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却伴随老龄孤独
BBC 2009-01-22 09:30:35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但在中国社会和经济经历巨变的同时,中国的老年人却更加孤独。
杜伦大学应用社会科学学院的研究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老年人的孤独问题。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经济发展的社会后果,即对家庭和生活的影响。
该研究不仅比较了中国不同时期老年人面临的孤独问题,还对此问题进行了跨国比较。研究论文的主要作者杨可明博士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先分析了中国老年人的孤独原因。
杨可明博士谈中国老年人孤独
杨可明博士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忽视了一些负面社会后果,对中国传统家庭产生了影响。另外他认为同西方相比,中国更具有一些独特性。
首先中国家庭规模比较,中国一胎化的政策加强了这个趋势。典型的就是所谓的1-2-4的结构,即一个年轻人要照顾自己的两个父母,还有四个祖父辈的老年人的抚养问题。
另外一个特点是在中国社会老年化的过程并没有和社会保障制度同步产生,而西方的老龄化是伴随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产生。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过程滞后于中国社会的老龄化。
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2005约1.4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1%,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总人口。要改善如此众多老年人的处境,中国当局面临艰巨的任务。
杨可明博士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在家庭结构上作变动,即使在生育政策上一定松动,也不会改变中国家庭规模小的状况。更现实的的办法主要是要让老年人口更多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质量。
为此政府可以把新的资源重新投入到有益于社会生活的方面,比如社区活动,老龄机构等,而不是将新生的大部分经济资源又投入发展当中。
"不能走回头路"
至于如何将经济资源进行社会分配,改善中国老年人的出境,杨博士指出中国的问题是地区发展差异太大,老年人群体的状况也有很大的不同。各地政府往往侧重本地的经济发展,将税收等收入又投入到发展中。
杜伦大学的这项研究指出,中国自7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了社会和经济巨变。中国自1949年后,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国家控制,国家负责就业,住房,儿童,补贴食品,教育,医疗,退休金等。
虽然城乡间因为公有制程度不同,农村的公共生活的程度低于城市,但在农村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除了负责生产活动外,也负责管理生活的许多方面。
虽然集体活动程度高不等于人际关系改善,但是人们的社会交往程度和互动程度因此而提高。那时候老年人的孤独状况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不过杨博士特别强调,这并不等于说,应该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阶段。虽然客观上,哪个时候,人交往的密度高,单位的管理,发挥了社会职能,但单位越俎代庖,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职能。
中国经济高速伴随着城市化和农民工流向城市,农村原有的社会生活解体。在农村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做工,留下来看家务农的大多是老年人,所以老年人孤独问题在农村更严重。
杨博士说,孤独的感觉在中国老年人当中也是分布不平等的。农村老人更孤独。另外丧偶的老年人,女性老年人,相对也更感到孤独。某些群体更容易孤独,心理资源的不平等,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
面对这种全国性的问题,杨可明认为,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过多年集中精力于经济增长后,应该重点考虑经济发展指标外的问题,比如在快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应该静下来,想一想人民究竟要过什么生活。
"无关政治制度"
在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出口需求降低的情况下,中国扩大公共财政,促进内需,开始将财政重点向改善民生倾斜。这是否意味着老年人的福利问题会得到改善?杨克明说目前还看不到有这个趋势。
杨博士希望他的研究能够提醒中国注意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谋种问题的后果,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要忽略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青年和老年人互动的质量等。
至于这项研究是否能够导致某种政治价值判断,即集体主义优于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问题,杨可明说并非如此。
他说他们做的研究并非在政治上不利于中国目前的政策,研究也没有涉及政治制度的判断。他说在西方,经济发展快,社区发展也快。美国的著名学者也在批评美国的社会关系,说美国的"社会资本" (比如能够在社区打保龄球,去教堂…)实际也在下降,这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没有关系。
他们的研究跟目前中国的政策一致。"和谐社会"里面一个只要的要和谐的方面就是老年人和年轻人。在这方面的不和谐也会带来政治后果。比如家庭关系破裂,老年人福利问题,最终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会增加政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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