玩弄玄虚，而是要配合中国有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以求让更清楚的真相最终能够呈现出来。即便调查结果可能伤及公司声誉，但这也是“壮士断腕”的必要之举。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伙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在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过程中，切忌泛政治化。当然，“力拓间谍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通过西方人士和媒体围绕这一案件的所作所为，我们尤其要引起警惕的是，西方在针对中国时仍然是“统一联合战线”。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一案件，我们不仅揪出内鬼，还清除了外患，更提醒了对西方失去戒心甚至充满幻想的民众。(邱林)
比垄断还要可怕 难怪这些国家不和中国玩
比垄断还要可怕 难怪这些国家不和中国玩
万维读者网 作者: 巩胜利 2009-08-25 11:07:08
万维网友巩胜利来稿：
据2009年8月23日《南方都市报》社论披露：中国“盐业公司委托盐厂加工大包装的加碘食盐，随
后采购并改换为小包装，再批发给本地的转(代)批发点。这一转手，盐价格就涨了4—5倍。除去浪费成本与非经营性成本的因素，盐业公司的净利润率可以高达 67%，超出盐业平均利润达13.4倍”；加碘盐成为中国盐业垄断、独家盐政又独家经营、暴利暴政掠夺13亿中国人长期横行霸道的源头所在。目前及长期近 60年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盐业公司和盐业局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不用转身、也不躲不藏，中国盐业等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是中国盐业绝对一概的“裁判员”“运动员”，既是食盐的经营者，同时又是盐业管理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掌握着企业食盐计划生产指标。
其实，这比资本主义的垄断剥削更可怕，盐业公司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高十几倍的“剩余价值”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中国盐业就是在这种至上而下、政经一体的绝对一统垄断下运行，既根源悖论中国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严重冲突中国加入WTO及“市场经济地位”。这也难怪，自中国2001年12月 10日加入WTO近8年多以来，全球的绝大多数、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几乎是80%以上的“法制国家”）等都不承认、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关键就是中国盐业、中国烟草及中国邮政（中国邮政通过新《邮政法》）等一系列“官商一体”的产业与原“计划经济”一样未得到根本治理。而国家体制的 “官商一体”，这正是所有 “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美国、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根源大忌。如此这般，既是到2016年中国WTO过度15年期限全部完成、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自动获得，其国家“政经一体”也根源悖论国与国之间的“市场经济地位”。
“市场经济”是一场空前的“革命”（但与“暴力革命”水火不溶），当“革”人家“命”的时候，群起而攻之，无不使之崩溃；现在“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也只有“玩命”的呜呼去抗争。但“法制国家”不是这样，是对等的，你能做，我又为什么不能为之？而“法治国家”，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都是对等的，北欧最富有国家就是这样，国家与公民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政经连体、根源绝对垄断，也是中国政经不分产业、与原“计划经济”的源头区别，与“法制中国”的国法体制根源相悖论，与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国家体制原本冲突。依然贫穷的中国，之所以国有垄断企业在短暂时期内走了其它“法制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企业崛起“全球500强”之路，就是因为垄断了中国国家整体的国力，根源不公的与全球所有“法制国家”相竞争、抗衡。
“经济垄断”是“政治垄断”的继续，只有非“法制国家”才能够实施比“政治资源”更深刻的垄断。回望今日世界各国，凡是“高收入国家”“法制国家”，往往是破除了经济垄断、能够将经济（财富）资源、 “政治资源”与绝大多数公民共享的（最深刻的是北欧全球最富有的挪威（2008年人均年收入76450美元）、瑞士（59880美元）、丹麦（54910 美元）、瑞典（46060美元）、荷兰（45820美元）等公共社会国家，这些国家没有权力、财富的绝对与普通垄断，才能是国家、国民一起从根源来致富发展。经济垄断，是非“法制国家”、“暴力革命”成功之后，导致国民贫穷的最大不公与障碍，比政治垄断更深刻、更可怕、更源头的环境破坏。
这里有一非常简单的大自然例子，所以人都看到，当有一颗参天无比的大树、遮天蔽日，很是风光，但象这样大树的周围几乎都是寸草不生、土地板结，这是因为参天大树周围的大自然环境发生了异常的变化，所有小树、生物都无法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阳光雨露、和风丽日……
尽管2008年8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反垄断法》，但中国国有资源“垄断”依然举世、超过所有“法制国家”异常尖端严重、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一如石油资源达到每桶147美元的全球最高财富，中国却没有任何个人从全球石油财富中分一杯羹。“政治资源”是一定要国家垄断，而“经济资源”却一定与能民共享，这是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根源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全球所有“法制国家”至今的历史建树。
中国垄断性产业，首先是对“专卖产业”垄断，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从立法资源到社会实践、从财富垄断到经济资源游戏规则的垄断制定，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公民参与的任何环境。所以，中国盐业等一统“政经垄断”经营近60年，产业财富居高临下国内外10数倍，中国国家、公民又能怎么样？“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就是要向国际社会、世界各国来看齐，你能做，我也能做，你能出去，我也当然能够进来！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对商品、经济资源，非政治资源，要与国人、国民、全球来共享，这样才能和谐中国、和谐世界。
倘若有一天，中国公民看一场举世的体育游戏比赛，裁判员也进场打球，当一进球刹那，裁判员就立刻吹响哨音：“比赛结束”！这举世的游戏该怎样向全球各个国家、一同都来玩？60年、今日中国，到了该彻底清算“计划经济”政经一体垄断的关键时期了，否则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地位”——“全球化配置中国资源”，中国公民走向全球、去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商业贸易，而中国公民却你能去、我不能去，他能去、我也不能去，全球绝对数国家都能做的事，中国人却不能做！？不能去按游戏规则去玩去、实践，中国、中国人怎样去走向世界各国？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万维读者网 作者: 巩胜利 2009-08-25 11:07:08
万维网友巩胜利来稿：
据2009年8月23日《南方都市报》社论披露：中国“盐业公司委托盐厂加工大包装的加碘食盐，随
后采购并改换为小包装，再批发给本地的转(代)批发点。这一转手，盐价格就涨了4—5倍。除去浪费成本与非经营性成本的因素，盐业公司的净利润率可以高达 67%，超出盐业平均利润达13.4倍”；加碘盐成为中国盐业垄断、独家盐政又独家经营、暴利暴政掠夺13亿中国人长期横行霸道的源头所在。目前及长期近 60年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盐业公司和盐业局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不用转身、也不躲不藏，中国盐业等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是中国盐业绝对一概的“裁判员”“运动员”，既是食盐的经营者，同时又是盐业管理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掌握着企业食盐计划生产指标。
其实，这比资本主义的垄断剥削更可怕，盐业公司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高十几倍的“剩余价值”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中国盐业就是在这种至上而下、政经一体的绝对一统垄断下运行，既根源悖论中国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严重冲突中国加入WTO及“市场经济地位”。这也难怪，自中国2001年12月 10日加入WTO近8年多以来，全球的绝大多数、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几乎是80%以上的“法制国家”）等都不承认、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关键就是中国盐业、中国烟草及中国邮政（中国邮政通过新《邮政法》）等一系列“官商一体”的产业与原“计划经济”一样未得到根本治理。而国家体制的 “官商一体”，这正是所有 “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美国、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根源大忌。如此这般，既是到2016年中国WTO过度15年期限全部完成、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自动获得，其国家“政经一体”也根源悖论国与国之间的“市场经济地位”。
“市场经济”是一场空前的“革命”（但与“暴力革命”水火不溶），当“革”人家“命”的时候，群起而攻之，无不使之崩溃；现在“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也只有“玩命”的呜呼去抗争。但“法制国家”不是这样，是对等的，你能做，我又为什么不能为之？而“法治国家”，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都是对等的，北欧最富有国家就是这样，国家与公民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政经连体、根源绝对垄断，也是中国政经不分产业、与原“计划经济”的源头区别，与“法制中国”的国法体制根源相悖论，与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国家体制原本冲突。依然贫穷的中国，之所以国有垄断企业在短暂时期内走了其它“法制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企业崛起“全球500强”之路，就是因为垄断了中国国家整体的国力，根源不公的与全球所有“法制国家”相竞争、抗衡。
“经济垄断”是“政治垄断”的继续，只有非“法制国家”才能够实施比“政治资源”更深刻的垄断。回望今日世界各国，凡是“高收入国家”“法制国家”，往往是破除了经济垄断、能够将经济（财富）资源、 “政治资源”与绝大多数公民共享的（最深刻的是北欧全球最富有的挪威（2008年人均年收入76450美元）、瑞士（59880美元）、丹麦（54910 美元）、瑞典（46060美元）、荷兰（45820美元）等公共社会国家，这些国家没有权力、财富的绝对与普通垄断，才能是国家、国民一起从根源来致富发展。经济垄断，是非“法制国家”、“暴力革命”成功之后，导致国民贫穷的最大不公与障碍，比政治垄断更深刻、更可怕、更源头的环境破坏。
这里有一非常简单的大自然例子，所以人都看到，当有一颗参天无比的大树、遮天蔽日，很是风光，但象这样大树的周围几乎都是寸草不生、土地板结，这是因为参天大树周围的大自然环境发生了异常的变化，所有小树、生物都无法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阳光雨露、和风丽日……
尽管2008年8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反垄断法》，但中国国有资源“垄断”依然举世、超过所有“法制国家”异常尖端严重、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一如石油资源达到每桶147美元的全球最高财富，中国却没有任何个人从全球石油财富中分一杯羹。“政治资源”是一定要国家垄断，而“经济资源”却一定与能民共享，这是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根源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全球所有“法制国家”至今的历史建树。
中国垄断性产业，首先是对“专卖产业”垄断，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从立法资源到社会实践、从财富垄断到经济资源游戏规则的垄断制定，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公民参与的任何环境。所以，中国盐业等一统“政经垄断”经营近60年，产业财富居高临下国内外10数倍，中国国家、公民又能怎么样？“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就是要向国际社会、世界各国来看齐，你能做，我也能做，你能出去，我也当然能够进来！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对商品、经济资源，非政治资源，要与国人、国民、全球来共享，这样才能和谐中国、和谐世界。
倘若有一天，中国公民看一场举世的体育游戏比赛，裁判员也进场打球，当一进球刹那，裁判员就立刻吹响哨音：“比赛结束”！这举世的游戏该怎样向全球各个国家、一同都来玩？60年、今日中国，到了该彻底清算“计划经济”政经一体垄断的关键时期了，否则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地位”——“全球化配置中国资源”，中国公民走向全球、去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商业贸易，而中国公民却你能去、我不能去，他能去、我也不能去，全球绝对数国家都能做的事，中国人却不能做！？不能去按游戏规则去玩去、实践，中国、中国人怎样去走向世界各国？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纽约时报:中国异军突起,太阳能产业超美国
纽约时报:中国异军突起,太阳能产业超美国
网易 2009-08-25 19:58:05
在新能源产业的角力中，美国并没有像总统奥巴马期待的那样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出口国”，而中国则异军突起，甚至是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太阳能产品也同样在扮演着主力角色。
图：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的工人们正在面积达14英亩的仓库屋顶上铺设3.3万块轻型太阳能光电池板，将为1300户家庭供电。此前，加州政府颁布条款要求到2010年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力要达到全州的总电量的20%。
《纽约时报》8月24日撰文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可以使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出
口国”，不过，在他上任以后的7个月时间中，真正实现了向绿色能源产业领导地位加速迈出一大步的则是中国，尤其是在太阳能产业方面。甚至是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太阳能产品也同样在扮演着主力角色。
去年超过一半的时间中，中国太阳能产业公司在降低太阳能电池板价格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去年，中国太阳能产业成功使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削减近一半，这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行政主管施正荣先生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能拓展市场占有份额，尚德公司目前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甚至低于材料、组装和运输的成本价。
加上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中国的太阳能公司纷纷着手准备在美国地区开建工厂，直接在当地装配产品，以绕过贸易保护法。就像几十年前日本汽车厂商所做的一样，中国太阳能公司开始尝试在美国当地聘用美国人加入公司行政和贸易团队中，以确保公司在美国 “扎根”之前能将由反华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奥巴马政府也决心要振兴美国工业。本月能源和财政部就曾宣布，对洁净能源设备制造商将给予23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优惠。然而，在太阳能产业方面，美国还是有不少人担心，本国的公司无法与拥有超低贷款利率和低廉劳动力成本等优势的中国厂商相抗衡。
GT太阳能国际公司是一家太阳能行业专业设备和技术的全球提供商，总部设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梅里麦克。该公司总裁托马斯-让瑞拉认为：“欧洲或美国都能难成为太阳能产品的主要生产者，而只能成为消费者。”
而从今年三月份起，中国各级政府更是争相向太阳能公司提供诸如免费土地使用权和研发资金等的巨额补贴。同时，中国国有银行也以大大低于美国和欧洲的利率向太阳能产业提供贷款。此外，施正荣在采访中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政府同样也对清洁能源工业给与了各种支持和鼓励。
中国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今年的目标是超越德国Q-Cells公司，力求能成为紧随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光伏电池的制造商。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还将紧随尚德其后，力求能在政府对该产业的扶持下占领自己的一块市场份额。
然而，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还不太可能对缓解全球变暖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虽然目前美国能量消耗量最多，但中国能源的消耗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能在2020年制造2万兆瓦的太阳能，但这还只是中国燃煤发电厂每年发电量的一半不到。
虽然与煤、石油、天然气甚至风能发电相比，太阳能发电成本非常昂贵。但是，中国政府的大力投资、中国廉价劳动力、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欧盟购买太阳能电池板补贴等因素也客观上降低了其成本。
目前，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提出了要求，任何获得扶持资金的项目所使用的钢材或其他建筑材料（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都必须来自美国本国或签署了WTO政府采购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中国尚未签约该协定。这就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直接出口美国形成了阻碍。
尚德公司全球销售和营销总裁史蒂芬-陈表示，公司计划在未来一两个月内投资3千万美元，在美国菲尼克斯或德克萨斯州某处开设一所拥有75-150名工人的太阳能电池板组装厂，一方面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施正荣表示，该工厂90%的工人都属于蓝领劳动者，主要负责将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硅片板焊接组装起来。上周四，中国另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大型制造商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也表示制订了在美国装配电池板的“初步计划”。
在中国的厂商加紧步伐开辟市场的同时，欧洲竞争对手却在困境中努力挣扎。上周，德国Q- Cells公司宣布因为销售额下降将从2600名员工中裁员500人。另外两个德国公司，康能公司（Conergy）和太阳能世界公司（SolarWorld）也表示，目前的销售量完全要靠德国政府的补贴来支撑。
Q-Cells公司发言人马库斯-维塞尔表示：“政治家们也许会问，德国纳税人为亚洲产品支付补贴，这是否是正确的做法？但是中国的优惠价格使得绿色能源产品更加便宜，想要消费者单方面抵制是不现实的。”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
然而，德国研究机构Photon Consulting的合伙人Joonki Song对西方制造商的前景则没有那么悲观。他指出，正当中国的大型太阳能企业在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其他小型企业也依然和欧洲厂商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美国，扮演本土领军角色的First Solar公司采用的是与其他厂商完全不同的技术，而目前仍然处于盈利。美国GT公司总裁 Zarrella也表示，西方国家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和制造商仍然具有竞争力。施正荣则表示，德国装配供应商们其实“也赚了很多钱”。
据悉，中国政府明年将在敦煌建设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而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批准了三家太阳能电站示范项目，除了敦煌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外，另有1 兆瓦的上海市崇明岛项目、255千瓦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项目。而紧随其后的将是中国各地方及中央更多的光伏发电投资规划。至少从目前的形势看来，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步伐已经赶超美国了。
网易 2009-08-25 19:58:05
在新能源产业的角力中，美国并没有像总统奥巴马期待的那样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出口国”，而中国则异军突起，甚至是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太阳能产品也同样在扮演着主力角色。
图：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的工人们正在面积达14英亩的仓库屋顶上铺设3.3万块轻型太阳能光电池板，将为1300户家庭供电。此前，加州政府颁布条款要求到2010年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力要达到全州的总电量的20%。
《纽约时报》8月24日撰文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可以使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出
口国”，不过，在他上任以后的7个月时间中，真正实现了向绿色能源产业领导地位加速迈出一大步的则是中国，尤其是在太阳能产业方面。甚至是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太阳能产品也同样在扮演着主力角色。
去年超过一半的时间中，中国太阳能产业公司在降低太阳能电池板价格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去年，中国太阳能产业成功使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削减近一半，这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行政主管施正荣先生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能拓展市场占有份额，尚德公司目前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甚至低于材料、组装和运输的成本价。
加上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中国的太阳能公司纷纷着手准备在美国地区开建工厂，直接在当地装配产品，以绕过贸易保护法。就像几十年前日本汽车厂商所做的一样，中国太阳能公司开始尝试在美国当地聘用美国人加入公司行政和贸易团队中，以确保公司在美国 “扎根”之前能将由反华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奥巴马政府也决心要振兴美国工业。本月能源和财政部就曾宣布，对洁净能源设备制造商将给予23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优惠。然而，在太阳能产业方面，美国还是有不少人担心，本国的公司无法与拥有超低贷款利率和低廉劳动力成本等优势的中国厂商相抗衡。
GT太阳能国际公司是一家太阳能行业专业设备和技术的全球提供商，总部设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梅里麦克。该公司总裁托马斯-让瑞拉认为：“欧洲或美国都能难成为太阳能产品的主要生产者，而只能成为消费者。”
而从今年三月份起，中国各级政府更是争相向太阳能公司提供诸如免费土地使用权和研发资金等的巨额补贴。同时，中国国有银行也以大大低于美国和欧洲的利率向太阳能产业提供贷款。此外，施正荣在采访中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政府同样也对清洁能源工业给与了各种支持和鼓励。
中国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今年的目标是超越德国Q-Cells公司，力求能成为紧随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光伏电池的制造商。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还将紧随尚德其后，力求能在政府对该产业的扶持下占领自己的一块市场份额。
然而，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还不太可能对缓解全球变暖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虽然目前美国能量消耗量最多，但中国能源的消耗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能在2020年制造2万兆瓦的太阳能，但这还只是中国燃煤发电厂每年发电量的一半不到。
虽然与煤、石油、天然气甚至风能发电相比，太阳能发电成本非常昂贵。但是，中国政府的大力投资、中国廉价劳动力、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欧盟购买太阳能电池板补贴等因素也客观上降低了其成本。
目前，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提出了要求，任何获得扶持资金的项目所使用的钢材或其他建筑材料（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都必须来自美国本国或签署了WTO政府采购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中国尚未签约该协定。这就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直接出口美国形成了阻碍。
尚德公司全球销售和营销总裁史蒂芬-陈表示，公司计划在未来一两个月内投资3千万美元，在美国菲尼克斯或德克萨斯州某处开设一所拥有75-150名工人的太阳能电池板组装厂，一方面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施正荣表示，该工厂90%的工人都属于蓝领劳动者，主要负责将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硅片板焊接组装起来。上周四，中国另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大型制造商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也表示制订了在美国装配电池板的“初步计划”。
在中国的厂商加紧步伐开辟市场的同时，欧洲竞争对手却在困境中努力挣扎。上周，德国Q- Cells公司宣布因为销售额下降将从2600名员工中裁员500人。另外两个德国公司，康能公司（Conergy）和太阳能世界公司（SolarWorld）也表示，目前的销售量完全要靠德国政府的补贴来支撑。
Q-Cells公司发言人马库斯-维塞尔表示：“政治家们也许会问，德国纳税人为亚洲产品支付补贴，这是否是正确的做法？但是中国的优惠价格使得绿色能源产品更加便宜，想要消费者单方面抵制是不现实的。”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
然而，德国研究机构Photon Consulting的合伙人Joonki Song对西方制造商的前景则没有那么悲观。他指出，正当中国的大型太阳能企业在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其他小型企业也依然和欧洲厂商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美国，扮演本土领军角色的First Solar公司采用的是与其他厂商完全不同的技术，而目前仍然处于盈利。美国GT公司总裁 Zarrella也表示，西方国家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和制造商仍然具有竞争力。施正荣则表示，德国装配供应商们其实“也赚了很多钱”。
据悉，中国政府明年将在敦煌建设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而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批准了三家太阳能电站示范项目，除了敦煌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外，另有1 兆瓦的上海市崇明岛项目、255千瓦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项目。而紧随其后的将是中国各地方及中央更多的光伏发电投资规划。至少从目前的形势看来，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步伐已经赶超美国了。
2009年8月24日月曜日
中、澳关系尽显实用主义本色
中、澳关系尽显实用主义本色
万维读者网 2009-08-22 21:00:32
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十分不愉快之时，两国又达成了大笔天然气供应交易。这两个国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澳大利亚全国性报纸《世纪报》（The Age）8月21日刊登墨尔本大学中国及亚洲政治学者泰尼加（Pradeep Taneja）题为“修补中国篱笆”的文章，指出中、澳关系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
文章说，澳大利亚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最好的朋友之一。尽管两国关系最近由于力拓案、疆独头目热比娅访澳等因素，处于冷淡状态，但是双边关系的基础却是互惠、利益互补的。虽然澳大利亚有大量华裔人口，但两国关系的核心，是实用主义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价值分享、共同经验或感情纽带等。
过去30年来，正如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就是实用主义。既然这样，也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澳双边关系几乎牢不可破，足以挽救因任何一方的战略误算，造成的低度冲突。
但这并不是说，中、澳关系能够自动发展。相反，澳大利亚如果想和中国建立健康的关系，就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长期努力经营。我们可以从法国的经验吸取教训。法国传统上被视为中国在欧洲最好的朋友。但是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法国成为中国消费者抵制的对象，传媒抨击的目标，爱国网民嘲笑的国家。(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为抗议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达赖，取消了法国为东道主的中、欧峰会，以致中、法关系到今天才逐渐恢复正常。中国有失业率上升、民族冲突、贫富差距加大、向往社会多元化和政治自由化、执政党——中共党内矛盾等许多内部问题。但北京领导人最敏感的，是视为中国核心利益的西藏、台湾、新疆问题。任何外国政府只要触动了这几个问题的容忍底线，必定触怒中国政府和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青年网民。(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目前中国传媒的反澳评论方兴未艾，主要指向两件事：陆克文政府发放签证给疆独头目热比娅；中铝公司增持力拓股份受挫。此外，北京也对陆克文政府的《国防白皮书》，把中国说成是澳大利亚的潜在威胁，感到十分不悦。在中国媒体抨击澳大利亚的同时，北京决定取消或延缓高阶层官员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这无疑影响短期的双边关系，但没有理由会继续造成新的冲击。
对澳大利亚来说，关键是对中国的国内问题表示理解，不要轻视北京对其内政的关注。目前重要的是，堪培拉不应当恐慌，不要受中国媒体和互联网的反澳情绪干扰，应当继续尽可能积极地和中国交往。但堪培拉也要让中国知道，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是不容谈判的。建立这种相互理解并不容易，但陆克文政府必须坚持这一点。
中、澳间这场风暴终将过去。北京对力拓案中胡士泰等人的指控降级，显示出中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北京的领导人知道，中国继续和世界经济整合，才能从根本上成功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也明白，力拓案会引吓倒中国数以千计的外资企业管理人员。现在，唯有希望实用主义继续胜过中、澳关系中的民族自豪感。陆克文政府表现不错，至今并未自乱阵脚。现在必须诱使中国返回谈判桌，双方展开直接谈判。
万维读者网 2009-08-22 21:00:32
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十分不愉快之时，两国又达成了大笔天然气供应交易。这两个国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澳大利亚全国性报纸《世纪报》（The Age）8月21日刊登墨尔本大学中国及亚洲政治学者泰尼加（Pradeep Taneja）题为“修补中国篱笆”的文章，指出中、澳关系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
文章说，澳大利亚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最好的朋友之一。尽管两国关系最近由于力拓案、疆独头目热比娅访澳等因素，处于冷淡状态，但是双边关系的基础却是互惠、利益互补的。虽然澳大利亚有大量华裔人口，但两国关系的核心，是实用主义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价值分享、共同经验或感情纽带等。
过去30年来，正如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就是实用主义。既然这样，也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澳双边关系几乎牢不可破，足以挽救因任何一方的战略误算，造成的低度冲突。
但这并不是说，中、澳关系能够自动发展。相反，澳大利亚如果想和中国建立健康的关系，就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长期努力经营。我们可以从法国的经验吸取教训。法国传统上被视为中国在欧洲最好的朋友。但是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法国成为中国消费者抵制的对象，传媒抨击的目标，爱国网民嘲笑的国家。(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为抗议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达赖，取消了法国为东道主的中、欧峰会，以致中、法关系到今天才逐渐恢复正常。中国有失业率上升、民族冲突、贫富差距加大、向往社会多元化和政治自由化、执政党——中共党内矛盾等许多内部问题。但北京领导人最敏感的，是视为中国核心利益的西藏、台湾、新疆问题。任何外国政府只要触动了这几个问题的容忍底线，必定触怒中国政府和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青年网民。(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目前中国传媒的反澳评论方兴未艾，主要指向两件事：陆克文政府发放签证给疆独头目热比娅；中铝公司增持力拓股份受挫。此外，北京也对陆克文政府的《国防白皮书》，把中国说成是澳大利亚的潜在威胁，感到十分不悦。在中国媒体抨击澳大利亚的同时，北京决定取消或延缓高阶层官员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这无疑影响短期的双边关系，但没有理由会继续造成新的冲击。
对澳大利亚来说，关键是对中国的国内问题表示理解，不要轻视北京对其内政的关注。目前重要的是，堪培拉不应当恐慌，不要受中国媒体和互联网的反澳情绪干扰，应当继续尽可能积极地和中国交往。但堪培拉也要让中国知道，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是不容谈判的。建立这种相互理解并不容易，但陆克文政府必须坚持这一点。
中、澳间这场风暴终将过去。北京对力拓案中胡士泰等人的指控降级，显示出中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北京的领导人知道，中国继续和世界经济整合，才能从根本上成功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也明白，力拓案会引吓倒中国数以千计的外资企业管理人员。现在，唯有希望实用主义继续胜过中、澳关系中的民族自豪感。陆克文政府表现不错，至今并未自乱阵脚。现在必须诱使中国返回谈判桌，双方展开直接谈判。
2009年8月21日金曜日
毛泽东最后一仗 81岁指导西沙群岛保卫战
毛泽东最后一仗 81岁指导西沙群岛保卫战
张伟
毛主席81岁高龄亲自指导西沙群岛保卫战
毛泽东一生曾指导、指挥过许多战争。他所缔造和统帅的军队，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战胜了国内外
强大敌人，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人民武装。1974年，毛泽东已81岁高龄。此时尽管他身体欠佳，自嘲快要“见马克思”了，但其头脑却依然清醒、睿智，并顽强关注着国家、民族利益及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年，在毛泽东的决策、指导下，我军在西沙海域发起了一场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的海上自卫反击战。这一战，不仅是中国海军舰艇部队第一次对外作战，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决策的最后一仗。
一
1972年2月21日，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日子，但中南海内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一天，中南海内外被装饰一新，毛泽东书房里还破例摆满鲜花。尽管昨晚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但今天却起了一个大早。理发师不仅为他修整了头发，还仔细地为他刮了脸；护士小张则特意拿出那套灰色的“毛式”中山装，小心翼翼地帮他换好……一切准备完毕，毛泽东便坐在沙发上，托起一本书，静静地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一个敌对了20余年之久的大国的总统尼克松，跨越大洋如约来到毛泽东书房。毛泽东原计划只和他谈15分钟，但一谈就是1个多小时……
毛泽东为这次会晤而感奋！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历史的新纪元！由此便可大大牵制一下中国北方大军压境的苏联，为中国营造一个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中苏两国多次出现战争一触即发的严峻态势，但一切都已平安地成为过去。“深挖洞，广积粮”和“备战备荒”，尽管耗费了中国大量人、财、物力，但却制止了一场战争，中国并没丢掉一寸国土，这已算非常难得了！
随着中美关系的好转，毛泽东可以拿出更多精力去处理其他事物。然而，作为一个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此时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然是事关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重大问题。
当时，中央军委在呈送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在中国南海地区，一些周边国家正对我国所属岛屿虎视眈眈，有的国家还先后秘密派遣人员和船只登上岛礁，进行测量、勘探和伪造领属标志……
毛泽东慢慢地吸着烟。他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不必借助任何资料，便熟知中国南海的一切。但为更加形象和直观起见，他还是招呼秘书找张中国南海的区域图来。随后他从沙发上站起身，在书房里踱起步，喃喃自语道：“要拿出点办法出来……”
不一会儿，秘书走了进来：“主席，您要的地图拿来了！”
“哦，放到桌子上吧!”毛泽东示意道。
秘书放下地图退了出去。许久，毛泽东的思绪才得以平静。接着，他走到桌前，展开地图，仔细地看了起来……
从那时起，两年时间过去了，毛泽东不断接到中央军委送来的有关南海地区局势的报告。
二
1974年1月的一天。北京寒气逼人。上午10点钟，毛泽东尚未起床。昨晚他又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此时，一份报告被小心翼翼地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份报告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签送的。报告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侵犯我国主权的事件愈演愈烈……同时，针对南越军队的入侵行径，报告提出了应当采取的对策，即通过加强巡逻及其他相应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
毛泽东起床后，看过这份报告，陷入深深的回忆和思考中……
他对西沙群岛的情况太熟悉了！对近些年来南越军队在西沙一带的动向更是了如指掌。
中国南海诸岛，共有岛、礁、沙滩200多个，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处，由宣德、永乐两个岛群和其他岛礁组成，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中，宣德群岛由永兴、赵述和石岛、东岛、北岛及南岛组成，永兴岛面积最大(约1.85平方公里)，是西沙的主岛。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银、琛航和晋卿等岛屿组成。这里，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必经之地，也是通向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重要航道。这些岛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不仅盛产海参、海龟、燕窝、海藻及其他各种鱼类，是中国的优良渔港,而且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物资源，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沙群岛和其他三大岛屿一样，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开发和经营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我国造船技术就已达到一定水平；汉武帝时，便发现了西沙和南沙两大群岛，尔后便开始在这里开发经营。宋代时，我国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船舶能横跨大洋，从此开始了对这两个群岛的有效管辖。明代时，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大航海家郑和曾率数万人“七下西洋”，并在这两大群岛上竖旗立石，一一命名。现在西沙群岛的“永乐”、“宣德”，就是那时命名的。
郑和遍历西沙群岛，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几十年。至于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那更是以后的事了。因此，“西沙自古属中国”。我国劳动人民曾世世代代在那里捕捞、创业，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践踏中华文明，使中国一度呈现出“有海无防”状态，二战前西沙曾被日、法帝国主义侵占，但战后即已归还中国。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西沙的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庄严声明，一再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西沙和其他 3 个群岛均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和立场，不仅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接受，而且得到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承认。 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材，明确写道：“……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屿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书中地图清楚标明，西沙、南沙等岛屿都是属于中国领土。
然而，南越当局却无视这些历史事实。南越政权自“越南战争”爆发不久，即50年代后期起，便在美国支持和纵容下开始对我提出领土要求，并先后派军队侵入我国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在岛上竖起所谓“主权碑”。但在我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严厉警告和世界公正舆论的压力下，南越军队不得不一度从它非法占领的甘泉、琛航、金银三岛撤了出去(只在珊瑚岛上滞留了一个排的兵力)。同时，从1959年3月17日起，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海军舰艇部队开赴西沙海域，开始对西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1973年，“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此时美国急于从越战“泥沼”中脱身。但南越当局为了拖住美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断加紧在我南海海域屡屡制造事端。据统计，至这年8月底，南越军队已悍然侵占我南沙和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同年冬，南越军舰还接连在我西沙海域野蛮撞毁我国渔船，抓捕我国渔民，并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采取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方针。1974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对南越的侵略暴行提出严正警告，重申中国对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南越当局却置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且变本加厉，并于1月15日，先后派出海军驱逐舰“陈庆瑜” 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再次侵入我西沙永乐群岛海域，继续对我从事生产作业的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船进行疯狂挑衅，并向飘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17日上午，南越军队又悍然侵占了我西沙群岛的金银岛，下午进一步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了中国国旗！南越当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即企图以在西沙群岛事实上的军事存在，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以实现其非法的领土要求。
对此，中国政府作出何种反应，对于遏制南越当局及我国周边国家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想到这些，毛泽东拿起笔，在周恩来、叶剑英呈送的报告上郑重批下两个字：“同意！”并自语道：“看来，不打一仗，不足于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恩来、剑英的意见很对！……”
毛泽东决策作出后，周恩来等军委领导立即开始制定作战方案，调动和部署兵力，一场捍卫祖国尊严和神圣领土主权的正义之战，悄然拉开帷幕……
三
面对南越军队挑衅行动的步步升级，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1月17日当天，正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南海舰队的舰艇部队，便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协同海南军区派出的武装民兵一道，进驻到西沙群岛的晋卿、琛航和广金三岛。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开始紧张忙碌起来：首先他亲自打电话给作战部，详细询问了西沙群岛情况和有无构筑工事的条件；随后又亲笔修改作战部代军委起草的、批复广州军区关于调动使用兵力的方案。
当日20时，在毛泽东委托、支持下，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西沙群岛问题会议，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作了充分估计。深夜，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5人小组，讨论和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稍后，他便与王洪文一起联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再次表示同意。
此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广州军区也迅速作出相应决定，即：在一方面“派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扫雷舰队 10大队396、389号舰和榆林基地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并派4个武装民兵排分别进驻晋卿、琛航、广金三岛”的同时，另一方面“再派猎潜艇第74大队281、282号艇驶抵西沙永兴岛附近执行支援任务；同时命令我南海舰队航空兵22团派两架飞机，在永乐群岛上空侦察巡逻，并命令军区空军再派一部分兵力进行增援。”就这样，一场捍卫祖国尊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正义之战，悄然地拉开帷幕……
为了打好这一仗，周恩来向有关各方及时传达了经毛泽东同意的政治局会议决定。19日凌晨，周恩来告诉叶剑英召集军事5人小组 (后又增加苏振华)，研究商讨西沙群岛具体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事项。随后，他又电话告诉总参谋部：“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可能打起来，因此经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等六人组成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处理西沙作战问题，由叶剑英、邓小平同志负总责。”
当日上午，叶、邓等领导小组成员即来到作战部，直接部署和指挥打击南越入侵军舰的军事行动……
这场中国海军舰艇部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同异国海军的战斗，在1974年1月19日这一天爆发了！
四
这天一清早，南越海军同以往蓄谋已久的安排一样，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和警告，派出3艘驱逐舰和 1艘护航舰，再次驶入我西沙永乐岛海域。其中，“李常杰”号驱逐舰和“怒涛”号护航舰，从广金岛以北海面向我海军舰艇部队接近；“陈庆瑜”号、“陈平重” 号两艘驱逐舰，则从羚羊礁以南的外海向我琛航、广金两岛靠近。接着他们便蛮横地对我国在此海域从事正常作业的渔民进行武装威胁，并按前几次的挑衅方式，首先向我渔船、渔民和民兵开枪开炮，再次造成我人员伤亡。
针对南越海军新的挑衅，我海军南海舰队迅速命令396、389号两艘扫雷舰进至广金岛西北海面，拦截 “李常杰”号和“怒涛”号舰；命令271、274、281和389号4艘猎潜舰进至广金岛东南海面，监视“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两舰。霎时间，西沙海域风云际会，战斗一触即发！
此时，整个战场的形势明显是敌强我弱。从装备上看，南越海军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最大的1770 吨，最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达6000多吨，同时舰上还装有127毫米以下口径的火炮50门。而我舰艇编队的4艘舰艇，最大的才570吨，比对方最小的还少80吨，小的却只有300吨，总吨位加起来仅1760吨，还不如对方最大一艘舰船的吨位大，且我方4艘舰艇仅装备有85毫米口径火炮16门，其中大部分还是双管小口径火炮。而“舰坚炮大”的南越海军，此刻正处于有利的外线阵位，我方则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因此，南越军舰并没把我军舰艇放在眼里。尽管我方几次发出严厉警告，但他们仍然不肯退却；相反，仿佛是要考验试探中国海军官兵的胆量一般，由“李常杰”号首先开足马力，大摇大摆地昂着炮首，径直向中国海军编队冲来……
面对吨位4倍于己的对手，我南海舰队396、389号扫雷舰毫不畏惧，并勇敢地迎上前去，同时再次发出严正警告，令其马上离开中国海域。
然而，“李常杰”号依仗其钢板厚实，非但不转变航向，相反却用舰首径直朝我方舰队冲撞而来，致使我 396号舰指挥台柱、左舷栏杆以及扫雷器等均遭严重损坏。接着，它又狂妄地从我军两舰中间横穿而过，驶向琛航、广金两岛附近，并放下4只橡皮艇，在我海军官兵众目睽睽之下，护送40余名南越军人抢滩登陆。其中，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还首先向我守岛民兵开枪射击，制造了蓄谋已久的新的流血事件。我守岛民兵马上奋起自卫还击，当场即毙敌1人，伤敌3人。入侵者遭到当头棒喝，不得不被迫撤退，狼狈地逃回舰上。
直接登岛受挫后，南越海军改变了战术，试图在海战中讨回便宜。这天10时22分，4艘南越军舰在占据有利外线阵位后，突然一齐向我海军编队4艘舰艇发起猛烈炮击，致使我海军舰艇在其密集的炮火下接连中弹，再次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敌我双方装备情况和战场态势，我编队指挥果断命令采用近战手段与敌厮杀。接到命令，我两个舰艇编队开始高速向目标接近：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分别攻击“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396、389号则分别攻击“李常杰”号和“怒涛”号两舰。
面对这种架势，南越海军立即远遁，并试图与我拉开距离，以发挥其远程火炮的威力。但我海军舰艇紧紧咬住南越军舰不放，开足马力，穷追不舍，不一会儿我海军舰艇便与南越舰艇“船舷相接”了。接着，只见我射速极快的小口径火炮，“嗒嗒嗒”地一齐吼叫起来……
经过13分钟激战，南越海军的阵脚被完全打乱了。“陈庆瑜”号作为南越海军指挥舰，虽几次试图以炮火优势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但我271、274号艇却认准目标不放松，利用敌舰火力死角，集中攻击其主炮，很快便击中了其加强台和指挥通信设施，造成该舰通信中断，指挥失灵，舰上军旗也被打落海中，并被迫拖着滚滚浓烟仓皇远逃。
交战中，尽管总体来说我方还谈不上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战略战术原则，在这里却得到了灵活的运用和发挥。
就在271、274号艇集中火力进攻敌指挥舰“陈庆瑜”号的同时，我396、389号舰也正贴近“李常杰”号进行集中近射，只见敌舰舰面上频频爆炸，甲板上多处起火……就在这时，南越海军“怒涛”号却趁机向389、396号舰偷袭而来。紧急时刻，我两艘扫雷舰立即调转炮口，对准其要害部位一阵急射，一连串的炮弹落到敌人的舱面上、弹药舱，顷刻间“怒涛”号爆炸起火。
为不使受到重创的“怒涛”号逃逸，我389舰继续穷迫猛打，并向“怒涛”号逼驶而去。当389号舰在离“怒涛”号仅十余米距离时，只见战士们冲出舰舱，端起机枪和冲锋枪对准敌舰各战位一阵狂扫，同时投上去一连串的手榴弹…… 南越军舰从未见到过这种海战阵势，一时慌了手脚。但慌乱还击中，敌人的一发炮弹却落在我389号舰两部主机之间，顿时389号舰舱爆炸起火。舰上官兵一面坚持战斗，一面组织人力奋力灭火。火势最终扑灭了，但我6名战士却牺牲于烈火中，其余不少人也被严重烧伤。
389号舰遭到重伤，舰体开始倾斜，航速也明显慢下来。这时，一直在外围观望的南越“李常杰”号自以为时机已到，于是掉转船头直向我389号舰奔袭而来。此时，舰上的炮弹已经打光，舰长肖德万见状，当即命令装好仅有的深水炸弹，等敌舰靠近再予以沉重回击。恰在这时，我396号舰赶来支援。“李常杰”号见势不妙，怕遭我两舰夹击，于是急忙掉头，逃往外海。
眼见“李常杰”号仓皇逃跑，“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也无心再战，于是分别朝西北、东南方向落荒而去。但 “怒涛”号因伤势严重，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时，只见我281号艇从有利位置处全速向“怒涛”号接近，并仍以“贴身”战术靠近敌舰，接着用10条炮管一齐向“怒涛”号猛轰，致使该舰再次中弹起火，并于14时52分爆炸，沉没在羚羊礁以南海域。至此，西沙海战首战获胜！
五
一直坐镇作战部指挥的叶剑英，听到前线传来海战胜利和“怒涛”号被击沉的消息，兴奋不已，连声说： “打得好！打得好！”邓小平也捻熄手中香烟，平静地说：“我们该吃饭了吧。”接着，叶剑英迅速指示作战部马上将战况整理成简报，由他亲自签名向毛泽东报告，随后才谈笑风生地与邓小平等一起走出作战指挥部，向餐厅走去。
经报毛泽东同意，叶、邓决定扩大战果，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从此，中国海军大步走向南海，为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步伐。
“1·19”海战的胜利，是在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完全依靠我军官兵的牺牲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而取得的。因此，海战结束后南越当局极力掩饰他们的失败，并在“怒涛”号击沉当天制造了一系列骇人“新闻”，称中国海军在海战中派出了实力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并在交战中使用了“冥河式导弹”，妄图以此蒙骗世界舆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
为了狠狠教训南越侵略者，收回被其占领的我国西沙诸岛，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报毛泽东同意，叶剑英、邓小平等研究决定：继续扩大战果，立即发起登陆作战，从南越手中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19日下午，我广州军区便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这次登陆作战作出如下部署，即：由榆林要塞派出守备10团3个连队、1个两栖侦察队和部分加强分队与民兵，共计500余人，分乘海军舰艇和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出发，首先集中兵力攻打位于珊瑚、金银两岛之间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然后再向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发起进攻；最后攻取金银岛。与此同时，组织和部署海上力量随时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海军舰只。
这次登陆作战，于19日当天即部署完毕。20日上午9时35分，我登陆作战部队和民兵等，便按既定计划发起了收复三岛的登陆战！
此时，失去海军支援的南越军队，实际上已经根本无力抵抗，早已成了瓮中之鳖。因此，仅仅经过10余分钟的战斗，甘泉岛上的敌人便纷纷缴械投降了。
随后，我登陆部队和民兵开始兵分三路包抄珊瑚岛。不成想，珊瑚岛上的敌人也仅仅在我军发起冲击前抵抗了一下，待我登陆部队一占领滩头阵地，守岛敌人便即刻放弃抵抗，四处逃窜、藏身。有的躲进草丛和树林，瑟瑟发抖；有的脱掉裤子，然后用刺刀挑起白裤衩从碉堡里走出来，举手投降……而这时，占据我金银岛的南越军队也因畏惧被歼，早已随舰逃跑。因此，我军登陆作战旗开得胜，前前后后仅仅用了4个小时时间(实际战斗加起来不超过20分钟)，我军便顺利收复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并将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了三岛的最高处。
在这次中国军民誓死保卫西沙群岛的壮烈海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共取得击沉南越海军护航舰1 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其“怒涛”号舰长及以下官兵100余人的战绩。同时，在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登陆作战中，中国军队和民兵还生俘南越军队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并使美国驻南越岘港领事馆联络官科什，成了中国军民的阶下囚。
当然，为保卫西沙群岛，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英勇牺牲，另有67名参战人员受伤；同时，我389号舰也遭敌军重创。
六
西沙海战胜利后，南越当局为捞回面子，一度频繁调动飞机和军舰，准备报复。他们除了派出2艘驱逐舰开往岘港集结外，还派出6艘军舰从岘港出发向西沙群岛方向机动，同时命令这一地区的海、空军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再次向中国发出战争叫器。对此，中国政府授权中国外交部于1月20日当天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同时，中央军委命令我驻守在南海海疆的陆、海、空三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鉴于中国三军已完全进入临战状态，南越当局自感再打只能败得更惨，于是不得不于1月21日作出了“应避免下一步同中国作战”的决定，偃旗息鼓，缩回头去。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并试图通过南越驻联合国观察员阮友志，向联合国提交议案，要求安理会讨论介入西沙群岛问题。为此，我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提出强烈抗议，再次声明：西沙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神圣领土，属于“中国内政”，无需联合国讨论。最终，因中国及其他理事国的强烈反对，南越的无理要求遭到否决。
1974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将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范文鸿等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
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各国高度评价和支持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从事的正义之战，强烈谴责南越当局侵犯中国西沙群岛的强盗行径。就连美国政府也在此前后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并断然拒绝了南越当局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中国国民党当局同样强烈谴责了南越当局侵犯中国岛屿的非法行为，并在不久(1974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东海舰队抽调3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支援南海舰队”，毛泽东要求“直接通过台湾海峡”(以往20余年，中国舰队从东海到南海，需绕道走琉球群岛，入太平洋，过巴士海峡)之际，蒋介石亲自下令，破例向我海军舰队亮起“请通过”的信号。
西沙群岛保卫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全民族凝聚力。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决策、指挥的这场西沙保卫战，不仅得到世界各国的赞誉，也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它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南越当局的嚣张气焰，有效捍卫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解放军由此也积累了一定的海上作战经验，并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成功范例。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海战使共和国的领袖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南海，并逐步改变了过去“海军最重要的舰艇，几乎都部署在从未作战过的渤海舰队，而最为广阔的南海却仅靠一些轻型舰艇，甚至武装渔轮来守卫”的状况，从此不仅中国海军树立起了远离大陆作战制胜的信心，而且我国高级决策层也开始逐步调整海军部署，充实和加强我南海海域的保卫力量。从此意义上讲，西沙海战的胜利，为中国军队走向南海、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张伟
毛主席81岁高龄亲自指导西沙群岛保卫战
毛泽东一生曾指导、指挥过许多战争。他所缔造和统帅的军队，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战胜了国内外
强大敌人，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人民武装。1974年，毛泽东已81岁高龄。此时尽管他身体欠佳，自嘲快要“见马克思”了，但其头脑却依然清醒、睿智，并顽强关注着国家、民族利益及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年，在毛泽东的决策、指导下，我军在西沙海域发起了一场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的海上自卫反击战。这一战，不仅是中国海军舰艇部队第一次对外作战，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决策的最后一仗。
一
1972年2月21日，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日子，但中南海内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一天，中南海内外被装饰一新，毛泽东书房里还破例摆满鲜花。尽管昨晚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但今天却起了一个大早。理发师不仅为他修整了头发，还仔细地为他刮了脸；护士小张则特意拿出那套灰色的“毛式”中山装，小心翼翼地帮他换好……一切准备完毕，毛泽东便坐在沙发上，托起一本书，静静地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一个敌对了20余年之久的大国的总统尼克松，跨越大洋如约来到毛泽东书房。毛泽东原计划只和他谈15分钟，但一谈就是1个多小时……
毛泽东为这次会晤而感奋！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历史的新纪元！由此便可大大牵制一下中国北方大军压境的苏联，为中国营造一个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中苏两国多次出现战争一触即发的严峻态势，但一切都已平安地成为过去。“深挖洞，广积粮”和“备战备荒”，尽管耗费了中国大量人、财、物力，但却制止了一场战争，中国并没丢掉一寸国土，这已算非常难得了！
随着中美关系的好转，毛泽东可以拿出更多精力去处理其他事物。然而，作为一个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此时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然是事关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重大问题。
当时，中央军委在呈送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在中国南海地区，一些周边国家正对我国所属岛屿虎视眈眈，有的国家还先后秘密派遣人员和船只登上岛礁，进行测量、勘探和伪造领属标志……
毛泽东慢慢地吸着烟。他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不必借助任何资料，便熟知中国南海的一切。但为更加形象和直观起见，他还是招呼秘书找张中国南海的区域图来。随后他从沙发上站起身，在书房里踱起步，喃喃自语道：“要拿出点办法出来……”
不一会儿，秘书走了进来：“主席，您要的地图拿来了！”
“哦，放到桌子上吧!”毛泽东示意道。
秘书放下地图退了出去。许久，毛泽东的思绪才得以平静。接着，他走到桌前，展开地图，仔细地看了起来……
从那时起，两年时间过去了，毛泽东不断接到中央军委送来的有关南海地区局势的报告。
二
1974年1月的一天。北京寒气逼人。上午10点钟，毛泽东尚未起床。昨晚他又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此时，一份报告被小心翼翼地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份报告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签送的。报告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侵犯我国主权的事件愈演愈烈……同时，针对南越军队的入侵行径，报告提出了应当采取的对策，即通过加强巡逻及其他相应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
毛泽东起床后，看过这份报告，陷入深深的回忆和思考中……
他对西沙群岛的情况太熟悉了！对近些年来南越军队在西沙一带的动向更是了如指掌。
中国南海诸岛，共有岛、礁、沙滩200多个，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处，由宣德、永乐两个岛群和其他岛礁组成，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中，宣德群岛由永兴、赵述和石岛、东岛、北岛及南岛组成，永兴岛面积最大(约1.85平方公里)，是西沙的主岛。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银、琛航和晋卿等岛屿组成。这里，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必经之地，也是通向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重要航道。这些岛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不仅盛产海参、海龟、燕窝、海藻及其他各种鱼类，是中国的优良渔港,而且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物资源，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沙群岛和其他三大岛屿一样，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开发和经营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我国造船技术就已达到一定水平；汉武帝时，便发现了西沙和南沙两大群岛，尔后便开始在这里开发经营。宋代时，我国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船舶能横跨大洋，从此开始了对这两个群岛的有效管辖。明代时，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大航海家郑和曾率数万人“七下西洋”，并在这两大群岛上竖旗立石，一一命名。现在西沙群岛的“永乐”、“宣德”，就是那时命名的。
郑和遍历西沙群岛，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几十年。至于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那更是以后的事了。因此，“西沙自古属中国”。我国劳动人民曾世世代代在那里捕捞、创业，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践踏中华文明，使中国一度呈现出“有海无防”状态，二战前西沙曾被日、法帝国主义侵占，但战后即已归还中国。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西沙的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庄严声明，一再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西沙和其他 3 个群岛均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和立场，不仅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接受，而且得到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承认。 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材，明确写道：“……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屿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书中地图清楚标明，西沙、南沙等岛屿都是属于中国领土。
然而，南越当局却无视这些历史事实。南越政权自“越南战争”爆发不久，即50年代后期起，便在美国支持和纵容下开始对我提出领土要求，并先后派军队侵入我国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在岛上竖起所谓“主权碑”。但在我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严厉警告和世界公正舆论的压力下，南越军队不得不一度从它非法占领的甘泉、琛航、金银三岛撤了出去(只在珊瑚岛上滞留了一个排的兵力)。同时，从1959年3月17日起，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海军舰艇部队开赴西沙海域，开始对西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1973年，“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此时美国急于从越战“泥沼”中脱身。但南越当局为了拖住美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断加紧在我南海海域屡屡制造事端。据统计，至这年8月底，南越军队已悍然侵占我南沙和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同年冬，南越军舰还接连在我西沙海域野蛮撞毁我国渔船，抓捕我国渔民，并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采取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方针。1974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对南越的侵略暴行提出严正警告，重申中国对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南越当局却置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且变本加厉，并于1月15日，先后派出海军驱逐舰“陈庆瑜” 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再次侵入我西沙永乐群岛海域，继续对我从事生产作业的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船进行疯狂挑衅，并向飘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17日上午，南越军队又悍然侵占了我西沙群岛的金银岛，下午进一步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了中国国旗！南越当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即企图以在西沙群岛事实上的军事存在，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以实现其非法的领土要求。
对此，中国政府作出何种反应，对于遏制南越当局及我国周边国家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想到这些，毛泽东拿起笔，在周恩来、叶剑英呈送的报告上郑重批下两个字：“同意！”并自语道：“看来，不打一仗，不足于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恩来、剑英的意见很对！……”
毛泽东决策作出后，周恩来等军委领导立即开始制定作战方案，调动和部署兵力，一场捍卫祖国尊严和神圣领土主权的正义之战，悄然拉开帷幕……
三
面对南越军队挑衅行动的步步升级，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1月17日当天，正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南海舰队的舰艇部队，便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协同海南军区派出的武装民兵一道，进驻到西沙群岛的晋卿、琛航和广金三岛。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开始紧张忙碌起来：首先他亲自打电话给作战部，详细询问了西沙群岛情况和有无构筑工事的条件；随后又亲笔修改作战部代军委起草的、批复广州军区关于调动使用兵力的方案。
当日20时，在毛泽东委托、支持下，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西沙群岛问题会议，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作了充分估计。深夜，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5人小组，讨论和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稍后，他便与王洪文一起联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再次表示同意。
此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广州军区也迅速作出相应决定，即：在一方面“派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扫雷舰队 10大队396、389号舰和榆林基地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并派4个武装民兵排分别进驻晋卿、琛航、广金三岛”的同时，另一方面“再派猎潜艇第74大队281、282号艇驶抵西沙永兴岛附近执行支援任务；同时命令我南海舰队航空兵22团派两架飞机，在永乐群岛上空侦察巡逻，并命令军区空军再派一部分兵力进行增援。”就这样，一场捍卫祖国尊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正义之战，悄然地拉开帷幕……
为了打好这一仗，周恩来向有关各方及时传达了经毛泽东同意的政治局会议决定。19日凌晨，周恩来告诉叶剑英召集军事5人小组 (后又增加苏振华)，研究商讨西沙群岛具体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事项。随后，他又电话告诉总参谋部：“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可能打起来，因此经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等六人组成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处理西沙作战问题，由叶剑英、邓小平同志负总责。”
当日上午，叶、邓等领导小组成员即来到作战部，直接部署和指挥打击南越入侵军舰的军事行动……
这场中国海军舰艇部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同异国海军的战斗，在1974年1月19日这一天爆发了！
四
这天一清早，南越海军同以往蓄谋已久的安排一样，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和警告，派出3艘驱逐舰和 1艘护航舰，再次驶入我西沙永乐岛海域。其中，“李常杰”号驱逐舰和“怒涛”号护航舰，从广金岛以北海面向我海军舰艇部队接近；“陈庆瑜”号、“陈平重” 号两艘驱逐舰，则从羚羊礁以南的外海向我琛航、广金两岛靠近。接着他们便蛮横地对我国在此海域从事正常作业的渔民进行武装威胁，并按前几次的挑衅方式，首先向我渔船、渔民和民兵开枪开炮，再次造成我人员伤亡。
针对南越海军新的挑衅，我海军南海舰队迅速命令396、389号两艘扫雷舰进至广金岛西北海面，拦截 “李常杰”号和“怒涛”号舰；命令271、274、281和389号4艘猎潜舰进至广金岛东南海面，监视“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两舰。霎时间，西沙海域风云际会，战斗一触即发！
此时，整个战场的形势明显是敌强我弱。从装备上看，南越海军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最大的1770 吨，最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达6000多吨，同时舰上还装有127毫米以下口径的火炮50门。而我舰艇编队的4艘舰艇，最大的才570吨，比对方最小的还少80吨，小的却只有300吨，总吨位加起来仅1760吨，还不如对方最大一艘舰船的吨位大，且我方4艘舰艇仅装备有85毫米口径火炮16门，其中大部分还是双管小口径火炮。而“舰坚炮大”的南越海军，此刻正处于有利的外线阵位，我方则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因此，南越军舰并没把我军舰艇放在眼里。尽管我方几次发出严厉警告，但他们仍然不肯退却；相反，仿佛是要考验试探中国海军官兵的胆量一般，由“李常杰”号首先开足马力，大摇大摆地昂着炮首，径直向中国海军编队冲来……
面对吨位4倍于己的对手，我南海舰队396、389号扫雷舰毫不畏惧，并勇敢地迎上前去，同时再次发出严正警告，令其马上离开中国海域。
然而，“李常杰”号依仗其钢板厚实，非但不转变航向，相反却用舰首径直朝我方舰队冲撞而来，致使我 396号舰指挥台柱、左舷栏杆以及扫雷器等均遭严重损坏。接着，它又狂妄地从我军两舰中间横穿而过，驶向琛航、广金两岛附近，并放下4只橡皮艇，在我海军官兵众目睽睽之下，护送40余名南越军人抢滩登陆。其中，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还首先向我守岛民兵开枪射击，制造了蓄谋已久的新的流血事件。我守岛民兵马上奋起自卫还击，当场即毙敌1人，伤敌3人。入侵者遭到当头棒喝，不得不被迫撤退，狼狈地逃回舰上。
直接登岛受挫后，南越海军改变了战术，试图在海战中讨回便宜。这天10时22分，4艘南越军舰在占据有利外线阵位后，突然一齐向我海军编队4艘舰艇发起猛烈炮击，致使我海军舰艇在其密集的炮火下接连中弹，再次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敌我双方装备情况和战场态势，我编队指挥果断命令采用近战手段与敌厮杀。接到命令，我两个舰艇编队开始高速向目标接近：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分别攻击“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396、389号则分别攻击“李常杰”号和“怒涛”号两舰。
面对这种架势，南越海军立即远遁，并试图与我拉开距离，以发挥其远程火炮的威力。但我海军舰艇紧紧咬住南越军舰不放，开足马力，穷追不舍，不一会儿我海军舰艇便与南越舰艇“船舷相接”了。接着，只见我射速极快的小口径火炮，“嗒嗒嗒”地一齐吼叫起来……
经过13分钟激战，南越海军的阵脚被完全打乱了。“陈庆瑜”号作为南越海军指挥舰，虽几次试图以炮火优势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但我271、274号艇却认准目标不放松，利用敌舰火力死角，集中攻击其主炮，很快便击中了其加强台和指挥通信设施，造成该舰通信中断，指挥失灵，舰上军旗也被打落海中，并被迫拖着滚滚浓烟仓皇远逃。
交战中，尽管总体来说我方还谈不上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战略战术原则，在这里却得到了灵活的运用和发挥。
就在271、274号艇集中火力进攻敌指挥舰“陈庆瑜”号的同时，我396、389号舰也正贴近“李常杰”号进行集中近射，只见敌舰舰面上频频爆炸，甲板上多处起火……就在这时，南越海军“怒涛”号却趁机向389、396号舰偷袭而来。紧急时刻，我两艘扫雷舰立即调转炮口，对准其要害部位一阵急射，一连串的炮弹落到敌人的舱面上、弹药舱，顷刻间“怒涛”号爆炸起火。
为不使受到重创的“怒涛”号逃逸，我389舰继续穷迫猛打，并向“怒涛”号逼驶而去。当389号舰在离“怒涛”号仅十余米距离时，只见战士们冲出舰舱，端起机枪和冲锋枪对准敌舰各战位一阵狂扫，同时投上去一连串的手榴弹…… 南越军舰从未见到过这种海战阵势，一时慌了手脚。但慌乱还击中，敌人的一发炮弹却落在我389号舰两部主机之间，顿时389号舰舱爆炸起火。舰上官兵一面坚持战斗，一面组织人力奋力灭火。火势最终扑灭了，但我6名战士却牺牲于烈火中，其余不少人也被严重烧伤。
389号舰遭到重伤，舰体开始倾斜，航速也明显慢下来。这时，一直在外围观望的南越“李常杰”号自以为时机已到，于是掉转船头直向我389号舰奔袭而来。此时，舰上的炮弹已经打光，舰长肖德万见状，当即命令装好仅有的深水炸弹，等敌舰靠近再予以沉重回击。恰在这时，我396号舰赶来支援。“李常杰”号见势不妙，怕遭我两舰夹击，于是急忙掉头，逃往外海。
眼见“李常杰”号仓皇逃跑，“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也无心再战，于是分别朝西北、东南方向落荒而去。但 “怒涛”号因伤势严重，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时，只见我281号艇从有利位置处全速向“怒涛”号接近，并仍以“贴身”战术靠近敌舰，接着用10条炮管一齐向“怒涛”号猛轰，致使该舰再次中弹起火，并于14时52分爆炸，沉没在羚羊礁以南海域。至此，西沙海战首战获胜！
五
一直坐镇作战部指挥的叶剑英，听到前线传来海战胜利和“怒涛”号被击沉的消息，兴奋不已，连声说： “打得好！打得好！”邓小平也捻熄手中香烟，平静地说：“我们该吃饭了吧。”接着，叶剑英迅速指示作战部马上将战况整理成简报，由他亲自签名向毛泽东报告，随后才谈笑风生地与邓小平等一起走出作战指挥部，向餐厅走去。
经报毛泽东同意，叶、邓决定扩大战果，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从此，中国海军大步走向南海，为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步伐。
“1·19”海战的胜利，是在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完全依靠我军官兵的牺牲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而取得的。因此，海战结束后南越当局极力掩饰他们的失败，并在“怒涛”号击沉当天制造了一系列骇人“新闻”，称中国海军在海战中派出了实力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并在交战中使用了“冥河式导弹”，妄图以此蒙骗世界舆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
为了狠狠教训南越侵略者，收回被其占领的我国西沙诸岛，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报毛泽东同意，叶剑英、邓小平等研究决定：继续扩大战果，立即发起登陆作战，从南越手中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19日下午，我广州军区便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这次登陆作战作出如下部署，即：由榆林要塞派出守备10团3个连队、1个两栖侦察队和部分加强分队与民兵，共计500余人，分乘海军舰艇和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出发，首先集中兵力攻打位于珊瑚、金银两岛之间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然后再向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发起进攻；最后攻取金银岛。与此同时，组织和部署海上力量随时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海军舰只。
这次登陆作战，于19日当天即部署完毕。20日上午9时35分，我登陆作战部队和民兵等，便按既定计划发起了收复三岛的登陆战！
此时，失去海军支援的南越军队，实际上已经根本无力抵抗，早已成了瓮中之鳖。因此，仅仅经过10余分钟的战斗，甘泉岛上的敌人便纷纷缴械投降了。
随后，我登陆部队和民兵开始兵分三路包抄珊瑚岛。不成想，珊瑚岛上的敌人也仅仅在我军发起冲击前抵抗了一下，待我登陆部队一占领滩头阵地，守岛敌人便即刻放弃抵抗，四处逃窜、藏身。有的躲进草丛和树林，瑟瑟发抖；有的脱掉裤子，然后用刺刀挑起白裤衩从碉堡里走出来，举手投降……而这时，占据我金银岛的南越军队也因畏惧被歼，早已随舰逃跑。因此，我军登陆作战旗开得胜，前前后后仅仅用了4个小时时间(实际战斗加起来不超过20分钟)，我军便顺利收复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并将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了三岛的最高处。
在这次中国军民誓死保卫西沙群岛的壮烈海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共取得击沉南越海军护航舰1 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其“怒涛”号舰长及以下官兵100余人的战绩。同时，在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登陆作战中，中国军队和民兵还生俘南越军队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并使美国驻南越岘港领事馆联络官科什，成了中国军民的阶下囚。
当然，为保卫西沙群岛，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英勇牺牲，另有67名参战人员受伤；同时，我389号舰也遭敌军重创。
六
西沙海战胜利后，南越当局为捞回面子，一度频繁调动飞机和军舰，准备报复。他们除了派出2艘驱逐舰开往岘港集结外，还派出6艘军舰从岘港出发向西沙群岛方向机动，同时命令这一地区的海、空军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再次向中国发出战争叫器。对此，中国政府授权中国外交部于1月20日当天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同时，中央军委命令我驻守在南海海疆的陆、海、空三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鉴于中国三军已完全进入临战状态，南越当局自感再打只能败得更惨，于是不得不于1月21日作出了“应避免下一步同中国作战”的决定，偃旗息鼓，缩回头去。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并试图通过南越驻联合国观察员阮友志，向联合国提交议案，要求安理会讨论介入西沙群岛问题。为此，我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提出强烈抗议，再次声明：西沙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神圣领土，属于“中国内政”，无需联合国讨论。最终，因中国及其他理事国的强烈反对，南越的无理要求遭到否决。
1974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将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范文鸿等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
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各国高度评价和支持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从事的正义之战，强烈谴责南越当局侵犯中国西沙群岛的强盗行径。就连美国政府也在此前后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并断然拒绝了南越当局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中国国民党当局同样强烈谴责了南越当局侵犯中国岛屿的非法行为，并在不久(1974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东海舰队抽调3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支援南海舰队”，毛泽东要求“直接通过台湾海峡”(以往20余年，中国舰队从东海到南海，需绕道走琉球群岛，入太平洋，过巴士海峡)之际，蒋介石亲自下令，破例向我海军舰队亮起“请通过”的信号。
西沙群岛保卫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全民族凝聚力。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决策、指挥的这场西沙保卫战，不仅得到世界各国的赞誉，也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它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南越当局的嚣张气焰，有效捍卫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解放军由此也积累了一定的海上作战经验，并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成功范例。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海战使共和国的领袖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南海，并逐步改变了过去“海军最重要的舰艇，几乎都部署在从未作战过的渤海舰队，而最为广阔的南海却仅靠一些轻型舰艇，甚至武装渔轮来守卫”的状况，从此不仅中国海军树立起了远离大陆作战制胜的信心，而且我国高级决策层也开始逐步调整海军部署，充实和加强我南海海域的保卫力量。从此意义上讲，西沙海战的胜利，为中国军队走向南海、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想了解日本人吗？ 必须先了解这6个神秘数字
想了解日本人吗？ 必须先了解这6个神秘数字
中国经济网 2009-08-20 09:31:46
本文来自8月19日英国《泰晤士报》网站，原文作者是Leo Lewis，中国经济网现编译如下，仅供参考。
日本人对数字有着特殊的偏爱。销售速食面的厂商能够准确地说出竞争对手所销售面条的长度，而制造衣服的厂商则能够准确地说出日本女中学生的平均三围数字。日本人对数字的精确程度已经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因此随着本月30日大选的日益临近，日本的党派领袖们都忙于查看各种统计调查以便及时调整竞选策略。本来许多人只是想粗略地看一眼，最后却不得不查看完所有数据——因为每一项数据似乎都非常重要也非常精确。例如：出生率、自杀率、离婚率，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具体数字，最近几年和几个月的日本经济增长率等 ——项目繁杂不一而足。
不过，尽管日本的统计数据项目繁多，但有六个重要的数据必须了解。下面这六个数字对于认识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数字一：21066。这是成立于上个世纪目前仍在正常运营的公司数目。这个数字有助于你了解日本的公司文化、管理方式和对改革与变化的特殊情愫。日本人对于“长久”似乎有着特别的偏好，历史越悠久的公司越容易得到大众的信赖。
数字二：1。这是上周日本民用工程技术比赛时参与该活动大学生的死亡数目。一名参赛的大学生从自己研制的水泥轻舟上落水溺亡。虽然过去几年里日本技术在国际上的声望有所下降，但是日本人追求新技术的热情并没有丝毫下降。
数字三：49。这是上周因虐杀亲生母亲而被逮捕的Yo Onaga的年龄。他解释说，杀死自己76岁亲生母亲的事由是因为她藏起了电视机遥控器，使他无法收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这个事件可以看作是日本人心理脆弱的象征，许多日本人并不象表面上那么理性和坚强。
数字四：15。这是上周在京都八王子市处理我开车超速时出现的警察数目。四名警察用车载雷达跟踪测量速度，两名警察开车将我围堵到路边，另外两名警察将我引领到事故处理等候区，后来又来了4名女警察检查我的驾驶执照和护照，最后又来了两名警察用计算机连网检查我的犯罪记录。最后，一位高级警官对我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耐心和配合表示感谢，并警告我以后不可以超速。这是日本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的典型表现。反对党领袖Yukio Hatoyama承诺当选后将对日本官僚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第五个数字：1200。这是北京每天新车上路的数目。中国拥有全球增长最快的汽车销售市场但是同时也拥有全球最堵的道路交通。作为拥有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日本则很少看到堵车现象。
第六个数字：24。这是日本一次性棉质餐具在最终销毁前循环的次数。这是日本人爱好清洁但同时又节俭环保的象征。日本虽然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但是日本人很少浪费(本文来自《泰晤士报》，编译时有删节)。
中国经济网 2009-08-20 09:31:46
本文来自8月19日英国《泰晤士报》网站，原文作者是Leo Lewis，中国经济网现编译如下，仅供参考。
日本人对数字有着特殊的偏爱。销售速食面的厂商能够准确地说出竞争对手所销售面条的长度，而制造衣服的厂商则能够准确地说出日本女中学生的平均三围数字。日本人对数字的精确程度已经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因此随着本月30日大选的日益临近，日本的党派领袖们都忙于查看各种统计调查以便及时调整竞选策略。本来许多人只是想粗略地看一眼，最后却不得不查看完所有数据——因为每一项数据似乎都非常重要也非常精确。例如：出生率、自杀率、离婚率，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具体数字，最近几年和几个月的日本经济增长率等 ——项目繁杂不一而足。
不过，尽管日本的统计数据项目繁多，但有六个重要的数据必须了解。下面这六个数字对于认识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数字一：21066。这是成立于上个世纪目前仍在正常运营的公司数目。这个数字有助于你了解日本的公司文化、管理方式和对改革与变化的特殊情愫。日本人对于“长久”似乎有着特别的偏好，历史越悠久的公司越容易得到大众的信赖。
数字二：1。这是上周日本民用工程技术比赛时参与该活动大学生的死亡数目。一名参赛的大学生从自己研制的水泥轻舟上落水溺亡。虽然过去几年里日本技术在国际上的声望有所下降，但是日本人追求新技术的热情并没有丝毫下降。
数字三：49。这是上周因虐杀亲生母亲而被逮捕的Yo Onaga的年龄。他解释说，杀死自己76岁亲生母亲的事由是因为她藏起了电视机遥控器，使他无法收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这个事件可以看作是日本人心理脆弱的象征，许多日本人并不象表面上那么理性和坚强。
数字四：15。这是上周在京都八王子市处理我开车超速时出现的警察数目。四名警察用车载雷达跟踪测量速度，两名警察开车将我围堵到路边，另外两名警察将我引领到事故处理等候区，后来又来了4名女警察检查我的驾驶执照和护照，最后又来了两名警察用计算机连网检查我的犯罪记录。最后，一位高级警官对我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耐心和配合表示感谢，并警告我以后不可以超速。这是日本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的典型表现。反对党领袖Yukio Hatoyama承诺当选后将对日本官僚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第五个数字：1200。这是北京每天新车上路的数目。中国拥有全球增长最快的汽车销售市场但是同时也拥有全球最堵的道路交通。作为拥有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日本则很少看到堵车现象。
第六个数字：24。这是日本一次性棉质餐具在最终销毁前循环的次数。这是日本人爱好清洁但同时又节俭环保的象征。日本虽然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但是日本人很少浪费(本文来自《泰晤士报》，编译时有删节)。
一份旧贴掀起轩然大波 印度称中国借刀杀人
一份旧贴掀起轩然大波 印度称中国借刀杀人
国际先驱导报 2009-08-20 09:00:21
一张旧帖被印媒以讹传讹化作中国官方授意的“分裂言论”，这背后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民间的敌视情绪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这位名为“akaaaa”的中国网友也许没想到，自己在网上转载的一篇旧贴竟在印度掀起巨大风波。发表在民间机构中国战略网上的这篇帖子被印度媒体视为 “中国当局授意”“企图分裂印度”，紧盯着中国网民舆论的周边国家的神经正在变得紧张。
一张旧帖的变异
8月8日，一位署名为“akaaaa”的网友把一篇名为《中国在南亚的战略：以孟加拉为基点耗死印度》帖子转载到中国战略网论坛上。第二天，紧盯着中国网站的印度学者以此发表文章《中国战略家建议中国应该分裂印度》。起初，在印度智库网站“南亚研究中心”上，印度学者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直到8月12日，印度《经济时报》以“中国战略家说分裂印度”为题对此进行报道才引起印度国内轰动。
《经济时报》称发表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属的中国战略网上的文章说，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整个亚洲的进步，应联手印度境内的阿萨姆人、泰米尔人和克什米尔人，支持他们建立各自的民族国家，实现分裂印度的目标。
《经济时报》称中国的对印政策是“借刀杀人”。报道还采访了印度战略智库钦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加恩，他说：“没有中国当局的同意，这篇文章不可能发表。”
但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并不属实，中国战略网并非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属，该网站主编康灵毅对《国际先驱导报》说，网站是一家民间机构，网帖是网友自发的转帖，不代表网站观点。
事件扩大化后，康灵毅立即向印度驻华使馆发表声明称：“我们对印度非盈利性战略智库钦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加恩及印度《经济时报》，未经证实即发表相关言论和文章表示惊讶和不解，同时也对该文可能对中印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深感忧虑。”
康表示，其实这种帖子在两国都很常见，但掌握话语权的印度媒体和学者在没有任何核实的情况下，便对此报道并发表评论显然不合时宜。实际上，这篇帖子最早在2006年1月就曾出现，原帖名为《新世纪面对印度崛起，中国对南亚大陆合纵连横之孟加拉》，文章中作者用了各种带有个人语气的话，但经过网络的不断转载，一些语气词都被删除。
双方网民常爆口水战
媒体误报以前就曾发生，今年1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在曼德海峡迫使印度‘基洛’级潜艇浮出海面”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但事后证明这是一条网络杜撰的新闻。而印度海军官员却称，这是中国海军对印度的一次心理战。
而最近中印边界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由于印度的举动屡屡激怒中国网民，7月，印度驻华大使首次与中国网民在线对话称“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大有平息网民愤怒之意。
除了中印边界，南海问题也是近年的焦点，中国网民的举动也屡屡被南海周边国家关注。去年，由于越南屡次三番挑衅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引起一些中国网民愤怒。一时间，数个网站上出现了网民为泄愤而炮制的所谓“进攻越南计划”，竟引起越南的高度重视，数家媒体和电台纷纷报道。
近日，又有越南媒体称国际法从未承认中国对南海的历史主权，这再度引起网民的愤怒。除了充斥对越南的愤怒，不少网友出谋划策，有人认为应该直接收编越南。
中国著名军事专家戴旭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中国对待南海和边疆问题上有官方的立场，也有民间的立场，互联网是民意的体现。了解对方民意并非坏事，但媒体不应被这些纷纷扰扰的“网络新闻”而左右，给双方民间情绪的怒火添油加醋。
国际先驱导报 2009-08-20 09:00:21
一张旧帖被印媒以讹传讹化作中国官方授意的“分裂言论”，这背后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民间的敌视情绪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这位名为“akaaaa”的中国网友也许没想到，自己在网上转载的一篇旧贴竟在印度掀起巨大风波。发表在民间机构中国战略网上的这篇帖子被印度媒体视为 “中国当局授意”“企图分裂印度”，紧盯着中国网民舆论的周边国家的神经正在变得紧张。
一张旧帖的变异
8月8日，一位署名为“akaaaa”的网友把一篇名为《中国在南亚的战略：以孟加拉为基点耗死印度》帖子转载到中国战略网论坛上。第二天，紧盯着中国网站的印度学者以此发表文章《中国战略家建议中国应该分裂印度》。起初，在印度智库网站“南亚研究中心”上，印度学者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直到8月12日，印度《经济时报》以“中国战略家说分裂印度”为题对此进行报道才引起印度国内轰动。
《经济时报》称发表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属的中国战略网上的文章说，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整个亚洲的进步，应联手印度境内的阿萨姆人、泰米尔人和克什米尔人，支持他们建立各自的民族国家，实现分裂印度的目标。
《经济时报》称中国的对印政策是“借刀杀人”。报道还采访了印度战略智库钦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加恩，他说：“没有中国当局的同意，这篇文章不可能发表。”
但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并不属实，中国战略网并非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属，该网站主编康灵毅对《国际先驱导报》说，网站是一家民间机构，网帖是网友自发的转帖，不代表网站观点。
事件扩大化后，康灵毅立即向印度驻华使馆发表声明称：“我们对印度非盈利性战略智库钦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加恩及印度《经济时报》，未经证实即发表相关言论和文章表示惊讶和不解，同时也对该文可能对中印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深感忧虑。”
康表示，其实这种帖子在两国都很常见，但掌握话语权的印度媒体和学者在没有任何核实的情况下，便对此报道并发表评论显然不合时宜。实际上，这篇帖子最早在2006年1月就曾出现，原帖名为《新世纪面对印度崛起，中国对南亚大陆合纵连横之孟加拉》，文章中作者用了各种带有个人语气的话，但经过网络的不断转载，一些语气词都被删除。
双方网民常爆口水战
媒体误报以前就曾发生，今年1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在曼德海峡迫使印度‘基洛’级潜艇浮出海面”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但事后证明这是一条网络杜撰的新闻。而印度海军官员却称，这是中国海军对印度的一次心理战。
而最近中印边界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由于印度的举动屡屡激怒中国网民，7月，印度驻华大使首次与中国网民在线对话称“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大有平息网民愤怒之意。
除了中印边界，南海问题也是近年的焦点，中国网民的举动也屡屡被南海周边国家关注。去年，由于越南屡次三番挑衅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引起一些中国网民愤怒。一时间，数个网站上出现了网民为泄愤而炮制的所谓“进攻越南计划”，竟引起越南的高度重视，数家媒体和电台纷纷报道。
近日，又有越南媒体称国际法从未承认中国对南海的历史主权，这再度引起网民的愤怒。除了充斥对越南的愤怒，不少网友出谋划策，有人认为应该直接收编越南。
中国著名军事专家戴旭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中国对待南海和边疆问题上有官方的立场，也有民间的立场，互联网是民意的体现。了解对方民意并非坏事，但媒体不应被这些纷纷扰扰的“网络新闻”而左右，给双方民间情绪的怒火添油加醋。
回力鞋飞鸽车重出江湖 老国货火得一塌糊涂
回力鞋飞鸽车重出江湖 老国货火得一塌糊涂
中国周刊 2009-08-20 09:20:19
一些为人熟知的老品牌，不经意间从市场上隐退了。不过，好在记忆是可以重新拾起的，当下，它们似乎又在不经意间复苏了。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久违的回力鞋、梅花运动服、飞鸽自行车、北冰洋汽水……
然而，流行只是表象，背后充斥的却是老牌国企生存的酸楚，他们有的被假冒，有的艰难度日，有的正试图在困境中重启。
不到最后，不知道什么是品质。
能抵抗住时光的流逝，在时间中展现自己品质的，一定是流行过后依然时尚。
比如，今天，你若能从自家箱底翻出一双白色的飞跃鞋，穿在脚上，走在北京南锣鼓巷午后的石板上，背后肯定有人指着你脚上的老品牌，和朋友悄声说：“看，飞跃，这人挺文艺！”
文艺，有时候约等于时尚。
老国货成了小巷里的特色商品。中国周刊记者／高鹏 摄
胡同里流行“飞跃”
8月3日下午，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里，一对对“文艺青年”和一团团世界各地的游客穿梭在巷子深处，流连在一排排特色店里的特色物品前。
来自比利时的两名女游客，走进一间小国货店——ByeBye Disco,取下鞋架上的一双“飞跃”鞋，俯身，穿在脚上试起来。两人边试边聊着鞋子的舒适度。
其中一名女游客试到了合适的尺码，爽快地买下。另一名，因为脚小，合适的尺码暂时缺货。店主孙配配说，后天能拿到货。这名比利时女游客和店家约定，等8月23日他们从西安返京后，再来买。
女游客说，“飞跃”鞋在欧洲一些国家很流行，她们刚到北京，常住在北京的朋友就给他们介绍这家小店，她们直接跑来买“飞跃”鞋。
ByeBye Disco这家小店，是摇滚乐队“新裤子”的成员庞宽2008年奥运会前开的，专门经营各种老国货，有过去1980年代用的瓷缸、保温壶、文具盒、梅花运动服、回力鞋、飞跃鞋……都是一些一看到就能想到20年前工作、生活、学习情形的东西。
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大多数人早已习惯穿耐克、阿迪等这些名牌运动鞋，很少人会穿这样一双普通的“飞跃”运动鞋走在大街上。
然而，网络上，不知从哪个时刻开始，对“飞跃”鞋的追捧，忽然鼎盛起来。据说，这起源于四年前，法国人派特斯·巴斯坦在上海街头的一次无意发现。
当时，派特斯在上海看到一双平常无奇的飞跃鞋，独具慧眼地决定将它向海外推广。直到双方签署协议，中方代表还对这位老外报以怀疑的目光，因为在地摊上廉价到几十元一双、已淡出人们视线多年的“古董”，一位老外竟然想拿到国外卖上50多欧元(合500元人民币)。
三年后，这双鞋在欧洲火得一塌糊涂。
2008年4月，当主演过《指环王》、《加勒比海盗》的男星奥兰多·布鲁姆穿着一双飞跃鞋出现在曼哈顿的片场时，中国人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他的面孔，而是他那一双脚。布鲁姆的脚将几乎已淡出国人记忆的老品牌“飞跃”唤醒：原来，国货如此时尚。
很快，“飞跃”鞋开始被时尚圈关注。网上出现了一些“追风者”，四处寻找那双曾经除了上体育课偶尔穿穿，下课立刻换掉，平时穿就怕被同学鄙视为“老土”的“飞跃”鞋。谁也想不到，当初弃之如同敝履的“飞跃”鞋，一跃会登上时尚排行榜。
再次成名后的“飞跃”鞋，如同明星成名后往往会遭遇“绯闻”，正版和盗版之争也随之而生，“大孚”和“大博文”，谁是正版和谁是盗版，在网上也是争得满天飞。
在追捧者的心里，能买到一双正版的飞跃鞋在今天成了一种特别的意味：怀旧和时尚。而且，也阴差阳错地引起追捧“回力”鞋的热潮。
“飞跃”、“回力”这些老品牌，一经人引导，不可控制地在网上流行开，从一个个时尚的“文艺青年”心头呼啸，形成一个挥之不去的口号：支持国货。通过网站，在北京、上海、重庆、南京等各地组织小型活动，追捧者相约走上大街，展示穿在身上的国货。
这多少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在流行的趋势下，人人都自然会“喜新厌旧”。不过，在人类“喜新厌旧”的品性中，还裹挟着一种的品质：怀旧。然而，怀旧需要载体，毕竟睹物才好思人。
抵抗时光流逝的坚守
南锣鼓巷，这条聚集着北京最多“文艺青年”的巷子，已经悄然成长为一块怀旧文化和时尚扩散地的新载体，一家家新开的特色艺术、怀旧店为这里聚起了最舒服的怀旧而浪漫的气息。
有意味的是，这条巷子凝聚起来的怀旧气息，与历史相隔的距离，似乎不远也不近，大概都在二三十年间，那些从生活中消逝的物品忽然在此闪现，令人慨叹不已。
几家老国货店的开张，更为巷子注入了悠长的怀旧气息。
时间过处，总有一些事物的存在是为抵抗时光的流逝，总有些物品的存在是要唤醒人的记忆。
南锣鼓巷的老国货店就是这样的事物，老国货就是这样的物品。循着老国货的踪迹，在南锣鼓巷之前，曾经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百货商店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坐落在前门东大街附近，有一家至今仍在经营的老百货商店——大方百货商店。不仅店里的国货卖得齐全，而且一走进就会有“怀旧”的感觉。
这家曾在经济改革中，几乎面临倒闭的老百货商店，在经过改制和多年的坚持后，终于在购物商场、大型超市等大商圈的背后，形成了国货文化。在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中，北京电视台等媒体 前去采访。
店里，还是很多年前的简陋装修，也没有再装修的打算，营业面积仅100多平米，服务员依然是站在柜台里为顾客服务，柜台后面的货架上“乱七八糟”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百雀羚、郁美净，友谊牌护肤脂，淡黄色的铁制圆盒子……
隔着柜台，看见“友谊”牌护肤脂，来买东西的小翟说，就像是闻到妈妈身上的味道，一股特别温暖的馨香。小时候，他常盼着妈妈赶快用完，然后，将空盒子洗干净，铺上一层白棉花，放上几片桑叶，里面养上几条肉乎乎的蚕，揣在怀里，每天在课堂上偷偷打开，看着它结茧，破茧，变成一只飞蛾。
在店里逛，恍若时光倒流回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合作社。
经理薛红已经在大方百货商店工作了十几年，她说，百货商店改制后连续经历了几年的低潮期，几乎就要撑不下去，一直到2007年9月18日，北京电视台《身边》栏目报道了这家老百货店，彻底改变了这家老店的命运。
当时，《身边》栏目正在制作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节目，栏目的记者到店里发现这家店卖的商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物美价廉：竟然有“友谊”， “回力”鞋，“飞跃”鞋……一系列老国货品牌，节目播出后，追随国货的人蜂拥而至。连续几个月，店里的人比肩接踵，好像回到了多年前的经营状况。
薛红说，本来安排半天班的都让回来加班了，顾客多得忙不过来。“来的人，不只是中老年人，也有年轻人。中老年人来买，是怀旧；年轻人来买，是追风。”
媒体的这次报道，再次催生了大方百货商店在老百姓中的市场。尽管之前，因为前门地区的拆迁，数万名老住户迁走，流失了数万名固定的老客源，经媒体这一报道后，又有一些的客源不辞远途从京东跑过来，就是想买一些大商场里没有的老东西。
或许，这是一种消费者的依赖心理和消费习惯，使得大方这家老百货店，在崇文门的商圈包围中，依然生机勃勃，有着固定的消费群。“过大方的门，不进去看看，心里不踏实，几十年都习惯了。”薛红说，老年客户群中，好多人跟她这么说。
至今，各种国货在这家老店里依然卖得红红火火
不最流行却很时尚
在南锣鼓巷，除了庞宽开的国货店，还有一家以“南锣鼓巷”拼音简写注册的“NLGX”特色店。在灯光照射下，也有“回力”鞋和“飞跃”鞋的影子，不过，和原来的版式有所不同。
这家店是一名叫Ray的加拿大籍华人开的。在店里负责市场开发和品牌推广的何说，店里经营的“回力”鞋有经典版和限量版；飞跃鞋不是原来的版式，而是由外国人设计的“舒龙”，样式和飞跃相似，新设计了十几种款式。
到店里来买鞋子的，基本是外国人和一些二十多岁的中国人。
在北京的南锣鼓巷等地，国货已经拥有一定固定的顾客群，不过尚未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重新流行起来，毕竟，时代的变迁早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那么，流行又是什么？
有人定义说，流行表现的是文化与习惯的传播。所谓的“流行”都是有源头的，比如一些不合时宜的新兴事物，经过某些特殊的途径引起大家注意，后来很多人开始关注它，使用它，了解它。
所以，“流行”是一个很广义的词，它可以改变现在的生活习惯。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就是出现——流行——发展——普及的过程。
时尚界人士曾分析说，在流行的趋势中，一般会有两种人：一种是带动和改变流行的人；二是在后面永远吃灰的，跟在人屁股后面走。
经过时间、社会消费者的心理变化，一些旧的商品会在一部分能带动和改变流行的人群中盛行，因为追风，一时会成为小众的“时尚”。
流行的不一定时尚，时尚也不等于“流行”。那么，什么是时尚？
有人定义说，时尚就是短时间里一些人所崇尚的生活。在特定的时段内率先由少数人实验、预认为后来将为社会大众所崇尚和仿效的生活样式，包括吃、穿、住、行。当然，时尚又区别于流行，时尚可以流行，但是范围比较有限，如果广为流行，还能算时尚吗？
追求时尚是一门“艺术”。
正因为此，飞跃鞋、回力鞋、梅花牌运动衣、北冰洋汽水等这些老国货，曾经在国人日常的生活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媒体或其他的意外“推力”，再次唤醒了一些人的怀旧情节。
时尚也在轮回
南锣鼓巷凝聚起的国货新文化，让来自各地的游客会不由得驻足唏嘘，唏嘘时光的流逝。
8月3日，从武汉来北京的马女士，带着女儿刘郦萱刚参加完《星光大道》的舞蹈比赛，顺脚就逛到了南锣鼓巷里庞宽开的这家国货小店。
店面不大，各式老国货却琳琅满目，街上很稀罕的老牌梅花运动服也整齐地挂在架子上，熟悉的字样，熟悉的款式，曾经在运动场上的流行和时尚又闪回到眼前。
马女士一进门就欣喜不断，这些东西以前她基本上都见过，很熟悉。“这个白色的飞跃鞋，上学时，上体育课穿，那时还老用粉笔去刷，增白。”马女士牵着女儿仔细地看着，并告诉好奇的女儿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你看，这个是文具盒，我小时候用过。”生于1977年的马女士，曾在1980年代上学时用过这种窄窄的文具盒，盖子里面整齐地印着一排排乘法口诀。她问女儿：“好看吗？”
7岁的刘郦萱瞥了一眼，丝毫看不上眼：“难看死了！”
扮过美人鱼的女儿刘郦萱，忽然对一条上世纪80年代常放在家里鱼缸里的塑料小金鱼感起兴趣，爱不释手，非要妈妈花10块钱买给自己。“不贵，不贵嘛！妈妈买嘛！”
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美好记忆，有些美好记忆却会轮回着美好。时尚也在轮回，也在循环更替。时尚界常说，追求时尚不在于被动的追随，在于理智而熟练的驾驭。一些追求时尚的青年，通过网络搜寻着自己心中的“时尚元素”——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时尚。
在豆瓣网、淘宝网上，追寻国货的年轻人，像一股潜流在网络上涌动。“上海哪儿能买到正版的飞跃鞋？”“西安哪儿能买到梅花运动服？”“北京哪儿能买到回力鞋？”……还有“海魂衫”小组，“国货回潮”小组，张贴着“各种国货”的图片，讨论着国货的品质，在每个讨论小组里，都有数千名的“发烧友”参与，一些 “发烧友”还组织活动，走上街头集体展示自己的国货……
在北京王府井，天元利生体育商厦三层有一家回力鞋专柜。8月1日，带着儿子和媳妇前去买回力鞋的林先生发现，之前购买的一双高帮回力篮球鞋，这次涨了20多元钱。他还想买另一款老式回力鞋，断货。售货员提醒说：“那款已经不产了，你家里要有就别穿，收藏。”
据说，现在，有很多人正在回收，收藏这些鞋。
在追捧国货的人群里，70后、80后占了很大一部分。有网友说，看到这些鞋子，就能想起自己的少年或者是学生时代。
他们不愿遗忘过去的这些美好，或许也是不愿过早地与过去告别。
梳着短发的孙配配坐在南锣鼓巷的国货小店里，喝着汽水，说她以前做过杂志，2008年开店卖国货。之前，她一直就对国货很感兴趣，收集了很多，一般剩到最后一件，她就不卖了，自己留着。
这一段，网上流行起年轻人对国货的追捧。孙配配说，他们太晚了，她自己喜欢已经很久了。现在她家店里卖的国货，可能是在全国都是最全的。比如，有一款回力鞋厂家已经不生产了，只供给她一家，或许，只能在她这里能买得到。
孙配配不只是在卖国货，更是深爱着国货。从南锣鼓巷走出来，或许，很多人不经意间已爱上了老国货。
梅花运动服：往事如烟
“梅花”，这个中国曾经最辉煌的运动装品牌，如今在靠复古和怀旧维持概念上的生存。像许多同时代企业一样，它衰落了，复兴之路遥遥无期。尽管它的老员工和许多年轻人都对它怀有一种情结。
中国周刊记者 冯翔 天津报道
天津市南开区南泥湾路6号是个广泛的概念。从最东头的“一把拉牛肉面”到最西头的“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之间，有数百米的距离，两头都挂着一模一样的路牌。这段路上有不下三十家从事电缆、汽修到浴池、饭店之类赁屋而居的店铺，但与服装相关的仅此一家——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经销服务部。探访者的第一站往往都是这里。
“北京的，上海的，还有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都来我这儿买走几件衣服。”54岁的经理于三羊站在柜台前，一手掂起一条蔚蓝色运动裤。“穆铁柱穿的是150的。当时他来我们厂量型号做衣服，老师傅站凳子够不着他。”
库存的辉煌年代
于三羊1972年进厂，没几年就被调去搞销售直到今天。他不仅在电视上目睹过许海峰穿着“梅花”接受中国人的第一块奥运金牌、李宁穿着“梅花”成为体操王子的全过程，更从中得到诸多物质和精神上的优越地位。
“你们北京王府井那儿有个利生体育用品商店知道吧？当年那个经理姓胡，来我们厂想进货没进着，当时就哭了。我们往沈阳发一车皮货，三天就卖光啦！当时年轻人能买得起这个背心的，都反着穿，故意把‘梅花’的商标露在外面。我们厂的人，进国家体委都平。订货，送货，给运动员量衣服，捎带着上北京玩一圈，那都常事儿。”
1984年奥运会前后的十年是“梅花”最辉煌的年代。针织运动衣厂全厂职工达到一千五百多人，年产值一个亿，全厂60%的工人都分到了房子。工厂每年年初开订货会，跟全国各地的体委、百货商店签销售合同，只写“三至五月份交货”，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厂方手中。而销售科成为全厂最炙手可热的部门。
“我们想啥时候给他们都行。但早给晚给，对他们是不一样的。”回想起当时担任销售科成品库负责人的日子，于三羊搓搓右手的三个手指，“那时候也兴这个。”不过，他立即声明，自己只吃了些饭，钱是不敢要的。“那时候(受贿)五千块钱就够枪毙。”
今天，他的经销服务部只剩下一些断码的蓝背心、蓝长裤和女式红色运动服。翻开一件衣服的衣角，生产日期还标着：1981年。这些都是当年生产的库存。服务部也从最初的十几个人，一步步缩减到今天的于三羊自己。同在厂里做电工、如今已经退休的妻子帮他看着店。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厂就没有再生产过“梅花”。这些断码的库存，已是当年辉煌年代的最后一点影子。
各自为战的“梅花”人
从针织运动衣厂的大门进去，作为一个陌生人你不会受到任何阻碍。尽管门卫室里坐着两个保安，还挂着一块“天津市公安局经济民警总队运动衣小队”的牌子。他们或许把你看做来洽谈生意的客户，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搞不懂你的身份。这个占地120亩的大院已经有三分之二租出去，分属于数十个独立法人单位，从一个纺织厂变成了一个企业“园区”。
径直往右走，是一栋四层小办公楼，装饰程度和这个厂的辉煌年月一起凝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党委、厂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等管理机构一个不缺，都在这里办公。按照办公室主任刘玉的说法，这个厂依然在正常运营，年产值依然是一个亿。她不能否认的是，现存的四百多工人还在自费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她们这些管理人员的月薪来源是工厂土地和房屋的租金。
“我们厂……当年改革的时候不是很彻底，产权不是很明确。”这位在厂里工作超过30年的女性回忆起她当年进厂时的心情，用的形容词是“荣耀”。
绕过办公楼对面的大花坛，与它遥遥相对的也是一栋四层楼，但大得多。当年，这楼的二三四层都是仓库，现在已经空了。一楼是销售科，现在分属于不同的名头： “天津针织运动衣厂梅花经营部”、“腾飞服装公司”，以及一家画有梅花标志的“仕嘉服装公司”；这楼的邻居是一栋白色的狭长建筑物，你一侧头就能看到醒目的门牌：“梅花公司”。再往前，还有几家。
这些“梅花”的掌门人，大都是原针织运动衣厂的员工。十几年来，他们就靠在这一行浸淫多年的经验，以各自为战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生存。刘玉说的一个亿，实际是他们各自的产值相加之和。
每一个“梅花”都是一个自行设计制作服装的经营主体，或在厂里租房生产，或在外有加工点。他们多数都通过厂里的授权而获得“梅花”商标的使用权。但真正使用“梅花”商标的，寥寥无几。
“去年我给水立方做文化衫，人家根本不允许我们打‘梅花’,要求必须打他们的商标。”吴春博——当年的技术科设计员——现在的“腾飞公司” 法人代表说，客户们看中的是性价比，几乎没有冲着“梅花”商标来的，后来他干脆就把商标省了。因为打“梅花”的商标，按协议还要支付厂里一笔使用费。他的 “梅花”授权书去年到期了，一直没有续签。
和另外几家公司一样，吴春博也不知道有个“豆瓣网”，更不知道那儿有个“梅花小组”，一千多“组员”还在追捧他当年为之付出汗水的那个品牌。但他仍能经常遇到一些从北京、上海来的年轻人，上门要买几套“许海峰穿的运动服”。他的回答跟他的邻居“梅花经营部”一样：没有。
因为靠大门最近，又有“梅花经营部”的牌子，这家仍在使用一台木壳空调的小公司遇到的“梅花”追捧者是最多的。对拒绝他们的理由，连只待了5年的雇工冯深谊都能谈得头头是道。
“技术上没啥大问题，我们都能做。可那些小孩都是三两套的买，我们印染服装都是成批成批的，最少五百套。哪能给他们单蹦儿零儿做？要是做五百套放屋里等他们来买，就等于积压了资金。做一批出来运北京卖去？人家那边有假冒的。打假？咱没那个心气，也没那个能耐。”
与此相反，一些对“梅花”有感情的老员工居然对假货抱有一种感恩般的心情。前些年有人提议出去“打假”，于三羊给拦住了。理由是：“要是没有人家假货，你这个牌子早就让全国人民给忘了。咱得感谢人家。”
说 “梅花”已经停止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确切的。十几年来，它一直出现在天津一些中小学生和工人的衣领上。于三羊的“经销服务部”和“梅花经营部”主要的生意来源就是做校服、工作服。当年令他们得到诸多优越感的销售渠道，现在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饭碗。几年来一直在“梅花经营部”订做服装的客户之一是：天津市老年自行车队。
2009年6月20日，天津市老品牌协会公布了包括狗不理包子、鸵鸟墨水等113个被授予“津门老字号”的企业名单。会长杭天增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梅花牌”不在其中
与李宁的缘分何以至此？
其实，尽管是通过招标而成为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参赛服装，梅花牌也远非完美无憾。即使在最辉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它也被同行业公认为“傻大粗”。
“我们厂的产品特点就是真材实料，款式、样式不如青岛的‘蓝天牌’、上海的新、漂亮。”当年的技术科长杨秀珍说，当时的中国运动装市场被“梅花”在内的三家国有工厂垄断，另外两家分别在青岛、上海。业内形容为“上青天”。“天”排在最后。
款式陈旧的原因，也许与当年“梅花厂”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关：中层干部不调入，也不调出。“领导觉得，自己提拔的人用着顺手”。杨秀珍一直当了14年技术科长，从“梅花”的最辉煌时期一直到它停产。
这样的真相，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而被彻底戳穿。在战斗开始之前，结果就已经决定了。
借助迈克尔·乔丹率领公牛队夺取NBA三连冠的威力，耐克的运动服装以篮球鞋为开路先锋，开始肆意吞食此前被“上青天”瓜分的的中国市场。而阿迪达斯这个耐克的老对手则步步跟进。二者竞争的手段之一，便是赞助中国运动员。
几位“梅花”老员工回忆：1987年在广东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梅花牌拿出一百多万元赞助全国所有参赛运动员的服装，即便梅花当时如日中天，也很吃力。而耐克和阿迪达斯不仅免费提供服装，还一掷千金赞助其训练、生活费用。这种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赞助手段，在当时却给包括梅花牌在内的国产老品牌以沉重打击。没几年，“全国的运动员穿的都是耐克、阿迪了”。
在“外国侵略军”面前惊慌失措的梅花，在国内又遇到了一个强悍的新对手——李宁。
这位穿着梅花牌运动服一次领取6个世界冠军的体操运动员，1988年在汉城奥运会上失手，随即宣布退役，投入商界。当时媒体形容他“一屁股坐在汉城便改写了人生”。但是，无人知道他对那套曾见证他辉煌的“梅花牌”运动服，究竟怀着怎样的感情。
刘玉证实了许多“梅花”老员工口中的说法：李宁退役后，首先来找针织运动衣厂谈判，想利用它的生产能力代工。条件是：取消“梅花”品牌，全力生产“李宁”。厂方拒绝了。
没过多久，李宁就用实际行动改变了自己与“梅花”的关系。1991年，他挖走了“梅花”的厂长。
李宁公司的CEO张志勇曾有如下回忆：“当时我们一家运动服装公司的总经理叫李纪铎，原来他是天津梅花厂的厂长，梅花厂当时是中国做体育的一个领先的国有企业，李宁把他请去做旗下运动服装公司的总经理。上世纪90年代，运动公司的营业额比鞋业公司都要大，按生意贡献他是第一位的。”
关于李纪铎出走的原因，厂内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是当时经营效益下滑，上级主管部门决定撤换李纪铎，让他改任党委书记，他愤而出走。“其实真不怪他，是当时形势不好。”几位老员工感叹，他们的老厂长其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如果李纪铎一直当厂长当下去，梅花这个品牌没准现在还存在。”
另一种原因则是肯定的：丰厚的报酬。
一位老员工回忆后来去广东三水的李宁服装公司考察时，看到的排场：“老大老大的办公室，真皮的老板椅，红木的大书桌。他(李纪铎)就在那儿坐着办公。后来听说，李宁一年给他的光奖金就10万，不算工资。在广东、北京、天津都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厂长出走，引起整个“梅花厂”的剧烈震荡。当时，全针织运动衣厂工资最高的是一位姓胡的八级钳工，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元，并因省吃俭用成为全厂第一个“万元户”，这个纪录在厂内外传了好久。而作为厂长，李纪铎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出走后，仅平均每个月的奖金就将近原工资的一百倍。“当时李宁从香港请的设计师，年薪就是十几万元。”曾任“梅花厂”最后一任技术科长的何光莹说。
这一挖墙脚举动立竿见影。1992年，经过李纪铎的牵线，梅花厂很快同意：为李宁设计并贴牌生产一批服装。
当年负责设计这套服装的人，便是吴春博。他记得很清楚，那套白绿相间的运动服，是用68块布料拼起来的。“梅花”以每套58元卖给李宁，摆到李宁专卖店橱窗里的价格是300多元。
结果，为李宁设计服装，却成为吴春博离开设计员岗位的导火索。
“我干了一个月，剪的硬纸模板堆起来都到腰上了。结果你猜怎么着？那月总共给我开了40块。我平时一个月也能挣五六十，还不如不干呢！我去找领导，领导说话就跟说相声似的：你是干了活了，可咱们厂扫地的，看门的也干了呀。”
一气之下，吴春博离开了技术科，去了当时工厂的“第三产业”之一——腾飞公司，并凭借技术成为其负责人。他和杨秀珍有一个共同点：当时都有南方的私人企业高薪聘请，他们没去，并至今为此惘然。
“咱就合计着，咱是国有企业的人，怎么也不能走啊。”因为给李宁设计过服装而自得的他承认，“咱这脑袋就是不活。当初李纪铎走的时候，全厂就一个跟他去的，后来不少人都后悔了。”
李纪铎如今已经退休，又回到天津居住。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可见一斑。
“梅花”还能再开吗
“其实，梅花这个牌子没倒。老百姓还是认。”这是老“梅花”人的共同看法。只是对于如何“复兴”梅花，他们有不同的理解。
刘玉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资金。”吴春博则明确地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市场推广，如何让“梅花”变成一个正常生产、正常销售的服装品牌，而非靠复古和怀旧维持概念上的生存。“靠小青年玩酷，能行么？”
另外一点与此相关的真相是：即使靠怀旧，“梅花”也难以为继。当年的老运动服库存已经基本没有了。虽然1994年起，“梅花”就已经停产，但仍保有大批库存。1996年起，当时的天津市纺织局指派另一个国有企业“东亚毛纺厂”接管“梅花”，两年时间，三层楼的仓库基本卖空了。
“当时你们没赶上，运动服就在厂门口摆着卖，五块钱一套。”冯深谊说。“东亚为了给工人开工资把库存都卖了，有些人还感谢东亚。要是我，就不感谢。”
“外行领导内行，就那两年把我们厂给坑了。”于三羊的妻子范秀萍不满意地说：作为退休职工，至今她一个月要为自己交数百元的各种保险。“要不，光靠吃库存，咱们这辈子都吃不完。”
此前，从天津市纺织四厂调来的新厂长王群励已经启动了自己的打法：让“梅花”暂时停产，全厂改生产内衣“费米丽”，刚进入正常生产，“东亚”的接管就使其夭折。等1998年他再被调回来，工厂已经基本瘫痪。库存、资金和设备都没有了。政府指令对经济的干涉，给了“梅花”最后一击。
如今的王群励已经58岁。“人的一生能有几次雄心壮志？”一位老“梅花”人为他鸣不平。
“东亚”如今也已衰落。它为“梅花”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是：卖掉了织机等设备。当年“梅花”之所以能在全国服装行业获得“两金两银一铜”，很大程度上在于进口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先进设备，当时价值一千多万元。中国运动员穿去参加1984年奥运会的那些运动装就是进口设备之功。
“我们做过调研：那些设备，现在中国北方都没有。将来即使梅花牌复兴了，也得采取让南方企业代工的形式。”作为最后一任技术科长，何光莹保留着几乎所有老“梅花”运动装的技术资料和样本。她现在的身份是：梅花公司的副总经理。
在诸多“梅花”中名头最响的梅花公司，是“园区”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年产值约一千万元，主要给美国、日本的服装品牌做代工。它成立于 2000年，至今总经理李梦强仍是针织运动衣厂的党委委员。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寄托了对“梅花”的期望。只是它一直无力去推动这个老品牌的复兴。
从技术层面讲，当年的经典老款运动服也是不可完全复制的。染红色运动服用的是“国红”，属纳夫妥染料。1990年出口德国被对方以致癌为由拒收，这才改用活性染料，但颜色存在一定差别。蓝色和绿色分别是用士林蓝和士林绿冰染的，如今掌握这些技术的技术工人流失极为严重。“我总不能自己上阵去染吧？”
但何光莹承认，“梅花”未能复兴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条件不利。“咱天津人脑子不笨，就是容易满足。比如我自己就是这样。”“这个品牌要是给南方私人企业拿去，早干好了。”于三羊也说。
老“梅花”人对这个品牌的情结，跟豆瓣网上年轻人的追捧一样，也许是它复兴的另一种资本。
天津电视台一位编导回忆：去年台里办节目，向“梅花”租了一百多套运动服。她去取的时候，发现两位老工人正在整整齐齐地把服装逐个装进外包装塑料袋。她解释说，不用如此费劲，这衣服穿两次就送回来。两位老工人回答：不行。咱厂里就这规矩，必须整整齐齐的出。
现在，针织运动衣厂办公室的电话安装了来电显示，生怕错过每一个机会。哪怕你只买一两套衣服，刘玉也会亲自拨回来，告诉你销售部的电话、于三羊的手机。吴春博和另外许多“梅花”掌舵人一样，在盘点自己生产的代工服装时，每每顺嘴唠叨一句：这要是贴上梅花的商标，该有多好……
何光莹则以另外一种态度表达了对“梅花”的感情：其他公司的“梅花”授权都是非法的。针织运动衣厂唯一有权使用这个品牌的，只有她的梅花公司。“现在我们不追究。将来这个品牌再起来了，我们一定得找厂里要个说法。”
崇文门附近一家售卖北冰洋汽水的小店，仍在一块大冰坨子上滑动汽水瓶。 图／ CFP
北冰洋汽水：相见不如怀念
承载怀旧情绪的北冰洋汽水原来是假货。这个虚拟生存的老品牌，
能否光复它的现实价值？
7月底的北京，傍晚依然酷热难当。后海边的一家小食品店里，几瓶北冰洋汽水看起来十分解渴。
与芜然杂陈的可乐、绿茶、红茶、鲜橙多们不同，北冰洋汽水被安放在另一处更显眼的位置，与瓷罐装着的老北京酸奶并肩而立。玻璃质的瓶子，铁皮做的压盖，贴纸标签和赫然印在上面的长脖子白熊图，都还是老照片上那质朴的模样。
一时间，有时光倒流之感。
老品牌重现
“两块钱一瓶”，见有人过来，店主介绍说，“但口味没以前好了，气泡儿也不太足。”瓶盖启开，果然未见气泡腾出。咂一口在嘴里，有很奇怪的口感，涩涩的，带有浓重的苦味，难以下咽。
在老北京人的记忆里，北冰洋汽水本该是冰爽的啊，“带着凉凉的冰碴和新鲜的橘子味儿”。
店主苦笑着解释，可能是生产企业改制的缘故，这种汽水的质量明显不如以前那样好了。
他所说的以前，应该是很有些年头了。在上世纪50-90年代，偌大一个北京城，风靡大街小巷的品牌饮料就是北冰洋汽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日子，北冰洋汽水和同一牌子的双把雪糕，在京城更是家喻户晓。
不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汽水突然消失于人们的视野，往日滋味渐成追忆。
最近两三年，北冰洋汽水却在不经意间重出江湖。在老北京市井文化集散地后海，和老城区的一些小胡同里，人们都可看到它的身影。
卖汽水的店主说，因为已经知道重出江湖的汽水难喝，一些食品店和酒吧就停止了进货，可他还一直坚持着。
“少进一点，也有得赚，尽管不好喝，也还会有些顾客。”店主说，来买这种汽水的人，十有八九不是为了喝，而是因为怀旧，“买下来做纪念的”。
儿时记忆复活
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让不再好喝的汽水依然有销路？看看网络上有关北冰洋汽水的各种怀念文章，就会找到答案。
一篇题为《80后遗失的记忆》的帖子，在博客、贴吧、豆瓣和开心网里被广泛转载，里面写道，“你可以随便去问一个在北京长大的，1990年以前出生的孩子，在他们的童年里，陪伴他们长大的汽水是什么？唯一答案只有北冰洋。”
更多的人忙着补充各种细节：“那会儿在大街上卖的汽水，都是把汽水搁在一大块冰上面卖，整块的冰上有好多半圆形的槽，汽水一瓶瓶地放在槽里刚刚好。”“店主守着大冰块，一边与街坊邻居谈笑，一边不住地用手翻转着饮料瓶子，让它们均匀受凉，偶尔还会往上面浇一些水。”
“遇到有人过来掏钱光顾，店主会非常麻利地拿起瓶起子，用起子利落地一撬，将瓶盖甩落在地。与此同时，‘呲儿’的一阵声响，汽水便如同炸开了锅一样，迅速腾起一排排的泡泡，一股婷婷袅袅的白气也顺势从瓶口冒出。被甩在地上的瓶盖则快速地滚动、舞蹈，慢慢归于平静。”
这些帖子集中到一起，所表达的东西除了汽水本身，更多的是对青春的纪念。
经由网络聚集的怀旧气息，最终还是会回归现实生活。许多人开始通过发帖来呼朋引伴，相约后海，一起去寻找那些可以承载他们记忆的北冰洋汽水们。
不过，他们恐怕不知道，这种重出江湖的汽水不但味道变了，而且还是假的。
假货！假货！
是的，那些 “北冰洋汽水”是冒牌生产的劣质商品。
早在2007年，北京一些媒体就开始关注这一现象，有的报道揭穿了这些汽水的部分真相。“黑心商贩用色素和自来水勾兑假汽水，装入从市场上回收来的空瓶里，制成了假冒的北冰洋汽水。”
其中一篇报道用劝慰的口吻说，“色素吃多了容易破坏中枢神经，损坏肝脏，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喝了不干净的水也会引起肠胃疾病。”记者建议家长不要购买。
2008 年年末，《北京青年报》再次报道了这件事。当时，北冰洋汽水的真正“母亲”、北京北冰洋食品公司回答媒体记者说，公司于1994年被百事可乐收购，之后不久北冰洋汽水就停止了生产，因此市场上出现的北冰洋汽水全是假冒的。至于北冰洋汽水的瓶子为何会流入不法商贩手里，受访的工作人员说，可能与当初集中销毁空瓶时，有些销售点没有全部上交有关。
2009年7月，《中国周刊》记者再次寻访北冰洋食品公司。彼时，这家企业正在进行资产重组，可能的方向将是，并入同一集团另外一家公司。相关负责人受访时维持了前述说法，“我们很早之前就不生产汽水了，后来也没有授权其他人生产这个牌子的汽水。”
可问题是，既然市场有需求，企业为什么不再生产了呢？
品牌所有权难题
面对记者的提问，原北冰洋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曹树琪不愿多谈，他只是指着屋内印有“北冰洋”标志和“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字样的桶装水说，“现在我们已改做桶装水了。”
品牌营销专家姚尧介绍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相继进入中国，由于当时政策鼓励外商与国内企业合资，洋饮料又享受超国民待遇，于是迅速通过成本和资金上的优势，获得了市场和品牌的控制权。之后不久，国产饮料品牌纷纷被雪藏或清洗出局。
北冰洋汽水的尴尬命运，应与上述历史背景有关。
姚尧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如果当初北冰洋和百事的合资使得后者掌握了品牌的所有权，则未经百事许可，包括北冰洋食品公司在内的其他中方企业，将无权再生产北冰洋汽水。但如果被百事控制的“北冰洋”品牌仅限于汽水，则中方企业还可以将“北冰洋”品牌注册到其他商品。
《中国周刊》记者就“北冰洋”品牌的所有权问题先后联系北冰洋食品公司的上级单位——北京一轻集团和北京百事饮料有限公司，但双方均未给出相关答复。
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显示，百事与北冰洋合资后转产的桶装水虽沿用“北冰洋”商标，但产品标识上均不再出现“北京北冰洋食品公司”字样，生产厂家全部为“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此外，北冰洋食品公司在与百事合资前还生产雪糕、果酱等食品，其所生产的北冰洋牌“双把雪糕”、“袋儿凌”等产品，同样在北京市民中享有盛誉。
据《中国周刊》记者了解，北冰洋食品公司现在也已经不再生产这些产品。但这家企业又与一家东北籍个体老板合资，另外开了一家名为“北京北冰洋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民营企业，继续生产“北冰洋”牌雪糕。目前，市场上的北冰洋牌双把雪糕全部来自于这家企业。
不确定的未来
近几年来，与北冰洋同期被收购的天府可乐，正在向百事可乐追索品牌。北冰洋方面有没有类似的打算？原北冰洋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曹树琪说，由于集团正在对公司进行重组，未来发展方向将由集团领导定夺。
《中国周刊》记者就此采访北京一轻集团，该公司宣传部部长纪敏超在请示主管领导后表示，集团的确正在对下属公司进行重组，对于北冰洋品牌的发展也制定了好几套方案，但因为这些方案都还没有经过董事会讨论，未来还可能会有变数，因此暂时不便向媒体透露。
但他向记者特别强调，将绝不放弃“北冰洋”品牌，“会把它持续发展下去。”所谓的持续发展，是指汽水、雪糕还是桶装水，北京一轻集团未予明确。纪敏超运用外交辞令，闪烁其词地说，“不管什么产品都还用这个牌子，也不排除换一种载体来发展它的可能性。”
这一表述都比曹树琪的前任此前对媒体的答复要保守得多。
早在2007年，时任北冰洋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的王小平表示，“虽然北冰洋汽水已经停产多年，但是我们有计划将其重新投产。在未来，北冰洋汽水肯定是会重新回到北京市场上来的。”
这种细微变化多少让一些人心生凉意，想喝到正牌的北冰洋汽水，仍然是渺茫无期。更多的人开始感慨，“幸好现在我们还有北冰洋牌的双把雪糕。”
但是，随着合作方北冰洋食品公司被重组，生产双把雪糕的北冰洋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业务是否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也同样充满了未知数。
北冰洋汽水曾“撂倒”聂卫平
汽水这种饮料现在看来是很稀松平常的东西，但是在早年间也是稀罕物呢。就这北冰洋汽水怎么会撂倒了聂卫平呢？这段儿故事那可要从他小时候说起了。想当年聂卫平是陈毅元帅的小棋友，每逢周末他就会被家里人饬一番之后，去和陈老总切磋棋艺。当时聂卫平才十岁，一直深受“落子无悔”的教育和影响，所以有时候陈老总想再斟酌一下，想悔棋的时候，他都会坚决地予以阻止。
陈老总很喜欢这个机灵认真的小棋友，所以一次晚餐时，就拿出了在当时很稀少的北冰洋汽水来招待他。据聂卫平回忆：那可是他第一次喝到汽水，那甜甜的、凉凉的，好喝极了！而且每当面前的汽水快见底儿了，陈老总马上就给续上了。结果一来二去连着喝了十来瓶儿。后来可能是喝得太多，有点醉了的意思，聂卫平就晕在沙发上起不来了。
“北冰洋”历史
北冰洋食品公司的前身是建于1936年的北平制冰厂。1949年收归国有，改名为北京新建制冰厂。1950年改名为北京市食品厂，并正式注册“北冰洋”商标以及雪山白熊的商标图案。1985年，改制成立北京市北冰洋食品公司，之后进入历史辉煌时期。
1994 年，伴随着招商引资大潮，北冰洋食品公司同外商合作，分别成立了4家合资公司，“北冰洋”汽水被分配给其中之一的百事-北冰洋饮料有限公司生产。遗憾的是，包括百事-北冰洋在内的3家公司没多久就全部关门大吉，只有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还在继续生产着“北冰洋”牌子的桶装纯净水。
2008年，北冰洋食品公司上级单位北京一轻集团宣布将对其进行内部资产重组
自行车王国的巨大市场曾一度托起飞鸽等经典国货品牌。 图／CFP
“飞鸽”起落记
从100%到1.6%，国有资产在整个天津自行车行业中占有份额的变化，是一个标准的“国退民进”过程。“飞鸽”的膨胀、衰落直至今天的新生，终于一步步回归正常。然而，要恢复往日的荣光，对它来说已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天津，东丽区程林工业园，大道上尘土飞扬，运送货物的卡车迎来送往。
“你是找中国飞鸽？”卖西瓜的小贩、修自行车的工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方向，即使它远在一两公里外。“飞鸽”现在的名字是“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刚搬到这里三个多月。
这是“飞鸽”的最近生存状态。在网上能查到的，“飞鸽”在西青区、北辰区的两个厂区已成往事，更勿论位于天津市区六纬路的老厂。那个曾经随着一辆辆自行车传送到全世界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名，现在伫立着一片宽阔的住宅小区。厂房早已卖掉抵债。
“飞鸽车业”副总经理高用亮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现在的“飞鸽”年生产量为120万辆。其中一部分为贴牌代工。
这个数字，在天津市每年的4700万辆自行车产值中，并不出众。与它自己的过去相比，只能用“柔弱”来形容。曾几何时，“飞鸽”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代名词。
一年一张票
作为中国自行车的发源地，天津的名字从来就与“飞鸽”联系在一起。
1950年，新中国第一辆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自行车在天津自行车一厂出生，取名“飞鸽”。在自行车成为中国人普遍交通工具的过程中，“飞鸽”与上海的“永久”“凤凰”出尽了风头，被称为中国三大自行车品牌。
“六五”“七五”期间，天津市政府先后投资2.4亿元，对“飞鸽”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自解放以来到1980年代末，以“飞鸽”为领头羊的天津市自行车产业累计上交国家利税60多亿元，是天津市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当年的技术工人，现在的技检部长赵志国回忆：作为“飞鸽”的工人，他们享有一项赢得社会普遍羡慕的福利：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们每人每年可分到一张购买 “飞鸽”的票券。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称为中国家庭“三大件”的年代，这张票太珍贵了，经常是早早就被亲朋好友预定：“我明年结婚，你那车票千万给我留着！”
当时的婚礼，一辆崭新的“飞鸽”往往便是女方的全部陪嫁，赢来阵阵艳羡。许多人因实在弄不到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券，只能自己想方设法收集自行车的零件，自己“拼”一辆。
1988 年，包括另一个着名自行车品牌“红旗”在内，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都集中到“飞鸽”名下，成为3万多人的“飞鸽集团”。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飞鸽”辉煌的最顶端：国有资产占全市自行车产业份额100%，年产量661万辆。1989年2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访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他，并赠送他们夫妇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国礼”。从此“飞鸽”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它还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资之一。
顶点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飞鸽”作为大型国有企业，靠的是两大法宝：政府指令下的银行贷款，和包销全部产品。几十年来，“飞鸽”基本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绿色。
天津大学企业战略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和金生领衔的一篇论文形容当时的“飞鸽”：“保守、狭隘、自大、唯我独尊”，“具有鲜明的国企特色”。原因是“企业不直接面对市场和顾客，所要做的就是听从行政命令进行生产”。
吉利改宝马？
行政指令对“飞鸽”的负面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初现端倪。
如果把吉利汽车的标识取下，换成宝马的车标，以图让一辆汽车的售价提高，行吗？
当然不行。然而，这种类似的行为并不是假设，而是现实。“飞鸽”和“红旗”当年就曾在政府指令下，做过这样的违心之举。原因仅仅在于，一辆“飞鸽”的价格比一辆“红旗”要多二十块钱。
可以想象当时的尴尬场面：服从领导，移交了技术资料、设计图纸，“飞鸽”人心怀不满，认为抢了自己的市场；“红旗”人也不情愿，便宜耐用是当时的26型“红旗”一大卖点，该车素有诨名“不吃草的小毛驴”，走俏于农村市场。自己的品牌要被取消，谁乐意？
两个厂面临同样的工作任务：厂长给副厂长做思想工作，副厂长给车间主任做思想工作，车间主任给车间副主任做思想工作……
两个工业品牌的统一，谈何容易。需要改图纸、改模具、改车床，何况还是两个定位、市场都不一样的品牌。由“红旗”改成的“飞鸽”很快被民间称为“假飞鸽”，进而连累了整个“飞鸽”的销售。“永久”“凤凰”趁机抢占市场份额……
其时为1986年左右。改革进行了一年多，被迫中止。
“改革是失败，但是当时也有好处。谁得了好处？政府。”当时的集团总经理萧庆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他试图从积极的角度谈那次改革的意义：天津市当时正是加紧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资金极度短缺。“红旗”改“飞鸽”，当时的确增加了一些销售收入。这笔多出的钱，自然作为利润上交，用来修建了天津市的中环线等几条重要公路。
十几年后，“飞鸽”人因工厂衰落，他们的退休金、医疗费长期被拖欠。没有人能料到这样的后果。
1990 年代开始，席卷全中国的体制改革扩展到了自行车行业。政府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逐渐扶不住这个庞大而附加值极低的产业了。从1990年开始，天津市轻工业局向民营企业大量发放自行车临时生产许可证，另一方面减少乃至停止对自行车产业的投资，并将这一行业认定为“国有资产退出的行业”。
在这种形势下，众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加入自行车行业。可怜当时的“飞鸽”基本上只会制造26、28两种车型，连中国女性的普遍选择 ——24型号的自行车都极少。要改个车型，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有个比方：河冻冰了。咱们回去开动员大会，开始设计冰车。人家民营企业直接拿个冰爬犁往上一放：五毛钱一位；结果发了。等咱们明年把冰车做好了拿来，河都化了。”一位当时的“飞鸽”高管说。
截至1998年，飞鸽集团溃不成军，连续5年亏损，累计达3亿多元，人员大量流失。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利用“飞鸽”走出去的技术、管理人员，步步做大。天津市一位区长说了一句话：“一只鸽子掉下去，千万只麻雀飞起来。”
售价200 成本600
1998年，几百名“飞鸽”的老员工走上天津的中环线、外环线，用堵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因为“飞鸽”名气太大，影响也大，当时的厂长和书记双双下课。此事标志着“飞鸽”的彻底衰落。
之后，没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甚至集团指派当时的副总经理去兼任厂长也被拒绝。最后还是行政指令起作用：再不去，立即宣布撤职！“飞鸽”这才算有了厂长。
今年64岁的龚孝燕，当年是飞鸽集团的副总经理，主管“解困工作”。对那段日子，她不愿意用“不堪回首”这样的词。跑市政府、区政府、劳动局、经委、工会、工商局，一个个衙门求来求去给工人找政策，找待遇，找出路。连厂房分开出租是否合乎规定，都要她去找相关的政府官员，硬把人家拽来现场办公——职工们纷纷另谋出路，或挂靠在集团下单干，飞鸽集团的下属企业三年就增加了一百家。大雪天的深夜，她独自一人跟几百名下岗职工谈判，苦口婆心几乎是央求他们不要有过激行动……那段日子给她留下了糖尿病、高血压和一身的病。一次导致她险些半身不遂，不得不提前退休。
“她(龚孝燕)那段时间至少给工人要来六七百万。”一位老飞鸽人说。
对于个人来说，这个数字足够巨大和值得自豪。但要挽救飞鸽集团，只能是杯水车薪。据曾任财务审计处副处长的高用亮回忆，当时飞鸽集团一个下属厂每个月给退休工人看病的费用就高达数百万元，整个集团要想翻身，每个月需要1.5亿到2亿元之间。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的银行贷款和企业欠债的利息，对当时的“飞鸽”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根据飞鸽集团对提供的数据，当时市面上的自行车售价为200元左右，而一辆“飞鸽”的成本是600元。那些兢兢业业一辈子的老工人苦心钻研节约成本，一个七十几道工序的车铃才挣几厘钱；架不住“飞鸽”庞大的非生产部门人吃马喂：企管办、质管办、房管科、行政科、膳食科、幼儿园、医院、技校、职工大学……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冗大结构是一切企业的最终发展方向。
1999年，中央下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逐步把所办的学校、医院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移交地方政府统筹管理。对“飞鸽”来说，已经晚了。
越生产越亏损，成为政府决心从这一行业中退出的重要原因。现在的“飞鸽”，以上部门全部裁撤。仅剩的几个部门也变成了生产人员兼职。
三次“砍树留根”
困境中的飞鸽集团，最大的优势就是“飞鸽”这个名字。
再拖下去，不是办法。飞鸽集团想了个办法：“砍树留根保品牌。”即：剥离一部分生产能力，抽调精干人员、技术和设备，另行组建一个企业实体，飞鸽集团以有偿形式将“飞鸽”这个品牌转让给它使用。这样，就把原先的债务由集团一身扛下，新的企业实体可以轻装上阵了。
1998年，飞鸽集团又咬牙贷款1500万，成立了全资的“飞鸽自行车公司”，赵志国和高用亮都在其中。一年时间，这个公司盈利了1000万元。然而，它能看着拥有上万职工的老集团债务缠身，无动于衷么？1000万盈利全部被集团抽回救急，公司又办不下去了。
“当时有个比方：我们是一艘小潜艇，集团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这潜艇能拖动航空母舰么？”高用亮说。
明晰法律的人不难看出，“砍树留根”并不能一下让“飞鸽”抛下包袱。1999年，上海宝钢集团对“飞鸽”拖欠它多年的钢材款1400万元，提起诉讼并要求查封“飞鸽”品牌，准备逼它拍卖。这时候，政府终于对“飞鸽”多年来的贡献给以了回报。天津市政府介入，与上海方面反复交涉、沟通，最后于 2002年达成还款协议，使“飞鸽”幸免于难。还有几次类似的危机，都被政府出面化解。
很难说清，是不是这次诉讼推动了“飞鸽”的改革。这年，第二次“砍树留根”奠定了今天“飞鸽”的合作形式：合股经营，公私合营。天津市西青区的一家乡镇企业腾达公司出了土地、厂房，天津市经委下属的华泽投资公司拿出400万元，跟飞鸽集团一起成立了“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
2004年，民营企业泰美公司的老总张健加上“飞鸽”的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资808万元，三个国有股东持有的股份缩减到58%。2007年，这个公司的年产量曾达到过130万辆。
然而，在这种经营形式下，股东之间又出现了矛盾。
“当时的股权很混乱，不明晰。比如说我们飞鸽集团用来入股的设备，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设备，没有计算折旧费；总股份1924万元，仅厂房就价值670万元。”高用亮说，当时的各方股东要求“飞鸽”以品牌入股。而在国有股份不占优势的形势下，这就等于出让“飞鸽”品牌。这促使“飞鸽”进行了第三次“砍树留根”。
2009年3月，天津飞鸽集团出资退了各方股份，采取了“管理者持股”的运作模式。它出资500万元，原副总经理张金瑛个人出资300万元，并担任总经理。在东丽区租下一片厂房，成了“飞鸽”的新巢：“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
“她(张金瑛)的300万元，应该也是几个朋友凑的。”一名“飞鸽”员工援引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800万元，成了新“飞鸽”的全部资本。这一下产权彻底清晰了，生产设备也全部换新。“飞鸽”终于成为一家彻底的现代企业，得以卸下包袱进行市场竞争。但这样的规模，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已排不上号。
生产“飞鸽”的，还有飞鸽集团旗下的两个小企业：“飞鸽电动车有限公司”和“飞鸽电动三轮车有限公司”。都是国有与民间资本合资。再加上与 “飞鸽”一样衰落的“红旗”，根据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向《中国周刊》提供的数据：整个飞鸽集团的资产，在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只占1.6%的份额。
与此同时，“永久”、“凤凰”也全部衰落。
来自非洲的怀念
“我感觉，要想做大，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人才。”在刘少奇视察、布什骑车的大幅照片下，高用亮说。
“飞鸽”再想恢复往日的荣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天津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年产4700多万辆自行车，但规模前10 名的企业都是民营，其中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曾经穿过“飞鸽”的工作服。一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请周杰伦做广告代言，出价3000万元人民币。这一数字相当于“飞鸽车业”全部资产的近4倍。
尽管多年来再也没有退休工人堵路，拖欠的医药费、退休金也在逐渐发还，但“飞鸽集团”与那些老厂长、老经理的关系并不密切。有些老“飞鸽”人在聚会时表示：不愿意和现在的“飞鸽集团”接触，怕见了伤心。“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远。”一位知情人如是说。
尽管一再收缩，“飞鸽”的品牌价值仍贯穿到今天中国大地上能通行自行车的每一区域。无论在“飞鸽”的哪一个发展阶段，打假都是它不能放弃的工作。全国各地的假冒“飞鸽”前仆后继。
直到现在，飞鸽车业的管理部长还在江西打假。根据各地客户举报，带着技术人员前去，查实后向当地的工商、质检等部门举报。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客户利益，地方政府要维护自己的市场繁荣。效果无疑参差不齐。
在世界某些意想不到的角落，“飞鸽”的品牌价值还以怀念形式存在。
目前，飞鸽车业的出口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还有一部分来自非洲，确切地说来自赞比亚、乌干达等小国。当年，中国曾向它们或出口或援助过“飞鸽”，现在它们找上门来，指名要买“飞鸽”，而且还是最经典的28款式。
这些车忠心耿耿，负重能力强，在非洲广袤的沙漠和草原上，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老国货复苏的春天还有多远
中国国货老牌有了复苏迹象，这里既有转型市场环境创造的特殊良机，又体现了国人自信心的实质性提升，也有老牌企业的变革努力。但它们的整体性复兴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也许当我们不再把老字号看做是“老字号”的时候，老字号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何佳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品牌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国货老牌似有复苏迹象，我相信这是国货振兴的前奏曲。这大概与以下三方面因素有关。
首先是转型市场环境创造的特殊良机。转型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制度建设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在消费市场上，仿冒伪劣、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早已见怪不怪。消费维权事件数量逐年上升。老百姓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做法就是购买“品牌”商品。
在英文里，“brand”是名词(品牌)或动词(打上烙印)，但在中国人心里，“品牌”还是形容词，大家把它理解为可靠的、放心的。这就是“品牌”在中国的特殊性。国货老牌的核心资产在于诚信和可靠。
年轻一代可能不喜欢老字号，觉得与自己距离太远，但对老字号的信誉是相当认可的。人们怀念老字号，实质是对层出不穷的杂小品牌不信任的反弹。
其次是国人自信心的实质性提升。
改革开放30年，老百姓的物质消费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许许多多稀奇的东西变得平常了，“令人羡慕”的东西变得司空见惯了。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品牌所具有的独特象征意义变得不再那么令人心驰神往了。
遥想当初，只要是西方货，不管是杂牌还是小牌，只要进入中国就是绝对大牌。随着国力提升，西方品牌的这种落差势能差不多已消耗殆尽。雀巢咖啡198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广告语说“味道好极了”，那时，国人是“笑在脸上，苦在心里”。现在百姓的消费经验和知识有了长足进步，不再盲目消费。只要东西货真价实，就是国货，又有何妨呢？
这种国人心态和民族自信的进步，为国货老牌的复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消费预期。代表中国的民族性元素不但不显土，反而让人自豪、受人追捧呢。国货老牌具备这样的基因。
再次，一些老牌企业确实靠全面管理变革走上新路。
例如，百年老牌云南白药运用品牌延伸把自己的独特优势发挥到极致，其背后是董事长王明辉所领导的一系列变革，包括管理、产品与技术、品牌等方面的创新，以及资本结构整合和产权结构的改造。
很多人一定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合资高潮，冲没了一大批国货老牌，大家心生愤慨，却奈何不得。没有资本和实力，谈何谈判上的平等？
上海家化老总葛文耀当时自嘲在合资企业当副总为“不出国的留学”。可见当时不要说一般管理人员，就是企业当家人都不懂品牌管理。现在呢，营销已成为常识，品牌则是老生常谈；人才市场和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公司治理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有极大改变。
那么，国货老牌整体性复兴的春天是否已到来？我个人认为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老牌企业是否能够复兴，到底如何复兴，最终取决于企业的相应战略选择和执行。而作为学者，我从大量研究中得到了一些较具规律性的东西，与其说是结论，还不如说是一些具体问题，这里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希望对诸位有所启发。
首先，老字号品牌的个性(形象)要不要改变？如何改变？我的研究表明，中国老品牌具有突出的“仁和”个性，但“时新”和“高雅”个性评价低下，而外资品牌个性的评价恰好与之相反。此外，与年长世代相比，年轻世代对理想品牌个性的时新需求显着更高。那么，老字号的品牌个性要改变吗？如果改变了还是原来的她吗？
其次，老牌国货要不要大打老字号牌？如何打？中国老品牌具有突出的群体共享联想。
这些联想往往集中于家族性标签老字号。很多企业还要趋之若鹜地申请“中华老字号”认证。反观西方的百年品牌，就以“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为例，你怎么也不会首先想到它是老品牌，却始终让人感觉与年轻一代心心相印。
最后，老牌国货的营销战略坚持以创新为本的理性路线，还是走怀旧的煽情路线？创新就是求变，包括新产品(用途)、新市场、新定位和新形象；而怀旧是挖掘老的元素，唤起回忆，建立起与消费者过去自我的情感联系。两条路线似乎矛盾。
那么，到底孰轻孰重？对老字号的宣传和舆论，似乎总是围绕它们的身世做文章。老牌国货的复苏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舆论取向？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表达对上述问题的意见，那就是，当我们不再把老字号看做是“老字号”的时候，老字号复兴的春天就会真正到来。
老国货的前世今生
梅花运动服 原产地：天津
当年：
见证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辉煌阶段。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梅花”是中国运动员指定出场服装。许海峰获得中国人第一枚奥运金牌、女排五连冠、李宁一次获得六枚金牌时，都穿着“梅花”。
现状：
九十年代起陷入衰落，在国内外新兴品牌的挑战下惨败。商标还在，但已十几年未生产。工厂还在，但已只剩空壳。人员还有，但都在各干各活。近年来，在“豆瓣”网上掀起的老国货怀旧潮中首当其冲，拥有上千名追寻者。
飞跃鞋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59年诞生于上海胶鞋一厂。上世纪80年代穿飞跃鞋是当年的时尚，其影响力可以和今天的耐克、阿迪媲美。
现状：
“飞跃”商标一直未注册，始终停留在中国低端产品阶段。但在欧洲获成功包装，法版 “飞跃”不仅售价高，而且销量也很大。
回力鞋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35年注册，为中国最早的胶底鞋品牌。上世纪80年代时，拥有一双回力鞋在青少年中是潮流的标志。王朔曾写道：“‘文革’时社会秩序大乱，这款鞋和军帽一样是小流氓抢劫的主要目标。经常看到某帅哥穿着‘回力’神气地出去了，回来光着脚，鞋让人扒了。”
现状：
国内市场尚有一定份额，成为大众化、休闲品牌。由于价格低廉和耐磨，经常成为农民工的工作用鞋。在欧洲、东南亚，老款回力鞋售价为国内的20倍。
美加净 原产地：上海
当年：
上世纪60年代诞生于上海家化，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的第一支定型摩丝、第一支防晒霜、第一支定型护手霜……1990年，中国化妆品市场总额40亿元，“美加净”占到3亿。
现状：
在国际化妆品巨头纷纷进入中国的强大压力下，“美加净”也不得不选择与国外合资。然而一路不顺。如今几经拼杀，“美加净”重新夺回了顶峰时的销售额，并在护手霜等细分市场上抢回了第一品牌的交椅，但中国化妆品市场已经增长到340亿元，而“美加净”仅仅占据了不到3%的份额。
凤凰自行车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58年诞生于上海自行车三厂。曾经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出口量长期名列全国自行车行业第一。
现状：
在全国民营自行车企业的冲击下，“凤凰”所占市场份额连年降低。1997年，作为上市公司的“凤凰”在106家同类公司中，获利能力排第102位，丧失了配股资格。目前的“凤凰”逐渐转向出口市场。并在荷兰开设组装工厂，以避开贸易壁垒。
健力宝 原产地：广东
当年：
1984年诞生于三水市酒厂，1984年，伴随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成功，作为指定饮料的“健力宝”大获成功，迅速成长为中国民族饮料第一品牌。
现状：
“健力宝”的浮沉过程，已成为中国商界教科书的必选课程之一。围绕其产权，政府、企业家、国外投资者进行的博弈产生了无数悲喜剧。其创始人李经纬、投资家张海纷纷身陷囹圄。如今的“健力宝”还在生产销售，但在饮料界的激烈竞争下早已风光不再。
北冰洋汽水 原产地：北京
当年：
1956年诞生于北京市食品厂。至上世纪80年代末，北冰洋公司产值超过了一亿元，这瓶汽水成为北京的符号之一。
现状：
1994年重组后，“北冰洋”汽水就不再生产。但在后海等地，一些小店兜售“北冰洋”汽水。厂方认定均为假冒伪劣。
飞鸽自行车 原产地：天津
当年：
1950年诞生于天津市自行车一厂，为中国第一辆自主设计制造的自行车。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辆“飞鸽”就是姑娘出嫁的最好嫁妆。
现状：
经过自行车产业的“国退民进”，几次重组后的“飞鸽”终于成为一家产权清晰的合股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年产上百万辆自行车。然而，天津的自行车产业已是一个私营企业占据绝对优势的产业，“飞鸽”所占的份额只有1%多一些。
百雀羚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40年诞生于上海富贝康家用化学品无限公司。曾经在国内首创全面“护理、滋养”的护肤理念，旗下的百雀羚、凤凰产品系列风靡全国，年销量达上亿盒。
现状：
2000年，百雀羚改制为民营企业。目前仍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忠实消费者年龄偏高。尽管每年销售额达数亿元，但因品牌的毛利率过低，公司每年的纯利润仅有两三百万元。
永久自行车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49年诞生于上海昌和制作所。一度是中国生产最多的自行车，年产量达到全国总产量三分之一。在当年是“宝贝”，当时有句俗话，骑“永久牌”自行车的要是摔了，爬起来必定第一个看“永久”摔坏了没有。
现状：
1993年，“永久”成为中国自行车行业最早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2001年起，上海民营企业中路集团入主“永久”，占有54%的股份。根据其官方说明，目前“永久”自行车年产150万辆。这个数字占中国自行车年产量的1/60。
英雄钢笔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58 年，上海英雄钢笔厂提出“英雄赶派克”口号。第二年，在抗漏、减压、耐高温、耐磨等12个指标中，“英雄”有11个方面超过了“派克”。上世纪80年代末，“英雄”在国内市场居于垄断地位，占有钢笔行业80%以上的市场。1997年，它成为香港回归仪式上的签字笔。
现状：
“文革”后，“英雄”的质量被“派克”远远抛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营出现接连失误，在国内又深受私企造假之害。如今的“英雄”每年销售额2亿元左右，而假冒“英雄”达8亿元以上。
小霸王学习机 原产地：广东
当年：
1987年诞生于广东中山小霸王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借助“唐老鸭”李扬极富穿透力的叫嚷“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小霸王”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在中国学习机市场一时占到80%的份额，年产值10亿元。
现状：
上世纪末，随着8位机技术被逐渐淘汰，小霸王先后转向VCD、复读机市场。而股权不明，又导致其创办人段永平出走，创办“步步高”，成为小霸王的最大对手。“小霸王”迅速衰落。现在的“小霸王”经营饮水机、豆浆机在内的多种机械电子产品，早已非一线品牌。
中国周刊 2009-08-20 09:20:19
一些为人熟知的老品牌，不经意间从市场上隐退了。不过，好在记忆是可以重新拾起的，当下，它们似乎又在不经意间复苏了。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久违的回力鞋、梅花运动服、飞鸽自行车、北冰洋汽水……
然而，流行只是表象，背后充斥的却是老牌国企生存的酸楚，他们有的被假冒，有的艰难度日，有的正试图在困境中重启。
不到最后，不知道什么是品质。
能抵抗住时光的流逝，在时间中展现自己品质的，一定是流行过后依然时尚。
比如，今天，你若能从自家箱底翻出一双白色的飞跃鞋，穿在脚上，走在北京南锣鼓巷午后的石板上，背后肯定有人指着你脚上的老品牌，和朋友悄声说：“看，飞跃，这人挺文艺！”
文艺，有时候约等于时尚。
老国货成了小巷里的特色商品。中国周刊记者／高鹏 摄
胡同里流行“飞跃”
8月3日下午，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里，一对对“文艺青年”和一团团世界各地的游客穿梭在巷子深处，流连在一排排特色店里的特色物品前。
来自比利时的两名女游客，走进一间小国货店——ByeBye Disco,取下鞋架上的一双“飞跃”鞋，俯身，穿在脚上试起来。两人边试边聊着鞋子的舒适度。
其中一名女游客试到了合适的尺码，爽快地买下。另一名，因为脚小，合适的尺码暂时缺货。店主孙配配说，后天能拿到货。这名比利时女游客和店家约定，等8月23日他们从西安返京后，再来买。
女游客说，“飞跃”鞋在欧洲一些国家很流行，她们刚到北京，常住在北京的朋友就给他们介绍这家小店，她们直接跑来买“飞跃”鞋。
ByeBye Disco这家小店，是摇滚乐队“新裤子”的成员庞宽2008年奥运会前开的，专门经营各种老国货，有过去1980年代用的瓷缸、保温壶、文具盒、梅花运动服、回力鞋、飞跃鞋……都是一些一看到就能想到20年前工作、生活、学习情形的东西。
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大多数人早已习惯穿耐克、阿迪等这些名牌运动鞋，很少人会穿这样一双普通的“飞跃”运动鞋走在大街上。
然而，网络上，不知从哪个时刻开始，对“飞跃”鞋的追捧，忽然鼎盛起来。据说，这起源于四年前，法国人派特斯·巴斯坦在上海街头的一次无意发现。
当时，派特斯在上海看到一双平常无奇的飞跃鞋，独具慧眼地决定将它向海外推广。直到双方签署协议，中方代表还对这位老外报以怀疑的目光，因为在地摊上廉价到几十元一双、已淡出人们视线多年的“古董”，一位老外竟然想拿到国外卖上50多欧元(合500元人民币)。
三年后，这双鞋在欧洲火得一塌糊涂。
2008年4月，当主演过《指环王》、《加勒比海盗》的男星奥兰多·布鲁姆穿着一双飞跃鞋出现在曼哈顿的片场时，中国人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他的面孔，而是他那一双脚。布鲁姆的脚将几乎已淡出国人记忆的老品牌“飞跃”唤醒：原来，国货如此时尚。
很快，“飞跃”鞋开始被时尚圈关注。网上出现了一些“追风者”，四处寻找那双曾经除了上体育课偶尔穿穿，下课立刻换掉，平时穿就怕被同学鄙视为“老土”的“飞跃”鞋。谁也想不到，当初弃之如同敝履的“飞跃”鞋，一跃会登上时尚排行榜。
再次成名后的“飞跃”鞋，如同明星成名后往往会遭遇“绯闻”，正版和盗版之争也随之而生，“大孚”和“大博文”，谁是正版和谁是盗版，在网上也是争得满天飞。
在追捧者的心里，能买到一双正版的飞跃鞋在今天成了一种特别的意味：怀旧和时尚。而且，也阴差阳错地引起追捧“回力”鞋的热潮。
“飞跃”、“回力”这些老品牌，一经人引导，不可控制地在网上流行开，从一个个时尚的“文艺青年”心头呼啸，形成一个挥之不去的口号：支持国货。通过网站，在北京、上海、重庆、南京等各地组织小型活动，追捧者相约走上大街，展示穿在身上的国货。
这多少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在流行的趋势下，人人都自然会“喜新厌旧”。不过，在人类“喜新厌旧”的品性中，还裹挟着一种的品质：怀旧。然而，怀旧需要载体，毕竟睹物才好思人。
抵抗时光流逝的坚守
南锣鼓巷，这条聚集着北京最多“文艺青年”的巷子，已经悄然成长为一块怀旧文化和时尚扩散地的新载体，一家家新开的特色艺术、怀旧店为这里聚起了最舒服的怀旧而浪漫的气息。
有意味的是，这条巷子凝聚起来的怀旧气息，与历史相隔的距离，似乎不远也不近，大概都在二三十年间，那些从生活中消逝的物品忽然在此闪现，令人慨叹不已。
几家老国货店的开张，更为巷子注入了悠长的怀旧气息。
时间过处，总有一些事物的存在是为抵抗时光的流逝，总有些物品的存在是要唤醒人的记忆。
南锣鼓巷的老国货店就是这样的事物，老国货就是这样的物品。循着老国货的踪迹，在南锣鼓巷之前，曾经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百货商店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坐落在前门东大街附近，有一家至今仍在经营的老百货商店——大方百货商店。不仅店里的国货卖得齐全，而且一走进就会有“怀旧”的感觉。
这家曾在经济改革中，几乎面临倒闭的老百货商店，在经过改制和多年的坚持后，终于在购物商场、大型超市等大商圈的背后，形成了国货文化。在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中，北京电视台等媒体 前去采访。
店里，还是很多年前的简陋装修，也没有再装修的打算，营业面积仅100多平米，服务员依然是站在柜台里为顾客服务，柜台后面的货架上“乱七八糟”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百雀羚、郁美净，友谊牌护肤脂，淡黄色的铁制圆盒子……
隔着柜台，看见“友谊”牌护肤脂，来买东西的小翟说，就像是闻到妈妈身上的味道，一股特别温暖的馨香。小时候，他常盼着妈妈赶快用完，然后，将空盒子洗干净，铺上一层白棉花，放上几片桑叶，里面养上几条肉乎乎的蚕，揣在怀里，每天在课堂上偷偷打开，看着它结茧，破茧，变成一只飞蛾。
在店里逛，恍若时光倒流回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合作社。
经理薛红已经在大方百货商店工作了十几年，她说，百货商店改制后连续经历了几年的低潮期，几乎就要撑不下去，一直到2007年9月18日，北京电视台《身边》栏目报道了这家老百货店，彻底改变了这家老店的命运。
当时，《身边》栏目正在制作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节目，栏目的记者到店里发现这家店卖的商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物美价廉：竟然有“友谊”， “回力”鞋，“飞跃”鞋……一系列老国货品牌，节目播出后，追随国货的人蜂拥而至。连续几个月，店里的人比肩接踵，好像回到了多年前的经营状况。
薛红说，本来安排半天班的都让回来加班了，顾客多得忙不过来。“来的人，不只是中老年人，也有年轻人。中老年人来买，是怀旧；年轻人来买，是追风。”
媒体的这次报道，再次催生了大方百货商店在老百姓中的市场。尽管之前，因为前门地区的拆迁，数万名老住户迁走，流失了数万名固定的老客源，经媒体这一报道后，又有一些的客源不辞远途从京东跑过来，就是想买一些大商场里没有的老东西。
或许，这是一种消费者的依赖心理和消费习惯，使得大方这家老百货店，在崇文门的商圈包围中，依然生机勃勃，有着固定的消费群。“过大方的门，不进去看看，心里不踏实，几十年都习惯了。”薛红说，老年客户群中，好多人跟她这么说。
至今，各种国货在这家老店里依然卖得红红火火
不最流行却很时尚
在南锣鼓巷，除了庞宽开的国货店，还有一家以“南锣鼓巷”拼音简写注册的“NLGX”特色店。在灯光照射下，也有“回力”鞋和“飞跃”鞋的影子，不过，和原来的版式有所不同。
这家店是一名叫Ray的加拿大籍华人开的。在店里负责市场开发和品牌推广的何说，店里经营的“回力”鞋有经典版和限量版；飞跃鞋不是原来的版式，而是由外国人设计的“舒龙”，样式和飞跃相似，新设计了十几种款式。
到店里来买鞋子的，基本是外国人和一些二十多岁的中国人。
在北京的南锣鼓巷等地，国货已经拥有一定固定的顾客群，不过尚未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重新流行起来，毕竟，时代的变迁早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那么，流行又是什么？
有人定义说，流行表现的是文化与习惯的传播。所谓的“流行”都是有源头的，比如一些不合时宜的新兴事物，经过某些特殊的途径引起大家注意，后来很多人开始关注它，使用它，了解它。
所以，“流行”是一个很广义的词，它可以改变现在的生活习惯。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就是出现——流行——发展——普及的过程。
时尚界人士曾分析说，在流行的趋势中，一般会有两种人：一种是带动和改变流行的人；二是在后面永远吃灰的，跟在人屁股后面走。
经过时间、社会消费者的心理变化，一些旧的商品会在一部分能带动和改变流行的人群中盛行，因为追风，一时会成为小众的“时尚”。
流行的不一定时尚，时尚也不等于“流行”。那么，什么是时尚？
有人定义说，时尚就是短时间里一些人所崇尚的生活。在特定的时段内率先由少数人实验、预认为后来将为社会大众所崇尚和仿效的生活样式，包括吃、穿、住、行。当然，时尚又区别于流行，时尚可以流行，但是范围比较有限，如果广为流行，还能算时尚吗？
追求时尚是一门“艺术”。
正因为此，飞跃鞋、回力鞋、梅花牌运动衣、北冰洋汽水等这些老国货，曾经在国人日常的生活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媒体或其他的意外“推力”，再次唤醒了一些人的怀旧情节。
时尚也在轮回
南锣鼓巷凝聚起的国货新文化，让来自各地的游客会不由得驻足唏嘘，唏嘘时光的流逝。
8月3日，从武汉来北京的马女士，带着女儿刘郦萱刚参加完《星光大道》的舞蹈比赛，顺脚就逛到了南锣鼓巷里庞宽开的这家国货小店。
店面不大，各式老国货却琳琅满目，街上很稀罕的老牌梅花运动服也整齐地挂在架子上，熟悉的字样，熟悉的款式，曾经在运动场上的流行和时尚又闪回到眼前。
马女士一进门就欣喜不断，这些东西以前她基本上都见过，很熟悉。“这个白色的飞跃鞋，上学时，上体育课穿，那时还老用粉笔去刷，增白。”马女士牵着女儿仔细地看着，并告诉好奇的女儿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你看，这个是文具盒，我小时候用过。”生于1977年的马女士，曾在1980年代上学时用过这种窄窄的文具盒，盖子里面整齐地印着一排排乘法口诀。她问女儿：“好看吗？”
7岁的刘郦萱瞥了一眼，丝毫看不上眼：“难看死了！”
扮过美人鱼的女儿刘郦萱，忽然对一条上世纪80年代常放在家里鱼缸里的塑料小金鱼感起兴趣，爱不释手，非要妈妈花10块钱买给自己。“不贵，不贵嘛！妈妈买嘛！”
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美好记忆，有些美好记忆却会轮回着美好。时尚也在轮回，也在循环更替。时尚界常说，追求时尚不在于被动的追随，在于理智而熟练的驾驭。一些追求时尚的青年，通过网络搜寻着自己心中的“时尚元素”——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时尚。
在豆瓣网、淘宝网上，追寻国货的年轻人，像一股潜流在网络上涌动。“上海哪儿能买到正版的飞跃鞋？”“西安哪儿能买到梅花运动服？”“北京哪儿能买到回力鞋？”……还有“海魂衫”小组，“国货回潮”小组，张贴着“各种国货”的图片，讨论着国货的品质，在每个讨论小组里，都有数千名的“发烧友”参与，一些 “发烧友”还组织活动，走上街头集体展示自己的国货……
在北京王府井，天元利生体育商厦三层有一家回力鞋专柜。8月1日，带着儿子和媳妇前去买回力鞋的林先生发现，之前购买的一双高帮回力篮球鞋，这次涨了20多元钱。他还想买另一款老式回力鞋，断货。售货员提醒说：“那款已经不产了，你家里要有就别穿，收藏。”
据说，现在，有很多人正在回收，收藏这些鞋。
在追捧国货的人群里，70后、80后占了很大一部分。有网友说，看到这些鞋子，就能想起自己的少年或者是学生时代。
他们不愿遗忘过去的这些美好，或许也是不愿过早地与过去告别。
梳着短发的孙配配坐在南锣鼓巷的国货小店里，喝着汽水，说她以前做过杂志，2008年开店卖国货。之前，她一直就对国货很感兴趣，收集了很多，一般剩到最后一件，她就不卖了，自己留着。
这一段，网上流行起年轻人对国货的追捧。孙配配说，他们太晚了，她自己喜欢已经很久了。现在她家店里卖的国货，可能是在全国都是最全的。比如，有一款回力鞋厂家已经不生产了，只供给她一家，或许，只能在她这里能买得到。
孙配配不只是在卖国货，更是深爱着国货。从南锣鼓巷走出来，或许，很多人不经意间已爱上了老国货。
梅花运动服：往事如烟
“梅花”，这个中国曾经最辉煌的运动装品牌，如今在靠复古和怀旧维持概念上的生存。像许多同时代企业一样，它衰落了，复兴之路遥遥无期。尽管它的老员工和许多年轻人都对它怀有一种情结。
中国周刊记者 冯翔 天津报道
天津市南开区南泥湾路6号是个广泛的概念。从最东头的“一把拉牛肉面”到最西头的“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之间，有数百米的距离，两头都挂着一模一样的路牌。这段路上有不下三十家从事电缆、汽修到浴池、饭店之类赁屋而居的店铺，但与服装相关的仅此一家——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经销服务部。探访者的第一站往往都是这里。
“北京的，上海的，还有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都来我这儿买走几件衣服。”54岁的经理于三羊站在柜台前，一手掂起一条蔚蓝色运动裤。“穆铁柱穿的是150的。当时他来我们厂量型号做衣服，老师傅站凳子够不着他。”
库存的辉煌年代
于三羊1972年进厂，没几年就被调去搞销售直到今天。他不仅在电视上目睹过许海峰穿着“梅花”接受中国人的第一块奥运金牌、李宁穿着“梅花”成为体操王子的全过程，更从中得到诸多物质和精神上的优越地位。
“你们北京王府井那儿有个利生体育用品商店知道吧？当年那个经理姓胡，来我们厂想进货没进着，当时就哭了。我们往沈阳发一车皮货，三天就卖光啦！当时年轻人能买得起这个背心的，都反着穿，故意把‘梅花’的商标露在外面。我们厂的人，进国家体委都平。订货，送货，给运动员量衣服，捎带着上北京玩一圈，那都常事儿。”
1984年奥运会前后的十年是“梅花”最辉煌的年代。针织运动衣厂全厂职工达到一千五百多人，年产值一个亿，全厂60%的工人都分到了房子。工厂每年年初开订货会，跟全国各地的体委、百货商店签销售合同，只写“三至五月份交货”，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厂方手中。而销售科成为全厂最炙手可热的部门。
“我们想啥时候给他们都行。但早给晚给，对他们是不一样的。”回想起当时担任销售科成品库负责人的日子，于三羊搓搓右手的三个手指，“那时候也兴这个。”不过，他立即声明，自己只吃了些饭，钱是不敢要的。“那时候(受贿)五千块钱就够枪毙。”
今天，他的经销服务部只剩下一些断码的蓝背心、蓝长裤和女式红色运动服。翻开一件衣服的衣角，生产日期还标着：1981年。这些都是当年生产的库存。服务部也从最初的十几个人，一步步缩减到今天的于三羊自己。同在厂里做电工、如今已经退休的妻子帮他看着店。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厂就没有再生产过“梅花”。这些断码的库存，已是当年辉煌年代的最后一点影子。
各自为战的“梅花”人
从针织运动衣厂的大门进去，作为一个陌生人你不会受到任何阻碍。尽管门卫室里坐着两个保安，还挂着一块“天津市公安局经济民警总队运动衣小队”的牌子。他们或许把你看做来洽谈生意的客户，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搞不懂你的身份。这个占地120亩的大院已经有三分之二租出去，分属于数十个独立法人单位，从一个纺织厂变成了一个企业“园区”。
径直往右走，是一栋四层小办公楼，装饰程度和这个厂的辉煌年月一起凝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党委、厂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等管理机构一个不缺，都在这里办公。按照办公室主任刘玉的说法，这个厂依然在正常运营，年产值依然是一个亿。她不能否认的是，现存的四百多工人还在自费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她们这些管理人员的月薪来源是工厂土地和房屋的租金。
“我们厂……当年改革的时候不是很彻底，产权不是很明确。”这位在厂里工作超过30年的女性回忆起她当年进厂时的心情，用的形容词是“荣耀”。
绕过办公楼对面的大花坛，与它遥遥相对的也是一栋四层楼，但大得多。当年，这楼的二三四层都是仓库，现在已经空了。一楼是销售科，现在分属于不同的名头： “天津针织运动衣厂梅花经营部”、“腾飞服装公司”，以及一家画有梅花标志的“仕嘉服装公司”；这楼的邻居是一栋白色的狭长建筑物，你一侧头就能看到醒目的门牌：“梅花公司”。再往前，还有几家。
这些“梅花”的掌门人，大都是原针织运动衣厂的员工。十几年来，他们就靠在这一行浸淫多年的经验，以各自为战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生存。刘玉说的一个亿，实际是他们各自的产值相加之和。
每一个“梅花”都是一个自行设计制作服装的经营主体，或在厂里租房生产，或在外有加工点。他们多数都通过厂里的授权而获得“梅花”商标的使用权。但真正使用“梅花”商标的，寥寥无几。
“去年我给水立方做文化衫，人家根本不允许我们打‘梅花’,要求必须打他们的商标。”吴春博——当年的技术科设计员——现在的“腾飞公司” 法人代表说，客户们看中的是性价比，几乎没有冲着“梅花”商标来的，后来他干脆就把商标省了。因为打“梅花”的商标，按协议还要支付厂里一笔使用费。他的 “梅花”授权书去年到期了，一直没有续签。
和另外几家公司一样，吴春博也不知道有个“豆瓣网”，更不知道那儿有个“梅花小组”，一千多“组员”还在追捧他当年为之付出汗水的那个品牌。但他仍能经常遇到一些从北京、上海来的年轻人，上门要买几套“许海峰穿的运动服”。他的回答跟他的邻居“梅花经营部”一样：没有。
因为靠大门最近，又有“梅花经营部”的牌子，这家仍在使用一台木壳空调的小公司遇到的“梅花”追捧者是最多的。对拒绝他们的理由，连只待了5年的雇工冯深谊都能谈得头头是道。
“技术上没啥大问题，我们都能做。可那些小孩都是三两套的买，我们印染服装都是成批成批的，最少五百套。哪能给他们单蹦儿零儿做？要是做五百套放屋里等他们来买，就等于积压了资金。做一批出来运北京卖去？人家那边有假冒的。打假？咱没那个心气，也没那个能耐。”
与此相反，一些对“梅花”有感情的老员工居然对假货抱有一种感恩般的心情。前些年有人提议出去“打假”，于三羊给拦住了。理由是：“要是没有人家假货，你这个牌子早就让全国人民给忘了。咱得感谢人家。”
说 “梅花”已经停止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确切的。十几年来，它一直出现在天津一些中小学生和工人的衣领上。于三羊的“经销服务部”和“梅花经营部”主要的生意来源就是做校服、工作服。当年令他们得到诸多优越感的销售渠道，现在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饭碗。几年来一直在“梅花经营部”订做服装的客户之一是：天津市老年自行车队。
2009年6月20日，天津市老品牌协会公布了包括狗不理包子、鸵鸟墨水等113个被授予“津门老字号”的企业名单。会长杭天增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梅花牌”不在其中
与李宁的缘分何以至此？
其实，尽管是通过招标而成为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参赛服装，梅花牌也远非完美无憾。即使在最辉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它也被同行业公认为“傻大粗”。
“我们厂的产品特点就是真材实料，款式、样式不如青岛的‘蓝天牌’、上海的新、漂亮。”当年的技术科长杨秀珍说，当时的中国运动装市场被“梅花”在内的三家国有工厂垄断，另外两家分别在青岛、上海。业内形容为“上青天”。“天”排在最后。
款式陈旧的原因，也许与当年“梅花厂”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关：中层干部不调入，也不调出。“领导觉得，自己提拔的人用着顺手”。杨秀珍一直当了14年技术科长，从“梅花”的最辉煌时期一直到它停产。
这样的真相，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而被彻底戳穿。在战斗开始之前，结果就已经决定了。
借助迈克尔·乔丹率领公牛队夺取NBA三连冠的威力，耐克的运动服装以篮球鞋为开路先锋，开始肆意吞食此前被“上青天”瓜分的的中国市场。而阿迪达斯这个耐克的老对手则步步跟进。二者竞争的手段之一，便是赞助中国运动员。
几位“梅花”老员工回忆：1987年在广东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梅花牌拿出一百多万元赞助全国所有参赛运动员的服装，即便梅花当时如日中天，也很吃力。而耐克和阿迪达斯不仅免费提供服装，还一掷千金赞助其训练、生活费用。这种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赞助手段，在当时却给包括梅花牌在内的国产老品牌以沉重打击。没几年，“全国的运动员穿的都是耐克、阿迪了”。
在“外国侵略军”面前惊慌失措的梅花，在国内又遇到了一个强悍的新对手——李宁。
这位穿着梅花牌运动服一次领取6个世界冠军的体操运动员，1988年在汉城奥运会上失手，随即宣布退役，投入商界。当时媒体形容他“一屁股坐在汉城便改写了人生”。但是，无人知道他对那套曾见证他辉煌的“梅花牌”运动服，究竟怀着怎样的感情。
刘玉证实了许多“梅花”老员工口中的说法：李宁退役后，首先来找针织运动衣厂谈判，想利用它的生产能力代工。条件是：取消“梅花”品牌，全力生产“李宁”。厂方拒绝了。
没过多久，李宁就用实际行动改变了自己与“梅花”的关系。1991年，他挖走了“梅花”的厂长。
李宁公司的CEO张志勇曾有如下回忆：“当时我们一家运动服装公司的总经理叫李纪铎，原来他是天津梅花厂的厂长，梅花厂当时是中国做体育的一个领先的国有企业，李宁把他请去做旗下运动服装公司的总经理。上世纪90年代，运动公司的营业额比鞋业公司都要大，按生意贡献他是第一位的。”
关于李纪铎出走的原因，厂内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是当时经营效益下滑，上级主管部门决定撤换李纪铎，让他改任党委书记，他愤而出走。“其实真不怪他，是当时形势不好。”几位老员工感叹，他们的老厂长其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如果李纪铎一直当厂长当下去，梅花这个品牌没准现在还存在。”
另一种原因则是肯定的：丰厚的报酬。
一位老员工回忆后来去广东三水的李宁服装公司考察时，看到的排场：“老大老大的办公室，真皮的老板椅，红木的大书桌。他(李纪铎)就在那儿坐着办公。后来听说，李宁一年给他的光奖金就10万，不算工资。在广东、北京、天津都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厂长出走，引起整个“梅花厂”的剧烈震荡。当时，全针织运动衣厂工资最高的是一位姓胡的八级钳工，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元，并因省吃俭用成为全厂第一个“万元户”，这个纪录在厂内外传了好久。而作为厂长，李纪铎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出走后，仅平均每个月的奖金就将近原工资的一百倍。“当时李宁从香港请的设计师，年薪就是十几万元。”曾任“梅花厂”最后一任技术科长的何光莹说。
这一挖墙脚举动立竿见影。1992年，经过李纪铎的牵线，梅花厂很快同意：为李宁设计并贴牌生产一批服装。
当年负责设计这套服装的人，便是吴春博。他记得很清楚，那套白绿相间的运动服，是用68块布料拼起来的。“梅花”以每套58元卖给李宁，摆到李宁专卖店橱窗里的价格是300多元。
结果，为李宁设计服装，却成为吴春博离开设计员岗位的导火索。
“我干了一个月，剪的硬纸模板堆起来都到腰上了。结果你猜怎么着？那月总共给我开了40块。我平时一个月也能挣五六十，还不如不干呢！我去找领导，领导说话就跟说相声似的：你是干了活了，可咱们厂扫地的，看门的也干了呀。”
一气之下，吴春博离开了技术科，去了当时工厂的“第三产业”之一——腾飞公司，并凭借技术成为其负责人。他和杨秀珍有一个共同点：当时都有南方的私人企业高薪聘请，他们没去，并至今为此惘然。
“咱就合计着，咱是国有企业的人，怎么也不能走啊。”因为给李宁设计过服装而自得的他承认，“咱这脑袋就是不活。当初李纪铎走的时候，全厂就一个跟他去的，后来不少人都后悔了。”
李纪铎如今已经退休，又回到天津居住。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可见一斑。
“梅花”还能再开吗
“其实，梅花这个牌子没倒。老百姓还是认。”这是老“梅花”人的共同看法。只是对于如何“复兴”梅花，他们有不同的理解。
刘玉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资金。”吴春博则明确地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市场推广，如何让“梅花”变成一个正常生产、正常销售的服装品牌，而非靠复古和怀旧维持概念上的生存。“靠小青年玩酷，能行么？”
另外一点与此相关的真相是：即使靠怀旧，“梅花”也难以为继。当年的老运动服库存已经基本没有了。虽然1994年起，“梅花”就已经停产，但仍保有大批库存。1996年起，当时的天津市纺织局指派另一个国有企业“东亚毛纺厂”接管“梅花”，两年时间，三层楼的仓库基本卖空了。
“当时你们没赶上，运动服就在厂门口摆着卖，五块钱一套。”冯深谊说。“东亚为了给工人开工资把库存都卖了，有些人还感谢东亚。要是我，就不感谢。”
“外行领导内行，就那两年把我们厂给坑了。”于三羊的妻子范秀萍不满意地说：作为退休职工，至今她一个月要为自己交数百元的各种保险。“要不，光靠吃库存，咱们这辈子都吃不完。”
此前，从天津市纺织四厂调来的新厂长王群励已经启动了自己的打法：让“梅花”暂时停产，全厂改生产内衣“费米丽”，刚进入正常生产，“东亚”的接管就使其夭折。等1998年他再被调回来，工厂已经基本瘫痪。库存、资金和设备都没有了。政府指令对经济的干涉，给了“梅花”最后一击。
如今的王群励已经58岁。“人的一生能有几次雄心壮志？”一位老“梅花”人为他鸣不平。
“东亚”如今也已衰落。它为“梅花”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是：卖掉了织机等设备。当年“梅花”之所以能在全国服装行业获得“两金两银一铜”，很大程度上在于进口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先进设备，当时价值一千多万元。中国运动员穿去参加1984年奥运会的那些运动装就是进口设备之功。
“我们做过调研：那些设备，现在中国北方都没有。将来即使梅花牌复兴了，也得采取让南方企业代工的形式。”作为最后一任技术科长，何光莹保留着几乎所有老“梅花”运动装的技术资料和样本。她现在的身份是：梅花公司的副总经理。
在诸多“梅花”中名头最响的梅花公司，是“园区”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年产值约一千万元，主要给美国、日本的服装品牌做代工。它成立于 2000年，至今总经理李梦强仍是针织运动衣厂的党委委员。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寄托了对“梅花”的期望。只是它一直无力去推动这个老品牌的复兴。
从技术层面讲，当年的经典老款运动服也是不可完全复制的。染红色运动服用的是“国红”，属纳夫妥染料。1990年出口德国被对方以致癌为由拒收，这才改用活性染料，但颜色存在一定差别。蓝色和绿色分别是用士林蓝和士林绿冰染的，如今掌握这些技术的技术工人流失极为严重。“我总不能自己上阵去染吧？”
但何光莹承认，“梅花”未能复兴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条件不利。“咱天津人脑子不笨，就是容易满足。比如我自己就是这样。”“这个品牌要是给南方私人企业拿去，早干好了。”于三羊也说。
老“梅花”人对这个品牌的情结，跟豆瓣网上年轻人的追捧一样，也许是它复兴的另一种资本。
天津电视台一位编导回忆：去年台里办节目，向“梅花”租了一百多套运动服。她去取的时候，发现两位老工人正在整整齐齐地把服装逐个装进外包装塑料袋。她解释说，不用如此费劲，这衣服穿两次就送回来。两位老工人回答：不行。咱厂里就这规矩，必须整整齐齐的出。
现在，针织运动衣厂办公室的电话安装了来电显示，生怕错过每一个机会。哪怕你只买一两套衣服，刘玉也会亲自拨回来，告诉你销售部的电话、于三羊的手机。吴春博和另外许多“梅花”掌舵人一样，在盘点自己生产的代工服装时，每每顺嘴唠叨一句：这要是贴上梅花的商标，该有多好……
何光莹则以另外一种态度表达了对“梅花”的感情：其他公司的“梅花”授权都是非法的。针织运动衣厂唯一有权使用这个品牌的，只有她的梅花公司。“现在我们不追究。将来这个品牌再起来了，我们一定得找厂里要个说法。”
崇文门附近一家售卖北冰洋汽水的小店，仍在一块大冰坨子上滑动汽水瓶。 图／ CFP
北冰洋汽水：相见不如怀念
承载怀旧情绪的北冰洋汽水原来是假货。这个虚拟生存的老品牌，
能否光复它的现实价值？
7月底的北京，傍晚依然酷热难当。后海边的一家小食品店里，几瓶北冰洋汽水看起来十分解渴。
与芜然杂陈的可乐、绿茶、红茶、鲜橙多们不同，北冰洋汽水被安放在另一处更显眼的位置，与瓷罐装着的老北京酸奶并肩而立。玻璃质的瓶子，铁皮做的压盖，贴纸标签和赫然印在上面的长脖子白熊图，都还是老照片上那质朴的模样。
一时间，有时光倒流之感。
老品牌重现
“两块钱一瓶”，见有人过来，店主介绍说，“但口味没以前好了，气泡儿也不太足。”瓶盖启开，果然未见气泡腾出。咂一口在嘴里，有很奇怪的口感，涩涩的，带有浓重的苦味，难以下咽。
在老北京人的记忆里，北冰洋汽水本该是冰爽的啊，“带着凉凉的冰碴和新鲜的橘子味儿”。
店主苦笑着解释，可能是生产企业改制的缘故，这种汽水的质量明显不如以前那样好了。
他所说的以前，应该是很有些年头了。在上世纪50-90年代，偌大一个北京城，风靡大街小巷的品牌饮料就是北冰洋汽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日子，北冰洋汽水和同一牌子的双把雪糕，在京城更是家喻户晓。
不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汽水突然消失于人们的视野，往日滋味渐成追忆。
最近两三年，北冰洋汽水却在不经意间重出江湖。在老北京市井文化集散地后海，和老城区的一些小胡同里，人们都可看到它的身影。
卖汽水的店主说，因为已经知道重出江湖的汽水难喝，一些食品店和酒吧就停止了进货，可他还一直坚持着。
“少进一点，也有得赚，尽管不好喝，也还会有些顾客。”店主说，来买这种汽水的人，十有八九不是为了喝，而是因为怀旧，“买下来做纪念的”。
儿时记忆复活
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让不再好喝的汽水依然有销路？看看网络上有关北冰洋汽水的各种怀念文章，就会找到答案。
一篇题为《80后遗失的记忆》的帖子，在博客、贴吧、豆瓣和开心网里被广泛转载，里面写道，“你可以随便去问一个在北京长大的，1990年以前出生的孩子，在他们的童年里，陪伴他们长大的汽水是什么？唯一答案只有北冰洋。”
更多的人忙着补充各种细节：“那会儿在大街上卖的汽水，都是把汽水搁在一大块冰上面卖，整块的冰上有好多半圆形的槽，汽水一瓶瓶地放在槽里刚刚好。”“店主守着大冰块，一边与街坊邻居谈笑，一边不住地用手翻转着饮料瓶子，让它们均匀受凉，偶尔还会往上面浇一些水。”
“遇到有人过来掏钱光顾，店主会非常麻利地拿起瓶起子，用起子利落地一撬，将瓶盖甩落在地。与此同时，‘呲儿’的一阵声响，汽水便如同炸开了锅一样，迅速腾起一排排的泡泡，一股婷婷袅袅的白气也顺势从瓶口冒出。被甩在地上的瓶盖则快速地滚动、舞蹈，慢慢归于平静。”
这些帖子集中到一起，所表达的东西除了汽水本身，更多的是对青春的纪念。
经由网络聚集的怀旧气息，最终还是会回归现实生活。许多人开始通过发帖来呼朋引伴，相约后海，一起去寻找那些可以承载他们记忆的北冰洋汽水们。
不过，他们恐怕不知道，这种重出江湖的汽水不但味道变了，而且还是假的。
假货！假货！
是的，那些 “北冰洋汽水”是冒牌生产的劣质商品。
早在2007年，北京一些媒体就开始关注这一现象，有的报道揭穿了这些汽水的部分真相。“黑心商贩用色素和自来水勾兑假汽水，装入从市场上回收来的空瓶里，制成了假冒的北冰洋汽水。”
其中一篇报道用劝慰的口吻说，“色素吃多了容易破坏中枢神经，损坏肝脏，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喝了不干净的水也会引起肠胃疾病。”记者建议家长不要购买。
2008 年年末，《北京青年报》再次报道了这件事。当时，北冰洋汽水的真正“母亲”、北京北冰洋食品公司回答媒体记者说，公司于1994年被百事可乐收购，之后不久北冰洋汽水就停止了生产，因此市场上出现的北冰洋汽水全是假冒的。至于北冰洋汽水的瓶子为何会流入不法商贩手里，受访的工作人员说，可能与当初集中销毁空瓶时，有些销售点没有全部上交有关。
2009年7月，《中国周刊》记者再次寻访北冰洋食品公司。彼时，这家企业正在进行资产重组，可能的方向将是，并入同一集团另外一家公司。相关负责人受访时维持了前述说法，“我们很早之前就不生产汽水了，后来也没有授权其他人生产这个牌子的汽水。”
可问题是，既然市场有需求，企业为什么不再生产了呢？
品牌所有权难题
面对记者的提问，原北冰洋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曹树琪不愿多谈，他只是指着屋内印有“北冰洋”标志和“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字样的桶装水说，“现在我们已改做桶装水了。”
品牌营销专家姚尧介绍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相继进入中国，由于当时政策鼓励外商与国内企业合资，洋饮料又享受超国民待遇，于是迅速通过成本和资金上的优势，获得了市场和品牌的控制权。之后不久，国产饮料品牌纷纷被雪藏或清洗出局。
北冰洋汽水的尴尬命运，应与上述历史背景有关。
姚尧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如果当初北冰洋和百事的合资使得后者掌握了品牌的所有权，则未经百事许可，包括北冰洋食品公司在内的其他中方企业，将无权再生产北冰洋汽水。但如果被百事控制的“北冰洋”品牌仅限于汽水，则中方企业还可以将“北冰洋”品牌注册到其他商品。
《中国周刊》记者就“北冰洋”品牌的所有权问题先后联系北冰洋食品公司的上级单位——北京一轻集团和北京百事饮料有限公司，但双方均未给出相关答复。
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显示，百事与北冰洋合资后转产的桶装水虽沿用“北冰洋”商标，但产品标识上均不再出现“北京北冰洋食品公司”字样，生产厂家全部为“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此外，北冰洋食品公司在与百事合资前还生产雪糕、果酱等食品，其所生产的北冰洋牌“双把雪糕”、“袋儿凌”等产品，同样在北京市民中享有盛誉。
据《中国周刊》记者了解，北冰洋食品公司现在也已经不再生产这些产品。但这家企业又与一家东北籍个体老板合资，另外开了一家名为“北京北冰洋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民营企业，继续生产“北冰洋”牌雪糕。目前，市场上的北冰洋牌双把雪糕全部来自于这家企业。
不确定的未来
近几年来，与北冰洋同期被收购的天府可乐，正在向百事可乐追索品牌。北冰洋方面有没有类似的打算？原北冰洋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曹树琪说，由于集团正在对公司进行重组，未来发展方向将由集团领导定夺。
《中国周刊》记者就此采访北京一轻集团，该公司宣传部部长纪敏超在请示主管领导后表示，集团的确正在对下属公司进行重组，对于北冰洋品牌的发展也制定了好几套方案，但因为这些方案都还没有经过董事会讨论，未来还可能会有变数，因此暂时不便向媒体透露。
但他向记者特别强调，将绝不放弃“北冰洋”品牌，“会把它持续发展下去。”所谓的持续发展，是指汽水、雪糕还是桶装水，北京一轻集团未予明确。纪敏超运用外交辞令，闪烁其词地说，“不管什么产品都还用这个牌子，也不排除换一种载体来发展它的可能性。”
这一表述都比曹树琪的前任此前对媒体的答复要保守得多。
早在2007年，时任北冰洋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的王小平表示，“虽然北冰洋汽水已经停产多年，但是我们有计划将其重新投产。在未来，北冰洋汽水肯定是会重新回到北京市场上来的。”
这种细微变化多少让一些人心生凉意，想喝到正牌的北冰洋汽水，仍然是渺茫无期。更多的人开始感慨，“幸好现在我们还有北冰洋牌的双把雪糕。”
但是，随着合作方北冰洋食品公司被重组，生产双把雪糕的北冰洋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业务是否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也同样充满了未知数。
北冰洋汽水曾“撂倒”聂卫平
汽水这种饮料现在看来是很稀松平常的东西，但是在早年间也是稀罕物呢。就这北冰洋汽水怎么会撂倒了聂卫平呢？这段儿故事那可要从他小时候说起了。想当年聂卫平是陈毅元帅的小棋友，每逢周末他就会被家里人饬一番之后，去和陈老总切磋棋艺。当时聂卫平才十岁，一直深受“落子无悔”的教育和影响，所以有时候陈老总想再斟酌一下，想悔棋的时候，他都会坚决地予以阻止。
陈老总很喜欢这个机灵认真的小棋友，所以一次晚餐时，就拿出了在当时很稀少的北冰洋汽水来招待他。据聂卫平回忆：那可是他第一次喝到汽水，那甜甜的、凉凉的，好喝极了！而且每当面前的汽水快见底儿了，陈老总马上就给续上了。结果一来二去连着喝了十来瓶儿。后来可能是喝得太多，有点醉了的意思，聂卫平就晕在沙发上起不来了。
“北冰洋”历史
北冰洋食品公司的前身是建于1936年的北平制冰厂。1949年收归国有，改名为北京新建制冰厂。1950年改名为北京市食品厂，并正式注册“北冰洋”商标以及雪山白熊的商标图案。1985年，改制成立北京市北冰洋食品公司，之后进入历史辉煌时期。
1994 年，伴随着招商引资大潮，北冰洋食品公司同外商合作，分别成立了4家合资公司，“北冰洋”汽水被分配给其中之一的百事-北冰洋饮料有限公司生产。遗憾的是，包括百事-北冰洋在内的3家公司没多久就全部关门大吉，只有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还在继续生产着“北冰洋”牌子的桶装纯净水。
2008年，北冰洋食品公司上级单位北京一轻集团宣布将对其进行内部资产重组
自行车王国的巨大市场曾一度托起飞鸽等经典国货品牌。 图／CFP
“飞鸽”起落记
从100%到1.6%，国有资产在整个天津自行车行业中占有份额的变化，是一个标准的“国退民进”过程。“飞鸽”的膨胀、衰落直至今天的新生，终于一步步回归正常。然而，要恢复往日的荣光，对它来说已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天津，东丽区程林工业园，大道上尘土飞扬，运送货物的卡车迎来送往。
“你是找中国飞鸽？”卖西瓜的小贩、修自行车的工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方向，即使它远在一两公里外。“飞鸽”现在的名字是“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刚搬到这里三个多月。
这是“飞鸽”的最近生存状态。在网上能查到的，“飞鸽”在西青区、北辰区的两个厂区已成往事，更勿论位于天津市区六纬路的老厂。那个曾经随着一辆辆自行车传送到全世界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名，现在伫立着一片宽阔的住宅小区。厂房早已卖掉抵债。
“飞鸽车业”副总经理高用亮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现在的“飞鸽”年生产量为120万辆。其中一部分为贴牌代工。
这个数字，在天津市每年的4700万辆自行车产值中，并不出众。与它自己的过去相比，只能用“柔弱”来形容。曾几何时，“飞鸽”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代名词。
一年一张票
作为中国自行车的发源地，天津的名字从来就与“飞鸽”联系在一起。
1950年，新中国第一辆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自行车在天津自行车一厂出生，取名“飞鸽”。在自行车成为中国人普遍交通工具的过程中，“飞鸽”与上海的“永久”“凤凰”出尽了风头，被称为中国三大自行车品牌。
“六五”“七五”期间，天津市政府先后投资2.4亿元，对“飞鸽”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自解放以来到1980年代末，以“飞鸽”为领头羊的天津市自行车产业累计上交国家利税60多亿元，是天津市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当年的技术工人，现在的技检部长赵志国回忆：作为“飞鸽”的工人，他们享有一项赢得社会普遍羡慕的福利：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们每人每年可分到一张购买 “飞鸽”的票券。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称为中国家庭“三大件”的年代，这张票太珍贵了，经常是早早就被亲朋好友预定：“我明年结婚，你那车票千万给我留着！”
当时的婚礼，一辆崭新的“飞鸽”往往便是女方的全部陪嫁，赢来阵阵艳羡。许多人因实在弄不到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券，只能自己想方设法收集自行车的零件，自己“拼”一辆。
1988 年，包括另一个着名自行车品牌“红旗”在内，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都集中到“飞鸽”名下，成为3万多人的“飞鸽集团”。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飞鸽”辉煌的最顶端：国有资产占全市自行车产业份额100%，年产量661万辆。1989年2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访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他，并赠送他们夫妇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国礼”。从此“飞鸽”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它还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资之一。
顶点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飞鸽”作为大型国有企业，靠的是两大法宝：政府指令下的银行贷款，和包销全部产品。几十年来，“飞鸽”基本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绿色。
天津大学企业战略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和金生领衔的一篇论文形容当时的“飞鸽”：“保守、狭隘、自大、唯我独尊”，“具有鲜明的国企特色”。原因是“企业不直接面对市场和顾客，所要做的就是听从行政命令进行生产”。
吉利改宝马？
行政指令对“飞鸽”的负面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初现端倪。
如果把吉利汽车的标识取下，换成宝马的车标，以图让一辆汽车的售价提高，行吗？
当然不行。然而，这种类似的行为并不是假设，而是现实。“飞鸽”和“红旗”当年就曾在政府指令下，做过这样的违心之举。原因仅仅在于，一辆“飞鸽”的价格比一辆“红旗”要多二十块钱。
可以想象当时的尴尬场面：服从领导，移交了技术资料、设计图纸，“飞鸽”人心怀不满，认为抢了自己的市场；“红旗”人也不情愿，便宜耐用是当时的26型“红旗”一大卖点，该车素有诨名“不吃草的小毛驴”，走俏于农村市场。自己的品牌要被取消，谁乐意？
两个厂面临同样的工作任务：厂长给副厂长做思想工作，副厂长给车间主任做思想工作，车间主任给车间副主任做思想工作……
两个工业品牌的统一，谈何容易。需要改图纸、改模具、改车床，何况还是两个定位、市场都不一样的品牌。由“红旗”改成的“飞鸽”很快被民间称为“假飞鸽”，进而连累了整个“飞鸽”的销售。“永久”“凤凰”趁机抢占市场份额……
其时为1986年左右。改革进行了一年多，被迫中止。
“改革是失败，但是当时也有好处。谁得了好处？政府。”当时的集团总经理萧庆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他试图从积极的角度谈那次改革的意义：天津市当时正是加紧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资金极度短缺。“红旗”改“飞鸽”，当时的确增加了一些销售收入。这笔多出的钱，自然作为利润上交，用来修建了天津市的中环线等几条重要公路。
十几年后，“飞鸽”人因工厂衰落，他们的退休金、医疗费长期被拖欠。没有人能料到这样的后果。
1990 年代开始，席卷全中国的体制改革扩展到了自行车行业。政府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逐渐扶不住这个庞大而附加值极低的产业了。从1990年开始，天津市轻工业局向民营企业大量发放自行车临时生产许可证，另一方面减少乃至停止对自行车产业的投资，并将这一行业认定为“国有资产退出的行业”。
在这种形势下，众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加入自行车行业。可怜当时的“飞鸽”基本上只会制造26、28两种车型，连中国女性的普遍选择 ——24型号的自行车都极少。要改个车型，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有个比方：河冻冰了。咱们回去开动员大会，开始设计冰车。人家民营企业直接拿个冰爬犁往上一放：五毛钱一位；结果发了。等咱们明年把冰车做好了拿来，河都化了。”一位当时的“飞鸽”高管说。
截至1998年，飞鸽集团溃不成军，连续5年亏损，累计达3亿多元，人员大量流失。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利用“飞鸽”走出去的技术、管理人员，步步做大。天津市一位区长说了一句话：“一只鸽子掉下去，千万只麻雀飞起来。”
售价200 成本600
1998年，几百名“飞鸽”的老员工走上天津的中环线、外环线，用堵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因为“飞鸽”名气太大，影响也大，当时的厂长和书记双双下课。此事标志着“飞鸽”的彻底衰落。
之后，没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甚至集团指派当时的副总经理去兼任厂长也被拒绝。最后还是行政指令起作用：再不去，立即宣布撤职！“飞鸽”这才算有了厂长。
今年64岁的龚孝燕，当年是飞鸽集团的副总经理，主管“解困工作”。对那段日子，她不愿意用“不堪回首”这样的词。跑市政府、区政府、劳动局、经委、工会、工商局，一个个衙门求来求去给工人找政策，找待遇，找出路。连厂房分开出租是否合乎规定，都要她去找相关的政府官员，硬把人家拽来现场办公——职工们纷纷另谋出路，或挂靠在集团下单干，飞鸽集团的下属企业三年就增加了一百家。大雪天的深夜，她独自一人跟几百名下岗职工谈判，苦口婆心几乎是央求他们不要有过激行动……那段日子给她留下了糖尿病、高血压和一身的病。一次导致她险些半身不遂，不得不提前退休。
“她(龚孝燕)那段时间至少给工人要来六七百万。”一位老飞鸽人说。
对于个人来说，这个数字足够巨大和值得自豪。但要挽救飞鸽集团，只能是杯水车薪。据曾任财务审计处副处长的高用亮回忆，当时飞鸽集团一个下属厂每个月给退休工人看病的费用就高达数百万元，整个集团要想翻身，每个月需要1.5亿到2亿元之间。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的银行贷款和企业欠债的利息，对当时的“飞鸽”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根据飞鸽集团对提供的数据，当时市面上的自行车售价为200元左右，而一辆“飞鸽”的成本是600元。那些兢兢业业一辈子的老工人苦心钻研节约成本，一个七十几道工序的车铃才挣几厘钱；架不住“飞鸽”庞大的非生产部门人吃马喂：企管办、质管办、房管科、行政科、膳食科、幼儿园、医院、技校、职工大学……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冗大结构是一切企业的最终发展方向。
1999年，中央下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逐步把所办的学校、医院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移交地方政府统筹管理。对“飞鸽”来说，已经晚了。
越生产越亏损，成为政府决心从这一行业中退出的重要原因。现在的“飞鸽”，以上部门全部裁撤。仅剩的几个部门也变成了生产人员兼职。
三次“砍树留根”
困境中的飞鸽集团，最大的优势就是“飞鸽”这个名字。
再拖下去，不是办法。飞鸽集团想了个办法：“砍树留根保品牌。”即：剥离一部分生产能力，抽调精干人员、技术和设备，另行组建一个企业实体，飞鸽集团以有偿形式将“飞鸽”这个品牌转让给它使用。这样，就把原先的债务由集团一身扛下，新的企业实体可以轻装上阵了。
1998年，飞鸽集团又咬牙贷款1500万，成立了全资的“飞鸽自行车公司”，赵志国和高用亮都在其中。一年时间，这个公司盈利了1000万元。然而，它能看着拥有上万职工的老集团债务缠身，无动于衷么？1000万盈利全部被集团抽回救急，公司又办不下去了。
“当时有个比方：我们是一艘小潜艇，集团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这潜艇能拖动航空母舰么？”高用亮说。
明晰法律的人不难看出，“砍树留根”并不能一下让“飞鸽”抛下包袱。1999年，上海宝钢集团对“飞鸽”拖欠它多年的钢材款1400万元，提起诉讼并要求查封“飞鸽”品牌，准备逼它拍卖。这时候，政府终于对“飞鸽”多年来的贡献给以了回报。天津市政府介入，与上海方面反复交涉、沟通，最后于 2002年达成还款协议，使“飞鸽”幸免于难。还有几次类似的危机，都被政府出面化解。
很难说清，是不是这次诉讼推动了“飞鸽”的改革。这年，第二次“砍树留根”奠定了今天“飞鸽”的合作形式：合股经营，公私合营。天津市西青区的一家乡镇企业腾达公司出了土地、厂房，天津市经委下属的华泽投资公司拿出400万元，跟飞鸽集团一起成立了“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
2004年，民营企业泰美公司的老总张健加上“飞鸽”的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资808万元，三个国有股东持有的股份缩减到58%。2007年，这个公司的年产量曾达到过130万辆。
然而，在这种经营形式下，股东之间又出现了矛盾。
“当时的股权很混乱，不明晰。比如说我们飞鸽集团用来入股的设备，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设备，没有计算折旧费；总股份1924万元，仅厂房就价值670万元。”高用亮说，当时的各方股东要求“飞鸽”以品牌入股。而在国有股份不占优势的形势下，这就等于出让“飞鸽”品牌。这促使“飞鸽”进行了第三次“砍树留根”。
2009年3月，天津飞鸽集团出资退了各方股份，采取了“管理者持股”的运作模式。它出资500万元，原副总经理张金瑛个人出资300万元，并担任总经理。在东丽区租下一片厂房，成了“飞鸽”的新巢：“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
“她(张金瑛)的300万元，应该也是几个朋友凑的。”一名“飞鸽”员工援引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800万元，成了新“飞鸽”的全部资本。这一下产权彻底清晰了，生产设备也全部换新。“飞鸽”终于成为一家彻底的现代企业，得以卸下包袱进行市场竞争。但这样的规模，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已排不上号。
生产“飞鸽”的，还有飞鸽集团旗下的两个小企业：“飞鸽电动车有限公司”和“飞鸽电动三轮车有限公司”。都是国有与民间资本合资。再加上与 “飞鸽”一样衰落的“红旗”，根据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向《中国周刊》提供的数据：整个飞鸽集团的资产，在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只占1.6%的份额。
与此同时，“永久”、“凤凰”也全部衰落。
来自非洲的怀念
“我感觉，要想做大，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人才。”在刘少奇视察、布什骑车的大幅照片下，高用亮说。
“飞鸽”再想恢复往日的荣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天津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年产4700多万辆自行车，但规模前10 名的企业都是民营，其中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曾经穿过“飞鸽”的工作服。一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请周杰伦做广告代言，出价3000万元人民币。这一数字相当于“飞鸽车业”全部资产的近4倍。
尽管多年来再也没有退休工人堵路，拖欠的医药费、退休金也在逐渐发还，但“飞鸽集团”与那些老厂长、老经理的关系并不密切。有些老“飞鸽”人在聚会时表示：不愿意和现在的“飞鸽集团”接触，怕见了伤心。“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远。”一位知情人如是说。
尽管一再收缩，“飞鸽”的品牌价值仍贯穿到今天中国大地上能通行自行车的每一区域。无论在“飞鸽”的哪一个发展阶段，打假都是它不能放弃的工作。全国各地的假冒“飞鸽”前仆后继。
直到现在，飞鸽车业的管理部长还在江西打假。根据各地客户举报，带着技术人员前去，查实后向当地的工商、质检等部门举报。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客户利益，地方政府要维护自己的市场繁荣。效果无疑参差不齐。
在世界某些意想不到的角落，“飞鸽”的品牌价值还以怀念形式存在。
目前，飞鸽车业的出口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还有一部分来自非洲，确切地说来自赞比亚、乌干达等小国。当年，中国曾向它们或出口或援助过“飞鸽”，现在它们找上门来，指名要买“飞鸽”，而且还是最经典的28款式。
这些车忠心耿耿，负重能力强，在非洲广袤的沙漠和草原上，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老国货复苏的春天还有多远
中国国货老牌有了复苏迹象，这里既有转型市场环境创造的特殊良机，又体现了国人自信心的实质性提升，也有老牌企业的变革努力。但它们的整体性复兴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也许当我们不再把老字号看做是“老字号”的时候，老字号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何佳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品牌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国货老牌似有复苏迹象，我相信这是国货振兴的前奏曲。这大概与以下三方面因素有关。
首先是转型市场环境创造的特殊良机。转型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制度建设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在消费市场上，仿冒伪劣、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早已见怪不怪。消费维权事件数量逐年上升。老百姓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做法就是购买“品牌”商品。
在英文里，“brand”是名词(品牌)或动词(打上烙印)，但在中国人心里，“品牌”还是形容词，大家把它理解为可靠的、放心的。这就是“品牌”在中国的特殊性。国货老牌的核心资产在于诚信和可靠。
年轻一代可能不喜欢老字号，觉得与自己距离太远，但对老字号的信誉是相当认可的。人们怀念老字号，实质是对层出不穷的杂小品牌不信任的反弹。
其次是国人自信心的实质性提升。
改革开放30年，老百姓的物质消费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许许多多稀奇的东西变得平常了，“令人羡慕”的东西变得司空见惯了。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品牌所具有的独特象征意义变得不再那么令人心驰神往了。
遥想当初，只要是西方货，不管是杂牌还是小牌，只要进入中国就是绝对大牌。随着国力提升，西方品牌的这种落差势能差不多已消耗殆尽。雀巢咖啡198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广告语说“味道好极了”，那时，国人是“笑在脸上，苦在心里”。现在百姓的消费经验和知识有了长足进步，不再盲目消费。只要东西货真价实，就是国货，又有何妨呢？
这种国人心态和民族自信的进步，为国货老牌的复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消费预期。代表中国的民族性元素不但不显土，反而让人自豪、受人追捧呢。国货老牌具备这样的基因。
再次，一些老牌企业确实靠全面管理变革走上新路。
例如，百年老牌云南白药运用品牌延伸把自己的独特优势发挥到极致，其背后是董事长王明辉所领导的一系列变革，包括管理、产品与技术、品牌等方面的创新，以及资本结构整合和产权结构的改造。
很多人一定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合资高潮，冲没了一大批国货老牌，大家心生愤慨，却奈何不得。没有资本和实力，谈何谈判上的平等？
上海家化老总葛文耀当时自嘲在合资企业当副总为“不出国的留学”。可见当时不要说一般管理人员，就是企业当家人都不懂品牌管理。现在呢，营销已成为常识，品牌则是老生常谈；人才市场和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公司治理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有极大改变。
那么，国货老牌整体性复兴的春天是否已到来？我个人认为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老牌企业是否能够复兴，到底如何复兴，最终取决于企业的相应战略选择和执行。而作为学者，我从大量研究中得到了一些较具规律性的东西，与其说是结论，还不如说是一些具体问题，这里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希望对诸位有所启发。
首先，老字号品牌的个性(形象)要不要改变？如何改变？我的研究表明，中国老品牌具有突出的“仁和”个性，但“时新”和“高雅”个性评价低下，而外资品牌个性的评价恰好与之相反。此外，与年长世代相比，年轻世代对理想品牌个性的时新需求显着更高。那么，老字号的品牌个性要改变吗？如果改变了还是原来的她吗？
其次，老牌国货要不要大打老字号牌？如何打？中国老品牌具有突出的群体共享联想。
这些联想往往集中于家族性标签老字号。很多企业还要趋之若鹜地申请“中华老字号”认证。反观西方的百年品牌，就以“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为例，你怎么也不会首先想到它是老品牌，却始终让人感觉与年轻一代心心相印。
最后，老牌国货的营销战略坚持以创新为本的理性路线，还是走怀旧的煽情路线？创新就是求变，包括新产品(用途)、新市场、新定位和新形象；而怀旧是挖掘老的元素，唤起回忆，建立起与消费者过去自我的情感联系。两条路线似乎矛盾。
那么，到底孰轻孰重？对老字号的宣传和舆论，似乎总是围绕它们的身世做文章。老牌国货的复苏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舆论取向？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表达对上述问题的意见，那就是，当我们不再把老字号看做是“老字号”的时候，老字号复兴的春天就会真正到来。
老国货的前世今生
梅花运动服 原产地：天津
当年：
见证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辉煌阶段。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梅花”是中国运动员指定出场服装。许海峰获得中国人第一枚奥运金牌、女排五连冠、李宁一次获得六枚金牌时，都穿着“梅花”。
现状：
九十年代起陷入衰落，在国内外新兴品牌的挑战下惨败。商标还在，但已十几年未生产。工厂还在，但已只剩空壳。人员还有，但都在各干各活。近年来，在“豆瓣”网上掀起的老国货怀旧潮中首当其冲，拥有上千名追寻者。
飞跃鞋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59年诞生于上海胶鞋一厂。上世纪80年代穿飞跃鞋是当年的时尚，其影响力可以和今天的耐克、阿迪媲美。
现状：
“飞跃”商标一直未注册，始终停留在中国低端产品阶段。但在欧洲获成功包装，法版 “飞跃”不仅售价高，而且销量也很大。
回力鞋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35年注册，为中国最早的胶底鞋品牌。上世纪80年代时，拥有一双回力鞋在青少年中是潮流的标志。王朔曾写道：“‘文革’时社会秩序大乱，这款鞋和军帽一样是小流氓抢劫的主要目标。经常看到某帅哥穿着‘回力’神气地出去了，回来光着脚，鞋让人扒了。”
现状：
国内市场尚有一定份额，成为大众化、休闲品牌。由于价格低廉和耐磨，经常成为农民工的工作用鞋。在欧洲、东南亚，老款回力鞋售价为国内的20倍。
美加净 原产地：上海
当年：
上世纪60年代诞生于上海家化，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的第一支定型摩丝、第一支防晒霜、第一支定型护手霜……1990年，中国化妆品市场总额40亿元，“美加净”占到3亿。
现状：
在国际化妆品巨头纷纷进入中国的强大压力下，“美加净”也不得不选择与国外合资。然而一路不顺。如今几经拼杀，“美加净”重新夺回了顶峰时的销售额，并在护手霜等细分市场上抢回了第一品牌的交椅，但中国化妆品市场已经增长到340亿元，而“美加净”仅仅占据了不到3%的份额。
凤凰自行车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58年诞生于上海自行车三厂。曾经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出口量长期名列全国自行车行业第一。
现状：
在全国民营自行车企业的冲击下，“凤凰”所占市场份额连年降低。1997年，作为上市公司的“凤凰”在106家同类公司中，获利能力排第102位，丧失了配股资格。目前的“凤凰”逐渐转向出口市场。并在荷兰开设组装工厂，以避开贸易壁垒。
健力宝 原产地：广东
当年：
1984年诞生于三水市酒厂，1984年，伴随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成功，作为指定饮料的“健力宝”大获成功，迅速成长为中国民族饮料第一品牌。
现状：
“健力宝”的浮沉过程，已成为中国商界教科书的必选课程之一。围绕其产权，政府、企业家、国外投资者进行的博弈产生了无数悲喜剧。其创始人李经纬、投资家张海纷纷身陷囹圄。如今的“健力宝”还在生产销售，但在饮料界的激烈竞争下早已风光不再。
北冰洋汽水 原产地：北京
当年：
1956年诞生于北京市食品厂。至上世纪80年代末，北冰洋公司产值超过了一亿元，这瓶汽水成为北京的符号之一。
现状：
1994年重组后，“北冰洋”汽水就不再生产。但在后海等地，一些小店兜售“北冰洋”汽水。厂方认定均为假冒伪劣。
飞鸽自行车 原产地：天津
当年：
1950年诞生于天津市自行车一厂，为中国第一辆自主设计制造的自行车。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辆“飞鸽”就是姑娘出嫁的最好嫁妆。
现状：
经过自行车产业的“国退民进”，几次重组后的“飞鸽”终于成为一家产权清晰的合股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年产上百万辆自行车。然而，天津的自行车产业已是一个私营企业占据绝对优势的产业，“飞鸽”所占的份额只有1%多一些。
百雀羚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40年诞生于上海富贝康家用化学品无限公司。曾经在国内首创全面“护理、滋养”的护肤理念，旗下的百雀羚、凤凰产品系列风靡全国，年销量达上亿盒。
现状：
2000年，百雀羚改制为民营企业。目前仍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忠实消费者年龄偏高。尽管每年销售额达数亿元，但因品牌的毛利率过低，公司每年的纯利润仅有两三百万元。
永久自行车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49年诞生于上海昌和制作所。一度是中国生产最多的自行车，年产量达到全国总产量三分之一。在当年是“宝贝”，当时有句俗话，骑“永久牌”自行车的要是摔了，爬起来必定第一个看“永久”摔坏了没有。
现状：
1993年，“永久”成为中国自行车行业最早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2001年起，上海民营企业中路集团入主“永久”，占有54%的股份。根据其官方说明，目前“永久”自行车年产150万辆。这个数字占中国自行车年产量的1/60。
英雄钢笔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58 年，上海英雄钢笔厂提出“英雄赶派克”口号。第二年，在抗漏、减压、耐高温、耐磨等12个指标中，“英雄”有11个方面超过了“派克”。上世纪80年代末，“英雄”在国内市场居于垄断地位，占有钢笔行业80%以上的市场。1997年，它成为香港回归仪式上的签字笔。
现状：
“文革”后，“英雄”的质量被“派克”远远抛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营出现接连失误，在国内又深受私企造假之害。如今的“英雄”每年销售额2亿元左右，而假冒“英雄”达8亿元以上。
小霸王学习机 原产地：广东
当年：
1987年诞生于广东中山小霸王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借助“唐老鸭”李扬极富穿透力的叫嚷“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小霸王”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在中国学习机市场一时占到80%的份额，年产值10亿元。
现状：
上世纪末，随着8位机技术被逐渐淘汰，小霸王先后转向VCD、复读机市场。而股权不明，又导致其创办人段永平出走，创办“步步高”，成为小霸王的最大对手。“小霸王”迅速衰落。现在的“小霸王”经营饮水机、豆浆机在内的多种机械电子产品，早已非一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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