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张承志 2009-08-26 22:47:57
一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
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象一个优美的女人又象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其中太深的东西。
百年以来两度侵略战争过后，尽管那么多的亲日派还活着，尽管一代代地在青年中被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媚日派，作为中国的基本舆论和心态的一个外观，就是人们对日本的普遍反感。今天，简单的说，我欣赏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气。
这不科学，也不认真，但是多少有着一点正义。
是否应该认真一些地归纳一次呢？我觉得应该也有必要。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认识只是昔日的仇恨，如果对于一个扩张的殖民主义传统只是反感而已，那么肤浅的反感是可以只隔一夜就变味的。从偏激地排外，到媚骨酥软变节卖国，其间只隔着一层纸。从挨人欺负而膨胀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到对内大汉奸主义对外大国沙文主义，也只有一步之遥。在批评人家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不是牢骚和取笑攻讦，人家也不是鸠山而是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严谨。
但是放弃批评更危险。半个世纪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时的名言，即所谓“以德报怨”，是错误的。在今天，日本的媒介几乎言及中国必怀讥讽，日本的许多人提起中国语必不恭。不是为了自尊，而是为了正义，可能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二
我也相当长期地在日本滞留。所以用滞留一词，是因为日本希望外国人只用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居日。根深蒂固的对岛国之外一切的恐惧，使日本的及其善良的国民总是小心翼翼地盼望外人最好快点离开。于是代表他们国家的警察和入国管理局就露出了狰狞的脸。据我个人的但是真切的感受，日本最可憎的两大物，一个是 gokiboli即一种大臭虫；另一个是简称“入管”的入国管理局人员。
岛国的闭塞性，是一个老得起茧的话题。据我看，他们一点也不闭塞；倒是文化小国的恐惧心理，酿制了日本的排外气氛。这首先对他们自己是可悲的：因为有着大量真诚的日本人渴望和世界交流，为了洗刷他们历史的家族史上的侵略者的淋淋血滴，他们做了不知多少努力。
关于日本红军的经纬，要费些笔墨讲清。
我总觉得，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现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他们使用土造的定时炸弹，袭击美国基地和美国大使馆。他们计划和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对驻日美军的拼死袭击，包括用火焰瓶烧美军飞机和机库。
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在越南战争发展到美军把战火延烧到老挝时，他们决心扩大包括抢劫银行在内的武装斗争。而同时的日本，著名的三里反对机场建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农民，学生和左翼活动家们组成了28000余人的队伍，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捆缚在木柱上，与两万多警察决战。在冲绳，由于美军占领军的军车交通事故(美军车轧死一名孕妇，但被美军事法庭判决无罪)，冲绳人愤怒了。在以前的侵略战争中，20万冲绳人死于战火，包括日本军的屠杀。冲绳是日本领内的一个特殊的反体制的岛。在意义重大的激烈的民众蜂起中，73辆美军军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 1971年，美日冲绳条约签字；一次就有92000日本人投入游行，其中837人被捕。再举一例：东京左翼学生抗议集会中被警察袭击，被捕数惊人地达到了 1886人。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在风起云涌的正义左翼运动中，日本赤军的青年进行了43件炸弹攻击。事实上是使用过炸弹312个，爆炸成功的仅44枚。
--无疑，我们中国今日的风流一代看了上述句子，一定会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而我，当我读着他们至今仍严肃地记录下的这些句子，和他们为实现这些幼稚的思想而作出的赌命行为时却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有一个突然唤起记忆的体验。
一个名叫坂口宏的年青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他在浅间山庄陷落时被捕。回忆录中他平静地回顾了赤军的历史。我边读边琢磨他的我很少见过的，平静恬淡的笔调。他们走过了复杂的路，我也读得心情复杂。但是，当回忆讲到国际形势，讲到他们不惜用一条命夺一只路口警察的手枪，不管狭隘的日本地理在山岳地带设置营地，决心采取了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针--从此也在事实上加快了毁灭的步伐时，我读到了下面一段：
1971年1月30日，美国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使西贡军侵入老挝境内；从而使战争扩大于整个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战争发展之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河内，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更大的侵略行动的话，中国将“不惜作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宣布了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势力的支持。
我记得这一小段往事。甚至连“新闻简报”上的周总理的英俊大度的风貌都记得。读时，我突然一阵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它记载了一个昨天的我们的中国。
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和充满错误，但是，就象周总理和毛主席象征的一样，我们是那么的正义，6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越的战争。当时的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门参加过示威游行。是我们，是中国革命有力地影响了他们。
可是必须说，又是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本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关于他们的行动，早就应该有人厚厚地写过几本书。可是在我们的接受日语教育的大军里，没有谁有这么一份正义和血性。那么我来干，尽管我只有写如此短短一篇的精力。尽管，我仍怀有一点奢想：我盼望我的文章换来专业的详尽介绍，改变我们对正义的可耻沉默。
三
不久前听到一句新闻：旷日持久的日本教科书诉讼以原告败诉结束了。我马上想起了一盆翠绿的万年青。
那盆万年青，是我赠送给一个日本老人的。在外国，我专程拜访一个人，而且见到后表示并无他意，仅仅想向他表示尊敬然后就告辞的经历--唯此一次。
那老人惊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着衣服觉不出他身上还有肉。我不详地想，他不会再活多久了。但我还在沉默之间是他先开了口。他说，据诊断他身上一共患有七种病，他呵呵笑着。
我不愿再看他那真正是骨瘦如柴的形容，只管把刚刚从花店里买来的万年青送过去，讲解了一些中国人对这种盆栽的常青植物的吉利说法。喝过一杯茶后我告辞了。我想，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这样做，但我一定要这样做。
著名的日本教科书诉讼案，是以家永三郎老人一个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进行的。这件事又是很难简单讲清--原谅我又要攻击我们亲爱的知识分子，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对祖国干系重大的事，他们就一定不介绍。即使低能也不是能解脱的解释，因为有些事作起来很简单：只须翻译些不难的资料(不是他们不懂的文学语言)，也不犯忌。
又是只能用几句话归纳全案。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政府审定中学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等国的侵略一词，改为一个汉字写作“进出”的词。这个词很暧昧，只能译为“进入，扩展，挺进”之类的意思。当然，修正不止如此一处而已，从用语到史实，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尽了掩盖，否认，粉饰战争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后一届届地教他们有点傻的学生。
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义，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诉，这就是长久以来，久久地震撼着日本的教科书诉讼案。此外，日本取消了原东京教育大学的建制并建立了一所唯一由日本文部省直接领导的大学--筑波大学，家永三郎取道清洁，也毅然辞去了大学教授之职。
诉讼案漫长地持续着。谁都知道，一人对政府的案子会有什么结果。笃信民主主义的人也许对家永三郎胜诉报有过希望，然而我想，日本不会出现这种结果，那里是一个透明的尼龙监狱。
日本，也许它的憧憬永远只是脱离亚洲充当西方一员。也许，它的导师，永远只有使侵略和殖民主义成为了世界秩序的英吉利。
它的逻辑是，怎么美国和澳大利亚不骂英国侵略呢？如果当年“进出”到印度的是日本；如果当年“进出”了香港，如今世界还不是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实？挨了原子弹还不让说“进出”，本来已经早早就“进”了日本的韩国不但又出去了，而且还禁止日语的文化运动！君不见大闹的民进党已经在讲“日本对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是重要的”，而且中国留学生的报纸也在这么宣传！
这才是他们心底的话。
世上确实有一种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讲出来的东西。它使世界成了如此景象。日本教科书诉讼案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本质。家永三朗以一人之身向国家的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坚持的正义。
于是我选定了那盆万年青。这桩案子耗日持久，官司打了约30年。家永诉讼案中牵连了广泛的哲学，历史，法律和思想领域的命题，可惜的是中国民众并没有听过几句介绍。
真正惊人的，我觉得还不是家永三朗的勇气学识；而是日本政府的寸土不让的顽强态度。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学生在学校学着的历史是：他们的前辈曾经“发展”到中国和半个亚洲。此事八十年代初曾酿成以韩国为首，席卷了香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的声讨日本的风暴。
风暴过去了，时代也过去了。
两三年前听说，教科书诉讼案以家永三朗败诉结案了；后来又听说诉讼还在继续，不知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我们的电视台和日本的电视台一样，对此事一字不提。最后在电视上听过家永三朗的简单表示，他说要彻底地争到底。诉讼案已是千丝万绪难以概述。世间已经差不多忘记了它，即使家永三朗还在呼吁但是人们已经听不见。一片无声，这个纷争之角已告沉寂。
我从这无声中深深感到了一种无义。时代和人对义举的冷漠，比什么残酷的判决都可怕。我有时偶尔想起那年我送的那盆万年青。事隔久远了，无论那盆植物还在不在，今天我觉得万幸，觉得自己那一天做得正确。
那盆万年青非常结实，叶片鲜绿肥嫩，枝干又粗又硬，阳光浴满的时候，它抖烁着耀眼的绿色光芒，充满生命质感。
它纵使渺小，但也是一份小小的意义。--在那种不说出口的阴暗心理中，他们在等着家永三朗的死。拖了30年，老人已是八旬。谁都想到了这一点，但是谁都不说。老人无疑也会常常想到这一点，也许，他有时也被阴影笼罩。那一天，当我送去了一盆植物时，当他听说有一个中国年轻人只是要向他表示--中国并非没有人理睬他的诉讼，当他发现那个中国人放下那盆植物就一去不返时，他会感到阴暗多少被平衡了一点么？
在新殖民主义正在逼近世界时，给殖民者阵营里的反体制派以正义，就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抵抗。世间正呱噪着合资合文，友情生财。但是，宿命的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天的关系形式，很可能只是战斗。
重要的是，不管世道怎样得胜，正义仍会象常青的生命一样，不断生长，不会决断。哪怕彻底地孤立，哪怕只有一个人。
四
浪迹天下，人会走过许多有缘分和没有缘分的地方。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与日本有什么缘分，特别是当它作为国家正处于一个歧视中国，并且恶意地盘算中国的时代的时候。但是对人和民族不能简单臧否，有时一群人或一个人就能平衡一个民族的形象。
我不是什么日本研究者，我对日本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波斯和巴格达繁荣的西亚，对哈萨克的天山，对未知的安第斯山脉，对我的黄土高原那么息息相关和感情深重。但是由于没有人写，那么我必须最低限地写一些有关日本红军，关于教科书诉讼，关于高桥和的文学，关于冲绳的历史。
而关于日本赤军的介绍不仅如此而已。他们也有复杂的一面，但唯他们是中国的以命相托的支持者和挚友。对这样的挚友的失义，会万劫不复地失去支持。
世间有一个关于日本的传说，基本是误解。
因为不仅要概括日本的味儿，讲清楚各种对我们很重要的，其他民族的传统和血统，情调和气质，更必须讲清楚恶和美。
据我看，只有他们的行为，才称得上代表了真正的日本味儿。那种孤胆的，无望的，疯狂的战斗，潜藏着一种使人回味不已的唯美精神。
他们的斗争只可能失败。只有在精神上，他们的一切才具有意义。一本本地读着，我体味到，在他们的轨迹中，与其说贯穿着争取胜利的努力，不如说充满着对于极限和纯洁的追求本能。
借这篇想了很久的文章，我总算多少还了心中的一个夙愿，或者说，减轻了一点负罪的痛苦。从一开始读到赤军的资料以来，这种负罪的感觉折磨了我很久。同时，我也大致地写清了我理解的日本。我想，我学习了它的优秀，也做到了对它的对立。我开始了对它必须的宣战，更深深地感知了它的美。
写到这最后一笔，我觉得异样的轻松和舒畅。
2009年8月27日木曜日
形势大变：上海家有女儿的家庭开始恐慌了
形势大变：上海家有女儿的家庭开始恐慌了
美女情话的博客 2009-08-26 20:59:35
在上海，生女儿的家庭向来是有点骄傲的。
原因一，上海是全国重男轻女旧习惯最少的地区之一，女孩子从小到大从家庭到社会很少受歧视；
原因二，嫁女儿比娶媳妇开销少很多，爹妈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原因三，出嫁后的女儿依然名正言顺地做父母的“贴身小棉袄”，而且还捎带着女婿一起来做，十分实惠。
亲戚甲，（女，三十奔四），只要是家人聚会便是她滔滔不绝地开讲“成功女儿推广会”“成功
家教介绍会”的时机，从女儿三岁上幼儿园初露神童端倪到一举轻松保送名牌大学，期间钢琴考级、奥数加分、英语托福，桩桩件件大事小情翻个透，一朝如愿的自豪令在座育有儿子的爸妈没有不胸闷的，谁叫自家儿子们天生顽劣，不用功向学，除了踢球电玩，真没有什么可以比过人家女孩子的。
后来终有一智慧人士破解此迷局，批评谓，如今中国的应试教育只适合擅长死记硬背的女生，于有独创精神的男孩格格不入，至此，儿子们的父母略挺了挺腰背，不过还是有点自欺欺人的不爽。
朋友乙，（男，四十有五）在谈到买不买房子的问题时，诡异地向我窃笑道，这个嘛，就不用我考虑了，女儿嘛，难道还要买套房子做陪嫁？说时，那种占到便宜的欣欣笑意在斯文的眼镜后面藏都藏不住。
这个善于理财的男人，早就算透了这笔投入和产出是多么地不成比例。上海的房价像恶性肿瘤般地疯长，几日不见就大出一圈，令养着个独生儿子的家庭惴惴不安，天晓得这只肿瘤还会不会再长，会长到什么地步？
即使买了房，又出来众多新花样，不能有贷款，却要有名份，《上海新老娘舅》的电视节目里老是上演着这类又恶俗又现实的家庭闹剧，家有儿子们的看了又看，看不出什么好结果，却是不会看出什么好心情。
同事丙，（女，五十出头），每逢休后上班，必炫家事，凡家里去商场购货、装修搬场、外地扫墓，节日全家集体出游等等，一概用“阿拉女婿”为前缀，彼时伊声音嘹亮，笑意吟吟，女婿既是免费的司机，又是勤恳的劳务工，再加五好服务生，关键的，还是慷慨的买单者，听得我真为那个女婿的亲姆妈心酸，自己生养的儿子不舍得用，天生便宜了人家姆妈。
可是，可是，如今突然形势大变，那些内心有点小得意的父母变得恐慌起来了。
周日，与一众亲友聚会，席将散未散之际，表弟媳妇，一位家有女儿的姆妈，郑重地向与会人员宣布，我要开始为女儿找婆家了，请大家广开思路，并付诸行动，思想可以解放一点，步子可以迈大一点，心肠可以再热一点，众人愕然，随之大笑，侬女儿大学刚刚读了几学期，好像也太急了吧。
能不急吗？这位忧心忡忡的姆妈说，现在上海什么都稀奇，就是剩女不稀奇，我可不想等我家女儿熬成剩女再来求你们扶贫帮因，找女婿就像挑苹果，下手要趁早，出手要果断，好苹果就那么几只，稍微打个瞌睡，就被人家眼头活络的挑走了。
妈妈是真急，女儿年方二十，做妈的已经数次去过“人民的公园”，就是传说中的上海最牛相亲大市场。那里人山人海，到处挂满制作精良的儿女广告，而且一眼望去，女性的广告远远多于男性，据非官方统计约为七八比一,更有危言耸听的说是十比一。她们的父母躲在树荫下，只要见有人对他们的广告表示兴趣，便羞答答地前来搭话。看得这位没经验的姆妈心里一抽一紧的，那些挂出来的女儿们都有好学历好工作好收入，不晓得为什么还要逼得父母出如此下策。
于是大家开始分析，发现问题根源在于，上海就和北京一样，是个太牛的城市，人太牛一点没什么关系，城市太牛就不好，生态立马不平衡，人心顿时有躁动，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愿望无可厚非，于是从前的男婚女嫁的潮流发生了质的变化：
人群中本来优秀分子就只有那么一小撮，去掉一半女孩，男孩以无多，按照甲男可配甲女亦可配乙女，也可配丙女丁女的游戏规则，这么一搭配，完了，一搭四；再余下乙男可以一搭三，丙男一搭二。丁男一搭一。但是问题是国人之女性总想搭那高一阶梯的男性，尤其是上海的女性，经常做做一嫁重投胎的美梦也不是什么错事。
于是上海的男性只好无比务实，人家一思忖，我娶不起你，总还躲得起嘛！这样一来，上海的丁男甚至丙男乙男，甚或甲男，娶了外来的女孩＝＝从外来的女金领，到外来的女保姆，有娶无类，充分体现了男人天生就比女人强劲得多的抗挫折优势。
某些外来的男孩一看，这个太牛Ｂ的城市里地贵人更贵，没我什么戏，有在这里受势利女人的白眼，不如打道回府，好好混就是个不错的爷。又完了，流失了一大批适龄适婚的男孩。
大家最后无比感慨，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只有婚姻才是我们国家最早也是最彻底市场化的一部分，充分自由竞争，完全市场调节，不需要红头文件开路，也不用行政命令监管，风险自负，盈利自取，不需舞弊，不怕贪污，几番较量后，各自摆正自己的位置，听到过向政府上访讨地讨房讨钱讨名誉讨说法的，从没听过上访向政府讨新娘新郎的。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回过头来一想，发现表弟媳的着急一点不可笑，这正是千真万确的、不折不扣的市场思维和市场行为，大家一致肯定，只有嗅觉灵敏的人才能永远走在市场的前列。众人愿意挖掘潜力，广开门路，与目前比较恶劣的市场环境做个搏斗，为表弟媳早日觅得如意女婿。
其实婚姻的这种尴尬不仅发生在上海，只是在上海反映得更具体一些更夸张一些。对想结婚的女性来说，在严酷的市场变化面前可以灵活定位自己的目标，以应付有些混乱的人口危机，对那些吵吵一个人过也蛮好的女性朋友而言，这里面的行情起落于她们就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了。
美女情话的博客 2009-08-26 20:59:35
在上海，生女儿的家庭向来是有点骄傲的。
原因一，上海是全国重男轻女旧习惯最少的地区之一，女孩子从小到大从家庭到社会很少受歧视；
原因二，嫁女儿比娶媳妇开销少很多，爹妈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原因三，出嫁后的女儿依然名正言顺地做父母的“贴身小棉袄”，而且还捎带着女婿一起来做，十分实惠。
亲戚甲，（女，三十奔四），只要是家人聚会便是她滔滔不绝地开讲“成功女儿推广会”“成功
家教介绍会”的时机，从女儿三岁上幼儿园初露神童端倪到一举轻松保送名牌大学，期间钢琴考级、奥数加分、英语托福，桩桩件件大事小情翻个透，一朝如愿的自豪令在座育有儿子的爸妈没有不胸闷的，谁叫自家儿子们天生顽劣，不用功向学，除了踢球电玩，真没有什么可以比过人家女孩子的。
后来终有一智慧人士破解此迷局，批评谓，如今中国的应试教育只适合擅长死记硬背的女生，于有独创精神的男孩格格不入，至此，儿子们的父母略挺了挺腰背，不过还是有点自欺欺人的不爽。
朋友乙，（男，四十有五）在谈到买不买房子的问题时，诡异地向我窃笑道，这个嘛，就不用我考虑了，女儿嘛，难道还要买套房子做陪嫁？说时，那种占到便宜的欣欣笑意在斯文的眼镜后面藏都藏不住。
这个善于理财的男人，早就算透了这笔投入和产出是多么地不成比例。上海的房价像恶性肿瘤般地疯长，几日不见就大出一圈，令养着个独生儿子的家庭惴惴不安，天晓得这只肿瘤还会不会再长，会长到什么地步？
即使买了房，又出来众多新花样，不能有贷款，却要有名份，《上海新老娘舅》的电视节目里老是上演着这类又恶俗又现实的家庭闹剧，家有儿子们的看了又看，看不出什么好结果，却是不会看出什么好心情。
同事丙，（女，五十出头），每逢休后上班，必炫家事，凡家里去商场购货、装修搬场、外地扫墓，节日全家集体出游等等，一概用“阿拉女婿”为前缀，彼时伊声音嘹亮，笑意吟吟，女婿既是免费的司机，又是勤恳的劳务工，再加五好服务生，关键的，还是慷慨的买单者，听得我真为那个女婿的亲姆妈心酸，自己生养的儿子不舍得用，天生便宜了人家姆妈。
可是，可是，如今突然形势大变，那些内心有点小得意的父母变得恐慌起来了。
周日，与一众亲友聚会，席将散未散之际，表弟媳妇，一位家有女儿的姆妈，郑重地向与会人员宣布，我要开始为女儿找婆家了，请大家广开思路，并付诸行动，思想可以解放一点，步子可以迈大一点，心肠可以再热一点，众人愕然，随之大笑，侬女儿大学刚刚读了几学期，好像也太急了吧。
能不急吗？这位忧心忡忡的姆妈说，现在上海什么都稀奇，就是剩女不稀奇，我可不想等我家女儿熬成剩女再来求你们扶贫帮因，找女婿就像挑苹果，下手要趁早，出手要果断，好苹果就那么几只，稍微打个瞌睡，就被人家眼头活络的挑走了。
妈妈是真急，女儿年方二十，做妈的已经数次去过“人民的公园”，就是传说中的上海最牛相亲大市场。那里人山人海，到处挂满制作精良的儿女广告，而且一眼望去，女性的广告远远多于男性，据非官方统计约为七八比一,更有危言耸听的说是十比一。她们的父母躲在树荫下，只要见有人对他们的广告表示兴趣，便羞答答地前来搭话。看得这位没经验的姆妈心里一抽一紧的，那些挂出来的女儿们都有好学历好工作好收入，不晓得为什么还要逼得父母出如此下策。
于是大家开始分析，发现问题根源在于，上海就和北京一样，是个太牛的城市，人太牛一点没什么关系，城市太牛就不好，生态立马不平衡，人心顿时有躁动，把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愿望无可厚非，于是从前的男婚女嫁的潮流发生了质的变化：
人群中本来优秀分子就只有那么一小撮，去掉一半女孩，男孩以无多，按照甲男可配甲女亦可配乙女，也可配丙女丁女的游戏规则，这么一搭配，完了，一搭四；再余下乙男可以一搭三，丙男一搭二。丁男一搭一。但是问题是国人之女性总想搭那高一阶梯的男性，尤其是上海的女性，经常做做一嫁重投胎的美梦也不是什么错事。
于是上海的男性只好无比务实，人家一思忖，我娶不起你，总还躲得起嘛！这样一来，上海的丁男甚至丙男乙男，甚或甲男，娶了外来的女孩＝＝从外来的女金领，到外来的女保姆，有娶无类，充分体现了男人天生就比女人强劲得多的抗挫折优势。
某些外来的男孩一看，这个太牛Ｂ的城市里地贵人更贵，没我什么戏，有在这里受势利女人的白眼，不如打道回府，好好混就是个不错的爷。又完了，流失了一大批适龄适婚的男孩。
大家最后无比感慨，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只有婚姻才是我们国家最早也是最彻底市场化的一部分，充分自由竞争，完全市场调节，不需要红头文件开路，也不用行政命令监管，风险自负，盈利自取，不需舞弊，不怕贪污，几番较量后，各自摆正自己的位置，听到过向政府上访讨地讨房讨钱讨名誉讨说法的，从没听过上访向政府讨新娘新郎的。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回过头来一想，发现表弟媳的着急一点不可笑，这正是千真万确的、不折不扣的市场思维和市场行为，大家一致肯定，只有嗅觉灵敏的人才能永远走在市场的前列。众人愿意挖掘潜力，广开门路，与目前比较恶劣的市场环境做个搏斗，为表弟媳早日觅得如意女婿。
其实婚姻的这种尴尬不仅发生在上海，只是在上海反映得更具体一些更夸张一些。对想结婚的女性来说，在严酷的市场变化面前可以灵活定位自己的目标，以应付有些混乱的人口危机，对那些吵吵一个人过也蛮好的女性朋友而言，这里面的行情起落于她们就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了。
5分钟让你整明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5分钟让你整明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 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 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 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 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 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 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 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 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 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 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 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 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 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 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 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 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 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 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 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 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 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 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 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 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 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 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 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一。 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 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 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 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 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 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 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 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 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B想，我 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 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 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 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 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 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 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 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 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 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 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 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 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 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 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 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 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 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2009年8月26日水曜日
触目惊心：谁劫走了秦俑坑内的巨量兵器
触目惊心：谁劫走了秦俑坑内的巨量兵器
网易 2009-08-25 19:29:00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
本文摘自：《兵马俑真相》 作者：陈景元 出版：华文出版社
战国时期，各国拥有先进的铁兵器，秦国铁兵器在凤翔、咸阳、临潼均有出土，秦始皇宫殿入
口，都有探测铁兵器的设备，不见一件铁兵器的俑坑，没有理由属于秦代。俑坑底部和淤泥上部，呈现出几十年的时间差，吕不韦戈落在淤泥层表面，说明它只是在俑坑建成几十年之后，由外来人携带进来的。
俑坑中都是过时的劣等兵器
据说，在秦俑坑已经出土的近4万件兵器中，除1件铁矛、1件铁镞之外，其余剑、铍、戟、戈、矛、镞等，都是清一色的铜制兵器。为了证明俑坑没有铁制兵器的历史必然性，就要向外界推出一个"秦朝铜制兵器，并不落后、并不过时"的观点。有人说，俑坑出土的兵器是"无比锋利、无比精良"的，是当时"最先进、最完善的武器装备"。有人甚至还说，"秦王朝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冶铜工业"。这世界最大的兵工厂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俑坑的青铜兵器，是一种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对所有这些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根本不会有人出来去做一番认真的回答的。
有人说，俑坑的青铜兵器，与商周相比较，在冶炼技术方面大大提高了，这时以青铜材料铸造的兵器，既含铬又含镍，工艺复杂，加工精细，怎么能说它们不是一种先进的兵器呢？其实，兵器先进不先进，不要和早年的同类兵器比，而要和同时代自己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还要和同时代其他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有时候，自己拥有的青铜兵器，比过去是更好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如果和同时代出现的其他材料制造的兵器比，在质量、性能、锋利程度方面，差距立即就会暴露出来。青铜兵器先进不先进，一定要和当时用钢铁材料制造的兵器去比。
《管子》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铜矿资源匮乏，矿石的品位，一般在1％～2％左右，冶炼很困难，产量又很低；铁矿资源丰富，矿石的品位，一般在30％左右，冶炼很简便，产量却很高。有了资源和技术上的保证，所以到了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够"断山木，鼓山铁"炼出熟铁和生铁，还能够用熟铁渗碳，制造出各种钢铁的兵器。铁器时代拉开了帷幕，立即就登上了历史前进的大舞台，以铁制兵器为代表的先进武装，正式展示出新姿，铜制的兵器，哪里还有什么称霸的本钱！
在一个号称秦王朝精锐部队的众多武士手中，拿着的竟然都是已经过时的、落后的劣等兵器，该是一件多么大煞风景的事情啊！按照秦始皇个人的性格，他统帅的这一支庞大军队，战斗力应该是最强大的，装备应该是最精良的，车马应该是最优等的，兵器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就兵器而言，凡是诸侯六国拥有的先进兵器，他也必须要想方设法搞到手。如果作为一国之君，面对别国有最好的作战武器，却一直无动于衷、不思进取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蠢才。俑坑中，没有发现主战的铁制兵器，这本身就充分显示出，它们与秦王朝存在着一条时代的"鸿沟"。
什么叫时代"鸿沟"？请先来了解一下诸侯六国铁兵器生产的状况。战国时期的楚国，铁制兵器已经广泛地使用：湖南长沙、衡阳、郴州等地楚墓出土铁剑的数量就很多，长沙杨家山65号楚墓里有钢剑；长沙沙湖桥楚墓里有铁剑；长沙郊区楚墓里有铁剑；淅川 10号楚墓里也有铁剑；高至喜先生撰文说过："光是长沙战国楚墓中，就出土钢剑31把，长沙是楚国锻造钢铁兵器最发达的地区。"楚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章》中提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长铗，是一种刀身剑锋的、能刺能砍的长剑。湖南郴州楚墓出土的铁剑，长度达到了1.40米左右。齐国冶铁业的情况，从临淄发现的10万平方米的冶铁遗址中，看到了它的规模，遗址中出土有"齐铁官丞"之印，可见齐国已有冶铁主官。曲阜鲁国故城，也发现冶铁遗址。《战国策·齐策》说："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说明铁剑也是很长的。《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太康地记》也有"汝南西平有龙泉水，可以淬刀剑，特坚利。故天下之宝剑韩为众，一曰棠溪，二曰墨阳，三曰合赙，四曰邓师，五曰宛冯，六曰龙泉，七曰太阿，其剑皆出西平县，有铁官，是古铸剑之地也"的记载。
河北滦县战国墓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0米；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4 米。燕下都城内冶铁遗址有3处，最大面积为30万平方米。燕下都44号墓中，一次就出土92件铁制兵器，其中钢质兵器13件，铁质兵器62件，铜铁合金剑 20件（有钢剑15件、铁矛19件、铁戟12件、铁刀13件、铁胄1件），其中剑、戈属于特殊钢。剑长1.04米的赵国钢剑在大连被发现。魏国在安邑、皮氏、绛等地，均设有铁官，那里是巨大的冶铁中心。魏军曾以铁制兵器而称雄当世。史称魏军甲兵犀利，武卒均为重装步兵，披重铠、持戈剑，精良装备武装到了牙齿。
王学理先生在《秦俑专题研究》一书中指出："春秋战国以来，铁器登上了历史舞台，各国竞相以铁兵器装备自己的部队。楚国'宛巨铁，惨如峰虿'的铁剑，比当时最长的铜剑还要长出一倍。韩国的冥山、棠溪、邓师生产的铁剑，可以'陆断马牛，水击鹄雁 '。关东各国普遍地使用了铁制兵器。战国时代，用块炼法得到海绵铁，再用增碳办法制造高碳钢，并掌握了淬火技术。关东诸国用当时这种最先进的冶铸术制造钢铁兵器，并用来装备自己的队伍，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进步。相比之下，秦国确实略逊一筹。秦之铜剑，较之楚燕的钢铁长剑，却有小巫见大巫之嫌。"
《中国军事史·兵器》说："战国以后，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从此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杨泓先生在《中国古代甲胄》中明确地说过："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开始出现，遂使当时占据主要地位的青铜兵器黯然失色。"蓝永蔚先生的《春秋时期的步兵》也说，"自春秋末期铁兵开始出现，到战国初期广泛应用于战争，它不仅大大提高武器的杀伤能力，而且由于铁的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可以用来装备巨量的步兵。特别是连弩的发明，提高了箭的射程、射力、命中率和发射速度，使步兵能在宽大的正面上，有效地阻止密集整齐的车战进攻。"
秦代铁制兵器已成为主流
一面是诸侯六国铁兵器占有绝对的优势，一面是秦俑坑几乎看不见铁兵器的影子，应该说出现这种兵器方面的反差，本身就隐藏着一个考古论证上的学术危机。按照常理，秦国不可能脱离铁制兵器的发展轨迹，甚至还应该赶上或者超过各国的发展水平；然而，一旦承认和接受这种观点，那个只有铜制兵器、没有铁制兵器的秦俑坑，自然而然要被排除出秦王朝的时代序列。有人为了证明俑坑"无铁有铜"的过时兵器，仍然属于秦代正规军唯一的武器装备，只好违背历史事实，提出了一个"秦国资源匮乏、冶铁技术落后，而根本无力生产铁制兵器"的避让观点。
李诠先生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中说："秦国自古兵器不如近邻，铁兵较少，……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想其铁兵器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秦的铜兵器占多数，理其宜也。秦俑坑铁兵器极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但不是绝对没有，铁铤铜镞即是。"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一文中说："从秦国兵器铸造史来看，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所铸兵器，几乎全是青铜武器。统一之后直至秦二世元年，中央政府所铸兵器仍然是青铜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所以当时的秦军以青铜武器为装备。"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陪葬坑》中说："秦始皇在下销毁铜兵令后，秦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继续铸造铜兵器。如始皇二十六年蜀守武戈和陇西守戈，始皇二十七年上郡戈、三十三年诏吏戈，以及秦二世元年丞相李斯督造的石邑戈等，就是明证。"他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之中，甚至还提出一个更惊人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铁制兵器要全面取代铜制兵器是秦代之后的西汉中晚期，直到东汉才最后完成，不用说秦代军队，不可能有大量的铁制兵器，即使是当年的六国军队，也谈不上以铁制兵器武装起来。总之，无论是哪个国家，仍然都在使用铜制兵器！
考古学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十分讲究逻辑性和科学性，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不能说成"有"；或者把本来就"有"的东西，偏偏要说成"没有"，如果真的在"学术论坛"上，出现了这一类极不正常的语言，那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不知张占民先生说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这句话，有没有更多的佐证材料。张先生在未做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把众多秦墓出土的铁兵器开除出秦国、秦朝的军籍了！
据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第208页上的材料可知：在湖北宜昌前坪出土的1件铁剑，陕西黄陵韩庄出土的2件铁剑，陕西凤翔高庄出土的5件铁剑，陕西临潼下刘村出土的2件铁戟，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中的1件铁剑，都被确认为是秦墓中出土的"铁质"兵器。另外，秦始皇陵城垣之内的建筑遗址中，也有铁剑的出土；在秦咸阳宫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铁剑也是存在的；即使在甘肃礼县发现的早期秦葬中，也是有铜柄铁剑出土的。所有这些都证明，张先生所说那一番话，是"由有变无"的典型例证，他对于秦铁兵器的种种贬低，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礼县-凤翔-咸阳-刑徒墓-秦始皇陵城垣内，连成一条线，说明秦人在漫长的兴邦、建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有铁兵器与他们紧紧相随，这条铁兵器发展的证据链，在其他的诸侯国当中，几乎是很难再寻找得到的。众多的铁兵器，尤其是铁兵器之王--铁剑，都出现在秦代宫殿、秦始皇陵里面了，甚至都作为陪葬品放在刑徒墓当中了，对照一下之后，人们应该得出一个正确、也是必然的结论：在一个号称是秦始皇陵陪葬坑里面，居然找不到一件主战的铁剑类兵器来。如果秦始皇有所谓的"在天之灵"，他一定会发出怒吼：难道我真还不如一个卑贱的刑徒！
林剑鸣先生在《秦俑之谜》一文中说："当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炼出生铁和熟铁，还能用熟铁渗碳制钢、锻造宝剑。到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已得到普遍的使用。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铁制武器，乃是战场上常用的武器，在湖南的楚墓里就多次出土过铁剑。秦国的冶铁水平，绝不低于其他各国。恩格斯就多次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都首先在军队里开始运用。能以武力统一全国的秦国军队，不使用当时先进的铁制武器，而手执已经过时的青铜武器，不论是用发展不平衡，还是以别的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
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战国的后期，燕国也已经采用渗碳制钢技术，再把渗碳钢片对折锻打，制成兵器。把'块炼铁'放在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用淬火、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列子·汤问》说："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这种钢铁兵器，锋利无比，上等的钢刀、利剑，也传到秦国，深得秦王的喜爱。在古代，兵器的互通交流，是很正常的事。《孔丛子·陈士义》中就有"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木，秦贪而多求，求欲无厌"的记载。
秦国和秦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统一之前只能称"秦王"，统一之后才能称"秦皇"或"秦帝"。朝代变了，物质没有消失，技术也没有退化。硬说秦代没有铁制兵器，那么张文立先生所说的比秦国先进了"一二百年"的诸侯六国原来的铁制兵器，难道都从地球上"消失"了？其实，秦始皇的时期，拥有全国的冶铁资源和冶铁技术，加上从战场上缴获的各种战利品，致使秦王朝有用不完的铁制兵器。说秦代铁兵器堆积如山，是一点都不过分的。说秦代武库中的铁兵器，要比秦俑坑里的那些青铜兵器更先进、更精良、更令人羡慕，那是一点不夸张、不虚构的。
铜制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 中国的铁器时代是有三个段落的，第一次是用作耕器；第二次是用作手工业的器具；第三次是用作武器。江淹的《铜剑赞》序文有'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世，逾见其微。'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文献，而且也是很正确的。《国语》中有管子的一句话：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所谓美金便是铜，所谓恶金便是铁。"铸铁，除铸造农具外，确实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经历几百年的演变后，铁终于摇身一变，成了一种优质的钢材，其性能远远赶上并超过铜锡合金的青铜。当它作为制造上等兵器的材料，被世人完全认可之后，身价自然就飞速地上升，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铁之重反于金"现象！《叔苴子·内篇》："物莫重于金铁，而宝剑跃水而成龙，精之至也。"这说明，过去铜比铁吃香，现在是铁的价值和在兵器方面具有的重要性，却显得更为突出，更受到社会的青睐，铜和铁原先的"贵贱" 关系，已经被完全地颠倒了过来。铜的历史地位被否定和取代，尽管是残酷的、不可逆转的，但总是一件很得民心、顺民意的大事情。
历史的前进，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这个社会变革的浪潮中，秦国起到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扮演了一个先行者的角色。秦始皇在接受诸侯六国铁矿资源、冶铁技术、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就有足够的条件和力量，去整顿军队、更新武器，最后完成铜铁交接、铁取代铜的历史重任。一些人，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一事实，总要千方百计地去否定这种观点，但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是徒劳、无效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继续使用青铜兵器，这是学术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如果从以下众多事实看，此时的秦朝军队已经全面停止使用青铜兵器了。
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于是急法，久者不赦。"什么是秦王朝第一件"急法"的、立即要办的事情呢？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地记载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置廷宫中。"它的本意是，秦始皇统一了诸侯六国之后，就明令收缴全国范围内所有的铜制兵器，并将它们集中运送到秦都咸阳，全部加以销毁，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安置在秦阿房宫的北门大道两侧。收缴全国铜制兵器，这是一场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全民参与的大行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全民"大动员的惊人举措。
袁仲一先生在很多著作中都说过，俑坑是秦统一中国后的10年时间内修建的，如果当年都把铜制兵器上缴、销毁了，哪里有可能"抗旨不遵"，而留下4万多件铜制兵器。人们凭着这一条，本来就能够将"秦始皇兵马俑"的定性结论加以推翻。然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惊人观点，说："秦始皇收缴的只不过是私藏于民间的兵器，而全国军队手中的铜制兵器、武库里储备的铜制兵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只有将当时的铜制兵器分成两个部分，让一部分去体现史料记载的权威性，让另一部分去解释俑坑为什么还存在有铜制兵器，为此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理由"。
这种将铜制兵器"一分为二"的观点，是没有任何凭证可言的，也是不值得人们一驳的。有关的史料上都明确地说，秦始皇下令收缴的是"天下"的铜制兵器，而袁仲一先生却偏偏要说：秦始皇当年所要收缴的，只是存在于民间的兵器。什么是"天下"呢？在《书·大禹谟》上有"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记载；在《礼记·礼运》中有"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的记载；在《三国志·吴志》中也有"割据江山，拓土万里" 的记载。由此可知，"天下"就是"江山"，"天下"就是"国家"的意思，收集"天下"的铜兵，就是明令收缴全国疆土范围之内的所有铜制兵器。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中说："文献明确记载，秦始皇收缴天下之兵的目的，在于'以弱天下之民'，防止人民'犯上作乱'，而不能理解为把秦军的铜兵以及武库内的铜兵，统统都销毁了，只有愚夫才会这样做。"这一说法的离奇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正史上，只有收缴铜兵的记载，而对于存在于全国各地的铁制兵器，是不包括在销毁之列的，也就是说在秦王朝，铁制兵器完全是允许存在的。由于铁制兵器不被收缴，原来诸侯六国地区大量的铁制兵器，仍然普遍地藏在民间，可见袁先生"以弱天下民"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韩信"少年好带刀剑"的记载。《史记·项羽本纪》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籍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然而，项羽是秦始皇十五年生，死于汉王五年，死时只有31岁。秦始皇二十六年销毁铜兵时，项羽只有11岁，叔叔教他学剑、学兵法，当然是在他青少年时代发生的事情。项羽能"学剑"、韩信能"带刀剑"，都表示在秦王朝时期，民间的习武之风仍然非常盛行，也证明除铜兵之外的铁兵器，还是可以公开存在于民众手中的。
运到咸阳的"铜兵"，铸成12个大铜人，到底销毁了多少兵器呢？根据《三辅旧事》一书记载："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每个铜人按34万斤计算，总共熔化了408万斤的兵器，一柄铜剑，按4斤估算，相当于销毁100多万柄青铜剑。一件矛、一把戈的重量，都不到1 斤，佩剑是一种身份的标记，只有少数军官佩带，一柄剑的青铜，能够造出无数的短小兵器。应该说，秦始皇为浇铸12个铜人，实际上是销毁了几百万军队原来用于作战的青铜兵器。也就是说，除非另有大宗的铜兵来源，否则这400多万斤的青铜兵器是不可能仅仅从私人手中收缴的。
"吕不韦戈"是后人遗留的
尽管淤泥层的厚度和层数不同，但是在俑坑各处淤泥层的最底部和最上部代表的这一段时间差，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淤泥层的底部，代表着俑坑建成后，首次进行淤积的年代；而淤泥层的表面，则代表着俑坑最后被焚毁之前的时间。另外，在淤泥层很薄，或者没有淤泥层的地方，只要俑坑焚毁后的坍塌土、坍塌物压在薄层的淤泥之上，甚至直接压在俑坑的坑底之上，那么俑坑原来计算存续时间的原则和方法，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是因为，坑内其他地方存在着的"14层淤泥"，就把"俑坑的建造、俑坑的焚毁"这两个时间，已经完全拉开了距离。
现在我们必须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淤泥层问题上来。"吕不韦戈"到底是在俑坑哪个位置出土的呢？请看：袁仲一先生在1985年第1期《文博》杂志上，发表的《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这篇文章中说的话："俑坑已出土的带有明确秦始皇纪年的兵器共 20余件。其中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相邦吕不韦造的戈5件。三年、四年和七年吕不韦戈出土时，和矛连在一起构成合体戟。戟上带着木鞘，装有木柄，鞘和柄已朽。其中2件出土于砖铺地上，其余都出土于淤泥层的下部。淤泥层覆盖着黄土及坑顶的倒塌土，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的扰动。"
袁仲一先生显然是用"吕不韦戈有的出土在砖铺地上、有的出土在淤泥层下"和"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扰动"这两条理由，去说明"吕不韦戈"的出土位置的。对此，人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吕不韦戈"出土在砖铺地之上和出土在淤泥层之下，会存在着什么样实质性的区别？秦俑坑建成之后不久，外部的洪水冲进了俑坑内，经过了无数次周期性的沉积、干涸，自然一层一层地覆盖在坑底的铺地砖上。其实，坑底铺地砖之上就是淤泥层，淤泥层之下是坑底铺地砖。所谓"铺地砖之上"和"淤泥层之下"，难道不是一回事，不是属于同一个地层位置上的吗？
应该说，在俑坑的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中间根本就不存在另一个能将两者隔开的"未经人为扰动的地层"。其实，袁先生的这番论述，说过来，说过去，无非是向外界宣称：秦俑坑里所有的"吕不韦戈"，通通都是被压在淤泥层之下的，它们根本就不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之上。而且这一种"淤泥层压在吕不韦戈之上"地层之间的关系，是从来没有被扰乱过的，它们始终都保持着一种永久的、固定不变的状态，只要这种地层关系不变，"吕不韦戈"进入俑坑的年代，就必然是在坑内形成厚厚的淤泥层之前，那么俑坑属秦始皇的"定性" 也就不会有错。
然而，在秦俑坑里面，包括"吕不韦戈"在内的大量兵器，并不像袁先生所说的那样，都是在"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个地层出土的。1988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5页和46页上，就明确无误地说过："陶俑和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的遗迹、遗物，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淤泥层最多者约14层，在淤泥层内及其表面出土有大量的兵器。"而5件" 吕不韦戈"，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落到淤泥之下、淤泥层之中、或者淤泥层之上的，这是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加以分辨的！
证明"吕不韦戈"，不在淤泥层底部、而是在淤泥层之上的材料有很多：俑坑第0924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6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11过洞"上部"的红烧土中，它距现有地表2.50米之处，也未发现有木柄的痕迹。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出土的位置，根本不在坑底的铺地砖之上或者是淤泥层之下。又由于有戈而无木柄，说明这件"吕不韦戈"只能被徒手"挥舞"使用，戈是不能拿在手上和敌人进行拼杀的，因而它不可能属于俑坑内军队正常装备的原配兵器，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它来自于外部。
俑坑内的第0710号"吕不韦戈"，它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8过洞的0.29米厚的淤泥层"上面"，木柄也是残缺的。由此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根本与袁先生所说的"坑底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的说法，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正是由于它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所以这件"吕不韦戈"的进坑年代和秦俑坑实际的建造年代，也必然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时间差，加上木柄残缺的事实，充分地说明它也不可能是秦俑坑内的"原配兵器"，因为木柄残缺的戈本身，就不可能是帝王墓葬的陪葬品。
俑坑0577号"吕不韦戈"的位量--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7号俑～20号俑的踏足板前。材料上，对它具体位置没有任何说明，但从《报告》提供的图版180上显示出来很深、很重的阴影来看，此戈出土的位置，也不在俑坑底部，而是在厚厚的淤泥层上。俑坑01392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10过洞101号俑的右前方，从袁仲一先生所著《秦兵马俑》一书的附图中，能看到在该戈的下面，有一层十分明显的淤泥层，可见它也不直接落在俑坑最底部。
俑坑0576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3号俑～16号俑的前方，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也未提及它具体的出土位置。但从该《报告》提供的图版180（2）显示出来的阴影部分来看，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该戈也不直接落在俑坑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以上这一些来源于秦俑馆方面的确凿、可靠、权威的考古发掘材料，无一例外地都证明了，这5件"吕不韦戈"，确实不出土在俑坑最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也不是被压在俑坑淤泥层的下边。应该说，将"吕不韦戈"定为外来之物，是完全可信的。
俑坑大量兵器被人为劫走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发布的材料看：俑坑出土的5件"吕不韦戈"，多数分布在俑坑东北角的19探方和20探方之中。如果"吕不韦戈"确实是俑坑"原配兵器"的话，在武士、车马、队列都呈对称布局的情况下，那么在它们相对称、对应的1探方和2探方的位置上，也应该有相同的"吕不韦戈"才对啊！然而这些地方，是根本找不到"吕不韦戈"的。在俑坑已经发现的4万多件兵器中，5件"吕不韦戈"的出现，只是一种非常偶然的、个别的、奇异的现象。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这些"吕不韦戈"与俑坑其他"原配兵器"之间会有某种实质性的联系。
"吕不韦戈"虽然在俑坑出土，但并不意味与俑坑内其他兵器有着相同的制造年代。其实，"吕不韦戈"和俑坑内其他兵器比较，无论在铭文内容、出土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也就是说，"吕不韦戈"的出现，展示了俑坑内很多兵器存在着许多不可思议的时代风格上的差异点。到底有哪些地方与其他兵器"格格不入"呢？"吕不韦戈"和俑坑其他所有兵器之间的最大差异之处，就在于这"吕不韦"三个字上。《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说得很清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意思是秦代法律规定，凡是官方督造的任何兵器，都要刻上督造者的名字。
所以，在各地出土的青铜戈上，刻有督造者"吕不韦"的名字，说明这些青铜戈的铸造，完全是符合《秦律》规定的合格品。然而，在俑坑中除了几柄青铜戈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了，这说明"吕不韦戈"和秦俑坑兵器之间有一个"时空的隔阂"。正是在秦俑坑里出土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吕不韦戈"，才能将大量的、无铭文的、无"督造者官名"的俑坑其他兵器，连同俑坑本身的建造实际年代，彻底地与秦始皇时期无情地进行"切割"。由于俑坑"14层淤泥"的存在，说明秦俑坑的建造时间，一定要向前大大地推移才对。
将秦俑坑的建造年代向前推移，这是秦俑馆的许多考古学家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考古学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后世的器物，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明明是秦始皇时期的"吕不韦戈"，怎么可能跑到几十年前其他人的陪葬坑里面去呢？袁仲一先生在接受《都市文化报》记者王彬先生采访时表示："秦兵马俑坑内，发现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在早期的其他人墓葬中，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著名考古学家张占民先生，也宣称"说铜戈是后人放进去或后世战乱中带进去的，不是如同把汽车、电脑放进秦始皇陵墓一样荒谬吗？"
秦俑馆有的考古学家，也一直强调说：晚期的器物、后人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跑到早期的墓葬、前人的陪葬坑中去，这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应该说，在一个完整的、未被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确实不可能出现在前期墓葬中；但是，在一个已经被严重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难道这也不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吗？秦俑馆的《发掘报告》明明写着"秦俑坑焚毁前，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吕不韦戈出土在淤泥层上"，难道还要继续坚持认为，俑坑之内绝对不会出现晚期的器物？
如果是人为因素的破坏，那就要认真地分析研究了。秦俑馆发布的考古材料都说，"洗劫秦俑坑的绝不是几个人，也不是一般的小团伙，而是人数众多的、非常特殊的集团。这个集团对秦俑坑，不是一般的窃取财宝，而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拿取兵器、车轮。我们认为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袁先生在《秦俑坑的修建和焚毁》中也说，"一号坑发掘中，发现很多文物都被人拿走了；三号坑文物遭到的破坏，比一、二号坑更严重。出土的车迹十分凌乱，车子被人砸成碎片。兵器和车马器出土数量很少，说明三号坑塌陷前遭人为的洗劫。"
俑坑大量的兵器，肯定是被外来的"扰乱者"劫走了。那么，现在出土的各种兵器，必然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俑坑建成之时，安放在地上、或者被武士握在手中的"原配兵器"；而另一部分，就是后期进入俑坑，劫取兵器过程中，那一大批外来的"扰乱者们"，也就是党士学、张仲立两位先生所说的"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所遗留下来的那些"简陋不堪的、残缺断裂的、不能配套的、陈旧落后的"兵器。既然，俑坑在焚毁之前，都曾进来成建制的外来军队，那么在坑内留下一些与他们身份相符的兵器，难道这是一种荒谬之说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这一些"吕不韦戈"，是不是像秦俑馆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俑坑进水的过程中，由于受水的冲击，而从陶俑身上落入淤泥中"去的原配兵器？对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大暴雨的时刻，骊山洪峰冲向俑坑是必然的，但从《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15页的材料看，灌入俑坑裂口的洪水，是以"漫流"形式到达各处的；又从第51页的材料看，尽管在淤泥层上的陶俑、陶马，东歪西倒，破坏严重，但被淤泥层所掩盖的陶俑、陶马的腿脚部分，大体都是完好的，尤其是几乎所有陶俑的足踏板，一个个仍然都保持着原来整齐排列的位置。
这些现象均说明：一次次"漫流" 进来的洪水，水是进了俑坑，但水势不足以把一个个陶俑冲倒，如果水势能冲倒陶俑，陶俑倾倒方向应该一致，足踏板都应该翻倒。但秦俑出土时，足踏板不倒，位置不乱，说明俑坑被外来人扰乱之前，淤泥不断增厚、层数不断增加，所有陶俑、陶马都被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陶俑手上的兵器，掉落到淤泥层表面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一开始洪水来得太猛，真的要将陶俑一个个冲倒，那么这些兵器也应该落到底部铺地砖上才符合常理；时间拖得越长，淤泥积得越厚，陶俑被固定得越结实，他们手中兵器，就越难往下掉！
秦末农民起义军的武器对比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如果是一支军队，又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才如此缺乏兵器、缺少战车车轮，非要潜入到阴暗、潮湿、几乎不见光线的俑坑中，打碎陶俑，砸毁战车，取走车轮，收集兵器，以便补充自己的武器装备？而要弄清"吕不韦戈"的来龙去脉，就一定不能回避这个核心的问题。
所谓的"政治变故"，是指政治大动乱和大纷争引起的政权交替。在秦王朝末年，所谓的"政治集团"，无非是指在当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中，形成的主要政治派别。根据史料记载可知，秦末只有三支农民起义大军先后到过骊山附近地区：一是由周章率领的号称百万之师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距代王镇不远处的戏水河畔；二是由汉高祖刘邦率领的"约法三章、严明纪律"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骊山西侧的灞上地区；三是由西楚霸王项羽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现今新丰镇附近的鸿门地区。
据说，还有一支由章邯率领的秦王朝军队，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秦始皇陵附近地区。有人认为，是章邯缺乏兵器，于是下令拿走俑坑内的兵器。这种观点一经提出，就被人们否定了。理由是：第一，这种看法不切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第二，没有将兵器的丢失同俑坑被严重破坏、焚毁联系起来；第三，没有考虑到几十万骊山刑徒与数千件(套)兵器之间的比例(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支护陵的部队，怎么可能会缺乏武器，没有武器，又怎能管住几十万修陵的刑徒？请注意，在刑徒墓中，在秦始皇陵城垣之内，是有铁剑等精良兵器的，那才是当年秦军的武器装备！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认真分辨的是，在秦末到过骊山地区附近的三支农民起义大军之中，究竟是谁最缺乏兵器，最急需作战装备？究竟是谁，最希望从俑坑中得到铜制兵器，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究竟是谁，最有必要在重大的决战前夕，愿意钻进并不完全敞开的、几乎寸步难行的秦俑坑深处，去搜罗大量的作战必需的各种兵器？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胆而又秘密的军事行动，能够策划这一切的，必定是一位既谨慎、又有冒险精神的军事家！从最后结果看，他们制定的计划和安排，都已经得到顺利、圆满的执行。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也留下了他们到过秦俑坑的很多证据。
有可能按照周密计划，从而取走兵器的到底是谁？先说一下那位汉高祖刘邦吧。自从丰沛起义之后，他在萧何、樊哙等人的辅助下，过五关斩六将，大破秦军，很快就挥兵进入了秦都咸阳，迫使秦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子婴，屈尊道旁，前来归顺请降。随后刘邦"封秦重宝、财物、府库"，他的几十万部队，对关中的父老，秋毫无犯，连对立阵营的范增，都说刘邦"今入关，财物无所获，妇女无所幸，此基志不在小"，后来他即位称帝，还对秦始皇陵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要说刘邦对俑坑的那点兵器感兴趣，无论谁都是不会相信的。
再说，那位"叱咤风云"的人物--项羽，当他率领8000精兵起义之后，大破秦军于襄城、东阿、濮阳、雝丘、定陶，迫使秦军主将章邯等人率部投降。仅在新安一战，一夜之间20多万秦军，全部都被他"坑杀"。不言而喻，当他挥兵进入咸阳之前，已经全歼了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秦代最先进、最精良的兵器，包括原先收缴六国精良的铁制兵器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已经悉数归他所有，在这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真是兵勇、将广，兵器精良，这才是"战胜者"不可一世的、充满霸气的真实写照，这不也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军光辉形象的再现吗？
作为"西楚霸王"的项羽，祖祖辈辈就生活在拥有大量钢铁兵器的楚国，他的军队占领咸阳之后，刘邦让出了全部所得，要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要说他会钻进秦俑坑黑洞洞的地下，去窃取那么多过时、落后的青铜兵器，去卸走那么多"战车"上的轮子，简直要让人笑掉大牙了。项羽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他到俑坑捡这点"破烂"东西干什么？《古今刀剑录》和《名剑记》里都有记载，"刘季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铁剑"，说明在"鸿门宴"上，刘邦佩带的是秦代的铁剑，项羽少时舞的宝剑也是铁剑，只有铁剑对铁剑，才不会在客人面前丢丑呢！
可是，最先到达骊山的周章起义大军，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陈胜、吴广是因为"适戍渔阳，会天大雨，失期法皆斩"而被迫"起事"的。起义行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俛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说到："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大楚，而天下响应；当此之时，非有坚甲利兵，劲弩强卫也；伐陈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梗苜伲缘毙揸垮蟆?
由此可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只能以耜头、铁耙等农具充当兵器，苦于器械不足，再向山中轩木作棍，截竹为旗，方得粗备军容。这一支自发组成的农民起义军，自东向西，沿途收集车马壮士，迅速地扩充了队伍，一旦遇有秦军坚守的城寨，一律绕行而过，所以一直未与秦军直接地交锋。当周章率领的"百万"大军，像潮水一般向咸阳挺进的途中，他们除去能够发出气壮山河的"最后吼声"之外，可都是一群赤手空拳的饥民啊！让他们拿什么去和强大的秦王朝军队去拼出一个真正的"你死我活"来？星星之火，虽然可以燎原，但星星之火，也是最容易被扑灭的！
谁是劫走俑坑兵器的人
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在它的最初发展阶段，力量总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们要真正"成事"，并且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要有一个不断壮大、不断积蓄"力量" 的过程。尤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就必须依靠一种让敌方感到措手不及的"突击行动"，才能达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是，对于周章来说，时间不等人，缓慢的办法是不现实的；如果能像《六韬·龙韬·军势》中所说的那样，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的方式，一鼓作气地杀向咸阳秦宫的话，或许还真的能够产生一种惊天的"爆炸力"，把秦二世的那一个乱世朝廷，打它一个底朝天！
然而，起义军中唯一掌控军事实权的周章，在最紧要、最关键的时刻，犯了书生军事家常犯的大毛病，诱发了一个军事上的大错误！《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周文，陈之贤人，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这就是说，周章是一位很有才德的军事家，懂得古时演兵列阵。"军"是什么意思呢？《战国策·齐策》说："军于邯郸之郊"，《注》："军，屯也。"军焉，就是屯驻成营的意思。这里的情况是，当队伍浩浩荡荡向前推进时，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之下，突然就停止前进了！
周章下令几十万大军，沿着骊山北麓的戏水河一线，安下营，扎下寨，一连几天不见动静。几千年来，世人一直都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得起义军莫明其妙地损失了最为难得的"争分夺秒"的最好战机。此时，身处深宫里的秦二世，只是在周章部队戏水扎下大营，并随后暴露行踪之后，才得到送来的紧急密报。有谁想到：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一军会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作为秦王朝中心的咸阳，几乎是一座空城，他要临时下令，调集各个郡县的兵马，前来保驾、勤王，已经"远水不解近渴"了。
在万般无奈、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只好任命一个管钱粮税收的官员--章邯，去骊山释放正在修建秦始皇陵的刑徒，匆匆忙忙地拼凑起一支由刑徒组成的征讨、平定大军。秦二世的旨意下达之后，不能想象在一两天的时间之内，就能组建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刑徒部队：部队要任命各级军官，要按战斗需要进行士兵编组，要从武库运来各种作战武器装备，要让刑徒们掌握一定的军事技能，要做好军队组建的工作，是需要时间支持的，没有时间的保障，一切都是徒劳之举。然而，周章失去了最为宝贵的战机，而给了秦二世喘气、进而出兵还击的大好时机！
2005年9月3日，美国总统发布命令说，700名现役军人要在72小时内，到达新奥尔良市的飓风灾区，执行一项救灾任务，这是高速度的派遣效率，受到人们的赞赏。但要知道，这700人本来就是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人，只不过是要去完成一项新的使命，所要准备的是各种民用防灾器材，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受灾地区。现代的美国，紧急组建一支救灾性质部队都需要三天的时间。而当年的秦二世，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重新组建一支几十万人的军事作战部队，难道他比现代人还要快？当然这只是一个古今军队紧急调动效率的对比资料罢了。
战国时期，纸上谈兵的军事家太多了，赵国著名军事家赵括，自少熟"知兵法，言兵事，以为天下莫能当"，结果在与秦国大将白起交战时，40万大军被秦军" 坑杀"。周章本人早年也跟随楚国的春申君、项燕等人学过军事，掌握众多战法、战例，他能投身于农民起义，当然会得到陈胜、吴广的赏识、重任，统领军事部队。周章最初策略是对的，避开正面冲突；但他总认为，秦都咸阳的最后一战，肯定迟早都要发生。论士气，不成问题，论兵器，自己却是完全处于劣势，怎么办？这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决定去冒险采取一个劫取兵器的大胆计划。
俑坑建成不久，地裂形成缺口，致使洪峰涌进，年复一年，裂口不断扩大，兵器逐渐暴露，有人难免要入坑去探个究竟。于是，坑内有陶俑、财富、兵器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就被不断地传向四方，传遍六国诸侯。对周章这位军事家来说，俑坑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武库，是他能够得到作战所需武器的场所。这里的兵器，他是非拿到手不可的，然而这也正是他悲剧的起点：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获得俑坑兵器后的战斗力；他过低地估计了秦二世迅速组织反击部队的可能性；更为可怕的还在于，在两军对垒的紧要关头，却把难得的攻击时间拱手让给了敌人。
抓住战机，攻其不备，先发制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克敌制胜的上策！在战场上，谁争取到了时间，谁就争取到了主动权；谁失去了时间，谁就要被动挨打。古代战争史上，由于贻误战机而饱尝战败之苦的战例还少吗？这位周章，可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二个赵括。秦俑馆考古学家，一直坚持认为"周章大军到达戏水河，不再继续前进了"，想以此证明起义军，没有光顾秦俑坑。其实，戏水河与俑坑相距，不足 6公里，人们从《史记·李斯列传》里"陈胜、吴广……，兵至鸿门而却"的记载中，看到了周章的起义部队，又从戏水河向西推进了5公里。
如果起义军从戏水向西整体推进到"鸿门"一线的话，那么战线南端的西杨村，也就在它占领的范围之内了。《汉书·刘向传》中说："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骊山之作，指的就是秦始皇陵，可见周章的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秦始皇陵很近的地方。《西汉博闻》中也说到："周章，陈胜之将也，往者皆发掘之，以求财物也。"周章既然没有去发掘秦始皇陵，那么他又到哪里去发掘，他又去发掘了什么呢？这在过去是没有人回答得了的。他是否真的去过秦俑坑，是否取走了坑内的兵器，仍然需要以下出土文物的"怪异"现象，才能够加以证实。
"吕不韦戈"的真相大白了
俑坑中所有的陶俑、陶马、木车，几乎都是被推倒、砸碎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应该弄清的是，对俑坑的人为破坏，可能不止发生过一次。《吕氏春秋》说过"自古无不抇之墓"，古墓难免都要被人掘开，何况一个常年能涌进洪水的俑坑，更不能阻挡外人的侵入。当然"外来者"来到俑坑的目的，有的是出于好奇，想钻进俑坑看个究竟；有的看到坑内满是俑群，就不再往前进；有的想知道里面更多情况，试图走得更远，这就要推倒一些陶俑；有的或许带着成见进入坑内，见俑就砸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有的早就进来取走一些兵器，也留下了一些东西。
早期将一个完整的陶俑，靠人力能够推倒；到后期坑底积淤泥越结越厚，再想去推倒它，那就很难了。"外来者"想要走遍俑坑内部，只有砸断、砸碎陶俑，才能打开通道，才能取走陶俑手中的兵器。而要把坚硬的陶俑打破，那是需要从外面带进"大工具"来的。周章部队进入俑坑，是俑坑焚毁之前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遭劫，所以他们见到大的兵器就拿，见完整的兵器就拿。俑坑内的车轮，几乎都被卸走了，要卸轮子只得将车子砸掉。总之，凡是在他们视线范围内的兵器，也就是位于淤泥层以上的兵器，能拿走的都被拿走了，能运走的也都被运走了。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提到的，在俑坑内"发现有落在淤泥层之上的铁器工具，以及被烧毁的竹篾编织物及绳索炭迹"的材料看：坑内器物经长期水泡，有的已严重腐朽变质，无燃烧的可能；唯独竹篾编织及绳索等能够焚烧成炭，说明这一些东西和铁矛、折剑头及"吕不韦戈" 一样，也是在最后时刻被带进俑坑的"外来物"。应该说：俑坑的陶俑、陶马是被铁工具砸坏的，大件的兵器是被绳索捆绑扛走的，小件的兵器是装在编筐内弄走的。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也还有一些是想拿而没有拿走的东西。所以，俑坑内很多器物，出土时都有很严重的位移现象。
周章起义军的秘密行动，至少要持续数天时间，在最后的时刻，俑坑内有的地方，由于火光停留时间过长，使棚木底部触火点燃，开始时起烟、起火，于是呛烟弥漫，紧接着火势逐步扩大，热焰让人无法停留，周章在无奈之下，只好组织部队匆忙后撤。俑坑的内部燃烧起来，一股股浓浓烟柱升上天空，入坑劫兵之举，很快就被暴露出来，随即引来两公里之外的修陵警卫部队。在整个劫取兵器及其后撤过程中，一部分随身携带的兵器，包括一些箩筐、木箱、绳索，就遗留了下来。尤其进坑不久，得到"上等" 兵器之后，有意无意地扔下一些自带兵器，也是情有可原的。
秦俑坑最后毁于火焚是肯定的，在焚毁之前遭到了外来者大规模的洗劫也是肯定的，问题是在最后一次洗劫之前，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小规模的或者个别人的零星扰乱，并没有人对此作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其实，从俑坑能够进人的那天起，直到它被焚毁的这段时间之内，不能排除有留下不同时期"外来者"器物的可能性。因为，有些不是俑坑的"原配兵器"，既不在坑底，也不在淤泥层的表面，我们可以根据兵器在淤泥层中的不同位置，判断出它们进入俑坑的不同年代。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一定能够从俑坑中，再分辨出越来越多的"外来"兵器。
看来，袁仲一先生当年宣称的"既然现在俑坑出土的铜兵器是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俑坑内的遗留物，说明它还是俑坑的原物，不是客体"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现在俑坑出土的兵器，既有建坑时的"原配兵器"，也有火焚之前众多"外来者"携入的"非原配兵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客体"，它们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不能因为它们出土在同一个地方，就抹杀当年这些兵器持有者本身所代表的不同时代背景，甚至去掩盖、混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政治大"变故"。如果有人能够承认俑坑中，有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遗留物，也应该是一件好事！
有的考古学家，对提出不同观点的其他人进行了严厉抨击：他们发表文章说："吕不韦戈"等兵器与俑坑的底层，处于考古学上的同一地层，把铜戈视为"外来兵器"是荒谬的。他们提醒对方，做事情不能太主观、太盲动。直到现在，他们还坚持"吕不韦戈"是与俑坑的底部处于"同一地层"之中，更不承认它们是"外来者"遗留下来的兵器。所谓"同一地层"，是指在一个遗址内，显示出来的一种具有相同年代的土层叠压关系，也就是说，从垂直方向的土层结构断面去看，只要位于同一个土层位置的不同器物，它们所处的年代应该是一致的。
根据《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3～15页的材料看，俑坑自上而下的土层，在垂直的方向上，可分为7个叠压层次。第一层为耕土层，厚0.3 米～0.4米；第二层为五花土层，厚2.5米～2.7米；第三层为棚木上的红烧土层，厚0.2 米～0.3米；第四层为过洞内的倒塌土层，厚0.1米～1.2米；第五层为淤泥层，最厚处为0.44米；第六层为坑底铺地砖；第七层为铺地砖之下的夯土层。书上说："陶俑、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可见，说这些"吕不韦戈"是与俑坑底部处于" 同一地层"，是不正确的。
淤泥层之上的"吕不韦戈"和淤泥层之下的俑坑铺地砖，无论如何扯不上属于"同一地层"。考古发掘常识告诉人们：如果俑坑底部的淤泥层，没有经过人为的移动，那么属于上一个"文化层"的年代，必然比下一个"文化层"的年代要晚，淤泥层表面出土器物的年代，要比淤泥层底部的年代更晚，这就是判断"吕不韦戈"作为一种"可移动文物"，何时进入俑坑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和依据。毫无疑问，"吕不韦戈"和其他已经被学术界公认的非"原配兵器"一样，都是"外来者"的遗留物。反之，要把这些"吕不韦戈"视为俑坑的"原配兵器"，那才叫荒谬呢！
网易 2009-08-25 19:29:00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
本文摘自：《兵马俑真相》 作者：陈景元 出版：华文出版社
战国时期，各国拥有先进的铁兵器，秦国铁兵器在凤翔、咸阳、临潼均有出土，秦始皇宫殿入
口，都有探测铁兵器的设备，不见一件铁兵器的俑坑，没有理由属于秦代。俑坑底部和淤泥上部，呈现出几十年的时间差，吕不韦戈落在淤泥层表面，说明它只是在俑坑建成几十年之后，由外来人携带进来的。
俑坑中都是过时的劣等兵器
据说，在秦俑坑已经出土的近4万件兵器中，除1件铁矛、1件铁镞之外，其余剑、铍、戟、戈、矛、镞等，都是清一色的铜制兵器。为了证明俑坑没有铁制兵器的历史必然性，就要向外界推出一个"秦朝铜制兵器，并不落后、并不过时"的观点。有人说，俑坑出土的兵器是"无比锋利、无比精良"的，是当时"最先进、最完善的武器装备"。有人甚至还说，"秦王朝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冶铜工业"。这世界最大的兵工厂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俑坑的青铜兵器，是一种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对所有这些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根本不会有人出来去做一番认真的回答的。
有人说，俑坑的青铜兵器，与商周相比较，在冶炼技术方面大大提高了，这时以青铜材料铸造的兵器，既含铬又含镍，工艺复杂，加工精细，怎么能说它们不是一种先进的兵器呢？其实，兵器先进不先进，不要和早年的同类兵器比，而要和同时代自己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还要和同时代其他国家拥有的其他兵器比。有时候，自己拥有的青铜兵器，比过去是更好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如果和同时代出现的其他材料制造的兵器比，在质量、性能、锋利程度方面，差距立即就会暴露出来。青铜兵器先进不先进，一定要和当时用钢铁材料制造的兵器去比。
《管子》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铜矿资源匮乏，矿石的品位，一般在1％～2％左右，冶炼很困难，产量又很低；铁矿资源丰富，矿石的品位，一般在30％左右，冶炼很简便，产量却很高。有了资源和技术上的保证，所以到了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够"断山木，鼓山铁"炼出熟铁和生铁，还能够用熟铁渗碳，制造出各种钢铁的兵器。铁器时代拉开了帷幕，立即就登上了历史前进的大舞台，以铁制兵器为代表的先进武装，正式展示出新姿，铜制的兵器，哪里还有什么称霸的本钱！
在一个号称秦王朝精锐部队的众多武士手中，拿着的竟然都是已经过时的、落后的劣等兵器，该是一件多么大煞风景的事情啊！按照秦始皇个人的性格，他统帅的这一支庞大军队，战斗力应该是最强大的，装备应该是最精良的，车马应该是最优等的，兵器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就兵器而言，凡是诸侯六国拥有的先进兵器，他也必须要想方设法搞到手。如果作为一国之君，面对别国有最好的作战武器，却一直无动于衷、不思进取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蠢才。俑坑中，没有发现主战的铁制兵器，这本身就充分显示出，它们与秦王朝存在着一条时代的"鸿沟"。
什么叫时代"鸿沟"？请先来了解一下诸侯六国铁兵器生产的状况。战国时期的楚国，铁制兵器已经广泛地使用：湖南长沙、衡阳、郴州等地楚墓出土铁剑的数量就很多，长沙杨家山65号楚墓里有钢剑；长沙沙湖桥楚墓里有铁剑；长沙郊区楚墓里有铁剑；淅川 10号楚墓里也有铁剑；高至喜先生撰文说过："光是长沙战国楚墓中，就出土钢剑31把，长沙是楚国锻造钢铁兵器最发达的地区。"楚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九章》中提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长铗，是一种刀身剑锋的、能刺能砍的长剑。湖南郴州楚墓出土的铁剑，长度达到了1.40米左右。齐国冶铁业的情况，从临淄发现的10万平方米的冶铁遗址中，看到了它的规模，遗址中出土有"齐铁官丞"之印，可见齐国已有冶铁主官。曲阜鲁国故城，也发现冶铁遗址。《战国策·齐策》说："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说明铁剑也是很长的。《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太康地记》也有"汝南西平有龙泉水，可以淬刀剑，特坚利。故天下之宝剑韩为众，一曰棠溪，二曰墨阳，三曰合赙，四曰邓师，五曰宛冯，六曰龙泉，七曰太阿，其剑皆出西平县，有铁官，是古铸剑之地也"的记载。
河北滦县战国墓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0米；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剑，长度已达1.04 米。燕下都城内冶铁遗址有3处，最大面积为30万平方米。燕下都44号墓中，一次就出土92件铁制兵器，其中钢质兵器13件，铁质兵器62件，铜铁合金剑 20件（有钢剑15件、铁矛19件、铁戟12件、铁刀13件、铁胄1件），其中剑、戈属于特殊钢。剑长1.04米的赵国钢剑在大连被发现。魏国在安邑、皮氏、绛等地，均设有铁官，那里是巨大的冶铁中心。魏军曾以铁制兵器而称雄当世。史称魏军甲兵犀利，武卒均为重装步兵，披重铠、持戈剑，精良装备武装到了牙齿。
王学理先生在《秦俑专题研究》一书中指出："春秋战国以来，铁器登上了历史舞台，各国竞相以铁兵器装备自己的部队。楚国'宛巨铁，惨如峰虿'的铁剑，比当时最长的铜剑还要长出一倍。韩国的冥山、棠溪、邓师生产的铁剑，可以'陆断马牛，水击鹄雁 '。关东各国普遍地使用了铁制兵器。战国时代，用块炼法得到海绵铁，再用增碳办法制造高碳钢，并掌握了淬火技术。关东诸国用当时这种最先进的冶铸术制造钢铁兵器，并用来装备自己的队伍，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进步。相比之下，秦国确实略逊一筹。秦之铜剑，较之楚燕的钢铁长剑，却有小巫见大巫之嫌。"
《中国军事史·兵器》说："战国以后，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从此进入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杨泓先生在《中国古代甲胄》中明确地说过："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开始出现，遂使当时占据主要地位的青铜兵器黯然失色。"蓝永蔚先生的《春秋时期的步兵》也说，"自春秋末期铁兵开始出现，到战国初期广泛应用于战争，它不仅大大提高武器的杀伤能力，而且由于铁的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可以用来装备巨量的步兵。特别是连弩的发明，提高了箭的射程、射力、命中率和发射速度，使步兵能在宽大的正面上，有效地阻止密集整齐的车战进攻。"
秦代铁制兵器已成为主流
一面是诸侯六国铁兵器占有绝对的优势，一面是秦俑坑几乎看不见铁兵器的影子，应该说出现这种兵器方面的反差，本身就隐藏着一个考古论证上的学术危机。按照常理，秦国不可能脱离铁制兵器的发展轨迹，甚至还应该赶上或者超过各国的发展水平；然而，一旦承认和接受这种观点，那个只有铜制兵器、没有铁制兵器的秦俑坑，自然而然要被排除出秦王朝的时代序列。有人为了证明俑坑"无铁有铜"的过时兵器，仍然属于秦代正规军唯一的武器装备，只好违背历史事实，提出了一个"秦国资源匮乏、冶铁技术落后，而根本无力生产铁制兵器"的避让观点。
李诠先生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中说："秦国自古兵器不如近邻，铁兵较少，……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想其铁兵器的发展，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秦的铜兵器占多数，理其宜也。秦俑坑铁兵器极少，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但不是绝对没有，铁铤铜镞即是。"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一文中说："从秦国兵器铸造史来看，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所铸兵器，几乎全是青铜武器。统一之后直至秦二世元年，中央政府所铸兵器仍然是青铜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所以当时的秦军以青铜武器为装备。"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陪葬坑》中说："秦始皇在下销毁铜兵令后，秦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继续铸造铜兵器。如始皇二十六年蜀守武戈和陇西守戈，始皇二十七年上郡戈、三十三年诏吏戈，以及秦二世元年丞相李斯督造的石邑戈等，就是明证。"他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之中，甚至还提出一个更惊人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铁制兵器要全面取代铜制兵器是秦代之后的西汉中晚期，直到东汉才最后完成，不用说秦代军队，不可能有大量的铁制兵器，即使是当年的六国军队，也谈不上以铁制兵器武装起来。总之，无论是哪个国家，仍然都在使用铜制兵器！
考古学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十分讲究逻辑性和科学性，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本来就没有的东西，你不能说成"有"；或者把本来就"有"的东西，偏偏要说成"没有"，如果真的在"学术论坛"上，出现了这一类极不正常的语言，那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不知张占民先生说的"目前出土的秦兵器，没有一件是铁质的"这句话，有没有更多的佐证材料。张先生在未做出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就把众多秦墓出土的铁兵器开除出秦国、秦朝的军籍了！
据袁仲一先生《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第208页上的材料可知：在湖北宜昌前坪出土的1件铁剑，陕西黄陵韩庄出土的2件铁剑，陕西凤翔高庄出土的5件铁剑，陕西临潼下刘村出土的2件铁戟，秦始皇陵西侧刑徒墓中的1件铁剑，都被确认为是秦墓中出土的"铁质"兵器。另外，秦始皇陵城垣之内的建筑遗址中，也有铁剑的出土；在秦咸阳宫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铁剑也是存在的；即使在甘肃礼县发现的早期秦葬中，也是有铜柄铁剑出土的。所有这些都证明，张先生所说那一番话，是"由有变无"的典型例证，他对于秦铁兵器的种种贬低，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礼县-凤翔-咸阳-刑徒墓-秦始皇陵城垣内，连成一条线，说明秦人在漫长的兴邦、建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有铁兵器与他们紧紧相随，这条铁兵器发展的证据链，在其他的诸侯国当中，几乎是很难再寻找得到的。众多的铁兵器，尤其是铁兵器之王--铁剑，都出现在秦代宫殿、秦始皇陵里面了，甚至都作为陪葬品放在刑徒墓当中了，对照一下之后，人们应该得出一个正确、也是必然的结论：在一个号称是秦始皇陵陪葬坑里面，居然找不到一件主战的铁剑类兵器来。如果秦始皇有所谓的"在天之灵"，他一定会发出怒吼：难道我真还不如一个卑贱的刑徒！
林剑鸣先生在《秦俑之谜》一文中说："当春秋末期，吴、楚等国的冶铁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炼出生铁和熟铁，还能用熟铁渗碳制钢、锻造宝剑。到战国时代铁制武器，已得到普遍的使用。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铁制武器，乃是战场上常用的武器，在湖南的楚墓里就多次出土过铁剑。秦国的冶铁水平，绝不低于其他各国。恩格斯就多次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果，都首先在军队里开始运用。能以武力统一全国的秦国军队，不使用当时先进的铁制武器，而手执已经过时的青铜武器，不论是用发展不平衡，还是以别的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
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说："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战国的后期，燕国也已经采用渗碳制钢技术，再把渗碳钢片对折锻打，制成兵器。把'块炼铁'放在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用淬火、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列子·汤问》说："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这种钢铁兵器，锋利无比，上等的钢刀、利剑，也传到秦国，深得秦王的喜爱。在古代，兵器的互通交流，是很正常的事。《孔丛子·陈士义》中就有"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木，秦贪而多求，求欲无厌"的记载。
秦国和秦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统一之前只能称"秦王"，统一之后才能称"秦皇"或"秦帝"。朝代变了，物质没有消失，技术也没有退化。硬说秦代没有铁制兵器，那么张文立先生所说的比秦国先进了"一二百年"的诸侯六国原来的铁制兵器，难道都从地球上"消失"了？其实，秦始皇的时期，拥有全国的冶铁资源和冶铁技术，加上从战场上缴获的各种战利品，致使秦王朝有用不完的铁制兵器。说秦代铁兵器堆积如山，是一点都不过分的。说秦代武库中的铁兵器，要比秦俑坑里的那些青铜兵器更先进、更精良、更令人羡慕，那是一点不夸张、不虚构的。
铜制兵器已退出历史舞台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说：" 中国的铁器时代是有三个段落的，第一次是用作耕器；第二次是用作手工业的器具；第三次是用作武器。江淹的《铜剑赞》序文有'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迄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克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世，逾见其微。'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文献，而且也是很正确的。《国语》中有管子的一句话：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所谓美金便是铜，所谓恶金便是铁。"铸铁，除铸造农具外，确实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经历几百年的演变后，铁终于摇身一变，成了一种优质的钢材，其性能远远赶上并超过铜锡合金的青铜。当它作为制造上等兵器的材料，被世人完全认可之后，身价自然就飞速地上升，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铁之重反于金"现象！《叔苴子·内篇》："物莫重于金铁，而宝剑跃水而成龙，精之至也。"这说明，过去铜比铁吃香，现在是铁的价值和在兵器方面具有的重要性，却显得更为突出，更受到社会的青睐，铜和铁原先的"贵贱" 关系，已经被完全地颠倒了过来。铜的历史地位被否定和取代，尽管是残酷的、不可逆转的，但总是一件很得民心、顺民意的大事情。
历史的前进，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这个社会变革的浪潮中，秦国起到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扮演了一个先行者的角色。秦始皇在接受诸侯六国铁矿资源、冶铁技术、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就有足够的条件和力量，去整顿军队、更新武器，最后完成铜铁交接、铁取代铜的历史重任。一些人，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这一事实，总要千方百计地去否定这种观点，但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是徒劳、无效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军队，到底有没有继续使用青铜兵器，这是学术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如果从以下众多事实看，此时的秦朝军队已经全面停止使用青铜兵器了。
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于是急法，久者不赦。"什么是秦王朝第一件"急法"的、立即要办的事情呢？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确地记载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置廷宫中。"它的本意是，秦始皇统一了诸侯六国之后，就明令收缴全国范围内所有的铜制兵器，并将它们集中运送到秦都咸阳，全部加以销毁，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安置在秦阿房宫的北门大道两侧。收缴全国铜制兵器，这是一场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全民参与的大行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全民"大动员的惊人举措。
袁仲一先生在很多著作中都说过，俑坑是秦统一中国后的10年时间内修建的，如果当年都把铜制兵器上缴、销毁了，哪里有可能"抗旨不遵"，而留下4万多件铜制兵器。人们凭着这一条，本来就能够将"秦始皇兵马俑"的定性结论加以推翻。然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惊人观点，说："秦始皇收缴的只不过是私藏于民间的兵器，而全国军队手中的铜制兵器、武库里储备的铜制兵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只有将当时的铜制兵器分成两个部分，让一部分去体现史料记载的权威性，让另一部分去解释俑坑为什么还存在有铜制兵器，为此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理由"。
这种将铜制兵器"一分为二"的观点，是没有任何凭证可言的，也是不值得人们一驳的。有关的史料上都明确地说，秦始皇下令收缴的是"天下"的铜制兵器，而袁仲一先生却偏偏要说：秦始皇当年所要收缴的，只是存在于民间的兵器。什么是"天下"呢？在《书·大禹谟》上有"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记载；在《礼记·礼运》中有"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的记载；在《三国志·吴志》中也有"割据江山，拓土万里" 的记载。由此可知，"天下"就是"江山"，"天下"就是"国家"的意思，收集"天下"的铜兵，就是明令收缴全国疆土范围之内的所有铜制兵器。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中说："文献明确记载，秦始皇收缴天下之兵的目的，在于'以弱天下之民'，防止人民'犯上作乱'，而不能理解为把秦军的铜兵以及武库内的铜兵，统统都销毁了，只有愚夫才会这样做。"这一说法的离奇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正史上，只有收缴铜兵的记载，而对于存在于全国各地的铁制兵器，是不包括在销毁之列的，也就是说在秦王朝，铁制兵器完全是允许存在的。由于铁制兵器不被收缴，原来诸侯六国地区大量的铁制兵器，仍然普遍地藏在民间，可见袁先生"以弱天下民"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韩信"少年好带刀剑"的记载。《史记·项羽本纪》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籍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然而，项羽是秦始皇十五年生，死于汉王五年，死时只有31岁。秦始皇二十六年销毁铜兵时，项羽只有11岁，叔叔教他学剑、学兵法，当然是在他青少年时代发生的事情。项羽能"学剑"、韩信能"带刀剑"，都表示在秦王朝时期，民间的习武之风仍然非常盛行，也证明除铜兵之外的铁兵器，还是可以公开存在于民众手中的。
运到咸阳的"铜兵"，铸成12个大铜人，到底销毁了多少兵器呢？根据《三辅旧事》一书记载："铜人十二，各重三十四万斤。"每个铜人按34万斤计算，总共熔化了408万斤的兵器，一柄铜剑，按4斤估算，相当于销毁100多万柄青铜剑。一件矛、一把戈的重量，都不到1 斤，佩剑是一种身份的标记，只有少数军官佩带，一柄剑的青铜，能够造出无数的短小兵器。应该说，秦始皇为浇铸12个铜人，实际上是销毁了几百万军队原来用于作战的青铜兵器。也就是说，除非另有大宗的铜兵来源，否则这400多万斤的青铜兵器是不可能仅仅从私人手中收缴的。
"吕不韦戈"是后人遗留的
尽管淤泥层的厚度和层数不同，但是在俑坑各处淤泥层的最底部和最上部代表的这一段时间差，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淤泥层的底部，代表着俑坑建成后，首次进行淤积的年代；而淤泥层的表面，则代表着俑坑最后被焚毁之前的时间。另外，在淤泥层很薄，或者没有淤泥层的地方，只要俑坑焚毁后的坍塌土、坍塌物压在薄层的淤泥之上，甚至直接压在俑坑的坑底之上，那么俑坑原来计算存续时间的原则和方法，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是因为，坑内其他地方存在着的"14层淤泥"，就把"俑坑的建造、俑坑的焚毁"这两个时间，已经完全拉开了距离。
现在我们必须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淤泥层问题上来。"吕不韦戈"到底是在俑坑哪个位置出土的呢？请看：袁仲一先生在1985年第1期《文博》杂志上，发表的《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这篇文章中说的话："俑坑已出土的带有明确秦始皇纪年的兵器共 20余件。其中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相邦吕不韦造的戈5件。三年、四年和七年吕不韦戈出土时，和矛连在一起构成合体戟。戟上带着木鞘，装有木柄，鞘和柄已朽。其中2件出土于砖铺地上，其余都出土于淤泥层的下部。淤泥层覆盖着黄土及坑顶的倒塌土，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的扰动。"
袁仲一先生显然是用"吕不韦戈有的出土在砖铺地上、有的出土在淤泥层下"和"兵器出土的地层未经人为扰动"这两条理由，去说明"吕不韦戈"的出土位置的。对此，人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吕不韦戈"出土在砖铺地之上和出土在淤泥层之下，会存在着什么样实质性的区别？秦俑坑建成之后不久，外部的洪水冲进了俑坑内，经过了无数次周期性的沉积、干涸，自然一层一层地覆盖在坑底的铺地砖上。其实，坑底铺地砖之上就是淤泥层，淤泥层之下是坑底铺地砖。所谓"铺地砖之上"和"淤泥层之下"，难道不是一回事，不是属于同一个地层位置上的吗？
应该说，在俑坑的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中间根本就不存在另一个能将两者隔开的"未经人为扰动的地层"。其实，袁先生的这番论述，说过来，说过去，无非是向外界宣称：秦俑坑里所有的"吕不韦戈"，通通都是被压在淤泥层之下的，它们根本就不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之上。而且这一种"淤泥层压在吕不韦戈之上"地层之间的关系，是从来没有被扰乱过的，它们始终都保持着一种永久的、固定不变的状态，只要这种地层关系不变，"吕不韦戈"进入俑坑的年代，就必然是在坑内形成厚厚的淤泥层之前，那么俑坑属秦始皇的"定性" 也就不会有错。
然而，在秦俑坑里面，包括"吕不韦戈"在内的大量兵器，并不像袁先生所说的那样，都是在"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这个地层出土的。1988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5页和46页上，就明确无误地说过："陶俑和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的遗迹、遗物，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淤泥层最多者约14层，在淤泥层内及其表面出土有大量的兵器。"而5件" 吕不韦戈"，到底是以什么方式落到淤泥之下、淤泥层之中、或者淤泥层之上的，这是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加以分辨的！
证明"吕不韦戈"，不在淤泥层底部、而是在淤泥层之上的材料有很多：俑坑第0924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6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11过洞"上部"的红烧土中，它距现有地表2.50米之处，也未发现有木柄的痕迹。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出土的位置，根本不在坑底的铺地砖之上或者是淤泥层之下。又由于有戈而无木柄，说明这件"吕不韦戈"只能被徒手"挥舞"使用，戈是不能拿在手上和敌人进行拼杀的，因而它不可能属于俑坑内军队正常装备的原配兵器，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它来自于外部。
俑坑内的第0710号"吕不韦戈"，它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Τ19方8过洞的0.29米厚的淤泥层"上面"，木柄也是残缺的。由此可见，这一件"吕不韦戈"，根本与袁先生所说的"坑底铺地砖之上、淤泥层之下"的说法，是完全不相符合的。正是由于它出土在淤泥层的表面，所以这件"吕不韦戈"的进坑年代和秦俑坑实际的建造年代，也必然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时间差，加上木柄残缺的事实，充分地说明它也不可能是秦俑坑内的"原配兵器"，因为木柄残缺的戈本身，就不可能是帝王墓葬的陪葬品。
俑坑0577号"吕不韦戈"的位量--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8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7号俑～20号俑的踏足板前。材料上，对它具体位置没有任何说明，但从《报告》提供的图版180上显示出来很深、很重的阴影来看，此戈出土的位置，也不在俑坑底部，而是在厚厚的淤泥层上。俑坑01392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10过洞101号俑的右前方，从袁仲一先生所著《秦兵马俑》一书的附图中，能看到在该戈的下面，有一层十分明显的淤泥层，可见它也不直接落在俑坑最底部。
俑坑0576号"吕不韦戈"的位置--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259页的材料，可知：该戈出土于6过洞13号俑～16号俑的前方，公开发表的文字资料也未提及它具体的出土位置。但从该《报告》提供的图版180（2）显示出来的阴影部分来看，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该戈也不直接落在俑坑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以上这一些来源于秦俑馆方面的确凿、可靠、权威的考古发掘材料，无一例外地都证明了，这5件"吕不韦戈"，确实不出土在俑坑最底部的铺地砖之上，也不是被压在俑坑淤泥层的下边。应该说，将"吕不韦戈"定为外来之物，是完全可信的。
俑坑大量兵器被人为劫走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发布的材料看：俑坑出土的5件"吕不韦戈"，多数分布在俑坑东北角的19探方和20探方之中。如果"吕不韦戈"确实是俑坑"原配兵器"的话，在武士、车马、队列都呈对称布局的情况下，那么在它们相对称、对应的1探方和2探方的位置上，也应该有相同的"吕不韦戈"才对啊！然而这些地方，是根本找不到"吕不韦戈"的。在俑坑已经发现的4万多件兵器中，5件"吕不韦戈"的出现，只是一种非常偶然的、个别的、奇异的现象。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这些"吕不韦戈"与俑坑其他"原配兵器"之间会有某种实质性的联系。
"吕不韦戈"虽然在俑坑出土，但并不意味与俑坑内其他兵器有着相同的制造年代。其实，"吕不韦戈"和俑坑内其他兵器比较，无论在铭文内容、出土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也就是说，"吕不韦戈"的出现，展示了俑坑内很多兵器存在着许多不可思议的时代风格上的差异点。到底有哪些地方与其他兵器"格格不入"呢？"吕不韦戈"和俑坑其他所有兵器之间的最大差异之处，就在于这"吕不韦"三个字上。《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说得很清楚："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意思是秦代法律规定，凡是官方督造的任何兵器，都要刻上督造者的名字。
所以，在各地出土的青铜戈上，刻有督造者"吕不韦"的名字，说明这些青铜戈的铸造，完全是符合《秦律》规定的合格品。然而，在俑坑中除了几柄青铜戈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了，这说明"吕不韦戈"和秦俑坑兵器之间有一个"时空的隔阂"。正是在秦俑坑里出土有秦始皇明确纪年的"吕不韦戈"，才能将大量的、无铭文的、无"督造者官名"的俑坑其他兵器，连同俑坑本身的建造实际年代，彻底地与秦始皇时期无情地进行"切割"。由于俑坑"14层淤泥"的存在，说明秦俑坑的建造时间，一定要向前大大地推移才对。
将秦俑坑的建造年代向前推移，这是秦俑馆的许多考古学家所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考古学上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后世的器物，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明明是秦始皇时期的"吕不韦戈"，怎么可能跑到几十年前其他人的陪葬坑里面去呢？袁仲一先生在接受《都市文化报》记者王彬先生采访时表示："秦兵马俑坑内，发现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在早期的其他人墓葬中，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著名考古学家张占民先生，也宣称"说铜戈是后人放进去或后世战乱中带进去的，不是如同把汽车、电脑放进秦始皇陵墓一样荒谬吗？"
秦俑馆有的考古学家，也一直强调说：晚期的器物、后人的东西，怎么可能会跑到早期的墓葬、前人的陪葬坑中去，这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应该说，在一个完整的、未被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确实不可能出现在前期墓葬中；但是，在一个已经被严重扰乱的墓葬中，晚期的器物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前期的墓葬中，难道这也不是考古学上的基本常识吗？秦俑馆的《发掘报告》明明写着"秦俑坑焚毁前，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吕不韦戈出土在淤泥层上"，难道还要继续坚持认为，俑坑之内绝对不会出现晚期的器物？
如果是人为因素的破坏，那就要认真地分析研究了。秦俑馆发布的考古材料都说，"洗劫秦俑坑的绝不是几个人，也不是一般的小团伙，而是人数众多的、非常特殊的集团。这个集团对秦俑坑，不是一般的窃取财宝，而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拿取兵器、车轮。我们认为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袁先生在《秦俑坑的修建和焚毁》中也说，"一号坑发掘中，发现很多文物都被人拿走了；三号坑文物遭到的破坏，比一、二号坑更严重。出土的车迹十分凌乱，车子被人砸成碎片。兵器和车马器出土数量很少，说明三号坑塌陷前遭人为的洗劫。"
俑坑大量的兵器，肯定是被外来的"扰乱者"劫走了。那么，现在出土的各种兵器，必然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俑坑建成之时，安放在地上、或者被武士握在手中的"原配兵器"；而另一部分，就是后期进入俑坑，劫取兵器过程中，那一大批外来的"扰乱者们"，也就是党士学、张仲立两位先生所说的"这个集团，当与军事组织有关，很可能就是一支军队"所遗留下来的那些"简陋不堪的、残缺断裂的、不能配套的、陈旧落后的"兵器。既然，俑坑在焚毁之前，都曾进来成建制的外来军队，那么在坑内留下一些与他们身份相符的兵器，难道这是一种荒谬之说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这一些"吕不韦戈"，是不是像秦俑馆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在俑坑进水的过程中，由于受水的冲击，而从陶俑身上落入淤泥中"去的原配兵器？对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大暴雨的时刻，骊山洪峰冲向俑坑是必然的，但从《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第15页的材料看，灌入俑坑裂口的洪水，是以"漫流"形式到达各处的；又从第51页的材料看，尽管在淤泥层上的陶俑、陶马，东歪西倒，破坏严重，但被淤泥层所掩盖的陶俑、陶马的腿脚部分，大体都是完好的，尤其是几乎所有陶俑的足踏板，一个个仍然都保持着原来整齐排列的位置。
这些现象均说明：一次次"漫流" 进来的洪水，水是进了俑坑，但水势不足以把一个个陶俑冲倒，如果水势能冲倒陶俑，陶俑倾倒方向应该一致，足踏板都应该翻倒。但秦俑出土时，足踏板不倒，位置不乱，说明俑坑被外来人扰乱之前，淤泥不断增厚、层数不断增加，所有陶俑、陶马都被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陶俑手上的兵器，掉落到淤泥层表面的可能性很小。如果一开始洪水来得太猛，真的要将陶俑一个个冲倒，那么这些兵器也应该落到底部铺地砖上才符合常理；时间拖得越长，淤泥积得越厚，陶俑被固定得越结实，他们手中兵器，就越难往下掉！
秦末农民起义军的武器对比
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都在强调"俑坑的兵器，是秦末一个政治集团取走的"，而这个政治集团，与一场"政治变故"有关，又说"到俑坑劫走兵器的，是一支军队"。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俑坑大量兵器被劫这件事，是秦末的农民起义大军干的。如果是他们，他们又是谁？如果是一支军队，又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才如此缺乏兵器、缺少战车车轮，非要潜入到阴暗、潮湿、几乎不见光线的俑坑中，打碎陶俑，砸毁战车，取走车轮，收集兵器，以便补充自己的武器装备？而要弄清"吕不韦戈"的来龙去脉，就一定不能回避这个核心的问题。
所谓的"政治变故"，是指政治大动乱和大纷争引起的政权交替。在秦王朝末年，所谓的"政治集团"，无非是指在当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中，形成的主要政治派别。根据史料记载可知，秦末只有三支农民起义大军先后到过骊山附近地区：一是由周章率领的号称百万之师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距代王镇不远处的戏水河畔；二是由汉高祖刘邦率领的"约法三章、严明纪律"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骊山西侧的灞上地区；三是由西楚霸王项羽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现今新丰镇附近的鸿门地区。
据说，还有一支由章邯率领的秦王朝军队，它的大本营驻扎在秦始皇陵附近地区。有人认为，是章邯缺乏兵器，于是下令拿走俑坑内的兵器。这种观点一经提出，就被人们否定了。理由是：第一，这种看法不切合当时的社会情况；第二，没有将兵器的丢失同俑坑被严重破坏、焚毁联系起来；第三，没有考虑到几十万骊山刑徒与数千件(套)兵器之间的比例(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支护陵的部队，怎么可能会缺乏武器，没有武器，又怎能管住几十万修陵的刑徒？请注意，在刑徒墓中，在秦始皇陵城垣之内，是有铁剑等精良兵器的，那才是当年秦军的武器装备！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认真分辨的是，在秦末到过骊山地区附近的三支农民起义大军之中，究竟是谁最缺乏兵器，最急需作战装备？究竟是谁，最希望从俑坑中得到铜制兵器，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究竟是谁，最有必要在重大的决战前夕，愿意钻进并不完全敞开的、几乎寸步难行的秦俑坑深处，去搜罗大量的作战必需的各种兵器？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胆而又秘密的军事行动，能够策划这一切的，必定是一位既谨慎、又有冒险精神的军事家！从最后结果看，他们制定的计划和安排，都已经得到顺利、圆满的执行。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也留下了他们到过秦俑坑的很多证据。
有可能按照周密计划，从而取走兵器的到底是谁？先说一下那位汉高祖刘邦吧。自从丰沛起义之后，他在萧何、樊哙等人的辅助下，过五关斩六将，大破秦军，很快就挥兵进入了秦都咸阳，迫使秦王朝的第三位皇帝--子婴，屈尊道旁，前来归顺请降。随后刘邦"封秦重宝、财物、府库"，他的几十万部队，对关中的父老，秋毫无犯，连对立阵营的范增，都说刘邦"今入关，财物无所获，妇女无所幸，此基志不在小"，后来他即位称帝，还对秦始皇陵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要说刘邦对俑坑的那点兵器感兴趣，无论谁都是不会相信的。
再说，那位"叱咤风云"的人物--项羽，当他率领8000精兵起义之后，大破秦军于襄城、东阿、濮阳、雝丘、定陶，迫使秦军主将章邯等人率部投降。仅在新安一战，一夜之间20多万秦军，全部都被他"坑杀"。不言而喻，当他挥兵进入咸阳之前，已经全歼了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秦代最先进、最精良的兵器，包括原先收缴六国精良的铁制兵器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已经悉数归他所有，在这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真是兵勇、将广，兵器精良，这才是"战胜者"不可一世的、充满霸气的真实写照，这不也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军光辉形象的再现吗？
作为"西楚霸王"的项羽，祖祖辈辈就生活在拥有大量钢铁兵器的楚国，他的军队占领咸阳之后，刘邦让出了全部所得，要什么就有什么，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要说他会钻进秦俑坑黑洞洞的地下，去窃取那么多过时、落后的青铜兵器，去卸走那么多"战车"上的轮子，简直要让人笑掉大牙了。项羽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他到俑坑捡这点"破烂"东西干什么？《古今刀剑录》和《名剑记》里都有记载，"刘季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铁剑"，说明在"鸿门宴"上，刘邦佩带的是秦代的铁剑，项羽少时舞的宝剑也是铁剑，只有铁剑对铁剑，才不会在客人面前丢丑呢！
可是，最先到达骊山的周章起义大军，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陈胜、吴广是因为"适戍渔阳，会天大雨，失期法皆斩"而被迫"起事"的。起义行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俛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淮南子·兵略训》中也说到："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大楚，而天下响应；当此之时，非有坚甲利兵，劲弩强卫也；伐陈枣而为矜，周锥凿而为刃；剡摲梗苜伲缘毙揸垮蟆?
由此可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只能以耜头、铁耙等农具充当兵器，苦于器械不足，再向山中轩木作棍，截竹为旗，方得粗备军容。这一支自发组成的农民起义军，自东向西，沿途收集车马壮士，迅速地扩充了队伍，一旦遇有秦军坚守的城寨，一律绕行而过，所以一直未与秦军直接地交锋。当周章率领的"百万"大军，像潮水一般向咸阳挺进的途中，他们除去能够发出气壮山河的"最后吼声"之外，可都是一群赤手空拳的饥民啊！让他们拿什么去和强大的秦王朝军队去拼出一个真正的"你死我活"来？星星之火，虽然可以燎原，但星星之火，也是最容易被扑灭的！
谁是劫走俑坑兵器的人
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在它的最初发展阶段，力量总是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们要真正"成事"，并且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要有一个不断壮大、不断积蓄"力量" 的过程。尤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就必须依靠一种让敌方感到措手不及的"突击行动"，才能达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是，对于周章来说，时间不等人，缓慢的办法是不现实的；如果能像《六韬·龙韬·军势》中所说的那样，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的方式，一鼓作气地杀向咸阳秦宫的话，或许还真的能够产生一种惊天的"爆炸力"，把秦二世的那一个乱世朝廷，打它一个底朝天！
然而，起义军中唯一掌控军事实权的周章，在最紧要、最关键的时刻，犯了书生军事家常犯的大毛病，诱发了一个军事上的大错误！《史记·陈涉世家》记载："周文，陈之贤人，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这就是说，周章是一位很有才德的军事家，懂得古时演兵列阵。"军"是什么意思呢？《战国策·齐策》说："军于邯郸之郊"，《注》："军，屯也。"军焉，就是屯驻成营的意思。这里的情况是，当队伍浩浩荡荡向前推进时，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之下，突然就停止前进了！
周章下令几十万大军，沿着骊山北麓的戏水河一线，安下营，扎下寨，一连几天不见动静。几千年来，世人一直都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得起义军莫明其妙地损失了最为难得的"争分夺秒"的最好战机。此时，身处深宫里的秦二世，只是在周章部队戏水扎下大营，并随后暴露行踪之后，才得到送来的紧急密报。有谁想到：秦王朝最精锐的部队，一军会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作为秦王朝中心的咸阳，几乎是一座空城，他要临时下令，调集各个郡县的兵马，前来保驾、勤王，已经"远水不解近渴"了。
在万般无奈、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只好任命一个管钱粮税收的官员--章邯，去骊山释放正在修建秦始皇陵的刑徒，匆匆忙忙地拼凑起一支由刑徒组成的征讨、平定大军。秦二世的旨意下达之后，不能想象在一两天的时间之内，就能组建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刑徒部队：部队要任命各级军官，要按战斗需要进行士兵编组，要从武库运来各种作战武器装备，要让刑徒们掌握一定的军事技能，要做好军队组建的工作，是需要时间支持的，没有时间的保障，一切都是徒劳之举。然而，周章失去了最为宝贵的战机，而给了秦二世喘气、进而出兵还击的大好时机！
2005年9月3日，美国总统发布命令说，700名现役军人要在72小时内，到达新奥尔良市的飓风灾区，执行一项救灾任务，这是高速度的派遣效率，受到人们的赞赏。但要知道，这700人本来就是一批训练有素的军人，只不过是要去完成一项新的使命，所要准备的是各种民用防灾器材，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受灾地区。现代的美国，紧急组建一支救灾性质部队都需要三天的时间。而当年的秦二世，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重新组建一支几十万人的军事作战部队，难道他比现代人还要快？当然这只是一个古今军队紧急调动效率的对比资料罢了。
战国时期，纸上谈兵的军事家太多了，赵国著名军事家赵括，自少熟"知兵法，言兵事，以为天下莫能当"，结果在与秦国大将白起交战时，40万大军被秦军" 坑杀"。周章本人早年也跟随楚国的春申君、项燕等人学过军事，掌握众多战法、战例，他能投身于农民起义，当然会得到陈胜、吴广的赏识、重任，统领军事部队。周章最初策略是对的，避开正面冲突；但他总认为，秦都咸阳的最后一战，肯定迟早都要发生。论士气，不成问题，论兵器，自己却是完全处于劣势，怎么办？这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决定去冒险采取一个劫取兵器的大胆计划。
俑坑建成不久，地裂形成缺口，致使洪峰涌进，年复一年，裂口不断扩大，兵器逐渐暴露，有人难免要入坑去探个究竟。于是，坑内有陶俑、财富、兵器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就被不断地传向四方，传遍六国诸侯。对周章这位军事家来说，俑坑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武库，是他能够得到作战所需武器的场所。这里的兵器，他是非拿到手不可的，然而这也正是他悲剧的起点：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获得俑坑兵器后的战斗力；他过低地估计了秦二世迅速组织反击部队的可能性；更为可怕的还在于，在两军对垒的紧要关头，却把难得的攻击时间拱手让给了敌人。
抓住战机，攻其不备，先发制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克敌制胜的上策！在战场上，谁争取到了时间，谁就争取到了主动权；谁失去了时间，谁就要被动挨打。古代战争史上，由于贻误战机而饱尝战败之苦的战例还少吗？这位周章，可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二个赵括。秦俑馆考古学家，一直坚持认为"周章大军到达戏水河，不再继续前进了"，想以此证明起义军，没有光顾秦俑坑。其实，戏水河与俑坑相距，不足 6公里，人们从《史记·李斯列传》里"陈胜、吴广……，兵至鸿门而却"的记载中，看到了周章的起义部队，又从戏水河向西推进了5公里。
如果起义军从戏水向西整体推进到"鸿门"一线的话，那么战线南端的西杨村，也就在它占领的范围之内了。《汉书·刘向传》中说："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骊山之作，指的就是秦始皇陵，可见周章的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秦始皇陵很近的地方。《西汉博闻》中也说到："周章，陈胜之将也，往者皆发掘之，以求财物也。"周章既然没有去发掘秦始皇陵，那么他又到哪里去发掘，他又去发掘了什么呢？这在过去是没有人回答得了的。他是否真的去过秦俑坑，是否取走了坑内的兵器，仍然需要以下出土文物的"怪异"现象，才能够加以证实。
"吕不韦戈"的真相大白了
俑坑中所有的陶俑、陶马、木车，几乎都是被推倒、砸碎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首先应该弄清的是，对俑坑的人为破坏，可能不止发生过一次。《吕氏春秋》说过"自古无不抇之墓"，古墓难免都要被人掘开，何况一个常年能涌进洪水的俑坑，更不能阻挡外人的侵入。当然"外来者"来到俑坑的目的，有的是出于好奇，想钻进俑坑看个究竟；有的看到坑内满是俑群，就不再往前进；有的想知道里面更多情况，试图走得更远，这就要推倒一些陶俑；有的或许带着成见进入坑内，见俑就砸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有的早就进来取走一些兵器，也留下了一些东西。
早期将一个完整的陶俑，靠人力能够推倒；到后期坑底积淤泥越结越厚，再想去推倒它，那就很难了。"外来者"想要走遍俑坑内部，只有砸断、砸碎陶俑，才能打开通道，才能取走陶俑手中的兵器。而要把坚硬的陶俑打破，那是需要从外面带进"大工具"来的。周章部队进入俑坑，是俑坑焚毁之前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遭劫，所以他们见到大的兵器就拿，见完整的兵器就拿。俑坑内的车轮，几乎都被卸走了，要卸轮子只得将车子砸掉。总之，凡是在他们视线范围内的兵器，也就是位于淤泥层以上的兵器，能拿走的都被拿走了，能运走的也都被运走了。
根据《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提到的，在俑坑内"发现有落在淤泥层之上的铁器工具，以及被烧毁的竹篾编织物及绳索炭迹"的材料看：坑内器物经长期水泡，有的已严重腐朽变质，无燃烧的可能；唯独竹篾编织及绳索等能够焚烧成炭，说明这一些东西和铁矛、折剑头及"吕不韦戈" 一样，也是在最后时刻被带进俑坑的"外来物"。应该说：俑坑的陶俑、陶马是被铁工具砸坏的，大件的兵器是被绳索捆绑扛走的，小件的兵器是装在编筐内弄走的。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也还有一些是想拿而没有拿走的东西。所以，俑坑内很多器物，出土时都有很严重的位移现象。
周章起义军的秘密行动，至少要持续数天时间，在最后的时刻，俑坑内有的地方，由于火光停留时间过长，使棚木底部触火点燃，开始时起烟、起火，于是呛烟弥漫，紧接着火势逐步扩大，热焰让人无法停留，周章在无奈之下，只好组织部队匆忙后撤。俑坑的内部燃烧起来，一股股浓浓烟柱升上天空，入坑劫兵之举，很快就被暴露出来，随即引来两公里之外的修陵警卫部队。在整个劫取兵器及其后撤过程中，一部分随身携带的兵器，包括一些箩筐、木箱、绳索，就遗留了下来。尤其进坑不久，得到"上等" 兵器之后，有意无意地扔下一些自带兵器，也是情有可原的。
秦俑坑最后毁于火焚是肯定的，在焚毁之前遭到了外来者大规模的洗劫也是肯定的，问题是在最后一次洗劫之前，是否还存在着一些小规模的或者个别人的零星扰乱，并没有人对此作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其实，从俑坑能够进人的那天起，直到它被焚毁的这段时间之内，不能排除有留下不同时期"外来者"器物的可能性。因为，有些不是俑坑的"原配兵器"，既不在坑底，也不在淤泥层的表面，我们可以根据兵器在淤泥层中的不同位置，判断出它们进入俑坑的不同年代。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一定能够从俑坑中，再分辨出越来越多的"外来"兵器。
看来，袁仲一先生当年宣称的"既然现在俑坑出土的铜兵器是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俑坑内的遗留物，说明它还是俑坑的原物，不是客体"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现在俑坑出土的兵器，既有建坑时的"原配兵器"，也有火焚之前众多"外来者"携入的"非原配兵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客体"，它们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不能因为它们出土在同一个地方，就抹杀当年这些兵器持有者本身所代表的不同时代背景，甚至去掩盖、混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政治大"变故"。如果有人能够承认俑坑中，有农民起义军没拿走的遗留物，也应该是一件好事！
有的考古学家，对提出不同观点的其他人进行了严厉抨击：他们发表文章说："吕不韦戈"等兵器与俑坑的底层，处于考古学上的同一地层，把铜戈视为"外来兵器"是荒谬的。他们提醒对方，做事情不能太主观、太盲动。直到现在，他们还坚持"吕不韦戈"是与俑坑的底部处于"同一地层"之中，更不承认它们是"外来者"遗留下来的兵器。所谓"同一地层"，是指在一个遗址内，显示出来的一种具有相同年代的土层叠压关系，也就是说，从垂直方向的土层结构断面去看，只要位于同一个土层位置的不同器物，它们所处的年代应该是一致的。
根据《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一书第13～15页的材料看，俑坑自上而下的土层，在垂直的方向上，可分为7个叠压层次。第一层为耕土层，厚0.3 米～0.4米；第二层为五花土层，厚2.5米～2.7米；第三层为棚木上的红烧土层，厚0.2 米～0.3米；第四层为过洞内的倒塌土层，厚0.1米～1.2米；第五层为淤泥层，最厚处为0.44米；第六层为坑底铺地砖；第七层为铺地砖之下的夯土层。书上说："陶俑、陶马的下半段，均被淤泥、淤沙掩盖，各种兵器，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可见，说这些"吕不韦戈"是与俑坑底部处于" 同一地层"，是不正确的。
淤泥层之上的"吕不韦戈"和淤泥层之下的俑坑铺地砖，无论如何扯不上属于"同一地层"。考古发掘常识告诉人们：如果俑坑底部的淤泥层，没有经过人为的移动，那么属于上一个"文化层"的年代，必然比下一个"文化层"的年代要晚，淤泥层表面出土器物的年代，要比淤泥层底部的年代更晚，这就是判断"吕不韦戈"作为一种"可移动文物"，何时进入俑坑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和依据。毫无疑问，"吕不韦戈"和其他已经被学术界公认的非"原配兵器"一样，都是"外来者"的遗留物。反之，要把这些"吕不韦戈"视为俑坑的"原配兵器"，那才叫荒谬呢！
值得警惕 力拓间谍案触动了西方哪根神经
值得警惕 力拓间谍案触动了西方哪根神经
中华工商时报 2009-08-25 22:01:27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伙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当然，“力拓间谍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通过西方人士和媒体围绕这一案件的所作所为，我们尤其要引起警惕的是，西方在针对中国时仍然是“统一联合战线”
“力拓间谍案”最新进展为世界所关注，西方几乎是用合唱的方式齐声攻击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表示，对力拓行政人员的扣押可能会使在中国的商业投资受到重压。《华尔街日报》8月12日称，力拓案表明“普京主义正在向东转移”。文章说，中国希望“像俄罗斯一样抓稳战略资源的供应”，“外国投资者们越来越被中国的强硬策略吓倒”。
《华尔街日报》所谓“普京主义正在向东转移”的由头列举的是莫斯科2006年向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施压、将萨哈林岛工程的大部分股权卖给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事，称这让世界认识到俄罗斯“是一个危险的投资地”。把“萨哈林岛工程案”与“力拓间谍案”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扯到一起，说明“力拓间谍案”这一司法个案如今已经超越案件本身，正在被西方媒体和一些人士政治化、国际化，乃至妖魔化。
7月9日，当中国宣布，力拓公司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拘捕时，我们注意到，其消息出现在显著位置或加以歪曲报道的均来自路透社、CNN、彭博社等西方媒体，没有一家来自澳大利亚媒体。而当力拓发表声明称，力拓员工涉嫌贿赂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时，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力拓迄今发表的最强硬声明。英国《金融时报》也为力拓此举叫好，现在“确实到了这家矿商态度转硬的时候了，力拓无论如何也该发一回飙”。
“力拓间谍案”是发生在中澳两个国家之间的争议，自然要由这两个国家来解决，他国无权也无必要干预。然而，不仅澳大利亚以西方的干预作为威胁，西方国家也随之起舞。上月访问中国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提出“力拓间谍案”，向中国施压。本来，处于经济危机的美国正有求于中国，这也是派两大华裔部长来中国访问的目的和原因。然而，不突出本国利益，却先要为澳大利亚张目，非比寻常。显然，西方之间不管有什么矛盾，但在中国问题上依然保持了一致。
我们不禁要问，“力拓间谍案”究竟伤到西方哪股神经，让他们作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动用强力部门参与保护商业秘密属于家常便饭。近年来，美国指控“中国间谍”盗窃商业机密的案件迅速增加就是明证。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共有50多人因涉嫌向中国传送受限制的技术、窃取商业机密或进行商业间谍活动而被美国起诉。而中国此次采取措施打击外国企业在华间谍行为，就有问题了。这显然是西方惯用的强盗逻辑。
况且，在西方国家，商业竞争中大量使用贿赂和间谍手法已是公开的秘密。1976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被曝光使用1210万美元贿金，获得全日空4.3亿美元的交易合同。洛克希德总裁因此辞职。
这一说案件在日本也引起极大震动，时任首相三木武夫要求彻查此案。历经近6年的努力，日本受到传讯调查的460余人中包括国会议员、内阁官员、全日空的高层管理人员。
涉案的前首相田中角荣被判有期徒刑4年，并追缴罚金5亿日元。
因此，力拓发生贿赂和间谍事件并不为奇。中国钢铁行业与矿业巨头的谈判，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近年来，由于力拓通过间谍活动，贿赂中方相关人员，掌握了中方大量机密，造成多次铁矿石谈判失败，使中国钢铁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围绕这件事情西方国家的表现却十分令人疑惑和难以理解。
当前，理性面对“力拓间谍案”，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才是澳方应采取的立场。力拓作为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理当知道尊重东道国法律。而要展现一个跨国企业对法律的敬畏，不是玩弄玄虚，而是要配合中国有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以求让更清楚的真相最终能够呈现出来。即便调查结果可能伤及公司声誉，但这也是“壮士断腕”的必要之举。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伙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在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过程中，切忌泛政治化。当然，“力拓间谍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通过西方人士和媒体围绕这一案件的所作所为，我们尤其要引起警惕的是，西方在针对中国时仍然是“统一联合战线”。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一案件，我们不仅揪出内鬼，还清除了外患，更提醒了对西方失去戒心甚至充满幻想的民众。(邱林)
中华工商时报 2009-08-25 22:01:27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伙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当然，“力拓间谍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通过西方人士和媒体围绕这一案件的所作所为，我们尤其要引起警惕的是，西方在针对中国时仍然是“统一联合战线”
“力拓间谍案”最新进展为世界所关注，西方几乎是用合唱的方式齐声攻击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表示，对力拓行政人员的扣押可能会使在中国的商业投资受到重压。《华尔街日报》8月12日称，力拓案表明“普京主义正在向东转移”。文章说，中国希望“像俄罗斯一样抓稳战略资源的供应”，“外国投资者们越来越被中国的强硬策略吓倒”。
《华尔街日报》所谓“普京主义正在向东转移”的由头列举的是莫斯科2006年向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施压、将萨哈林岛工程的大部分股权卖给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工业公司的事，称这让世界认识到俄罗斯“是一个危险的投资地”。把“萨哈林岛工程案”与“力拓间谍案”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扯到一起，说明“力拓间谍案”这一司法个案如今已经超越案件本身，正在被西方媒体和一些人士政治化、国际化，乃至妖魔化。
7月9日，当中国宣布，力拓公司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拘捕时，我们注意到，其消息出现在显著位置或加以歪曲报道的均来自路透社、CNN、彭博社等西方媒体，没有一家来自澳大利亚媒体。而当力拓发表声明称，力拓员工涉嫌贿赂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时，美国《华尔街日报》称，这是力拓迄今发表的最强硬声明。英国《金融时报》也为力拓此举叫好，现在“确实到了这家矿商态度转硬的时候了，力拓无论如何也该发一回飙”。
“力拓间谍案”是发生在中澳两个国家之间的争议，自然要由这两个国家来解决，他国无权也无必要干预。然而，不仅澳大利亚以西方的干预作为威胁，西方国家也随之起舞。上月访问中国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提出“力拓间谍案”，向中国施压。本来，处于经济危机的美国正有求于中国，这也是派两大华裔部长来中国访问的目的和原因。然而，不突出本国利益，却先要为澳大利亚张目，非比寻常。显然，西方之间不管有什么矛盾，但在中国问题上依然保持了一致。
我们不禁要问，“力拓间谍案”究竟伤到西方哪股神经，让他们作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动用强力部门参与保护商业秘密属于家常便饭。近年来，美国指控“中国间谍”盗窃商业机密的案件迅速增加就是明证。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共有50多人因涉嫌向中国传送受限制的技术、窃取商业机密或进行商业间谍活动而被美国起诉。而中国此次采取措施打击外国企业在华间谍行为，就有问题了。这显然是西方惯用的强盗逻辑。
况且，在西方国家，商业竞争中大量使用贿赂和间谍手法已是公开的秘密。1976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被曝光使用1210万美元贿金，获得全日空4.3亿美元的交易合同。洛克希德总裁因此辞职。
这一说案件在日本也引起极大震动，时任首相三木武夫要求彻查此案。历经近6年的努力，日本受到传讯调查的460余人中包括国会议员、内阁官员、全日空的高层管理人员。
涉案的前首相田中角荣被判有期徒刑4年，并追缴罚金5亿日元。
因此，力拓发生贿赂和间谍事件并不为奇。中国钢铁行业与矿业巨头的谈判，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近年来，由于力拓通过间谍活动，贿赂中方相关人员，掌握了中方大量机密，造成多次铁矿石谈判失败，使中国钢铁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围绕这件事情西方国家的表现却十分令人疑惑和难以理解。
当前，理性面对“力拓间谍案”，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才是澳方应采取的立场。力拓作为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理当知道尊重东道国法律。而要展现一个跨国企业对法律的敬畏，不是玩弄玄虚，而是要配合中国有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以求让更清楚的真相最终能够呈现出来。即便调查结果可能伤及公司声誉，但这也是“壮士断腕”的必要之举。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伙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在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过程中，切忌泛政治化。当然，“力拓间谍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通过西方人士和媒体围绕这一案件的所作所为，我们尤其要引起警惕的是，西方在针对中国时仍然是“统一联合战线”。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一案件，我们不仅揪出内鬼，还清除了外患，更提醒了对西方失去戒心甚至充满幻想的民众。(邱林)
比垄断还要可怕 难怪这些国家不和中国玩
比垄断还要可怕 难怪这些国家不和中国玩
万维读者网 作者: 巩胜利 2009-08-25 11:07:08
万维网友巩胜利来稿：
据2009年8月23日《南方都市报》社论披露：中国“盐业公司委托盐厂加工大包装的加碘食盐，随
后采购并改换为小包装，再批发给本地的转(代)批发点。这一转手，盐价格就涨了4—5倍。除去浪费成本与非经营性成本的因素，盐业公司的净利润率可以高达 67%，超出盐业平均利润达13.4倍”；加碘盐成为中国盐业垄断、独家盐政又独家经营、暴利暴政掠夺13亿中国人长期横行霸道的源头所在。目前及长期近 60年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盐业公司和盐业局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不用转身、也不躲不藏，中国盐业等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是中国盐业绝对一概的“裁判员”“运动员”，既是食盐的经营者，同时又是盐业管理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掌握着企业食盐计划生产指标。
其实，这比资本主义的垄断剥削更可怕，盐业公司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高十几倍的“剩余价值”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中国盐业就是在这种至上而下、政经一体的绝对一统垄断下运行，既根源悖论中国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严重冲突中国加入WTO及“市场经济地位”。这也难怪，自中国2001年12月 10日加入WTO近8年多以来，全球的绝大多数、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几乎是80%以上的“法制国家”）等都不承认、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关键就是中国盐业、中国烟草及中国邮政（中国邮政通过新《邮政法》）等一系列“官商一体”的产业与原“计划经济”一样未得到根本治理。而国家体制的 “官商一体”，这正是所有 “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美国、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根源大忌。如此这般，既是到2016年中国WTO过度15年期限全部完成、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自动获得，其国家“政经一体”也根源悖论国与国之间的“市场经济地位”。
“市场经济”是一场空前的“革命”（但与“暴力革命”水火不溶），当“革”人家“命”的时候，群起而攻之，无不使之崩溃；现在“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也只有“玩命”的呜呼去抗争。但“法制国家”不是这样，是对等的，你能做，我又为什么不能为之？而“法治国家”，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都是对等的，北欧最富有国家就是这样，国家与公民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政经连体、根源绝对垄断，也是中国政经不分产业、与原“计划经济”的源头区别，与“法制中国”的国法体制根源相悖论，与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国家体制原本冲突。依然贫穷的中国，之所以国有垄断企业在短暂时期内走了其它“法制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企业崛起“全球500强”之路，就是因为垄断了中国国家整体的国力，根源不公的与全球所有“法制国家”相竞争、抗衡。
“经济垄断”是“政治垄断”的继续，只有非“法制国家”才能够实施比“政治资源”更深刻的垄断。回望今日世界各国，凡是“高收入国家”“法制国家”，往往是破除了经济垄断、能够将经济（财富）资源、 “政治资源”与绝大多数公民共享的（最深刻的是北欧全球最富有的挪威（2008年人均年收入76450美元）、瑞士（59880美元）、丹麦（54910 美元）、瑞典（46060美元）、荷兰（45820美元）等公共社会国家，这些国家没有权力、财富的绝对与普通垄断，才能是国家、国民一起从根源来致富发展。经济垄断，是非“法制国家”、“暴力革命”成功之后，导致国民贫穷的最大不公与障碍，比政治垄断更深刻、更可怕、更源头的环境破坏。
这里有一非常简单的大自然例子，所以人都看到，当有一颗参天无比的大树、遮天蔽日，很是风光，但象这样大树的周围几乎都是寸草不生、土地板结，这是因为参天大树周围的大自然环境发生了异常的变化，所有小树、生物都无法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阳光雨露、和风丽日……
尽管2008年8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反垄断法》，但中国国有资源“垄断”依然举世、超过所有“法制国家”异常尖端严重、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一如石油资源达到每桶147美元的全球最高财富，中国却没有任何个人从全球石油财富中分一杯羹。“政治资源”是一定要国家垄断，而“经济资源”却一定与能民共享，这是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根源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全球所有“法制国家”至今的历史建树。
中国垄断性产业，首先是对“专卖产业”垄断，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从立法资源到社会实践、从财富垄断到经济资源游戏规则的垄断制定，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公民参与的任何环境。所以，中国盐业等一统“政经垄断”经营近60年，产业财富居高临下国内外10数倍，中国国家、公民又能怎么样？“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就是要向国际社会、世界各国来看齐，你能做，我也能做，你能出去，我也当然能够进来！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对商品、经济资源，非政治资源，要与国人、国民、全球来共享，这样才能和谐中国、和谐世界。
倘若有一天，中国公民看一场举世的体育游戏比赛，裁判员也进场打球，当一进球刹那，裁判员就立刻吹响哨音：“比赛结束”！这举世的游戏该怎样向全球各个国家、一同都来玩？60年、今日中国，到了该彻底清算“计划经济”政经一体垄断的关键时期了，否则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地位”——“全球化配置中国资源”，中国公民走向全球、去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商业贸易，而中国公民却你能去、我不能去，他能去、我也不能去，全球绝对数国家都能做的事，中国人却不能做！？不能去按游戏规则去玩去、实践，中国、中国人怎样去走向世界各国？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万维读者网 作者: 巩胜利 2009-08-25 11:07:08
万维网友巩胜利来稿：
据2009年8月23日《南方都市报》社论披露：中国“盐业公司委托盐厂加工大包装的加碘食盐，随
后采购并改换为小包装，再批发给本地的转(代)批发点。这一转手，盐价格就涨了4—5倍。除去浪费成本与非经营性成本的因素，盐业公司的净利润率可以高达 67%，超出盐业平均利润达13.4倍”；加碘盐成为中国盐业垄断、独家盐政又独家经营、暴利暴政掠夺13亿中国人长期横行霸道的源头所在。目前及长期近 60年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盐业公司和盐业局都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不用转身、也不躲不藏，中国盐业等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是中国盐业绝对一概的“裁判员”“运动员”，既是食盐的经营者，同时又是盐业管理的政府管理部门，还掌握着企业食盐计划生产指标。
其实，这比资本主义的垄断剥削更可怕，盐业公司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高十几倍的“剩余价值”装到了自己的口袋里。中国盐业就是在这种至上而下、政经一体的绝对一统垄断下运行，既根源悖论中国国家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严重冲突中国加入WTO及“市场经济地位”。这也难怪，自中国2001年12月 10日加入WTO近8年多以来，全球的绝大多数、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几乎是80%以上的“法制国家”）等都不承认、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关键就是中国盐业、中国烟草及中国邮政（中国邮政通过新《邮政法》）等一系列“官商一体”的产业与原“计划经济”一样未得到根本治理。而国家体制的 “官商一体”，这正是所有 “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美国、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根源大忌。如此这般，既是到2016年中国WTO过度15年期限全部完成、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自动获得，其国家“政经一体”也根源悖论国与国之间的“市场经济地位”。
“市场经济”是一场空前的“革命”（但与“暴力革命”水火不溶），当“革”人家“命”的时候，群起而攻之，无不使之崩溃；现在“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也只有“玩命”的呜呼去抗争。但“法制国家”不是这样，是对等的，你能做，我又为什么不能为之？而“法治国家”，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都是对等的，北欧最富有国家就是这样，国家与公民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政经连体、根源绝对垄断，也是中国政经不分产业、与原“计划经济”的源头区别，与“法制中国”的国法体制根源相悖论，与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国家体制原本冲突。依然贫穷的中国，之所以国有垄断企业在短暂时期内走了其它“法制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走过的企业崛起“全球500强”之路，就是因为垄断了中国国家整体的国力，根源不公的与全球所有“法制国家”相竞争、抗衡。
“经济垄断”是“政治垄断”的继续，只有非“法制国家”才能够实施比“政治资源”更深刻的垄断。回望今日世界各国，凡是“高收入国家”“法制国家”，往往是破除了经济垄断、能够将经济（财富）资源、 “政治资源”与绝大多数公民共享的（最深刻的是北欧全球最富有的挪威（2008年人均年收入76450美元）、瑞士（59880美元）、丹麦（54910 美元）、瑞典（46060美元）、荷兰（45820美元）等公共社会国家，这些国家没有权力、财富的绝对与普通垄断，才能是国家、国民一起从根源来致富发展。经济垄断，是非“法制国家”、“暴力革命”成功之后，导致国民贫穷的最大不公与障碍，比政治垄断更深刻、更可怕、更源头的环境破坏。
这里有一非常简单的大自然例子，所以人都看到，当有一颗参天无比的大树、遮天蔽日，很是风光，但象这样大树的周围几乎都是寸草不生、土地板结，这是因为参天大树周围的大自然环境发生了异常的变化，所有小树、生物都无法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阳光雨露、和风丽日……
尽管2008年8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反垄断法》，但中国国有资源“垄断”依然举世、超过所有“法制国家”异常尖端严重、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一如石油资源达到每桶147美元的全球最高财富，中国却没有任何个人从全球石油财富中分一杯羹。“政治资源”是一定要国家垄断，而“经济资源”却一定与能民共享，这是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根源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全球所有“法制国家”至今的历史建树。
中国垄断性产业，首先是对“专卖产业”垄断，从政治资源到经济资源、从立法资源到社会实践、从财富垄断到经济资源游戏规则的垄断制定，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公民参与的任何环境。所以，中国盐业等一统“政经垄断”经营近60年，产业财富居高临下国内外10数倍，中国国家、公民又能怎么样？“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就是要向国际社会、世界各国来看齐，你能做，我也能做，你能出去，我也当然能够进来！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对商品、经济资源，非政治资源，要与国人、国民、全球来共享，这样才能和谐中国、和谐世界。
倘若有一天，中国公民看一场举世的体育游戏比赛，裁判员也进场打球，当一进球刹那，裁判员就立刻吹响哨音：“比赛结束”！这举世的游戏该怎样向全球各个国家、一同都来玩？60年、今日中国，到了该彻底清算“计划经济”政经一体垄断的关键时期了，否则国际社会的“市场经济地位”——“全球化配置中国资源”，中国公民走向全球、去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商业贸易，而中国公民却你能去、我不能去，他能去、我也不能去，全球绝对数国家都能做的事，中国人却不能做！？不能去按游戏规则去玩去、实践，中国、中国人怎样去走向世界各国？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纽约时报:中国异军突起,太阳能产业超美国
纽约时报:中国异军突起,太阳能产业超美国
网易 2009-08-25 19:58:05
在新能源产业的角力中，美国并没有像总统奥巴马期待的那样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出口国”，而中国则异军突起，甚至是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太阳能产品也同样在扮演着主力角色。
图：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的工人们正在面积达14英亩的仓库屋顶上铺设3.3万块轻型太阳能光电池板，将为1300户家庭供电。此前，加州政府颁布条款要求到2010年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力要达到全州的总电量的20%。
《纽约时报》8月24日撰文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可以使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出
口国”，不过，在他上任以后的7个月时间中，真正实现了向绿色能源产业领导地位加速迈出一大步的则是中国，尤其是在太阳能产业方面。甚至是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太阳能产品也同样在扮演着主力角色。
去年超过一半的时间中，中国太阳能产业公司在降低太阳能电池板价格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去年，中国太阳能产业成功使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削减近一半，这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行政主管施正荣先生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能拓展市场占有份额，尚德公司目前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甚至低于材料、组装和运输的成本价。
加上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中国的太阳能公司纷纷着手准备在美国地区开建工厂，直接在当地装配产品，以绕过贸易保护法。就像几十年前日本汽车厂商所做的一样，中国太阳能公司开始尝试在美国当地聘用美国人加入公司行政和贸易团队中，以确保公司在美国 “扎根”之前能将由反华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奥巴马政府也决心要振兴美国工业。本月能源和财政部就曾宣布，对洁净能源设备制造商将给予23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优惠。然而，在太阳能产业方面，美国还是有不少人担心，本国的公司无法与拥有超低贷款利率和低廉劳动力成本等优势的中国厂商相抗衡。
GT太阳能国际公司是一家太阳能行业专业设备和技术的全球提供商，总部设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梅里麦克。该公司总裁托马斯-让瑞拉认为：“欧洲或美国都能难成为太阳能产品的主要生产者，而只能成为消费者。”
而从今年三月份起，中国各级政府更是争相向太阳能公司提供诸如免费土地使用权和研发资金等的巨额补贴。同时，中国国有银行也以大大低于美国和欧洲的利率向太阳能产业提供贷款。此外，施正荣在采访中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政府同样也对清洁能源工业给与了各种支持和鼓励。
中国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今年的目标是超越德国Q-Cells公司，力求能成为紧随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光伏电池的制造商。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还将紧随尚德其后，力求能在政府对该产业的扶持下占领自己的一块市场份额。
然而，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还不太可能对缓解全球变暖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虽然目前美国能量消耗量最多，但中国能源的消耗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能在2020年制造2万兆瓦的太阳能，但这还只是中国燃煤发电厂每年发电量的一半不到。
虽然与煤、石油、天然气甚至风能发电相比，太阳能发电成本非常昂贵。但是，中国政府的大力投资、中国廉价劳动力、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欧盟购买太阳能电池板补贴等因素也客观上降低了其成本。
目前，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提出了要求，任何获得扶持资金的项目所使用的钢材或其他建筑材料（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都必须来自美国本国或签署了WTO政府采购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中国尚未签约该协定。这就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直接出口美国形成了阻碍。
尚德公司全球销售和营销总裁史蒂芬-陈表示，公司计划在未来一两个月内投资3千万美元，在美国菲尼克斯或德克萨斯州某处开设一所拥有75-150名工人的太阳能电池板组装厂，一方面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施正荣表示，该工厂90%的工人都属于蓝领劳动者，主要负责将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硅片板焊接组装起来。上周四，中国另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大型制造商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也表示制订了在美国装配电池板的“初步计划”。
在中国的厂商加紧步伐开辟市场的同时，欧洲竞争对手却在困境中努力挣扎。上周，德国Q- Cells公司宣布因为销售额下降将从2600名员工中裁员500人。另外两个德国公司，康能公司（Conergy）和太阳能世界公司（SolarWorld）也表示，目前的销售量完全要靠德国政府的补贴来支撑。
Q-Cells公司发言人马库斯-维塞尔表示：“政治家们也许会问，德国纳税人为亚洲产品支付补贴，这是否是正确的做法？但是中国的优惠价格使得绿色能源产品更加便宜，想要消费者单方面抵制是不现实的。”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
然而，德国研究机构Photon Consulting的合伙人Joonki Song对西方制造商的前景则没有那么悲观。他指出，正当中国的大型太阳能企业在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其他小型企业也依然和欧洲厂商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美国，扮演本土领军角色的First Solar公司采用的是与其他厂商完全不同的技术，而目前仍然处于盈利。美国GT公司总裁 Zarrella也表示，西方国家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和制造商仍然具有竞争力。施正荣则表示，德国装配供应商们其实“也赚了很多钱”。
据悉，中国政府明年将在敦煌建设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而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批准了三家太阳能电站示范项目，除了敦煌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外，另有1 兆瓦的上海市崇明岛项目、255千瓦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项目。而紧随其后的将是中国各地方及中央更多的光伏发电投资规划。至少从目前的形势看来，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步伐已经赶超美国了。
网易 2009-08-25 19:58:05
在新能源产业的角力中，美国并没有像总统奥巴马期待的那样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出口国”，而中国则异军突起，甚至是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太阳能产品也同样在扮演着主力角色。
图：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的工人们正在面积达14英亩的仓库屋顶上铺设3.3万块轻型太阳能光电池板，将为1300户家庭供电。此前，加州政府颁布条款要求到2010年由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力要达到全州的总电量的20%。
《纽约时报》8月24日撰文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希望可以使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能源出
口国”，不过，在他上任以后的7个月时间中，真正实现了向绿色能源产业领导地位加速迈出一大步的则是中国，尤其是在太阳能产业方面。甚至是在美国市场，中国的太阳能产品也同样在扮演着主力角色。
去年超过一半的时间中，中国太阳能产业公司在降低太阳能电池板价格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去年，中国太阳能产业成功使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削减近一半，这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行政主管施正荣先生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能拓展市场占有份额，尚德公司目前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甚至低于材料、组装和运输的成本价。
加上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中国的太阳能公司纷纷着手准备在美国地区开建工厂，直接在当地装配产品，以绕过贸易保护法。就像几十年前日本汽车厂商所做的一样，中国太阳能公司开始尝试在美国当地聘用美国人加入公司行政和贸易团队中，以确保公司在美国 “扎根”之前能将由反华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奥巴马政府也决心要振兴美国工业。本月能源和财政部就曾宣布，对洁净能源设备制造商将给予23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优惠。然而，在太阳能产业方面，美国还是有不少人担心，本国的公司无法与拥有超低贷款利率和低廉劳动力成本等优势的中国厂商相抗衡。
GT太阳能国际公司是一家太阳能行业专业设备和技术的全球提供商，总部设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梅里麦克。该公司总裁托马斯-让瑞拉认为：“欧洲或美国都能难成为太阳能产品的主要生产者，而只能成为消费者。”
而从今年三月份起，中国各级政府更是争相向太阳能公司提供诸如免费土地使用权和研发资金等的巨额补贴。同时，中国国有银行也以大大低于美国和欧洲的利率向太阳能产业提供贷款。此外，施正荣在采访中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政府同样也对清洁能源工业给与了各种支持和鼓励。
中国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今年的目标是超越德国Q-Cells公司，力求能成为紧随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光伏电池的制造商。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还将紧随尚德其后，力求能在政府对该产业的扶持下占领自己的一块市场份额。
然而，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还不太可能对缓解全球变暖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虽然目前美国能量消耗量最多，但中国能源的消耗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能在2020年制造2万兆瓦的太阳能，但这还只是中国燃煤发电厂每年发电量的一半不到。
虽然与煤、石油、天然气甚至风能发电相比，太阳能发电成本非常昂贵。但是，中国政府的大力投资、中国廉价劳动力、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欧盟购买太阳能电池板补贴等因素也客观上降低了其成本。
目前，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提出了要求，任何获得扶持资金的项目所使用的钢材或其他建筑材料（包括太阳能电池板）都必须来自美国本国或签署了WTO政府采购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中国尚未签约该协定。这就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直接出口美国形成了阻碍。
尚德公司全球销售和营销总裁史蒂芬-陈表示，公司计划在未来一两个月内投资3千万美元，在美国菲尼克斯或德克萨斯州某处开设一所拥有75-150名工人的太阳能电池板组装厂，一方面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另一方面也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施正荣表示，该工厂90%的工人都属于蓝领劳动者，主要负责将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硅片板焊接组装起来。上周四，中国另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大型制造商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也表示制订了在美国装配电池板的“初步计划”。
在中国的厂商加紧步伐开辟市场的同时，欧洲竞争对手却在困境中努力挣扎。上周，德国Q- Cells公司宣布因为销售额下降将从2600名员工中裁员500人。另外两个德国公司，康能公司（Conergy）和太阳能世界公司（SolarWorld）也表示，目前的销售量完全要靠德国政府的补贴来支撑。
Q-Cells公司发言人马库斯-维塞尔表示：“政治家们也许会问，德国纳税人为亚洲产品支付补贴，这是否是正确的做法？但是中国的优惠价格使得绿色能源产品更加便宜，想要消费者单方面抵制是不现实的。”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
然而，德国研究机构Photon Consulting的合伙人Joonki Song对西方制造商的前景则没有那么悲观。他指出，正当中国的大型太阳能企业在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其他小型企业也依然和欧洲厂商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美国，扮演本土领军角色的First Solar公司采用的是与其他厂商完全不同的技术，而目前仍然处于盈利。美国GT公司总裁 Zarrella也表示，西方国家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和制造商仍然具有竞争力。施正荣则表示，德国装配供应商们其实“也赚了很多钱”。
据悉，中国政府明年将在敦煌建设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而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批准了三家太阳能电站示范项目，除了敦煌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外，另有1 兆瓦的上海市崇明岛项目、255千瓦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项目。而紧随其后的将是中国各地方及中央更多的光伏发电投资规划。至少从目前的形势看来，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步伐已经赶超美国了。
“海龟“们的成就感
“海龟“们的成就感 2009-08-24 23:49:06
在网上看了不少网友写的小说,都跟海归有关. 今天我也来讲一讲海归们的成就感. 记得从八十年初开始,出国浪潮就已经是一浪高过一浪了,许多人为了出国,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经过在国外近十几年的拼搏,这些弄潮人品尝够了国外的生活(艰辛,迷惘,平静,快乐,幸福,安谧),不甘心过平静寂寞的小家生活,大多数人在九十年代末开始回流,成为了“海龟“一族. 最有成就感的“海龟“族有以下二种形势:
No.1, 回国做买办. 这个美差事是大家的首选. 因为他们(后成为真正的海归)代表的是所在国(比如说,美国)的利益,拿的是美金,说的是英文(有时说中国话),吃的是中餐,住的是高级洋楼,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那份成就感就不用说了,都写在了他们的脸上.
例子1: 朋友圈里有一家,男人女人都是学外语出身,后在国外拿了个经济学位,很快找了一家公司工作. 不久公司要在中国开辟市场,男人被派往中国做买办,女人不放心随即跟着,连自己的工作都不要了,所以举家回中国不留后路. 然而他们每年都来国外度假,几年后他们在国内买了大房子,开上了高级车,孩子进了贵族学校,家里还有佣人(做饭,打扫卫生,但不管吃不管住),女人不用出去工作,在家里做她想做的事情,生活十分舒适. 最近听说,他们决定彻底海归,不做买办了,由此可见他们的成就感了.
例子2: 另外一家朋友,男人既有眼光又有魄力,他在国外很快拿了个计算机(当时是非常吃香的行业,工作也好找)硕士学位,就开始工作了. 在工作之余又学习了个涵授MBA(是不是有眼光?),后来西方经济情况不好了,他便辞去原来IT工作(有没有魄力?),找了个当买办的机会孤身去了中国. 他的女人起初对他是一百个放心,因为该男人是属于非常憨厚老实之人,还是个像貌平平,扎在人堆里就看不见的那种人. 然而就是他,在中国年薪拿到百万元,差一点被国内的小MM钩走了魂,他的家也差一点因婚外情而解体. 人们都说: 中年男子最有吸引力, 一点都不假. 所以他的女人急忙带着孩子们也跟随做了“海龟“,最近见到他们,看见了他们满脸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No.2, 拿国家基金. 记得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为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设立了几种形势的基金,比如: 李嘉成基金,青年科学家基金,特殊人才科学研究基金等等. 拿基金的这类人,大都是喜欢赶着“浪潮“走的人,哪里有好处,就往哪里奔.
例子1: 几年前认识的一对夫妻,男人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又作了几年博士后,随后申请到了李嘉成基金,回国做了学术带头人. 他(海归人士)回国的举动,被当地报刊杂志吹说成: 放弃国外的高薪聘请,携带李嘉成基金,回来报效祖国. 现在他们夫妻俩开起了夫妻“店“,男人管招收学生,女人管带学生, 科研经费(基金)七拐八拐地进了自家田(听说科研经费里10%可变成红利进自己腰包),他们还拥有几处房产,孩子也被送出国读书了,人人都说他们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去年见到他们一家时,就看见了他们满脸的成就感.
例子2: 还认识一家,男人当时在国内作硕士生时,因得罪了指导教授,久久不能毕业,所以一气之下远渡重洋,办理出国的一切行动都是偷偷地进行的. 后来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 因为国外经济情况不好,博士毕业就等于失业,再加上男人不愿意放弃所学的专业,在申请到了青年科学家基金后,携全家做了海归. 男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力求搞好与上级和教授们的关系,他们夫妻每星期都要宴请大小上级,宴请各路有权势的教授们,让他们吃好. 前不久听说,该男人把人际关系搞得非常好,使得自己的女人有了一份好工作好收入,自己在事业上也是一路顺风,发表了不少文章. 照这样的趋势,几年后,有望竞争院士(终身教授). 看看他们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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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椰子 留言时间：2009-08-25 08:29:34
多多，
成就感不假，可是怎么觉得里面有太多功利和计算，他们happy吗，或者，你羡慕这样的成就感吗，只是泛泛一问，不是针对你。
作者：多虑了 留言时间：2009-08-25 19:18:26
椰子,
你的感觉很对,这群人就是这样. 应该说他们很happy,至少在我看来他们在国内很happy! 原因是他们多数人喜欢算计和有功利心,在国外他们没有市场,或者说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 跟许多国人接触交往后,发现喜欢算计和比较功利的人,他们适合中国的生活,因为他们浑身的本领有地方去施展去表现,这就是他们的成就感.
作者：若慧 留言时间：2009-08-25 22:32:23
我的同学十几年前回国，现在是中科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在业绩和政绩上最为突出的人。
作者：海风阵阵 留言时间：2009-08-25 22:56:12
感觉到多数海龟们是开心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高人一等的成就感”是在海外一辈子也得不到的。人在名利和金钱的簇拥下，很容易丧失自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觉得很幸福。
在网上看了不少网友写的小说,都跟海归有关. 今天我也来讲一讲海归们的成就感. 记得从八十年初开始,出国浪潮就已经是一浪高过一浪了,许多人为了出国,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经过在国外近十几年的拼搏,这些弄潮人品尝够了国外的生活(艰辛,迷惘,平静,快乐,幸福,安谧),不甘心过平静寂寞的小家生活,大多数人在九十年代末开始回流,成为了“海龟“一族. 最有成就感的“海龟“族有以下二种形势:
No.1, 回国做买办. 这个美差事是大家的首选. 因为他们(后成为真正的海归)代表的是所在国(比如说,美国)的利益,拿的是美金,说的是英文(有时说中国话),吃的是中餐,住的是高级洋楼,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那份成就感就不用说了,都写在了他们的脸上.
例子1: 朋友圈里有一家,男人女人都是学外语出身,后在国外拿了个经济学位,很快找了一家公司工作. 不久公司要在中国开辟市场,男人被派往中国做买办,女人不放心随即跟着,连自己的工作都不要了,所以举家回中国不留后路. 然而他们每年都来国外度假,几年后他们在国内买了大房子,开上了高级车,孩子进了贵族学校,家里还有佣人(做饭,打扫卫生,但不管吃不管住),女人不用出去工作,在家里做她想做的事情,生活十分舒适. 最近听说,他们决定彻底海归,不做买办了,由此可见他们的成就感了.
例子2: 另外一家朋友,男人既有眼光又有魄力,他在国外很快拿了个计算机(当时是非常吃香的行业,工作也好找)硕士学位,就开始工作了. 在工作之余又学习了个涵授MBA(是不是有眼光?),后来西方经济情况不好了,他便辞去原来IT工作(有没有魄力?),找了个当买办的机会孤身去了中国. 他的女人起初对他是一百个放心,因为该男人是属于非常憨厚老实之人,还是个像貌平平,扎在人堆里就看不见的那种人. 然而就是他,在中国年薪拿到百万元,差一点被国内的小MM钩走了魂,他的家也差一点因婚外情而解体. 人们都说: 中年男子最有吸引力, 一点都不假. 所以他的女人急忙带着孩子们也跟随做了“海龟“,最近见到他们,看见了他们满脸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No.2, 拿国家基金. 记得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为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设立了几种形势的基金,比如: 李嘉成基金,青年科学家基金,特殊人才科学研究基金等等. 拿基金的这类人,大都是喜欢赶着“浪潮“走的人,哪里有好处,就往哪里奔.
例子1: 几年前认识的一对夫妻,男人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又作了几年博士后,随后申请到了李嘉成基金,回国做了学术带头人. 他(海归人士)回国的举动,被当地报刊杂志吹说成: 放弃国外的高薪聘请,携带李嘉成基金,回来报效祖国. 现在他们夫妻俩开起了夫妻“店“,男人管招收学生,女人管带学生, 科研经费(基金)七拐八拐地进了自家田(听说科研经费里10%可变成红利进自己腰包),他们还拥有几处房产,孩子也被送出国读书了,人人都说他们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去年见到他们一家时,就看见了他们满脸的成就感.
例子2: 还认识一家,男人当时在国内作硕士生时,因得罪了指导教授,久久不能毕业,所以一气之下远渡重洋,办理出国的一切行动都是偷偷地进行的. 后来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 因为国外经济情况不好,博士毕业就等于失业,再加上男人不愿意放弃所学的专业,在申请到了青年科学家基金后,携全家做了海归. 男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力求搞好与上级和教授们的关系,他们夫妻每星期都要宴请大小上级,宴请各路有权势的教授们,让他们吃好. 前不久听说,该男人把人际关系搞得非常好,使得自己的女人有了一份好工作好收入,自己在事业上也是一路顺风,发表了不少文章. 照这样的趋势,几年后,有望竞争院士(终身教授). 看看他们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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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椰子 留言时间：2009-08-25 08:29:34
多多，
成就感不假，可是怎么觉得里面有太多功利和计算，他们happy吗，或者，你羡慕这样的成就感吗，只是泛泛一问，不是针对你。
作者：多虑了 留言时间：2009-08-25 19:18:26
椰子,
你的感觉很对,这群人就是这样. 应该说他们很happy,至少在我看来他们在国内很happy! 原因是他们多数人喜欢算计和有功利心,在国外他们没有市场,或者说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 跟许多国人接触交往后,发现喜欢算计和比较功利的人,他们适合中国的生活,因为他们浑身的本领有地方去施展去表现,这就是他们的成就感.
作者：若慧 留言时间：2009-08-25 22:32:23
我的同学十几年前回国，现在是中科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在业绩和政绩上最为突出的人。
作者：海风阵阵 留言时间：2009-08-25 22:56:12
感觉到多数海龟们是开心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高人一等的成就感”是在海外一辈子也得不到的。人在名利和金钱的簇拥下，很容易丧失自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觉得很幸福。
2009年8月24日月曜日
中、澳关系尽显实用主义本色
中、澳关系尽显实用主义本色
万维读者网 2009-08-22 21:00:32
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十分不愉快之时，两国又达成了大笔天然气供应交易。这两个国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澳大利亚全国性报纸《世纪报》（The Age）8月21日刊登墨尔本大学中国及亚洲政治学者泰尼加（Pradeep Taneja）题为“修补中国篱笆”的文章，指出中、澳关系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
文章说，澳大利亚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最好的朋友之一。尽管两国关系最近由于力拓案、疆独头目热比娅访澳等因素，处于冷淡状态，但是双边关系的基础却是互惠、利益互补的。虽然澳大利亚有大量华裔人口，但两国关系的核心，是实用主义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价值分享、共同经验或感情纽带等。
过去30年来，正如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就是实用主义。既然这样，也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澳双边关系几乎牢不可破，足以挽救因任何一方的战略误算，造成的低度冲突。
但这并不是说，中、澳关系能够自动发展。相反，澳大利亚如果想和中国建立健康的关系，就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长期努力经营。我们可以从法国的经验吸取教训。法国传统上被视为中国在欧洲最好的朋友。但是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法国成为中国消费者抵制的对象，传媒抨击的目标，爱国网民嘲笑的国家。(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为抗议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达赖，取消了法国为东道主的中、欧峰会，以致中、法关系到今天才逐渐恢复正常。中国有失业率上升、民族冲突、贫富差距加大、向往社会多元化和政治自由化、执政党——中共党内矛盾等许多内部问题。但北京领导人最敏感的，是视为中国核心利益的西藏、台湾、新疆问题。任何外国政府只要触动了这几个问题的容忍底线，必定触怒中国政府和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青年网民。(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目前中国传媒的反澳评论方兴未艾，主要指向两件事：陆克文政府发放签证给疆独头目热比娅；中铝公司增持力拓股份受挫。此外，北京也对陆克文政府的《国防白皮书》，把中国说成是澳大利亚的潜在威胁，感到十分不悦。在中国媒体抨击澳大利亚的同时，北京决定取消或延缓高阶层官员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这无疑影响短期的双边关系，但没有理由会继续造成新的冲击。
对澳大利亚来说，关键是对中国的国内问题表示理解，不要轻视北京对其内政的关注。目前重要的是，堪培拉不应当恐慌，不要受中国媒体和互联网的反澳情绪干扰，应当继续尽可能积极地和中国交往。但堪培拉也要让中国知道，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是不容谈判的。建立这种相互理解并不容易，但陆克文政府必须坚持这一点。
中、澳间这场风暴终将过去。北京对力拓案中胡士泰等人的指控降级，显示出中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北京的领导人知道，中国继续和世界经济整合，才能从根本上成功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也明白，力拓案会引吓倒中国数以千计的外资企业管理人员。现在，唯有希望实用主义继续胜过中、澳关系中的民族自豪感。陆克文政府表现不错，至今并未自乱阵脚。现在必须诱使中国返回谈判桌，双方展开直接谈判。
万维读者网 2009-08-22 21:00:32
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十分不愉快之时，两国又达成了大笔天然气供应交易。这两个国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澳大利亚全国性报纸《世纪报》（The Age）8月21日刊登墨尔本大学中国及亚洲政治学者泰尼加（Pradeep Taneja）题为“修补中国篱笆”的文章，指出中、澳关系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关系。
文章说，澳大利亚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最好的朋友之一。尽管两国关系最近由于力拓案、疆独头目热比娅访澳等因素，处于冷淡状态，但是双边关系的基础却是互惠、利益互补的。虽然澳大利亚有大量华裔人口，但两国关系的核心，是实用主义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价值分享、共同经验或感情纽带等。
过去30年来，正如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就是实用主义。既然这样，也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澳双边关系几乎牢不可破，足以挽救因任何一方的战略误算，造成的低度冲突。
但这并不是说，中、澳关系能够自动发展。相反，澳大利亚如果想和中国建立健康的关系，就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长期努力经营。我们可以从法国的经验吸取教训。法国传统上被视为中国在欧洲最好的朋友。但是去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法国成为中国消费者抵制的对象，传媒抨击的目标，爱国网民嘲笑的国家。(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为抗议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达赖，取消了法国为东道主的中、欧峰会，以致中、法关系到今天才逐渐恢复正常。中国有失业率上升、民族冲突、贫富差距加大、向往社会多元化和政治自由化、执政党——中共党内矛盾等许多内部问题。但北京领导人最敏感的，是视为中国核心利益的西藏、台湾、新疆问题。任何外国政府只要触动了这几个问题的容忍底线，必定触怒中国政府和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青年网民。(www.creaders.net 记者专稿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目前中国传媒的反澳评论方兴未艾，主要指向两件事：陆克文政府发放签证给疆独头目热比娅；中铝公司增持力拓股份受挫。此外，北京也对陆克文政府的《国防白皮书》，把中国说成是澳大利亚的潜在威胁，感到十分不悦。在中国媒体抨击澳大利亚的同时，北京决定取消或延缓高阶层官员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这无疑影响短期的双边关系，但没有理由会继续造成新的冲击。
对澳大利亚来说，关键是对中国的国内问题表示理解，不要轻视北京对其内政的关注。目前重要的是，堪培拉不应当恐慌，不要受中国媒体和互联网的反澳情绪干扰，应当继续尽可能积极地和中国交往。但堪培拉也要让中国知道，澳大利亚的核心价值是不容谈判的。建立这种相互理解并不容易，但陆克文政府必须坚持这一点。
中、澳间这场风暴终将过去。北京对力拓案中胡士泰等人的指控降级，显示出中国领导人的实用主义。北京的领导人知道，中国继续和世界经济整合，才能从根本上成功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也明白，力拓案会引吓倒中国数以千计的外资企业管理人员。现在，唯有希望实用主义继续胜过中、澳关系中的民族自豪感。陆克文政府表现不错，至今并未自乱阵脚。现在必须诱使中国返回谈判桌，双方展开直接谈判。
2009年8月21日金曜日
(组图)数百万汉奸真实脸谱 大批热血青年沦丧
(组图)数百万汉奸真实脸谱 大批热血青年沦丧
刘熙明
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大的道德命题。只有细致还原在那特殊时局中数百万委身投敌者，其汉奸脸谱下的真实面目，则更多同胞身上那些忠贞、坚韧、守节等品质，才能显出其疾风知劲草的真正可贵。
一、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
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大的道德命题。只有细致还原在那特殊时局中数百万委身投敌者，其汉奸脸谱下的真实面目，则更多同胞身上那些忠贞、坚韧、守节等品质，才能显出其疾风知劲草的真正可贵。
二、伪政府的南北之争
1937 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三、劫后南京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四、伪军：摇摆中枪杆子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一、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先锋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1919年5月4日，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由于史料的扞格，赵家楼的纵火者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确证的谜，但其中一种说法，放火者就是梅思平。
同一天，也是北大学生的陈公博表现却出奇得冷静。他原本不打算参加示威游行，只不过因为是广东几家报纸的特约通讯记者，才抱着采写新闻的目的随着北大学生队伍一起出发。示威队伍来到新华门前，排成长蛇阵，在烈日的烘烤下，示威学生一个个汗流浃背。陈公博观察了一会儿便离开队伍，雇辆人力车回公寓去了。尽管不算热情，但五四期间，陈公博还是参加了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
而此时，正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留学的周佛海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国内的形势，他不但在留学生中鼓动学潮，还发起了归国运动。
三个年轻人此时虽各不相识，但都对救国满怀热情，仅仅二十年不到，三个人却都沦落成汪伪汉奸政府的高官，这显然不仅仅是三个个体的选择，而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激进青年
陈公博是同龄人当中较有思想的人。早在1919年1月，陈公博就正式刊行了自己的时政论文《督军问题》，对当时的军阀割据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心怀天下的襟怀却深得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赏识。
五四之后不久，陈公博自北大毕业回到广州，一面在法政学校任教授，一面与北大同学谭平山等人创办《广东群报》，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尤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由于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广东群报》无形中成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陈公博也因此被陈独秀推荐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然而，会上张国焘、李汉俊因观点不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冷眼旁观的陈公博认为这是“互相磨擦，互相倾轧”，而张国焘飞扬跋扈的态度更让他“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自沪返穗后，陈公博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执意“舍弃广东的事业，去美国留学”，而且发表文章支持赶走孙中山的陈炯明，公开与党中央唱起了反调。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处分，固执的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共产党，并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1922年11月，经济拮据的陈公博在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的资助下动身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以一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此时，汪精卫的资助早已告罄，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公博不得不向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求助。廖仲恺早就欣赏陈公博的才干，立即回电要求他回国，并推荐其加入了国民党。廖仲恺与汪精卫协商，委以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重任。1925 年，廖仲恺遇刺，陈公博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陈公博眼里，汪精卫不仅仅是大家公认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国民党内人格最高尚，最有威信的领袖，而且是自己生命中最钦佩的导师。他由衷地感激汪精卫对自己“无私”的资助和提携，从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卫的党羽，也为日后依附汪精卫走上汉奸之路埋下了伏笔。
就在中共一大上，陈公博认识了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
从骨干到脱党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与陈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开始就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党内批评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而陈独秀被捕入狱更让他觉得革命的风险太大。于是，在陈独秀出狱三天后，他向陈做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便携杨淑慧返回日本，从此再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务。
半年后，周佛海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调动摇了周佛海的社会主义理想。1923年，帝国大学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更是一筹莫展，早把当年理想抛到了脑后。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在广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共产党。随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报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 “攻击共产党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3年，陈公博与周佛海——这两位曾经的中共元老，不约而同地投靠了国民党。
从文人做政客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为周佛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作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人才济济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学者文人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纷纷组织各类社团或党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创立的孤军社。孤军社的抱负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因其主张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
正是在孤军社，梅思平结识了已是国民党重臣的周佛海，同样有政治野心的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结为好友。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机引荐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陶希圣呼应。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继参加论战，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也就是在这场论战中，他的才能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为他日后的仕途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他在江宁实验县进行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改革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
“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携手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识，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干脆搬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 (《周佛海日记》)。
1937年12 月，陈公博作为专使出访欧洲各国，并利用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私交，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因此，陈公博并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不过，他和“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然形成，并于日后成为汪伪政权的核心。
汪伪急先锋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德国政府居间调停，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停战条件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德国的调停最终失败。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作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在今井武夫准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签署的必然是条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难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不出所料，秘密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致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本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然而，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 陈璧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梅思平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坠入深渊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刻被钉上了耻辱柱，甚至是众叛亲离。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 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尽管内心苦楚却始终无法辩白。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还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思考该不该走出这一步，常常彻夜难眠。最后，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身名俱灭
岂止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观，一大批丧失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尽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 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继续执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开始与重庆方面暗通消息，开始为蒋介石在沦陷区的特工活动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
二、伪政府的南北之争
1937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田嵬
“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结束。”此语出自明治时代日军名将儿玉源太郎。抗战不到一年，攻占北平，攻占南京、攻占武汉，可此时日本国内讨论最多的，却是儿玉源太郎提出的问题——如何从中国抽身？
此时日本陆军总兵力大约70万人，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消耗。原本计划三个月内完结的战争此时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要继续到什么时候。重庆政府一天不投降，仗就要接着打，一旦美国人引用《中立法》对日本贸易禁运，90%的战略物资都要断档，联合舰队、飞机坦克全部瘫痪。
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真的打夸蒋介石政府，陕北的中共、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必定以割据之势继续抗战，对于日本，那只能是梦魇的继续。
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并与伪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将侵略成果“合法化”。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就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北洋遗老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政府派中国通喜多诚一少将执掌华北特务机关，其最主要任务便是策划汉奸政权。日本人的本意，是再造一个能与重庆国府分庭抗礼的北洋政府，使中国政局回到1924年以前的南北分裂，实现以华制华。
而喜多曾任职多年日本驻华武官，与北洋官僚们交往甚密，是完成该任务的最佳人选。他对军阀官僚们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毫无祖国观念，以及潜在的号召能力都非常清楚。针对这些特点，他特定了一套选拔伪府成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三)选拔标准：(1)素无抗日言行，又非29军出身；(2)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
根据以上要求，喜多认为最理想的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他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内阁总理。因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还具有相当威望；吴在华北也有相当的军事号召力，可利用他组织一支杂牌军队，参加政府；曹汝霖则是老牌的亲日分子，叫他担任伪政府实际责任，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只需他们三出其二，必定能在国际、国内挑战重庆政府的合法性。
不过经过分头接洽之后，结果令喜多诚一大为失望。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的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则因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是旧识，在日方的强烈攻势下他不敢公然拒绝，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周旋。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曹这才下定决心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由于以上人物拒绝，喜多建立强势北洋政权的构想只能化为泡影，但不论如何，先拉出个维持政府是当务之急。日方的视线遂投向了另一个老牌亲日份子——王克敏。王克敏，曾担任清国驻日大使，历绾北洋政府数任内阁财长，在旧中国政坛只是个声名一般的人物。七七事变前夕他蛰居上海，窥视时机。喜多于1937年 10月间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日本人山本荣治向王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王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王遂与喜多同机北上组织伪政府。王克敏的出现，使董康、汤尔和、朱深、王辑唐、齐燮元等一般北洋遗老又纠集到一起，开始了临时政府的筹备。
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树立华北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京怀仁堂成立。但这个政府始终未能继承北洋政权断灭的合法性，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对日也未以中国政府身份签订任何条约，实质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地方维持政权。
“维新”政府
正当华北临时政府挂牌时，日“华中方面军”的松井石根大将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要成立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之类的地方性临时机构；另一方面，必须积极筹建正式的华中伪政权。松井石根脑子里的组府第一人选是唐绍仪，早在1937年1月12 日，松井石根在听取原田熊吉武官关于“政权建设”的汇报时，就希望唐绍仪能成为“新政权”的中心人物。但曾担任中国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年已80的唐绍仪却不愿在此时立即出山。松井石根的“第二个人选是精通财政的李思浩，此人属安福系，同蒋介石、王克敏都有亲密交情”，但南京陷落时已去了香港。由于一时打不开局面，心急如焚的“华中方面军”长勇参谋“经某个日本人的推荐物色了一个叫王子惠的人，于是便开始了以此人为首组织临时政府的政治工作”。王子惠系日占台湾岛人，名不见经传，在大陆毫无影响。松井石根闻之气得半死，严厉训斥长勇说：“没有适当人选宁可不建立临时政府。”
话虽如此，但在1938年2月10日，当松井得到了他将被大本营解职的消息时也同样按捺不住。他知道，在解职回国后，首先就要进宫拜谒和回奏天皇，那时必须汇报战后治安措施。如果回国前不能迅速建立临时政府作为治安对策，届时将无法交代。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12月14日就在北平扶植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华中派遣军”至今未见成果。这给松井石根极大的压力。松井决心在他正式解职前，抓紧筹建好华中伪政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方面选定了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的三人组合。梁鸿志曾任职过安福国会参议院的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垮台后，他闲居家中伺机再起。陈群是梁鸿志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革命时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温宗尧是老牌的反蒋政客，作为唐绍仪的代表走上前台。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时，在日方的幕后导演下，这个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宣告“挂牌”。至此，以日“华中方面军”为背景的南方汉奸政府成立。
南京维新政权成立的初衷，是松井石根在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之后，认为已然实现对国府的威慑，于是秘密与唐绍仪、宋子文接触，预备以唐绍仪在南京组府，再促成南京重庆合流，并逼迫蒋介石下野。由于计划失败，以及自己的离职，所以只拉出一般二流人物出来与“华北方面军”斗气。
分立与博弈
东京的陆军参谋部就眼睁睁看着自己人搞出两个中国政府唱对台戏吗？
其实“南京维新政府”成立时，一开始是定位地方政权的。日本陆军参谋部在1938年3月就主张“把华中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以便将来与华北政权合并组织中央政府”。不过，最终“中华维新政府”的名称、“国旗”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机构组成等，都具有中央政府的外表与模式。甚至在其行政院各部中还比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多了一个外交部。
这些都是日本“华中派遣军”为扩张自己势力与影响，与陆军参谋部讨价还价的结果。日最高军政当局从日本侵华最高利益出发，为抬高北洋政府与贬低南京伪国民政府，故以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继承中华民国的正统，在1938年3月24日制定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纲》及《谅解事项》，确定“华中新政权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成立的，将来仍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尽快使其合并统一”；但日方又表示：“所谓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宗旨，是作为对中国各地政权指导上的原则而规定的，至于(日本)帝国承认它为(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则要另作考虑。”这说明日本在北京和南京分别扶植了两个“中华民国”，南京原则上听从北京的指导，但并不是隶属北京的地方机构。
北京伪政权也尝试将南京维新政府吸收过来，但由于日本南北军方的内部竞争，以及王克敏与梁鸿志互不买账，最终都无果而终。
但两权分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最高当局的心目中，无论是北京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还是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都不是中国的“第一流人物”，无论在资历、威望、影响及能力等方面，均不足以号召与领导全中国。
日本当局认为，“王克敏德望不高，不会成什么大事，如寄国家信义于他，不难预见，将来势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对于梁鸿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后任“梅机关”机关长的影佐祯昭就说过，他“只是过渡人物，无理政之才”。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政权，当然无法成为与日本签订和约，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抗衡的对象。日本人在等，等“第一流人物”就范。
恰恰是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出现了。他让日本人喜出望外。以汪精卫的资历和声望，为调停南北两派、另组一统一伪政府提供了契机。
大权一统？
汪精卫1938年12月18日离开重庆直飞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会合后于19日乘龙云代包的专机飞抵河内，开始了所谓的“和平运动”。经过1年零3个月酝酿，终于在1940年3月30日“还都”南京，成立了形式上统一的日占区“国民政府”。
为什么王克敏、梁鸿志能互不买账，而汪精卫一个既无地盘，又没军队的后来人，能把南北双方统一到一起呢？最本质的还是所有伪政府都只是傀儡，日本既然认为汪精卫能够助其从中国抽身，实现以华制华，那王克敏、梁鸿志自然不敢有异议。
三个伪政权的合并，使日方彻底从利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的矛盾，转向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北京临时政府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国旗”也由北洋时期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政府旗，为了区别重庆政府，旗顶多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伪政府成立当天，因为国旗，日军内部也爆发了不满情绪。他们到处攻击中国国旗，殴打悬旗居户。在南京鼓楼和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气势汹汹的日兵，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不难理解，日军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目的便是推翻中国政府。然而如今满街都是中国国旗，日军自然心有不甘。而且中国人更是不甘在国旗上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把黄布条取消了。
伪政府虽然在“国旗”、“国歌”等形式上三位一体了，但由于北京伪政权有很深的北洋背景，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所以财政、军事、人事都不受汪派控制。因为喜多诚一撑腰，王克敏对汪精卫并不驯服，甚至讥讽汪：“我们六十多岁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一贯一本正经以爱国元首自居，这样的话无疑是对他人格绝大的侮辱。同时日本最高当局从战略角度出发，也希望“日汪密约” 中关于华北防共、治安、经济开发的卖国条款制度化。于是喜多诚一去职后，王克敏也被更为最恭顺的王辑唐取代。不过终南京汪伪政府始末，它的行政力也没能涉及北方。
事实上汪伪的成立，并没使日本人从中国的泥潭抽身。这个政府在成立之初的八个月甚至得不到一个国家的承认，包括日本在内。日本奢望南京伪政权能与重庆合流，事实上，蒋汪的矛盾之深，使重庆方面更难与日本妥协。作为战略的一部分，汪伪南京政府的成立，对日本无疑是不成功的。此举反而加剧重庆政府的抗日决心，日军终没能从中国战场泥沼中脱身而出。
三、劫后南京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主笔 黄艾禾
1938年2月，南京大屠杀劫难三个月后，南京城依然一片凋弊。遍地尸体，满城瓦砾，三分之一的城区被焚毁，一度繁华的江南古都大片大片变成无人区。活下来的中国人大都躲在国际委员会设立的“安全区”中。
在大屠杀发生前的1937年6月，根据当年民国政府的统计，南京人口为101万人，其中城区人口有85万。在战争爆发前夕，大量公职人员和市民逃出了南京，据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发的一份公函，称南京市还有50万人没撤走，而11月27日美国大使馆发回国内的一份报告，说南京市长称尚有30万至40万的市民仍在南京市内。据学者们研究，这个数字外还应加上大量涌进的周边地区难民，至少3万人以上，而城破后被困在南京城中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军队官兵，可能达3万余人。在大屠杀之后的两个多月，1938年2月底第一次统计人口(已经是“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主持的了)，登记人数是17万2千人，过了一个月这个数字增至23万5千人。
实际上，在日军攻占南京城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这里真正行使地方行政管理的，就是由德国人拉贝担任主席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因为劫后余生的南京居民们大都住在“安全区”中。这个安全区，占地面积为3.86平方公里，约为当时市区的 1/8，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内难民人数25万左右，其中有近7万人人住在安全区内的25个难民收容所里，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放救济，维持治安。
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南京断水断电，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出面找到发电厂技工，在1938年1月2日恢复了供电，1月3日恢复了供水，国际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希望与日军保持一个能够合作的关系的。
住在安全区里的20多万中国难民，这时候只信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自己的生命全都交付给了国际委员会。1937年12月14日，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国际委员会给日军的第1号公函中，曾强调国际委员会暂行市政府的职权，后来又多次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恢复水电就是一个善意之举。此外，国际委员会更要面对20多万人每天的吃饭问题，那是一个极重的任务，所以日军当时也没有轻易提出接管安全区。
但是对于日军来说，占领之下的南京城有这么一块“安全区”，而且是由外国人来管理着，他们是极不舒服的。第一他们觉得安全区里还藏了大量中国军人，那是对他们的安全威胁，第二他们对安全区里洋人们不断的抗议和对外披露他们的暴行，非常恼火。
况且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变成一座死城，久久不能恢复生活秩序，这也让日本当局觉得颜面尴尬。而要恢复生活秩序，首先就要建立一个绝对服从自己的机构来替代国际委员会，可以说，日本人想建立起一个伪政权的想法，比谁都急切。
三教九流的“自治委员会”
此时，日本人的目光，落在了陶锡三身上。
陶锡三，字宝晋，南京人，时年62岁，当时正在南京的汤山开着一家颇为高档的“陶庐浴池”。陶锡三早年曾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后参与清末的新政，当过江苏省咨议局的议员、兼业律师。他同时又热心宗教，投身慈善，1927年退出政界以后，一边经营商业，一边担任着“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
这个“红卍字会”，创办于1922年，源于中国的一种民间宗教——道院，奉行“以慈展道”。成立的第二年，就赶上日本的关东大地震，所以“红卍字学会” 做出的第一个大手笔是发动中国人给日本人捐款——后来真的给日本灾民送去了大量粮食和善款。或许是从那时起，“红卍字会”就给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在 1937年的这场中日战争中，“红卍字会”也一直在参与战地救援，事实上，在日军攻进南京之前，被击落的日军飞行员的尸体，也是由“红卍字会”掩埋的。在南京大屠杀后，“红卍字会”承担了主要的掩埋尸体的工作。
当日军攻入南京后想建立一个伪政权时，他们发现根本找不到像样的人。一方面，南京城中有点身份的人大都已逃走，而剩下的，因见到日军的行为实在残暴，无人愿意出来承担这种角色。最后日本人找到的，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和社会慈善团体的负责人。
陶锡三一旦落入日本人的视野，就在劫难逃了。尽管他一再声明，“红卍字会”的宗旨是不问政治，但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只有唯唯听命。他出任了“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他是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又与日本人有各种联系，或许，他也出于一种想法，总得有人出面为中国人做这种维护秩序的事吧。但是他一旦担任了这职务，也就不自觉成为了日军统治的工具。”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这样分析。
“自治委员会”其他主要成员包括：
“副会长”孙叔荣，一个曾在日本警备学堂留学，回国后当日语翻译，后因涉嫌担任日本间谍被国民政府通缉的人；
“警察厅长”王春生，曾留学日本警察专科学校，回国后在南京当过警官，后被解职；
“顾问”王承典，南京城一个从事拍卖业的商人，与南京下层社会混得厮熟，战争中又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办公室经理；
“顾问”詹荣光，曾在南京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卖仁丹，也帮助过西方基督教会在南京布道，粗通日语，日军进城后，成为日军的翻译；
程朗波，南京商人，曾在南京商会任职；
赵威叔、赵公瑾、王仲调：留日的中国留学生；
许传音、罗逸民、程调元：都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罗、程二位，因为不愿参加伪政权，乘乱逃出了南京，而许传音，作为南京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兼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住房委员会主任。《南京沦陷八年史》一书的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曾判断说，许传音恐怕是出于更好地救助难民的目的，不得不同意加入“自治委员会”。
在当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曾感叹：“我们解嘲说，与国际委员会一起工作的，有美国传教士、中国基督教徒、德国纳粹商人、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卍字会和黑社会的三教九流”。而这个“自治委员会”的组成，就更“三教九流”了。
“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
1937年12月23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1938年元旦的下午，他们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楼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日军强令各难民所都要派代表参加，还要带上日本旗和伪政权当时用的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简章》规定了这样几条宗旨：“(1)解除人民困难；(2)回复地方秩序；(3)劝导工商复业；(4)恢复地方交通。”日本人把原来存放在南京市政府的米、面粉、食盐等拨给他们，后来又强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救济物资转交给自治委员会。
这个时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自治委员会的关系，相当微妙。应该说，自治委员会同国际委员会是对立的。但是，从国际委员会的角度而言，它很少考虑自治委员会的政治色彩，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拯救难民的合作组织。用张连红的话说，“自治委员会与国际委员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种密切程度是超过自治委员会与日本人的关系的。自治委员会的好多人就是国际委员会的人。在粮食运输，救助难民，埋葬尸体等等事物上，都有合作关系。”
说到埋葬尸体，当时有红卍字会、崇善堂等慈善组织的掩埋队，自治委员会除了资助这些掩埋队，自己也组织了一个16人的掩埋队，4个月中，共掩埋尸体9116具。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日军曾要求把江边的尸体推到江里了事，后来他们又重新掩埋。据战后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提供的数字，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 15万5千具——这个数字，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的最初统计数字。
1938年1月5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发布布告，将南京城区划为四个行政区，不久又增加下关区，这是建立从市到区再到保、甲的伪行政系统的开始。
“自治委员会”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动员难民回家。但亲历过大屠杀的难民们怎么肯回家？日本当局又是威吓，又是利诱，一方面开始严格军纪管束自己的士兵，一方面又说，先回家的难民，每天每人可以发米半升。
这时候的安全区里，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摊贩市场。当时留在南京的美籍教授，安全区的负责人之一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如果安全区之外的地方已经冷落成‘无人区’的话，那么安全区内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热闹的‘大市场’——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买卖。”然而，摊贩们卖的东西，大都是从商店里抢来，或是从无主的住宅中盗来的。魏特琳写道：“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 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这真是战争之下人性的一种畸形映照。现在，自治委员会强制解散了这个市场。
为了把难民驱赶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头目们带领警察与打手，烧毁难民居住的棚屋，捣毁炉灶，切断难民的粮、煤供应，在这种情况下，2月1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改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安全区，也终于关闭了。2月23日，拉贝离开南京。
当年藏身安全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在他的回忆录《陷都血泪录》中，回忆到自治委员会派来小青年到难民营，用发一袋“军米”作奖励，动员难民们搬出难民营的情形。
难民们都不相信：“米在哪儿呀？你先出去领来给我们看！”
这些小青年，当下就涨红了脸，嗫嗫嚅嚅地说：“是他们叫我们这样说的嘛，究竟有没有米发，连我们也不知道呀！”难民们哄堂大笑。
给日本人做事，并不容易。一次，日军特务机关要求伪警察厅长王春生选送500名中国妇女做慰安妇，王春生没能如期完成。日军特务机关长当场打了王春生两个耳光，不久，他的警察厅长也被日本人免了。
说到给日本人送慰安妇，自治委员会中出力最大的是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过办公室经理的王承典。王与南京的下层社会十分熟悉，于是找到一个对办妓院很在行的黑社会中人，名叫乔鸿年，陪同日军特务在各难民所到处搜索中国妇女。从1937年12月 18日到20日，他们就强征了300名妇女。史迈士曾亲眼看到“我们办公室经理的代表”(指乔鸿年)到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眨眼功夫就叫出 28个妓女！”——这就是史迈士叹道国际委员会中有“黑社会的三教九流”的由来。
张传红指出，在大屠杀期间，自治委员会中有一些人，是卖身求荣的，他们帮日本人在南京设慰安所。不过，做这种事的都是一些小人，不是自治委员会会长级的人物。
在当年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档案中，有一份署名罗森写下的报告，透露出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孙叔荣在会见他时，悄悄倒的苦水。这位副会长说道：我上过日本的学校。有好多年我是中国家庭里的日语教师，就是说，我也不是一个富人。我的房子于太平路附近。我将近70岁的大哥是被大火吓死的，我的侄子是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人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痛苦……。
郭岐还记载了大家口口相传的两个自治委员会的人的对话。其中一个人问另一个：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东一下西一下的，是否真的当了汉奸呢？
另一人答道：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他妈的！哪个王八蛋再当汉奸！
欠下的债，历史总是要你还的
除了驱赶难民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登记户口，甄别清查散落的中国军人，而且实行“五户联保”， 也就是说，凡是住在南京城里的难民，如果有一家查出一名有问题人员，那么这五家都要连坐，大难临头。这也是郭岐他们最咬牙切齿的事。
郭岐在领取“良民证”时，曾几次遇险。一次一个汉奸突然问他：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若是脱口说出自己的番号，就完了。还有一次在街上，一个日本人操着极流利的中国话与他搭讪，但郭岐凭直觉感到这人是日本人，没有搭话，后来他看见这人上了日本人的车。
自治委员会当时对于非南京籍的难民，在甄别完身份后，会发放证件，让其出城。郭岐就是这样化装成商人最终通过南京城门投向自由天地的，他甚至还设法带出了四支手枪。后来，他又找到了部队，重新投入到抗日的战斗序列中。
然而留在南京的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却觉得日子简直过不下去了——他的家竟然让日本人抢了。1938年1月24日的时候，他曾经以“年高体弱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但日本人未准。1月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军洗劫一空，连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经书都不能幸免。陶家的人后来在地上拾到日军遗留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据此陶锡三要求日本特务机关查询此事，但拖了多日后，日本人说“不知，无从查询”。
是不是日本人因对陶锡三提出辞职不满，借机打击报复？张连红认为，倒不一定。他判断，是当时日本军方对自己的士兵已经控制不住，“这才恐怖，连协助日军维持秩序的自治委员会会长的家都要抢，说明多么混乱，屠杀抢劫有多么严重。”
陶锡三于2月10日再次提出辞职。他的辞职书写得很酸楚：我已于元月25日向委员会提出了我的辞职申请……我已两个月没有尽义务了，也没有关心委员会的工作……“锡三笃信神权，办理道院、红卍字会，历十有六年，向守令章，不闻政治。此次为维持治安，追随日人之后，本已推举正副会长有人，乃在领事府集会时，忽被前机关长佐方先生临时变更，推重锡三，田中领事等从而赞助。虽声明卍会职员不能参与政治，固辞不获，勉暂担任，以让贤能，曾经当众声明。孰知冥冥之中，已受谴责，午夜焦思，百感交集。……”
日本人后来让副会长孙叔荣继任了会长。但是，孙叔荣的会长做得很短。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起一个新的伪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自治委员会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抛弃了。
而“维新政府”也不过存在了两年，到1940年3月30日，它又被日本扶植起来的汪伪政府所取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中国都在清算汉奸。1947年3月25日，在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军事法庭上，郭岐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到现场，一个小时的证言宣读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几乎人人热泪盈眶。三天后，谷寿夫被执行枪决。
而在大约一年前，1946年的4月，陶锡三被法庭判处了两年徒刑。“以他当过自治委员会会长一职，可以说是汉奸头子，这个判决是轻的。”张连红说。“陶在汪伪时期还出任过日本人办的‘大民会’的副会长和汪伪的‘立法委员’。但实际上都是空衔，他没做什么事。我们从历史资料上也查不到他利用职权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记录。”
陶锡三于1948年4月刑满出狱，两个月后，在南京病逝，终年73岁。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他可能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为他的选择付出他的代价。
四、伪军：摇摆中枪杆子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本刊记者 刘永峰
1938年7月6日，天气溽暑，要在平时，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可北京通县的一所校园内，却人头攒动，场面熙攘而略显混乱。少数掌事的人正紧张忙碌着，而大部分人的脸上则是陌生奇怪的表情。稍许奇怪的还有，当抗战开始，多数学校都已纷纷南迁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一会儿就要在这里举行。
这所学校就是刚刚成立的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齐燮元原是北洋军阀头目，他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与日本军方往来密切，后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负责军队、警察事务。1938年4月19日，为组建华北治安军，临时政府发布“会字第一百七十五号令”，开始着手筹备军校，并让齐燮元兼任校长一职。齐闻令后，“于即日就职”，并在“友军”相助下，迅速筹办一切。于是，不足半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就已“在通县校址组织成立，开始办公”。
又仅仅十日后，经过投考、笔试、口试一系列程序，被“录取”的百余名学员便稀稀拉拉地出现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由于学员人数太少，伪临时政府治安部不得不于6月底7月初，“续招新生二百八十名，并规定于北京、天津两处设招生办事处”，开始了第二次招考。
于是，当7月6日，齐燮元对着台下表情各异的近三百名学员说，祝贺各位被陆军军官学录取的时候，我们不清楚主席台上的齐燮元及台下的众多青年，心情是否会因这个仪式而感到欣慰。我们只是知道，这已经是该校短短两个月来的第二次新生开学典礼了。
“建军”
起初，日本欲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在中国战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以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好集中精力应付他未来在亚洲大陆扩张的预设对手——苏联。因而，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军事上势头正盛又颇为自信的日本军队，于其占领区内只是临时拼凑起伪治安维持会，处理地方政务。对伪军反而并不重视，没有大规模收编投降的武装团体，更没有在关内建立一支正规伪军的打算。
甚至直到1937年年底，在颁布的《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依然这样规定：“中国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对一般的土匪，怀柔使其归顺后，“使其另谋生路”。
据资料统计，当时华北负责治安、警备的伪军计有原国民党政府北平宪兵队一千余人，冀东伪政权保安队所组成的警防队三个团约四千人，其他零星还有各地县警备队、连庄会、民团、保甲等武力，况且还都属于自卫性质的武装，力量可想而知是相当薄弱的。另外，这些武力名义上虽为齐燮元统领，但实际由日军控制和指挥。
对此，齐燮元亦感到不满。像大多数投敌的政客一样，齐燮元归顺日本也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自上台之后，他便积极培植私人势力，将其“心腹”、“密友”、“同乡”等关系密切人员安插在治安部要害位置。
不仅如此，齐燮元还想另外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于是，1938年，齐燮元向日本人抛出了一个“先设学、后建军”的方案。
此时，日本速战却无法速决，中国广大的土地使得日军像被吸进泥泽一样，在对华战事中越陷越深。兵力开始不敷分配；有限的军队只能控制各中心城市及重要交通线，而八路军乘机在其缺乏控制的农村展开活动，使得日军前后受困。人力补充不及和兵力不敷运用的难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日军。于是，日本改变了初期的策略，开始重视在伪政权下编组伪军的政策。
正因此，日本很快同意了齐燮元关于筹建军校的提议。1938年5月1日，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通县成立，后来，华北治安军的下层干部便差不多都出自这里。此后，为满足伪军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华北陆军宪兵学校、华北陆军军士教导团、华北陆军军官队及治安军各专业班队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也拉开了华北治安军组建的大幕。
政治的失意者
在华北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众多新生并没有太多欣悦的心情来笑对台上的官员们，反倒齐燮元是得意的。因为待华北治安军的大旗一树，他便是该军总司令，而到时他的势力将覆盖整个华北沦陷区。这是他早年的夙愿，但在他的年轻时代，他也许不会想到早年抱负的达成，竟要由一个“汉奸”的身份来换取。
晚清秀才出身的齐燮元，自决意从军之初，便已表露了远大的志向。资料记载，“其人自视颇高，不愿居人下，久思独树一帜”。1930年，齐燮元在中原大战时跟随阎锡山，任江北招讨使。兵败后，他从此隐居在天津租界，颇有郁郁不得志的感慨。1937 年华北沦陷，齐燮元便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造成个人的势力，以遂其封建割据的野心”。
齐燮元的建军计划，显然是有意仿效黄埔的模式，功成之后，他以校长自任，大权在握，到时即便面对日本人也不用再屈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得到青年的热情响应。
虽然治安部规定，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专招收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之学生”，但“汉奸”的名声往往令真正的学生望而却步，以至于前去投考的，“有些游手好闲的小流氓，也有些小公务员，也有青年的旧军人，其他杂牌伪军警防队的勤务兵都能报名投考”，成分极为复杂。即便这样，第一次招考，报名并笔试及格者也只有 177名，由于人数太少，口试时全部被录取。一个月后不得不又一次组织招考，第二次招考，合格者268名，而实际报到者远不及此数。在华北其他军校，从各地强征而来的学员入校后，“坚请退学”，或逃之夭夭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齐燮元这一理想的“建军”模式，从一开始便举步维艰。
然而，军校征收学员的困难，却没有阻碍接下来伪军数量的激增。当日，像齐燮元一样在国民政府中因仕途失意，转而投伪的军队将领并不在少数。如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胡毓坤，西北军将领刘郁芬、郑大章、门致中，保定军校出身的叶蓬、任援道。这些将领在国民党政府中往往是非主流的军人，“时常感受到被黄埔嫡系歧视或压迫，或与其他国军冲突及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伪”。而即使是中央军嫡系顾祝同部的高级军官潘干丞，也因内部人事嫌隙而投伪。
中央军内部派系的倾轧，并没有因为全民族抗战的背景而有所缓和，蒋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旁系势力反而是常有的事情。例如，台儿庄战役中被严重削弱的孙连仲军队，大捷后便失掉了42军的番号，而一直不肯出战的汤恩伯却风光无比。这样的待遇总会让许多非嫡系的军人感到寒心。
后来任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孙良诚便是因此而投日的。孙本是西北军的一员悍将，所率部在西北军中素有铁军之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孙亦失势。抗战时，孙良诚奉命接受汤恩伯指挥。1941年汤恩伯将孙调为第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实欲借机吞并孙部。孙良诚拒绝后，汤恩伯则在对其军费补助上有意为难，常常供应不给，孙“处此境地便觉已是日暮穷途”。1942年，汤又免除孙良诚鲁西北行政公署主任职务。孙良诚不满中央军嫡系的刁难，屡被日军攻击后，“顺时就势，佯装战败被俘”。
投伪军官中，因个人野心，卖国求荣的，“汉奸”的名声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后委身于伪政权的，但又何尝不是出于自存自保的私心呢？他们清楚惟有军队才是自己的身家，一旦在抗战中拼完，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伪后，不仅可以保住队伍，还可以从日本得到精良的武器装备，丰厚的粮饷，反倒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孙良诚的幕僚王清瀚就曾私下表示：“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
基层力量
除中央军投敌的之外，地方武装力量也是伪军的重要来源。
沦陷区内，基层乡保长武力经常是连名称都未更改，便和平地转变到伪政权属下。日军为了便于统治，常利用中国既有的地方势力，对保甲长采取怀柔与强硬控制并行的政策。乡保长降日的原因除了个人利益外，也很难排除保卫家园的苦衷，“许多保甲长为了幻想保全地方，不受糜烂，是会向敌人敷衍的”。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这些基层的武装头目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态。《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写到： “保甲长即使背负着汉奸的耻辱，也有对日军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也由于他们害怕国军不能容纳，又怕抗战会失败，始终存在着观望的心理。”
另外，一些民间武力及帮会、秘密宗教武力等也往往是日军争取的力量。这些民间武装领导人通常是当地有声望的士绅，他们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建立伪政权和伪武装。例如曾任军职的郭绍绪，在日军占领豫西伊川县的家乡后，“为使乡亲免遭更大的祸害，他出任为团长。”
至于各地的帮会、秘密结社，态度上则极为复杂，“有亲日的，亦有被赤化者”。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军事压力下，某些帮会也被纳入治安肃正和治安强化的道路，成为伪军。如豫北滑、淇、封等县伪军多由会门操纵，许多会门被日军收编，如天门会、一贯道、圣贤道、天仙妙道等。山西西南部绛县一带很是普及的红枪会，约有武装二万人。日军到来后，便以红枪会会长出任绛县伪县长，红枪会成员随之成为该地领导阶级。而苏南地区盛行的青帮、红帮、刀会等封建帮会，也是日本与国、共两党不断争夺的势力。
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伪军人数也从1938年的78000人急剧上升到了145000 人，而日本投降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200余万，远远超过了在华日军的人数。他们有为生计所迫投敌的，有为了保全身家生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而投伪的。1941年，豫皖苏边区有超过二万人的伪军，领导者有地方豪绅、退伍军人、甚至部分土匪、流氓、地痞。其内部成员及装备都不一致，各有系统。有单纯为自存自保的，多数人则各怀鬼胎，故有利害冲突时，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锐。
左右摇摆
1942年，孙良诚投伪之时，曾以三件事要求日方允诺，即“不打重庆队伍”、“不要日籍顾问”、“不直接受命于日军”。孙良诚在投伪之后，也依然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3年5月，孙良诚通过张雪山向蒋介石转告，自己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时，将继续与吴化文、张岚峰“团结一致，以待时机”。
如果说孙良诚部因为实力较强，在国、共、日三方夹缝中还有些自主空间的话，那么更多战斗力差的伪军队伍，在政治立场上左右摇摆的特色则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地方武装，日伪军来时，他们打起伪军旗号守住据点，日伪离开，他们又主动恢复国军旗号。 1944年，豫西土匪首领李万如到豫西发展时，就公开宣布他是两面吃：“如果国民党不再回来，日军长期占领，他带有汪主席给他的新中国33军军长的印信。要是国民党回再回来，他还带有蒋委员长给他的豫西国民党军22纵司令印信。不管谁来都能存在。”
在国、共、日伪激烈斗争的地区，如苏南茅山、丹北等地的伪地方武力与伪基层政权为了自保，也常随着该地区各个强权间的实力变化。1940年当中共不再将这些人视为汉奸之后，“他们也暗中向中共诉苦，答应掩护中共人员，并为中共征收救国公粮。但若环境不利于中共，他们就疏远中共，倾向伪方。”(《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
像孙良诚一样，多数伪军都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国民党为发展沦陷区势力，也常暗通收编伪军。1940年之前，直接策划伪军反正是其主要目标。但此做法容易引起日军攻击，被反正的伪军有覆灭之虞，这样，国民党不仅难以在沦陷区发展实力，还要负担大量反正伪军的经费开销，风险及负担都很大。
后来国民党将政策调整为“以敌养伪，以为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资源供养他们。1942年，蒋介石在给安徽李仙洲部的密令中，便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和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划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共产党在和平收编伪军上则困难重重，为了迫使实力较弱的伪军屈服，共产党在抗战早期往往采用直接攻打或威吓的方式，结果并不理想。百团大战后，日军与伪军合作，加强扫荡，使共产党军队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这时，共产党汲取之前僵化政策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伪军的家眷、身世、其兴趣爱好、朋友关系等，通过其家属、亲戚、朋友，间接鼓动他们抗日，或寄送信函暗中争取，使其就地潜伏于日军处。积极向伪军内部渗透，“以敌养伪，以为我用”的策略同样被共产党所采用。共产党利用地下党组织积极吸收伪军军官入党，与伪军建立联系，但并不要求他们立刻反正，“争取长期埋伏，求得将来的有利时机”。
1945年5月，中共方面就曾派人到孙良诚处，劝说孙及其部下赵云祥、王清瀚投共。孙良诚苦笑说： “我当了汉奸，脸上已经抹了一道黑，现在又叫我投八路，给我脸上再抹一道红，我孙良诚岂不成了一个花脸。”此事暂时作罢，但孙却没有堵死与中共联系的管道，让中共人士留在了王清瀚部。
结局
抗战临近结束，国、共在对伪军的争取上展开激烈的争夺。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绝大数伪军选择了投靠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对伪军一视同仁，因此国民党对于实力较强的伪军予以收编，而对武装或战斗力差的部队则采取了淘汰裁编的策略。
在政治与人际的考量下，那些缴出兵权，或是实力差的，或是因人事纠葛的因素，被法院或地区最高指挥官以汉奸的罪名判处死刑及各种徒刑的，也比比皆是。
1945年，已失掉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位子的齐燮元，日本投降后随即被捕。在审判庭上，与中央军嫡系没有太多联系的他，只能强辩说，汪精卫、蒋介石才是汉奸，他们都听外国人的，而“我齐燮元不是汉奸，我只听我自己的”。然而这套理论并没有阻止他作为汉奸被处死在南京雨花台。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原防地驻守，“等待接受整编”。按照部署，孙重归汤恩伯指挥，孙良诚再见到汤时，却被汤以“胜利者的姿态”，很是“嘲弄了一番”。
原本杂牌军投伪的部队被国民党整编过来后，与中央军嫡系的矛盾再一次被树立起来，这为后来他们又大批反蒋投共埋下了伏笔。有台湾学者甚至认为大量被裁伪军后来投共，是造成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此说虽有些牵强，但那些曾经的“伪军”，确实又在一点点影响着国民党的前景。
附：“伪军”概念及组成
“伪军”是个群体的代名词，他们是指1930年代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曾经接受日军或伪政权赋与番号的中国武装团体。典型有黄淮平原的孙殿英、张岚峰、孙良诚与庞炳勋，山东地区的吴化文、张步云，以及兼有国军与伪军番号的赵保原，内蒙地区的李守信集团，江苏地区的郝鹏举、李长江集团与任援道等。
伪军的组成，除了各个政权的正规军，也包括特工、部分掌握军权的中央与地方文官、地方的保安队、自卫团、帮会、秘密宗教、土匪、甚至部分拥有武力的基层乡保长等等三教九流人物或团体均是。可以说伪军是个庞杂、分散，甚至有时互有渊源、互相勾结或斗争的群体。
伪军的形成与数量是依据日本在中国及世界局势发展的需求而有所转变。九一八事变迄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对伪军的措施是组建伪满洲国与内蒙两个“国家”的正规军及其他武力，以保护伪政权。冀东伪政权的伪军是非正规军的自卫武力，目的是保境安民与协助日军与伪政权维护治安。1938年华中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后，日军已有在中国长期作战的打算，故让任援道组建正规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抽调部分到外地作战，在华兵力不足，必须运用更多伪军，刚好许多国民党杂牌军及其他地方武力面临困境，加入伪军，造成伪军数量大幅膨胀。(资料来源：刘熙明著《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
刘熙明
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大的道德命题。只有细致还原在那特殊时局中数百万委身投敌者，其汉奸脸谱下的真实面目，则更多同胞身上那些忠贞、坚韧、守节等品质，才能显出其疾风知劲草的真正可贵。
一、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
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大的道德命题。只有细致还原在那特殊时局中数百万委身投敌者，其汉奸脸谱下的真实面目，则更多同胞身上那些忠贞、坚韧、守节等品质，才能显出其疾风知劲草的真正可贵。
二、伪政府的南北之争
1937 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三、劫后南京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四、伪军：摇摆中枪杆子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一、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先锋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1919年5月4日，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由于史料的扞格，赵家楼的纵火者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确证的谜，但其中一种说法，放火者就是梅思平。
同一天，也是北大学生的陈公博表现却出奇得冷静。他原本不打算参加示威游行，只不过因为是广东几家报纸的特约通讯记者，才抱着采写新闻的目的随着北大学生队伍一起出发。示威队伍来到新华门前，排成长蛇阵，在烈日的烘烤下，示威学生一个个汗流浃背。陈公博观察了一会儿便离开队伍，雇辆人力车回公寓去了。尽管不算热情，但五四期间，陈公博还是参加了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
而此时，正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留学的周佛海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国内的形势，他不但在留学生中鼓动学潮，还发起了归国运动。
三个年轻人此时虽各不相识，但都对救国满怀热情，仅仅二十年不到，三个人却都沦落成汪伪汉奸政府的高官，这显然不仅仅是三个个体的选择，而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激进青年
陈公博是同龄人当中较有思想的人。早在1919年1月，陈公博就正式刊行了自己的时政论文《督军问题》，对当时的军阀割据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心怀天下的襟怀却深得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赏识。
五四之后不久，陈公博自北大毕业回到广州，一面在法政学校任教授，一面与北大同学谭平山等人创办《广东群报》，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尤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由于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广东群报》无形中成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陈公博也因此被陈独秀推荐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然而，会上张国焘、李汉俊因观点不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冷眼旁观的陈公博认为这是“互相磨擦，互相倾轧”，而张国焘飞扬跋扈的态度更让他“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自沪返穗后，陈公博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执意“舍弃广东的事业，去美国留学”，而且发表文章支持赶走孙中山的陈炯明，公开与党中央唱起了反调。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处分，固执的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共产党，并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1922年11月，经济拮据的陈公博在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的资助下动身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以一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此时，汪精卫的资助早已告罄，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公博不得不向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求助。廖仲恺早就欣赏陈公博的才干，立即回电要求他回国，并推荐其加入了国民党。廖仲恺与汪精卫协商，委以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重任。1925 年，廖仲恺遇刺，陈公博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陈公博眼里，汪精卫不仅仅是大家公认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国民党内人格最高尚，最有威信的领袖，而且是自己生命中最钦佩的导师。他由衷地感激汪精卫对自己“无私”的资助和提携，从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卫的党羽，也为日后依附汪精卫走上汉奸之路埋下了伏笔。
就在中共一大上，陈公博认识了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
从骨干到脱党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与陈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开始就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党内批评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而陈独秀被捕入狱更让他觉得革命的风险太大。于是，在陈独秀出狱三天后，他向陈做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便携杨淑慧返回日本，从此再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务。
半年后，周佛海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调动摇了周佛海的社会主义理想。1923年，帝国大学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更是一筹莫展，早把当年理想抛到了脑后。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在广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共产党。随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报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 “攻击共产党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3年，陈公博与周佛海——这两位曾经的中共元老，不约而同地投靠了国民党。
从文人做政客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为周佛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作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人才济济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学者文人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纷纷组织各类社团或党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创立的孤军社。孤军社的抱负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因其主张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
正是在孤军社，梅思平结识了已是国民党重臣的周佛海，同样有政治野心的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结为好友。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机引荐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陶希圣呼应。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继参加论战，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也就是在这场论战中，他的才能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为他日后的仕途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他在江宁实验县进行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改革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
“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携手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识，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干脆搬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 (《周佛海日记》)。
1937年12 月，陈公博作为专使出访欧洲各国，并利用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私交，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因此，陈公博并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不过，他和“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然形成，并于日后成为汪伪政权的核心。
汪伪急先锋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德国政府居间调停，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停战条件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德国的调停最终失败。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作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在今井武夫准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签署的必然是条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难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不出所料，秘密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致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本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然而，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 陈璧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梅思平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坠入深渊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刻被钉上了耻辱柱，甚至是众叛亲离。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 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尽管内心苦楚却始终无法辩白。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还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思考该不该走出这一步，常常彻夜难眠。最后，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身名俱灭
岂止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观，一大批丧失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尽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 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继续执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开始与重庆方面暗通消息，开始为蒋介石在沦陷区的特工活动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
二、伪政府的南北之争
1937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田嵬
“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结束。”此语出自明治时代日军名将儿玉源太郎。抗战不到一年，攻占北平，攻占南京、攻占武汉，可此时日本国内讨论最多的，却是儿玉源太郎提出的问题——如何从中国抽身？
此时日本陆军总兵力大约70万人，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消耗。原本计划三个月内完结的战争此时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要继续到什么时候。重庆政府一天不投降，仗就要接着打，一旦美国人引用《中立法》对日本贸易禁运，90%的战略物资都要断档，联合舰队、飞机坦克全部瘫痪。
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真的打夸蒋介石政府，陕北的中共、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必定以割据之势继续抗战，对于日本，那只能是梦魇的继续。
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并与伪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将侵略成果“合法化”。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就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北洋遗老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政府派中国通喜多诚一少将执掌华北特务机关，其最主要任务便是策划汉奸政权。日本人的本意，是再造一个能与重庆国府分庭抗礼的北洋政府，使中国政局回到1924年以前的南北分裂，实现以华制华。
而喜多曾任职多年日本驻华武官，与北洋官僚们交往甚密，是完成该任务的最佳人选。他对军阀官僚们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毫无祖国观念，以及潜在的号召能力都非常清楚。针对这些特点，他特定了一套选拔伪府成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三)选拔标准：(1)素无抗日言行，又非29军出身；(2)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
根据以上要求，喜多认为最理想的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他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内阁总理。因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还具有相当威望；吴在华北也有相当的军事号召力，可利用他组织一支杂牌军队，参加政府；曹汝霖则是老牌的亲日分子，叫他担任伪政府实际责任，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只需他们三出其二，必定能在国际、国内挑战重庆政府的合法性。
不过经过分头接洽之后，结果令喜多诚一大为失望。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的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则因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是旧识，在日方的强烈攻势下他不敢公然拒绝，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周旋。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曹这才下定决心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由于以上人物拒绝，喜多建立强势北洋政权的构想只能化为泡影，但不论如何，先拉出个维持政府是当务之急。日方的视线遂投向了另一个老牌亲日份子——王克敏。王克敏，曾担任清国驻日大使，历绾北洋政府数任内阁财长，在旧中国政坛只是个声名一般的人物。七七事变前夕他蛰居上海，窥视时机。喜多于1937年 10月间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日本人山本荣治向王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王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王遂与喜多同机北上组织伪政府。王克敏的出现，使董康、汤尔和、朱深、王辑唐、齐燮元等一般北洋遗老又纠集到一起，开始了临时政府的筹备。
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树立华北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京怀仁堂成立。但这个政府始终未能继承北洋政权断灭的合法性，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对日也未以中国政府身份签订任何条约，实质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地方维持政权。
“维新”政府
正当华北临时政府挂牌时，日“华中方面军”的松井石根大将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要成立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之类的地方性临时机构；另一方面，必须积极筹建正式的华中伪政权。松井石根脑子里的组府第一人选是唐绍仪，早在1937年1月12 日，松井石根在听取原田熊吉武官关于“政权建设”的汇报时，就希望唐绍仪能成为“新政权”的中心人物。但曾担任中国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年已80的唐绍仪却不愿在此时立即出山。松井石根的“第二个人选是精通财政的李思浩，此人属安福系，同蒋介石、王克敏都有亲密交情”，但南京陷落时已去了香港。由于一时打不开局面，心急如焚的“华中方面军”长勇参谋“经某个日本人的推荐物色了一个叫王子惠的人，于是便开始了以此人为首组织临时政府的政治工作”。王子惠系日占台湾岛人，名不见经传，在大陆毫无影响。松井石根闻之气得半死，严厉训斥长勇说：“没有适当人选宁可不建立临时政府。”
话虽如此，但在1938年2月10日，当松井得到了他将被大本营解职的消息时也同样按捺不住。他知道，在解职回国后，首先就要进宫拜谒和回奏天皇，那时必须汇报战后治安措施。如果回国前不能迅速建立临时政府作为治安对策，届时将无法交代。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12月14日就在北平扶植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华中派遣军”至今未见成果。这给松井石根极大的压力。松井决心在他正式解职前，抓紧筹建好华中伪政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方面选定了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的三人组合。梁鸿志曾任职过安福国会参议院的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垮台后，他闲居家中伺机再起。陈群是梁鸿志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革命时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温宗尧是老牌的反蒋政客，作为唐绍仪的代表走上前台。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时，在日方的幕后导演下，这个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宣告“挂牌”。至此，以日“华中方面军”为背景的南方汉奸政府成立。
南京维新政权成立的初衷，是松井石根在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之后，认为已然实现对国府的威慑，于是秘密与唐绍仪、宋子文接触，预备以唐绍仪在南京组府，再促成南京重庆合流，并逼迫蒋介石下野。由于计划失败，以及自己的离职，所以只拉出一般二流人物出来与“华北方面军”斗气。
分立与博弈
东京的陆军参谋部就眼睁睁看着自己人搞出两个中国政府唱对台戏吗？
其实“南京维新政府”成立时，一开始是定位地方政权的。日本陆军参谋部在1938年3月就主张“把华中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以便将来与华北政权合并组织中央政府”。不过，最终“中华维新政府”的名称、“国旗”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机构组成等，都具有中央政府的外表与模式。甚至在其行政院各部中还比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多了一个外交部。
这些都是日本“华中派遣军”为扩张自己势力与影响，与陆军参谋部讨价还价的结果。日最高军政当局从日本侵华最高利益出发，为抬高北洋政府与贬低南京伪国民政府，故以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继承中华民国的正统，在1938年3月24日制定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纲》及《谅解事项》，确定“华中新政权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成立的，将来仍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尽快使其合并统一”；但日方又表示：“所谓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宗旨，是作为对中国各地政权指导上的原则而规定的，至于(日本)帝国承认它为(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则要另作考虑。”这说明日本在北京和南京分别扶植了两个“中华民国”，南京原则上听从北京的指导，但并不是隶属北京的地方机构。
北京伪政权也尝试将南京维新政府吸收过来，但由于日本南北军方的内部竞争，以及王克敏与梁鸿志互不买账，最终都无果而终。
但两权分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最高当局的心目中，无论是北京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还是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都不是中国的“第一流人物”，无论在资历、威望、影响及能力等方面，均不足以号召与领导全中国。
日本当局认为，“王克敏德望不高，不会成什么大事，如寄国家信义于他，不难预见，将来势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对于梁鸿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后任“梅机关”机关长的影佐祯昭就说过，他“只是过渡人物，无理政之才”。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政权，当然无法成为与日本签订和约，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抗衡的对象。日本人在等，等“第一流人物”就范。
恰恰是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出现了。他让日本人喜出望外。以汪精卫的资历和声望，为调停南北两派、另组一统一伪政府提供了契机。
大权一统？
汪精卫1938年12月18日离开重庆直飞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会合后于19日乘龙云代包的专机飞抵河内，开始了所谓的“和平运动”。经过1年零3个月酝酿，终于在1940年3月30日“还都”南京，成立了形式上统一的日占区“国民政府”。
为什么王克敏、梁鸿志能互不买账，而汪精卫一个既无地盘，又没军队的后来人，能把南北双方统一到一起呢？最本质的还是所有伪政府都只是傀儡，日本既然认为汪精卫能够助其从中国抽身，实现以华制华，那王克敏、梁鸿志自然不敢有异议。
三个伪政权的合并，使日方彻底从利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的矛盾，转向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北京临时政府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国旗”也由北洋时期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政府旗，为了区别重庆政府，旗顶多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伪政府成立当天，因为国旗，日军内部也爆发了不满情绪。他们到处攻击中国国旗，殴打悬旗居户。在南京鼓楼和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气势汹汹的日兵，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不难理解，日军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目的便是推翻中国政府。然而如今满街都是中国国旗，日军自然心有不甘。而且中国人更是不甘在国旗上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把黄布条取消了。
伪政府虽然在“国旗”、“国歌”等形式上三位一体了，但由于北京伪政权有很深的北洋背景，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所以财政、军事、人事都不受汪派控制。因为喜多诚一撑腰，王克敏对汪精卫并不驯服，甚至讥讽汪：“我们六十多岁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一贯一本正经以爱国元首自居，这样的话无疑是对他人格绝大的侮辱。同时日本最高当局从战略角度出发，也希望“日汪密约” 中关于华北防共、治安、经济开发的卖国条款制度化。于是喜多诚一去职后，王克敏也被更为最恭顺的王辑唐取代。不过终南京汪伪政府始末，它的行政力也没能涉及北方。
事实上汪伪的成立，并没使日本人从中国的泥潭抽身。这个政府在成立之初的八个月甚至得不到一个国家的承认，包括日本在内。日本奢望南京伪政权能与重庆合流，事实上，蒋汪的矛盾之深，使重庆方面更难与日本妥协。作为战略的一部分，汪伪南京政府的成立，对日本无疑是不成功的。此举反而加剧重庆政府的抗日决心，日军终没能从中国战场泥沼中脱身而出。
三、劫后南京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主笔 黄艾禾
1938年2月，南京大屠杀劫难三个月后，南京城依然一片凋弊。遍地尸体，满城瓦砾，三分之一的城区被焚毁，一度繁华的江南古都大片大片变成无人区。活下来的中国人大都躲在国际委员会设立的“安全区”中。
在大屠杀发生前的1937年6月，根据当年民国政府的统计，南京人口为101万人，其中城区人口有85万。在战争爆发前夕，大量公职人员和市民逃出了南京，据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发的一份公函，称南京市还有50万人没撤走，而11月27日美国大使馆发回国内的一份报告，说南京市长称尚有30万至40万的市民仍在南京市内。据学者们研究，这个数字外还应加上大量涌进的周边地区难民，至少3万人以上，而城破后被困在南京城中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军队官兵，可能达3万余人。在大屠杀之后的两个多月，1938年2月底第一次统计人口(已经是“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主持的了)，登记人数是17万2千人，过了一个月这个数字增至23万5千人。
实际上，在日军攻占南京城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这里真正行使地方行政管理的，就是由德国人拉贝担任主席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因为劫后余生的南京居民们大都住在“安全区”中。这个安全区，占地面积为3.86平方公里，约为当时市区的 1/8，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内难民人数25万左右，其中有近7万人人住在安全区内的25个难民收容所里，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放救济，维持治安。
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南京断水断电，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出面找到发电厂技工，在1938年1月2日恢复了供电，1月3日恢复了供水，国际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希望与日军保持一个能够合作的关系的。
住在安全区里的20多万中国难民，这时候只信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自己的生命全都交付给了国际委员会。1937年12月14日，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国际委员会给日军的第1号公函中，曾强调国际委员会暂行市政府的职权，后来又多次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恢复水电就是一个善意之举。此外，国际委员会更要面对20多万人每天的吃饭问题，那是一个极重的任务，所以日军当时也没有轻易提出接管安全区。
但是对于日军来说，占领之下的南京城有这么一块“安全区”，而且是由外国人来管理着，他们是极不舒服的。第一他们觉得安全区里还藏了大量中国军人，那是对他们的安全威胁，第二他们对安全区里洋人们不断的抗议和对外披露他们的暴行，非常恼火。
况且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变成一座死城，久久不能恢复生活秩序，这也让日本当局觉得颜面尴尬。而要恢复生活秩序，首先就要建立一个绝对服从自己的机构来替代国际委员会，可以说，日本人想建立起一个伪政权的想法，比谁都急切。
三教九流的“自治委员会”
此时，日本人的目光，落在了陶锡三身上。
陶锡三，字宝晋，南京人，时年62岁，当时正在南京的汤山开着一家颇为高档的“陶庐浴池”。陶锡三早年曾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后参与清末的新政，当过江苏省咨议局的议员、兼业律师。他同时又热心宗教，投身慈善，1927年退出政界以后，一边经营商业，一边担任着“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
这个“红卍字会”，创办于1922年，源于中国的一种民间宗教——道院，奉行“以慈展道”。成立的第二年，就赶上日本的关东大地震，所以“红卍字学会” 做出的第一个大手笔是发动中国人给日本人捐款——后来真的给日本灾民送去了大量粮食和善款。或许是从那时起，“红卍字会”就给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在 1937年的这场中日战争中，“红卍字会”也一直在参与战地救援，事实上，在日军攻进南京之前，被击落的日军飞行员的尸体，也是由“红卍字会”掩埋的。在南京大屠杀后，“红卍字会”承担了主要的掩埋尸体的工作。
当日军攻入南京后想建立一个伪政权时，他们发现根本找不到像样的人。一方面，南京城中有点身份的人大都已逃走，而剩下的，因见到日军的行为实在残暴，无人愿意出来承担这种角色。最后日本人找到的，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和社会慈善团体的负责人。
陶锡三一旦落入日本人的视野，就在劫难逃了。尽管他一再声明，“红卍字会”的宗旨是不问政治，但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只有唯唯听命。他出任了“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他是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又与日本人有各种联系，或许，他也出于一种想法，总得有人出面为中国人做这种维护秩序的事吧。但是他一旦担任了这职务，也就不自觉成为了日军统治的工具。”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这样分析。
“自治委员会”其他主要成员包括：
“副会长”孙叔荣，一个曾在日本警备学堂留学，回国后当日语翻译，后因涉嫌担任日本间谍被国民政府通缉的人；
“警察厅长”王春生，曾留学日本警察专科学校，回国后在南京当过警官，后被解职；
“顾问”王承典，南京城一个从事拍卖业的商人，与南京下层社会混得厮熟，战争中又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办公室经理；
“顾问”詹荣光，曾在南京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卖仁丹，也帮助过西方基督教会在南京布道，粗通日语，日军进城后，成为日军的翻译；
程朗波，南京商人，曾在南京商会任职；
赵威叔、赵公瑾、王仲调：留日的中国留学生；
许传音、罗逸民、程调元：都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罗、程二位，因为不愿参加伪政权，乘乱逃出了南京，而许传音，作为南京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兼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住房委员会主任。《南京沦陷八年史》一书的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曾判断说，许传音恐怕是出于更好地救助难民的目的，不得不同意加入“自治委员会”。
在当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曾感叹：“我们解嘲说，与国际委员会一起工作的，有美国传教士、中国基督教徒、德国纳粹商人、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卍字会和黑社会的三教九流”。而这个“自治委员会”的组成，就更“三教九流”了。
“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
1937年12月23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1938年元旦的下午，他们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楼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日军强令各难民所都要派代表参加，还要带上日本旗和伪政权当时用的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简章》规定了这样几条宗旨：“(1)解除人民困难；(2)回复地方秩序；(3)劝导工商复业；(4)恢复地方交通。”日本人把原来存放在南京市政府的米、面粉、食盐等拨给他们，后来又强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救济物资转交给自治委员会。
这个时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自治委员会的关系，相当微妙。应该说，自治委员会同国际委员会是对立的。但是，从国际委员会的角度而言，它很少考虑自治委员会的政治色彩，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拯救难民的合作组织。用张连红的话说，“自治委员会与国际委员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种密切程度是超过自治委员会与日本人的关系的。自治委员会的好多人就是国际委员会的人。在粮食运输，救助难民，埋葬尸体等等事物上，都有合作关系。”
说到埋葬尸体，当时有红卍字会、崇善堂等慈善组织的掩埋队，自治委员会除了资助这些掩埋队，自己也组织了一个16人的掩埋队，4个月中，共掩埋尸体9116具。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日军曾要求把江边的尸体推到江里了事，后来他们又重新掩埋。据战后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提供的数字，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 15万5千具——这个数字，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的最初统计数字。
1938年1月5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发布布告，将南京城区划为四个行政区，不久又增加下关区，这是建立从市到区再到保、甲的伪行政系统的开始。
“自治委员会”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动员难民回家。但亲历过大屠杀的难民们怎么肯回家？日本当局又是威吓，又是利诱，一方面开始严格军纪管束自己的士兵，一方面又说，先回家的难民，每天每人可以发米半升。
这时候的安全区里，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摊贩市场。当时留在南京的美籍教授，安全区的负责人之一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如果安全区之外的地方已经冷落成‘无人区’的话，那么安全区内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热闹的‘大市场’——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买卖。”然而，摊贩们卖的东西，大都是从商店里抢来，或是从无主的住宅中盗来的。魏特琳写道：“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 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这真是战争之下人性的一种畸形映照。现在，自治委员会强制解散了这个市场。
为了把难民驱赶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头目们带领警察与打手，烧毁难民居住的棚屋，捣毁炉灶，切断难民的粮、煤供应，在这种情况下，2月1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改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安全区，也终于关闭了。2月23日，拉贝离开南京。
当年藏身安全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在他的回忆录《陷都血泪录》中，回忆到自治委员会派来小青年到难民营，用发一袋“军米”作奖励，动员难民们搬出难民营的情形。
难民们都不相信：“米在哪儿呀？你先出去领来给我们看！”
这些小青年，当下就涨红了脸，嗫嗫嚅嚅地说：“是他们叫我们这样说的嘛，究竟有没有米发，连我们也不知道呀！”难民们哄堂大笑。
给日本人做事，并不容易。一次，日军特务机关要求伪警察厅长王春生选送500名中国妇女做慰安妇，王春生没能如期完成。日军特务机关长当场打了王春生两个耳光，不久，他的警察厅长也被日本人免了。
说到给日本人送慰安妇，自治委员会中出力最大的是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过办公室经理的王承典。王与南京的下层社会十分熟悉，于是找到一个对办妓院很在行的黑社会中人，名叫乔鸿年，陪同日军特务在各难民所到处搜索中国妇女。从1937年12月 18日到20日，他们就强征了300名妇女。史迈士曾亲眼看到“我们办公室经理的代表”(指乔鸿年)到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眨眼功夫就叫出 28个妓女！”——这就是史迈士叹道国际委员会中有“黑社会的三教九流”的由来。
张传红指出，在大屠杀期间，自治委员会中有一些人，是卖身求荣的，他们帮日本人在南京设慰安所。不过，做这种事的都是一些小人，不是自治委员会会长级的人物。
在当年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档案中，有一份署名罗森写下的报告，透露出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孙叔荣在会见他时，悄悄倒的苦水。这位副会长说道：我上过日本的学校。有好多年我是中国家庭里的日语教师，就是说，我也不是一个富人。我的房子于太平路附近。我将近70岁的大哥是被大火吓死的，我的侄子是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人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痛苦……。
郭岐还记载了大家口口相传的两个自治委员会的人的对话。其中一个人问另一个：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东一下西一下的，是否真的当了汉奸呢？
另一人答道：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他妈的！哪个王八蛋再当汉奸！
欠下的债，历史总是要你还的
除了驱赶难民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登记户口，甄别清查散落的中国军人，而且实行“五户联保”， 也就是说，凡是住在南京城里的难民，如果有一家查出一名有问题人员，那么这五家都要连坐，大难临头。这也是郭岐他们最咬牙切齿的事。
郭岐在领取“良民证”时，曾几次遇险。一次一个汉奸突然问他：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若是脱口说出自己的番号，就完了。还有一次在街上，一个日本人操着极流利的中国话与他搭讪，但郭岐凭直觉感到这人是日本人，没有搭话，后来他看见这人上了日本人的车。
自治委员会当时对于非南京籍的难民，在甄别完身份后，会发放证件，让其出城。郭岐就是这样化装成商人最终通过南京城门投向自由天地的，他甚至还设法带出了四支手枪。后来，他又找到了部队，重新投入到抗日的战斗序列中。
然而留在南京的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却觉得日子简直过不下去了——他的家竟然让日本人抢了。1938年1月24日的时候，他曾经以“年高体弱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但日本人未准。1月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军洗劫一空，连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经书都不能幸免。陶家的人后来在地上拾到日军遗留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据此陶锡三要求日本特务机关查询此事，但拖了多日后，日本人说“不知，无从查询”。
是不是日本人因对陶锡三提出辞职不满，借机打击报复？张连红认为，倒不一定。他判断，是当时日本军方对自己的士兵已经控制不住，“这才恐怖，连协助日军维持秩序的自治委员会会长的家都要抢，说明多么混乱，屠杀抢劫有多么严重。”
陶锡三于2月10日再次提出辞职。他的辞职书写得很酸楚：我已于元月25日向委员会提出了我的辞职申请……我已两个月没有尽义务了，也没有关心委员会的工作……“锡三笃信神权，办理道院、红卍字会，历十有六年，向守令章，不闻政治。此次为维持治安，追随日人之后，本已推举正副会长有人，乃在领事府集会时，忽被前机关长佐方先生临时变更，推重锡三，田中领事等从而赞助。虽声明卍会职员不能参与政治，固辞不获，勉暂担任，以让贤能，曾经当众声明。孰知冥冥之中，已受谴责，午夜焦思，百感交集。……”
日本人后来让副会长孙叔荣继任了会长。但是，孙叔荣的会长做得很短。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起一个新的伪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自治委员会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抛弃了。
而“维新政府”也不过存在了两年，到1940年3月30日，它又被日本扶植起来的汪伪政府所取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中国都在清算汉奸。1947年3月25日，在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军事法庭上，郭岐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到现场，一个小时的证言宣读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几乎人人热泪盈眶。三天后，谷寿夫被执行枪决。
而在大约一年前，1946年的4月，陶锡三被法庭判处了两年徒刑。“以他当过自治委员会会长一职，可以说是汉奸头子，这个判决是轻的。”张连红说。“陶在汪伪时期还出任过日本人办的‘大民会’的副会长和汪伪的‘立法委员’。但实际上都是空衔，他没做什么事。我们从历史资料上也查不到他利用职权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记录。”
陶锡三于1948年4月刑满出狱，两个月后，在南京病逝，终年73岁。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他可能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为他的选择付出他的代价。
四、伪军：摇摆中枪杆子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本刊记者 刘永峰
1938年7月6日，天气溽暑，要在平时，正是放暑假的日子。可北京通县的一所校园内，却人头攒动，场面熙攘而略显混乱。少数掌事的人正紧张忙碌着，而大部分人的脸上则是陌生奇怪的表情。稍许奇怪的还有，当抗战开始，多数学校都已纷纷南迁的时候，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一会儿就要在这里举行。
这所学校就是刚刚成立的华北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齐燮元原是北洋军阀头目，他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与日本军方往来密切，后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负责军队、警察事务。1938年4月19日，为组建华北治安军，临时政府发布“会字第一百七十五号令”，开始着手筹备军校，并让齐燮元兼任校长一职。齐闻令后，“于即日就职”，并在“友军”相助下，迅速筹办一切。于是，不足半月，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就已“在通县校址组织成立，开始办公”。
又仅仅十日后，经过投考、笔试、口试一系列程序，被“录取”的百余名学员便稀稀拉拉地出现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由于学员人数太少，伪临时政府治安部不得不于6月底7月初，“续招新生二百八十名，并规定于北京、天津两处设招生办事处”，开始了第二次招考。
于是，当7月6日，齐燮元对着台下表情各异的近三百名学员说，祝贺各位被陆军军官学录取的时候，我们不清楚主席台上的齐燮元及台下的众多青年，心情是否会因这个仪式而感到欣慰。我们只是知道，这已经是该校短短两个月来的第二次新生开学典礼了。
“建军”
起初，日本欲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在中国战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以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好集中精力应付他未来在亚洲大陆扩张的预设对手——苏联。因而，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军事上势头正盛又颇为自信的日本军队，于其占领区内只是临时拼凑起伪治安维持会，处理地方政务。对伪军反而并不重视，没有大规模收编投降的武装团体，更没有在关内建立一支正规伪军的打算。
甚至直到1937年年底，在颁布的《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依然这样规定：“中国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对一般的土匪，怀柔使其归顺后，“使其另谋生路”。
据资料统计，当时华北负责治安、警备的伪军计有原国民党政府北平宪兵队一千余人，冀东伪政权保安队所组成的警防队三个团约四千人，其他零星还有各地县警备队、连庄会、民团、保甲等武力，况且还都属于自卫性质的武装，力量可想而知是相当薄弱的。另外，这些武力名义上虽为齐燮元统领，但实际由日军控制和指挥。
对此，齐燮元亦感到不满。像大多数投敌的政客一样，齐燮元归顺日本也有着强烈的个人野心。自上台之后，他便积极培植私人势力，将其“心腹”、“密友”、“同乡”等关系密切人员安插在治安部要害位置。
不仅如此，齐燮元还想另外建立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于是，1938年，齐燮元向日本人抛出了一个“先设学、后建军”的方案。
此时，日本速战却无法速决，中国广大的土地使得日军像被吸进泥泽一样，在对华战事中越陷越深。兵力开始不敷分配；有限的军队只能控制各中心城市及重要交通线，而八路军乘机在其缺乏控制的农村展开活动，使得日军前后受困。人力补充不及和兵力不敷运用的难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日军。于是，日本改变了初期的策略，开始重视在伪政权下编组伪军的政策。
正因此，日本很快同意了齐燮元关于筹建军校的提议。1938年5月1日，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通县成立，后来，华北治安军的下层干部便差不多都出自这里。此后，为满足伪军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华北陆军宪兵学校、华北陆军军士教导团、华北陆军军官队及治安军各专业班队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也拉开了华北治安军组建的大幕。
政治的失意者
在华北陆军军官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众多新生并没有太多欣悦的心情来笑对台上的官员们，反倒齐燮元是得意的。因为待华北治安军的大旗一树，他便是该军总司令，而到时他的势力将覆盖整个华北沦陷区。这是他早年的夙愿，但在他的年轻时代，他也许不会想到早年抱负的达成，竟要由一个“汉奸”的身份来换取。
晚清秀才出身的齐燮元，自决意从军之初，便已表露了远大的志向。资料记载，“其人自视颇高，不愿居人下，久思独树一帜”。1930年，齐燮元在中原大战时跟随阎锡山，任江北招讨使。兵败后，他从此隐居在天津租界，颇有郁郁不得志的感慨。1937 年华北沦陷，齐燮元便想借助日本人的力量，“造成个人的势力，以遂其封建割据的野心”。
齐燮元的建军计划，显然是有意仿效黄埔的模式，功成之后，他以校长自任，大权在握，到时即便面对日本人也不用再屈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这一计划显然没有得到青年的热情响应。
虽然治安部规定，华北陆军军官学校“专招收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之学生”，但“汉奸”的名声往往令真正的学生望而却步，以至于前去投考的，“有些游手好闲的小流氓，也有些小公务员，也有青年的旧军人，其他杂牌伪军警防队的勤务兵都能报名投考”，成分极为复杂。即便这样，第一次招考，报名并笔试及格者也只有 177名，由于人数太少，口试时全部被录取。一个月后不得不又一次组织招考，第二次招考，合格者268名，而实际报到者远不及此数。在华北其他军校，从各地强征而来的学员入校后，“坚请退学”，或逃之夭夭的例子也屡见不鲜。齐燮元这一理想的“建军”模式，从一开始便举步维艰。
然而，军校征收学员的困难，却没有阻碍接下来伪军数量的激增。当日，像齐燮元一样在国民政府中因仕途失意，转而投伪的军队将领并不在少数。如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胡毓坤，西北军将领刘郁芬、郑大章、门致中，保定军校出身的叶蓬、任援道。这些将领在国民党政府中往往是非主流的军人，“时常感受到被黄埔嫡系歧视或压迫，或与其他国军冲突及私人恩怨，或不受重用，因而投伪”。而即使是中央军嫡系顾祝同部的高级军官潘干丞，也因内部人事嫌隙而投伪。
中央军内部派系的倾轧，并没有因为全民族抗战的背景而有所缓和，蒋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旁系势力反而是常有的事情。例如，台儿庄战役中被严重削弱的孙连仲军队，大捷后便失掉了42军的番号，而一直不肯出战的汤恩伯却风光无比。这样的待遇总会让许多非嫡系的军人感到寒心。
后来任伪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孙良诚便是因此而投日的。孙本是西北军的一员悍将，所率部在西北军中素有铁军之称。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孙亦失势。抗战时，孙良诚奉命接受汤恩伯指挥。1941年汤恩伯将孙调为第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实欲借机吞并孙部。孙良诚拒绝后，汤恩伯则在对其军费补助上有意为难，常常供应不给，孙“处此境地便觉已是日暮穷途”。1942年，汤又免除孙良诚鲁西北行政公署主任职务。孙良诚不满中央军嫡系的刁难，屡被日军攻击后，“顺时就势，佯装战败被俘”。
投伪军官中，因个人野心，卖国求荣的，“汉奸”的名声自然不冤；有些固然是受到多方逼迫后委身于伪政权的，但又何尝不是出于自存自保的私心呢？他们清楚惟有军队才是自己的身家，一旦在抗战中拼完，自己也就一文不名。而投伪后，不仅可以保住队伍，还可以从日本得到精良的武器装备，丰厚的粮饷，反倒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孙良诚的幕僚王清瀚就曾私下表示：“当汉奸是为了扩充实力，积累政治资本，只要目的已达，即相机反正。”
基层力量
除中央军投敌的之外，地方武装力量也是伪军的重要来源。
沦陷区内，基层乡保长武力经常是连名称都未更改，便和平地转变到伪政权属下。日军为了便于统治，常利用中国既有的地方势力，对保甲长采取怀柔与强硬控制并行的政策。乡保长降日的原因除了个人利益外，也很难排除保卫家园的苦衷，“许多保甲长为了幻想保全地方，不受糜烂，是会向敌人敷衍的”。在那个混乱的年月里，这些基层的武装头目往往有着极为复杂的心态。《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一书中写到： “保甲长即使背负着汉奸的耻辱，也有对日军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也由于他们害怕国军不能容纳，又怕抗战会失败，始终存在着观望的心理。”
另外，一些民间武力及帮会、秘密宗教武力等也往往是日军争取的力量。这些民间武装领导人通常是当地有声望的士绅，他们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建立伪政权和伪武装。例如曾任军职的郭绍绪，在日军占领豫西伊川县的家乡后，“为使乡亲免遭更大的祸害，他出任为团长。”
至于各地的帮会、秘密结社，态度上则极为复杂，“有亲日的，亦有被赤化者”。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军事压力下，某些帮会也被纳入治安肃正和治安强化的道路，成为伪军。如豫北滑、淇、封等县伪军多由会门操纵，许多会门被日军收编，如天门会、一贯道、圣贤道、天仙妙道等。山西西南部绛县一带很是普及的红枪会，约有武装二万人。日军到来后，便以红枪会会长出任绛县伪县长，红枪会成员随之成为该地领导阶级。而苏南地区盛行的青帮、红帮、刀会等封建帮会，也是日本与国、共两党不断争夺的势力。
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伪军人数也从1938年的78000人急剧上升到了145000 人，而日本投降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200余万，远远超过了在华日军的人数。他们有为生计所迫投敌的，有为了保全身家生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而投伪的。1941年，豫皖苏边区有超过二万人的伪军，领导者有地方豪绅、退伍军人、甚至部分土匪、流氓、地痞。其内部成员及装备都不一致，各有系统。有单纯为自存自保的，多数人则各怀鬼胎，故有利害冲突时，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锐。
左右摇摆
1942年，孙良诚投伪之时，曾以三件事要求日方允诺，即“不打重庆队伍”、“不要日籍顾问”、“不直接受命于日军”。孙良诚在投伪之后，也依然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3年5月，孙良诚通过张雪山向蒋介石转告，自己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时，将继续与吴化文、张岚峰“团结一致，以待时机”。
如果说孙良诚部因为实力较强，在国、共、日三方夹缝中还有些自主空间的话，那么更多战斗力差的伪军队伍，在政治立场上左右摇摆的特色则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地方武装，日伪军来时，他们打起伪军旗号守住据点，日伪离开，他们又主动恢复国军旗号。 1944年，豫西土匪首领李万如到豫西发展时，就公开宣布他是两面吃：“如果国民党不再回来，日军长期占领，他带有汪主席给他的新中国33军军长的印信。要是国民党回再回来，他还带有蒋委员长给他的豫西国民党军22纵司令印信。不管谁来都能存在。”
在国、共、日伪激烈斗争的地区，如苏南茅山、丹北等地的伪地方武力与伪基层政权为了自保，也常随着该地区各个强权间的实力变化。1940年当中共不再将这些人视为汉奸之后，“他们也暗中向中共诉苦，答应掩护中共人员，并为中共征收救国公粮。但若环境不利于中共，他们就疏远中共，倾向伪方。”(《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
像孙良诚一样，多数伪军都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国民党为发展沦陷区势力，也常暗通收编伪军。1940年之前，直接策划伪军反正是其主要目标。但此做法容易引起日军攻击，被反正的伪军有覆灭之虞，这样，国民党不仅难以在沦陷区发展实力，还要负担大量反正伪军的经费开销，风险及负担都很大。
后来国民党将政策调整为“以敌养伪，以为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资源供养他们。1942年，蒋介石在给安徽李仙洲部的密令中，便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和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划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共产党在和平收编伪军上则困难重重，为了迫使实力较弱的伪军屈服，共产党在抗战早期往往采用直接攻打或威吓的方式，结果并不理想。百团大战后，日军与伪军合作，加强扫荡，使共产党军队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这时，共产党汲取之前僵化政策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伪军的家眷、身世、其兴趣爱好、朋友关系等，通过其家属、亲戚、朋友，间接鼓动他们抗日，或寄送信函暗中争取，使其就地潜伏于日军处。积极向伪军内部渗透，“以敌养伪，以为我用”的策略同样被共产党所采用。共产党利用地下党组织积极吸收伪军军官入党，与伪军建立联系，但并不要求他们立刻反正，“争取长期埋伏，求得将来的有利时机”。
1945年5月，中共方面就曾派人到孙良诚处，劝说孙及其部下赵云祥、王清瀚投共。孙良诚苦笑说： “我当了汉奸，脸上已经抹了一道黑，现在又叫我投八路，给我脸上再抹一道红，我孙良诚岂不成了一个花脸。”此事暂时作罢，但孙却没有堵死与中共联系的管道，让中共人士留在了王清瀚部。
结局
抗战临近结束，国、共在对伪军的争取上展开激烈的争夺。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绝大数伪军选择了投靠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对伪军一视同仁，因此国民党对于实力较强的伪军予以收编，而对武装或战斗力差的部队则采取了淘汰裁编的策略。
在政治与人际的考量下，那些缴出兵权，或是实力差的，或是因人事纠葛的因素，被法院或地区最高指挥官以汉奸的罪名判处死刑及各种徒刑的，也比比皆是。
1945年，已失掉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位子的齐燮元，日本投降后随即被捕。在审判庭上，与中央军嫡系没有太多联系的他，只能强辩说，汪精卫、蒋介石才是汉奸，他们都听外国人的，而“我齐燮元不是汉奸，我只听我自己的”。然而这套理论并没有阻止他作为汉奸被处死在南京雨花台。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原防地驻守，“等待接受整编”。按照部署，孙重归汤恩伯指挥，孙良诚再见到汤时，却被汤以“胜利者的姿态”，很是“嘲弄了一番”。
原本杂牌军投伪的部队被国民党整编过来后，与中央军嫡系的矛盾再一次被树立起来，这为后来他们又大批反蒋投共埋下了伏笔。有台湾学者甚至认为大量被裁伪军后来投共，是造成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此说虽有些牵强，但那些曾经的“伪军”，确实又在一点点影响着国民党的前景。
附：“伪军”概念及组成
“伪军”是个群体的代名词，他们是指1930年代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曾经接受日军或伪政权赋与番号的中国武装团体。典型有黄淮平原的孙殿英、张岚峰、孙良诚与庞炳勋，山东地区的吴化文、张步云，以及兼有国军与伪军番号的赵保原，内蒙地区的李守信集团，江苏地区的郝鹏举、李长江集团与任援道等。
伪军的组成，除了各个政权的正规军，也包括特工、部分掌握军权的中央与地方文官、地方的保安队、自卫团、帮会、秘密宗教、土匪、甚至部分拥有武力的基层乡保长等等三教九流人物或团体均是。可以说伪军是个庞杂、分散，甚至有时互有渊源、互相勾结或斗争的群体。
伪军的形成与数量是依据日本在中国及世界局势发展的需求而有所转变。九一八事变迄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对伪军的措施是组建伪满洲国与内蒙两个“国家”的正规军及其他武力，以保护伪政权。冀东伪政权的伪军是非正规军的自卫武力，目的是保境安民与协助日军与伪政权维护治安。1938年华中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后，日军已有在中国长期作战的打算，故让任援道组建正规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中国抽调部分到外地作战，在华兵力不足，必须运用更多伪军，刚好许多国民党杂牌军及其他地方武力面临困境，加入伪军，造成伪军数量大幅膨胀。(资料来源：刘熙明著《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
毛泽东最后一仗 81岁指导西沙群岛保卫战
毛泽东最后一仗 81岁指导西沙群岛保卫战
张伟
毛主席81岁高龄亲自指导西沙群岛保卫战
毛泽东一生曾指导、指挥过许多战争。他所缔造和统帅的军队，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战胜了国内外
强大敌人，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人民武装。1974年，毛泽东已81岁高龄。此时尽管他身体欠佳，自嘲快要“见马克思”了，但其头脑却依然清醒、睿智，并顽强关注着国家、民族利益及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年，在毛泽东的决策、指导下，我军在西沙海域发起了一场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的海上自卫反击战。这一战，不仅是中国海军舰艇部队第一次对外作战，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决策的最后一仗。
一
1972年2月21日，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日子，但中南海内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一天，中南海内外被装饰一新，毛泽东书房里还破例摆满鲜花。尽管昨晚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但今天却起了一个大早。理发师不仅为他修整了头发，还仔细地为他刮了脸；护士小张则特意拿出那套灰色的“毛式”中山装，小心翼翼地帮他换好……一切准备完毕，毛泽东便坐在沙发上，托起一本书，静静地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一个敌对了20余年之久的大国的总统尼克松，跨越大洋如约来到毛泽东书房。毛泽东原计划只和他谈15分钟，但一谈就是1个多小时……
毛泽东为这次会晤而感奋！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历史的新纪元！由此便可大大牵制一下中国北方大军压境的苏联，为中国营造一个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中苏两国多次出现战争一触即发的严峻态势，但一切都已平安地成为过去。“深挖洞，广积粮”和“备战备荒”，尽管耗费了中国大量人、财、物力，但却制止了一场战争，中国并没丢掉一寸国土，这已算非常难得了！
随着中美关系的好转，毛泽东可以拿出更多精力去处理其他事物。然而，作为一个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此时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然是事关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重大问题。
当时，中央军委在呈送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在中国南海地区，一些周边国家正对我国所属岛屿虎视眈眈，有的国家还先后秘密派遣人员和船只登上岛礁，进行测量、勘探和伪造领属标志……
毛泽东慢慢地吸着烟。他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不必借助任何资料，便熟知中国南海的一切。但为更加形象和直观起见，他还是招呼秘书找张中国南海的区域图来。随后他从沙发上站起身，在书房里踱起步，喃喃自语道：“要拿出点办法出来……”
不一会儿，秘书走了进来：“主席，您要的地图拿来了！”
“哦，放到桌子上吧!”毛泽东示意道。
秘书放下地图退了出去。许久，毛泽东的思绪才得以平静。接着，他走到桌前，展开地图，仔细地看了起来……
从那时起，两年时间过去了，毛泽东不断接到中央军委送来的有关南海地区局势的报告。
二
1974年1月的一天。北京寒气逼人。上午10点钟，毛泽东尚未起床。昨晚他又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此时，一份报告被小心翼翼地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份报告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签送的。报告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侵犯我国主权的事件愈演愈烈……同时，针对南越军队的入侵行径，报告提出了应当采取的对策，即通过加强巡逻及其他相应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
毛泽东起床后，看过这份报告，陷入深深的回忆和思考中……
他对西沙群岛的情况太熟悉了！对近些年来南越军队在西沙一带的动向更是了如指掌。
中国南海诸岛，共有岛、礁、沙滩200多个，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处，由宣德、永乐两个岛群和其他岛礁组成，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中，宣德群岛由永兴、赵述和石岛、东岛、北岛及南岛组成，永兴岛面积最大(约1.85平方公里)，是西沙的主岛。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银、琛航和晋卿等岛屿组成。这里，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必经之地，也是通向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重要航道。这些岛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不仅盛产海参、海龟、燕窝、海藻及其他各种鱼类，是中国的优良渔港,而且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物资源，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沙群岛和其他三大岛屿一样，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开发和经营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我国造船技术就已达到一定水平；汉武帝时，便发现了西沙和南沙两大群岛，尔后便开始在这里开发经营。宋代时，我国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船舶能横跨大洋，从此开始了对这两个群岛的有效管辖。明代时，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大航海家郑和曾率数万人“七下西洋”，并在这两大群岛上竖旗立石，一一命名。现在西沙群岛的“永乐”、“宣德”，就是那时命名的。
郑和遍历西沙群岛，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几十年。至于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那更是以后的事了。因此，“西沙自古属中国”。我国劳动人民曾世世代代在那里捕捞、创业，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践踏中华文明，使中国一度呈现出“有海无防”状态，二战前西沙曾被日、法帝国主义侵占，但战后即已归还中国。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西沙的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庄严声明，一再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西沙和其他 3 个群岛均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和立场，不仅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接受，而且得到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承认。 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材，明确写道：“……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屿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书中地图清楚标明，西沙、南沙等岛屿都是属于中国领土。
然而，南越当局却无视这些历史事实。南越政权自“越南战争”爆发不久，即50年代后期起，便在美国支持和纵容下开始对我提出领土要求，并先后派军队侵入我国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在岛上竖起所谓“主权碑”。但在我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严厉警告和世界公正舆论的压力下，南越军队不得不一度从它非法占领的甘泉、琛航、金银三岛撤了出去(只在珊瑚岛上滞留了一个排的兵力)。同时，从1959年3月17日起，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海军舰艇部队开赴西沙海域，开始对西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1973年，“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此时美国急于从越战“泥沼”中脱身。但南越当局为了拖住美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断加紧在我南海海域屡屡制造事端。据统计，至这年8月底，南越军队已悍然侵占我南沙和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同年冬，南越军舰还接连在我西沙海域野蛮撞毁我国渔船，抓捕我国渔民，并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采取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方针。1974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对南越的侵略暴行提出严正警告，重申中国对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南越当局却置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且变本加厉，并于1月15日，先后派出海军驱逐舰“陈庆瑜” 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再次侵入我西沙永乐群岛海域，继续对我从事生产作业的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船进行疯狂挑衅，并向飘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17日上午，南越军队又悍然侵占了我西沙群岛的金银岛，下午进一步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了中国国旗！南越当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即企图以在西沙群岛事实上的军事存在，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以实现其非法的领土要求。
对此，中国政府作出何种反应，对于遏制南越当局及我国周边国家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想到这些，毛泽东拿起笔，在周恩来、叶剑英呈送的报告上郑重批下两个字：“同意！”并自语道：“看来，不打一仗，不足于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恩来、剑英的意见很对！……”
毛泽东决策作出后，周恩来等军委领导立即开始制定作战方案，调动和部署兵力，一场捍卫祖国尊严和神圣领土主权的正义之战，悄然拉开帷幕……
三
面对南越军队挑衅行动的步步升级，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1月17日当天，正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南海舰队的舰艇部队，便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协同海南军区派出的武装民兵一道，进驻到西沙群岛的晋卿、琛航和广金三岛。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开始紧张忙碌起来：首先他亲自打电话给作战部，详细询问了西沙群岛情况和有无构筑工事的条件；随后又亲笔修改作战部代军委起草的、批复广州军区关于调动使用兵力的方案。
当日20时，在毛泽东委托、支持下，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西沙群岛问题会议，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作了充分估计。深夜，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5人小组，讨论和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稍后，他便与王洪文一起联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再次表示同意。
此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广州军区也迅速作出相应决定，即：在一方面“派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扫雷舰队 10大队396、389号舰和榆林基地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并派4个武装民兵排分别进驻晋卿、琛航、广金三岛”的同时，另一方面“再派猎潜艇第74大队281、282号艇驶抵西沙永兴岛附近执行支援任务；同时命令我南海舰队航空兵22团派两架飞机，在永乐群岛上空侦察巡逻，并命令军区空军再派一部分兵力进行增援。”就这样，一场捍卫祖国尊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正义之战，悄然地拉开帷幕……
为了打好这一仗，周恩来向有关各方及时传达了经毛泽东同意的政治局会议决定。19日凌晨，周恩来告诉叶剑英召集军事5人小组 (后又增加苏振华)，研究商讨西沙群岛具体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事项。随后，他又电话告诉总参谋部：“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可能打起来，因此经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等六人组成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处理西沙作战问题，由叶剑英、邓小平同志负总责。”
当日上午，叶、邓等领导小组成员即来到作战部，直接部署和指挥打击南越入侵军舰的军事行动……
这场中国海军舰艇部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同异国海军的战斗，在1974年1月19日这一天爆发了！
四
这天一清早，南越海军同以往蓄谋已久的安排一样，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和警告，派出3艘驱逐舰和 1艘护航舰，再次驶入我西沙永乐岛海域。其中，“李常杰”号驱逐舰和“怒涛”号护航舰，从广金岛以北海面向我海军舰艇部队接近；“陈庆瑜”号、“陈平重” 号两艘驱逐舰，则从羚羊礁以南的外海向我琛航、广金两岛靠近。接着他们便蛮横地对我国在此海域从事正常作业的渔民进行武装威胁，并按前几次的挑衅方式，首先向我渔船、渔民和民兵开枪开炮，再次造成我人员伤亡。
针对南越海军新的挑衅，我海军南海舰队迅速命令396、389号两艘扫雷舰进至广金岛西北海面，拦截 “李常杰”号和“怒涛”号舰；命令271、274、281和389号4艘猎潜舰进至广金岛东南海面，监视“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两舰。霎时间，西沙海域风云际会，战斗一触即发！
此时，整个战场的形势明显是敌强我弱。从装备上看，南越海军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最大的1770 吨，最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达6000多吨，同时舰上还装有127毫米以下口径的火炮50门。而我舰艇编队的4艘舰艇，最大的才570吨，比对方最小的还少80吨，小的却只有300吨，总吨位加起来仅1760吨，还不如对方最大一艘舰船的吨位大，且我方4艘舰艇仅装备有85毫米口径火炮16门，其中大部分还是双管小口径火炮。而“舰坚炮大”的南越海军，此刻正处于有利的外线阵位，我方则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因此，南越军舰并没把我军舰艇放在眼里。尽管我方几次发出严厉警告，但他们仍然不肯退却；相反，仿佛是要考验试探中国海军官兵的胆量一般，由“李常杰”号首先开足马力，大摇大摆地昂着炮首，径直向中国海军编队冲来……
面对吨位4倍于己的对手，我南海舰队396、389号扫雷舰毫不畏惧，并勇敢地迎上前去，同时再次发出严正警告，令其马上离开中国海域。
然而，“李常杰”号依仗其钢板厚实，非但不转变航向，相反却用舰首径直朝我方舰队冲撞而来，致使我 396号舰指挥台柱、左舷栏杆以及扫雷器等均遭严重损坏。接着，它又狂妄地从我军两舰中间横穿而过，驶向琛航、广金两岛附近，并放下4只橡皮艇，在我海军官兵众目睽睽之下，护送40余名南越军人抢滩登陆。其中，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还首先向我守岛民兵开枪射击，制造了蓄谋已久的新的流血事件。我守岛民兵马上奋起自卫还击，当场即毙敌1人，伤敌3人。入侵者遭到当头棒喝，不得不被迫撤退，狼狈地逃回舰上。
直接登岛受挫后，南越海军改变了战术，试图在海战中讨回便宜。这天10时22分，4艘南越军舰在占据有利外线阵位后，突然一齐向我海军编队4艘舰艇发起猛烈炮击，致使我海军舰艇在其密集的炮火下接连中弹，再次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敌我双方装备情况和战场态势，我编队指挥果断命令采用近战手段与敌厮杀。接到命令，我两个舰艇编队开始高速向目标接近：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分别攻击“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396、389号则分别攻击“李常杰”号和“怒涛”号两舰。
面对这种架势，南越海军立即远遁，并试图与我拉开距离，以发挥其远程火炮的威力。但我海军舰艇紧紧咬住南越军舰不放，开足马力，穷追不舍，不一会儿我海军舰艇便与南越舰艇“船舷相接”了。接着，只见我射速极快的小口径火炮，“嗒嗒嗒”地一齐吼叫起来……
经过13分钟激战，南越海军的阵脚被完全打乱了。“陈庆瑜”号作为南越海军指挥舰，虽几次试图以炮火优势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但我271、274号艇却认准目标不放松，利用敌舰火力死角，集中攻击其主炮，很快便击中了其加强台和指挥通信设施，造成该舰通信中断，指挥失灵，舰上军旗也被打落海中，并被迫拖着滚滚浓烟仓皇远逃。
交战中，尽管总体来说我方还谈不上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战略战术原则，在这里却得到了灵活的运用和发挥。
就在271、274号艇集中火力进攻敌指挥舰“陈庆瑜”号的同时，我396、389号舰也正贴近“李常杰”号进行集中近射，只见敌舰舰面上频频爆炸，甲板上多处起火……就在这时，南越海军“怒涛”号却趁机向389、396号舰偷袭而来。紧急时刻，我两艘扫雷舰立即调转炮口，对准其要害部位一阵急射，一连串的炮弹落到敌人的舱面上、弹药舱，顷刻间“怒涛”号爆炸起火。
为不使受到重创的“怒涛”号逃逸，我389舰继续穷迫猛打，并向“怒涛”号逼驶而去。当389号舰在离“怒涛”号仅十余米距离时，只见战士们冲出舰舱，端起机枪和冲锋枪对准敌舰各战位一阵狂扫，同时投上去一连串的手榴弹…… 南越军舰从未见到过这种海战阵势，一时慌了手脚。但慌乱还击中，敌人的一发炮弹却落在我389号舰两部主机之间，顿时389号舰舱爆炸起火。舰上官兵一面坚持战斗，一面组织人力奋力灭火。火势最终扑灭了，但我6名战士却牺牲于烈火中，其余不少人也被严重烧伤。
389号舰遭到重伤，舰体开始倾斜，航速也明显慢下来。这时，一直在外围观望的南越“李常杰”号自以为时机已到，于是掉转船头直向我389号舰奔袭而来。此时，舰上的炮弹已经打光，舰长肖德万见状，当即命令装好仅有的深水炸弹，等敌舰靠近再予以沉重回击。恰在这时，我396号舰赶来支援。“李常杰”号见势不妙，怕遭我两舰夹击，于是急忙掉头，逃往外海。
眼见“李常杰”号仓皇逃跑，“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也无心再战，于是分别朝西北、东南方向落荒而去。但 “怒涛”号因伤势严重，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时，只见我281号艇从有利位置处全速向“怒涛”号接近，并仍以“贴身”战术靠近敌舰，接着用10条炮管一齐向“怒涛”号猛轰，致使该舰再次中弹起火，并于14时52分爆炸，沉没在羚羊礁以南海域。至此，西沙海战首战获胜！
五
一直坐镇作战部指挥的叶剑英，听到前线传来海战胜利和“怒涛”号被击沉的消息，兴奋不已，连声说： “打得好！打得好！”邓小平也捻熄手中香烟，平静地说：“我们该吃饭了吧。”接着，叶剑英迅速指示作战部马上将战况整理成简报，由他亲自签名向毛泽东报告，随后才谈笑风生地与邓小平等一起走出作战指挥部，向餐厅走去。
经报毛泽东同意，叶、邓决定扩大战果，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从此，中国海军大步走向南海，为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步伐。
“1·19”海战的胜利，是在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完全依靠我军官兵的牺牲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而取得的。因此，海战结束后南越当局极力掩饰他们的失败，并在“怒涛”号击沉当天制造了一系列骇人“新闻”，称中国海军在海战中派出了实力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并在交战中使用了“冥河式导弹”，妄图以此蒙骗世界舆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
为了狠狠教训南越侵略者，收回被其占领的我国西沙诸岛，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报毛泽东同意，叶剑英、邓小平等研究决定：继续扩大战果，立即发起登陆作战，从南越手中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19日下午，我广州军区便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这次登陆作战作出如下部署，即：由榆林要塞派出守备10团3个连队、1个两栖侦察队和部分加强分队与民兵，共计500余人，分乘海军舰艇和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出发，首先集中兵力攻打位于珊瑚、金银两岛之间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然后再向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发起进攻；最后攻取金银岛。与此同时，组织和部署海上力量随时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海军舰只。
这次登陆作战，于19日当天即部署完毕。20日上午9时35分，我登陆作战部队和民兵等，便按既定计划发起了收复三岛的登陆战！
此时，失去海军支援的南越军队，实际上已经根本无力抵抗，早已成了瓮中之鳖。因此，仅仅经过10余分钟的战斗，甘泉岛上的敌人便纷纷缴械投降了。
随后，我登陆部队和民兵开始兵分三路包抄珊瑚岛。不成想，珊瑚岛上的敌人也仅仅在我军发起冲击前抵抗了一下，待我登陆部队一占领滩头阵地，守岛敌人便即刻放弃抵抗，四处逃窜、藏身。有的躲进草丛和树林，瑟瑟发抖；有的脱掉裤子，然后用刺刀挑起白裤衩从碉堡里走出来，举手投降……而这时，占据我金银岛的南越军队也因畏惧被歼，早已随舰逃跑。因此，我军登陆作战旗开得胜，前前后后仅仅用了4个小时时间(实际战斗加起来不超过20分钟)，我军便顺利收复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并将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了三岛的最高处。
在这次中国军民誓死保卫西沙群岛的壮烈海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共取得击沉南越海军护航舰1 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其“怒涛”号舰长及以下官兵100余人的战绩。同时，在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登陆作战中，中国军队和民兵还生俘南越军队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并使美国驻南越岘港领事馆联络官科什，成了中国军民的阶下囚。
当然，为保卫西沙群岛，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英勇牺牲，另有67名参战人员受伤；同时，我389号舰也遭敌军重创。
六
西沙海战胜利后，南越当局为捞回面子，一度频繁调动飞机和军舰，准备报复。他们除了派出2艘驱逐舰开往岘港集结外，还派出6艘军舰从岘港出发向西沙群岛方向机动，同时命令这一地区的海、空军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再次向中国发出战争叫器。对此，中国政府授权中国外交部于1月20日当天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同时，中央军委命令我驻守在南海海疆的陆、海、空三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鉴于中国三军已完全进入临战状态，南越当局自感再打只能败得更惨，于是不得不于1月21日作出了“应避免下一步同中国作战”的决定，偃旗息鼓，缩回头去。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并试图通过南越驻联合国观察员阮友志，向联合国提交议案，要求安理会讨论介入西沙群岛问题。为此，我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提出强烈抗议，再次声明：西沙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神圣领土，属于“中国内政”，无需联合国讨论。最终，因中国及其他理事国的强烈反对，南越的无理要求遭到否决。
1974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将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范文鸿等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
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各国高度评价和支持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从事的正义之战，强烈谴责南越当局侵犯中国西沙群岛的强盗行径。就连美国政府也在此前后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并断然拒绝了南越当局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中国国民党当局同样强烈谴责了南越当局侵犯中国岛屿的非法行为，并在不久(1974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东海舰队抽调3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支援南海舰队”，毛泽东要求“直接通过台湾海峡”(以往20余年，中国舰队从东海到南海，需绕道走琉球群岛，入太平洋，过巴士海峡)之际，蒋介石亲自下令，破例向我海军舰队亮起“请通过”的信号。
西沙群岛保卫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全民族凝聚力。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决策、指挥的这场西沙保卫战，不仅得到世界各国的赞誉，也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它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南越当局的嚣张气焰，有效捍卫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解放军由此也积累了一定的海上作战经验，并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成功范例。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海战使共和国的领袖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南海，并逐步改变了过去“海军最重要的舰艇，几乎都部署在从未作战过的渤海舰队，而最为广阔的南海却仅靠一些轻型舰艇，甚至武装渔轮来守卫”的状况，从此不仅中国海军树立起了远离大陆作战制胜的信心，而且我国高级决策层也开始逐步调整海军部署，充实和加强我南海海域的保卫力量。从此意义上讲，西沙海战的胜利，为中国军队走向南海、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张伟
毛主席81岁高龄亲自指导西沙群岛保卫战
毛泽东一生曾指导、指挥过许多战争。他所缔造和统帅的军队，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战胜了国内外
强大敌人，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人民武装。1974年，毛泽东已81岁高龄。此时尽管他身体欠佳，自嘲快要“见马克思”了，但其头脑却依然清醒、睿智，并顽强关注着国家、民族利益及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年，在毛泽东的决策、指导下，我军在西沙海域发起了一场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的海上自卫反击战。这一战，不仅是中国海军舰艇部队第一次对外作战，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决策的最后一仗。
一
1972年2月21日，正是北京最寒冷的日子，但中南海内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一天，中南海内外被装饰一新，毛泽东书房里还破例摆满鲜花。尽管昨晚他一直工作到深夜，但今天却起了一个大早。理发师不仅为他修整了头发，还仔细地为他刮了脸；护士小张则特意拿出那套灰色的“毛式”中山装，小心翼翼地帮他换好……一切准备完毕，毛泽东便坐在沙发上，托起一本书，静静地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一个敌对了20余年之久的大国的总统尼克松，跨越大洋如约来到毛泽东书房。毛泽东原计划只和他谈15分钟，但一谈就是1个多小时……
毛泽东为这次会晤而感奋！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中美关系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两国关系将进入一个历史的新纪元！由此便可大大牵制一下中国北方大军压境的苏联，为中国营造一个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中苏两国多次出现战争一触即发的严峻态势，但一切都已平安地成为过去。“深挖洞，广积粮”和“备战备荒”，尽管耗费了中国大量人、财、物力，但却制止了一场战争，中国并没丢掉一寸国土，这已算非常难得了！
随着中美关系的好转，毛泽东可以拿出更多精力去处理其他事物。然而，作为一个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此时毛泽东考虑最多的，仍然是事关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的重大问题。
当时，中央军委在呈送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在中国南海地区，一些周边国家正对我国所属岛屿虎视眈眈，有的国家还先后秘密派遣人员和船只登上岛礁，进行测量、勘探和伪造领属标志……
毛泽东慢慢地吸着烟。他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不必借助任何资料，便熟知中国南海的一切。但为更加形象和直观起见，他还是招呼秘书找张中国南海的区域图来。随后他从沙发上站起身，在书房里踱起步，喃喃自语道：“要拿出点办法出来……”
不一会儿，秘书走了进来：“主席，您要的地图拿来了！”
“哦，放到桌子上吧!”毛泽东示意道。
秘书放下地图退了出去。许久，毛泽东的思绪才得以平静。接着，他走到桌前，展开地图，仔细地看了起来……
从那时起，两年时间过去了，毛泽东不断接到中央军委送来的有关南海地区局势的报告。
二
1974年1月的一天。北京寒气逼人。上午10点钟，毛泽东尚未起床。昨晚他又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此时，一份报告被小心翼翼地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份报告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签送的。报告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侵犯我国主权的事件愈演愈烈……同时，针对南越军队的入侵行径，报告提出了应当采取的对策，即通过加强巡逻及其他相应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
毛泽东起床后，看过这份报告，陷入深深的回忆和思考中……
他对西沙群岛的情况太熟悉了！对近些年来南越军队在西沙一带的动向更是了如指掌。
中国南海诸岛，共有岛、礁、沙滩200多个，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处，由宣德、永乐两个岛群和其他岛礁组成，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中，宣德群岛由永兴、赵述和石岛、东岛、北岛及南岛组成，永兴岛面积最大(约1.85平方公里)，是西沙的主岛。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银、琛航和晋卿等岛屿组成。这里，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必经之地，也是通向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重要航道。这些岛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不仅盛产海参、海龟、燕窝、海藻及其他各种鱼类，是中国的优良渔港,而且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物资源，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沙群岛和其他三大岛屿一样，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开发和经营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我国造船技术就已达到一定水平；汉武帝时，便发现了西沙和南沙两大群岛，尔后便开始在这里开发经营。宋代时，我国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船舶能横跨大洋，从此开始了对这两个群岛的有效管辖。明代时，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大航海家郑和曾率数万人“七下西洋”，并在这两大群岛上竖旗立石，一一命名。现在西沙群岛的“永乐”、“宣德”，就是那时命名的。
郑和遍历西沙群岛，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几十年。至于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那更是以后的事了。因此，“西沙自古属中国”。我国劳动人民曾世世代代在那里捕捞、创业，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践踏中华文明，使中国一度呈现出“有海无防”状态，二战前西沙曾被日、法帝国主义侵占，但战后即已归还中国。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西沙的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庄严声明，一再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西沙和其他 3 个群岛均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和立场，不仅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接受，而且得到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承认。 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材，明确写道：“……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屿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书中地图清楚标明，西沙、南沙等岛屿都是属于中国领土。
然而，南越当局却无视这些历史事实。南越政权自“越南战争”爆发不久，即50年代后期起，便在美国支持和纵容下开始对我提出领土要求，并先后派军队侵入我国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在岛上竖起所谓“主权碑”。但在我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严厉警告和世界公正舆论的压力下，南越军队不得不一度从它非法占领的甘泉、琛航、金银三岛撤了出去(只在珊瑚岛上滞留了一个排的兵力)。同时，从1959年3月17日起，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海军舰艇部队开赴西沙海域，开始对西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1973年，“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此时美国急于从越战“泥沼”中脱身。但南越当局为了拖住美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断加紧在我南海海域屡屡制造事端。据统计，至这年8月底，南越军队已悍然侵占我南沙和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同年冬，南越军舰还接连在我西沙海域野蛮撞毁我国渔船，抓捕我国渔民，并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采取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方针。1974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对南越的侵略暴行提出严正警告，重申中国对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南越当局却置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且变本加厉，并于1月15日，先后派出海军驱逐舰“陈庆瑜” 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再次侵入我西沙永乐群岛海域，继续对我从事生产作业的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船进行疯狂挑衅，并向飘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17日上午，南越军队又悍然侵占了我西沙群岛的金银岛，下午进一步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了中国国旗！南越当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即企图以在西沙群岛事实上的军事存在，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以实现其非法的领土要求。
对此，中国政府作出何种反应，对于遏制南越当局及我国周边国家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想到这些，毛泽东拿起笔，在周恩来、叶剑英呈送的报告上郑重批下两个字：“同意！”并自语道：“看来，不打一仗，不足于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恩来、剑英的意见很对！……”
毛泽东决策作出后，周恩来等军委领导立即开始制定作战方案，调动和部署兵力，一场捍卫祖国尊严和神圣领土主权的正义之战，悄然拉开帷幕……
三
面对南越军队挑衅行动的步步升级，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1月17日当天，正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南海舰队的舰艇部队，便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协同海南军区派出的武装民兵一道，进驻到西沙群岛的晋卿、琛航和广金三岛。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开始紧张忙碌起来：首先他亲自打电话给作战部，详细询问了西沙群岛情况和有无构筑工事的条件；随后又亲笔修改作战部代军委起草的、批复广州军区关于调动使用兵力的方案。
当日20时，在毛泽东委托、支持下，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西沙群岛问题会议，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作了充分估计。深夜，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5人小组，讨论和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稍后，他便与王洪文一起联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再次表示同意。
此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广州军区也迅速作出相应决定，即：在一方面“派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扫雷舰队 10大队396、389号舰和榆林基地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并派4个武装民兵排分别进驻晋卿、琛航、广金三岛”的同时，另一方面“再派猎潜艇第74大队281、282号艇驶抵西沙永兴岛附近执行支援任务；同时命令我南海舰队航空兵22团派两架飞机，在永乐群岛上空侦察巡逻，并命令军区空军再派一部分兵力进行增援。”就这样，一场捍卫祖国尊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正义之战，悄然地拉开帷幕……
为了打好这一仗，周恩来向有关各方及时传达了经毛泽东同意的政治局会议决定。19日凌晨，周恩来告诉叶剑英召集军事5人小组 (后又增加苏振华)，研究商讨西沙群岛具体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事项。随后，他又电话告诉总参谋部：“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可能打起来，因此经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等六人组成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处理西沙作战问题，由叶剑英、邓小平同志负总责。”
当日上午，叶、邓等领导小组成员即来到作战部，直接部署和指挥打击南越入侵军舰的军事行动……
这场中国海军舰艇部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同异国海军的战斗，在1974年1月19日这一天爆发了！
四
这天一清早，南越海军同以往蓄谋已久的安排一样，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和警告，派出3艘驱逐舰和 1艘护航舰，再次驶入我西沙永乐岛海域。其中，“李常杰”号驱逐舰和“怒涛”号护航舰，从广金岛以北海面向我海军舰艇部队接近；“陈庆瑜”号、“陈平重” 号两艘驱逐舰，则从羚羊礁以南的外海向我琛航、广金两岛靠近。接着他们便蛮横地对我国在此海域从事正常作业的渔民进行武装威胁，并按前几次的挑衅方式，首先向我渔船、渔民和民兵开枪开炮，再次造成我人员伤亡。
针对南越海军新的挑衅，我海军南海舰队迅速命令396、389号两艘扫雷舰进至广金岛西北海面，拦截 “李常杰”号和“怒涛”号舰；命令271、274、281和389号4艘猎潜舰进至广金岛东南海面，监视“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两舰。霎时间，西沙海域风云际会，战斗一触即发！
此时，整个战场的形势明显是敌强我弱。从装备上看，南越海军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最大的1770 吨，最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达6000多吨，同时舰上还装有127毫米以下口径的火炮50门。而我舰艇编队的4艘舰艇，最大的才570吨，比对方最小的还少80吨，小的却只有300吨，总吨位加起来仅1760吨，还不如对方最大一艘舰船的吨位大，且我方4艘舰艇仅装备有85毫米口径火炮16门，其中大部分还是双管小口径火炮。而“舰坚炮大”的南越海军，此刻正处于有利的外线阵位，我方则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因此，南越军舰并没把我军舰艇放在眼里。尽管我方几次发出严厉警告，但他们仍然不肯退却；相反，仿佛是要考验试探中国海军官兵的胆量一般，由“李常杰”号首先开足马力，大摇大摆地昂着炮首，径直向中国海军编队冲来……
面对吨位4倍于己的对手，我南海舰队396、389号扫雷舰毫不畏惧，并勇敢地迎上前去，同时再次发出严正警告，令其马上离开中国海域。
然而，“李常杰”号依仗其钢板厚实，非但不转变航向，相反却用舰首径直朝我方舰队冲撞而来，致使我 396号舰指挥台柱、左舷栏杆以及扫雷器等均遭严重损坏。接着，它又狂妄地从我军两舰中间横穿而过，驶向琛航、广金两岛附近，并放下4只橡皮艇，在我海军官兵众目睽睽之下，护送40余名南越军人抢滩登陆。其中，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还首先向我守岛民兵开枪射击，制造了蓄谋已久的新的流血事件。我守岛民兵马上奋起自卫还击，当场即毙敌1人，伤敌3人。入侵者遭到当头棒喝，不得不被迫撤退，狼狈地逃回舰上。
直接登岛受挫后，南越海军改变了战术，试图在海战中讨回便宜。这天10时22分，4艘南越军舰在占据有利外线阵位后，突然一齐向我海军编队4艘舰艇发起猛烈炮击，致使我海军舰艇在其密集的炮火下接连中弹，再次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敌我双方装备情况和战场态势，我编队指挥果断命令采用近战手段与敌厮杀。接到命令，我两个舰艇编队开始高速向目标接近：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分别攻击“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396、389号则分别攻击“李常杰”号和“怒涛”号两舰。
面对这种架势，南越海军立即远遁，并试图与我拉开距离，以发挥其远程火炮的威力。但我海军舰艇紧紧咬住南越军舰不放，开足马力，穷追不舍，不一会儿我海军舰艇便与南越舰艇“船舷相接”了。接着，只见我射速极快的小口径火炮，“嗒嗒嗒”地一齐吼叫起来……
经过13分钟激战，南越海军的阵脚被完全打乱了。“陈庆瑜”号作为南越海军指挥舰，虽几次试图以炮火优势重新夺回战场主动权，但我271、274号艇却认准目标不放松，利用敌舰火力死角，集中攻击其主炮，很快便击中了其加强台和指挥通信设施，造成该舰通信中断，指挥失灵，舰上军旗也被打落海中，并被迫拖着滚滚浓烟仓皇远逃。
交战中，尽管总体来说我方还谈不上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战略战术原则，在这里却得到了灵活的运用和发挥。
就在271、274号艇集中火力进攻敌指挥舰“陈庆瑜”号的同时，我396、389号舰也正贴近“李常杰”号进行集中近射，只见敌舰舰面上频频爆炸，甲板上多处起火……就在这时，南越海军“怒涛”号却趁机向389、396号舰偷袭而来。紧急时刻，我两艘扫雷舰立即调转炮口，对准其要害部位一阵急射，一连串的炮弹落到敌人的舱面上、弹药舱，顷刻间“怒涛”号爆炸起火。
为不使受到重创的“怒涛”号逃逸，我389舰继续穷迫猛打，并向“怒涛”号逼驶而去。当389号舰在离“怒涛”号仅十余米距离时，只见战士们冲出舰舱，端起机枪和冲锋枪对准敌舰各战位一阵狂扫，同时投上去一连串的手榴弹…… 南越军舰从未见到过这种海战阵势，一时慌了手脚。但慌乱还击中，敌人的一发炮弹却落在我389号舰两部主机之间，顿时389号舰舱爆炸起火。舰上官兵一面坚持战斗，一面组织人力奋力灭火。火势最终扑灭了，但我6名战士却牺牲于烈火中，其余不少人也被严重烧伤。
389号舰遭到重伤，舰体开始倾斜，航速也明显慢下来。这时，一直在外围观望的南越“李常杰”号自以为时机已到，于是掉转船头直向我389号舰奔袭而来。此时，舰上的炮弹已经打光，舰长肖德万见状，当即命令装好仅有的深水炸弹，等敌舰靠近再予以沉重回击。恰在这时，我396号舰赶来支援。“李常杰”号见势不妙，怕遭我两舰夹击，于是急忙掉头，逃往外海。
眼见“李常杰”号仓皇逃跑，“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也无心再战，于是分别朝西北、东南方向落荒而去。但 “怒涛”号因伤势严重，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时，只见我281号艇从有利位置处全速向“怒涛”号接近，并仍以“贴身”战术靠近敌舰，接着用10条炮管一齐向“怒涛”号猛轰，致使该舰再次中弹起火，并于14时52分爆炸，沉没在羚羊礁以南海域。至此，西沙海战首战获胜！
五
一直坐镇作战部指挥的叶剑英，听到前线传来海战胜利和“怒涛”号被击沉的消息，兴奋不已，连声说： “打得好！打得好！”邓小平也捻熄手中香烟，平静地说：“我们该吃饭了吧。”接着，叶剑英迅速指示作战部马上将战况整理成简报，由他亲自签名向毛泽东报告，随后才谈笑风生地与邓小平等一起走出作战指挥部，向餐厅走去。
经报毛泽东同意，叶、邓决定扩大战果，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从此，中国海军大步走向南海，为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步伐。
“1·19”海战的胜利，是在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完全依靠我军官兵的牺牲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而取得的。因此，海战结束后南越当局极力掩饰他们的失败，并在“怒涛”号击沉当天制造了一系列骇人“新闻”，称中国海军在海战中派出了实力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并在交战中使用了“冥河式导弹”，妄图以此蒙骗世界舆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
为了狠狠教训南越侵略者，收回被其占领的我国西沙诸岛，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报毛泽东同意，叶剑英、邓小平等研究决定：继续扩大战果，立即发起登陆作战，从南越手中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19日下午，我广州军区便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这次登陆作战作出如下部署，即：由榆林要塞派出守备10团3个连队、1个两栖侦察队和部分加强分队与民兵，共计500余人，分乘海军舰艇和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出发，首先集中兵力攻打位于珊瑚、金银两岛之间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然后再向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发起进攻；最后攻取金银岛。与此同时，组织和部署海上力量随时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海军舰只。
这次登陆作战，于19日当天即部署完毕。20日上午9时35分，我登陆作战部队和民兵等，便按既定计划发起了收复三岛的登陆战！
此时，失去海军支援的南越军队，实际上已经根本无力抵抗，早已成了瓮中之鳖。因此，仅仅经过10余分钟的战斗，甘泉岛上的敌人便纷纷缴械投降了。
随后，我登陆部队和民兵开始兵分三路包抄珊瑚岛。不成想，珊瑚岛上的敌人也仅仅在我军发起冲击前抵抗了一下，待我登陆部队一占领滩头阵地，守岛敌人便即刻放弃抵抗，四处逃窜、藏身。有的躲进草丛和树林，瑟瑟发抖；有的脱掉裤子，然后用刺刀挑起白裤衩从碉堡里走出来，举手投降……而这时，占据我金银岛的南越军队也因畏惧被歼，早已随舰逃跑。因此，我军登陆作战旗开得胜，前前后后仅仅用了4个小时时间(实际战斗加起来不超过20分钟)，我军便顺利收复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并将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了三岛的最高处。
在这次中国军民誓死保卫西沙群岛的壮烈海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共取得击沉南越海军护航舰1 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其“怒涛”号舰长及以下官兵100余人的战绩。同时，在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登陆作战中，中国军队和民兵还生俘南越军队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并使美国驻南越岘港领事馆联络官科什，成了中国军民的阶下囚。
当然，为保卫西沙群岛，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英勇牺牲，另有67名参战人员受伤；同时，我389号舰也遭敌军重创。
六
西沙海战胜利后，南越当局为捞回面子，一度频繁调动飞机和军舰，准备报复。他们除了派出2艘驱逐舰开往岘港集结外，还派出6艘军舰从岘港出发向西沙群岛方向机动，同时命令这一地区的海、空军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再次向中国发出战争叫器。对此，中国政府授权中国外交部于1月20日当天再次发表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同时，中央军委命令我驻守在南海海疆的陆、海、空三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鉴于中国三军已完全进入临战状态，南越当局自感再打只能败得更惨，于是不得不于1月21日作出了“应避免下一步同中国作战”的决定，偃旗息鼓，缩回头去。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并试图通过南越驻联合国观察员阮友志，向联合国提交议案，要求安理会讨论介入西沙群岛问题。为此，我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提出强烈抗议，再次声明：西沙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神圣领土，属于“中国内政”，无需联合国讨论。最终，因中国及其他理事国的强烈反对，南越的无理要求遭到否决。
1974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将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范文鸿等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
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各国高度评价和支持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从事的正义之战，强烈谴责南越当局侵犯中国西沙群岛的强盗行径。就连美国政府也在此前后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并断然拒绝了南越当局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中国国民党当局同样强烈谴责了南越当局侵犯中国岛屿的非法行为，并在不久(1974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东海舰队抽调3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支援南海舰队”，毛泽东要求“直接通过台湾海峡”(以往20余年，中国舰队从东海到南海，需绕道走琉球群岛，入太平洋，过巴士海峡)之际，蒋介石亲自下令，破例向我海军舰队亮起“请通过”的信号。
西沙群岛保卫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增强了全民族凝聚力。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决策、指挥的这场西沙保卫战，不仅得到世界各国的赞誉，也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它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南越当局的嚣张气焰，有效捍卫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人民解放军由此也积累了一定的海上作战经验，并创造了“小艇打大舰”的成功范例。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海战使共和国的领袖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南海，并逐步改变了过去“海军最重要的舰艇，几乎都部署在从未作战过的渤海舰队，而最为广阔的南海却仅靠一些轻型舰艇，甚至武装渔轮来守卫”的状况，从此不仅中国海军树立起了远离大陆作战制胜的信心，而且我国高级决策层也开始逐步调整海军部署，充实和加强我南海海域的保卫力量。从此意义上讲，西沙海战的胜利，为中国军队走向南海、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想了解日本人吗？ 必须先了解这6个神秘数字
想了解日本人吗？ 必须先了解这6个神秘数字
中国经济网 2009-08-20 09:31:46
本文来自8月19日英国《泰晤士报》网站，原文作者是Leo Lewis，中国经济网现编译如下，仅供参考。
日本人对数字有着特殊的偏爱。销售速食面的厂商能够准确地说出竞争对手所销售面条的长度，而制造衣服的厂商则能够准确地说出日本女中学生的平均三围数字。日本人对数字的精确程度已经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因此随着本月30日大选的日益临近，日本的党派领袖们都忙于查看各种统计调查以便及时调整竞选策略。本来许多人只是想粗略地看一眼，最后却不得不查看完所有数据——因为每一项数据似乎都非常重要也非常精确。例如：出生率、自杀率、离婚率，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具体数字，最近几年和几个月的日本经济增长率等 ——项目繁杂不一而足。
不过，尽管日本的统计数据项目繁多，但有六个重要的数据必须了解。下面这六个数字对于认识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数字一：21066。这是成立于上个世纪目前仍在正常运营的公司数目。这个数字有助于你了解日本的公司文化、管理方式和对改革与变化的特殊情愫。日本人对于“长久”似乎有着特别的偏好，历史越悠久的公司越容易得到大众的信赖。
数字二：1。这是上周日本民用工程技术比赛时参与该活动大学生的死亡数目。一名参赛的大学生从自己研制的水泥轻舟上落水溺亡。虽然过去几年里日本技术在国际上的声望有所下降，但是日本人追求新技术的热情并没有丝毫下降。
数字三：49。这是上周因虐杀亲生母亲而被逮捕的Yo Onaga的年龄。他解释说，杀死自己76岁亲生母亲的事由是因为她藏起了电视机遥控器，使他无法收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这个事件可以看作是日本人心理脆弱的象征，许多日本人并不象表面上那么理性和坚强。
数字四：15。这是上周在京都八王子市处理我开车超速时出现的警察数目。四名警察用车载雷达跟踪测量速度，两名警察开车将我围堵到路边，另外两名警察将我引领到事故处理等候区，后来又来了4名女警察检查我的驾驶执照和护照，最后又来了两名警察用计算机连网检查我的犯罪记录。最后，一位高级警官对我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耐心和配合表示感谢，并警告我以后不可以超速。这是日本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的典型表现。反对党领袖Yukio Hatoyama承诺当选后将对日本官僚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第五个数字：1200。这是北京每天新车上路的数目。中国拥有全球增长最快的汽车销售市场但是同时也拥有全球最堵的道路交通。作为拥有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日本则很少看到堵车现象。
第六个数字：24。这是日本一次性棉质餐具在最终销毁前循环的次数。这是日本人爱好清洁但同时又节俭环保的象征。日本虽然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但是日本人很少浪费(本文来自《泰晤士报》，编译时有删节)。
中国经济网 2009-08-20 09:31:46
本文来自8月19日英国《泰晤士报》网站，原文作者是Leo Lewis，中国经济网现编译如下，仅供参考。
日本人对数字有着特殊的偏爱。销售速食面的厂商能够准确地说出竞争对手所销售面条的长度，而制造衣服的厂商则能够准确地说出日本女中学生的平均三围数字。日本人对数字的精确程度已经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
因此随着本月30日大选的日益临近，日本的党派领袖们都忙于查看各种统计调查以便及时调整竞选策略。本来许多人只是想粗略地看一眼，最后却不得不查看完所有数据——因为每一项数据似乎都非常重要也非常精确。例如：出生率、自杀率、离婚率，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具体数字，最近几年和几个月的日本经济增长率等 ——项目繁杂不一而足。
不过，尽管日本的统计数据项目繁多，但有六个重要的数据必须了解。下面这六个数字对于认识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数字一：21066。这是成立于上个世纪目前仍在正常运营的公司数目。这个数字有助于你了解日本的公司文化、管理方式和对改革与变化的特殊情愫。日本人对于“长久”似乎有着特别的偏好，历史越悠久的公司越容易得到大众的信赖。
数字二：1。这是上周日本民用工程技术比赛时参与该活动大学生的死亡数目。一名参赛的大学生从自己研制的水泥轻舟上落水溺亡。虽然过去几年里日本技术在国际上的声望有所下降，但是日本人追求新技术的热情并没有丝毫下降。
数字三：49。这是上周因虐杀亲生母亲而被逮捕的Yo Onaga的年龄。他解释说，杀死自己76岁亲生母亲的事由是因为她藏起了电视机遥控器，使他无法收看自己喜欢的节目。这个事件可以看作是日本人心理脆弱的象征，许多日本人并不象表面上那么理性和坚强。
数字四：15。这是上周在京都八王子市处理我开车超速时出现的警察数目。四名警察用车载雷达跟踪测量速度，两名警察开车将我围堵到路边，另外两名警察将我引领到事故处理等候区，后来又来了4名女警察检查我的驾驶执照和护照，最后又来了两名警察用计算机连网检查我的犯罪记录。最后，一位高级警官对我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耐心和配合表示感谢，并警告我以后不可以超速。这是日本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的典型表现。反对党领袖Yukio Hatoyama承诺当选后将对日本官僚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第五个数字：1200。这是北京每天新车上路的数目。中国拥有全球增长最快的汽车销售市场但是同时也拥有全球最堵的道路交通。作为拥有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日本则很少看到堵车现象。
第六个数字：24。这是日本一次性棉质餐具在最终销毁前循环的次数。这是日本人爱好清洁但同时又节俭环保的象征。日本虽然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但是日本人很少浪费(本文来自《泰晤士报》，编译时有删节)。
一份旧贴掀起轩然大波 印度称中国借刀杀人
一份旧贴掀起轩然大波 印度称中国借刀杀人
国际先驱导报 2009-08-20 09:00:21
一张旧帖被印媒以讹传讹化作中国官方授意的“分裂言论”，这背后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民间的敌视情绪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这位名为“akaaaa”的中国网友也许没想到，自己在网上转载的一篇旧贴竟在印度掀起巨大风波。发表在民间机构中国战略网上的这篇帖子被印度媒体视为 “中国当局授意”“企图分裂印度”，紧盯着中国网民舆论的周边国家的神经正在变得紧张。
一张旧帖的变异
8月8日，一位署名为“akaaaa”的网友把一篇名为《中国在南亚的战略：以孟加拉为基点耗死印度》帖子转载到中国战略网论坛上。第二天，紧盯着中国网站的印度学者以此发表文章《中国战略家建议中国应该分裂印度》。起初，在印度智库网站“南亚研究中心”上，印度学者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直到8月12日，印度《经济时报》以“中国战略家说分裂印度”为题对此进行报道才引起印度国内轰动。
《经济时报》称发表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属的中国战略网上的文章说，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整个亚洲的进步，应联手印度境内的阿萨姆人、泰米尔人和克什米尔人，支持他们建立各自的民族国家，实现分裂印度的目标。
《经济时报》称中国的对印政策是“借刀杀人”。报道还采访了印度战略智库钦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加恩，他说：“没有中国当局的同意，这篇文章不可能发表。”
但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并不属实，中国战略网并非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属，该网站主编康灵毅对《国际先驱导报》说，网站是一家民间机构，网帖是网友自发的转帖，不代表网站观点。
事件扩大化后，康灵毅立即向印度驻华使馆发表声明称：“我们对印度非盈利性战略智库钦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加恩及印度《经济时报》，未经证实即发表相关言论和文章表示惊讶和不解，同时也对该文可能对中印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深感忧虑。”
康表示，其实这种帖子在两国都很常见，但掌握话语权的印度媒体和学者在没有任何核实的情况下，便对此报道并发表评论显然不合时宜。实际上，这篇帖子最早在2006年1月就曾出现，原帖名为《新世纪面对印度崛起，中国对南亚大陆合纵连横之孟加拉》，文章中作者用了各种带有个人语气的话，但经过网络的不断转载，一些语气词都被删除。
双方网民常爆口水战
媒体误报以前就曾发生，今年1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在曼德海峡迫使印度‘基洛’级潜艇浮出海面”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但事后证明这是一条网络杜撰的新闻。而印度海军官员却称，这是中国海军对印度的一次心理战。
而最近中印边界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由于印度的举动屡屡激怒中国网民，7月，印度驻华大使首次与中国网民在线对话称“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大有平息网民愤怒之意。
除了中印边界，南海问题也是近年的焦点，中国网民的举动也屡屡被南海周边国家关注。去年，由于越南屡次三番挑衅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引起一些中国网民愤怒。一时间，数个网站上出现了网民为泄愤而炮制的所谓“进攻越南计划”，竟引起越南的高度重视，数家媒体和电台纷纷报道。
近日，又有越南媒体称国际法从未承认中国对南海的历史主权，这再度引起网民的愤怒。除了充斥对越南的愤怒，不少网友出谋划策，有人认为应该直接收编越南。
中国著名军事专家戴旭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中国对待南海和边疆问题上有官方的立场，也有民间的立场，互联网是民意的体现。了解对方民意并非坏事，但媒体不应被这些纷纷扰扰的“网络新闻”而左右，给双方民间情绪的怒火添油加醋。
国际先驱导报 2009-08-20 09:00:21
一张旧帖被印媒以讹传讹化作中国官方授意的“分裂言论”，这背后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民间的敌视情绪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这位名为“akaaaa”的中国网友也许没想到，自己在网上转载的一篇旧贴竟在印度掀起巨大风波。发表在民间机构中国战略网上的这篇帖子被印度媒体视为 “中国当局授意”“企图分裂印度”，紧盯着中国网民舆论的周边国家的神经正在变得紧张。
一张旧帖的变异
8月8日，一位署名为“akaaaa”的网友把一篇名为《中国在南亚的战略：以孟加拉为基点耗死印度》帖子转载到中国战略网论坛上。第二天，紧盯着中国网站的印度学者以此发表文章《中国战略家建议中国应该分裂印度》。起初，在印度智库网站“南亚研究中心”上，印度学者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直到8月12日，印度《经济时报》以“中国战略家说分裂印度”为题对此进行报道才引起印度国内轰动。
《经济时报》称发表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属的中国战略网上的文章说，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整个亚洲的进步，应联手印度境内的阿萨姆人、泰米尔人和克什米尔人，支持他们建立各自的民族国家，实现分裂印度的目标。
《经济时报》称中国的对印政策是“借刀杀人”。报道还采访了印度战略智库钦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加恩，他说：“没有中国当局的同意，这篇文章不可能发表。”
但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并不属实，中国战略网并非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属，该网站主编康灵毅对《国际先驱导报》说，网站是一家民间机构，网帖是网友自发的转帖，不代表网站观点。
事件扩大化后，康灵毅立即向印度驻华使馆发表声明称：“我们对印度非盈利性战略智库钦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加恩及印度《经济时报》，未经证实即发表相关言论和文章表示惊讶和不解，同时也对该文可能对中印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深感忧虑。”
康表示，其实这种帖子在两国都很常见，但掌握话语权的印度媒体和学者在没有任何核实的情况下，便对此报道并发表评论显然不合时宜。实际上，这篇帖子最早在2006年1月就曾出现，原帖名为《新世纪面对印度崛起，中国对南亚大陆合纵连横之孟加拉》，文章中作者用了各种带有个人语气的话，但经过网络的不断转载，一些语气词都被删除。
双方网民常爆口水战
媒体误报以前就曾发生，今年1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在曼德海峡迫使印度‘基洛’级潜艇浮出海面”被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但事后证明这是一条网络杜撰的新闻。而印度海军官员却称，这是中国海军对印度的一次心理战。
而最近中印边界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由于印度的举动屡屡激怒中国网民，7月，印度驻华大使首次与中国网民在线对话称“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大有平息网民愤怒之意。
除了中印边界，南海问题也是近年的焦点，中国网民的举动也屡屡被南海周边国家关注。去年，由于越南屡次三番挑衅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引起一些中国网民愤怒。一时间，数个网站上出现了网民为泄愤而炮制的所谓“进攻越南计划”，竟引起越南的高度重视，数家媒体和电台纷纷报道。
近日，又有越南媒体称国际法从未承认中国对南海的历史主权，这再度引起网民的愤怒。除了充斥对越南的愤怒，不少网友出谋划策，有人认为应该直接收编越南。
中国著名军事专家戴旭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中国对待南海和边疆问题上有官方的立场，也有民间的立场，互联网是民意的体现。了解对方民意并非坏事，但媒体不应被这些纷纷扰扰的“网络新闻”而左右，给双方民间情绪的怒火添油加醋。
回力鞋飞鸽车重出江湖 老国货火得一塌糊涂
回力鞋飞鸽车重出江湖 老国货火得一塌糊涂
中国周刊 2009-08-20 09:20:19
一些为人熟知的老品牌，不经意间从市场上隐退了。不过，好在记忆是可以重新拾起的，当下，它们似乎又在不经意间复苏了。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久违的回力鞋、梅花运动服、飞鸽自行车、北冰洋汽水……
然而，流行只是表象，背后充斥的却是老牌国企生存的酸楚，他们有的被假冒，有的艰难度日，有的正试图在困境中重启。
不到最后，不知道什么是品质。
能抵抗住时光的流逝，在时间中展现自己品质的，一定是流行过后依然时尚。
比如，今天，你若能从自家箱底翻出一双白色的飞跃鞋，穿在脚上，走在北京南锣鼓巷午后的石板上，背后肯定有人指着你脚上的老品牌，和朋友悄声说：“看，飞跃，这人挺文艺！”
文艺，有时候约等于时尚。
老国货成了小巷里的特色商品。中国周刊记者／高鹏 摄
胡同里流行“飞跃”
8月3日下午，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里，一对对“文艺青年”和一团团世界各地的游客穿梭在巷子深处，流连在一排排特色店里的特色物品前。
来自比利时的两名女游客，走进一间小国货店——ByeBye Disco,取下鞋架上的一双“飞跃”鞋，俯身，穿在脚上试起来。两人边试边聊着鞋子的舒适度。
其中一名女游客试到了合适的尺码，爽快地买下。另一名，因为脚小，合适的尺码暂时缺货。店主孙配配说，后天能拿到货。这名比利时女游客和店家约定，等8月23日他们从西安返京后，再来买。
女游客说，“飞跃”鞋在欧洲一些国家很流行，她们刚到北京，常住在北京的朋友就给他们介绍这家小店，她们直接跑来买“飞跃”鞋。
ByeBye Disco这家小店，是摇滚乐队“新裤子”的成员庞宽2008年奥运会前开的，专门经营各种老国货，有过去1980年代用的瓷缸、保温壶、文具盒、梅花运动服、回力鞋、飞跃鞋……都是一些一看到就能想到20年前工作、生活、学习情形的东西。
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大多数人早已习惯穿耐克、阿迪等这些名牌运动鞋，很少人会穿这样一双普通的“飞跃”运动鞋走在大街上。
然而，网络上，不知从哪个时刻开始，对“飞跃”鞋的追捧，忽然鼎盛起来。据说，这起源于四年前，法国人派特斯·巴斯坦在上海街头的一次无意发现。
当时，派特斯在上海看到一双平常无奇的飞跃鞋，独具慧眼地决定将它向海外推广。直到双方签署协议，中方代表还对这位老外报以怀疑的目光，因为在地摊上廉价到几十元一双、已淡出人们视线多年的“古董”，一位老外竟然想拿到国外卖上50多欧元(合500元人民币)。
三年后，这双鞋在欧洲火得一塌糊涂。
2008年4月，当主演过《指环王》、《加勒比海盗》的男星奥兰多·布鲁姆穿着一双飞跃鞋出现在曼哈顿的片场时，中国人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他的面孔，而是他那一双脚。布鲁姆的脚将几乎已淡出国人记忆的老品牌“飞跃”唤醒：原来，国货如此时尚。
很快，“飞跃”鞋开始被时尚圈关注。网上出现了一些“追风者”，四处寻找那双曾经除了上体育课偶尔穿穿，下课立刻换掉，平时穿就怕被同学鄙视为“老土”的“飞跃”鞋。谁也想不到，当初弃之如同敝履的“飞跃”鞋，一跃会登上时尚排行榜。
再次成名后的“飞跃”鞋，如同明星成名后往往会遭遇“绯闻”，正版和盗版之争也随之而生，“大孚”和“大博文”，谁是正版和谁是盗版，在网上也是争得满天飞。
在追捧者的心里，能买到一双正版的飞跃鞋在今天成了一种特别的意味：怀旧和时尚。而且，也阴差阳错地引起追捧“回力”鞋的热潮。
“飞跃”、“回力”这些老品牌，一经人引导，不可控制地在网上流行开，从一个个时尚的“文艺青年”心头呼啸，形成一个挥之不去的口号：支持国货。通过网站，在北京、上海、重庆、南京等各地组织小型活动，追捧者相约走上大街，展示穿在身上的国货。
这多少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在流行的趋势下，人人都自然会“喜新厌旧”。不过，在人类“喜新厌旧”的品性中，还裹挟着一种的品质：怀旧。然而，怀旧需要载体，毕竟睹物才好思人。
抵抗时光流逝的坚守
南锣鼓巷，这条聚集着北京最多“文艺青年”的巷子，已经悄然成长为一块怀旧文化和时尚扩散地的新载体，一家家新开的特色艺术、怀旧店为这里聚起了最舒服的怀旧而浪漫的气息。
有意味的是，这条巷子凝聚起来的怀旧气息，与历史相隔的距离，似乎不远也不近，大概都在二三十年间，那些从生活中消逝的物品忽然在此闪现，令人慨叹不已。
几家老国货店的开张，更为巷子注入了悠长的怀旧气息。
时间过处，总有一些事物的存在是为抵抗时光的流逝，总有些物品的存在是要唤醒人的记忆。
南锣鼓巷的老国货店就是这样的事物，老国货就是这样的物品。循着老国货的踪迹，在南锣鼓巷之前，曾经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百货商店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坐落在前门东大街附近，有一家至今仍在经营的老百货商店——大方百货商店。不仅店里的国货卖得齐全，而且一走进就会有“怀旧”的感觉。
这家曾在经济改革中，几乎面临倒闭的老百货商店，在经过改制和多年的坚持后，终于在购物商场、大型超市等大商圈的背后，形成了国货文化。在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中，北京电视台等媒体 前去采访。
店里，还是很多年前的简陋装修，也没有再装修的打算，营业面积仅100多平米，服务员依然是站在柜台里为顾客服务，柜台后面的货架上“乱七八糟”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百雀羚、郁美净，友谊牌护肤脂，淡黄色的铁制圆盒子……
隔着柜台，看见“友谊”牌护肤脂，来买东西的小翟说，就像是闻到妈妈身上的味道，一股特别温暖的馨香。小时候，他常盼着妈妈赶快用完，然后，将空盒子洗干净，铺上一层白棉花，放上几片桑叶，里面养上几条肉乎乎的蚕，揣在怀里，每天在课堂上偷偷打开，看着它结茧，破茧，变成一只飞蛾。
在店里逛，恍若时光倒流回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合作社。
经理薛红已经在大方百货商店工作了十几年，她说，百货商店改制后连续经历了几年的低潮期，几乎就要撑不下去，一直到2007年9月18日，北京电视台《身边》栏目报道了这家老百货店，彻底改变了这家老店的命运。
当时，《身边》栏目正在制作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节目，栏目的记者到店里发现这家店卖的商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物美价廉：竟然有“友谊”， “回力”鞋，“飞跃”鞋……一系列老国货品牌，节目播出后，追随国货的人蜂拥而至。连续几个月，店里的人比肩接踵，好像回到了多年前的经营状况。
薛红说，本来安排半天班的都让回来加班了，顾客多得忙不过来。“来的人，不只是中老年人，也有年轻人。中老年人来买，是怀旧；年轻人来买，是追风。”
媒体的这次报道，再次催生了大方百货商店在老百姓中的市场。尽管之前，因为前门地区的拆迁，数万名老住户迁走，流失了数万名固定的老客源，经媒体这一报道后，又有一些的客源不辞远途从京东跑过来，就是想买一些大商场里没有的老东西。
或许，这是一种消费者的依赖心理和消费习惯，使得大方这家老百货店，在崇文门的商圈包围中，依然生机勃勃，有着固定的消费群。“过大方的门，不进去看看，心里不踏实，几十年都习惯了。”薛红说，老年客户群中，好多人跟她这么说。
至今，各种国货在这家老店里依然卖得红红火火
不最流行却很时尚
在南锣鼓巷，除了庞宽开的国货店，还有一家以“南锣鼓巷”拼音简写注册的“NLGX”特色店。在灯光照射下，也有“回力”鞋和“飞跃”鞋的影子，不过，和原来的版式有所不同。
这家店是一名叫Ray的加拿大籍华人开的。在店里负责市场开发和品牌推广的何说，店里经营的“回力”鞋有经典版和限量版；飞跃鞋不是原来的版式，而是由外国人设计的“舒龙”，样式和飞跃相似，新设计了十几种款式。
到店里来买鞋子的，基本是外国人和一些二十多岁的中国人。
在北京的南锣鼓巷等地，国货已经拥有一定固定的顾客群，不过尚未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重新流行起来，毕竟，时代的变迁早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那么，流行又是什么？
有人定义说，流行表现的是文化与习惯的传播。所谓的“流行”都是有源头的，比如一些不合时宜的新兴事物，经过某些特殊的途径引起大家注意，后来很多人开始关注它，使用它，了解它。
所以，“流行”是一个很广义的词，它可以改变现在的生活习惯。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就是出现——流行——发展——普及的过程。
时尚界人士曾分析说，在流行的趋势中，一般会有两种人：一种是带动和改变流行的人；二是在后面永远吃灰的，跟在人屁股后面走。
经过时间、社会消费者的心理变化，一些旧的商品会在一部分能带动和改变流行的人群中盛行，因为追风，一时会成为小众的“时尚”。
流行的不一定时尚，时尚也不等于“流行”。那么，什么是时尚？
有人定义说，时尚就是短时间里一些人所崇尚的生活。在特定的时段内率先由少数人实验、预认为后来将为社会大众所崇尚和仿效的生活样式，包括吃、穿、住、行。当然，时尚又区别于流行，时尚可以流行，但是范围比较有限，如果广为流行，还能算时尚吗？
追求时尚是一门“艺术”。
正因为此，飞跃鞋、回力鞋、梅花牌运动衣、北冰洋汽水等这些老国货，曾经在国人日常的生活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媒体或其他的意外“推力”，再次唤醒了一些人的怀旧情节。
时尚也在轮回
南锣鼓巷凝聚起的国货新文化，让来自各地的游客会不由得驻足唏嘘，唏嘘时光的流逝。
8月3日，从武汉来北京的马女士，带着女儿刘郦萱刚参加完《星光大道》的舞蹈比赛，顺脚就逛到了南锣鼓巷里庞宽开的这家国货小店。
店面不大，各式老国货却琳琅满目，街上很稀罕的老牌梅花运动服也整齐地挂在架子上，熟悉的字样，熟悉的款式，曾经在运动场上的流行和时尚又闪回到眼前。
马女士一进门就欣喜不断，这些东西以前她基本上都见过，很熟悉。“这个白色的飞跃鞋，上学时，上体育课穿，那时还老用粉笔去刷，增白。”马女士牵着女儿仔细地看着，并告诉好奇的女儿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你看，这个是文具盒，我小时候用过。”生于1977年的马女士，曾在1980年代上学时用过这种窄窄的文具盒，盖子里面整齐地印着一排排乘法口诀。她问女儿：“好看吗？”
7岁的刘郦萱瞥了一眼，丝毫看不上眼：“难看死了！”
扮过美人鱼的女儿刘郦萱，忽然对一条上世纪80年代常放在家里鱼缸里的塑料小金鱼感起兴趣，爱不释手，非要妈妈花10块钱买给自己。“不贵，不贵嘛！妈妈买嘛！”
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美好记忆，有些美好记忆却会轮回着美好。时尚也在轮回，也在循环更替。时尚界常说，追求时尚不在于被动的追随，在于理智而熟练的驾驭。一些追求时尚的青年，通过网络搜寻着自己心中的“时尚元素”——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时尚。
在豆瓣网、淘宝网上，追寻国货的年轻人，像一股潜流在网络上涌动。“上海哪儿能买到正版的飞跃鞋？”“西安哪儿能买到梅花运动服？”“北京哪儿能买到回力鞋？”……还有“海魂衫”小组，“国货回潮”小组，张贴着“各种国货”的图片，讨论着国货的品质，在每个讨论小组里，都有数千名的“发烧友”参与，一些 “发烧友”还组织活动，走上街头集体展示自己的国货……
在北京王府井，天元利生体育商厦三层有一家回力鞋专柜。8月1日，带着儿子和媳妇前去买回力鞋的林先生发现，之前购买的一双高帮回力篮球鞋，这次涨了20多元钱。他还想买另一款老式回力鞋，断货。售货员提醒说：“那款已经不产了，你家里要有就别穿，收藏。”
据说，现在，有很多人正在回收，收藏这些鞋。
在追捧国货的人群里，70后、80后占了很大一部分。有网友说，看到这些鞋子，就能想起自己的少年或者是学生时代。
他们不愿遗忘过去的这些美好，或许也是不愿过早地与过去告别。
梳着短发的孙配配坐在南锣鼓巷的国货小店里，喝着汽水，说她以前做过杂志，2008年开店卖国货。之前，她一直就对国货很感兴趣，收集了很多，一般剩到最后一件，她就不卖了，自己留着。
这一段，网上流行起年轻人对国货的追捧。孙配配说，他们太晚了，她自己喜欢已经很久了。现在她家店里卖的国货，可能是在全国都是最全的。比如，有一款回力鞋厂家已经不生产了，只供给她一家，或许，只能在她这里能买得到。
孙配配不只是在卖国货，更是深爱着国货。从南锣鼓巷走出来，或许，很多人不经意间已爱上了老国货。
梅花运动服：往事如烟
“梅花”，这个中国曾经最辉煌的运动装品牌，如今在靠复古和怀旧维持概念上的生存。像许多同时代企业一样，它衰落了，复兴之路遥遥无期。尽管它的老员工和许多年轻人都对它怀有一种情结。
中国周刊记者 冯翔 天津报道
天津市南开区南泥湾路6号是个广泛的概念。从最东头的“一把拉牛肉面”到最西头的“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之间，有数百米的距离，两头都挂着一模一样的路牌。这段路上有不下三十家从事电缆、汽修到浴池、饭店之类赁屋而居的店铺，但与服装相关的仅此一家——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经销服务部。探访者的第一站往往都是这里。
“北京的，上海的，还有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都来我这儿买走几件衣服。”54岁的经理于三羊站在柜台前，一手掂起一条蔚蓝色运动裤。“穆铁柱穿的是150的。当时他来我们厂量型号做衣服，老师傅站凳子够不着他。”
库存的辉煌年代
于三羊1972年进厂，没几年就被调去搞销售直到今天。他不仅在电视上目睹过许海峰穿着“梅花”接受中国人的第一块奥运金牌、李宁穿着“梅花”成为体操王子的全过程，更从中得到诸多物质和精神上的优越地位。
“你们北京王府井那儿有个利生体育用品商店知道吧？当年那个经理姓胡，来我们厂想进货没进着，当时就哭了。我们往沈阳发一车皮货，三天就卖光啦！当时年轻人能买得起这个背心的，都反着穿，故意把‘梅花’的商标露在外面。我们厂的人，进国家体委都平。订货，送货，给运动员量衣服，捎带着上北京玩一圈，那都常事儿。”
1984年奥运会前后的十年是“梅花”最辉煌的年代。针织运动衣厂全厂职工达到一千五百多人，年产值一个亿，全厂60%的工人都分到了房子。工厂每年年初开订货会，跟全国各地的体委、百货商店签销售合同，只写“三至五月份交货”，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厂方手中。而销售科成为全厂最炙手可热的部门。
“我们想啥时候给他们都行。但早给晚给，对他们是不一样的。”回想起当时担任销售科成品库负责人的日子，于三羊搓搓右手的三个手指，“那时候也兴这个。”不过，他立即声明，自己只吃了些饭，钱是不敢要的。“那时候(受贿)五千块钱就够枪毙。”
今天，他的经销服务部只剩下一些断码的蓝背心、蓝长裤和女式红色运动服。翻开一件衣服的衣角，生产日期还标着：1981年。这些都是当年生产的库存。服务部也从最初的十几个人，一步步缩减到今天的于三羊自己。同在厂里做电工、如今已经退休的妻子帮他看着店。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厂就没有再生产过“梅花”。这些断码的库存，已是当年辉煌年代的最后一点影子。
各自为战的“梅花”人
从针织运动衣厂的大门进去，作为一个陌生人你不会受到任何阻碍。尽管门卫室里坐着两个保安，还挂着一块“天津市公安局经济民警总队运动衣小队”的牌子。他们或许把你看做来洽谈生意的客户，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搞不懂你的身份。这个占地120亩的大院已经有三分之二租出去，分属于数十个独立法人单位，从一个纺织厂变成了一个企业“园区”。
径直往右走，是一栋四层小办公楼，装饰程度和这个厂的辉煌年月一起凝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党委、厂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等管理机构一个不缺，都在这里办公。按照办公室主任刘玉的说法，这个厂依然在正常运营，年产值依然是一个亿。她不能否认的是，现存的四百多工人还在自费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她们这些管理人员的月薪来源是工厂土地和房屋的租金。
“我们厂……当年改革的时候不是很彻底，产权不是很明确。”这位在厂里工作超过30年的女性回忆起她当年进厂时的心情，用的形容词是“荣耀”。
绕过办公楼对面的大花坛，与它遥遥相对的也是一栋四层楼，但大得多。当年，这楼的二三四层都是仓库，现在已经空了。一楼是销售科，现在分属于不同的名头： “天津针织运动衣厂梅花经营部”、“腾飞服装公司”，以及一家画有梅花标志的“仕嘉服装公司”；这楼的邻居是一栋白色的狭长建筑物，你一侧头就能看到醒目的门牌：“梅花公司”。再往前，还有几家。
这些“梅花”的掌门人，大都是原针织运动衣厂的员工。十几年来，他们就靠在这一行浸淫多年的经验，以各自为战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生存。刘玉说的一个亿，实际是他们各自的产值相加之和。
每一个“梅花”都是一个自行设计制作服装的经营主体，或在厂里租房生产，或在外有加工点。他们多数都通过厂里的授权而获得“梅花”商标的使用权。但真正使用“梅花”商标的，寥寥无几。
“去年我给水立方做文化衫，人家根本不允许我们打‘梅花’,要求必须打他们的商标。”吴春博——当年的技术科设计员——现在的“腾飞公司” 法人代表说，客户们看中的是性价比，几乎没有冲着“梅花”商标来的，后来他干脆就把商标省了。因为打“梅花”的商标，按协议还要支付厂里一笔使用费。他的 “梅花”授权书去年到期了，一直没有续签。
和另外几家公司一样，吴春博也不知道有个“豆瓣网”，更不知道那儿有个“梅花小组”，一千多“组员”还在追捧他当年为之付出汗水的那个品牌。但他仍能经常遇到一些从北京、上海来的年轻人，上门要买几套“许海峰穿的运动服”。他的回答跟他的邻居“梅花经营部”一样：没有。
因为靠大门最近，又有“梅花经营部”的牌子，这家仍在使用一台木壳空调的小公司遇到的“梅花”追捧者是最多的。对拒绝他们的理由，连只待了5年的雇工冯深谊都能谈得头头是道。
“技术上没啥大问题，我们都能做。可那些小孩都是三两套的买，我们印染服装都是成批成批的，最少五百套。哪能给他们单蹦儿零儿做？要是做五百套放屋里等他们来买，就等于积压了资金。做一批出来运北京卖去？人家那边有假冒的。打假？咱没那个心气，也没那个能耐。”
与此相反，一些对“梅花”有感情的老员工居然对假货抱有一种感恩般的心情。前些年有人提议出去“打假”，于三羊给拦住了。理由是：“要是没有人家假货，你这个牌子早就让全国人民给忘了。咱得感谢人家。”
说 “梅花”已经停止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确切的。十几年来，它一直出现在天津一些中小学生和工人的衣领上。于三羊的“经销服务部”和“梅花经营部”主要的生意来源就是做校服、工作服。当年令他们得到诸多优越感的销售渠道，现在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饭碗。几年来一直在“梅花经营部”订做服装的客户之一是：天津市老年自行车队。
2009年6月20日，天津市老品牌协会公布了包括狗不理包子、鸵鸟墨水等113个被授予“津门老字号”的企业名单。会长杭天增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梅花牌”不在其中
与李宁的缘分何以至此？
其实，尽管是通过招标而成为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参赛服装，梅花牌也远非完美无憾。即使在最辉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它也被同行业公认为“傻大粗”。
“我们厂的产品特点就是真材实料，款式、样式不如青岛的‘蓝天牌’、上海的新、漂亮。”当年的技术科长杨秀珍说，当时的中国运动装市场被“梅花”在内的三家国有工厂垄断，另外两家分别在青岛、上海。业内形容为“上青天”。“天”排在最后。
款式陈旧的原因，也许与当年“梅花厂”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关：中层干部不调入，也不调出。“领导觉得，自己提拔的人用着顺手”。杨秀珍一直当了14年技术科长，从“梅花”的最辉煌时期一直到它停产。
这样的真相，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而被彻底戳穿。在战斗开始之前，结果就已经决定了。
借助迈克尔·乔丹率领公牛队夺取NBA三连冠的威力，耐克的运动服装以篮球鞋为开路先锋，开始肆意吞食此前被“上青天”瓜分的的中国市场。而阿迪达斯这个耐克的老对手则步步跟进。二者竞争的手段之一，便是赞助中国运动员。
几位“梅花”老员工回忆：1987年在广东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梅花牌拿出一百多万元赞助全国所有参赛运动员的服装，即便梅花当时如日中天，也很吃力。而耐克和阿迪达斯不仅免费提供服装，还一掷千金赞助其训练、生活费用。这种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赞助手段，在当时却给包括梅花牌在内的国产老品牌以沉重打击。没几年，“全国的运动员穿的都是耐克、阿迪了”。
在“外国侵略军”面前惊慌失措的梅花，在国内又遇到了一个强悍的新对手——李宁。
这位穿着梅花牌运动服一次领取6个世界冠军的体操运动员，1988年在汉城奥运会上失手，随即宣布退役，投入商界。当时媒体形容他“一屁股坐在汉城便改写了人生”。但是，无人知道他对那套曾见证他辉煌的“梅花牌”运动服，究竟怀着怎样的感情。
刘玉证实了许多“梅花”老员工口中的说法：李宁退役后，首先来找针织运动衣厂谈判，想利用它的生产能力代工。条件是：取消“梅花”品牌，全力生产“李宁”。厂方拒绝了。
没过多久，李宁就用实际行动改变了自己与“梅花”的关系。1991年，他挖走了“梅花”的厂长。
李宁公司的CEO张志勇曾有如下回忆：“当时我们一家运动服装公司的总经理叫李纪铎，原来他是天津梅花厂的厂长，梅花厂当时是中国做体育的一个领先的国有企业，李宁把他请去做旗下运动服装公司的总经理。上世纪90年代，运动公司的营业额比鞋业公司都要大，按生意贡献他是第一位的。”
关于李纪铎出走的原因，厂内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是当时经营效益下滑，上级主管部门决定撤换李纪铎，让他改任党委书记，他愤而出走。“其实真不怪他，是当时形势不好。”几位老员工感叹，他们的老厂长其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如果李纪铎一直当厂长当下去，梅花这个品牌没准现在还存在。”
另一种原因则是肯定的：丰厚的报酬。
一位老员工回忆后来去广东三水的李宁服装公司考察时，看到的排场：“老大老大的办公室，真皮的老板椅，红木的大书桌。他(李纪铎)就在那儿坐着办公。后来听说，李宁一年给他的光奖金就10万，不算工资。在广东、北京、天津都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厂长出走，引起整个“梅花厂”的剧烈震荡。当时，全针织运动衣厂工资最高的是一位姓胡的八级钳工，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元，并因省吃俭用成为全厂第一个“万元户”，这个纪录在厂内外传了好久。而作为厂长，李纪铎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出走后，仅平均每个月的奖金就将近原工资的一百倍。“当时李宁从香港请的设计师，年薪就是十几万元。”曾任“梅花厂”最后一任技术科长的何光莹说。
这一挖墙脚举动立竿见影。1992年，经过李纪铎的牵线，梅花厂很快同意：为李宁设计并贴牌生产一批服装。
当年负责设计这套服装的人，便是吴春博。他记得很清楚，那套白绿相间的运动服，是用68块布料拼起来的。“梅花”以每套58元卖给李宁，摆到李宁专卖店橱窗里的价格是300多元。
结果，为李宁设计服装，却成为吴春博离开设计员岗位的导火索。
“我干了一个月，剪的硬纸模板堆起来都到腰上了。结果你猜怎么着？那月总共给我开了40块。我平时一个月也能挣五六十，还不如不干呢！我去找领导，领导说话就跟说相声似的：你是干了活了，可咱们厂扫地的，看门的也干了呀。”
一气之下，吴春博离开了技术科，去了当时工厂的“第三产业”之一——腾飞公司，并凭借技术成为其负责人。他和杨秀珍有一个共同点：当时都有南方的私人企业高薪聘请，他们没去，并至今为此惘然。
“咱就合计着，咱是国有企业的人，怎么也不能走啊。”因为给李宁设计过服装而自得的他承认，“咱这脑袋就是不活。当初李纪铎走的时候，全厂就一个跟他去的，后来不少人都后悔了。”
李纪铎如今已经退休，又回到天津居住。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可见一斑。
“梅花”还能再开吗
“其实，梅花这个牌子没倒。老百姓还是认。”这是老“梅花”人的共同看法。只是对于如何“复兴”梅花，他们有不同的理解。
刘玉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资金。”吴春博则明确地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市场推广，如何让“梅花”变成一个正常生产、正常销售的服装品牌，而非靠复古和怀旧维持概念上的生存。“靠小青年玩酷，能行么？”
另外一点与此相关的真相是：即使靠怀旧，“梅花”也难以为继。当年的老运动服库存已经基本没有了。虽然1994年起，“梅花”就已经停产，但仍保有大批库存。1996年起，当时的天津市纺织局指派另一个国有企业“东亚毛纺厂”接管“梅花”，两年时间，三层楼的仓库基本卖空了。
“当时你们没赶上，运动服就在厂门口摆着卖，五块钱一套。”冯深谊说。“东亚为了给工人开工资把库存都卖了，有些人还感谢东亚。要是我，就不感谢。”
“外行领导内行，就那两年把我们厂给坑了。”于三羊的妻子范秀萍不满意地说：作为退休职工，至今她一个月要为自己交数百元的各种保险。“要不，光靠吃库存，咱们这辈子都吃不完。”
此前，从天津市纺织四厂调来的新厂长王群励已经启动了自己的打法：让“梅花”暂时停产，全厂改生产内衣“费米丽”，刚进入正常生产，“东亚”的接管就使其夭折。等1998年他再被调回来，工厂已经基本瘫痪。库存、资金和设备都没有了。政府指令对经济的干涉，给了“梅花”最后一击。
如今的王群励已经58岁。“人的一生能有几次雄心壮志？”一位老“梅花”人为他鸣不平。
“东亚”如今也已衰落。它为“梅花”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是：卖掉了织机等设备。当年“梅花”之所以能在全国服装行业获得“两金两银一铜”，很大程度上在于进口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先进设备，当时价值一千多万元。中国运动员穿去参加1984年奥运会的那些运动装就是进口设备之功。
“我们做过调研：那些设备，现在中国北方都没有。将来即使梅花牌复兴了，也得采取让南方企业代工的形式。”作为最后一任技术科长，何光莹保留着几乎所有老“梅花”运动装的技术资料和样本。她现在的身份是：梅花公司的副总经理。
在诸多“梅花”中名头最响的梅花公司，是“园区”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年产值约一千万元，主要给美国、日本的服装品牌做代工。它成立于 2000年，至今总经理李梦强仍是针织运动衣厂的党委委员。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寄托了对“梅花”的期望。只是它一直无力去推动这个老品牌的复兴。
从技术层面讲，当年的经典老款运动服也是不可完全复制的。染红色运动服用的是“国红”，属纳夫妥染料。1990年出口德国被对方以致癌为由拒收，这才改用活性染料，但颜色存在一定差别。蓝色和绿色分别是用士林蓝和士林绿冰染的，如今掌握这些技术的技术工人流失极为严重。“我总不能自己上阵去染吧？”
但何光莹承认，“梅花”未能复兴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条件不利。“咱天津人脑子不笨，就是容易满足。比如我自己就是这样。”“这个品牌要是给南方私人企业拿去，早干好了。”于三羊也说。
老“梅花”人对这个品牌的情结，跟豆瓣网上年轻人的追捧一样，也许是它复兴的另一种资本。
天津电视台一位编导回忆：去年台里办节目，向“梅花”租了一百多套运动服。她去取的时候，发现两位老工人正在整整齐齐地把服装逐个装进外包装塑料袋。她解释说，不用如此费劲，这衣服穿两次就送回来。两位老工人回答：不行。咱厂里就这规矩，必须整整齐齐的出。
现在，针织运动衣厂办公室的电话安装了来电显示，生怕错过每一个机会。哪怕你只买一两套衣服，刘玉也会亲自拨回来，告诉你销售部的电话、于三羊的手机。吴春博和另外许多“梅花”掌舵人一样，在盘点自己生产的代工服装时，每每顺嘴唠叨一句：这要是贴上梅花的商标，该有多好……
何光莹则以另外一种态度表达了对“梅花”的感情：其他公司的“梅花”授权都是非法的。针织运动衣厂唯一有权使用这个品牌的，只有她的梅花公司。“现在我们不追究。将来这个品牌再起来了，我们一定得找厂里要个说法。”
崇文门附近一家售卖北冰洋汽水的小店，仍在一块大冰坨子上滑动汽水瓶。 图／ CFP
北冰洋汽水：相见不如怀念
承载怀旧情绪的北冰洋汽水原来是假货。这个虚拟生存的老品牌，
能否光复它的现实价值？
7月底的北京，傍晚依然酷热难当。后海边的一家小食品店里，几瓶北冰洋汽水看起来十分解渴。
与芜然杂陈的可乐、绿茶、红茶、鲜橙多们不同，北冰洋汽水被安放在另一处更显眼的位置，与瓷罐装着的老北京酸奶并肩而立。玻璃质的瓶子，铁皮做的压盖，贴纸标签和赫然印在上面的长脖子白熊图，都还是老照片上那质朴的模样。
一时间，有时光倒流之感。
老品牌重现
“两块钱一瓶”，见有人过来，店主介绍说，“但口味没以前好了，气泡儿也不太足。”瓶盖启开，果然未见气泡腾出。咂一口在嘴里，有很奇怪的口感，涩涩的，带有浓重的苦味，难以下咽。
在老北京人的记忆里，北冰洋汽水本该是冰爽的啊，“带着凉凉的冰碴和新鲜的橘子味儿”。
店主苦笑着解释，可能是生产企业改制的缘故，这种汽水的质量明显不如以前那样好了。
他所说的以前，应该是很有些年头了。在上世纪50-90年代，偌大一个北京城，风靡大街小巷的品牌饮料就是北冰洋汽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日子，北冰洋汽水和同一牌子的双把雪糕，在京城更是家喻户晓。
不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汽水突然消失于人们的视野，往日滋味渐成追忆。
最近两三年，北冰洋汽水却在不经意间重出江湖。在老北京市井文化集散地后海，和老城区的一些小胡同里，人们都可看到它的身影。
卖汽水的店主说，因为已经知道重出江湖的汽水难喝，一些食品店和酒吧就停止了进货，可他还一直坚持着。
“少进一点，也有得赚，尽管不好喝，也还会有些顾客。”店主说，来买这种汽水的人，十有八九不是为了喝，而是因为怀旧，“买下来做纪念的”。
儿时记忆复活
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让不再好喝的汽水依然有销路？看看网络上有关北冰洋汽水的各种怀念文章，就会找到答案。
一篇题为《80后遗失的记忆》的帖子，在博客、贴吧、豆瓣和开心网里被广泛转载，里面写道，“你可以随便去问一个在北京长大的，1990年以前出生的孩子，在他们的童年里，陪伴他们长大的汽水是什么？唯一答案只有北冰洋。”
更多的人忙着补充各种细节：“那会儿在大街上卖的汽水，都是把汽水搁在一大块冰上面卖，整块的冰上有好多半圆形的槽，汽水一瓶瓶地放在槽里刚刚好。”“店主守着大冰块，一边与街坊邻居谈笑，一边不住地用手翻转着饮料瓶子，让它们均匀受凉，偶尔还会往上面浇一些水。”
“遇到有人过来掏钱光顾，店主会非常麻利地拿起瓶起子，用起子利落地一撬，将瓶盖甩落在地。与此同时，‘呲儿’的一阵声响，汽水便如同炸开了锅一样，迅速腾起一排排的泡泡，一股婷婷袅袅的白气也顺势从瓶口冒出。被甩在地上的瓶盖则快速地滚动、舞蹈，慢慢归于平静。”
这些帖子集中到一起，所表达的东西除了汽水本身，更多的是对青春的纪念。
经由网络聚集的怀旧气息，最终还是会回归现实生活。许多人开始通过发帖来呼朋引伴，相约后海，一起去寻找那些可以承载他们记忆的北冰洋汽水们。
不过，他们恐怕不知道，这种重出江湖的汽水不但味道变了，而且还是假的。
假货！假货！
是的，那些 “北冰洋汽水”是冒牌生产的劣质商品。
早在2007年，北京一些媒体就开始关注这一现象，有的报道揭穿了这些汽水的部分真相。“黑心商贩用色素和自来水勾兑假汽水，装入从市场上回收来的空瓶里，制成了假冒的北冰洋汽水。”
其中一篇报道用劝慰的口吻说，“色素吃多了容易破坏中枢神经，损坏肝脏，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喝了不干净的水也会引起肠胃疾病。”记者建议家长不要购买。
2008 年年末，《北京青年报》再次报道了这件事。当时，北冰洋汽水的真正“母亲”、北京北冰洋食品公司回答媒体记者说，公司于1994年被百事可乐收购，之后不久北冰洋汽水就停止了生产，因此市场上出现的北冰洋汽水全是假冒的。至于北冰洋汽水的瓶子为何会流入不法商贩手里，受访的工作人员说，可能与当初集中销毁空瓶时，有些销售点没有全部上交有关。
2009年7月，《中国周刊》记者再次寻访北冰洋食品公司。彼时，这家企业正在进行资产重组，可能的方向将是，并入同一集团另外一家公司。相关负责人受访时维持了前述说法，“我们很早之前就不生产汽水了，后来也没有授权其他人生产这个牌子的汽水。”
可问题是，既然市场有需求，企业为什么不再生产了呢？
品牌所有权难题
面对记者的提问，原北冰洋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曹树琪不愿多谈，他只是指着屋内印有“北冰洋”标志和“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字样的桶装水说，“现在我们已改做桶装水了。”
品牌营销专家姚尧介绍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相继进入中国，由于当时政策鼓励外商与国内企业合资，洋饮料又享受超国民待遇，于是迅速通过成本和资金上的优势，获得了市场和品牌的控制权。之后不久，国产饮料品牌纷纷被雪藏或清洗出局。
北冰洋汽水的尴尬命运，应与上述历史背景有关。
姚尧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如果当初北冰洋和百事的合资使得后者掌握了品牌的所有权，则未经百事许可，包括北冰洋食品公司在内的其他中方企业，将无权再生产北冰洋汽水。但如果被百事控制的“北冰洋”品牌仅限于汽水，则中方企业还可以将“北冰洋”品牌注册到其他商品。
《中国周刊》记者就“北冰洋”品牌的所有权问题先后联系北冰洋食品公司的上级单位——北京一轻集团和北京百事饮料有限公司，但双方均未给出相关答复。
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显示，百事与北冰洋合资后转产的桶装水虽沿用“北冰洋”商标，但产品标识上均不再出现“北京北冰洋食品公司”字样，生产厂家全部为“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此外，北冰洋食品公司在与百事合资前还生产雪糕、果酱等食品，其所生产的北冰洋牌“双把雪糕”、“袋儿凌”等产品，同样在北京市民中享有盛誉。
据《中国周刊》记者了解，北冰洋食品公司现在也已经不再生产这些产品。但这家企业又与一家东北籍个体老板合资，另外开了一家名为“北京北冰洋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民营企业，继续生产“北冰洋”牌雪糕。目前，市场上的北冰洋牌双把雪糕全部来自于这家企业。
不确定的未来
近几年来，与北冰洋同期被收购的天府可乐，正在向百事可乐追索品牌。北冰洋方面有没有类似的打算？原北冰洋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曹树琪说，由于集团正在对公司进行重组，未来发展方向将由集团领导定夺。
《中国周刊》记者就此采访北京一轻集团，该公司宣传部部长纪敏超在请示主管领导后表示，集团的确正在对下属公司进行重组，对于北冰洋品牌的发展也制定了好几套方案，但因为这些方案都还没有经过董事会讨论，未来还可能会有变数，因此暂时不便向媒体透露。
但他向记者特别强调，将绝不放弃“北冰洋”品牌，“会把它持续发展下去。”所谓的持续发展，是指汽水、雪糕还是桶装水，北京一轻集团未予明确。纪敏超运用外交辞令，闪烁其词地说，“不管什么产品都还用这个牌子，也不排除换一种载体来发展它的可能性。”
这一表述都比曹树琪的前任此前对媒体的答复要保守得多。
早在2007年，时任北冰洋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的王小平表示，“虽然北冰洋汽水已经停产多年，但是我们有计划将其重新投产。在未来，北冰洋汽水肯定是会重新回到北京市场上来的。”
这种细微变化多少让一些人心生凉意，想喝到正牌的北冰洋汽水，仍然是渺茫无期。更多的人开始感慨，“幸好现在我们还有北冰洋牌的双把雪糕。”
但是，随着合作方北冰洋食品公司被重组，生产双把雪糕的北冰洋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业务是否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也同样充满了未知数。
北冰洋汽水曾“撂倒”聂卫平
汽水这种饮料现在看来是很稀松平常的东西，但是在早年间也是稀罕物呢。就这北冰洋汽水怎么会撂倒了聂卫平呢？这段儿故事那可要从他小时候说起了。想当年聂卫平是陈毅元帅的小棋友，每逢周末他就会被家里人饬一番之后，去和陈老总切磋棋艺。当时聂卫平才十岁，一直深受“落子无悔”的教育和影响，所以有时候陈老总想再斟酌一下，想悔棋的时候，他都会坚决地予以阻止。
陈老总很喜欢这个机灵认真的小棋友，所以一次晚餐时，就拿出了在当时很稀少的北冰洋汽水来招待他。据聂卫平回忆：那可是他第一次喝到汽水，那甜甜的、凉凉的，好喝极了！而且每当面前的汽水快见底儿了，陈老总马上就给续上了。结果一来二去连着喝了十来瓶儿。后来可能是喝得太多，有点醉了的意思，聂卫平就晕在沙发上起不来了。
“北冰洋”历史
北冰洋食品公司的前身是建于1936年的北平制冰厂。1949年收归国有，改名为北京新建制冰厂。1950年改名为北京市食品厂，并正式注册“北冰洋”商标以及雪山白熊的商标图案。1985年，改制成立北京市北冰洋食品公司，之后进入历史辉煌时期。
1994 年，伴随着招商引资大潮，北冰洋食品公司同外商合作，分别成立了4家合资公司，“北冰洋”汽水被分配给其中之一的百事-北冰洋饮料有限公司生产。遗憾的是，包括百事-北冰洋在内的3家公司没多久就全部关门大吉，只有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还在继续生产着“北冰洋”牌子的桶装纯净水。
2008年，北冰洋食品公司上级单位北京一轻集团宣布将对其进行内部资产重组
自行车王国的巨大市场曾一度托起飞鸽等经典国货品牌。 图／CFP
“飞鸽”起落记
从100%到1.6%，国有资产在整个天津自行车行业中占有份额的变化，是一个标准的“国退民进”过程。“飞鸽”的膨胀、衰落直至今天的新生，终于一步步回归正常。然而，要恢复往日的荣光，对它来说已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天津，东丽区程林工业园，大道上尘土飞扬，运送货物的卡车迎来送往。
“你是找中国飞鸽？”卖西瓜的小贩、修自行车的工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方向，即使它远在一两公里外。“飞鸽”现在的名字是“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刚搬到这里三个多月。
这是“飞鸽”的最近生存状态。在网上能查到的，“飞鸽”在西青区、北辰区的两个厂区已成往事，更勿论位于天津市区六纬路的老厂。那个曾经随着一辆辆自行车传送到全世界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名，现在伫立着一片宽阔的住宅小区。厂房早已卖掉抵债。
“飞鸽车业”副总经理高用亮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现在的“飞鸽”年生产量为120万辆。其中一部分为贴牌代工。
这个数字，在天津市每年的4700万辆自行车产值中，并不出众。与它自己的过去相比，只能用“柔弱”来形容。曾几何时，“飞鸽”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代名词。
一年一张票
作为中国自行车的发源地，天津的名字从来就与“飞鸽”联系在一起。
1950年，新中国第一辆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自行车在天津自行车一厂出生，取名“飞鸽”。在自行车成为中国人普遍交通工具的过程中，“飞鸽”与上海的“永久”“凤凰”出尽了风头，被称为中国三大自行车品牌。
“六五”“七五”期间，天津市政府先后投资2.4亿元，对“飞鸽”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自解放以来到1980年代末，以“飞鸽”为领头羊的天津市自行车产业累计上交国家利税60多亿元，是天津市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当年的技术工人，现在的技检部长赵志国回忆：作为“飞鸽”的工人，他们享有一项赢得社会普遍羡慕的福利：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们每人每年可分到一张购买 “飞鸽”的票券。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称为中国家庭“三大件”的年代，这张票太珍贵了，经常是早早就被亲朋好友预定：“我明年结婚，你那车票千万给我留着！”
当时的婚礼，一辆崭新的“飞鸽”往往便是女方的全部陪嫁，赢来阵阵艳羡。许多人因实在弄不到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券，只能自己想方设法收集自行车的零件，自己“拼”一辆。
1988 年，包括另一个着名自行车品牌“红旗”在内，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都集中到“飞鸽”名下，成为3万多人的“飞鸽集团”。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飞鸽”辉煌的最顶端：国有资产占全市自行车产业份额100%，年产量661万辆。1989年2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访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他，并赠送他们夫妇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国礼”。从此“飞鸽”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它还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资之一。
顶点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飞鸽”作为大型国有企业，靠的是两大法宝：政府指令下的银行贷款，和包销全部产品。几十年来，“飞鸽”基本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绿色。
天津大学企业战略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和金生领衔的一篇论文形容当时的“飞鸽”：“保守、狭隘、自大、唯我独尊”，“具有鲜明的国企特色”。原因是“企业不直接面对市场和顾客，所要做的就是听从行政命令进行生产”。
吉利改宝马？
行政指令对“飞鸽”的负面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初现端倪。
如果把吉利汽车的标识取下，换成宝马的车标，以图让一辆汽车的售价提高，行吗？
当然不行。然而，这种类似的行为并不是假设，而是现实。“飞鸽”和“红旗”当年就曾在政府指令下，做过这样的违心之举。原因仅仅在于，一辆“飞鸽”的价格比一辆“红旗”要多二十块钱。
可以想象当时的尴尬场面：服从领导，移交了技术资料、设计图纸，“飞鸽”人心怀不满，认为抢了自己的市场；“红旗”人也不情愿，便宜耐用是当时的26型“红旗”一大卖点，该车素有诨名“不吃草的小毛驴”，走俏于农村市场。自己的品牌要被取消，谁乐意？
两个厂面临同样的工作任务：厂长给副厂长做思想工作，副厂长给车间主任做思想工作，车间主任给车间副主任做思想工作……
两个工业品牌的统一，谈何容易。需要改图纸、改模具、改车床，何况还是两个定位、市场都不一样的品牌。由“红旗”改成的“飞鸽”很快被民间称为“假飞鸽”，进而连累了整个“飞鸽”的销售。“永久”“凤凰”趁机抢占市场份额……
其时为1986年左右。改革进行了一年多，被迫中止。
“改革是失败，但是当时也有好处。谁得了好处？政府。”当时的集团总经理萧庆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他试图从积极的角度谈那次改革的意义：天津市当时正是加紧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资金极度短缺。“红旗”改“飞鸽”，当时的确增加了一些销售收入。这笔多出的钱，自然作为利润上交，用来修建了天津市的中环线等几条重要公路。
十几年后，“飞鸽”人因工厂衰落，他们的退休金、医疗费长期被拖欠。没有人能料到这样的后果。
1990 年代开始，席卷全中国的体制改革扩展到了自行车行业。政府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逐渐扶不住这个庞大而附加值极低的产业了。从1990年开始，天津市轻工业局向民营企业大量发放自行车临时生产许可证，另一方面减少乃至停止对自行车产业的投资，并将这一行业认定为“国有资产退出的行业”。
在这种形势下，众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加入自行车行业。可怜当时的“飞鸽”基本上只会制造26、28两种车型，连中国女性的普遍选择 ——24型号的自行车都极少。要改个车型，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有个比方：河冻冰了。咱们回去开动员大会，开始设计冰车。人家民营企业直接拿个冰爬犁往上一放：五毛钱一位；结果发了。等咱们明年把冰车做好了拿来，河都化了。”一位当时的“飞鸽”高管说。
截至1998年，飞鸽集团溃不成军，连续5年亏损，累计达3亿多元，人员大量流失。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利用“飞鸽”走出去的技术、管理人员，步步做大。天津市一位区长说了一句话：“一只鸽子掉下去，千万只麻雀飞起来。”
售价200 成本600
1998年，几百名“飞鸽”的老员工走上天津的中环线、外环线，用堵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因为“飞鸽”名气太大，影响也大，当时的厂长和书记双双下课。此事标志着“飞鸽”的彻底衰落。
之后，没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甚至集团指派当时的副总经理去兼任厂长也被拒绝。最后还是行政指令起作用：再不去，立即宣布撤职！“飞鸽”这才算有了厂长。
今年64岁的龚孝燕，当年是飞鸽集团的副总经理，主管“解困工作”。对那段日子，她不愿意用“不堪回首”这样的词。跑市政府、区政府、劳动局、经委、工会、工商局，一个个衙门求来求去给工人找政策，找待遇，找出路。连厂房分开出租是否合乎规定，都要她去找相关的政府官员，硬把人家拽来现场办公——职工们纷纷另谋出路，或挂靠在集团下单干，飞鸽集团的下属企业三年就增加了一百家。大雪天的深夜，她独自一人跟几百名下岗职工谈判，苦口婆心几乎是央求他们不要有过激行动……那段日子给她留下了糖尿病、高血压和一身的病。一次导致她险些半身不遂，不得不提前退休。
“她(龚孝燕)那段时间至少给工人要来六七百万。”一位老飞鸽人说。
对于个人来说，这个数字足够巨大和值得自豪。但要挽救飞鸽集团，只能是杯水车薪。据曾任财务审计处副处长的高用亮回忆，当时飞鸽集团一个下属厂每个月给退休工人看病的费用就高达数百万元，整个集团要想翻身，每个月需要1.5亿到2亿元之间。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的银行贷款和企业欠债的利息，对当时的“飞鸽”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根据飞鸽集团对提供的数据，当时市面上的自行车售价为200元左右，而一辆“飞鸽”的成本是600元。那些兢兢业业一辈子的老工人苦心钻研节约成本，一个七十几道工序的车铃才挣几厘钱；架不住“飞鸽”庞大的非生产部门人吃马喂：企管办、质管办、房管科、行政科、膳食科、幼儿园、医院、技校、职工大学……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冗大结构是一切企业的最终发展方向。
1999年，中央下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逐步把所办的学校、医院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移交地方政府统筹管理。对“飞鸽”来说，已经晚了。
越生产越亏损，成为政府决心从这一行业中退出的重要原因。现在的“飞鸽”，以上部门全部裁撤。仅剩的几个部门也变成了生产人员兼职。
三次“砍树留根”
困境中的飞鸽集团，最大的优势就是“飞鸽”这个名字。
再拖下去，不是办法。飞鸽集团想了个办法：“砍树留根保品牌。”即：剥离一部分生产能力，抽调精干人员、技术和设备，另行组建一个企业实体，飞鸽集团以有偿形式将“飞鸽”这个品牌转让给它使用。这样，就把原先的债务由集团一身扛下，新的企业实体可以轻装上阵了。
1998年，飞鸽集团又咬牙贷款1500万，成立了全资的“飞鸽自行车公司”，赵志国和高用亮都在其中。一年时间，这个公司盈利了1000万元。然而，它能看着拥有上万职工的老集团债务缠身，无动于衷么？1000万盈利全部被集团抽回救急，公司又办不下去了。
“当时有个比方：我们是一艘小潜艇，集团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这潜艇能拖动航空母舰么？”高用亮说。
明晰法律的人不难看出，“砍树留根”并不能一下让“飞鸽”抛下包袱。1999年，上海宝钢集团对“飞鸽”拖欠它多年的钢材款1400万元，提起诉讼并要求查封“飞鸽”品牌，准备逼它拍卖。这时候，政府终于对“飞鸽”多年来的贡献给以了回报。天津市政府介入，与上海方面反复交涉、沟通，最后于 2002年达成还款协议，使“飞鸽”幸免于难。还有几次类似的危机，都被政府出面化解。
很难说清，是不是这次诉讼推动了“飞鸽”的改革。这年，第二次“砍树留根”奠定了今天“飞鸽”的合作形式：合股经营，公私合营。天津市西青区的一家乡镇企业腾达公司出了土地、厂房，天津市经委下属的华泽投资公司拿出400万元，跟飞鸽集团一起成立了“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
2004年，民营企业泰美公司的老总张健加上“飞鸽”的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资808万元，三个国有股东持有的股份缩减到58%。2007年，这个公司的年产量曾达到过130万辆。
然而，在这种经营形式下，股东之间又出现了矛盾。
“当时的股权很混乱，不明晰。比如说我们飞鸽集团用来入股的设备，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设备，没有计算折旧费；总股份1924万元，仅厂房就价值670万元。”高用亮说，当时的各方股东要求“飞鸽”以品牌入股。而在国有股份不占优势的形势下，这就等于出让“飞鸽”品牌。这促使“飞鸽”进行了第三次“砍树留根”。
2009年3月，天津飞鸽集团出资退了各方股份，采取了“管理者持股”的运作模式。它出资500万元，原副总经理张金瑛个人出资300万元，并担任总经理。在东丽区租下一片厂房，成了“飞鸽”的新巢：“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
“她(张金瑛)的300万元，应该也是几个朋友凑的。”一名“飞鸽”员工援引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800万元，成了新“飞鸽”的全部资本。这一下产权彻底清晰了，生产设备也全部换新。“飞鸽”终于成为一家彻底的现代企业，得以卸下包袱进行市场竞争。但这样的规模，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已排不上号。
生产“飞鸽”的，还有飞鸽集团旗下的两个小企业：“飞鸽电动车有限公司”和“飞鸽电动三轮车有限公司”。都是国有与民间资本合资。再加上与 “飞鸽”一样衰落的“红旗”，根据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向《中国周刊》提供的数据：整个飞鸽集团的资产，在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只占1.6%的份额。
与此同时，“永久”、“凤凰”也全部衰落。
来自非洲的怀念
“我感觉，要想做大，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人才。”在刘少奇视察、布什骑车的大幅照片下，高用亮说。
“飞鸽”再想恢复往日的荣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天津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年产4700多万辆自行车，但规模前10 名的企业都是民营，其中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曾经穿过“飞鸽”的工作服。一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请周杰伦做广告代言，出价3000万元人民币。这一数字相当于“飞鸽车业”全部资产的近4倍。
尽管多年来再也没有退休工人堵路，拖欠的医药费、退休金也在逐渐发还，但“飞鸽集团”与那些老厂长、老经理的关系并不密切。有些老“飞鸽”人在聚会时表示：不愿意和现在的“飞鸽集团”接触，怕见了伤心。“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远。”一位知情人如是说。
尽管一再收缩，“飞鸽”的品牌价值仍贯穿到今天中国大地上能通行自行车的每一区域。无论在“飞鸽”的哪一个发展阶段，打假都是它不能放弃的工作。全国各地的假冒“飞鸽”前仆后继。
直到现在，飞鸽车业的管理部长还在江西打假。根据各地客户举报，带着技术人员前去，查实后向当地的工商、质检等部门举报。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客户利益，地方政府要维护自己的市场繁荣。效果无疑参差不齐。
在世界某些意想不到的角落，“飞鸽”的品牌价值还以怀念形式存在。
目前，飞鸽车业的出口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还有一部分来自非洲，确切地说来自赞比亚、乌干达等小国。当年，中国曾向它们或出口或援助过“飞鸽”，现在它们找上门来，指名要买“飞鸽”，而且还是最经典的28款式。
这些车忠心耿耿，负重能力强，在非洲广袤的沙漠和草原上，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老国货复苏的春天还有多远
中国国货老牌有了复苏迹象，这里既有转型市场环境创造的特殊良机，又体现了国人自信心的实质性提升，也有老牌企业的变革努力。但它们的整体性复兴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也许当我们不再把老字号看做是“老字号”的时候，老字号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何佳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品牌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国货老牌似有复苏迹象，我相信这是国货振兴的前奏曲。这大概与以下三方面因素有关。
首先是转型市场环境创造的特殊良机。转型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制度建设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在消费市场上，仿冒伪劣、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早已见怪不怪。消费维权事件数量逐年上升。老百姓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做法就是购买“品牌”商品。
在英文里，“brand”是名词(品牌)或动词(打上烙印)，但在中国人心里，“品牌”还是形容词，大家把它理解为可靠的、放心的。这就是“品牌”在中国的特殊性。国货老牌的核心资产在于诚信和可靠。
年轻一代可能不喜欢老字号，觉得与自己距离太远，但对老字号的信誉是相当认可的。人们怀念老字号，实质是对层出不穷的杂小品牌不信任的反弹。
其次是国人自信心的实质性提升。
改革开放30年，老百姓的物质消费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许许多多稀奇的东西变得平常了，“令人羡慕”的东西变得司空见惯了。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品牌所具有的独特象征意义变得不再那么令人心驰神往了。
遥想当初，只要是西方货，不管是杂牌还是小牌，只要进入中国就是绝对大牌。随着国力提升，西方品牌的这种落差势能差不多已消耗殆尽。雀巢咖啡198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广告语说“味道好极了”，那时，国人是“笑在脸上，苦在心里”。现在百姓的消费经验和知识有了长足进步，不再盲目消费。只要东西货真价实，就是国货，又有何妨呢？
这种国人心态和民族自信的进步，为国货老牌的复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消费预期。代表中国的民族性元素不但不显土，反而让人自豪、受人追捧呢。国货老牌具备这样的基因。
再次，一些老牌企业确实靠全面管理变革走上新路。
例如，百年老牌云南白药运用品牌延伸把自己的独特优势发挥到极致，其背后是董事长王明辉所领导的一系列变革，包括管理、产品与技术、品牌等方面的创新，以及资本结构整合和产权结构的改造。
很多人一定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合资高潮，冲没了一大批国货老牌，大家心生愤慨，却奈何不得。没有资本和实力，谈何谈判上的平等？
上海家化老总葛文耀当时自嘲在合资企业当副总为“不出国的留学”。可见当时不要说一般管理人员，就是企业当家人都不懂品牌管理。现在呢，营销已成为常识，品牌则是老生常谈；人才市场和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公司治理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有极大改变。
那么，国货老牌整体性复兴的春天是否已到来？我个人认为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老牌企业是否能够复兴，到底如何复兴，最终取决于企业的相应战略选择和执行。而作为学者，我从大量研究中得到了一些较具规律性的东西，与其说是结论，还不如说是一些具体问题，这里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希望对诸位有所启发。
首先，老字号品牌的个性(形象)要不要改变？如何改变？我的研究表明，中国老品牌具有突出的“仁和”个性，但“时新”和“高雅”个性评价低下，而外资品牌个性的评价恰好与之相反。此外，与年长世代相比，年轻世代对理想品牌个性的时新需求显着更高。那么，老字号的品牌个性要改变吗？如果改变了还是原来的她吗？
其次，老牌国货要不要大打老字号牌？如何打？中国老品牌具有突出的群体共享联想。
这些联想往往集中于家族性标签老字号。很多企业还要趋之若鹜地申请“中华老字号”认证。反观西方的百年品牌，就以“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为例，你怎么也不会首先想到它是老品牌，却始终让人感觉与年轻一代心心相印。
最后，老牌国货的营销战略坚持以创新为本的理性路线，还是走怀旧的煽情路线？创新就是求变，包括新产品(用途)、新市场、新定位和新形象；而怀旧是挖掘老的元素，唤起回忆，建立起与消费者过去自我的情感联系。两条路线似乎矛盾。
那么，到底孰轻孰重？对老字号的宣传和舆论，似乎总是围绕它们的身世做文章。老牌国货的复苏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舆论取向？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表达对上述问题的意见，那就是，当我们不再把老字号看做是“老字号”的时候，老字号复兴的春天就会真正到来。
老国货的前世今生
梅花运动服 原产地：天津
当年：
见证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辉煌阶段。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梅花”是中国运动员指定出场服装。许海峰获得中国人第一枚奥运金牌、女排五连冠、李宁一次获得六枚金牌时，都穿着“梅花”。
现状：
九十年代起陷入衰落，在国内外新兴品牌的挑战下惨败。商标还在，但已十几年未生产。工厂还在，但已只剩空壳。人员还有，但都在各干各活。近年来，在“豆瓣”网上掀起的老国货怀旧潮中首当其冲，拥有上千名追寻者。
飞跃鞋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59年诞生于上海胶鞋一厂。上世纪80年代穿飞跃鞋是当年的时尚，其影响力可以和今天的耐克、阿迪媲美。
现状：
“飞跃”商标一直未注册，始终停留在中国低端产品阶段。但在欧洲获成功包装，法版 “飞跃”不仅售价高，而且销量也很大。
回力鞋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35年注册，为中国最早的胶底鞋品牌。上世纪80年代时，拥有一双回力鞋在青少年中是潮流的标志。王朔曾写道：“‘文革’时社会秩序大乱，这款鞋和军帽一样是小流氓抢劫的主要目标。经常看到某帅哥穿着‘回力’神气地出去了，回来光着脚，鞋让人扒了。”
现状：
国内市场尚有一定份额，成为大众化、休闲品牌。由于价格低廉和耐磨，经常成为农民工的工作用鞋。在欧洲、东南亚，老款回力鞋售价为国内的20倍。
美加净 原产地：上海
当年：
上世纪60年代诞生于上海家化，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的第一支定型摩丝、第一支防晒霜、第一支定型护手霜……1990年，中国化妆品市场总额40亿元，“美加净”占到3亿。
现状：
在国际化妆品巨头纷纷进入中国的强大压力下，“美加净”也不得不选择与国外合资。然而一路不顺。如今几经拼杀，“美加净”重新夺回了顶峰时的销售额，并在护手霜等细分市场上抢回了第一品牌的交椅，但中国化妆品市场已经增长到340亿元，而“美加净”仅仅占据了不到3%的份额。
凤凰自行车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58年诞生于上海自行车三厂。曾经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出口量长期名列全国自行车行业第一。
现状：
在全国民营自行车企业的冲击下，“凤凰”所占市场份额连年降低。1997年，作为上市公司的“凤凰”在106家同类公司中，获利能力排第102位，丧失了配股资格。目前的“凤凰”逐渐转向出口市场。并在荷兰开设组装工厂，以避开贸易壁垒。
健力宝 原产地：广东
当年：
1984年诞生于三水市酒厂，1984年，伴随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成功，作为指定饮料的“健力宝”大获成功，迅速成长为中国民族饮料第一品牌。
现状：
“健力宝”的浮沉过程，已成为中国商界教科书的必选课程之一。围绕其产权，政府、企业家、国外投资者进行的博弈产生了无数悲喜剧。其创始人李经纬、投资家张海纷纷身陷囹圄。如今的“健力宝”还在生产销售，但在饮料界的激烈竞争下早已风光不再。
北冰洋汽水 原产地：北京
当年：
1956年诞生于北京市食品厂。至上世纪80年代末，北冰洋公司产值超过了一亿元，这瓶汽水成为北京的符号之一。
现状：
1994年重组后，“北冰洋”汽水就不再生产。但在后海等地，一些小店兜售“北冰洋”汽水。厂方认定均为假冒伪劣。
飞鸽自行车 原产地：天津
当年：
1950年诞生于天津市自行车一厂，为中国第一辆自主设计制造的自行车。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辆“飞鸽”就是姑娘出嫁的最好嫁妆。
现状：
经过自行车产业的“国退民进”，几次重组后的“飞鸽”终于成为一家产权清晰的合股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年产上百万辆自行车。然而，天津的自行车产业已是一个私营企业占据绝对优势的产业，“飞鸽”所占的份额只有1%多一些。
百雀羚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40年诞生于上海富贝康家用化学品无限公司。曾经在国内首创全面“护理、滋养”的护肤理念，旗下的百雀羚、凤凰产品系列风靡全国，年销量达上亿盒。
现状：
2000年，百雀羚改制为民营企业。目前仍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忠实消费者年龄偏高。尽管每年销售额达数亿元，但因品牌的毛利率过低，公司每年的纯利润仅有两三百万元。
永久自行车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49年诞生于上海昌和制作所。一度是中国生产最多的自行车，年产量达到全国总产量三分之一。在当年是“宝贝”，当时有句俗话，骑“永久牌”自行车的要是摔了，爬起来必定第一个看“永久”摔坏了没有。
现状：
1993年，“永久”成为中国自行车行业最早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2001年起，上海民营企业中路集团入主“永久”，占有54%的股份。根据其官方说明，目前“永久”自行车年产150万辆。这个数字占中国自行车年产量的1/60。
英雄钢笔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58 年，上海英雄钢笔厂提出“英雄赶派克”口号。第二年，在抗漏、减压、耐高温、耐磨等12个指标中，“英雄”有11个方面超过了“派克”。上世纪80年代末，“英雄”在国内市场居于垄断地位，占有钢笔行业80%以上的市场。1997年，它成为香港回归仪式上的签字笔。
现状：
“文革”后，“英雄”的质量被“派克”远远抛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营出现接连失误，在国内又深受私企造假之害。如今的“英雄”每年销售额2亿元左右，而假冒“英雄”达8亿元以上。
小霸王学习机 原产地：广东
当年：
1987年诞生于广东中山小霸王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借助“唐老鸭”李扬极富穿透力的叫嚷“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小霸王”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在中国学习机市场一时占到80%的份额，年产值10亿元。
现状：
上世纪末，随着8位机技术被逐渐淘汰，小霸王先后转向VCD、复读机市场。而股权不明，又导致其创办人段永平出走，创办“步步高”，成为小霸王的最大对手。“小霸王”迅速衰落。现在的“小霸王”经营饮水机、豆浆机在内的多种机械电子产品，早已非一线品牌。
中国周刊 2009-08-20 09:20:19
一些为人熟知的老品牌，不经意间从市场上隐退了。不过，好在记忆是可以重新拾起的，当下，它们似乎又在不经意间复苏了。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久违的回力鞋、梅花运动服、飞鸽自行车、北冰洋汽水……
然而，流行只是表象，背后充斥的却是老牌国企生存的酸楚，他们有的被假冒，有的艰难度日，有的正试图在困境中重启。
不到最后，不知道什么是品质。
能抵抗住时光的流逝，在时间中展现自己品质的，一定是流行过后依然时尚。
比如，今天，你若能从自家箱底翻出一双白色的飞跃鞋，穿在脚上，走在北京南锣鼓巷午后的石板上，背后肯定有人指着你脚上的老品牌，和朋友悄声说：“看，飞跃，这人挺文艺！”
文艺，有时候约等于时尚。
老国货成了小巷里的特色商品。中国周刊记者／高鹏 摄
胡同里流行“飞跃”
8月3日下午，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里，一对对“文艺青年”和一团团世界各地的游客穿梭在巷子深处，流连在一排排特色店里的特色物品前。
来自比利时的两名女游客，走进一间小国货店——ByeBye Disco,取下鞋架上的一双“飞跃”鞋，俯身，穿在脚上试起来。两人边试边聊着鞋子的舒适度。
其中一名女游客试到了合适的尺码，爽快地买下。另一名，因为脚小，合适的尺码暂时缺货。店主孙配配说，后天能拿到货。这名比利时女游客和店家约定，等8月23日他们从西安返京后，再来买。
女游客说，“飞跃”鞋在欧洲一些国家很流行，她们刚到北京，常住在北京的朋友就给他们介绍这家小店，她们直接跑来买“飞跃”鞋。
ByeBye Disco这家小店，是摇滚乐队“新裤子”的成员庞宽2008年奥运会前开的，专门经营各种老国货，有过去1980年代用的瓷缸、保温壶、文具盒、梅花运动服、回力鞋、飞跃鞋……都是一些一看到就能想到20年前工作、生活、学习情形的东西。
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大多数人早已习惯穿耐克、阿迪等这些名牌运动鞋，很少人会穿这样一双普通的“飞跃”运动鞋走在大街上。
然而，网络上，不知从哪个时刻开始，对“飞跃”鞋的追捧，忽然鼎盛起来。据说，这起源于四年前，法国人派特斯·巴斯坦在上海街头的一次无意发现。
当时，派特斯在上海看到一双平常无奇的飞跃鞋，独具慧眼地决定将它向海外推广。直到双方签署协议，中方代表还对这位老外报以怀疑的目光，因为在地摊上廉价到几十元一双、已淡出人们视线多年的“古董”，一位老外竟然想拿到国外卖上50多欧元(合500元人民币)。
三年后，这双鞋在欧洲火得一塌糊涂。
2008年4月，当主演过《指环王》、《加勒比海盗》的男星奥兰多·布鲁姆穿着一双飞跃鞋出现在曼哈顿的片场时，中国人的镜头对准的不是他的面孔，而是他那一双脚。布鲁姆的脚将几乎已淡出国人记忆的老品牌“飞跃”唤醒：原来，国货如此时尚。
很快，“飞跃”鞋开始被时尚圈关注。网上出现了一些“追风者”，四处寻找那双曾经除了上体育课偶尔穿穿，下课立刻换掉，平时穿就怕被同学鄙视为“老土”的“飞跃”鞋。谁也想不到，当初弃之如同敝履的“飞跃”鞋，一跃会登上时尚排行榜。
再次成名后的“飞跃”鞋，如同明星成名后往往会遭遇“绯闻”，正版和盗版之争也随之而生，“大孚”和“大博文”，谁是正版和谁是盗版，在网上也是争得满天飞。
在追捧者的心里，能买到一双正版的飞跃鞋在今天成了一种特别的意味：怀旧和时尚。而且，也阴差阳错地引起追捧“回力”鞋的热潮。
“飞跃”、“回力”这些老品牌，一经人引导，不可控制地在网上流行开，从一个个时尚的“文艺青年”心头呼啸，形成一个挥之不去的口号：支持国货。通过网站，在北京、上海、重庆、南京等各地组织小型活动，追捧者相约走上大街，展示穿在身上的国货。
这多少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在流行的趋势下，人人都自然会“喜新厌旧”。不过，在人类“喜新厌旧”的品性中，还裹挟着一种的品质：怀旧。然而，怀旧需要载体，毕竟睹物才好思人。
抵抗时光流逝的坚守
南锣鼓巷，这条聚集着北京最多“文艺青年”的巷子，已经悄然成长为一块怀旧文化和时尚扩散地的新载体，一家家新开的特色艺术、怀旧店为这里聚起了最舒服的怀旧而浪漫的气息。
有意味的是，这条巷子凝聚起来的怀旧气息，与历史相隔的距离，似乎不远也不近，大概都在二三十年间，那些从生活中消逝的物品忽然在此闪现，令人慨叹不已。
几家老国货店的开张，更为巷子注入了悠长的怀旧气息。
时间过处，总有一些事物的存在是为抵抗时光的流逝，总有些物品的存在是要唤醒人的记忆。
南锣鼓巷的老国货店就是这样的事物，老国货就是这样的物品。循着老国货的踪迹，在南锣鼓巷之前，曾经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百货商店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坐落在前门东大街附近，有一家至今仍在经营的老百货商店——大方百货商店。不仅店里的国货卖得齐全，而且一走进就会有“怀旧”的感觉。
这家曾在经济改革中，几乎面临倒闭的老百货商店，在经过改制和多年的坚持后，终于在购物商场、大型超市等大商圈的背后，形成了国货文化。在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中，北京电视台等媒体 前去采访。
店里，还是很多年前的简陋装修，也没有再装修的打算，营业面积仅100多平米，服务员依然是站在柜台里为顾客服务，柜台后面的货架上“乱七八糟”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百雀羚、郁美净，友谊牌护肤脂，淡黄色的铁制圆盒子……
隔着柜台，看见“友谊”牌护肤脂，来买东西的小翟说，就像是闻到妈妈身上的味道，一股特别温暖的馨香。小时候，他常盼着妈妈赶快用完，然后，将空盒子洗干净，铺上一层白棉花，放上几片桑叶，里面养上几条肉乎乎的蚕，揣在怀里，每天在课堂上偷偷打开，看着它结茧，破茧，变成一只飞蛾。
在店里逛，恍若时光倒流回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合作社。
经理薛红已经在大方百货商店工作了十几年，她说，百货商店改制后连续经历了几年的低潮期，几乎就要撑不下去，一直到2007年9月18日，北京电视台《身边》栏目报道了这家老百货店，彻底改变了这家老店的命运。
当时，《身边》栏目正在制作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节目，栏目的记者到店里发现这家店卖的商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物美价廉：竟然有“友谊”， “回力”鞋，“飞跃”鞋……一系列老国货品牌，节目播出后，追随国货的人蜂拥而至。连续几个月，店里的人比肩接踵，好像回到了多年前的经营状况。
薛红说，本来安排半天班的都让回来加班了，顾客多得忙不过来。“来的人，不只是中老年人，也有年轻人。中老年人来买，是怀旧；年轻人来买，是追风。”
媒体的这次报道，再次催生了大方百货商店在老百姓中的市场。尽管之前，因为前门地区的拆迁，数万名老住户迁走，流失了数万名固定的老客源，经媒体这一报道后，又有一些的客源不辞远途从京东跑过来，就是想买一些大商场里没有的老东西。
或许，这是一种消费者的依赖心理和消费习惯，使得大方这家老百货店，在崇文门的商圈包围中，依然生机勃勃，有着固定的消费群。“过大方的门，不进去看看，心里不踏实，几十年都习惯了。”薛红说，老年客户群中，好多人跟她这么说。
至今，各种国货在这家老店里依然卖得红红火火
不最流行却很时尚
在南锣鼓巷，除了庞宽开的国货店，还有一家以“南锣鼓巷”拼音简写注册的“NLGX”特色店。在灯光照射下，也有“回力”鞋和“飞跃”鞋的影子，不过，和原来的版式有所不同。
这家店是一名叫Ray的加拿大籍华人开的。在店里负责市场开发和品牌推广的何说，店里经营的“回力”鞋有经典版和限量版；飞跃鞋不是原来的版式，而是由外国人设计的“舒龙”，样式和飞跃相似，新设计了十几种款式。
到店里来买鞋子的，基本是外国人和一些二十多岁的中国人。
在北京的南锣鼓巷等地，国货已经拥有一定固定的顾客群，不过尚未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重新流行起来，毕竟，时代的变迁早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那么，流行又是什么？
有人定义说，流行表现的是文化与习惯的传播。所谓的“流行”都是有源头的，比如一些不合时宜的新兴事物，经过某些特殊的途径引起大家注意，后来很多人开始关注它，使用它，了解它。
所以，“流行”是一个很广义的词，它可以改变现在的生活习惯。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就是出现——流行——发展——普及的过程。
时尚界人士曾分析说，在流行的趋势中，一般会有两种人：一种是带动和改变流行的人；二是在后面永远吃灰的，跟在人屁股后面走。
经过时间、社会消费者的心理变化，一些旧的商品会在一部分能带动和改变流行的人群中盛行，因为追风，一时会成为小众的“时尚”。
流行的不一定时尚，时尚也不等于“流行”。那么，什么是时尚？
有人定义说，时尚就是短时间里一些人所崇尚的生活。在特定的时段内率先由少数人实验、预认为后来将为社会大众所崇尚和仿效的生活样式，包括吃、穿、住、行。当然，时尚又区别于流行，时尚可以流行，但是范围比较有限，如果广为流行，还能算时尚吗？
追求时尚是一门“艺术”。
正因为此，飞跃鞋、回力鞋、梅花牌运动衣、北冰洋汽水等这些老国货，曾经在国人日常的生活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媒体或其他的意外“推力”，再次唤醒了一些人的怀旧情节。
时尚也在轮回
南锣鼓巷凝聚起的国货新文化，让来自各地的游客会不由得驻足唏嘘，唏嘘时光的流逝。
8月3日，从武汉来北京的马女士，带着女儿刘郦萱刚参加完《星光大道》的舞蹈比赛，顺脚就逛到了南锣鼓巷里庞宽开的这家国货小店。
店面不大，各式老国货却琳琅满目，街上很稀罕的老牌梅花运动服也整齐地挂在架子上，熟悉的字样，熟悉的款式，曾经在运动场上的流行和时尚又闪回到眼前。
马女士一进门就欣喜不断，这些东西以前她基本上都见过，很熟悉。“这个白色的飞跃鞋，上学时，上体育课穿，那时还老用粉笔去刷，增白。”马女士牵着女儿仔细地看着，并告诉好奇的女儿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
“你看，这个是文具盒，我小时候用过。”生于1977年的马女士，曾在1980年代上学时用过这种窄窄的文具盒，盖子里面整齐地印着一排排乘法口诀。她问女儿：“好看吗？”
7岁的刘郦萱瞥了一眼，丝毫看不上眼：“难看死了！”
扮过美人鱼的女儿刘郦萱，忽然对一条上世纪80年代常放在家里鱼缸里的塑料小金鱼感起兴趣，爱不释手，非要妈妈花10块钱买给自己。“不贵，不贵嘛！妈妈买嘛！”
一代人有着一代人的美好记忆，有些美好记忆却会轮回着美好。时尚也在轮回，也在循环更替。时尚界常说，追求时尚不在于被动的追随，在于理智而熟练的驾驭。一些追求时尚的青年，通过网络搜寻着自己心中的“时尚元素”——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时尚。
在豆瓣网、淘宝网上，追寻国货的年轻人，像一股潜流在网络上涌动。“上海哪儿能买到正版的飞跃鞋？”“西安哪儿能买到梅花运动服？”“北京哪儿能买到回力鞋？”……还有“海魂衫”小组，“国货回潮”小组，张贴着“各种国货”的图片，讨论着国货的品质，在每个讨论小组里，都有数千名的“发烧友”参与，一些 “发烧友”还组织活动，走上街头集体展示自己的国货……
在北京王府井，天元利生体育商厦三层有一家回力鞋专柜。8月1日，带着儿子和媳妇前去买回力鞋的林先生发现，之前购买的一双高帮回力篮球鞋，这次涨了20多元钱。他还想买另一款老式回力鞋，断货。售货员提醒说：“那款已经不产了，你家里要有就别穿，收藏。”
据说，现在，有很多人正在回收，收藏这些鞋。
在追捧国货的人群里，70后、80后占了很大一部分。有网友说，看到这些鞋子，就能想起自己的少年或者是学生时代。
他们不愿遗忘过去的这些美好，或许也是不愿过早地与过去告别。
梳着短发的孙配配坐在南锣鼓巷的国货小店里，喝着汽水，说她以前做过杂志，2008年开店卖国货。之前，她一直就对国货很感兴趣，收集了很多，一般剩到最后一件，她就不卖了，自己留着。
这一段，网上流行起年轻人对国货的追捧。孙配配说，他们太晚了，她自己喜欢已经很久了。现在她家店里卖的国货，可能是在全国都是最全的。比如，有一款回力鞋厂家已经不生产了，只供给她一家，或许，只能在她这里能买得到。
孙配配不只是在卖国货，更是深爱着国货。从南锣鼓巷走出来，或许，很多人不经意间已爱上了老国货。
梅花运动服：往事如烟
“梅花”，这个中国曾经最辉煌的运动装品牌，如今在靠复古和怀旧维持概念上的生存。像许多同时代企业一样，它衰落了，复兴之路遥遥无期。尽管它的老员工和许多年轻人都对它怀有一种情结。
中国周刊记者 冯翔 天津报道
天津市南开区南泥湾路6号是个广泛的概念。从最东头的“一把拉牛肉面”到最西头的“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之间，有数百米的距离，两头都挂着一模一样的路牌。这段路上有不下三十家从事电缆、汽修到浴池、饭店之类赁屋而居的店铺，但与服装相关的仅此一家——天津市针织运动衣厂经销服务部。探访者的第一站往往都是这里。
“北京的，上海的，还有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都来我这儿买走几件衣服。”54岁的经理于三羊站在柜台前，一手掂起一条蔚蓝色运动裤。“穆铁柱穿的是150的。当时他来我们厂量型号做衣服，老师傅站凳子够不着他。”
库存的辉煌年代
于三羊1972年进厂，没几年就被调去搞销售直到今天。他不仅在电视上目睹过许海峰穿着“梅花”接受中国人的第一块奥运金牌、李宁穿着“梅花”成为体操王子的全过程，更从中得到诸多物质和精神上的优越地位。
“你们北京王府井那儿有个利生体育用品商店知道吧？当年那个经理姓胡，来我们厂想进货没进着，当时就哭了。我们往沈阳发一车皮货，三天就卖光啦！当时年轻人能买得起这个背心的，都反着穿，故意把‘梅花’的商标露在外面。我们厂的人，进国家体委都平。订货，送货，给运动员量衣服，捎带着上北京玩一圈，那都常事儿。”
1984年奥运会前后的十年是“梅花”最辉煌的年代。针织运动衣厂全厂职工达到一千五百多人，年产值一个亿，全厂60%的工人都分到了房子。工厂每年年初开订货会，跟全国各地的体委、百货商店签销售合同，只写“三至五月份交货”，主动权完全控制在厂方手中。而销售科成为全厂最炙手可热的部门。
“我们想啥时候给他们都行。但早给晚给，对他们是不一样的。”回想起当时担任销售科成品库负责人的日子，于三羊搓搓右手的三个手指，“那时候也兴这个。”不过，他立即声明，自己只吃了些饭，钱是不敢要的。“那时候(受贿)五千块钱就够枪毙。”
今天，他的经销服务部只剩下一些断码的蓝背心、蓝长裤和女式红色运动服。翻开一件衣服的衣角，生产日期还标着：1981年。这些都是当年生产的库存。服务部也从最初的十几个人，一步步缩减到今天的于三羊自己。同在厂里做电工、如今已经退休的妻子帮他看着店。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厂就没有再生产过“梅花”。这些断码的库存，已是当年辉煌年代的最后一点影子。
各自为战的“梅花”人
从针织运动衣厂的大门进去，作为一个陌生人你不会受到任何阻碍。尽管门卫室里坐着两个保安，还挂着一块“天津市公安局经济民警总队运动衣小队”的牌子。他们或许把你看做来洽谈生意的客户，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搞不懂你的身份。这个占地120亩的大院已经有三分之二租出去，分属于数十个独立法人单位，从一个纺织厂变成了一个企业“园区”。
径直往右走，是一栋四层小办公楼，装饰程度和这个厂的辉煌年月一起凝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党委、厂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等管理机构一个不缺，都在这里办公。按照办公室主任刘玉的说法，这个厂依然在正常运营，年产值依然是一个亿。她不能否认的是，现存的四百多工人还在自费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她们这些管理人员的月薪来源是工厂土地和房屋的租金。
“我们厂……当年改革的时候不是很彻底，产权不是很明确。”这位在厂里工作超过30年的女性回忆起她当年进厂时的心情，用的形容词是“荣耀”。
绕过办公楼对面的大花坛，与它遥遥相对的也是一栋四层楼，但大得多。当年，这楼的二三四层都是仓库，现在已经空了。一楼是销售科，现在分属于不同的名头： “天津针织运动衣厂梅花经营部”、“腾飞服装公司”，以及一家画有梅花标志的“仕嘉服装公司”；这楼的邻居是一栋白色的狭长建筑物，你一侧头就能看到醒目的门牌：“梅花公司”。再往前，还有几家。
这些“梅花”的掌门人，大都是原针织运动衣厂的员工。十几年来，他们就靠在这一行浸淫多年的经验，以各自为战的形式维持自己的生存。刘玉说的一个亿，实际是他们各自的产值相加之和。
每一个“梅花”都是一个自行设计制作服装的经营主体，或在厂里租房生产，或在外有加工点。他们多数都通过厂里的授权而获得“梅花”商标的使用权。但真正使用“梅花”商标的，寥寥无几。
“去年我给水立方做文化衫，人家根本不允许我们打‘梅花’,要求必须打他们的商标。”吴春博——当年的技术科设计员——现在的“腾飞公司” 法人代表说，客户们看中的是性价比，几乎没有冲着“梅花”商标来的，后来他干脆就把商标省了。因为打“梅花”的商标，按协议还要支付厂里一笔使用费。他的 “梅花”授权书去年到期了，一直没有续签。
和另外几家公司一样，吴春博也不知道有个“豆瓣网”，更不知道那儿有个“梅花小组”，一千多“组员”还在追捧他当年为之付出汗水的那个品牌。但他仍能经常遇到一些从北京、上海来的年轻人，上门要买几套“许海峰穿的运动服”。他的回答跟他的邻居“梅花经营部”一样：没有。
因为靠大门最近，又有“梅花经营部”的牌子，这家仍在使用一台木壳空调的小公司遇到的“梅花”追捧者是最多的。对拒绝他们的理由，连只待了5年的雇工冯深谊都能谈得头头是道。
“技术上没啥大问题，我们都能做。可那些小孩都是三两套的买，我们印染服装都是成批成批的，最少五百套。哪能给他们单蹦儿零儿做？要是做五百套放屋里等他们来买，就等于积压了资金。做一批出来运北京卖去？人家那边有假冒的。打假？咱没那个心气，也没那个能耐。”
与此相反，一些对“梅花”有感情的老员工居然对假货抱有一种感恩般的心情。前些年有人提议出去“打假”，于三羊给拦住了。理由是：“要是没有人家假货，你这个牌子早就让全国人民给忘了。咱得感谢人家。”
说 “梅花”已经停止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确切的。十几年来，它一直出现在天津一些中小学生和工人的衣领上。于三羊的“经销服务部”和“梅花经营部”主要的生意来源就是做校服、工作服。当年令他们得到诸多优越感的销售渠道，现在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饭碗。几年来一直在“梅花经营部”订做服装的客户之一是：天津市老年自行车队。
2009年6月20日，天津市老品牌协会公布了包括狗不理包子、鸵鸟墨水等113个被授予“津门老字号”的企业名单。会长杭天增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梅花牌”不在其中
与李宁的缘分何以至此？
其实，尽管是通过招标而成为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参赛服装，梅花牌也远非完美无憾。即使在最辉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它也被同行业公认为“傻大粗”。
“我们厂的产品特点就是真材实料，款式、样式不如青岛的‘蓝天牌’、上海的新、漂亮。”当年的技术科长杨秀珍说，当时的中国运动装市场被“梅花”在内的三家国有工厂垄断，另外两家分别在青岛、上海。业内形容为“上青天”。“天”排在最后。
款式陈旧的原因，也许与当年“梅花厂”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有关：中层干部不调入，也不调出。“领导觉得，自己提拔的人用着顺手”。杨秀珍一直当了14年技术科长，从“梅花”的最辉煌时期一直到它停产。
这样的真相，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而被彻底戳穿。在战斗开始之前，结果就已经决定了。
借助迈克尔·乔丹率领公牛队夺取NBA三连冠的威力，耐克的运动服装以篮球鞋为开路先锋，开始肆意吞食此前被“上青天”瓜分的的中国市场。而阿迪达斯这个耐克的老对手则步步跟进。二者竞争的手段之一，便是赞助中国运动员。
几位“梅花”老员工回忆：1987年在广东举办的第六届全运会，梅花牌拿出一百多万元赞助全国所有参赛运动员的服装，即便梅花当时如日中天，也很吃力。而耐克和阿迪达斯不仅免费提供服装，还一掷千金赞助其训练、生活费用。这种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赞助手段，在当时却给包括梅花牌在内的国产老品牌以沉重打击。没几年，“全国的运动员穿的都是耐克、阿迪了”。
在“外国侵略军”面前惊慌失措的梅花，在国内又遇到了一个强悍的新对手——李宁。
这位穿着梅花牌运动服一次领取6个世界冠军的体操运动员，1988年在汉城奥运会上失手，随即宣布退役，投入商界。当时媒体形容他“一屁股坐在汉城便改写了人生”。但是，无人知道他对那套曾见证他辉煌的“梅花牌”运动服，究竟怀着怎样的感情。
刘玉证实了许多“梅花”老员工口中的说法：李宁退役后，首先来找针织运动衣厂谈判，想利用它的生产能力代工。条件是：取消“梅花”品牌，全力生产“李宁”。厂方拒绝了。
没过多久，李宁就用实际行动改变了自己与“梅花”的关系。1991年，他挖走了“梅花”的厂长。
李宁公司的CEO张志勇曾有如下回忆：“当时我们一家运动服装公司的总经理叫李纪铎，原来他是天津梅花厂的厂长，梅花厂当时是中国做体育的一个领先的国有企业，李宁把他请去做旗下运动服装公司的总经理。上世纪90年代，运动公司的营业额比鞋业公司都要大，按生意贡献他是第一位的。”
关于李纪铎出走的原因，厂内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是当时经营效益下滑，上级主管部门决定撤换李纪铎，让他改任党委书记，他愤而出走。“其实真不怪他，是当时形势不好。”几位老员工感叹，他们的老厂长其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如果李纪铎一直当厂长当下去，梅花这个品牌没准现在还存在。”
另一种原因则是肯定的：丰厚的报酬。
一位老员工回忆后来去广东三水的李宁服装公司考察时，看到的排场：“老大老大的办公室，真皮的老板椅，红木的大书桌。他(李纪铎)就在那儿坐着办公。后来听说，李宁一年给他的光奖金就10万，不算工资。在广东、北京、天津都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厂长出走，引起整个“梅花厂”的剧烈震荡。当时，全针织运动衣厂工资最高的是一位姓胡的八级钳工，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元，并因省吃俭用成为全厂第一个“万元户”，这个纪录在厂内外传了好久。而作为厂长，李纪铎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出走后，仅平均每个月的奖金就将近原工资的一百倍。“当时李宁从香港请的设计师，年薪就是十几万元。”曾任“梅花厂”最后一任技术科长的何光莹说。
这一挖墙脚举动立竿见影。1992年，经过李纪铎的牵线，梅花厂很快同意：为李宁设计并贴牌生产一批服装。
当年负责设计这套服装的人，便是吴春博。他记得很清楚，那套白绿相间的运动服，是用68块布料拼起来的。“梅花”以每套58元卖给李宁，摆到李宁专卖店橱窗里的价格是300多元。
结果，为李宁设计服装，却成为吴春博离开设计员岗位的导火索。
“我干了一个月，剪的硬纸模板堆起来都到腰上了。结果你猜怎么着？那月总共给我开了40块。我平时一个月也能挣五六十，还不如不干呢！我去找领导，领导说话就跟说相声似的：你是干了活了，可咱们厂扫地的，看门的也干了呀。”
一气之下，吴春博离开了技术科，去了当时工厂的“第三产业”之一——腾飞公司，并凭借技术成为其负责人。他和杨秀珍有一个共同点：当时都有南方的私人企业高薪聘请，他们没去，并至今为此惘然。
“咱就合计着，咱是国有企业的人，怎么也不能走啊。”因为给李宁设计过服装而自得的他承认，“咱这脑袋就是不活。当初李纪铎走的时候，全厂就一个跟他去的，后来不少人都后悔了。”
李纪铎如今已经退休，又回到天津居住。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可见一斑。
“梅花”还能再开吗
“其实，梅花这个牌子没倒。老百姓还是认。”这是老“梅花”人的共同看法。只是对于如何“复兴”梅花，他们有不同的理解。
刘玉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资金。”吴春博则明确地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市场推广，如何让“梅花”变成一个正常生产、正常销售的服装品牌，而非靠复古和怀旧维持概念上的生存。“靠小青年玩酷，能行么？”
另外一点与此相关的真相是：即使靠怀旧，“梅花”也难以为继。当年的老运动服库存已经基本没有了。虽然1994年起，“梅花”就已经停产，但仍保有大批库存。1996年起，当时的天津市纺织局指派另一个国有企业“东亚毛纺厂”接管“梅花”，两年时间，三层楼的仓库基本卖空了。
“当时你们没赶上，运动服就在厂门口摆着卖，五块钱一套。”冯深谊说。“东亚为了给工人开工资把库存都卖了，有些人还感谢东亚。要是我，就不感谢。”
“外行领导内行，就那两年把我们厂给坑了。”于三羊的妻子范秀萍不满意地说：作为退休职工，至今她一个月要为自己交数百元的各种保险。“要不，光靠吃库存，咱们这辈子都吃不完。”
此前，从天津市纺织四厂调来的新厂长王群励已经启动了自己的打法：让“梅花”暂时停产，全厂改生产内衣“费米丽”，刚进入正常生产，“东亚”的接管就使其夭折。等1998年他再被调回来，工厂已经基本瘫痪。库存、资金和设备都没有了。政府指令对经济的干涉，给了“梅花”最后一击。
如今的王群励已经58岁。“人的一生能有几次雄心壮志？”一位老“梅花”人为他鸣不平。
“东亚”如今也已衰落。它为“梅花”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是：卖掉了织机等设备。当年“梅花”之所以能在全国服装行业获得“两金两银一铜”，很大程度上在于进口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先进设备，当时价值一千多万元。中国运动员穿去参加1984年奥运会的那些运动装就是进口设备之功。
“我们做过调研：那些设备，现在中国北方都没有。将来即使梅花牌复兴了，也得采取让南方企业代工的形式。”作为最后一任技术科长，何光莹保留着几乎所有老“梅花”运动装的技术资料和样本。她现在的身份是：梅花公司的副总经理。
在诸多“梅花”中名头最响的梅花公司，是“园区”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年产值约一千万元，主要给美国、日本的服装品牌做代工。它成立于 2000年，至今总经理李梦强仍是针织运动衣厂的党委委员。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寄托了对“梅花”的期望。只是它一直无力去推动这个老品牌的复兴。
从技术层面讲，当年的经典老款运动服也是不可完全复制的。染红色运动服用的是“国红”，属纳夫妥染料。1990年出口德国被对方以致癌为由拒收，这才改用活性染料，但颜色存在一定差别。蓝色和绿色分别是用士林蓝和士林绿冰染的，如今掌握这些技术的技术工人流失极为严重。“我总不能自己上阵去染吧？”
但何光莹承认，“梅花”未能复兴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条件不利。“咱天津人脑子不笨，就是容易满足。比如我自己就是这样。”“这个品牌要是给南方私人企业拿去，早干好了。”于三羊也说。
老“梅花”人对这个品牌的情结，跟豆瓣网上年轻人的追捧一样，也许是它复兴的另一种资本。
天津电视台一位编导回忆：去年台里办节目，向“梅花”租了一百多套运动服。她去取的时候，发现两位老工人正在整整齐齐地把服装逐个装进外包装塑料袋。她解释说，不用如此费劲，这衣服穿两次就送回来。两位老工人回答：不行。咱厂里就这规矩，必须整整齐齐的出。
现在，针织运动衣厂办公室的电话安装了来电显示，生怕错过每一个机会。哪怕你只买一两套衣服，刘玉也会亲自拨回来，告诉你销售部的电话、于三羊的手机。吴春博和另外许多“梅花”掌舵人一样，在盘点自己生产的代工服装时，每每顺嘴唠叨一句：这要是贴上梅花的商标，该有多好……
何光莹则以另外一种态度表达了对“梅花”的感情：其他公司的“梅花”授权都是非法的。针织运动衣厂唯一有权使用这个品牌的，只有她的梅花公司。“现在我们不追究。将来这个品牌再起来了，我们一定得找厂里要个说法。”
崇文门附近一家售卖北冰洋汽水的小店，仍在一块大冰坨子上滑动汽水瓶。 图／ CFP
北冰洋汽水：相见不如怀念
承载怀旧情绪的北冰洋汽水原来是假货。这个虚拟生存的老品牌，
能否光复它的现实价值？
7月底的北京，傍晚依然酷热难当。后海边的一家小食品店里，几瓶北冰洋汽水看起来十分解渴。
与芜然杂陈的可乐、绿茶、红茶、鲜橙多们不同，北冰洋汽水被安放在另一处更显眼的位置，与瓷罐装着的老北京酸奶并肩而立。玻璃质的瓶子，铁皮做的压盖，贴纸标签和赫然印在上面的长脖子白熊图，都还是老照片上那质朴的模样。
一时间，有时光倒流之感。
老品牌重现
“两块钱一瓶”，见有人过来，店主介绍说，“但口味没以前好了，气泡儿也不太足。”瓶盖启开，果然未见气泡腾出。咂一口在嘴里，有很奇怪的口感，涩涩的，带有浓重的苦味，难以下咽。
在老北京人的记忆里，北冰洋汽水本该是冰爽的啊，“带着凉凉的冰碴和新鲜的橘子味儿”。
店主苦笑着解释，可能是生产企业改制的缘故，这种汽水的质量明显不如以前那样好了。
他所说的以前，应该是很有些年头了。在上世纪50-90年代，偌大一个北京城，风靡大街小巷的品牌饮料就是北冰洋汽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日子，北冰洋汽水和同一牌子的双把雪糕，在京城更是家喻户晓。
不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汽水突然消失于人们的视野，往日滋味渐成追忆。
最近两三年，北冰洋汽水却在不经意间重出江湖。在老北京市井文化集散地后海，和老城区的一些小胡同里，人们都可看到它的身影。
卖汽水的店主说，因为已经知道重出江湖的汽水难喝，一些食品店和酒吧就停止了进货，可他还一直坚持着。
“少进一点，也有得赚，尽管不好喝，也还会有些顾客。”店主说，来买这种汽水的人，十有八九不是为了喝，而是因为怀旧，“买下来做纪念的”。
儿时记忆复活
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让不再好喝的汽水依然有销路？看看网络上有关北冰洋汽水的各种怀念文章，就会找到答案。
一篇题为《80后遗失的记忆》的帖子，在博客、贴吧、豆瓣和开心网里被广泛转载，里面写道，“你可以随便去问一个在北京长大的，1990年以前出生的孩子，在他们的童年里，陪伴他们长大的汽水是什么？唯一答案只有北冰洋。”
更多的人忙着补充各种细节：“那会儿在大街上卖的汽水，都是把汽水搁在一大块冰上面卖，整块的冰上有好多半圆形的槽，汽水一瓶瓶地放在槽里刚刚好。”“店主守着大冰块，一边与街坊邻居谈笑，一边不住地用手翻转着饮料瓶子，让它们均匀受凉，偶尔还会往上面浇一些水。”
“遇到有人过来掏钱光顾，店主会非常麻利地拿起瓶起子，用起子利落地一撬，将瓶盖甩落在地。与此同时，‘呲儿’的一阵声响，汽水便如同炸开了锅一样，迅速腾起一排排的泡泡，一股婷婷袅袅的白气也顺势从瓶口冒出。被甩在地上的瓶盖则快速地滚动、舞蹈，慢慢归于平静。”
这些帖子集中到一起，所表达的东西除了汽水本身，更多的是对青春的纪念。
经由网络聚集的怀旧气息，最终还是会回归现实生活。许多人开始通过发帖来呼朋引伴，相约后海，一起去寻找那些可以承载他们记忆的北冰洋汽水们。
不过，他们恐怕不知道，这种重出江湖的汽水不但味道变了，而且还是假的。
假货！假货！
是的，那些 “北冰洋汽水”是冒牌生产的劣质商品。
早在2007年，北京一些媒体就开始关注这一现象，有的报道揭穿了这些汽水的部分真相。“黑心商贩用色素和自来水勾兑假汽水，装入从市场上回收来的空瓶里，制成了假冒的北冰洋汽水。”
其中一篇报道用劝慰的口吻说，“色素吃多了容易破坏中枢神经，损坏肝脏，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喝了不干净的水也会引起肠胃疾病。”记者建议家长不要购买。
2008 年年末，《北京青年报》再次报道了这件事。当时，北冰洋汽水的真正“母亲”、北京北冰洋食品公司回答媒体记者说，公司于1994年被百事可乐收购，之后不久北冰洋汽水就停止了生产，因此市场上出现的北冰洋汽水全是假冒的。至于北冰洋汽水的瓶子为何会流入不法商贩手里，受访的工作人员说，可能与当初集中销毁空瓶时，有些销售点没有全部上交有关。
2009年7月，《中国周刊》记者再次寻访北冰洋食品公司。彼时，这家企业正在进行资产重组，可能的方向将是，并入同一集团另外一家公司。相关负责人受访时维持了前述说法，“我们很早之前就不生产汽水了，后来也没有授权其他人生产这个牌子的汽水。”
可问题是，既然市场有需求，企业为什么不再生产了呢？
品牌所有权难题
面对记者的提问，原北冰洋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曹树琪不愿多谈，他只是指着屋内印有“北冰洋”标志和“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字样的桶装水说，“现在我们已改做桶装水了。”
品牌营销专家姚尧介绍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相继进入中国，由于当时政策鼓励外商与国内企业合资，洋饮料又享受超国民待遇，于是迅速通过成本和资金上的优势，获得了市场和品牌的控制权。之后不久，国产饮料品牌纷纷被雪藏或清洗出局。
北冰洋汽水的尴尬命运，应与上述历史背景有关。
姚尧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如果当初北冰洋和百事的合资使得后者掌握了品牌的所有权，则未经百事许可，包括北冰洋食品公司在内的其他中方企业，将无权再生产北冰洋汽水。但如果被百事控制的“北冰洋”品牌仅限于汽水，则中方企业还可以将“北冰洋”品牌注册到其他商品。
《中国周刊》记者就“北冰洋”品牌的所有权问题先后联系北冰洋食品公司的上级单位——北京一轻集团和北京百事饮料有限公司，但双方均未给出相关答复。
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显示，百事与北冰洋合资后转产的桶装水虽沿用“北冰洋”商标，但产品标识上均不再出现“北京北冰洋食品公司”字样，生产厂家全部为“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此外，北冰洋食品公司在与百事合资前还生产雪糕、果酱等食品，其所生产的北冰洋牌“双把雪糕”、“袋儿凌”等产品，同样在北京市民中享有盛誉。
据《中国周刊》记者了解，北冰洋食品公司现在也已经不再生产这些产品。但这家企业又与一家东北籍个体老板合资，另外开了一家名为“北京北冰洋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民营企业，继续生产“北冰洋”牌雪糕。目前，市场上的北冰洋牌双把雪糕全部来自于这家企业。
不确定的未来
近几年来，与北冰洋同期被收购的天府可乐，正在向百事可乐追索品牌。北冰洋方面有没有类似的打算？原北冰洋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曹树琪说，由于集团正在对公司进行重组，未来发展方向将由集团领导定夺。
《中国周刊》记者就此采访北京一轻集团，该公司宣传部部长纪敏超在请示主管领导后表示，集团的确正在对下属公司进行重组，对于北冰洋品牌的发展也制定了好几套方案，但因为这些方案都还没有经过董事会讨论，未来还可能会有变数，因此暂时不便向媒体透露。
但他向记者特别强调，将绝不放弃“北冰洋”品牌，“会把它持续发展下去。”所谓的持续发展，是指汽水、雪糕还是桶装水，北京一轻集团未予明确。纪敏超运用外交辞令，闪烁其词地说，“不管什么产品都还用这个牌子，也不排除换一种载体来发展它的可能性。”
这一表述都比曹树琪的前任此前对媒体的答复要保守得多。
早在2007年，时任北冰洋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的王小平表示，“虽然北冰洋汽水已经停产多年，但是我们有计划将其重新投产。在未来，北冰洋汽水肯定是会重新回到北京市场上来的。”
这种细微变化多少让一些人心生凉意，想喝到正牌的北冰洋汽水，仍然是渺茫无期。更多的人开始感慨，“幸好现在我们还有北冰洋牌的双把雪糕。”
但是，随着合作方北冰洋食品公司被重组，生产双把雪糕的北冰洋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的业务是否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也同样充满了未知数。
北冰洋汽水曾“撂倒”聂卫平
汽水这种饮料现在看来是很稀松平常的东西，但是在早年间也是稀罕物呢。就这北冰洋汽水怎么会撂倒了聂卫平呢？这段儿故事那可要从他小时候说起了。想当年聂卫平是陈毅元帅的小棋友，每逢周末他就会被家里人饬一番之后，去和陈老总切磋棋艺。当时聂卫平才十岁，一直深受“落子无悔”的教育和影响，所以有时候陈老总想再斟酌一下，想悔棋的时候，他都会坚决地予以阻止。
陈老总很喜欢这个机灵认真的小棋友，所以一次晚餐时，就拿出了在当时很稀少的北冰洋汽水来招待他。据聂卫平回忆：那可是他第一次喝到汽水，那甜甜的、凉凉的，好喝极了！而且每当面前的汽水快见底儿了，陈老总马上就给续上了。结果一来二去连着喝了十来瓶儿。后来可能是喝得太多，有点醉了的意思，聂卫平就晕在沙发上起不来了。
“北冰洋”历史
北冰洋食品公司的前身是建于1936年的北平制冰厂。1949年收归国有，改名为北京新建制冰厂。1950年改名为北京市食品厂，并正式注册“北冰洋”商标以及雪山白熊的商标图案。1985年，改制成立北京市北冰洋食品公司，之后进入历史辉煌时期。
1994 年，伴随着招商引资大潮，北冰洋食品公司同外商合作，分别成立了4家合资公司，“北冰洋”汽水被分配给其中之一的百事-北冰洋饮料有限公司生产。遗憾的是，包括百事-北冰洋在内的3家公司没多久就全部关门大吉，只有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还在继续生产着“北冰洋”牌子的桶装纯净水。
2008年，北冰洋食品公司上级单位北京一轻集团宣布将对其进行内部资产重组
自行车王国的巨大市场曾一度托起飞鸽等经典国货品牌。 图／CFP
“飞鸽”起落记
从100%到1.6%，国有资产在整个天津自行车行业中占有份额的变化，是一个标准的“国退民进”过程。“飞鸽”的膨胀、衰落直至今天的新生，终于一步步回归正常。然而，要恢复往日的荣光，对它来说已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天津，东丽区程林工业园，大道上尘土飞扬，运送货物的卡车迎来送往。
“你是找中国飞鸽？”卖西瓜的小贩、修自行车的工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方向，即使它远在一两公里外。“飞鸽”现在的名字是“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刚搬到这里三个多月。
这是“飞鸽”的最近生存状态。在网上能查到的，“飞鸽”在西青区、北辰区的两个厂区已成往事，更勿论位于天津市区六纬路的老厂。那个曾经随着一辆辆自行车传送到全世界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名，现在伫立着一片宽阔的住宅小区。厂房早已卖掉抵债。
“飞鸽车业”副总经理高用亮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现在的“飞鸽”年生产量为120万辆。其中一部分为贴牌代工。
这个数字，在天津市每年的4700万辆自行车产值中，并不出众。与它自己的过去相比，只能用“柔弱”来形容。曾几何时，“飞鸽”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代名词。
一年一张票
作为中国自行车的发源地，天津的名字从来就与“飞鸽”联系在一起。
1950年，新中国第一辆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自行车在天津自行车一厂出生，取名“飞鸽”。在自行车成为中国人普遍交通工具的过程中，“飞鸽”与上海的“永久”“凤凰”出尽了风头，被称为中国三大自行车品牌。
“六五”“七五”期间，天津市政府先后投资2.4亿元，对“飞鸽”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自解放以来到1980年代末，以“飞鸽”为领头羊的天津市自行车产业累计上交国家利税60多亿元，是天津市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当年的技术工人，现在的技检部长赵志国回忆：作为“飞鸽”的工人，他们享有一项赢得社会普遍羡慕的福利：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们每人每年可分到一张购买 “飞鸽”的票券。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称为中国家庭“三大件”的年代，这张票太珍贵了，经常是早早就被亲朋好友预定：“我明年结婚，你那车票千万给我留着！”
当时的婚礼，一辆崭新的“飞鸽”往往便是女方的全部陪嫁，赢来阵阵艳羡。许多人因实在弄不到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券，只能自己想方设法收集自行车的零件，自己“拼”一辆。
1988 年，包括另一个着名自行车品牌“红旗”在内，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都集中到“飞鸽”名下，成为3万多人的“飞鸽集团”。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飞鸽”辉煌的最顶端：国有资产占全市自行车产业份额100%，年产量661万辆。1989年2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访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他，并赠送他们夫妇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国礼”。从此“飞鸽”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它还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资之一。
顶点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飞鸽”作为大型国有企业，靠的是两大法宝：政府指令下的银行贷款，和包销全部产品。几十年来，“飞鸽”基本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绿色。
天津大学企业战略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和金生领衔的一篇论文形容当时的“飞鸽”：“保守、狭隘、自大、唯我独尊”，“具有鲜明的国企特色”。原因是“企业不直接面对市场和顾客，所要做的就是听从行政命令进行生产”。
吉利改宝马？
行政指令对“飞鸽”的负面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初现端倪。
如果把吉利汽车的标识取下，换成宝马的车标，以图让一辆汽车的售价提高，行吗？
当然不行。然而，这种类似的行为并不是假设，而是现实。“飞鸽”和“红旗”当年就曾在政府指令下，做过这样的违心之举。原因仅仅在于，一辆“飞鸽”的价格比一辆“红旗”要多二十块钱。
可以想象当时的尴尬场面：服从领导，移交了技术资料、设计图纸，“飞鸽”人心怀不满，认为抢了自己的市场；“红旗”人也不情愿，便宜耐用是当时的26型“红旗”一大卖点，该车素有诨名“不吃草的小毛驴”，走俏于农村市场。自己的品牌要被取消，谁乐意？
两个厂面临同样的工作任务：厂长给副厂长做思想工作，副厂长给车间主任做思想工作，车间主任给车间副主任做思想工作……
两个工业品牌的统一，谈何容易。需要改图纸、改模具、改车床，何况还是两个定位、市场都不一样的品牌。由“红旗”改成的“飞鸽”很快被民间称为“假飞鸽”，进而连累了整个“飞鸽”的销售。“永久”“凤凰”趁机抢占市场份额……
其时为1986年左右。改革进行了一年多，被迫中止。
“改革是失败，但是当时也有好处。谁得了好处？政府。”当时的集团总经理萧庆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他试图从积极的角度谈那次改革的意义：天津市当时正是加紧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资金极度短缺。“红旗”改“飞鸽”，当时的确增加了一些销售收入。这笔多出的钱，自然作为利润上交，用来修建了天津市的中环线等几条重要公路。
十几年后，“飞鸽”人因工厂衰落，他们的退休金、医疗费长期被拖欠。没有人能料到这样的后果。
1990 年代开始，席卷全中国的体制改革扩展到了自行车行业。政府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逐渐扶不住这个庞大而附加值极低的产业了。从1990年开始，天津市轻工业局向民营企业大量发放自行车临时生产许可证，另一方面减少乃至停止对自行车产业的投资，并将这一行业认定为“国有资产退出的行业”。
在这种形势下，众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加入自行车行业。可怜当时的“飞鸽”基本上只会制造26、28两种车型，连中国女性的普遍选择 ——24型号的自行车都极少。要改个车型，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有个比方：河冻冰了。咱们回去开动员大会，开始设计冰车。人家民营企业直接拿个冰爬犁往上一放：五毛钱一位；结果发了。等咱们明年把冰车做好了拿来，河都化了。”一位当时的“飞鸽”高管说。
截至1998年，飞鸽集团溃不成军，连续5年亏损，累计达3亿多元，人员大量流失。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利用“飞鸽”走出去的技术、管理人员，步步做大。天津市一位区长说了一句话：“一只鸽子掉下去，千万只麻雀飞起来。”
售价200 成本600
1998年，几百名“飞鸽”的老员工走上天津的中环线、外环线，用堵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因为“飞鸽”名气太大，影响也大，当时的厂长和书记双双下课。此事标志着“飞鸽”的彻底衰落。
之后，没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甚至集团指派当时的副总经理去兼任厂长也被拒绝。最后还是行政指令起作用：再不去，立即宣布撤职！“飞鸽”这才算有了厂长。
今年64岁的龚孝燕，当年是飞鸽集团的副总经理，主管“解困工作”。对那段日子，她不愿意用“不堪回首”这样的词。跑市政府、区政府、劳动局、经委、工会、工商局，一个个衙门求来求去给工人找政策，找待遇，找出路。连厂房分开出租是否合乎规定，都要她去找相关的政府官员，硬把人家拽来现场办公——职工们纷纷另谋出路，或挂靠在集团下单干，飞鸽集团的下属企业三年就增加了一百家。大雪天的深夜，她独自一人跟几百名下岗职工谈判，苦口婆心几乎是央求他们不要有过激行动……那段日子给她留下了糖尿病、高血压和一身的病。一次导致她险些半身不遂，不得不提前退休。
“她(龚孝燕)那段时间至少给工人要来六七百万。”一位老飞鸽人说。
对于个人来说，这个数字足够巨大和值得自豪。但要挽救飞鸽集团，只能是杯水车薪。据曾任财务审计处副处长的高用亮回忆，当时飞鸽集团一个下属厂每个月给退休工人看病的费用就高达数百万元，整个集团要想翻身，每个月需要1.5亿到2亿元之间。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的银行贷款和企业欠债的利息，对当时的“飞鸽”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根据飞鸽集团对提供的数据，当时市面上的自行车售价为200元左右，而一辆“飞鸽”的成本是600元。那些兢兢业业一辈子的老工人苦心钻研节约成本，一个七十几道工序的车铃才挣几厘钱；架不住“飞鸽”庞大的非生产部门人吃马喂：企管办、质管办、房管科、行政科、膳食科、幼儿园、医院、技校、职工大学……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冗大结构是一切企业的最终发展方向。
1999年，中央下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逐步把所办的学校、医院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移交地方政府统筹管理。对“飞鸽”来说，已经晚了。
越生产越亏损，成为政府决心从这一行业中退出的重要原因。现在的“飞鸽”，以上部门全部裁撤。仅剩的几个部门也变成了生产人员兼职。
三次“砍树留根”
困境中的飞鸽集团，最大的优势就是“飞鸽”这个名字。
再拖下去，不是办法。飞鸽集团想了个办法：“砍树留根保品牌。”即：剥离一部分生产能力，抽调精干人员、技术和设备，另行组建一个企业实体，飞鸽集团以有偿形式将“飞鸽”这个品牌转让给它使用。这样，就把原先的债务由集团一身扛下，新的企业实体可以轻装上阵了。
1998年，飞鸽集团又咬牙贷款1500万，成立了全资的“飞鸽自行车公司”，赵志国和高用亮都在其中。一年时间，这个公司盈利了1000万元。然而，它能看着拥有上万职工的老集团债务缠身，无动于衷么？1000万盈利全部被集团抽回救急，公司又办不下去了。
“当时有个比方：我们是一艘小潜艇，集团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这潜艇能拖动航空母舰么？”高用亮说。
明晰法律的人不难看出，“砍树留根”并不能一下让“飞鸽”抛下包袱。1999年，上海宝钢集团对“飞鸽”拖欠它多年的钢材款1400万元，提起诉讼并要求查封“飞鸽”品牌，准备逼它拍卖。这时候，政府终于对“飞鸽”多年来的贡献给以了回报。天津市政府介入，与上海方面反复交涉、沟通，最后于 2002年达成还款协议，使“飞鸽”幸免于难。还有几次类似的危机，都被政府出面化解。
很难说清，是不是这次诉讼推动了“飞鸽”的改革。这年，第二次“砍树留根”奠定了今天“飞鸽”的合作形式：合股经营，公私合营。天津市西青区的一家乡镇企业腾达公司出了土地、厂房，天津市经委下属的华泽投资公司拿出400万元，跟飞鸽集团一起成立了“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
2004年，民营企业泰美公司的老总张健加上“飞鸽”的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资808万元，三个国有股东持有的股份缩减到58%。2007年，这个公司的年产量曾达到过130万辆。
然而，在这种经营形式下，股东之间又出现了矛盾。
“当时的股权很混乱，不明晰。比如说我们飞鸽集团用来入股的设备，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设备，没有计算折旧费；总股份1924万元，仅厂房就价值670万元。”高用亮说，当时的各方股东要求“飞鸽”以品牌入股。而在国有股份不占优势的形势下，这就等于出让“飞鸽”品牌。这促使“飞鸽”进行了第三次“砍树留根”。
2009年3月，天津飞鸽集团出资退了各方股份，采取了“管理者持股”的运作模式。它出资500万元，原副总经理张金瑛个人出资300万元，并担任总经理。在东丽区租下一片厂房，成了“飞鸽”的新巢：“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
“她(张金瑛)的300万元，应该也是几个朋友凑的。”一名“飞鸽”员工援引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800万元，成了新“飞鸽”的全部资本。这一下产权彻底清晰了，生产设备也全部换新。“飞鸽”终于成为一家彻底的现代企业，得以卸下包袱进行市场竞争。但这样的规模，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已排不上号。
生产“飞鸽”的，还有飞鸽集团旗下的两个小企业：“飞鸽电动车有限公司”和“飞鸽电动三轮车有限公司”。都是国有与民间资本合资。再加上与 “飞鸽”一样衰落的“红旗”，根据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向《中国周刊》提供的数据：整个飞鸽集团的资产，在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只占1.6%的份额。
与此同时，“永久”、“凤凰”也全部衰落。
来自非洲的怀念
“我感觉，要想做大，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人才。”在刘少奇视察、布什骑车的大幅照片下，高用亮说。
“飞鸽”再想恢复往日的荣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天津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年产4700多万辆自行车，但规模前10 名的企业都是民营，其中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曾经穿过“飞鸽”的工作服。一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请周杰伦做广告代言，出价3000万元人民币。这一数字相当于“飞鸽车业”全部资产的近4倍。
尽管多年来再也没有退休工人堵路，拖欠的医药费、退休金也在逐渐发还，但“飞鸽集团”与那些老厂长、老经理的关系并不密切。有些老“飞鸽”人在聚会时表示：不愿意和现在的“飞鸽集团”接触，怕见了伤心。“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远。”一位知情人如是说。
尽管一再收缩，“飞鸽”的品牌价值仍贯穿到今天中国大地上能通行自行车的每一区域。无论在“飞鸽”的哪一个发展阶段，打假都是它不能放弃的工作。全国各地的假冒“飞鸽”前仆后继。
直到现在，飞鸽车业的管理部长还在江西打假。根据各地客户举报，带着技术人员前去，查实后向当地的工商、质检等部门举报。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客户利益，地方政府要维护自己的市场繁荣。效果无疑参差不齐。
在世界某些意想不到的角落，“飞鸽”的品牌价值还以怀念形式存在。
目前，飞鸽车业的出口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还有一部分来自非洲，确切地说来自赞比亚、乌干达等小国。当年，中国曾向它们或出口或援助过“飞鸽”，现在它们找上门来，指名要买“飞鸽”，而且还是最经典的28款式。
这些车忠心耿耿，负重能力强，在非洲广袤的沙漠和草原上，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老国货复苏的春天还有多远
中国国货老牌有了复苏迹象，这里既有转型市场环境创造的特殊良机，又体现了国人自信心的实质性提升，也有老牌企业的变革努力。但它们的整体性复兴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也许当我们不再把老字号看做是“老字号”的时候，老字号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何佳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品牌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国货老牌似有复苏迹象，我相信这是国货振兴的前奏曲。这大概与以下三方面因素有关。
首先是转型市场环境创造的特殊良机。转型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制度建设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在消费市场上，仿冒伪劣、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早已见怪不怪。消费维权事件数量逐年上升。老百姓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做法就是购买“品牌”商品。
在英文里，“brand”是名词(品牌)或动词(打上烙印)，但在中国人心里，“品牌”还是形容词，大家把它理解为可靠的、放心的。这就是“品牌”在中国的特殊性。国货老牌的核心资产在于诚信和可靠。
年轻一代可能不喜欢老字号，觉得与自己距离太远，但对老字号的信誉是相当认可的。人们怀念老字号，实质是对层出不穷的杂小品牌不信任的反弹。
其次是国人自信心的实质性提升。
改革开放30年，老百姓的物质消费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许许多多稀奇的东西变得平常了，“令人羡慕”的东西变得司空见惯了。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品牌所具有的独特象征意义变得不再那么令人心驰神往了。
遥想当初，只要是西方货，不管是杂牌还是小牌，只要进入中国就是绝对大牌。随着国力提升，西方品牌的这种落差势能差不多已消耗殆尽。雀巢咖啡198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广告语说“味道好极了”，那时，国人是“笑在脸上，苦在心里”。现在百姓的消费经验和知识有了长足进步，不再盲目消费。只要东西货真价实，就是国货，又有何妨呢？
这种国人心态和民族自信的进步，为国货老牌的复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消费预期。代表中国的民族性元素不但不显土，反而让人自豪、受人追捧呢。国货老牌具备这样的基因。
再次，一些老牌企业确实靠全面管理变革走上新路。
例如，百年老牌云南白药运用品牌延伸把自己的独特优势发挥到极致，其背后是董事长王明辉所领导的一系列变革，包括管理、产品与技术、品牌等方面的创新，以及资本结构整合和产权结构的改造。
很多人一定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合资高潮，冲没了一大批国货老牌，大家心生愤慨，却奈何不得。没有资本和实力，谈何谈判上的平等？
上海家化老总葛文耀当时自嘲在合资企业当副总为“不出国的留学”。可见当时不要说一般管理人员，就是企业当家人都不懂品牌管理。现在呢，营销已成为常识，品牌则是老生常谈；人才市场和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公司治理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有极大改变。
那么，国货老牌整体性复兴的春天是否已到来？我个人认为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老牌企业是否能够复兴，到底如何复兴，最终取决于企业的相应战略选择和执行。而作为学者，我从大量研究中得到了一些较具规律性的东西，与其说是结论，还不如说是一些具体问题，这里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希望对诸位有所启发。
首先，老字号品牌的个性(形象)要不要改变？如何改变？我的研究表明，中国老品牌具有突出的“仁和”个性，但“时新”和“高雅”个性评价低下，而外资品牌个性的评价恰好与之相反。此外，与年长世代相比，年轻世代对理想品牌个性的时新需求显着更高。那么，老字号的品牌个性要改变吗？如果改变了还是原来的她吗？
其次，老牌国货要不要大打老字号牌？如何打？中国老品牌具有突出的群体共享联想。
这些联想往往集中于家族性标签老字号。很多企业还要趋之若鹜地申请“中华老字号”认证。反观西方的百年品牌，就以“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为例，你怎么也不会首先想到它是老品牌，却始终让人感觉与年轻一代心心相印。
最后，老牌国货的营销战略坚持以创新为本的理性路线，还是走怀旧的煽情路线？创新就是求变，包括新产品(用途)、新市场、新定位和新形象；而怀旧是挖掘老的元素，唤起回忆，建立起与消费者过去自我的情感联系。两条路线似乎矛盾。
那么，到底孰轻孰重？对老字号的宣传和舆论，似乎总是围绕它们的身世做文章。老牌国货的复苏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舆论取向？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表达对上述问题的意见，那就是，当我们不再把老字号看做是“老字号”的时候，老字号复兴的春天就会真正到来。
老国货的前世今生
梅花运动服 原产地：天津
当年：
见证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辉煌阶段。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梅花”是中国运动员指定出场服装。许海峰获得中国人第一枚奥运金牌、女排五连冠、李宁一次获得六枚金牌时，都穿着“梅花”。
现状：
九十年代起陷入衰落，在国内外新兴品牌的挑战下惨败。商标还在，但已十几年未生产。工厂还在，但已只剩空壳。人员还有，但都在各干各活。近年来，在“豆瓣”网上掀起的老国货怀旧潮中首当其冲，拥有上千名追寻者。
飞跃鞋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59年诞生于上海胶鞋一厂。上世纪80年代穿飞跃鞋是当年的时尚，其影响力可以和今天的耐克、阿迪媲美。
现状：
“飞跃”商标一直未注册，始终停留在中国低端产品阶段。但在欧洲获成功包装，法版 “飞跃”不仅售价高，而且销量也很大。
回力鞋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35年注册，为中国最早的胶底鞋品牌。上世纪80年代时，拥有一双回力鞋在青少年中是潮流的标志。王朔曾写道：“‘文革’时社会秩序大乱，这款鞋和军帽一样是小流氓抢劫的主要目标。经常看到某帅哥穿着‘回力’神气地出去了，回来光着脚，鞋让人扒了。”
现状：
国内市场尚有一定份额，成为大众化、休闲品牌。由于价格低廉和耐磨，经常成为农民工的工作用鞋。在欧洲、东南亚，老款回力鞋售价为国内的20倍。
美加净 原产地：上海
当年：
上世纪60年代诞生于上海家化，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的第一支定型摩丝、第一支防晒霜、第一支定型护手霜……1990年，中国化妆品市场总额40亿元，“美加净”占到3亿。
现状：
在国际化妆品巨头纷纷进入中国的强大压力下，“美加净”也不得不选择与国外合资。然而一路不顺。如今几经拼杀，“美加净”重新夺回了顶峰时的销售额，并在护手霜等细分市场上抢回了第一品牌的交椅，但中国化妆品市场已经增长到340亿元，而“美加净”仅仅占据了不到3%的份额。
凤凰自行车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58年诞生于上海自行车三厂。曾经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出口量长期名列全国自行车行业第一。
现状：
在全国民营自行车企业的冲击下，“凤凰”所占市场份额连年降低。1997年，作为上市公司的“凤凰”在106家同类公司中，获利能力排第102位，丧失了配股资格。目前的“凤凰”逐渐转向出口市场。并在荷兰开设组装工厂，以避开贸易壁垒。
健力宝 原产地：广东
当年：
1984年诞生于三水市酒厂，1984年，伴随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成功，作为指定饮料的“健力宝”大获成功，迅速成长为中国民族饮料第一品牌。
现状：
“健力宝”的浮沉过程，已成为中国商界教科书的必选课程之一。围绕其产权，政府、企业家、国外投资者进行的博弈产生了无数悲喜剧。其创始人李经纬、投资家张海纷纷身陷囹圄。如今的“健力宝”还在生产销售，但在饮料界的激烈竞争下早已风光不再。
北冰洋汽水 原产地：北京
当年：
1956年诞生于北京市食品厂。至上世纪80年代末，北冰洋公司产值超过了一亿元，这瓶汽水成为北京的符号之一。
现状：
1994年重组后，“北冰洋”汽水就不再生产。但在后海等地，一些小店兜售“北冰洋”汽水。厂方认定均为假冒伪劣。
飞鸽自行车 原产地：天津
当年：
1950年诞生于天津市自行车一厂，为中国第一辆自主设计制造的自行车。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辆“飞鸽”就是姑娘出嫁的最好嫁妆。
现状：
经过自行车产业的“国退民进”，几次重组后的“飞鸽”终于成为一家产权清晰的合股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年产上百万辆自行车。然而，天津的自行车产业已是一个私营企业占据绝对优势的产业，“飞鸽”所占的份额只有1%多一些。
百雀羚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40年诞生于上海富贝康家用化学品无限公司。曾经在国内首创全面“护理、滋养”的护肤理念，旗下的百雀羚、凤凰产品系列风靡全国，年销量达上亿盒。
现状：
2000年，百雀羚改制为民营企业。目前仍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忠实消费者年龄偏高。尽管每年销售额达数亿元，但因品牌的毛利率过低，公司每年的纯利润仅有两三百万元。
永久自行车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49年诞生于上海昌和制作所。一度是中国生产最多的自行车，年产量达到全国总产量三分之一。在当年是“宝贝”，当时有句俗话，骑“永久牌”自行车的要是摔了，爬起来必定第一个看“永久”摔坏了没有。
现状：
1993年，“永久”成为中国自行车行业最早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2001年起，上海民营企业中路集团入主“永久”，占有54%的股份。根据其官方说明，目前“永久”自行车年产150万辆。这个数字占中国自行车年产量的1/60。
英雄钢笔 原产地：上海
当年：
1958 年，上海英雄钢笔厂提出“英雄赶派克”口号。第二年，在抗漏、减压、耐高温、耐磨等12个指标中，“英雄”有11个方面超过了“派克”。上世纪80年代末，“英雄”在国内市场居于垄断地位，占有钢笔行业80%以上的市场。1997年，它成为香港回归仪式上的签字笔。
现状：
“文革”后，“英雄”的质量被“派克”远远抛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营出现接连失误，在国内又深受私企造假之害。如今的“英雄”每年销售额2亿元左右，而假冒“英雄”达8亿元以上。
小霸王学习机 原产地：广东
当年：
1987年诞生于广东中山小霸王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借助“唐老鸭”李扬极富穿透力的叫嚷“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小霸王”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在中国学习机市场一时占到80%的份额，年产值10亿元。
现状：
上世纪末，随着8位机技术被逐渐淘汰，小霸王先后转向VCD、复读机市场。而股权不明，又导致其创办人段永平出走，创办“步步高”，成为小霸王的最大对手。“小霸王”迅速衰落。现在的“小霸王”经营饮水机、豆浆机在内的多种机械电子产品，早已非一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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